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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该规定改变了旧《刑事诉讼法》中律师只能在审判阶段参与诉讼的做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它曾被认为是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得到强化、律师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的标志。然而，从近几年的司法实践看，律师在侦查阶段代为申诉、控告及申请取保候审权形同虚设。律师的会见难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律师会见时侦查机关派员在场严重妨碍着犯罪嫌疑人自由意志的表达。侦查机关侵犯律师、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事件屡屡发生，导致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数量的急剧下降，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状况面临巨大损害和危机。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律师权利缺乏司法保障，控辩双方地位严重失衡和侦查机关不履行义务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
一、 该规范缺乏对律师权利实现的司法保障机制
任何权利都是一种使他人负有义务的能力，赋予了一种对他人的强制力量。而这种强制必须以国家的司法保障为前提，没有司法的保障就没有权利的实现。为保障公民权的实现，现代法治对权力的行使采取了限制的办法。因为“每一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限。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为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不受侦查机关的侵犯，西方国家的法律规定了侦查机关对公民实施人身强制措施时应当接受司法审查的制度。在英国警察进行无司法令状逮捕后，一般应在24小时内移交治安法院。在日本，无证逮捕或收到嫌疑人后至请求法官批准羁押的时限总计不得超过72小时。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不得制定取消司法裁判而剥夺人民私权及公权之法律。比利时宪法第七条规定：“人身自由应受保证。除现行犯外，任何人非有裁判官发出的命令，不受逮捕。此项命令必须于逮捕时或至少24小时内宣示。”德国、波兰、西班牙、希腊等其宪法中亦规定被监禁者应于24小时内移交法庭审问或规定一定时日内予以释放或改为司法监禁，并应通知之，使其答辩。另外，我国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第6 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监禁、审问或处罚，人民被羁押时，得依法律以保护状请求法院提至法庭审查其理由。”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或拘禁时，其执行逮捕或拘禁之机关至迟应于24小时内，移送审判机关审问。本人或者其他人并得依法请求于24小时内提审。” 对侦查机关人身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实质上是对犯罪嫌疑人答辩及律师代为申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之理由能否成立的审查。只要律师的主张成立，就一定能够得到中立的司法裁判的支持。同时，任何权利的实现都有期限性，权利实现若无期限等于没有权利。而司法审查机制的确立为律师权利的实现提供了确定的期间（该期限为犯罪嫌疑人被采取人身强制措施至对该措施的司法审查结束），避免了律师权利实现在时限上的障碍。因此，司法审查的确立是律师权利实现的保障。
司法审查机制的确立，不仅是法治的产物，也是诉讼本身的要求。侦查机关对公民实施人身强制措施，律师对该强制措施提出异议，进行申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这实质上是一种利益争议。有争议就应有诉讼；有诉讼就应有超越当事人和当事人利益的司法裁决机制。这是利益平衡的要求。
我国虽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确定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但作为普通法的刑事诉讼法并未体现法治的内容和要求。我国刑事侦查权的行使仍是侦查任意主义原则，对公民人身强制措施如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拘留的实施完全由侦查机关根据案件需要自由决定，不接受司法审查。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逮捕虽要经检察机关批准，但这种审查属于行政审查，而不是司法审查。司法权具有中立性特点，而检察机关对批捕案件的审查完全是站在国家一方的角度考虑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有逮捕必要、提起公诉时控方的证据和主张能否被法院所采纳，并不考虑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利益的平衡。更何况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批捕权也完全是自己决定，并不接受法官的监督。同时，我国虽将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一部分，但在国家和公民利益冲突发生的最初、最激烈的这一阶段却没有司法裁决机制，这就导致了律师代为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权利的行使缺乏专门的受理机构，权利的实现缺乏强制性和时限性。犯罪嫌疑人、律师与侦查机关的利益难以得到平衡。而没有利益的平衡，就没有正义的存在；没有正义的存在，便不可能有权利的实现。
二、 控辩双方地位的严重失衡是导致律师权利无法实现的直接原因
律师权利的实现不仅要有司法机制的保障，还应有控辩双方平等法律地位的确立，若双方地位不平等，便无权利可言，只会导致一方对另一方的暴力。该96条不仅未依法治原则对侦查机关的权力进行限制，反而赋予了侦查机关对律师权利行使的审定权，这种让侦查机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既当当事人，又当法官的做法，违背了“任何人不得在自己案件中担任法官，相反在自己案件中担任法官是非法的。” “任何人均不能作为其本人或者与其本人有任何关系或者本人有所偏私一类案件的裁判者。”“不允许任何个人同时是法官和当事人。” 等法律格言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导致了控辩双方地位的严重失衡，律师既缺乏对行政权力的对抗，又要受行政权力的制约，这就使得律师权利的规定成为虚设。
由于控辩失衡，导致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应享有的主要权利没有设定，已设定的权利缺乏实效。1、为追求控辩平衡，国家有侦查权，犯罪嫌疑人应有调查权，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并未赋予律师辩护人的法律地位和律师应有的调查权。2、律师在行使代理、申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权时，侦查机关不是不答复，便是无端排斥律师意见，这就导致了《刑事诉讼法》执行中的四大问题之一—超期羁押（另三个问题是刑讯逼供、律师被迫害、执行过程中减刑假释的滥用）。有的未决犯被羁押几年，甚至十几年。3、律师有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律师会见难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律师在侦查中的会见权被侦查机关以种种理由推脱而无法得以实现。律师在侦查阶段见不到犯罪嫌疑人的情况绝不是少数。制度的缺陷导致了律师甚至律师事务所对办理刑事案件的抵触。犯罪嫌疑人能否得到律师帮助是衡量一国人权状况优劣的标志。而我国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大多数没有律师的帮助，而且这个比例会愈来愈高。4、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派员在场，严重妨碍了犯罪嫌疑人自由意志的表达。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明确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人应有充分的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不延迟的、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的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该规定作为人类共有的法律文化成果，在我国却得不到丝毫的执行。
该96条之规定导致控辩双方地位失衡的原因和体现主要是：1、在权力和法律二者关系上，强调权力至上。当国家和公民利益发生冲突时，寻求控辩平衡的有效手段就是通过法律限制国家权力。我们却将法律视为实现权力的工具，而未将其界定为约束权力，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源头。这就导致了侦查机关强制措施的实施不仅缺乏司法审查，而且缺乏对该措施严格的适用条件，导致侦查权的行使任意性。这种权力不受法律严格制约的作法，必然导致控辩地位的失衡。
2、在权力和权利发生冲突时，主张权力优先。这主要体现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和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律师不得介入；律师的代为申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权只能向侦查机关提出；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要经侦查机关的批准和同意；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律师会见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嫌疑人，应经侦查机关批准。这很明显已将行政权力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违背了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权利优先的基本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讲，正是因为法治保护私人公民以对抗行政机构侵入私域这种日益发展的趋向，所以法治才在当下具有了如此重要的意义。”权利只受法律的约束，而不应受权力的限制。
3、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片面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观念，追求司法的最大效率。然而“一项法规如果只想为公共利益服务，却拒绝为个人利益作任何辩护，那他也就根本不可能要求获得法之名分。”且“最大效率意味着最多的司法暴行”因为正当法律程序保护的核心是个人和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
4、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 条根本未将犯罪嫌疑人作为诉讼主体对待，而是作为诉讼的对象和打击的目标。这就导致为犯罪嫌疑人服务的律师也不可能取得诉讼主体的法律地位。如果一项制度不将人作为主体对待，便无所谓人的权利。更谈不上权力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如果一个公共行政制度只注重结果，而不关注人权，那么它就有可能导致独裁和压迫。”
三、该规范缺乏对侦查人员不履行义务的制裁措施
任何一个法律规范都是由两部分构成即行为模式和后果。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是以他人履行一定的义务为前提，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义务性法律规范的后果就是制裁措施，只有辅之以制裁措施，义务性法律规范才能得到切实的履行。只有义务的履行才能保证权利的实现。可以说，制裁措施是法律规范的核心，没有制裁措施就没有法律规范。制裁的目的就是在于保证法律的遵守与执行。埃德温帕特森认为：“每一种法律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一种法律制裁形式，而且制裁是每一法律体系和每一项法律规定的必要特征。” 乔治奥•德尔•韦基奥称“哪里没有强制力，哪里就没有法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律师代为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和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都是建立在侦查机关履行相应义务的基础上。但《刑事诉讼法》并没对侦查机关不履行义务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作出规范。因而随之出现的律师会见难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为解决这一问题，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不能以侦查过程中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该规定看似对侦查机关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作出了强硬规定，但并未为解决律师会见难问题带来任何生机，因为该规范在设计时仍未制定不履行义务时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制裁应存在于一切义务性法律规范之中，公民不履行义务要受制裁，侦查人员不履行其义务，妨碍公民权利行使的，同样应受制裁。作为权利的救济方法，这在欧美有关国家法律中早有规定。该规定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对主管官吏科以罚金，再犯则加倍处罚，并褫夺其官职。此项罚金则由被害人承受之，此乃英国出庭法所明定；二是论以私擅监禁之罪、并赔偿被害人一切损失，为希腊宪法所规定；三是概括规定应负一定责任。如西班牙、墨西哥宪法。制裁是法律的生命，没有制裁就没有权利的保障。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加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介入诉讼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并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律师在各个诉讼阶段的诉讼权利，但是，比较而言，我国现行立法仍存在以下不足:
1、立法歧视的存在。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律师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06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这种对律师单独规定罪名的做法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中非常少见的。因为在诉讼中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控辩双方都可能发生。这种歧视性规定的存在，在实践中，给一些公安，司法机关滥用权力，为其在实体辩护失利或失势情况下对辩护律师进行职业报复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可以说，正是这些规定的存在，才使一些律师认为"刑事辩护危险"而不愿接受委托。
2、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限制过多。表现在:(1)辩护律师自行取证之限制。现行法律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介入诉讼，但是侦查阶段的律师参与诉讼只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上的帮助，根本没有收集材料，调查取证的权利。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法律虽然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聘请律师为其辩护，律师可以向证人，被害人或者被害人的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但法律同时又规定，向证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收集材料必须经这些人同意，向被害人或其近亲属以及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材料时，除经过这些人的同意外，还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的许可。这意味着律师以辩护人的身份收集证据时，一旦上述人员不同意或司法机关不许可，辩护律师的这项权利便函无法实现。(2)请求取证之限制。现行法律规定，辩护律师自己无法收集证据时，可以申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如果辩护律师认为属于案件需要而检察院，法院不"认为有需要"，律师便无法取得这些证据。(3)阅卷之限制。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辩护律师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件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但并非全部材料。即使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后，也只能看到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其他证据材料却无法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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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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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
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
（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
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
（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
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
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
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
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
“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
1.“公民”的含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
（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
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
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
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
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
（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
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
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
2.“个人信息”的含义
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
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
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
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
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
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

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

《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

图表 2
《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
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
（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
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
1.可识别性
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
2.客观真实性
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
3.价值性
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
（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
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
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
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
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
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
“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
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
（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

类别

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
（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

五十条以上

五百条以上

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

五百条以上

五千条以上

其他信息

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

图表 3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
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
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
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
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
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
（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
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
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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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考文献的标注方法：采用顺序编码制，即按照文章正文部分（包括图、表及其说明）引用的先后顺序连续编码；标注的符号为“[ ]”，作为上标，在标点符号前使用；在参考文献外，若有注释的话，建议采用夹注，即紧接文句，用圆括号标明。或者以脚注的形式排在页面底端，按①,②,③编号,分页不连续编号。
2.参考文献的写作格式为：
①参考文献是连续出版物时，其格式为：[序号] 作者．题名．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引文所在的起止页码
②参考文献是专著时，其格式为：[序号] 作者．书名．版本（第1版不标注）．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所在的起止页码
③参考文献是论文集时，其格式为：[序号] 作者．题名．见（英文用In）：主编．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所在起止页码
④参考文献是学位论文时，其格式为：[序号] 作者．题名：〔博士、硕士或学士学位论文〕．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年份
⑤参考文献是专利时，其格式为：[序号]专利申请者．题名．专利国别，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号．出版日期
3.参考文献著录中需要注意：个人作者（包括译者、编者）著录时一律姓在前，名在后，由于各国（或民族）的姓名写法不同，著录时应特别注意，名可缩写为首字母（大写），但不加编写点（•）。另外，作者（主要责任者）不多于3人时要全部写出，并用“，”号相隔；3人以上只列出前3人，后加“等”或相应的文字如“et al”。“等”或“et al”前加“，”号。

例：（注意格式中没有出现“《》”、“年”、“月”及“第”、“页”等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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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5：文字及内容
1、文章内容是否还有错误，重点审查摘要和结论内容审查，是否有错别字及不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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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排页码，页码放在右下角，由正文首页开始编排，封面封底不编入页码；
4.结构层次序数的表示方法：第一层为“1”，第二层为“1.1”，第三层为“1.1.1”，第四层为“1.1.1.1”，正文中序号用“①”表示，不分段；
5.附表与插图：附表要有表号、表题；插图要有图号、图题；
项目7：装订格式
1.封面栏目要求打印
2.毕业设计（论文）一律左边装订成册；装订顺序为：封面、诚信声明（见附件）、论文摘要与关键词、目录、正文、致谢、附录、参考文献、论文评定表。
3．封面的写法：
论文题目： 中国的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初探

学 院 法学院
学 系 法律学系
专 业 法学专业
姓 名 黄文
学 号 2005403053795
指导教师 程前进
2009年4月25日
项目8：成绩评定
1.学生毕业论文的最终成绩=指导教师评分×20%+评阅人评分×40%+答辩评分×40%。在毕业论文评定表中，指导教师、评阅人和系主任意见及签名一律要求手写。指导老师和评阅人的评分要公正、客观，论文评语应详细具体，要写出评分理由，指出论文优缺点,做出是否推荐参加答辩的结论。
2.系主任意见应该包括以下内容：该学生的答辩评分成绩（百分制），按照规定的计分权重计算出的最终成绩（百分制），评定等级（优秀、良好、中等、及格或不及格），是否达到毕业的要求。
3.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的成绩一般采用百分制记分评定，分5个档次，分别为优秀（90～100分）、良好（80～89分）、中等（70～79分）、及格（60～69分）和不及格（60分以下），优秀者比例原则上应控制在本组参加答辩学生人数的15%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