裴佳南京大学优秀研究生

⑴ 贵溪一中2010高考榜

这是贵溪部分的 2010年 还有些 太长写不上来

徐凯 西安工业大学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徐建勇 湖南工业大学 市场营销
刘垚玲 中南民族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樊燕 长江大学 法学
吴飘平 辽宁科技大学 财务管理
周珍 赣南师范学院 地理科学
祝韵薇 江西中医学院 中医学(文科班)
乐朝锋 南昌航空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何影红 江西理工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占强鹏 江西理工大学 自动化
桂澍 江西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张凡 兰州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邓玉胜 长江大学 物理学(物理教育)
吴秀芳 沈阳大学 英语
杨华斌 华东交通大学 软件工程(+会计学)
张徽 南昌航空大学 会计学
徐丹 南昌航空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陆智鹏 江西农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郑高权 江西农业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邹小芳 江西师范大学 城市规划
黄颖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对外汉语
罗凯丽 聊城大学 英语
黄鹏 解放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自动化(海军潜艇初级指挥军官[
王珍 赣南师范学院 历史学
王恺 江西中医学院 中西医临床医学
宁鹏 南昌航空大学 通信工程
黄辉 江西理工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汪艳云 江西理工大学 对外汉语
钟宝路 江西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方文中 南昌大学▲ 临床医学
陈曦 江西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英语方向)
邹文涛 西南科技大学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陈紫娟 沈阳师范大学 经济学(国际金融)
兰佳丽 中央财经大学▲ 新闻学(财经新闻)
叶丹 赣南师范学院 法学
汪梦玲 江西中医学院 针灸推拿学
吴克亮 江西中医学院 中医学(骨伤方向)
冯梅 南昌航空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杜丹 江西农业大学 交通运输
周丹 江西师范大学 英语(国际商务)
李山 江西师范大学 应用化学
陈国刚 江西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综合方向)
郑聪 郑州轻工业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黄鹏 河北工程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吴裴佳 华北科技学院 工商管理
徐弘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英语
刘建军 赣南医学院 临床医学(影像诊断)
龚建明 南昌航空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徐舒华 南昌航空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张凯 江西农业大学 土木工程
徐志平 江西师范大学 建筑学
兰涛 中南民族大学 政治学类(政治学与行政学、思
吕义桃 河北工程大学 工程管理
杨妞 九江学院 金融学
汪明来 南昌航空大学 工业工程
王京萍 江西农业大学 英语
冯姗 江西师范大学 工程管理
陈晓明 江西师范大学 统计学
江君 集美大学 轮机工程
江伟 福建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蔡卫 金陵科技学院 通信工程
唐嘉蔓 淮海工学院 行政管理
柏宇豪 黑龙江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薛俊涛 河北工程大学 水务工程
杨新仁 河北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刘婷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旅游管理(国际导游)
吴锦强 南昌航空大学 光电信息工程
陈志龙 江西理工大学 稀土工程
吴锋 江西农业大学 生物工程
朱俊 江西师范大学 网络工程
孙莉娟 西南民族大学 应用心理学
苏志海 湖南工业大学 电气信息类
雷依 中南民族大学 政治学类(政治学与行政学、思
杨虹 鲁东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黄萍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工商管理类(含市场营销、物流
汪小娟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英语
邱炫月 江西中医学院 应用心理学
舒松 江西中医学院 中西医临床医学
邵方舟 江西理工大学 稀土工程
揭云 江西农业大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
童晖 南昌大学▲ 临床医学
徐佳辰 江西师范大学 生物科学
邱玥 江西师范大学 统计学
裴建伟 西南科技大学 工业工程
洪琴 淮北师范大学 经济学
吴怡 盐城师范学院 英语
何紫薇 赣南师范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彭超宇 赣南医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张佳兵 江西理工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刘泽锋 江西农业大学 工程管理
凌棚生 江西农业大学 应用化学(含精细化工、药物合
李海红 江西师范大学 英语(国际商务)
裴治东 江西师范大学 英语(国际商务)
祝加兵 江西师范大学 软件工程
周振兴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行政管理(企事业行政文化建设
邓君 江西理工大学 生物工程
龚燕凌 江西师范大学 软件工程
丁旋 广西师范学院 教育学
童超 郧阳医学院 临床医学
赵江 滨州医学院 药学
徐梦乔 长治医学院 医学检验
陈琪 九江学院 临床医学
胡洁琼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英语
童思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法学
吴蒙 赣南师范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吴牡丹 江西理工大学 建筑学
祝志琴 江西师范大学 英语(国际商务)
陈小桃 桂林理工大学 测绘工程
朱剑锋 武装警察部队武汉指挥学院 武警指挥(武警部队指挥干部)◇
黄峥 井冈山大学 软件工程
周桂琴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英语
杨丽萍 赣南师范学院 新闻学
邹翔 赣南师范学院 地理科学
周志霞 江西中医学院 护理学
郑加敏 江西农业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丁博文 江西农业大学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肖建文 江西农业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陈挺 江西师范大学 软件工程
余婷 昆明学院 历史学
李沙 惠州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汤凯 吉林建筑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陈婷 江西教育学院（南昌大学本科 汉语言文学
丰丽芳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会计学(含职教师范)
吴娟 赣南师范学院 对外汉语
周雪英 赣南师范学院 历史学
龚静帆 赣南医学院 护理学
熊文华 江西中医学院 中西医临床医学
彭佳 江西农业大学 生物技术
逢紫祎 江西农业大学 经济学(投资金融方向)
黄炎 湖南工程学院 纺织工程
孔森 南昌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路桥工程
郑培培 南昌工程学院 旅游管理
朱妍妍 南昌工程学院 财务管理
邵丽娜 赣南师范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万小雷 赣南医学院 临床医学(影像诊断)
樊林 江西中医学院 针灸推拿学(康复方向)
朱露露 东华理工大学 市场营销
陈龙 江西农业大学 农学
徐国成 江西农业大学 环境科学
吴珊 江西师范大学 软件工程
汪玲 桂林理工大学 统计学
何巧玲 桂林理工大学 应用物理学
王薛俊雅 福建农林大学 生物安全
江晶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哲学(哲学研究专业干部)⊙
何海锋 九江学院 金融学
杨囡囡 赣南师范学院 应用化学
吴小龙 江西农业大学 生物技术(国际交流项目)
彭志迎 江西农业大学 林学
徐凯 江西农业大学 经济学(房地产经营方向)
彭婉清 江西师范大学 软件工程
洪高航 江西师范大学 英语(国际工商管理)
许亮 泉州师范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杨洋 赣南师范学院 新闻学
汪媛芳 江西中医学院 药学
占龙 江西中医学院 应用化学
魏玄之 江西理工大学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林琳 南昌大学▲ 计算机软件
刘姝 九江学院 城市规划
潘志芳 九江学院 金融学
何娟凤 东华理工大学 广告学(传播策划与新媒体方向)
万鹏程 东华理工大学 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
汪富明 江西警察学院 治安学
童天强 江西师范大学 英语(国际商务)
郭家伟 九江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叶文成 井冈山大学 法学
吴亚华 东华理工大学 测绘工程
江涔成 江西理工大学 市场营销
李婷 江西农业大学 轻化工程(食品添加剂方向)
毕小球 江西农业大学 动物医学
曾加会 江西农业大学 环境科学
张刚 江西师范大学 英语(国际商务)
陶莹 江西师范大学 英语(国际商务)
陈涛 长沙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徐福鹏 上海海事大学 航海技术
乐志文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应用心理学(医学心理学)
余梦霞 南昌工程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汪楠 九江学院 会计学
罗冬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历史学
杨紫婉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徐婷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项雪 赣南师范学院 英语
夏权 江西中医学院 药学
杨海平 江西中医学院 药物制剂
曾丽凡 江西中医学院 中药学(国际交流方向)
宋春华 江西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裴吉 江西理工大学 网络工程
李公明 江西理工大学 地理信息系统
林丽婷 江西理工大学 网络工程
刘璐 江西师范大学 英语(国际商务)
胡萍 云南警官学院 法学
杨叶 南昌工程学院 物流管理
许宗辉 南昌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路桥工程
朱淑英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英语
邵芬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汪凯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电子商务(含职教师范)
张琦 江西中医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医药软件开
徐鹏 江西中医学院 药学
郑来苗 江西中医学院 药学
熊颖 江西理工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徐欢 江西理工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朱波 防灾科技学院 地球物理学(地震监测、地球物
施建星 江西财经大学 软件工程
程楠 南昌工程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黄翠 九江学院 护理学
车成 九江学院 会计学
吕金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旅游管理(国际导游)
余鹏超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化学
杨莹雪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旅游管理(国际导游)
彭辉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历史学
李斌峰 赣南医学院 预防医学
裴志珍 赣南医学院 应用心理学
李璇 东华理工大学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⑵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西北大学考古专业50年历程回顾

举世闻名的古都长安和三秦大地，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非常丰富的文物古迹，为西北大学历史、考古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营造了得天独厚条件。
西北大学考古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38年，西北联合大学南迁汉中城固时，历史系就成立了考古委员会，陆懋德教授等对张骞墓、樊哙墓等进行调查和发掘，发现“博望侯印”封泥和绿釉陶器座等一批珍贵文物，并发表了《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1939年，西北联大改名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成立了考古室，组织师生对汉中地区的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陆懋德教授等先后发表了《汉中各县诸葛武侯遗迹考》和《汉中地区的史前文化》等论文，周国亭发表了《勉县考古记实》等。这是西北大学最早的考古活动。
1938年，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者之一黄文弼，到西北大学历史系任教授。1942年任历史系主任，开设了考古学、史前史等课程，并从事西北史地和考古学研究。1943年受西北大学委托第三次赴新疆考察，考察重点在教育文化及古迹古物等（他在1927至1930、1933年，参加了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发起的中瑞科学考察团，对以新疆为重点的西北文物进行了调查）。任教期间，先后撰写了《罗布淖尔考古记》、《张骞通西域路线考》、《吐鲁番古代之文化与宗教》等专著和论文。
1940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王子云任团长。对河南、陕西、甘肃等地的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获得了大量的资料。1945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累年所得的各类文物、拓片、模型、石窟临摹、绘画、照片等资料100多种，计2000余件全部拨归国立西北大学，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与原有历史系考古室合并，成立了西北文物研究室，王子云随调西北大学任教授，并担任西北文物研究室主任。之后王子云等积极开展相关资料的整理和调查研究，在西安郊区发现史前文化遗址多处，其中在鱼化寨遗址获得一批陶、石、骨器等。著有《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西北史迹文物踏查纪实》、《汉唐陵墓图考》、《唐韦顼石椁发现记》、《古杜国考》等论著。此外，还举办有关金石拓片及汉唐陵墓艺术等专题展览，对历史学科的教学与科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47年5月，为推动西北地区文化古迹的研究，历史、边政两系学生成立了考古学会。组织会员利用星期日分赴市郊考察古迹，利用假期赴甘肃洮河流域考察石器时代遗址，并将考察之成果，精制成三集照片展出。1948年暑假，边政学系21位学生对甘肃、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文物古迹进行了4个多月的实习，实地考察了敦煌莫高窟、焉耆唐代古城、库车千佛洞等古迹。此外，还邀请著名学者裴文中作“北京人”和“渭河、洮河流域古代人类文化之新发现”等学术报告。
1951年，陈直先生在历史系开设“考古学通论”课。1954年，陈直受聘担任文物陈列室主任。1955年，北大考古专业应届毕业生李家翰先生被分配来校任教，为考古教学增添了新生力量。
这一时期，武伯纶、刘士莪等组织历史系的师生参加了麦积山石窟勘察、新疆文物普查、西安白家口汉墓的发掘、咸阳底张湾北周隋唐墓发掘等工作。这些工作不仅积累了最初的田野考古经验，而且为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基于当时国家对文物考古人才的迫切需要，在郑振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冶秋（时任文物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和尹达（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等国家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的关心下，1956年，历史系首先在54、55级历史专业选出部分学生，成立考古班。其后设立了考古专门化，考古专业正式创立。同年成立了考古教研室，马长寿先生任主任，陈直先生任副主任，教师有刘士莪、李家翰等。“西大考古专业的成立，在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了陕西乃至中国考古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石兴邦：《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40周年贺文》，载《考古文物研究》第1页，三秦出版社，1996年）。
从1956年开始，考古专业逐步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教学与人才培养体系。考古教学除本校的几位老师（马长寿、陈直、刘士莪、李家瀚、贾德耀、蔡尔轨等）承担外，还聘请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郭宝钧、石兴邦、金学山、杨泓、郭仪孚、王伯洪、林寿晋、马得志等相继来校分段讲授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考古及考古技术课，形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知名度很高的教师队伍，开始了较为系统的考古教学活动。
时任校长侯外庐还邀请埃及开罗大学考古学家埃米尔教授、日本东京大学考古学家原田淑人教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梦家教授等作考古学术报告，在西北大学形成一股考古热。
除了系统的考古学理论教育外，还十分重视田野考古实践教学。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考古专业师生先后参加了西安唐兴庆宫、铜川耀州窑等遗址的发掘。1958年，在蔡尔轨老师的率领下，考古班的学生参加了宝鸡北首岭遗址的第一次发掘。1960年，56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了陕西彬县（今属长武县）下孟村遗址的发掘，首次发现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早于庙底沟类型的地层证据，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专业创立以来，曾琪、段浩然、黄碧芳、高建民、韩伟、韩保全、郭长江等先后留校任教，教师队伍不断壮大。1961年，考古专门化改称考古专业，但不久由于国家处于困难时期而精简专业，考古专业被迫停止招生。考古教学活动处于停滞状态。
1972年，考古专业恢复招生，考古教研室重建，陈直任主任，刘士莪任副主任。之后，王世和、戴彤心、段连勤、孔哲生、肖安顺等先后到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任教，考古专业的教师队伍得以重建。特别是有丰富田野考古工作经验的戴彤心、王世和的任教，使西北大学田野考古发掘教学与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1973年，刘士莪、张洲与西北大学地质系共同发掘了韩城禹门口旧石器时代遗址。同年，刘士莪、王世和、段浩然、段连勤指导72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发掘。1974年，刘士莪等带领74级考古班部分学生，与北京大学、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合作，发掘了周原凤雏和召陈建筑遗址、庄白青铜器窖藏和云塘制骨作坊遗址等。同年王世和、孔哲生等指导74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了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1975年，贾正中带领74级考古班参加了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上述发掘不仅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在实践中锻炼了教师，培养了学生。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从1956年考古专门化以来，共培养了7届130名学生。他们后来成为我国各地考古学教学科研骨干力量和著名学者的优秀学生，在我国的文博考古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少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这一时期考古专业的科学研究方面也产生了一批新的成果，促进了西北大学的文物研究。其中马长寿在20世纪60年代初撰写的《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充分利用碑刻文字资料，对关中古代部族的名类渊源、地域分布、姓氏变迁、婚姻关系、部族人融合等问题进行了考论。陈直著有《关中秦汉陶录》、《秦汉瓦当概述》等论著，其中《秦汉瓦当概述》一文对秦汉瓦当的文字书体及规格、断代及分期、制法及窑址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至今对秦汉瓦当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77年恢复高考后，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发展，考古专业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教学与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完善，科学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奠定了考古专业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1980年以后，刘士莪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考古专业在专业和学科建设方面不断发展。1986年获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1988年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了文博学院，增设了博物馆学专业，成立了文博教研室，王世和任主任。1989年，增设了文物保护技术专业。1991～1994年，戴彤心任考古教研室主任。1994年起王建新任考古教研室主任。2002年，考古专业被评为陕西省首批普通高等院校名牌专业。2003年，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授予权，同年成立了考古学系（含考古学、文物保护技术两个本科专业），由王建新任主任。2004年，成立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并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中心，建立了考古技术与文物修复实验室，大大改善了教学科研的条件。2005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被批准为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同年，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联合组成的“砖石质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基地”通过专家组评审，成为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2006年，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了文化遗产学院，进一步加强了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与考古学的教学与研究。经过多年的建设，逐步建成了本科、研究生（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成为我国文物考古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重要基地之一。
在教学方面，早在20世纪80年代，考古教研室就组织编印了《原始社会考古》、《商周考古》、《战国秦汉考古》、《隋唐考古》等系列教材和参考图录，邀请苏秉琦、安志敏、李学勤、张光直、田边昭三等著名学者先后来校讲学。1994年开始，考古专业的课程体系做了较大的调整，新开设了专业基础课“中国考古学通论”，传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隋唐五代考古、宋元明考古等7门课程成为方向性的专题课。新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加强了田野考古学、考古技术课程的教学。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汉阳陵考古陈列馆、乾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周原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的支持下，建立了十多个稳定的教学实习基地，逐步建立了由课程实习与综合实习构成的实践性教学体系，形成了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能力相结合、课堂讲授与田野考古发掘、博物馆实践相结合的特色。2003年，对教学内容又进行了改革，修改制定了各门主干课程的教学大纲，加强了重点课程的建设。赵丛苍教授主持的《科技考古学概论》被列入国家级精品课程（2005年），张宏彦教授主持的《史前考古学》（2004年）被列入陕西省精品课程，有“中国考古学通论”、“田野考古学”、“新石器时代考古”、“隋唐考古”等课程被列入西北大学重点课程建设项目。教材建设的速度也进一步加快，赵丛苍、张宏彦、钱耀鹏教授编写的教材《科技考古学概论》、《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考古学概论》先后被列入国家“十五”、“十一五”教材建设计划，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2003年）、《科技考古学概论》（2006年）教材。1993年9月，王世和教授主持的“考古专业电化辅助教学体系的建设”获陕西省人民政府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王建新、张宏彦、钱耀鹏等的“考古专业教学实践的改革”获西北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2001年，钱耀鹏教授获西北大学第一届教案展评（新石器时代考古）一等奖；2003年，钱耀鹏教授获西北大学第二届教学质量奖二等奖；2004年张宏彦教授获西北大学第二届教案展评（中国考古学通论）一等奖， 2004年张宏彦获西北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一等奖，2005年张宏彦编著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获西北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在人才培养方面，多年来考古专业始终坚持“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的人才培养思路，强调“三个重视”，即重视专业基础教学，重视知识视野拓宽，重视实践教学环节，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文物考古高级专门人才。从1977年至2006年，考古专业连续招收本科生27届（含2届专升本班），毕业571人；招收硕士研究生共20届，毕业获得学位者83人。从1985年开始，招收博物馆专业、文博专业专科生10届共250人。毕业生分布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吉林、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西藏、广东、海南、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贵州、四川、重庆等20多个省区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其中陕西地区文物考古研究和管理机构的业务人员90%以上、西北地区70%以上均是我校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或已担任了省、市文物主管部门、文博单位的领导职务，或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及各省区文博考古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业务骨干。此外，多年来还承担了陕西省和国家文物局的培训工作，培训了文物干部数百人。特别是2003、2005、2006年先后承办了三期全国省级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管理干部培训班，培训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文物考古研究所所级领导73人。
在科学研究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考古专业充分利用陕西及西北地区丰富的文物资源，配合田野考古教学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文物考古研究，形成了若干稳定的研究方向，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取得了显著成就。
1980年，戴彤心、张洲指导77级考古班，主持发掘了陕西华县梓里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一处仰韶文化早期墓地和客省庄文化聚落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石、骨器等。
1981年戴彤心、肖安顺带领78级学生参加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秦宫殿遗址的发掘。
1982年，王世和、张宏彦指导79级考古班，主持发掘了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现了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客省庄文化的大量遗迹、遗物。
1983年戴彤心、段浩然带领80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临潼白家村老官台文化遗址的发掘。
1984～1987、1991、1993年，王世和、张宏彦、王建新、钱耀鹏等主持发掘了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现了大量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时代早期的遗迹、遗物。先后有81级、84级、90级考古班和双学位班、85级文博班、陕西省有关县市的文物干部、外国留学生等共计百余人参加了案板遗址的考古发掘实习或培训，成为20世纪80年代培训学生最多的考古实习基地。
1985年，刘士莪等主持发掘了西安老牛坡遗址（含许家寺地点），至1989年，共发掘了六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和商代的墓地、车马坑、建筑基址等一批十分重要的遗迹、遗物。先后有83级、86级考古班和部分研究生在此进行了考古实习，取得了教学与科研双丰收。
1985年，戴彤心、张洲、王维坤等指导82级考古班发掘了陕西宝鸡石嘴头遗址。发现了龙山时代窑洞式居址和大量的陶、石、玉、骨器等。
1988年，戴彤心和傅勇等，率领85级考古班发掘了青海化隆县四更卡拉遗址，为研究卡约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
1990年，王世和、张宏彦、钱耀鹏带领87级考古班学生和日本留学生加藤隆也，参加长安北塬（风雷仪表厂）汉、北周、隋、唐墓的发掘。同年，刘士莪、赵丛苍指导88级考古班首次发掘了陕西城固宝山遗址。至2001年，宝山遗址共发掘了3次，发现有大量商时期的烧烤坑、建筑基址、墓葬等，为探索汉中地区巴蜀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1991年，赵丛苍、张克平指导89级考古班部分学生，发掘了新疆维丄吾丄尔自治区乌鲁木齐柴窝堡遗址和拜城县克孜尔墓地。
1993年，戴彤心、段浩然、冉万里率领部分学生首次发掘了校园内的唐太平坊和实际寺遗址。之后，累积历年发掘和收集的校园文物，在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内设立了校园考古陈列室，成为西北大学的一个特色和亮点。
1994、1995年，王建新、冉万里、指导91、92级考古班发掘了河南渑池班村遗址和山西垣曲古城镇遗址，并与相关科研单位合作，在班村遗址开展了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96年，王世和、赵丛苍、王维坤、张宏彦、周晓陆、冉万里、刘瑞俊等指导93级考古班发掘了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唐崇化坊遗址，出土了唐代“踏步”、唐三彩等大量遗物。
从1997年开始，考古专业开始承担国家基本建设重大考古发掘与科研项目。1997年由陈洪海、刘瑞俊主持发掘了河南小浪底水库区盐东遗址。1997至2004年先后由王建新、张宏彦、赵丛苍、钱耀鹏、陈洪海、冉万里、刘瑞俊主持发掘了重庆长江三峡水库区万州中坝子、上中坝、余家河、白河沟遗址，巫溪河坪遗址的发掘与研究。2006年，由陈洪海、冉万里主持发掘了南水北调河北涞水县西水北遗址，河南镇平县姚寨遗址。
从2000年开始，考古专业启动西北古代游牧民族文化调查研究计划。2000～2002年，王建新、刘瑞俊等与新疆、甘肃两省区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了西北地区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的调查与研究，试掘了甘肃安西潘家庄遗址、敦煌西土沟遗址。2003年，王建新主持了国家文物局重点项目“新疆东部及甘肃西北部秦汉时期遗迹的考古调查”，调查新疆哈密马鬃山区的相关遗存。2003年，钱耀鹏、陈洪海率领2000级考古班部分学生，参加了新疆伊犁尼勒克吉林台库区、特克斯恰卜其海库区古代游牧民族墓地的发掘，对研究战国至汉代游牧民族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同年，赵丛苍带领2000级考古班部分学生,发掘了甘肃酒泉西河滩遗址，发现了早期青铜时代的聚落遗址，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06年，由王建新主持，西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部分研究生参加，发掘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发现了祭祀高台、居址、墓葬等一批重要遗迹，在古代游牧民族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若干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2003年，在陕西省文物局的支持下，西北大学考古学系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启动了“古豳地区域考古研究”项目，钱耀鹏等对陕西彬县、旬邑、淳化一带的古遗址进行了调查。2004年，陈洪海、刘瑞俊、陈靓老师指导2001级考古班学生发掘了陕西旬邑下魏洛遗址，发现了一批龙山时代窑洞式居址和陶窑，其中新发现了可能专用于烧制石灰的窑址。2006年，钱耀鹏、魏女指导2003级考古班学生，主持发掘了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发现了先周时期的聚落和大批极具特色的蛇纹陶器。对于研究先周文化的形成及与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资料。
2004年，考古学系师生参加了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国家博物馆联合实施的早期秦文化研究项目，对甘肃东部礼县一带的古遗址进行了调查。2005年，王建新、赵丛苍、陈靓老师主持，指导2002级考古班学生发掘的甘肃礼县西山遗址，获得了大量墓葬、祭祀遗迹等早期秦文化的考古资料。
2005年，在多年对汉水上游城固宝山遗址和城洋青铜器研究的基础上，由西北大学、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启动了汉水上游先秦时期文化调查研究项目，赵丛苍主持进行了前期的调查工作。
在上述考古发掘、调查的基础上,近十年来，考古专业的学术研究一直保持着旺盛势头，在中国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考古、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古代文物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先后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科研项目40余项。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其中在《考古学报》、《民族研究》、《考古》、《文物》、《中国史研究》等国内外权威和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25部、译著2部。其中，刘士莪教授的《老牛坡》、王世和、张宏彦教授等的《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王建新教授等的《慈善寺与麟溪桥》、赵丛苍教授的《城固宝山遗址发掘报告》等集中反映了考古专业近年来田野考古发掘与调查的重要收获。此外，王建新教授的《东北亚的青铜器文化》、王维坤教授的《中日古代都城与文物交流研究》、戴南海、张懋镕教授等的《文物鉴定秘要》、张懋镕教授的《中国青铜器真伪鉴别》、周晓陆教授的《秦封泥集》、赵丛苍教授的《中国古代玉器》、钱耀鹏教授的《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等和在国内外权威和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大量研究论文，集中反映了考古专业在中国史前考古、周秦汉唐考古和文物研究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体现了专业稳定的研究方向和显著的学术特色。其中王世和、张宏彦等的《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钱耀鹏的《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获2003年获陕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王建新的《慈善寺与麟溪桥》、《东北亚系青铜剑分类研究》获2004年陕西省第七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赵丛苍的《城固宝山》获2004年陕西省第七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⑶ 书法家的名字

中国当代著名书法家:
欧阳中石、 沈鹏、 王镛、石开、陈锦城、言恭达、林岫、 张海、张旭光、王冬龄。

中国当代著名书法家艺术简介：
欧阳中石，1928年生于山东省泰安市肥城。著名的学者、教育家、书法家、书法教育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

欧阳中石既是一位学问家、又是一位教育家。上个世纪50年代初，年轻的欧阳中石考取了辅仁大学哲学系，一年后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修中国逻辑史，拜在逻辑学大师金岳霖的门下。1954年，欧阳中石毕业于北京大学，开始在中学从事基层教育工作。他教过中学的各门课程，深得学生敬重。在长期从事中学教学的实践中，他对语文教学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积极深入的思考，运用他敏锐的目光和明辨的思维，以及对中国语言文字特点独到而深刻的理解，提出了一套科学的语文教育改革方案，并在中学试点，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得到了各界的一致好评。面对欧阳中石，就仿佛面对一本厚厚的书，让你敬重，让你深思，让你味之不尽。只是目前价位已高，如能遇上每平尺5000元以下的作品是可以投资与收藏的。

沈鹏，斋名介居。1931年9月出生于江苏江阴，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出版总社顾问以及《中国书画》主编等职。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沈鹏先生书法擅长行草，并兼及隶、楷多种书体。行草以帖派风格为主，对汉魏碑刻，米芾等宋代书家作品都有较深的研究，论其草书主要得笔于怀素《大草千文》并柔和自家隶书的笔法，形成自己草书特色，有强烈的时代风貌与个人风格。是当代为数不多的达到相当高度的草书家之一。

沈鹏先生在北京按排名除了启功之外，应排名第一。沈鹏先生作品报价：每平尺10000元，2000年以后的作品市场价在6000 元左右，建议藏家如遇每平尺5000元以下作品，可以购买。沈鹏先生书法作品将来不但收藏价值高，而且升值空间还会很大 。

王镛，1948年3月出生于北京。山西太原人。一九七九年考取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李可染、梁树年教授研究生，攻山水画和书法篆刻专业，得到叶浅予、梁树年等先生的指导，一九八一年在研究生毕业展中获叶浅予奖金一等奖并留校执教。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书法艺术研究室主任、中国书法家 协会篆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和发表，被多家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并出版专集数种。现任中央 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东方美术交流学会副理事长。
王镛先生是“中国当代书法的开派人物”他和石开、、何应辉、沃兴华等被称作“流行书风”的领袖人物和“中国书坛的重量级人物”。 王镛先生的书法取向主要是民间书法，他广泛的吸收了“墓志”、“摩崖”、“简帛”、“瓦当”、“金印”、“砖铭”、“鼎铭”、“秦权”等，要论对民间书法的涉猎之广堪称举世无双。虽然王镛先生是当今书坛颇具争议的人物，但是他对“当代书法”——“流行书风”的影响是无人齐肩的。王镛先生的地位、学问、影响、印、书、画、堪称佼佼者。
王镛先生的书法作品目前每平尺8000元左右，市场价格：早期作品（指90年代）约在4000左右，他是这几年价格增长比较快的书家之一。从收藏角度出发，也是藏家必须收藏的书家之一。

石开，1951年生，福建福州市人。原姓刘，别名吉舟，从事艺术职业后改姓石。可以这样说：石开先生是中国印坛顶尖人物。其印风影响当代印坛。早在80年代中期，印坛被称做“三足鼎立”即曰：王镛高步京华；韩天衡雄居海上；石开领风骚于闽南。石开先生也是“流行书风”的领袖人物之一，在当今书坛石开更是颇具争议的人物。石开先生书法带有孤峭奇逸的强烈个性色彩，有人说石开书法如鬼画符一般，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因他的书法个性太强烈，以至与当代任何一位书家都拉开距离。其实解析石开先生书法也是很传统的，特别是早期作品不难看出。他受明清书家影响更大一些，在他书法里随处可见深受黄道周和傅山的影响。石开工篆刻，书法，绘画，诗文皆达上乘，石开无疑是既能继承传统又最具创造性的一位书家。将来必成大器。
石开是最早作为书家（辞去福建书协副主席职务）成为“北飘”一员的，后来干脆辞去中国书协一切职务，以职业书画篆刻为职业。其作品价格是一步一步地提升的，石开性格如同其书法一样有强烈的个性，所出售作品的价格一视同人，作品从不应酬。有人说：因石开篆刻好，在他各种书体中所以篆书最好。我不这样认为，举例说明：如同一名汽车修理工，汽车修得好，不一定汽车开得就好。我认为石开草书最好，石开本人可能也这样认为，从2006年石开作品报价中也不难看出：篆书与行书每平尺2000元，草书每平尺2500元，小字或小品每平尺3000元。目前市场价位：每平尺5000元左右，石开先生作品无论作为投资或收藏都是可以的。

陈锦城, 1958年生。福建福州长乐人。常来往于北京、武汉等地。陈锦城是我国唯一五体均能双手双笔齐下分写异字的书法家.。双笔五体书法开拓者、奠基人。中国历史第一人,楷、行、草、隶、篆五体书法均能同起同落双管齐下,左右开弓双手、双笔分写异字， 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把双手、双笔汉字书写推至艺术的高度。刷新书坛纪录，填补历史空白。
陈锦城先生重视传统，又能超越传统，书画印俱精，书法功力扎实，是当代民间书法与实力派书法代表人物。陈锦城八十年代书法作品展出于北京中国美术馆，并开始潜心研究双笔书法。九十年代被媒体誉为“全能双管，五体俱佳”，书画作品开始销往全国各地和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作品价位逐步提升。
陈锦城先生五体书法均有很高造诣，行草最好，行草书主要得力于孙过庭《书谱》，王羲之《十七帖》，对米芾，徐渭、王铎，黄道周等古代书家作品都有较深的研究，并柔和《石鼓文》《汉魏碑刻》等篆、隶笔法，形成自家风貌。他创作形式多样，单笔有左笔，右笔，还有双笔创作。他的双笔书法既能用于表演，还可用于创作，且实力雄厚——特别是双笔行草书创作更加突出。他通过双笔不同水墨形成的丰富变化与不同的速度变化，使笔法与墨法互补相发，创作了许多精品，这是陈锦城书法对中国书法技法宝库提供的创造性成果。而这一神奇的技巧，成了其书法创作的一个重要表现手段。陈锦城先生书法精品目前市场价位：每平尺3000元--5000元 。市场价位尚不算高，具有很大的升值空间。投资陈锦城先生的作品历史意义不容忽视，投资和收藏前景看好，收藏意义与价值相当高。

言恭达，1948年生，江苏常熟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江 苏省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东南大学书法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从言先生书艺来看，也是了不得。言先生各种书体皆能，以草书和篆书最佳。言先生书法师从沙曼翁先生，得沙翁真传。言先生先生篆书主要从《散氏盘》而出，写出了《散氏盘》的真谛——字体用笔浑朴雄伟，豪放质朴，敦厚圆润，结字寄奇隽于纯正，壮美多姿。有金文之凝重，也有草书之流畅。草书则在传统的基础上融入自己强烈的书写个性和淋漓尽致的性情挥洒。观其草书气势磅礴，结体多变，转化跌宕，线条富有立体感，圆润中又不失疾涩，劲健而又不失柔美，富有旋律的美感。
近年来投资和收藏言先生作品的人愈来愈多，特别是06年下半年以来形成高峰。言先生06年作品价位：每平尺3000元 ，目前市场价位：每平尺2500——3000元 。从目前分析，言先生的作品还有很大升值空间，具有相当大的收藏投资潜力 。

林岫（1945-）女，字苹中、如意，号紫竹居士、颐阳书屋主人。浙江绍兴人。汉族，林岫不仅书法家，而且是诗人。在书协担任主要职务：中国书协副主席、书法教育委员会主任, 北京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在中国女书法家中排名前三位。当前在北京作品价位已高，但与外地价格形成很大差距，每平尺千元以下作品的时常能遇到，存在地域差别。藏家如遇低价位作品亦可收藏。

张海，1941年9月生于河南省偃师市。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郑州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批准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曾任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河南省书画院院长等。书协改选前，张海先生的价格为：每平尺2000元，改选后为：每平尺4000元。目前已达近万每平尺，一般藏家难以接受。不过市场上能见到低价位作品： 每平尺2000元至5000元 。随着先生的名气越来越大，且作品价位俞来俞高，造假的数量也随之增高，赝品充斥市场，藏家要特别小心！

张旭光，是当今书坛比较走红书法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副主任兼《中国书法学报》执行主编，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评审委员会、创作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书法通讯报》主编。 2008年 8月调任到中国美术家协会任副秘书长，目前市场价位尚不算高：每平尺2000元左右，很有投资潜力
王冬龄，1945年生，江苏省如东县人。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协评审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书协副主席等。1966年与1981年先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研究班，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9年应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之邀赴美国讲授中国书法，为该校及加州大学教授，在哈佛、伯克莱等20多所大学举办讲座与展览。1992年底由国家教委招聘归国，到中国书法家协会研究部工作，1994年回中国美术学院执教。1996年赴韩国汉城参加“第四届国际茶文化书画艺术展。”1998年2月巨幅草书参加纽约古根海姆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1999年参加巴黎“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展”，东京“中国二十世纪书法大展”、韩国汉城“现代文字艺术展澳大利亚”“China46”艺术展。2001年3月参加了中国兰亭国际书法节，王冬龄的书法展览与书法艺术专题讲座深受观众欢迎。王冬龄早年师从“当代草圣”林散之，其行草书得林、陆二师真意间又参合了沙翁之磅礴。王先生成名很早，他草书在当代书坛影响很大，特别是他长篇巨作，气势磅礴，震撼心扉。他是一位非常活跃的书家，研究书法艺术如何走向国人和世界，并成功地举办杭州国际草书展；他也是一位非常包容的书家，尽管注重传统、亲和经典，但他也热衷于“现代书法”的探索。

王先生作品06年报价：每平尺3000元。市场价：每平尺2000元左右。王先生作品很受藏家的青睐，无论投资与收藏都是很好的选择

⑷ 周勋初的学术评价

周勋初先生学术研究述评
贯通历代弥纶群言
－－周勋初先生学术研究述评
莫砺锋
一
现代学术的一大特点是分工日趋细密。学者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学术成果的积累越来越丰厚，使得学者往往只能集中精力在某一个较狭小的领域内精耕细作，才可能获得较好的成绩。不说别的，单是把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内每年所发表的研究论著全部读一遍，便会耗去许多时间和精力。在这种态势下，即使心想有所旁骛也难以实施。然而就其本质而言，学术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史方面的学术研究，却又需要广博的知识结构和宏通的学术视野。否则的话，即使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内也难以达到真正的专精。在原则上，大家都明白这些道理，也都希望达到既能博通又能专精的境界，可是事实上能达到这个境界的学者却相当罕见，周勋初先生卓然独立，堪称其中的一个代表。
200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7卷本的《周勋初文集》，其内容包括以下16种著作：《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韩非》、《张骘文士传辑本》、《文心雕龙解析》、《中国文学批评小史》、《文史探微》、《文史知新》、《高适年谱》、《诗仙李白之谜》、《唐诗文献综述》、《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西学东渐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无为集》。其后，周先生又出版了《李白评传》、《馀波集》等书。此外，周先生在文献整理以及工具书编撰方面也硕果累累，限于篇幅而未能全都收入《文集》。那些著作中有些是周先生组织学界同仁集体编撰的，如《唐诗大辞典》、《唐人轶事汇编》等受到学界广泛好评的大型工具书，以及大型古籍整理成果——一千六百万字的《册府元龟》校订。这些书虽然成于众手，但是全书从发凡起例到审定全稿，都渗透了周先生的一番心血。至于其它的几种由周先生独自编撰的书，则都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专著，象其中的《唐语林校证》，就被誉为“当之无愧的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理”的著作（赵守俨先生语）。浏览一下上述书名，就可看出周先生治学的范围十分广博。从时间上看，从先秦、魏晋南北朝、隋唐直到近现代；从学科门类来看，涉及文献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如果分得更细一些，则包括楚辞学、诸子学、谱谍学、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学术史等分枝。卞孝萱先生赞扬周先生“专通结合，又专又通，堪称特立独行，难能可贵”，确非虚语。
那么，周勋初先生是如何取得如此卓著的成绩的呢？是不是他获得了特别优越的治学条件呢？非也。与大多数当代学人一样，周先生走过的治学道路也相当坎坷。他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分配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6年底考回母校读副博士研究生，未及毕业即留校任教。此后，政治运动一浪高于一浪，大学校园也与整个社会一样的喧嚣动荡。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教育界和学术界基本恢复正常时，周先生已经年过五旬了。周先生在《无为集·序》中回忆说：“我的前半生，就是这么七颠八倒地任人摆布，生命消耗在种种‘革命’行动之中。”可谓慨乎言之。即使进入新时代以后，周先生也并未能把全部心力投入学术研究。他先后担任了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南大研究生院副院长等职务，还有不少社会兼职，不但忙于教书育人，而且在学科建设以及社会工作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可以说，周先生并没有得到命运的特别优待，他所以会成为一个又专又通的学者，完全是自身不懈努力的结果。
周勋初先生的性格沉稳宁静，处事方式缜密周详。他在南京大学读书时，曾师从胡小石、罗根泽、陈中凡、汪辟疆、方光焘、张世禄等著名学者，在文字训诂（包括甲骨、金文）、目录学、文学史、文艺学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周先生后来的学术研究经常由于客观条件的变迁而时断时续，而且经常被动地变换研究方向，但是早期打下的坚实基础使他左右逢源，触手生春，从而不断地写出高水平的论著来。例如他在读大学时曾听过楚辞名家胡小石先生讲课，读研究生又重听此课，对在楚辞中涉及的先秦神话产生了一些想法。可是研究生尚未卒业，系里却让他中辍学业并立即承担文学批评史的课程。那个年头大学里的师生都怕沾“白专道路”的边而对学术著述避之唯恐不及，周先生却考虑到自己即将转向专治批评史，遂抓紧时间撰写了《九歌新考》一书。此书是周先生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而且在成书20多年后才得以出版，但它不但平亭众说、考镜源流，而且在论证《九歌》所及诸神时提出了很多新见，实已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准，显示出周先生的著述从一开始就有着很高的起点。又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有不少学者被迫参加了所谓的“法家著作”的注释评论工作，当时也出版了不少书籍，但事过境迁，未见有多少书成为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周先生当时参加了由南京大学承担的编写《韩非子》新注的任务，他却把那个儿戏式的政治任务变成了严肃的学术活动，不但乘机熟读了《韩非子》，而且对先秦诸子也广泛地涉猎了一番，并对《韩非子》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从而写出了《韩非子札记》这部著作。天道酬勤，正是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使周先生在与常人相同的处境中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成绩，从而脱颖而出，成为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内的著名学者。
二
坚实的基本功和勤奋的治学精神是成就一个优秀学者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在古代文史学界，出身于名师门下、且自身勤奋不懈的学者并不少见，但是能象周勋初先生这样在多种研究领域内都获得卓越成就的学者却如凤毛麟角，那又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个中奥秘只能从周先生的学术研究自身中去寻找。
周先生治学，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对自清代乾嘉学派以来的学术源流有深透的理解，而且知各家之异同、短长。宋代黄庭坚赞扬陈师道“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络脉”（《答王子飞书》），周先生对学术源流的掌握也有这种特点。周先生曾为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开过一门名为“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的课程，从近代学者中选出王国维、陈寅恪二人的几篇代表作作为教材，详细深入地解析它们在方法论上的特点，为学生们指点治学门径。他还曾对黄侃、胡小石、陈寅恪、朱东润、罗根泽、程千帆等学者的治学特点写专文予以总结、论析。周先生后来把这些讲稿和文章编为《当代学术研究思辨》一书，于1993年出版问世，受到热烈的欢迎，被多家兄弟高校采为研究生教材。事实上，周先生对学术源流的理解和掌握并不仅限于此书。周先生平日与我们闲谈时，常会兴致勃勃地谈论有关近代学者的趣闻掌故，对缪荃孙、沈曾植、陈三立、李瑞清等人的情况如数家珍。然而周先生在方法论上并不局限于此，他对近代学术受到西方思潮影响的情况也非常熟悉，曾撰写《西学东渐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书对之进行剖析。他对当代的海外汉学进展情况也十分关注，与许多著名的外国汉学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正因如此，周先生在方法论上就能转益多师，从而博采众家之长，并融会贯通而形成自己的学术路数。
周先生把熟读基本典籍视为治学的必要准备条件。我经常听到他说，某某前辈学者对某书读得真熟。事实上他自己也熟读了许多基本典籍，对所研究的领域内的基本文献几乎达到了烂熟于胸的程度。当然，任何人阅读的书总是有限的，象周先生这种研究领域十分广泛的学者，更加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有关文献。于是周先生采取了前人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治学从目录学入手。他在写第一本专著《九歌新考》之前，就曾按饶宗颐《楚辞书录》所附的楚辞学书目按图索骥，从而透彻地掌握了《九歌》研究的学术现状。他从事《韩非子》研究时，也先查阅了许多有关书目，并对《韩非子》的版本源流作了深入的考察，写出了《韩非子版本知见录》一文，然后才开始研读其文本。周先生还亲自动手撰写书目，例如1990年出版的《唐诗大辞典》有一个附录《唐诗文献综述》，这是由主编周先生亲自撰写的。唐诗文献浩如烟海，但周先生在这篇5万字的综述中非常全面地介绍了这些文献的情况，把它们分成文集、史传、小说、谱谍、碑志、壁记、登科记、书目、诗话、艺术、地志、政典、释道书等13类，不但论述了每类文献的性质、产生背景、流传情况，而且介绍了此类文献的重要典籍的内容和使用价值。这篇综述对于唐诗研究者、尤其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具有十分实在的指导意义，因此受到广泛的赞扬，周先生把它从《唐诗大辞典》中抽出来独立成篇，原因就在于此。然而目录学的学术意义决不止于提供书目，它还有更重大的学术意义，那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语），周先生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运用目录学的。周先生在《唐人笔记小说考索》的后记中自述其心得：“我的研究方法，是先从目录学入手，把唐代笔记小说放在学术史的洪流中加以考察，然后将它置于唐代文化的大背景下予以审视，结合政治、历史、宗教等多种因素，探讨它与其他文学门类的关系和影响。”的确，如果不是从目录学入手，如果不是对目录学的深层学术意义有透彻的理解，就难以具有如此宏通的学术眼光，并对学术源流具有如此清晰的把握。
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是多层次的，他虽然有很强的思辨能力，但决不轻视文献考释等基础性的工作，并把文献整理看作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他写了《文献学与综合研究》一文来专门论述文献整理的重要性：“一个专业的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对此应有较多的知识，才能熟练而恰当地处理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具有深厚文献学基础的人就有可能掌握并使用最恰当、最可靠的材料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可信的结论。”在这方面，周先生的《唐语林校证》堪称是典范性的成果。《唐语林》虽是宋人王谠所著的一部笔记，但是其材料却大多采自唐代的著作，所以是研究唐代文史时不可或缺的一部笔记。《唐语林》的原序目中虽然列出了所引书目五十种，但是正文中并未注明出处，再加上编纂和流传中产生的种种错乱和残佚，遂使此书的材料源流不明，真伪莫辨，文字上的讹误更是层出不穷，使用起来非常不便。周先生评价《唐语林》说：“一、这是一部很好的书，材料很可贵。研究唐代文史的人，一定得用作参考。二、这是一部很糟的书，太杂乱。不经过整理，就很难阅读。”可谓一针见血。在这种情况下，周先生接受了中华书局整理《唐语林》的约稿任务，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生动地体现了周先生不计名利、只想为学术多作贡献的精神。周先生为整理《唐语林》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此中辛苦真是难以为外人道也。他首先对《唐语林》的文字进行校勘，不但遍徵此书的各种版本，而且运用大量的总集、别集、类书、笔记等旁证材料来作比勘，从而整理出较为可信的文本。他然后又进行文本溯源工作，尽可能找出每条条文的出处，用原书或后代引用过此条的类书来比较异同，并辑补了佚文20多条。他还对书中难以索解的唐人习语、双关语和冷僻典故等作了解释，帮助读者读懂原文。他还撰写了所引各书的提要，编制了引书索引和人名索引。经过几年的辛勤工作，一部版本可靠、源流清晰、释义精确的《唐语林校证》才出现在学者的案头。此书受到著名学者赵守俨、程毅中、王国良等人的高度评价，连美国的《中国文学》杂志也专门发了短评予以好评（第11期），真是名至实归。周先生本人也专门为此书而写了《唐代笔记小说的整理心得》一文，不仅自道其甘苦，也为后学的古籍整理工作指示了正确的门径和态度。
经周先生之手的古籍整理大多达到了高度的学术水准，比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就是由周先生利用在日本讲学的机会复制了京都大学辑本，并多方访求，拾遗补阙，才得以最终编成的，周先生还为此书撰写了长篇前言以介绍此书的原委和特点。许逸民先生称赞此书“为新选学发展史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可证其学术价值之高。又如周先生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其创意虽是模仿前人的《宋人轶事汇编》，但是无论是体例之完善、编选之精审，还是资料之浩博、出处之准确，都堪称后来居上，是一部详实可靠的工具书。2006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册府元龟（校订本）》，是周勋初先生领导南大古典文献研究方面的同仁集体完成的大型古籍整理成果。《册府元龟》卷帙浩繁，原文又不标出处，整理校订的难度很大。周先生为校订此书制定了严密周详又切实可行的条例，并在实际的校订工作中对参加者予以精心的指导，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经过长达十年的努力，全书终于出版，并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成为大型古籍整理方面的标志性优秀成果。可以说，周先生在目录学和古籍整理、工具书编撰等方面的工作不但为其整个学术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其自身也达到了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是周先生对学术作出的无私奉献。
三
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更值得称道的优点是既能博通又能专精，前者主要体现在他能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和时代断限之间做到融会贯通，触手生春；后者主要体现在他的研究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证式研究，每本书、每篇文章都能落到实处。这两者也许可以归结为“大处着眼，细处落笔”八个字。
周先生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他的研究打破了当今学术界习以为常的一些疆界，把不同学科、不同时段的研究对象放在一起进行统一的观照，从而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界。当今的学者，往往把研究工作集中在某一个时段，或某一种文体，甚至某一位作家、某一部作品。可是我们很难说周先生的研究对象是哪一个时段或哪一种文体，更不能说他是专门研究哪一位作家乃至哪一本书的。从时段上说，周先生至少在先秦、汉魏六朝、隋唐、清至近代几个时段的文学史或学术史研究中都堪称专家。从文体上说，周先生至少在楚辞、诸子、古代散文、诗歌、笔记小说等方面都堪称专家。更不用说他的研究其实还跨越了文学、史学两大学科，他在研究中运用过的方法还涉及神话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而且常常把几种方法综合起来运用，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汉人王充说：“博览古今者为通人。”（《论衡·超奇》）又论“通”之重要性说：“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论衡·别通》）“通”之一字，在学术上的意义本有两重，一是指知识面广，《易·系辞上》：“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孔颖达疏曰：“言通晓于幽明之道，而无事不知也。”二是指通晓事物的变化之道，《易·系辞上》云：“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孔颖达疏曰：“物之穷极，欲使开通，须知其变化，乃得通也。”正由于周先生的学术研究中贯穿着这种“通”的精神，才能达到博古通今、出入文史的境界，才能对古今学术的渊源流变有深刻的把握。
周先生学术研究的“通”有两点明显的表现，一是其学术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上文已经涉及，兹不赘述。二是其学术研究经常体现出宏通的眼光，不仅视野广阔，而且脉络清晰，真正做到了一以贯之。在周先生的心目中，无论是文学史还是学术史，都是一个整体，他对它们都有着全局在胸的把握。例如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书，以20多万字的篇幅展示长达3000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同类著作中可能是最为简洁的。此书出版后广受学界欢迎，不但在国内多次印刷，而且被译成日文、韩文，在国内外许多所大学被采为教材，除了其简洁明了的优点之外，其内在的“一以贯之”的清晰脉络显然是最重要的原因。蒋凡、汪涌豪先生评此书：“疏而不遗，俭而无阙，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确非虚誉。即使是单篇的专题论文，周先生也常常能做到小题大做，在具体问题的论析中表现出他对其来龙去脉的整体性把握。例如下面两类论文：
第一类是论述对象自身即具有贯通不同时代的性质的论文，如《古今文史观念的演变——以正史、小说为重点所进行的探讨》一文，对中国古代关于笔记小说的史学价值的观念之发展演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指出古代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虽然在近代逐渐有所变化，但仍未得到彻底扭转，并提议进一步开拓正确地处理小说材料的治学途径。又如《登高能赋说的演变和刘勰创作论的形成》一文，从《文心雕龙·诠赋》中论及“登高能赋”说对赋体之形成的作用说起，对此说在古代文献中的各种表述循本溯源，分析异同，从而指出此说在各种典籍、各个时代具有不同的含义和性质，最终得出刘勰虽引古语而实已注入新义的结论。此类论文虽然篇幅不长，但其中贯穿着文学史或学术史的通变意识，如果不是全局在胸，是不可能如此高屋建瓴的。
第二类论文的论述对象本是某个具体的问题，但在周先生笔下也做到了见微知著，贯通古今。例如《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一文处理的是一个比较细小的问题，即前人关于哪首诗是唐代最好的七言律诗的争论。但是周先生并没有象前人那样孤立地对那些作品作孰优孰劣的评判，而是把各家的说法置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予以考察，并进而指出各家的说法都与其所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典型地体现出唐、宋、明、清四个时代的不同的文学观念。这样，此文不但为“唐人七律第一”之争这个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而且为我们考察唐宋以来的文学观念之演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与此类似的还有《郭璞诗为晋中兴第一说辨析》、《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与不虞之誉》等文。应该说，要在第二类论文中体现出通识要比第一类具有更大的难度，因为当研究者关注此类题目时，往往会受到它们的研究对象的微观性质的束缚，从而入而不出，并影响其结论的准确性。如果长期如此，还会使研究者陷入琐屑、狭窄的境地而不能自拔。
那么，在学术研究中追求通的境界，其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周先生对此有十分明确的答案，他讲解陈寅恪的《论韩愈》的一篇文章就题作“通才达识，迥出意表”，并在此文的开头说：“事物之间的联系充满着辩证的关系。有些事物之间，看似绝无关系，甚至还有相互排斥的情况，但若细加考察，则仍可以发现彼此之间有其内在联系。人们观察事物时，如果只是停留在表面现象上，那就只能人云亦云，在低层次上作些论述；但若能发掘出事物之间的潜在着的深层联系，并能深入地加以阐发，最后取得大家的公认，这类文字才有可能被人认为具有发人之所未发的创见。显然，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学养，培养敏锐的感受力与观察力，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建树。”这段话说得十分精采。所谓“发掘出事物之间的潜在着的深层联系”，也就是深入事物的本质，因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之间本来就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即使有些事物以孤立的状态出现，那也只是表象而非本质，这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的根本性质。正因如此，深刻的研究必然要关注事物之间的联系（包括共时性的联系和历时性的联系），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对单个的事物作孤立的考察。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正是这种学术理念的生动体现。
四
周先生的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朴学色彩，但是并不严守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训诂的藩篱，程毅中先生为《周勋初文集》所作的书评题为“寻求新朴学发展的道路”，可谓探骊得珠。朴学，究其本义，是指一种朴质的学问，故清人用来专指经学中特重考据训诂的流派。周先生对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是很钦佩的，但是他更加心仪的是以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的现代学术传统，他说：“近百年来，我国学术界出现过好几位杰出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等人，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洋学术新的研究方法，他们的成就，必须继承。”周先生本人的学术研究，也带有同样的特点，程毅中先生评之为“文献学和综合研究，体现了一种具有朴学精神的治学方法，也许可以说是开拓了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史研究的道路。”这种“新朴学”的内涵当然是十分丰富的，它在周先生的学术研究中也有多方面的体现，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则是不尚空言、意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证精神。
学术研究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著书作文的目的是什么？在周先生看来，治学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周先生对那种游谈无根、老生常谈式的论著是很不以为然的，他本人的论文无论长短，都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而展开的，而且都能得出一个切实的答案。当然，这个答案必须是具有新意的，甚至是发前人所未发的。周先生的文集中颇有一些题目就很新警的文章，例如《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刘勰的两个梦》、《〈文选集注〉上的印章考》等文。曹操、曹丕、曹叡“三代立贱”，即把出身贫贱的女子立为后妃，这个现象早在《三国志》的裴注中就提到了。但是人们一般只把它看作曹氏作为“赘阉遗丑”的家族的非礼妄为，却并未深究其本质。周先生通过仔细的分析，指出曹氏此举不但含有阻止后族干政的政治目的，而且意味着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离弃，曹氏的这种家风对“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文学有深刻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说到他早年作过的两个梦，一是梦攀彩云，二是梦中随孔子南行。这两个梦有什么意义？刘勰为什么要在书中写它们？周先生对此作了精采的分析，他考察了当时文人常常梦及多采之物的现象，以及盛行一时的占梦之风，从而指出刘勰托梦示意的意图，于是刘勰的两个梦的意义就昭然若揭了。这些文章从选题到切入角度都具有别出心裁的创新意义，读来有耳目一新之感。
如果说上述论文的共同性质是题目都很新奇且较窄小，从而易于出新的话，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周先生的论题较为宏大的文章。《梁代文论三派述要》是周先生写于文革之前的重要论文，此文把梁代的文论分成守旧派、趋新派和折衷派，详尽地论述了各派的特点和彼此间的分歧，从而对梁代文论有了整体的把握，且弄清了其内在脉络。此文较早传到海外，被台湾学人誉为“探骊得珠，允称佳制。”《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一文所讨论的是前人聚讼纷纭的旧题目，但此文既把韩、刘关系置于中唐的政治、文化背景中进行宏观考察，又结合两人个性等诸多具体因素作微观分析，从而得出了比较新颖且公允的结论，很有说服力。《叙〈全唐诗〉成书经过》一文对《全唐诗》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详细论述了扬州诗局迅速编成《全唐诗》实因沿袭季振宜《全唐诗》及胡震亨《唐音统签》的奥秘，这对学界正确评价《全唐诗》并理清唐诗学史的自身脉络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此文发表后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傅璇琮先生认为它“是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此外如《元和文坛的新风貌》、《北宋文坛上的派系和理论之争》等文也都具有后出转精、推陈出新的特色。至于他的《魏晋南北朝时科技发展对文学的影响》、《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宋人发扬前代文化的功绩》等文，体现出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敏锐的目光，对拓宽学术领域具有更大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周先生曾自述其治学心得说：“从事学术研究，应把‘发前人所未发’作为第一要义。假如只是改头换面地抄袭前人的某些观点，或是把许多他人的观点综合一下，或是在前人的结论上再增加几条材料，都算是创新，那又有什么意味？”（《顺其自然地登攀》）又说：“文中必须有创见，力争在学术上有所突破，这是从心灵中流出的精液，更能激发你魂牵梦萦的感受。”（《书林跋涉的自白》）如果你读过了周先生的全部论著，定会觉得这真是一位成功学者的肺腑之言。这些话虽然说得相当平实，但实际上已提出了一个相当高远的学术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周先生的这番话也可看作是一个学界前辈对后来者所传授的经验之谈，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周勋初先生虽已年近八旬，但他老当益壮，好学不厌，仍然象以往一样勤奋地读书、治学。在《周勋初文集》出版之后，他精心选编的《李白研究》一书已经出版，此书前言对百年来的李白研究作了全面的总结，选文则用宏取精，得到国内外李白研究界的高度重视。作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评传从书》之一种的《李白评传》则凝聚了周先生多年研究李白的心得，在李白的家世、生平行事及思想倾向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开拓，堪称李白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薛天纬先生认为：“由于基本史料的限制，李白的实证性研究已少见有效进展。本书却能独辟蹊径，揭示了李白独特思想形成的深层背景，为解读李白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观点。”由周先生指导的马来西亚留学生余历雄博士将老师的教诲纂成《师门问学录》一书，记录了周先生在循循善诱的教学过程中所发表的许多富于启发性的学术见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周勋初先生依然笔耕不辍，在《文学遗产》等重要学术刊物上仍不断出现他的学术论文，由他主持的重编《全唐五代诗》、《宋人轶事汇编》等工作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一位勤奋不懈的耕耘者方能长葆学术的青春，在周先生的学术活动中正闪耀着中华传统文化那种生生不息的精神。
[原载《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莫砺锋编，中华书局，2008年4月版，第569～579页]

⑸ 想系统自学风水，求有大师教我先看哪本书，再看哪本书。。

先去了解风水的定义吧。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切合实际探究；做到看一眼就能断出风水地、并且可以分析出风水如何形成。接着你可以去学相术，有道是：未精风水、首通卦。相术和风水是相辅相成的。学风水者，必定要学会卜卦，测算吉凶。因为你帮人勘测风水，要先看主顾的生死福祸。不然会出现：你为人勘测、寻断的风水宝地一流，但主顾却不久就暴毙。那就是主顾的命中劫数，与风水无关；最后其家属还会将矛头指向你。所以总的一句“欲学风水者，先会卜吉凶”。

⑹ 武警山西省总队医院的医院专家

裴咏桢：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我军著名肝病专家、中华医学会肝病研究所理事。毕业于徐州医学院医学系本科5年，毕业后一直从事内科临床工作，于2001年在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进修1年，2004年在南京大学医学院就读研究生，2006年获硕士学位，在国家及省市级杂志上发表论文十余篇，约十万多字，论著一篇，能够阅读外文资料。著名肝病专家，中华医学会肝病研究所理事，从事传染病工作几十余年，其在肝病诊断和治疗上有丰富的经验。现任武警山西省总队医院肝病科主任。
林桂华：硕士生导师、主任医师、中国肝病研究协会委员，毕业于四川华西医科大学，从事肝病科研、教学、临床诊治工作30余年，现为中国肝病研究协会委员，中国解放军总医院客座教授，中国解放军军区传染科主任。中华名医协会理事、中国科技研究交流中心研究员、美国中华医学会会员、国际华佗医学会会员。《现在医学临床与理论研究》编委。全国感染性疾病系统专家委员会专家，全军科技成果奖、医疗成果奖评审专家、被誉为肝病界医疗研究的引领者。
刘美丽：著名肝病专家，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从事传染病工作30余年，多次出席国际世界卫生组织肝病防治交流大会并发言，擅长重型肝炎早期诊断和治疗，新型肝炎的病原研究，特别对各种常见型乙肝、肝硬化、酒精肝等相关的肝脏疑难病例有较强的诊断和鉴别诊断能力。多次出席国际世界卫生组织肝病防治交流大会并发言，擅长重型肝炎早期诊断和治疗，新型肝炎的病原研究。并撰写论文三十几篇，刊登于国内外知名杂志。他视病人为亲人，待人和蔼可亲，深受同事和患者朋友的爱戴。
1、杨海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会员，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会会员，在三甲医院从事泌尿男科临床科研工作二十余年。先后在国家级及省部级刊物上发表论文几十篇。擅长各种泌尿男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其独特的治疗方法对久治不愈的男性不育症、性功能障碍、慢性前列腺炎和各类生殖感染疾病具有疗效好、治愈率高的特点。深受医疗界同仁和广大患者赞誉。现任武警山西省总队医院泌尿科主任。
3、李炎唐：1956年哈尔滨医大本科医学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泌尿外科研究员，美国休斯顿贝勒医学院博士后研究员。解放军总医院、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自1975至1995年为邓小平、李先念、王震等21位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13位军委委员做过手术，为多位国际重要领导人会诊。李炎唐教授从事医学泌尿外科学。精通泌尿外科理论和技术。特别在前列腺增生症和癌、泌尿生殖系统肿瘤等方面有精深的研究。
4、米振国：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原山西省肿瘤医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山西省医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男科学会全国常委，国际泌尿外科学会会员，中华医学会男科学会常务理事，山西医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5、王伟：毕业于河北医学院，长期从事泌尿外科工作，尤其对中青年多发性生殖感染疾病以及生殖整形的治疗方面有独特的见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发表论文数十篇，曾获“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现任武警山西省总队医院泌尿外科的主治医师。
6、徐勇杰：1997年毕业于山西医科大学医疗系，1997年7月武警山西总队医院，2001-2002年在北京友谊医院泌尿肾移植科进修，2004年就读山西医科大学在职研究生学位，擅长肾移植、经尿道腔镜治疗老年前列腺增生。膀胱肿瘤，治疗泌尿科肾脏肿瘤，肾上腺肿瘤及其他常见泌尿科疾病，并有成熟丰富的经验。获部队活体亲属肾移植科技成果三等奖。
7、张弧：1965年大连医学院医疗系毕业。1966-1968年解放军322医院外科医师。1968-1983年解放军322医院外科从事普外、泌尿外科工作。1983年转为医院担任外科主任。1993年任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曾任泌尿外科协作组委员，副主任、从事普外、泌尿外科临床工作近40年，在普外、泌尿外科各类疾病诊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特别擅长于老年前列腺增生（肥大）、泌尿系肿瘤、结核、畸形等疑难杂症的诊断及治疗。
8、李国毅：1984年毕业于白求恩军医学院医疗系，本科学历，曾在解放军第276医院外科工作。从事普外专业近20余年，在肝胆、胃肠、等普外专业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较早开展了腹腔镜胆囊切除、肾移植等手术，其中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完成上千余例，取得满意疗效。获武警部队医疗成果奖一项，发表论文20余篇。
9潘洪华：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现任武警山西总队医院泌尿外科中心副主任医师。一直从事男性生殖泌尿疾病临床工作数十年，在临床诊疗中熟练运用临床医学知识对泌尿生殖系统疾病作出准确判断和系统治疗，对衣原体、支原体等病原体微生物引起的尿道炎、睾丸炎及前列腺炎有独特的有效的治疗方案，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易复发的病毒感染性疾病（病毒疣、疱疹等）。

⑺ 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毕业生，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北京，一个上海，本地人多吧。应该代表了风格和特色。我复旦的校友接触的多一些，很享受生活，很modern。清华的给我的感觉是静，也许是想表现出沉稳吧。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现在做梦梦的感觉不一样，做梦上了复旦你后悔没上清华，做梦上了清华，你又后悔没做梦上复旦。

作为相差不大的985高校，明显看个人实力，学校给的敲门砖都差不多，仕途，选调生上面，复旦可能吃亏一点，其他影响不大。

对于社会需求大的热门专业，这两个学校都好找工作，需求小的，一样不好找工作。尤其是冷门专业，神仙专业，家庭好的能找工作，家庭不好的难找工作。

而且，复旦和北大相似度高一些，都有一颗自由而无处安放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