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秉文国立东南大学之父阅读答案

1. 列举一些南京近现代名人，并列举出他她们的主要事迹

南京近现代名人：

1、李国鼎

1930年李国鼎毕业于现南京大学物理学院 ，是南京大学校董会名誉董事长。1934年参加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英考试。

获他所在考场数学第一名，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在著名的凯文迪许实验室深造 。1937年回国，旋即投笔从戎，投身抗日，参加防空照测和钢铁生产。

2、王朔

1958年8月23日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籍辽宁岫岩，中国内地著名作家、编剧。1978年，他开始创作，先后发表了《玩的就是心跳》、《看上去很美》、《动物凶猛》、《无知者无畏》等中、长篇小说。

出版有《王朔文集》、《王朔自选集》等，后进入影视业，电视剧《海马歌舞厅》和《编辑部的故事》都获成功。2007年王朔以50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2007第二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6位，引发广泛关注。

3、林散之

1972年中日书法交流选拔时一举成名，其书法作品《中日友谊诗》被誉为林散之第一草书。赵朴初、启功等称之诗、书、画当代三绝，与李志敏并称南林北李，被誉为草圣，林散之草书被称之为林体。

4、郭秉文

郭秉文是在国际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中国教育家，20世纪20年代，他连续3次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并连续3次被推举为世界教育会副会长。

郭秉文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开创人。他主持的国立东南大学也就是今南京大学，被教育界称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大学，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5、刘伯明

刘伯明少时就学于汇文书院（即金陵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曾任日本留学生青年会干事，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赴美留学，入美国西北大学研究院攻哲学和教育学，获博士学位。

1915年回国。受聘为金陵大学国文部主任，同时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起任南京大学文理科主任。

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哲学教授、代理校长等职。并撰写了《论学风》和《共和国民之精神》等文章刊于《学衡》上，倡导朴茂、求实的学风。

2. 国立东南大学的办学历史

五四运动以后，教育界呈现出一片活跃的新气象。全国教育联合会屡次在会议上呼吁“改高师为大学”。此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高）校长郭秉文认为大学科系远比单一性质的师范学校来得多元完备，有利于学科互补与师资培育。
民国初年，教育部划分大学区，南京为其一。从南京的历史、地理以及东南学子需求诸方面看，改高师为大学尤为当务之急。加之可将南洋劝业会旧址扩充为校址，将南高改为大学更具条件。
1920年4月7日校务会议中，郭秉文首次提出“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址及南洋劝业会旧址建立南京大学”的建议。随即拟具计画，于同年9月与江谦、蔡元培、袁希涛等九位名士 ，联名致书教育部，并且二次亲赴北京，取得教育总长范源濂（字静生）的赞同，并且大致解决学制、校址、经费等三大问题 。
1920年12月6日，教育部长范源濂委任郭秉文为东南大学筹备员。
1920年12月7日，北京政府国务会议同意南高师筹建大学的提案，并正式定名为“国立东南大学”。1920年12月16日东大筹备处正式成立。1921年6月6日东大在上海召开董事会 ，通过《东南大学组织大纲》，编制预算，推荐郭秉文为首任校长。 1921年7月教育部核准《东南大学组织大纲》。东大遂于8月招考预科学生。
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开学。教育部代部长马邻翼委任郭秉文为东南大学校长，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在东大筹设之初，郭秉文一度受阻于学制、校地与经费等问题。为此，他提出“将南高师改办为大学，而原南高师的学生仍归属南高师，等到条件成熟时再取消南高师，进行整合；而尚未取得南洋劝业会旧址土地之前，先借用南高师校地创办；至于一时间无法通过的东大预算，可以先从南高师的经费中拨取一部分以供筹备”的解决办法。因此，东大成立初期，南高师依然存在，郭秉文被委任为两校校长，教职员、经费和校产皆为两校共有，校地紧邻，中间只隔一道篱笆。
1921年7月教育部核准“东南大学组织大纲”，同年8月24日至26日，东大预科和南高师本科同时招生。11月，北京政府突然宣布，依旧制成立的高等师范学校应改称师范大学，南高师名列其中。如此一来，原属一体的南高师和东大被迫分为二校，郭秉文为此上书要求南高师并入东大。 1922年12月6日南高师校评议会和东大教授联席会共同通过 《南京高等师范归并东南大学办法》 。
1923年7月3日，南高师行政会议议决“南高师正式并入东南大学”，撤除南高师校名、校牌，所属中小学改称东大附属中小学，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走入历史。
东南大学合并南高师后共有5科27系，为当时长江以南唯一的国立大学，与北大南北对峙，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两大支柱。美国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会亚洲部主任孟录博士（Paul Monroe）在考察中国主要大学后，曾称赞东大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个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 1924年4月27日，校董会召开会议，“万不得已，唯有暂行收缩停办，所有学生，由校设法转学他校，或并酌予补助，以完成其学业。十三（1924）年度预算案应根据此种方针，将工科经费裁去，重新编制，由常务校董与省政府接洽，说明编制情形，请予批准。”（《校董会关于工科之决议案》，《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
1924年8月4日，校董会临时会议进行，复议暂行停办工科案。经过讨论，最后议决：“此项办法既与停办之原案不相抵触，又于学生转学上不发生困难，本会认为可行。”于是东南大学的工科于1924年秋从东南大学划出，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组建成了国立河海工程大学。东大原工科主任茅以升担任校长。此后，东大便只有文理科(1926年分设为文科和理科)、教育科、农科和商科大学，而没有工科。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927年第四中山大学成立之时。 （图册图片来源 ） 1927年3月中旬，由于战事爆发、政局动荡，东南大学被迫停课 。
1927年6月国立东南大学与其他院校在“大学区制”下合并成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3. 郭秉文的人物轶事

“五四”之前中国的高等学校，除个别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外，大都仅招男生而不招女生。教育史上称此现象 为“女禁”。1920年4月7日，南高决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考虑到这一举措可能遇到的阻力，为造声势， 郭秉文与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等人商定，南北一致行动，共同开放“女禁”。
兼收女生的消息传出，朝野哗然，流言蜚语不堪入耳，甚至思想比较开明的张謇和南高老校长江谦也明确表示反对。 后经郭秉文、陶行知等人多方解释，招收女生的入学考试终于如期进行。当时有一位叫张佩英的女生，在陈独秀、张国焘等人鼓动下，专程从上海赶来南京投考。据她回忆，她曾在北大和南高之间多次权衡，终嫌“北大官僚气太浓”而选择了“学风深 厚”的南高。高等教育中“女禁”的打破推进了教育的民主化，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1920年4月7日，郭秉文在校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建立东南大学的建议，经过讨论，一致赞成。郭秉文雷厉风行， 随即组织“筹议请改本校为东南大学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奔走，虽几经波折，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 郭秉文任校长。
经过几年发展，国立东南大学声誉鹊起。从学科结构来看，覆盖面之宽，居全国之首(北京大学只设文理科和法科，中山大学设文理、法、农3科)。无论从师资条件还是办学设施看，国立东南大学在国内大学中都堪称一流。美国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会亚洲部主任孟禄博士考察了中国各主要大学之后，称赞“国立东南大学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
国立东南大学的创建是郭秉文办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正是由于他在国立东南大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郭秉文被人们誉为“东南大学之父”。 中国对美国大学模式的引入自东南大学始，郭秉文从一开始就努力 移植美国大学模式，南高——东大的选科制、评议会、董事会，处处可见美国大学模式的痕迹。和北大的欧洲大学模式相比，东南大学的美国模式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在学校行政管理上，设置董事会；在大学职能的定位上，面向社会，服务社会。
还在东南大学筹备之初，郭秉文就借鉴欧美各大学设立董事会求社会赞助、协助校务的经验，着手建立学校董事会。 董事会的职权是很大的，据1924年正式制订的《国立东南大学校董会简章》规定，其职权包括：决定学校大政方针；审核学校预算决算；推选校长于教育当局；决定学校科系之增加，废止或变更；保管私人所捐之财产；决议学校其他之重要事项。 它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决策机构，地位与校长并列甚至更高。这种领导体制在国立、公立各高校中是首次建立。 1921年3月，经全体职员大会议决，组成了东南大学董事会，
董事会不仅加强了学校与政府、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提高了东大的知名度，而且，为东大在解决资金、物质供给以及 与地方相处方面的各种具体问题提供了极大便利。1924年东大筹建生物馆，其中10万元是校董筹集来的；校董穆藕初独 资兴建了东大农具院的房舍，还捐资66000两白银，资助东大教师出国深造。
然而，大学董事会制度也带来急功近利的问题，1924年3月，东南大学校董会以经费不足为名停办工科，事先不与主任茅以升通气，酿成风潮。1921年，校董会决定将商科迁往上海与暨南大学合办商科大学，也没有征求商科主任杨杏佛的意见，杨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的，顿时勃然大怒，这是他与郭秉文后来矛盾激化的始因。
在校董会决策下，哪个系给钱多，哪个系给钱少，完全暗箱操作，常不顾教育规律，引发教授不满。致命的是，郭秉文利用校董会制度的缺陷，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他在管理上任用私人，不及时公开帐目，他要求会计李仲霞只听命于他本人，可李仲霞却趁机贪污。 东南大学筹建之时，他借鉴美国哈佛大学卫谛氏图书馆和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图书馆的经验，规定，若有人独资捐建， 图书馆就以其别号命名；若有集资建图书馆，就将其芳名刻于铜牌，悬挂在馆内正厅。
当时郭秉文得知原江苏督军李纯自杀前曾立遗嘱，将遗产的一部分捐给南开大学建造校舍，于是，便亲自写信给继任 江苏督军齐燮元，劝说他独资捐建东大图书馆，将好事办在生前。齐燮元心动，以其父的名义捐助15万元修建孟芳图书馆。后又陆续募集到现款17000余元，图书2612种，从而使“东大”的学习条件大为改善。 “南高”以科学名世最典型的表现大概要算中国科学社的整体进驻。中国科学社与南高是同年出生的，它比南高还早两月，1914年6月在美国成立。当时，以任鸿隽、杨杏佛、赵元任为首的一批中国留美学生看到“欧美各国的强大，都是应用科学发明的结果”，遂成立了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的中国科学社。南高成立时，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尚在美国留学，由于郭秉文在留美期间交游广泛，还曾担任过留美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会长，因此，在他的号召之下，这些人陆续学成回国时，不少人应其之邀到南高任教。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总部就设在南京。其主要成员相继应聘到南高，南高——东大遂成为科学社骨干成员的云集之所。1920年南高改组东大时，文科的梅光迪、陈钟凡、汤用彤、陈衡哲、陆志伟，理科的任鸿隽、竺可桢、张子高，农科的邹秉文、胡先，工科的茅以升，商科的杨杏佛，教育科的陶行知、陈鹤琴，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
由于南高——东大和中国科学社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南高——东大被时人称为“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这种联系也形成了南高——东大“注重科学”的特色，使之迅速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基地”。 东南大学所处的江苏省一直在直系军阀的控制之下。1924年12月22日，北京政府下令讨伐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齐被迫下野，避居上海。
齐的被讨给郭秉文带来了厄运。作为国立的东南大学，预算经费的2/3是由江苏省承担的，郭秉文不能不与齐燮元搞好关系，而齐燮元也确实给过郭秉文以支持。这样，郭与齐的交往在党争的有色眼镜中就变成了对直系军阀的依附。1925年1月6日，段祺瑞的北京政府于国务会议上匆匆通过了免除郭秉文国立东南大学校长的决议，教育部下发了第一号训令，并于次日在报上公布。
对于郭秉文的被免职，多数人大惑不解，就连郭秉文本人也莫知所以。虽然郭秉文为了学校的生存，与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的关系较为密切，但郭秉文“学者不干预政治”、“学者不党”的主张是人所共知的。直到2月上旬《京报》把吴稚晖给邵飘萍的信登了出来，大家才弄明白，原来是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等国民党人的主张，说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吴佩孚”，属于“直系人物”。而此时经过第二次直奉大战，直系军阀已悉数倒台，于是便有人出来赶直系“学”阀下台了。
说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吴佩孚”只是一种借口，真正的原因是郭秉文与身为东大教授的国民党员杨杏佛矛盾激化所致。因为杨杏佛秉性耿直，对郭秉文的工作常加指责，言语尖刻，因此郭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直奉大战之后，打了胜仗的奉系首领张作霖和在前线倒戈的原直系将领冯玉祥为防止吴佩孚东山再起和稳定大局，一方面请皖系首领段祺瑞出山，暂掌北京政权；一方面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因此，国民党中的一些上层人物，如汪精卫、吴稚晖等人，在这段时间里与段祺瑞等人打得火热，说出来的话自然也很有份量。
郭秉文看到这一消息，遂取消返宁计划，给教育部和东大各拍了一封电报，没有说什么抱怨的话，只叮嘱校方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并希望教育部速让新校长胡敦复到任，以免“学校停顿，学子失学”。
但东南大学这边却已是群情哗然。东大学生自治会当即发表全体学生宣言，对免郭表示强烈反对；东大部分教师也以全体教职员名义致电教育部；东大行政委员会则立即致电黄炎培、蒋梦麟诸校董，要他们出面维持。
社会上的许多知名人士也对免郭持反对意见。曾任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王朝阳在致电教育界时慷慨陈词：“东大郭校长，无端免职，实骇听闻。从此学界亦将卷入政党倾轧潮流。”“敢告全国，共抒正论，为学界留一线人格，为教育界延一缕生机。”当时已辞去东南大学教职的陶行知更点明：这是国民党“实行党化教育之先声”。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教育部钦点的新校长胡敦复一再表示不就东大之职。
1925年2月1日，东大校董会再次举行会议，决议否认教育部易长之令，请郭秉文照旧任职，先请赴国外考察教育。由东大校董会和商大委员会组成临时委员会，协助两校行政委员会维持校务。
2月中旬，《民国日报》又登出了一封汪精卫答复东大学生的公开信。他在信中说：“郭与齐（燮元）之关系，齐未败时郭未尝讳言，即就郭平日与铭（汪精卫自称）所言，亦自谓参与齐督外交机要也。”汪精卫的这封信把本来还认为“公道自在人心，原不必斤斤计较”的郭秉文惹恼了，他立即于2月21日发表了驳斥汪精卫的公开信：“文（郭秉文自称）与足下，自1919年同船赴美后，绝未再面，何来‘即就郭平日与铭所言’？如此说在1919年同船赴美之时，则东大尚未诞生，苏督系李（纯）非齐（燮元），何至有参与齐督外交机要之谈话?若此函果为足下所写，空中楼阁，窃为足下不取也。”这封信弄得汪精卫既有“自套近乎”之窘，又有信口雌黄之嫌，落了个灰头土脸。紧接着，郭秉文又将了汪精卫一军，既是叫他难以收场，更是为自己讨个清白：“文以为足下平时之人格，决无此言。尚祈将《民国日报》所登足下原函明示，即可证是否足下所发，以释群疑。”结果是，再也没有下文。有资料表明，汪精卫之所以如此起劲地拱郭秉文下台，实际上是自己想当东南大学的校长，只是后来形势有变，未能如愿。而郭秉文也于当月挂冠而去，先是赴美考察教育，接着就到英国参加世界教育会议去了。
但郭秉文的怆然离去并未让风波稍事平息。3月9日，本来声称不来就职的胡敦复突然来到东大，径至校长室，令文牍员交出学校印章。正在上课的学生闻讯赶来，愤怒之下，有的同学对胡拳脚相加。1925年3月11日，教育部训令取消东大校董会，19日，东大教授召开紧急校务会议，致电执政府，退回教育部训令。
1925年4月18日，北京政府仍决定由胡敦复简任校长，东大风潮再起。胡则要求江苏省政府派卫队保护，进驻东大，但遭到拒绝。东大学生闻讯则紧闭校门。5月5日，陈逸凡等48名教授声明，坚决拒胡。胡敦复进不了校园，只好打口水战，数次在报端发布公告，表示要接管东大；东大校务委员会则针锋相对，也刊登广告，否认胡为东大校长。
如此这般，易长风波断断续续一直持续了差不多一年才逐渐平息，尽管郭秉文最终没有回到东大，但胡敦复也未能进入东大。1926年1月7日，东大师生为此举行校耻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陈逸凡教授慷慨陈词：“东大人不受武人政客利用，东大人不做武人政客傀儡，此足可引为自豪者”。

4. 什么是文科试验班类

就是教授文科的，包含政史地（语数外必学）的班级。

例如郭秉文班以国立东南大学首任校长、“国立东南大学之父”郭秉文先生之名命名，大类涉及人文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艺术学院、法学院四个学院，专业覆盖哲、文、管、政、经、艺、法等学科，是东南大学培养高层次人文社科精英的试验田。

郭秉文班始终坚持“秉文达理，成己成物”的教育理念，通过跨学科交叉融合教育，科学创新的培养模式，打造精品文科的特色亮点，努力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科拔尖人才。

(4)郭秉文国立东南大学之父阅读答案扩展阅读

总体来说，试验班的招生模式和培养模式对院校和考生都更加有利。考生在接受一学年的通识教育后再选择具体的专业可以让学生在对专业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选择具体专业，减少填报志愿时的盲目性。同时，接受通识教育也更有利于学生加深对专业的理解，在毕业后也更容易成长为专业技能更加全面的人才。

对院校来说，试验班的培养方式可以对考生进行二次筛选。试验班的专业分流不仅仅根据考生的兴趣，也要参考考生第一学年的成绩表现。不同省份的生源质量也存在一定的差别，院校可以通过试验班的形式让学习能力更强的学生选择难度更大的专业。

5. 东南大学前身是什么

东南大学前身有三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等

东南大学前身是创建于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1921年经郭秉文先生倡导，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基础建立国立东南大学，下设工科，其后工科又经历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工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国立南京大学工学院等历史时期；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以原南京大学工学院为主体，并入复旦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金陵大学等学校的有关系科，在中央大学本部原址建立了南京工学院；1988年5月，学校复更名为东南大学；2000年4月，原东南大学、南京铁道医学院、南京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合并，南京地质学校并入，组建新的东南大学。

6. 郭秉文的人物评价

“东南大学之父”。 （新浪网）
“郭秉文先生是我校最有影响力的校友。”（美国伍斯特学院）
郭秉文先生是推动中美教育交流的近代巨擘，也是全面学习美国教育的先驱。
“各国人士的眼睛里，中国人在外交界上只有顾维钧、施肇基，教育界上只有郭秉文。”

7. 国立东南大学的师资情况

南高、东大最成功之处，当是在国内外延揽了一大批著名的教授，使每个科系均具有国内一流的学术领导人才，各门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郭秉文延师有道，至今仍被传为美谈的就是他促成了中国留美学生创建的“中国科学社”迁址南高校园，使之成为南高、东大师资来源的“绿色通道”。后来，学校声誉鹊起，更是出现了“孔雀东南飞”、学人以受聘东大为荣的局面，南高、东大，名师荟萃，盛极一时。燕京大学校长、后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在其所著的《在华五十年》中，对郭秉文和东大教师赞誉有加：“他延揽了五十位留学生，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学科。”近代史专家梁敬镦(和钧)在其《记北大（东大附）》一文中有评论：“东大所设文史地部、数理化部皆极整齐”，“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在不亚于北大”，奠定了南京大学文学理学的雄厚基础。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时期各科著名教授名单（根据1918年编印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览》第63～72页内容和1923年编印的《国立东南大学一览》第1～21页内容汇集而成。当时文理为一科，称文理科；1926年分为文科和理科。）（图册图片来源 ）
文科：刘伯明、柳诒徵、王伯沆、顾实、张士一、徐养秋、王伯秋、吴宓、汤用彤、梁实秋、陈逸凡、陈衡哲、宗白华、黄侃、梅光迪、楼光来、萧纯锦、方东美、郭斌和、李玛利、罗家伦、陈钟凡、吴梅、胡小石、蒋维乔、林天兰、钱基博、龚质彬、夏雨行等。
理科：张子高、王璡、竺可桢、任鸿隽、胡刚复、胡明复、熊庆来、叶企孙、赵承嘏、吴有训、秦汾、何鲁、段调元、熊正理、孙洪芬等。
教育科：郭秉文、陶行知、俞子夷、郑晓沧、姜琦、朱君毅、孟宪承、廖世承、陆志韦、陈剑袺、程其保、陈鹤琴、凌冰、艾伟、程湘帆、汪懋祖、赵叔愚、卢颂恩、张信孚等。
工科：周仁、茅以升、涂羽卿、刘润生、沈祖玮等。
农科（含生物学）：邹秉文、秉志、胡先骕、张天才、常宗会、邹树文、陈桢、陈焕镛、张景、张归农、金善宝、胡经甫、钱崇澍、罗清生、过探先、葛敬中、戴芳澜、谢家声等。
商科：杨杏佛、马寅初、朱惠霖、李道南、陈长桐、潘序伦等。
外籍教师中，有来自美国的麦克乐（体育系主任）、麦荷尔、马惟德、白德莱(曾任麻省农业大学校长)和赛珍珠（金陵大学教授兼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后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10人，来自法国的费咸尔（蚕桑系名誉主任）、季亚德夫人等4人，来自日本的佐赖昶等2人。 邹秉文在任期间，国际学者来华演讲，例如美国实验论理学倡始人杜威（John Dewey）、英国逻辑实证派大师罗素（Bertrand Russell）、德国名哲学家杜里舒（Hans Adolf Eard Driesch）、印度文豪泰戈尔（Tagore Rabindranath）等人，几乎必到南高师与东大，其中杜里舒和菲律宾工科大学主任都曾在东大短期授课，使东大成为当时东西学术交流的重镇。 竺可桢在1921～1925年担任国立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

建国后竺可桢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和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所从事的教学工作和科研活动奠定了他在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地位。 严济慈(1900－1996)字慕光，号岸佛（厂佛），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浙江东阳人，1901年1月23日生。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科技大学名誉校长、教授。他于1918—1920年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商业专修科和工业专修科学习，1920年转入数理化部学习，并兼修国立东南大学学分，1923年6月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同时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文理科物理系并获学士学位。后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获硕士学位、博士学位，1927—1928年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教授，1928—1930年在法国巴黎大学光学研究所和法国科学院大电磁铁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1931—1949年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并兼任镭学研究所所长，1945—1946年作为访问教授应邀赴美国讲学，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1955年6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后为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并当选为技术科学部常委、主任。
吴有训，字正之，1897年4月26日生于江西省高安县黄沙乡(今荷岭乡)石溪吴村。1916年中学毕业后即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学习，1922年以江西省官费生资格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1923年，吴有训被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康普顿教授选为研究助手，他以大量有效和艰苦的实验，证实了康普顿效应的广泛适用性和严格科学性。几年后，康氏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成果也被国内外一些物理学教科书称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1925年，吴有训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即留校任教并在国际物理学界崭露头角。次年，他婉言谢绝了康普顿的挽留，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条件毅然回到了阔别5年的祖国。

8. 郭秉文倡导的美国大学模式有何特点

郭秉文（1880—1969），男，字鸿声，江苏江浦人，生于上海青浦[1] ，早年卒业于上海清心书院，1908年赴美留学，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即参与“南高”创办，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校长和国立东南大学校长。[1]
郭秉文是在国际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中国教育家，20世纪20年代，他连续3次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并连续3次被推举为世界教育会副会长。[1]
郭秉文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开创人。他主持的国立东南大学，被教育界称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大学”，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1880年，郭秉文出生于江苏青浦[1] （今上海青浦）。
1896年，郭秉文毕业于上海清心书院[2] 。
1908年，已经工作12年、年近30的郭秉文弃职就学，远涉重洋，到美国俄亥俄州的乌斯特学院攻读理科。[3]
1911年，郭秉文从乌斯特学院毕业后随即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1]
1914年，郭秉文收到正在筹备之中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谦校长的聘书 ，邀请他做教务主任。同年，他以题为《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一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博士，也是在美国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之一。[1]
1915年，应江谦之聘，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
1918年3月21日， 江谦因病休养，由郭秉文代理校长。[1]
1919年9月1日，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为校长。[1]
1920年4月7日，郭秉文提出建立东南大学的建议，随即组织“筹议请改本校为东南大学委员会”。同时决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开放“女禁”。[1]
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南高”、“东大”其实是双轨制运行，郭秉文同时兼两校校长。[1]
1921年东大成立后，郭秉文开始积极推动两校的合并，决定“南高”自1921年起不再招生，俟其学生全部毕业后即并入东大。[1] 同年，“南高”商科扩充改组并迁址上海，成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今上海财经大学）。[4]
1923年3月，郭秉文任中国首席代表参加第一次世界教育会议，被推选为世界教育会副主席兼亚洲地区主席，之后连任两届。[2]
1923年6月，“南高”正式并入东大。[1]
1924年，郭秉文奉派为保管美国庚款华籍董事之一，组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2]
1925年1月6日，段祺瑞北京政府于国务会议上通过免除郭秉文东南大学校长决议。[1]
1925年2月1日，东大校董会举行会议，否认教育部易长之令，请郭秉文照旧任职，先请赴国外考察教育。[1]
1926年5月，与门罗（Paul Monroe）在纽约创立“华美协进社”[2]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任首任社长。
1931年郭秉文受孔祥熙之邀回国，出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国际贸易局局长[2] 。
1941年3月，郭秉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常务次长，兼中央贸易协会主任。[2]
1945年抗战胜利，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兼秘书长。[2]
1947年，郭秉文退休留居美国。[2]
1957年，郭秉文与恒慕义（Arthur Hummel）及曹文彦、鲍幼玉等人以私人力量在美组织华府中美文化协会（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举办学术活动，从事中美文化交流活动，并应邀担任“中华民国在美教育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9年8月29日，郭秉文在美国逝世。
教师任用
郭秉文认为，一所大学的师资力量是其存在的前提和发展的保证。因此，他认为办学的首要任务是聘请优秀教师，并为此不遗余力。[5] 在创立东南大学之初，郭秉文广延名师，聘请一流的教授、学者到校任教[6] ，他以自己“平、和”的人格魅力，为学校积累雄厚的师资力量。每个学科基本上都有多位学术水平出色的专家学者。郭秉文非常重视吸纳留学生，以打造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在国外考察之余，他经常设法向各校探听中国留学生的情况，通过听课、观察和面谈等方式深入调查，并亲自走访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诚邀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生归国后在南高师和东大任教。郭秉文不仅延聘国内著名学者来校任教、讲学，更亲自到国外邀请世界知名大师来校讲学。[5]
高等教育
郭秉文认为办理大学应该力求达到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平衡，科学与人文平衡，师资与设各平衡，国内与国际平衡。[7]
通才与专才平衡
郭秉文认为大学应设立多种学科，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正科注重通才教育”，但不忽视应用；“专修科注重专才教育”，但不忽视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两者并非截然划分。一个综合大学的好处，通才与专才相互调剂，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大学生都应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7] 郭秉文认为，一所综合大学，可以既设偏重学理的学科，同时又设偏重应用的学科，两者互补，相得益彰。[7]
人文与科学平衡
人文与科学平衡，在郭秉文眼里有两层意思。第一是开办综合大学，需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需要两大类学科的相互交叉和渗透，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较高人文修养和科学素养的复合性人才。例如，东大心理系即同时隶属于“文理”和“教育”两科；生物系则同时隶属于“文理”和“农学”两科，以期能收到人文与科学相互利用对方优势、吸取对方长处、依赖对方支撑之效。郭秉文力主教育学要“科学化”，强调把教育学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培养人才。第二是大学既要提倡民族精神、重视民族文化，又要吸纳西方文明，重视科技新知。通过沟通和融合，使大学成为弘扬民族文化的基地，成为发展科学的重镇，成为人文精神与科学新知的交点，进尔培养出文理兼修、既有人文情怀又有科学思维、既喜琴棋书画又好声光化电的高素质人才。[7]
师资与设备平衡
郭秉文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大师的珍贵价值。不过，在他眼里，所谓大学者，既是大师之谓，亦是大楼之谓，那便是他的“师资与设备平衡”。[7] 大师们的人品学识、志趣才调、言谈举止，对于学生良好的治学态度、治学精神、治学方法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7] 对物资设备的规划与努力，目的在于改善教学和科研条件，培养各类合格人才。[7]
国内与国际平衡
郭秉文认为只有博取百家之长、广求世界知识，才能使学生放宽眼界、开拓心胸、广纳人类无限的知识和智慧。他不仅广延具有真才实学的留洋博士、硕士来校任教，还不断派遣教师出国进修，东大每年还必邀请多位国内外著名人士来校讲学或演讲。当时，学校开设的课程和所使用的教材，也几乎都是以欧美大学为蓝本的，并且经过了一个引进、消化、改造和创新的过程。文理科各系的学生都可以学习这些前沿性学科。[7]
三育并举
郭秉文执掌东大，贯彻实施“三育并举”的办学宗旨。所谓“三育并举”包括三方面：一是坚强的体魄，二是充实的精神，三是道德、学术和才识。“三育并举”旨在促使学生养成完善的人格，成为一个对国家负责的国民。郭秉文坚信：“欲广求知识于世界，务使同学们放宽眼界，开拓心胸，则爱国之心，油然而生。”在办学措施方面，他提出“严格甄审，宁缺毋滥”的招生原则，并把心理测验运用到入学考试中。另外，他格外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自控能力和自制力。 [5]
师范教育
郭秉文认为师范生不仅要具备普通大学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更要重视教材教法的精研和器识抱负的秉持。在郭秉文看来，一所学科单一的师范院校难以培养出高素质的教师，而一所学科专业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可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学习和发展空间。因此，郭秉文认为要培养高质量的教师，必须将高等师范学校并入综合大学，将师范教育放在综合大学教育的大背景下，使学生获得更全面的发展。因此，他效仿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兼办师范学院的办学模式，提出“寓师范于大学”的观点。[5]
郭秉文认为，凡中等以上的教师，必须有宽厚的基础知识，并且应该是双料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在一个单科性的师范院校里，是很难从根本上提高师资的质量，所以在综合性的大学里学科齐备，各科知识互补，才是造就师资的理想场所。郭秉文指出，“师范学院办在大学里，教师的来源不必局限于师范院校。”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在经过一番教育理论的训练，定可成为卓越的师资。[6]
大学自治
郭秉文主张大学自治，办学独立，学校为教育和学术的神圣殿堂，应独立于党派，不应与任何党派发生纠葛。“学校是教育、学术性机构，是培养人才、振兴科学之地。非学者不能担当此重任”，“学者不干预政治”，“学者不党”。[6]
郭秉文倡行学者治校，发展民主治校体制，校务实行责任制与评议制并行，即一方面确立校长总理一切校务之责，一方面规定凡学校大政方针必须交校务委员会议决。校务会议相当于学校的立法机构，所作决议经由校长批准后即由学校行政部门付诸实施。同时，成立各种常设或临时的专门委员会，将学校的各种事务交由教职员自行办理。经过完善，逐步形成了校董会制、校长制与“三会制”并存的学校治理模式，即校董会决定学校大政方针，校长总事校务，评议会、教授会、行政委员会各司其职，评议会议处学校重大事宜，教授会议处全校教学、研究及学科建设事宜，行政委员会统辖学校行政事宜。[6]
郭秉文提倡学术自由。从政治思潮来说，当时学校所在的南京，共产党被当局视为异端赤党，国民党亦处于地下状态，东大却包容着持有各种主张的师生，三民主义、国粹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社会主义等种思潮，汇于一堂，成为自由思想的堡垒。[6]
郭秉文提出“自动主义”，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和自治素养。自动主义，对在校学生而言，指学习上的自学和自力研究，生活上的自立、自理，各种学术、文化、体育活动上的自行组织和主办。“自动主义”的熏陶也培养了学生自治、民主的现代共和国民素养。。[6]
教育经费
郭秉文通过多种渠道筹集办学经费，使学校从社会各方面获得支持和资助。[6] 其中，由校董会出面集资是其中最重要的渠道之一[6] ，他还利用各种机会，或是请人来华讲学，或是出国考察讲演，积极扩大东南大学的国际影响，从而争取国外一些知名人士和机构的援助。[6] 郭秉文还模仿美国哈佛大学的办学方式，鼓励私人捐助办学。[6]
教育管理
教育性
在郭秉文看来，教育管理是为了教育而管理。在教育管理的管理职能与教育要求之间，教育要求的达成是首要的，管理职能的履行则是从属性的，是为促进教育活动、实现教育目的服务的。[8] 教育管理首先是作为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而存在的，是稳定教育教学秩序、为学生发展服务的工具；同时，教育管理除了工具价值外，还具有本体价值，特定的组织形式与管理方法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力量，要发挥其积极的教育效果。[8]
公共性
郭秉文认为教育管理之所以要具有公共性是因为，教育是一项具有公共价值的事业。从教育中受益的不只是某一个体、群体或地区，而是整个社会与国家。[8] 郭秉文主张，一个国家应当积极地发展其公共教育制度，公共教育制度在对象上面向的是所有公众，公共教育发展的首要责任主体是政府。[8] 郭秉文指出，要摆脱普及教育踌躇不前的状况，需要有效化解两大难题：一是要解决文字语言所造成的学习难繁问题；二是要解决学校建设所需教师的培养及其经费问题[8] 。
本土化
郭秉文对于西方教育制度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并从创造美好国家前途的角度，对西方公共教育制度心向往之。但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所倡导的“抛弃传统、全盘西化”的主张不同，他又有着明确的文化自觉意识，强调教育制度建设一定要在世界眼光中保持清醒的本土思考。[8] 在他看来，只要将世界眼光与本土思考结合起来，一方面采用欧美制度所长，一方面保存、发扬中国教育之所宜是，就能够迎头赶上，创造教育和国家的美好前途。[8]
历史感
郭秉文关注教育制度的历史沿革，主要不是为了记叙史实，而是为了解教育的过去，理解当下教育的来路，以及思考未来教育治理的去向。同时，他也是用这种方式提醒教育管理者确立教育管理的历史意识。[8] 首先，郭秉文相信，现实是历史的一个部分，是经历史一步步演变而来的。郭秉文也认为，教育管理很大程度上不是管理问题，而是历史问题。很多现实的教育管理问题，必须回到过去，才能明白现实的由来，找到问题的原因所在。[8] 其次，郭秉文认为，现实虽是历史一步步演变而来的，但今未必胜于古。[8] 再次，郭秉文也强调，时事有变迁，宜于古者未必宜于今。[8] 他倡导一种辩证的历史观，不迷信“今必胜古”，也不陷于“复古主义”。[8]
渐进性
郭秉文对于教育改革持渐进立场，他对于传统的教育观念与教育内容不是简单地排斥与否弃，而是在肯定其价值的基础上寻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倡导新兴教育价值与教育制度的同时，也关注其局限、现实适应性以及实施条件等问题。因此，学校行政改革切不可一下子由严格高压变为放任自流，不能“迈大步子”，只能“一步一步走”。同样，在当时教育界普遍倡导的“学校全体共作之精神”与“学生自治”问题上，郭秉文也主张审慎对待，不可求之过切、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