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自缢

『壹』 中科大博士自杀：在中国，学生如何处理好跟导师的关系

这几天有一条比较引人关注的新闻，中科大失联的博士刘春杨，他的遗体被人们在某处芦苇荡出寻找到。

据新京报的报道，刘春杨在读博期间曾被延期毕业一年。报道中还提到，2019年新年之际，刘春杨的父亲刘发友想给儿子的导师陈伊翔打个电话，表示一下感谢。但导师陈伊翔就说了一句“我已经一年多没看到他了”，随后便挂了电话。

无论什么原因导致了刘春杨的轻生，但我们可以发现，刘春杨跟导师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一个在读博士生一年多没有跟导师联系和见面，实属太不正常。

我想到去年的另外几起博士在校期间自杀的事例，起因全都是因为跟导师的关系不和。如西安交大选择跳河自杀的博士杨宝德。具体可以看其女友发布的《名校博士不堪导师奴役自杀身亡，导师冷漠无情不闻不问》一文。再如，武汉理工大学的研究生陶崇园因长期受到导师王攀的压迫，被迫给导师买饭打扫卫生，甚至被迫叫导师爸爸等，而选择跳楼。

类似的事例屡屡发生，除了反思完善我们当下的硕博士导师制度外，还引人进一步地思考：在中国，学生应当如何处理好与导师之间关系。

我这里所说的处理好关系，并非是说，学生们需要去不断的奉承，拍老师马屁。只是说，学生如何才能与导师有一个正常的、和谐的师生关系。上述这些悲剧的事例中，他们都没有能够做到。当然，悲剧的发生，与双方都有关系。

尽管世界各国学生与导师的关系都存在类似，但在中国，还是有一些差别。因为中国的学生与导师的关系，带有些传统师傅与徒弟的色彩。

我认为，在中国，在当下制度体系没有一个有力改变的情况下，学生在跟导师相处的过程中，要做到两点：学会主动和学会拒绝。

在我读书期间，也曾看到有一些学长或学妹偶尔会帮导师买饭，送到导师办公室。严格定义起来，这应该是与学术无关的事务。但我个人建议，学生帮忙做些这些事也无妨，不要计较太多。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换作是舍友让你帮忙带饭，你怎么办？你肯定会帮忙。因此，可以把这些跑腿事情想像是帮朋友的一个忙，出于友情。

关键这里有一个问题，万一真的遇到那种，屡次让你做这些与学术无关的事的导师，又耽误了你太多的时间，你该怎么办呢。

比如出现了《名校博士不堪导师奴役自杀身亡，导师冷漠无情不闻不问》文里描述的“上博士2年来，杨的学术科研没有任何进展，但却经常被要求早上去停车场接送她去办公室、拎包送水;还得陪她吃饭，逛超市，去她家打扫卫生，给她擦车冼车，陪她出去应酬，酒桌上被要求给她挡酒，喝醉后还得陪她打麻将”······

我主张，没有商量的余地。在本身科研没有出现任何成果的情况下，在面对导师这些要求时，学生应当学会拒绝。 而我们发现，在这些事例中，学生们都拉不开脸，而是任劳任怨地做着任何合理与不合理的事。宁可自己咬牙坚持受累，也不愿或不敢拒绝。

但拒绝也要注意讲究一些方法，最好不要粗暴的拒绝。

我想起了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我读研期间，因学业上的事务跟某一个女副教授接触多些。随后，这位女老师就时不时地指使我，帮忙做些苦力活，比如她换办公室，让我去帮忙搬花盆，整理分类书架上的书之类的，久而久之，我心里就很不情愿。

有一天，我就提出了拒绝，但我没有很生硬的提出。我低着头一副很委屈很抱歉的样子，说我有某很重要的事需要去做，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最后她也没办法，只好接受了。自那以后她没有再找过我。

尽管她心里肯定有些不开心，但我态度上至少没有出现生硬的拒绝，没有生硬的博了她的面子。毕竟，我是“怀着一颗想效忠而不得已必须离开的态度”。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更高明的，不太驳对方面子更好的做法，这时的稍微“装腔作势”一下又何妨。

但如果这样做还不可以，我们必须勇敢的进一步提出拒绝。试想，一个丝毫不考虑学生想法和自私的导师，有什么能力和资格，给予你做人和做学问上的指导和教诲呢。我们可以向学校提出换导师的申请，甚至可以搜集好证据，大胆的为自己的权利而据以力争。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有的时候，一些咄咄逼人的人就是这样，专拣软柿子捏。

在国内，很多博士都是农家出身，而农村出来的孩子一般都比较朴实，加上从小成绩就优异，自尊心也很要强，习惯于隐忍和负重。但一旦心理上变得无法负重，就容易陷入死循环，找不到发泄口而一下子爆发出来。

我们知道，在高校里，有相当一部分的导师是比较忙的，忙着自己的科研，忙着自己开的公司，忙着自己的行政事务。这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学生把导师形象称作为老板的原因。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让自己学术上有所进步，你必须得主动联系导师。 比如，你可以常谦逊地给老师发信息或邮件，提出希望在导师空闲时，能够当面请教一个问题。又比如，经常主动问导师，在老师的科研项目上，自己能不能参与，尽一份力。甚至劳动有钱，没有钱都无所谓等。

迟早，你的主动好学会被导师所关注。我想起了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里写的，当初他求教老师学问的场景：“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

从古到今，求教学问，寻求自己的进步，都是需要主动的。

另外，你千万不能奢求或要求导师会天天催着你看书做实验。因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贰』 武汉理工如何回应“坠亡研究生导师王攀恢复招研资格”

武汉理工大学微信公众号11月27日晚间发布情况通报，近日，在武汉理工大学2020年通过博士、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核的教师名单公示期间，学校收到对教师王攀资格的异议。学校对此高度重视，经审核，决定该教师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不予通过。

此前，有网友爆料称，陶崇园导师、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教师王攀已恢复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网络截图显示，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官网11月20日发布的一则《关于学校2020年通过博士、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核的教师名单公示》中，王攀位列通过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核教师名单之中。

(2)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自缢扩展阅读

陶崇园坠亡事件：

2018年3月26日，武汉理工大学在读研究生陶崇园坠楼身亡。随后其家人在网上控诉其导师王攀占用陶崇园大量个人时间给他做私人家务：上门洗衣、买饭送户，甚至要求陶崇园称呼他为“爸爸”。

2018年3月31日，在一份署名为王攀的声明中，他将要求陶崇园称呼“爸爸”等的行为解释为“我们之间的独特语言系统”。王攀自称这是借鉴了“我国古代的入室弟子模式和英国剑桥的本科生导师制”。两人“长期采取晚上面对面30分钟以上的交流制”。之所以最后会变成“做家务”，王攀称这是为了方便陶崇园向家人解释。

2018年4月8日，武汉理工大学相关工作人员证实，3月26日，该校一在读研究生陶某在校内坠楼身亡。公安机关调查结论为高坠死亡，排除他杀。事件发生后，学校已停止王攀的研究生招生资格，下一步将根据调查事实、按照相关程序、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2019年3月25日，武汉市洪山区法院作出民事调解，王攀同意道歉，并支付抚慰陶崇园家属抚慰金65万元。据陶崇园姐姐出示的洪山区法院民事调解书显示，2018年4月24日立案受理后，原、被告向法院申请调解，法院予以准许。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28万余元；判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经过法院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王攀同意对陶崇园在教育培养过程中的自己的不当言行表示道歉，对失去陶崇园这名优秀学生深表痛惜，对陶崇园的悲剧表示惋惜；王攀向陶崇园家属支付抚慰金65万元，该款于4月15日之前一次性支付（王攀将该款支付至法院后由原告领取）。

调解生效后，陶崇园亲属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及方式就本案相关事实向王攀及其所在单位武汉理工大学主张包括民事权利在内的所有权利；原告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179.5元，由原告承担。

『叁』 武汉理工研究生陶崇园坠亡，其导师王攀招研资格恢复，为何引来轩然大波

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导师王攀的招研究生资格竟然恢复了？这真的是让人感觉不可思议！

细心的网友爆料：11月20日，在武汉理工大学官网上看到《关于学校2020年通过博士、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核的教师名单公示》，其中王攀的名字赫然在列，才让这一事件重新回到公众视线当中！

根据与武汉理工大学工作人员所说，现阶段只是公示期，并没有确定最终招研资格具体人，只不过说是走完了学校的相关流程，具体的结果还是待定……

其中就有不少的网友说道：

是什么逼得陶崇园放弃生的希望，让他选择漠然地离开世间！聊天记录都不能证明存在剥削关系吗？如果说王攀的招研资格恢复，真的不知道又有哪个“倒霉蛋”遇上了最不该遇见的人……

就以师德这一方面来看，王攀的确难以让人苟同！

『肆』 武汉理工研究生坠亡两年，导师王攀恢复招研资格，对逝去的人公平吗

2018年3月26日，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祟园从其宿舍楼坠楼身亡。警方认定为坠楼死亡，排除他杀，不予立案。事后，其家属认为陶崇园的死亡与其导师，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教师王攀有关。针对陶崇园家属反映的问题，经查，王攀存在与学生认义子关系，以及王攀指导学生就业过程中方式方法欠妥等情况。没有发现王攀存在阻挠陶崇园本科毕业时到其他高板就读硕士及硕士答辨、侵占学生经济利益、让学生到其家中洗衣服做家务等行为。都说学校是象牙塔，里面的孩子被好好的保护者，才会在社会的大染缸里摔跟头，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接连发生的几起研究生被导师逼到自杀的事件让人不寒而栗，但象牙塔不安全了。

王攀之流教育学生的方式，奴受式的师生关系应该被谴责。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王攀之流却利用自己手中权力，欺压学生，这样的人，怎配当老师？

『伍』 自杀女研究生杨元元：她的路为何越走越窄

在自缢于宿舍之前，一向以坚强示人的杨元元最后感慨：知识为什么没有改变她的命运？

她幼年丧父，家庭贫困，考入名牌大学却从未找到合适的工作；

她30岁了还没有一次完整的恋爱，至死与母亲一起生活，且因此愧不如人。尽管她笃信“人不可以被打败”，但在这个单一崇拜“成功”的时代里，她是一个标准的“失败者”。

她一生奋斗却无法为自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丝容身之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杨元元之死，并非她一个人的悲剧。

30岁的上海海事大学特困生杨元元死了——她用两条毛巾自缢于宿舍盥洗室内。此前，她想带着生活无着的母亲一起住在宿舍，但学校拒绝了这一要求。她无力另租房屋，母亲因此在冰冷的学校礼堂台阶上睡了一晚。

11月24日晚，一个言辞尖刻的宿管员再一次挑战她微薄的尊严——驱赶其母亲并威胁让她“拿不到毕业证”，她感到羞辱和愤怒，但奇怪地保持了沉默。

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一次警告。两天后，这个终其一生试图通过克制和倔强来保持内心高贵并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人，终于在长期的贫困、冷漠、无助和自责中不堪重负，以极其痛苦的坐姿自缢于宿舍的盥洗室。

她的宿舍需年缴费1300元，比走廊另一侧的房间便宜200元——因为背阴，见不到多少阳光。

种种迹象表明，进入上海海事大学攻读研究生的两个月，是杨元元多舛与吊诡人生的一次回光返照。在这里，被命运胁迫的她完成了人生仅有的两次自决——不断读书以求改变命运，却最终屈服并结束生命。

从未放弃奋斗的自杀者

“她从未放弃过奋斗，却在曙光将现时谜一样退场了。”

2009年11月26日上午，海商法研究生杨元元不选择自杀的话，她的任务将是上午8点半在班上出演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女主角。

但直至近9点，同学等来了坏消息。杨元元被发现自缢于宿舍盥洗室内，场景恐怖：杨背对洗手盆呈坐姿，一条枕巾和一条毛巾首尾相接绑在洗手盆的水龙头上，绕过她的脖子并深陷皮肉中。她的腿微屈伸着，支撑着悬空的身体。

惊慌失措的发现者们用小刀割断了毛巾。首先赶到现场的是海大保卫科的陈亮，他把杨元元抱到地板上平躺，进行心肺复苏。此时她已摸不到脉搏，泡沫从嘴角冒出来。两分钟后，陈亮用筷子把杨紧闭的牙关撬开，发现舌头呈耷着，并且发乌。“看是救不过来了。”陈说。

一些胆小的同学哭了起来。此时，杨元元的母亲望瑞玲，正被学生拉到对面房间，哭喊着女儿的名字——从女儿本科起，她们就形影不离地生活了8年，两个月前，女儿带着她来这里继续求学。

送到医院后，杨元元的心电图已是一条直线，随即被宣布死亡，时间是上午10时。

沉默寡言的杨元元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方式带来轰动。海事大学随即发布了官方声明，称已尽了一切能力帮助杨氏母女，急救和善后工作也是规范和人道的。

但望瑞玲和亲属的描述却截然相反，她们坚信是学校持续地、不留情面地驱赶杨母，才让杨元元背上沉重的道德枷锁，走上绝路。此外，校方人员救助不力也是制造悲剧的根源。

这绝不是命运和这个女子开的唯一一次玩笑。在短暂的30年时间里，杨元元在现实的夹缝中所表现出的“坚强”和“要强”同样突出——成长于单亲家庭，自立完成学业，4次考研失败，度过了长达8年毫无成就感的不堪岁月，沉重的家负，带着母亲走到一个尴尬的年龄，甚至在自杀的前一天，她还担心朱丽叶演得丢 人现眼，排练到深夜。“她从未放弃过奋斗，却在曙光将现时谜一样退场了。”一位生前好友这样总结杨元元的一生。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在大学过去将近一半的时候，她对当初的理想念念不忘，便开始自学法律课程，并酝酿考法学研究生。

湖北枝江，一个封闭的小县城。杨元元在这里度过了不算愉快的童年——父亲早逝，一家三口靠母亲为工厂看大门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

但生前为化工工程师的父亲还是给杨元元姐弟留下财富——有趣的故事和读书的理想。还在幼儿园时，杨元元就喜欢提着一个塑料袋扮小学生。

父亲离世后，只有小学文化的望瑞玲带着姐弟俩挤进一个暗无天日的斗室，望瑞玲对那段时间最深刻的回忆是：墙壁整天掉泥。

有一天，杨元元回家告诉母亲，她日后要念法律，“为穷人作主”——某个当地领导的孩子通过关系，夺走了原本属于她的“市三好学生”荣誉。但1998年高考填志愿时，望瑞玲拒绝了女儿到大连学海商法的请求，理由是考武汉的大学可以省些路费。

“元元当时都快求我了。”望瑞玲有点后悔当年的固执己见。最终杨元元屈从，报考了武汉大学经济学专业。但从此耿耿于怀，在写给弟弟的一封信里，她这样开头：“你以后不要听妈的……”

家里多一个大学生，望瑞玲二百多元的月薪日渐变得捉襟见肘，要靠助学贷款和亲戚资助勉强支撑。

对杨元元的投资按理是值得的。只是在杨元元进入大学的次年，以拉动内需为主旨的中国大学扩招和教育产业化热潮掀起，“精英教育”走下神坛，但这场改革同时带来节节高攀的学费，还有每况愈下的就业前景。

扩招引发的困局仍需数年才显现结果。贫困生杨元元当下最关心的是生存问题，由于不忍向家里要钱，她开始超负荷地接家教和兼职，还常常为省路费而步行往返。不少当年的同学对她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常常夜晚在饭堂擦桌椅，或者把垃圾扫起来并从中拣出卫生筷。

生活阶层的落差以及私人时间的稀缺，杨元元变得不怎么引人注目。来自城市的同学衣着新潮，而她的衣服大多是亲戚所赠，且单调陈旧。大多时候她对此并不介意，只是一次看完文艺表演，极其少有地在日记里表达了对那些漂亮彩妆的羡慕。

在大学过去将近一半的时候，她对当初的理想念念不忘，便开始自学法律课程，并酝酿考法学研究生。

2001年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弟弟杨平平考上武大，二是原来居住的军工厂要搬迁，母亲失去住处，一夜间变得无家可归。

母亲拎着家什出现在杨元元的大学寝室。床太窄，母女就侧身而卧。杨元元上课的时候，望瑞玲就弄些茶叶蛋和豆腐干到教师楼前卖。数月后，望托一个老师的关系，住进了一间只有一张桌子的闲置房，学校也持默认态度。

很多迹象表明，大学后期杨元元的心情变得越发郁闷，除了来源于越发排斥的本专业外，更来源于变得现实而具体的家庭压力。她的生活如钟摆般精准而机 械：上课，家教，帮母亲摆摊……她几乎没有朋友，连亲友都羞于走动，她把兼职的所有收入悉数交与母亲代管和支持弟弟求学，直至毕业后5年才偿还贷款，赎回毕业证和学位证。

情况在2002年毕业那年继续变坏。一是她的校园爱情无疾而终；二是成绩第一的她却被挤掉了保研名额——据信是被人做了手脚；最后她在委屈和愤怒中参加考研，又失败了。

路越走越窄

她开始在《红楼梦》里寻找自身悲剧的影子。“她说她像晴雯。”表妹望妍说，“心比天高，身为下贱。”

糟糕的现实开始危及生存，杨元元需要一份工作。

但在2002年夏天，抱有同样想法的大学应届生直逼150万，他们充斥着各地招聘场所，拿着再不熠熠生辉的大学文凭，不断调整期望值。但纵然如此，当年仍有大量应届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数目庞大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由此催生，现在，他们被称为“蚁族”。

在相当长时间里，优秀毕业生杨元元很不幸也成为了其中一员。望瑞玲陪女儿投递简历吃惊于她的表现。“她大概有些清高，放下简历就走，也不和人家说话。”后来母女俩找了一个月租300元的老房子，消耗着微薄的积蓄。

对于一个经济学专业毕业生来说那一年可能并不友好，2002年正是“熊市”当道，全球经济颓势初现。杨元元连一份凑合的本专业工作都找不到。无所事事了几个月后，她进入一家培训中心当英语老师，教幼儿英语，月薪800元，每天两个小时地来回武昌和汉口。

武汉理工大学背后的一个跳蚤市场是小贩热衷光顾之地，一到晚上，杨元元就去接望瑞玲的班，她从不吆喝，坐下来就看书，思考文学和法学，中途休息的时候又非常市井地记下一天的消费，事无巨细，精确到分。

房东李峰见过几次这对母女，他感觉“她们生活很封闭，而且不太懂人情世故”。“有一次楼下反映厕所漏水，有些生气，我说由我出钱修一修，但她们拒绝了，说嫌麻烦。”李说。

兼职做家教的时候，一位学生家长想和杨元元拉拉家常。杨显得不太乐意，搪塞了一下就走了。“我感觉她有些自卑。”

这种自卑像一扇屏障裹住杨元元。毕业很长时间里，她都没有配手机，几乎与所有同学都失去联系。“她该如何开口介绍近况呢？”弟弟杨平平说，“说还在做家教吗？”

挫折感，焦虑感，封闭倾向，成为无数个像杨元元一样的“蚁族”标签。他们眷恋大城市，憧憬好工作，都在等待创造传奇，但越发激烈的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等因素又抵消着他们的努力。这个已逐渐具备社会化意义的阶层，让一代人的青春在夹缝中渐渐失衡。

杨元元认可这种等待的一个例证是，她曾考取了两个外省小城市的公务员，但最终决定放弃，一是距离远，二又不是“北京上海”，而后者正是母亲从小教育的真正值得落脚的地方。20岁的时候，望随单位调动在上海工作了5年，她喜欢这个洋气十足的大都市，几句蹩脚的上海话仍让她保持着不错的优越感。

为实现大城市梦，杨元元也尝试过打破困局。毕业后她连续三年考研，均无果。她开始在《红楼梦》里寻找自身悲剧的影子。“她说她像晴雯。”表妹望妍说，“心比天高，身为下贱。”

2004年，杨元元阴差阳错地接了一份保险推销员的工作，但帮亲戚办了几份之后就卖不动了。她的业绩如此糟糕，以至于现在已没有同事能记得起她。

事业上最后一丝激情消耗于2005年。由于受轰轰烈烈的大学生创业潮触动，杨元元倾尽积蓄，与人合伙办一份文艺杂志。一开始信心十足，还租了个像样的办公室，但仅坚持了半年，由于办刊思维的不合时宜，杂志基本滞销。“连我也不看。”望瑞玲说。

贱卖一屋桌椅后，杨元元也懒得慨叹命运。她开始像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把未竟的愿望嫁接他人。弟弟杨平平成了这样的寄托者。本科临毕业时，一向温顺、保守的弟弟打算留本校读研究生即可。杨元元不同意，像母亲当年安排她的未来一样，她为弟弟树立了不容分说的目标——上北大研究生。她亲自搜资料，问内情，递表格，连专业也为弟弟选好。

杨平平后来保北大直博成功。或许一同感染了喜悦，2007年开始，杨元元第四次酝酿考研。次年，她接到了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研究生入学通知。

外面的世界

入学之初就她问辅导员能否将母亲安置在校内，对方建议写封申请书，杨元元照办，但写着写着就哭了起来。

已是而立之年的杨元元非常高兴人生第一次真正把握了自己的命运。而望瑞玲理所当然地认为“要跟着女儿去”。杨的舅舅提醒姐姐是否考虑过元元的终生大事，望的回答是“我们楼上三十好几没结婚的多了”。

没有迹象表明杨元元也非常在意自己的婚姻问题。毕业之后，她再没有发展过其他对象。“她说要等有了事业再考虑。”一位亲属说。

事实上，杨元元也的确在践行这样的想法。到新学校后，她勤奋和本分。“每次上课都独自坐第一排。”同学赵伟说，“现在还有这样的研究生吗？”

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拥有1300多万人口的上海庞大得超出母女俩的想象。现在还说它是“冒险家的乐园”仍没有错，但只相对于那些积累丰厚的上层精英。对普通人来说，生活的艰辛在这里加倍显现，犹如一个巨大而沉重的感叹号。

杨元元和望瑞玲不舍得租昂贵又偏远的出租屋，宿舍就很好，还有全天候热水。像大学时候那样，杨元元和母亲每天挤在小床上睡觉。白天杨去上课，望就坐在田径场边织毛衣。她认识了一些学校家属，也从侧面领略到大城市的门户森严。“找份杂活还要有关系。”她说。

大约一个月后，同宿舍的同学主动搬走了，房间成了杨元元母女专用。这个封闭的空间隔绝了她和同学间的交流。“她好像一项集体活动都没参加过。”辅导员吴志毅说，“每次她都沉默地跟在母亲的背后，听她母亲说话。”“带母上学”虽然引起一些小范围的议论，但很快就被习以为常。杨元元还是觉得有些不安，入 学之初就问辅导员能否将母亲安置在校内。对方建议写封申请书，杨元元照办，但写着写着就哭了起来。“她不爱把困难告诉别人。”望瑞玲说。

等了一周仍无消息，杨元元母女就去找学院领导，说家里有困难，能否解决母亲的住宿。“我和元元一直请求他，说武大当初也安排住处了。结果他说，‘没钱，没钱读什么书？’”望瑞玲说，“回去后元元很受伤，说这里没有温情。”

入学后，杨元元认识了一个北京的同学，很快就当她是挚友，无话不说，但对方却只是礼节性地应付。后来，杨请求往她宿舍放些母亲的东西，对方拒绝了，杨转身就走，自此再也没有说过话。“大城市来的等级观念强，就连学校也按照原来本校还是非本校分班。”同学魏玲说，“但杨元元认为这样侵犯了她的尊严。”

后来，杨元元接过辅导员的几个电话，说最好把母亲安置在校外。望瑞玲没怎么放心上，坚信学校一定会管。“我看到宿舍楼还有很多空房子。”

11月21日，杨元元宿舍突然来了两个宿管，限令她在半个小时内搬走母亲的所有东西，以后不许再来。望瑞玲看到女儿当时神色有些紧张，不停地赔礼道歉。随后就冒雨带母亲出去找房子，学校地处偏僻，一天搜索无果，最后花了100元住了宾馆。望说女儿心疼得睡不着。

第二天，她们找到了一处房子，但当天拿不到钥匙。杨元元因为要排练节目，望瑞玲就叫她回去，说她能找到落脚的地方。当晚上海气温骤降到只有4度，望瞒着女儿在学校礼堂前坐了一夜。

天亮后，杨元元知道后非常自责，当即就坐在地上要母亲趴在她身上睡。晚上，母女俩拿到了钥匙，进去后发现是毛坯房。两人和衣躺在地上，抱在一起取暖。

杨元元整夜都向望瑞玲道歉，说这么大了也没把母亲安排好，明天就找学院领导商量。过了一会，杨似乎想起什么，说“算了”。

“不可以被打败”

她从一堆书里抬起头来，半是交流半是自语的说出那句：“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矛盾24号全面爆发。当天上午，望瑞玲和女儿在宿舍收拾衣物。半个小时后，一位年轻宿管看到望瑞玲的登记，跑上来指着杨元元说：“你妈要是再来，你就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你将来什么也没有。”过了一会又指着望的鼻子骂：“你这个乡下来的农村老太婆，不要把你农村的那一套拿到这里来。”

一直忙着赔礼的杨元元听到这里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在回去出租房的路上，杨元元又向母亲道歉，说现在还没让她享清福。

由于持续的担心、焦虑、愧疚和疲劳，此时杨元元已严重缺乏睡眠。11月25日清晨，杨元元突然从被窝里坐起来，语带怨气：“凭什么不让我们住，我要找领导。”接着她又说：“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

望瑞玲觉得有些反常，跟女儿闲聊起来，平复她的心情。杨元元开始把从小到大的事情细细回顾了一遍，这一次她大胆地对母亲说，如果当年支持她报大连海事，现在一切都好了。杨还特意说起她做家教时一个自杀的15岁女孩，仅仅因为学业压力从28楼跳了下来。她反复叨念着：“她出身这么好，可惜了，可惜了。 ”

望瑞玲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杨又让母亲陪她练《罗密欧与朱丽叶》，其间杨元元有点怅然若失，说起当年一个让人佩服的学长。然后她抱着头，说脑袋乱了。

到下午的时候，望催女儿上课，杨元元说“不去了，没意思”，然后她提议把租房的钱拿回来去玩。这种让人担心的状态到傍晚时分终于平静下来。晚饭后杨元元还拉着母亲到宿舍洗澡洗头。

当天晚上，杨元元跟同学排练话剧，其间她说了几次不想演了，怕丢脸。但一出场彩排的时候，她又丝毫不差地念出台词，表现堪称完美。11点，她甩着长辫子向同学们说再见，并约好明早起来再练一次，然后进了宿舍，再也没出来。

而当晚，弟弟杨平平在深圳用QQ给姐姐留言，商讨母亲安置的问题。他的建议是：春节后把母亲接到他那。而杨元元很可能没有看到这些内容。“我很快就毕业了，能照顾母亲了，但姐姐却走了。”

杨元元的死震惊了学校。大批记者闻讯而至，关心着这个平日无人问津的女研究生。校方惊讶于事态扩大之迅速，关停了招待所，并派保安人员监视记者行踪。事件的官方说法是：学校按规定劝离杨元元母亲，并从人性化角度提供房源帮助。整个抢救过程也是及时和尽责的。同时，校方还暗示杨元元有患抑郁症的可能。

“总之，学校在这件事情上已经仁至义尽。”上海海事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彭东恺说。

而杨元元家属则坚持认为宿管人员态度恶劣是杨元元自杀的诱因，而且抢救当天个别人员相互推诿，延误了时间，应负相关责任。家属先向学校索赔35万元，后降为16万。

在校方要承认他们在这起事故上有责任的前提下，一位家属说，这笔钱准备为望瑞玲在宜昌买套二手房。

12月15日，一个阴雨连连的早上，杨元元的遗体在上海南汇区殡仪馆火化。对于望瑞玲来说，现在唯一能纪念女儿的是一堆法律书籍和课堂笔记。她的文化不足以阅读它们，她也未必完全弄懂女儿多年的执著。“我对她还是了解太少。”

而杨元元的表妹望妍，则在这天夜里回忆起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表姐翻着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她从一堆书里抬起头来，半是交流半是自语的说出那句：“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2009年12月28日

『陆』 武汉理工学生发起联署活动的诉求是什么

武汉理工学生发起联署活动的诉求是抵制王攀恢复研究生招生资格。

据悉，此前消息，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坠亡两年后，其导师王攀获公示恢复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此事一经报道，即在网上引起热议，武汉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回复称，网络流传的公示截图并不是最终名单，目前流程还在进行中，公众若有意见可以反馈给研究生院。

该公示也引起了武汉理工大学校内学生的不满。11月26日，澎湃新闻获悉，武汉理工大学部分学生从25日以来开始行动，他们制作了一个公开的网页，呼吁社会公众、校内学生和教职工通过实名签署联名信的形式（以下简称“联署活动”），抵制王攀恢复研究生招生资格，这封联名信将在研究生招生资格公示期间（2020年11月27日17:00前）以书面形式上交学校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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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名信写道，我们坚决反对此决策，原因如下：

第一，我国研究生阶段实行的是导师责任制，研究生导师对其学生的科研、升学、就业、生活等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导师与学生存在着严重关系不对等的情况下，一位好的导师对于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第二，陶崇园坠楼自杀身亡的事件中，结合陶崇园家属的证词、陶崇园生前对其研究生导师王攀的抱怨以及和王攀的聊天记录、邮件往来，我们认为王攀在其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正当教学行为是导致陶崇园坠楼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第三，考虑到王攀过往教学生涯中存在的种种有违师德的行为，我们认为他不再适合担任研究生导师。如果这样的教师继续进行教学，必定会影响学生的权益、危害学生的前程发展。再加上，此事已经引起社会关注，若校方不对此事进行严厉处罚，必定也会影响到学校的声誉，有损学校形象，从而不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

『柒』 自杀的武汉研究生是导师的什么

自杀的武汉研究生: 导师的管家、助理和"干儿子"。

王攀叫陶崇园“儿子”

导师散布抑郁症信息

陶崇园跳楼后，他的家人和高中同学从27日中午开始，和学校进行了三轮交涉。

“我们给学校看了一部分两人的聊天截图，希望学校帮忙调查，但是学校认为陶崇园是自杀，学校和导师没有过错。”陶慧说。

陶崇园的亲友提出和王攀见面，学校回复“这样没有意义，有什么事情和学校谈。”从跳楼至今，陶崇园亲友没能和王攀见面，也没有任何王攀的联系方式。

在第二次交涉中，校方提出：“学校及导师暂定无责任，学校出于人道主义给陶崇园家属5万元丧葬费。”

陶崇园跳楼后，王攀在与学生们的群中发表了两天对陶崇园的缅怀，并称：“他和导师关系特别密切，他非常欣赏我独立思考这一点，多次表达了非常想学又觉得压力特别大。”此后开始发出大量关于抑郁症的网络信息及报道。

在陶慧将事件发布在微博后，3月31日，王攀在名为“知著见微之IO”的群中表示将会抛出相关证据。

3月31日，武汉理工大学宣传部回复封面新闻： 26日我校一在读研究生校内坠楼身亡。公安机关调查结论为高坠死亡，排除他杀。事件发生后，学校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班调查和处置相关事宜，已经将初步调查情况向家属进行了反馈。

『捌』 武汉理工研究生陶崇园坠亡事件经过是如何

2018年3月26日，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研究生陶崇园在学校跳楼自杀，据家属爆料，在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研究生就读期间，陶崇园长期遭受导师王攀压迫，被迫叫导师爸爸、为其买饭打扫卫生、并被其阻止深造，不堪忍受后选择跳楼自杀。

25日，陶崇园姐姐在其实名认证微博中称，当日在法院调解下，王攀已作出道歉。陶崇园姐姐晒出的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显示，被告王攀同意于2019年3月25日在法庭组织下就王攀对陶崇园在教育培养过程中自己的不当言行表示道歉，被告王攀对失去陶崇园这名优秀的学生深表痛心，对陶崇园的悲剧表示惋惜。此外，被告王攀向原告陶崇园家属支付抚慰金人民币6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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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回应

武汉理工大学此前通报陶崇园事件称，经查王攀存在与学生认义父子关系等与教学科研无关的行为，以及指导学生升学就业过程中方式方法欠妥等情况，未发现王攀存在阻挠陶崇园本科毕业时到其他高校读硕士及硕士答辩、侵占学生经济利益、让学生到其家中洗衣服做家务等行为。

调查情况已向学生家属进行反馈。学校已停止王攀的研究生招生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