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窯瓦鋪大學三科學員名單

Ⅰ 為什麼建立抗日軍政大學

1936年6月1日，抗日軍政大學前身紅軍大學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在陝北保安建立。主要幹部由毛澤東從紅一方面軍抽調，包括校長林彪，教育長羅瑞卿，訓練部長劉亞樓，校務部長楊至成。副校長劉伯承不久調任援西軍司令員，並沒有負責抗大工作。第一期學員稱為紅大一期，後來也直接轉為抗大一期。一期一科學員是紅軍軍級幹部和部分師級幹部，由校長林彪抽調。保安校舍是學員自己動手挖的窯洞。

1937年，抗日軍政大學遷入延安。抗大一期和抗大二期的學制都只有半年左右，這些畢業生很快就成為新組建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主要骨幹。

1939年，抗大總校、陝北公學等5000人在副校長羅瑞卿帶領下遷往晉東南抗日根據地（太行根據地）。在陝北留下抗大三分校。抗日戰爭時期，各個大的根據地都組建了抗大分校，一般由根據地負責人兼任校長。這種做法隱含了和國民黨的黃埔軍校大搞分校建設進行對壘的意味，國共雙方都在積極擴充軍校，准備軍事幹部。

1945年10月，抗大總校在副校長何長工帶領下遷往東北，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政大學」。 各個分校則組建了華北、華東、西南等軍政大學。

紅軍大學

1933年10月17日，中革軍委發出《關於改編紅軍學校的命令》，「以原有高級班上級班，改為紅軍大學校」，這一富有遠見的決定，開創了人民軍隊辦大學的先河，被毛澤東譽為「紅埔軍校」的中國工農紅軍大學由此誕生。

據南京政治學院軍事歷史學教授季雲飛介紹，紅軍大學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的最高學府，第一任校長是何長工。這位曾留學法國、在井岡山被毛澤東稱為「長工師傅」的紅軍名將到任後，帶領學員僅用3個月，就在瑞金西郊沙洲壩鎮建起了被外界稱作「山林軍事學堂」的紅軍大學校園。

紅軍大學創建之初，專職教員僅有16名，設有高級指揮科、上級政治科、指揮科、參謀科、後勤科，附設教導隊、高射隊、測繪隊。學員直接從紅軍中招收歷經戰火考驗的師團級幹部。

Ⅱ 抗日軍政大學第六期學員

學校歷史
編輯
為適應抗日戰爭的需要，中國共產黨於1936年6月1日在陝北瓦窯堡成立中國抗日紅軍大學。1937年校址遷至延安，改名抗日軍政大學。

毛澤東任教育委員會主席，林彪任校長。學員主要來源於從部隊抽調的幹部，並招收一些知識青年，學習政治、軍事、歷史、民運、統戰等課程。毛澤東為該校題詞：「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
1938年12月，晉東南和晉察冀根據地分別成立抗大分校。1939年，總校遷往華北敵後根據地，並先後在延安、淮北、蘇北、晉綏、淮南、蘇中、鄂豫皖等根據地建立分校。至1945年總校和12個分校共培養20餘萬名革命幹部。抗戰勝利後，抗日軍政大學改名為軍事政治大學。

軍事教育
編輯
「努力學習、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是我們的作風；積極工作、艱苦奮斗、英勇犧牲是我們的傳統。」當年，所有抗大學員都是唱著這首《抗大校歌》走進抗日軍政大學校園的。如今，抗大的精神仍然在時時鼓舞和激勵著人們。
數十年來，抗大的教學傳統仍是我國軍事教育的傳統，仍是軍事教育的寶貴財富。解放軍西安政治學院圖書館館長敖海波說，抗大辦學10年間，堅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以「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為校風，實行「少而精」「理論聯系實際」「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等教學原則，創造了多種形式的教學方法，為我黨、我軍培養了一大批能文能武的優秀指揮員，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建立了不朽功勛。這批幹部像種子一樣在各地生根發芽。1937年8月，紅軍改編時只有4．6萬多人，到了1945年8月，八路軍、新四軍發展到了120萬人，民兵發展到260多萬人。沒有抗大培養的大批幹部，就沒有後來革命力量的發展。
抗大的確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軍事學院。延安抗大紀念館負責人蘇雅琳介紹說，「邊生產邊學習，邊戰斗邊學習」，是抗大最為明顯的辦學特色。延安抗大紀念館里的一幅畫面就是對這一特色的詮釋：在畫面上，一隊正在行軍的抗大學員身背行裝，為了不影響學習，每個學員的行裝後還有一塊小黑板，上邊寫著字，學員們邊行軍、邊學習，既完成了軍事任務，又學會了文化知識。
「抗大為我國軍事教育留下寶貴的財富」，西北大學馬列理論教研部教授梁星亮說，從紅軍大學到抗大，從抗大到分校，都體現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抗大之所以能成功地為中國革命培養出大批德才兼備的人才，關鍵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教學與戰局相結合、黨和軍隊建設相結合。靈活多樣的辦學方式，也為新中國辦學積累了經驗。今天，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形成的優良作風，就是在大批抗大幹部的影響下形成的；中國共產黨治黨、治軍的經驗也是從抗大學來的。

Ⅲ 革命烈士有哪些代表人物

1、孟起安

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歲進私塾讀書。1939年冬結婚後，在蔣垛處館教書。1940年10月，參加減租減息斗爭，成為蔣垛農抗領導人之一，後任五抗會主任。

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蔣垛區委組織幹事、組織科長。1942年春，以塾師身份到江村發動抗日救亡工作，培養了一批青年幹部，建立了江村鄉黨支部。1943年夏，任姜南區區委書記，組織「二五」減租，開展懲奸運動。

1945年8月，調任蔣垛區委書記，組織發動了對地主的清算斗爭。1946年秋主力北撤，領導群眾開展游擊斗爭。由於關節炎發作，行動不便，組織上讓他暫時離職休養。1947年2月，在邱西鄉西後港，不幸被捕。

關押期間，敵人軟硬兼施，透過其親友誘他自首，他寧死不屈，堅持獄中斗爭。

2月21日，在姜堰東場上，他被綁在電線桿上，敵人用鐵絲穿過他的手心，鼻子和耳朵，敵人又把他押到南天寺廣場（現姜堰中學內），一個地主舉起菜刀，砍下他的耳朵，其它幾個傢伙一齊撲過去用刀亂戳，他昂首高呼：「共產黨萬歲！」倒在血泊中。

2、王璞

王璞從小跟隨父母參加抗日工作，11歲時被選為兒童團長。他經常帶領小夥伴們拿著紅纓槍，站崗放哨查路條，給八路軍送信帶路，開展擁軍優屬活動。王璞工作認真，學習也很刻苦。他對自己要求很嚴格，每學一篇新課文，都要做到會認、會寫、會講、會用。

為了對付鬼子掃盪，民兵大搞地雷戰，王璞不僅僅學會了佈雷，還學會了造雷。一次，他用自製的地雷炸死了一個漢奸，還協助民兵抓住了兩個鬼子。

1943年春天，鬼子掃盪到王璞的家鄉，王璞和鄉親們躲進山裡。一天早上，鬼子包圍了王璞和鄉親們。鬼子拿著漢奸帶給的名單，讓村幹部、幹部家屬和軍烈屬站出來，王璞和他媽媽張竹子挺胸昂首站在最前面。

鬼子把刀架在王璞的脖子上，威逼他說出八路軍兵工廠的槍和藏在哪裡。王璞勇敢地推開鬼子的刺刀，帶領在場的二十多名兒童團員高呼："我們不能忘記五不誓約，我們至死不當漢奸"。

殘暴的日本鬼子向在場的群眾開了槍，製造了又一齊殺人慘案——野場慘案：118名無辜群眾倒在了血泊之中，其中包括14歲的王璞、王璞的母親、弟弟和奶奶。

為了紀念犧牲群眾，晉察冀邊區政府召開了追悼大會，授予他"抗日民族小英雄"的光榮稱號，並立了紀念碑。解放後他被共青團中央授予"全國十大少年英雄"的稱號。

王璞生前學習時用過的石板，站崗時用過的紅纓槍，以及犧牲時壓在身下，被鮮血染紅的石塊，陳列於中國革命博物館。

3、劉傳文

原名劉堅，羅浮徐東鄉笠石人。他為人勇敢剛直，性情急躁，有抱不平思想。他父親劉觀英，母張氏，有兩姐一弟一妹，全家七口，生活貧苦，難以度日。

他在小學讀至十三歲時，因家貧輟學，爾後，跟他叔父劉鏡淵（軍劉志陸部下當副官）在部隊當勤務員，經過三年的部隊生活，看出政治腐敗，軍心渙散，感到長此下去，沒什麼前途，便離開部隊，回家耕田。

農閑磨豆付，做付竹出賣。以後，又在徐田村謝自瑤手下當民團，因謝在徐田村設卡抽稅，苛捐繁重，傳文對重稅甚感不滿，對客商則深表同情，因而把未經抽稅的客商給予放行。後被謝自瑤發覺，即把他開除，於是他私帶駁殼一支，憤然離去。

當時，革命烈火已燃燒到大信，而且已成立了大信蘇維埃政府。傳文與共村的劉王妹、劉德盛三人投身革命，到大信蘇區跟從劉光夏、劉靄環等參加革命工作。傳文參加革命隊伍後，英勇善戰，用心工作，經常在大信案山上、石門等地進行革命活動，後提升為駁殼隊排長。

1927年間，由於謝自瑤在徐田村設卡抽稅，勒索群眾，早已使傳文不滿，他看在眼裡，恨在心裡，心抱不平。因此，有一天指曉，他親自持槍到謝自瑤家，當場打死謝自瑤、謝泉芳、謝泉深三人。以後，他又到羅崗霞嵐把練大古捉到大信去「吊參」，解決當時革命活動經濟困難的問題。

1928年，他帶領紅軍、赤衛隊攻打岩前地主賴乾古的新屋和羅浮義興當。是年冬，又攻打嶺峰丹竹樓的民團，繳獲槍彈後，又率領赤衛隊攻打羅浮橋雲當。他以前帶領紅軍攻打羅浮有三四次之多。

他經常對戰士說：「打仗不要怕，俗話說：耕田吾怕屎，當兵吾怕死，我們為窮人翻身鬧革命，就不怕殺頭，萬一為革命而犧牲，也是光榮的。」因此，他屢建戰功，提升為連長。出征時，他經常騎馬或騾子，身先士卒，有個醫生王森雄也騎騾子跟隨同行。

自從傳文同志參加革命後，興寧的反動頭目，對他又怕又恨，如陳堯古兩次帶領部隊到笠石村，揚言放火燒屋，抓走他的鄰居，結果人將傳文老屋內的賞田三斗種賣掉，贖回被捉去的八人。傳文全家早已逃走，而家物等件全部搞光，僅存兩間爛屋而已。

1929年9月26日，大信蘇區紅軍由營長張國標率領，聯合赤衛隊共約三千多人，分左中右三路攻打羅崗。劉傳文連長帶領赤衛隊從左翼鐮子寨進發，但當時陳堯古的部隊聯合由羅崗頑畲上的敵人，已趕到鐮子寨，阻擊我左中兩翼部隊

前進，由於敵人的武器多而精良，而我方僅有粉槍、炮等，結果在無法取得勝利時，我軍下令撤退。當進，劉傳文同志為了掩護赤衛隊後撤，阻止敵軍追擊，他使用兩支駁殼槍靠在大松樹下與敵人激戰，結果，在敵人的密集炮火中，他卻壯烈犧牲了，那時他年僅22歲。

4、周銀海

1947年1月18日清晨，對侯河地區進行「掃盪」。周銀海發現敵情後，立即通知鄉幹部，為了掩護這些鄉幹部撤退，周銀海挺身而出，將敵人引開，自己卻英勇被捕。敵人逼他供出誰是共產黨幹部和幹部家屬，周銀海堅定地說：「我不明白！」。

敵營長命令士兵把周銀海按倒跪在地上，一邊壓杠子，一邊要周銀海說出誰是共產黨，直至把周銀海壓昏過去。敵人又舀來一盆冷水潑向周銀海。周銀海透了口氣，一字一句地說：「你們這些狗東西，就是打死我，我還是不明白！」

敵人又搬出老虎凳，把周銀海綁在凳上，腳後跟下塞進一塊塊大磚，上到四塊，他又一次暈厥過去。從上午直到深夜，敵人還在對這個鋼鐵般的少年不斷用刑。

在敵人的酷刑下，周銀海一次次昏迷過去，但是始終沒有屈服。敵人將全村鄉親集合在曬場上，把周銀海帶到人群面前，要他當場指認誰是共產黨幹部和幹部家屬。周銀海環視四周，大聲喊：「鄉親們，解放軍必須會打敗反動派！」

敵人見無計可施，就放出狼犬，將周銀海身上的肉一塊一塊地咬下來周銀海始終沒有屈服。敵人一無所獲，就將周銀海拖到曬場槍殺。剛滿14周歲的周銀海壯烈犧牲！

5、江竹筠

江竹筠在她8歲時，性格剛強的母親與游手好閑的父親不能相處，便帶著江竹筠姐弟到重慶投奔兄弟。江竹筠10歲到重慶的織襪廠當了童工，因為人還沒有機器高，老闆就為她特製了一個高腳凳。11歲時，她又進了重慶的一所教會辦的孤兒院，邊做工邊讀書。

在苦難的生活經歷中，江竹筠對當時的社會制度充滿了憎恨，同時也養成了刻苦學習的精神。她在上學時十分用功，記憶力超群。之後據同牢難友講，在獄中，她背誦和默寫下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供難友們學習。江竹筠於1939年考入重慶的中國公學，秘密加入了共產黨。

1944年秋，江竹筠又考入四川大學農學院植物病蟲系，翌年轉入農藝系。1946年，她畢業後回到重慶，參加和領導學生運動。1947年春，中共重慶市委創辦《挺進報》，江竹筠具體負責校對、整理、傳送電訊稿和發行工作，只幾個月的時間，報紙就發行到1600多份，引起了敵人的極大恐慌。

1948年4月，《挺進報》的發行機關被偽裝進步的特務打入，以順藤摸瓜的方式破壞了重慶市委，6月間，江竹筠被逮捕。在押往重慶的碼頭途中，她碰巧遇到了已經成了叛徒的原中共川東地委書記塗孝文，立即機智地大聲呵斥叛徒，使得叛徒無法再偽裝害人。

江竹筠被送到重慶的「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渣滓洞」監獄後，慘遭手指釘竹簽等毒刑的殘酷折磨，仍堅貞不屈，並領導獄中的難友同敵人展開堅決的斗爭。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被特務秘密槍殺，然後被用鏹水毀屍滅跡，時年29歲。

Ⅳ 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的傳統傳承

1958年9月15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正式開學之前，首任校長郭沫若題寫了校歌歌詞《永恆的東風》。9月17日，郭沫若校長向周恩來總理匯報的時候，總理僅改動了兩個字，把校歌歌詞中「為共產主義建設作先鋒」中的「建設」改為「事業」，使文字的表達更為准確。
經總理審定後，郭校長又邀請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著名音樂作曲家、抗大校歌作曲者呂驥先生為之譜曲。郭老說：「我們的校歌得到他的作曲，這就使得我們的學校能夠有聲有色地繼承著抗大的傳統。」
兩天後，郭校長又請呂驥先生來校，在大禮堂里教授全體師生們學唱這首校歌。由一代文史巨匠、音樂家和政治家共同參與創作的、激盪科大人的旋律，從此傳唱不衰。
在1958年9月20日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開學典禮上，陳毅、聶榮臻就明確指示：「科大應該按照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樣子來辦。」 抗大的前身——中國抗日紅軍軍政大學
(瓦窯堡——保安，1936年6月至同年12月）
1936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將1933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國紅軍大學」繼續辦下去。同年6月1日，在陝北安定縣（今子長縣）的瓦窯堡鎮米梁山上閭家大院創辦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抗日紅軍大學」，隨即改名為「中國抗日紅軍軍政大學」。
1、組織機構和學員
紅大校長林彪，教育長羅瑞卿，政治部主任楊尚昆。學生共一千零六十三 人，分為三科：一科三十八人，二科約二百人，三科八百餘人（駐甘肅環縣木缽寺）。一、二科在職幹部只有十四人，專職教員有楊蘭史、羅世文、張如心。曾在三科任教的有杜平齋、柳青、趙守一、馮治國、廖冠賢、張文華、李東朝、韓振紀、劉紹清、王泮清、馮達飛等。這期抗大學員全部來自紅軍，一科的三十八名學員，大多是紅軍的中、高級幹部。其中有羅榮桓（兼一科政委）、彭雪楓、譚政、蘇振華、楊成武、莫文驊、趙爾陸、劉亞樓、楊立三、張愛萍、王平、耿飆、肖文玖、郭樹聲、賀晉年、譚冠三、李濤、張純清、周文龍、胡竹庭、劉鵬、馮玉和、周建屏、劉惠農等。
2、開學典禮
抗日紅軍軍政大學成立，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出席了開學典禮，並發表講話。
3、移駐保安
同年七月，紅大一、二科跟著黨中央移駐保安（今志丹縣）。 隨中共中央進駐延安，紅大改名為抗大
(延安，1937年1月至同年8月）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1937年1月，紅大跟隨中共中央進駐延安，並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
在甘肅環縣的三科遷到甘肅慶陽城內，同二、四方面軍的兩個步兵學校（隨營學校）合並組成紅大第二校，後改稱抗大步兵學校。
1、抗大公開招生
從這一期開始，抗大公開招生。
2、學員編隊
1937年1月20日，抗大二期正式開學。這一期共設四個大隊，學員一千三百六十二人，加上甘肅慶陽的抗大步校一千四百餘人，共兩千七百餘人。
其中一、二隊是紅軍的團、師、軍幹部，如陳賡、楊得志、周子昆、何長工、洗恆漢、曾希聖、羅炳輝、賴傳珠、胡耀邦、王維舟、姚繼鳴、邵式平、周純全、王諍、劉希平、劉型、羅華生、張經武、葉紹華、季干輝、王尚榮、戴玉林、戴季英、黃春圃、謝朝文、陳克寒、姚喆、伍雲甫、謝高、張際春、陳奇涵、倪志亮等。
西安事變後，原東北軍和西北軍的一部分愛國軍人也奔赴延安進入抗大學習，其中有張學良的弟弟張學詩、張學明，楊虎城將軍的兒子楊拯民等。
三至八隊是紅軍的連、營幹部隊，共七百五十三人。九至十四隊為青年學生，共六百零九人，編為四大隊。
四大隊的學員大都來自國民黨統治區，主要是北平、天津等地參加「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的愛國青年學生。另外還成立一個女生區隊，共五十九人，其中有賀子珍、康克清等。
3、組織機構
學校成立了教育委員會和政治部、訓練部、校務部。毛澤東兼任教育委員會主席。校長林彪，劉伯承擔任抗大副校長，傅鍾擔任政治部主任，劉亞樓擔任訓練部部長。工作人員增加到八十七人，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期畢業的學員。抗大步校共編四個營、十三個隊，學員一千四百餘人，都是紅軍的班、排幹部。 抗大——「偉大事業」
(延安，1937年8月至1938年3月）
1、全國各地的革命青年和海外僑胞奔赴延安
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國內各省市的知識分子和進步青年，以及歸國的愛國華僑，紛紛奔赴延安到抗大學習。
為了適應抗戰形勢的發展，抗大沒等二期同學畢業離校，第三期就於1937年8月1日正式開學了。三期開學以後，仍有不少新同學結隊前來，學校決定隨到隨編隊。
2、學員編隊
第三期共收學員一千三百七十二人，編為三個大隊。一至六隊為紅軍幹部，大多是原四方面軍的幹部，共六百一十六人。其中有李先念、王樹聲、許世友、王建安、王宏坤、曾傳六、曹祥仁、丁國鈺、羅舜初、李壽軒等。七至九隊為青年學生，共三百六十六人。另外還有一個訓練老幹部的軍事隊，一百一十二人，一個訓練新幹部的軍事隊一百一十人，一個游擊訓練隊六十七人。
3、組織機構
羅瑞卿副校長主持工作，教育長劉亞樓，訓練部長許光達，張際春擔任政治部主任，胡耀邦為副主任兼總支書記。 努力奮斗，光明就在前面
(延安，1938年4月至同年12月）
第四期於1938年4月16日正式開學，同年8月至12月分批畢業。
1、空前大發展
這一期是抗大空前大發展的一期，僅五至八月份，經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到延安的就有二千二百八十八人，本期共收學員五千五百六十二人，編為八個大隊，四十三個隊。其中訓練八路軍、新四軍幹部的七個隊，九百零七人；訓練知識分子的三十一個隊，四千六百五十五人，占學員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其中女生六百五十四人，編為第八大隊，張琴秋任大隊長。由於學員空前增多，延安原來的校舍已容納不下。因此，除在延安駐四個大隊外，還在瓦窯堡、蟠龍、甘肅的慶陽等地分駐了四個大隊。
1938年5月，學校召開了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主要任務是研究確定本期教學任務，總結建校和領導青年知識分子的經驗，選舉成立了新的校務委員會。同時還加強了黨對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領導。
這一期全校工作人員擴大到一千三百八十六人，其中大部分是學校本身培養的青年知識分子幹部，這就大大加強了教育的力量。
計有軍政教育科長和主任教員二十三人，其中有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郭化若、張慶孚、楊釗等；軍事教員和助教九十人；政治教員和助教一百二十八人；文化教員十二人。這一期中，政教科長楊蘭史同志積勞成疾，不幸病逝。本期訓練部增設了編輯科，開始出版自己編寫的教材。
當年7月，世界學聯代表團參觀抗大，並表示願做「名譽學員」。

Ⅳ 鮑春來為什麼會選擇去湘潭大學啊

北大本已錄取鮑春來，但他在08年就把學籍遷到湘大了，可能一是因為想在家鄉念大回學，二是不想像其答他運動員似的明明實力不夠，卻還去名校混學歷，鮑春來時真的想學一些適合自己的東西吧。
不管怎樣，我們都應尊重、支持他的選擇。我永遠支持鮑春來！

Ⅵ 福建省漳州市東山縣西鋪八斗書店現在移到哪兒了

銅陵到西鋪那條路的紅綠燈，直走

Ⅶ 紅軍長征在湘鄂川黔的故事 大學作文800字

不是抄襲，自己又沒有親身經歷，難道要編的？還是抄的強渡大渡河 光榮的使命 一九三五年五月，我們工農紅軍渡過金沙江，經會理、德昌、瀘沽，來到冕寧。我們紅一軍團一師一團，擔負了光榮的先遣任務。軍委為了加強領導，充實力量，特派劉伯承、聶榮臻兩同志分別擔任先遣司令和政委，並把軍團的工兵連、炮兵連配屬一團指揮。當時，我在一團當團長。 這天，上級把強渡大渡河的任務交給了我們一團。部隊立刻從離大渡河一百六十多里路的一個莊子里，冒雨出發了。 大渡河是長江的一道支流，據傳是當年石達開全軍覆沒的地方。現在，我們的處境也很險惡：後有周渾元、薛岳、吳奇偉等數十萬大軍追趕，前有四川軍閥劉湘、劉文輝的「精悍部隊」扼守著大鍍河所有渡口。蔣介石猖狂地吹牛說：後有金沙江，前有大渡河，幾十萬大軍左右堵擊，共軍有翅也難飛過。他還夢想，要讓我軍成為「石達開第二」。 經過一天一夜冒雨行軍，部隊在一個山坡上停下來。這里離安順場只十多里路，大渡河嘩嘩的水聲都可以聽到。一百四十多里路的急行軍真夠疲勞的了，戰士們一停下來倒頭就睡著了。這時已是夜間十點多鍾，我急忙找來幾個老鄉了解情況。 老鄉介紹的情況和我們偵察的基本一致。前面的安順場，是個近百戶人家的小市鎮。敵人為了防我渡河，經常有兩個連在這里防守。所有的船隻都己搶走、毀壞，只留一隻船供他們過往使用。安順場對岸駐有敵人一個團(團的主力在渡口下游十五里處)，上游的滬定城駐有三個「骨幹團」，下游是楊森的兩個團，要渡過大渡河，必須首先強占安順場，奪取船隻。 情況剛了解清楚，指揮部便來了命令：連夜偷襲安順場守敵，奪取船隻，強渡過河。劉伯承司令和聶榮臻政委特別指示我們說：「這次渡河，關乎著數萬紅軍的生命！—定要戰勝一切困難，完成任務，為全軍打開一條勝利的道路！」 「我們不是石達開，我們是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的工農紅軍！在我們的面前，沒有戰勝不了的敵人，沒有突不破的天險。我們一定要在大渡河上，為中國革命史寫下光輝的一頁。」看完命令，團政委黎林同志堅決地表示。 勝利的前奏 戰士們從夢中被叫醒，冒著毛毛細雨，摸黑繼續前進了。 根據分工，黎政委帶領二營至安順場渡口下游佯攻，以便吸引那個團的主力；我帶一營先奪取安順場，然後強渡；三營擔任後衛，留在原地掩護指揮機關。 天漆黑，雨下個不停，部隊踏著泥濘的小路前進。大約走了十多里，便靠近安順場了。我命令一營分成三路前進。 安順場的守敵做夢也沒有想到，紅軍來得這樣快。他們認為我們還沒有出海子邊少數民族區呢，因此毫無戒備。 「哪一部分的？」我們的尖兵排與敵人哨兵接觸了。 「我們是紅軍！繳槍不殺！」紅軍戰士的回答象春雷，撲向敵人。 「砰！」敵人開槍了。我們的火力也從四面一齊吼叫起來。憤怒的槍聲，淹沒了大渡河水的咆哮，淹沒了敵人的慘叫，頑抗的敵人紛紛倒下，活著的有的當了俘虜，有的沒命地逃跑！兩個連的敵人不到三十分鍾就全被打垮。 正在戰斗時，我來到路旁一間屋子裡。突然聽到一聲喊叫：「哪一個？」通信員一聽聲音不對，槍栓一拉大吼一聲：「不要動！繳槍不殺！」敵人摸不清我們的情況，乖乖地繳了槍。事也湊巧，原來這幾個敵人是管船的。我急忙要通信員將這幾個俘虜送到一營去，要一營想法把船弄來。 一營花了好大的勁，才把渡船弄到手。這里只有這條船，它現在成了我們唯一的依靠。 佔領了安順場，我來到河邊，只見兩岸都是連綿的高山。河寬約三百米，水深三、四丈。湍急的河水，碰上礁石，捲起老高的白浪。現在一無船工，二無准備，要立即渡河是困難的。我急忙一面把情況報告上級，請求指示一面作渡河的准備工作。這一夜，我在安順場街頭的小屋裡，一會踱著步，一會坐在油燈旁，想著渡河的一切問題。 我首先想到鳧水。可是河寬約三百米，水急、浪高、漩渦多，人一下水，就會被急流捲走。 我又想到架橋。仔細一算，每秒鍾四米的流速，別說安橋樁，就連插根木頭也困難。想來想去，唯一的希望還是那隻渡船。於是我立即把尋找船工的任務交給了一營營長孫繼先同志。 一營長派出許多人到周圍山溝里去找船工。一個、兩個、三個……等到找到了十幾個船工，天已大明了。 十七勇士 天明、雨停，瓦藍的天空綴著朵朵白雲，被雨水沖洗過的懸崖峭壁顯得格外高大。大渡河水還在一股勁地咆電翻騰。此刻，通過望遠鏡可以清楚地看到遠處的一切：對岸離介面一里許，是個四、五戶人家的小村莊，周圍築有半人高的圍牆；渡口附近有幾個碉堡，四周都是的黑的岩石。估計敵人的主力隱蔽在小村免企圖等我渡河部隊接近渡口時，來個反沖鋒，迫我下水。 「先下手為強！」我默默地下定決心。隨即命令炮兵連的三門八二迫擊炮和數挺重機槍安放在有利陣地上，輕機槍和特等射手也進入河岸陣地。 火力布置好了，剩下的問題還是接河。一隻船裝不了多少人，必須組織一文堅強悍的渡河奮勇隊。於是我把挑選渡河人員的任務交給了孫繼先同志。 戰士們知道組織奮勇隊的消息後，一下子圍住了孫繼先同志爭著搶著要參加，弄得孫繼先同志怎麼解釋都不行。 「怎麼辦？」一營長問我。我又是高興又是焦急，高興的是我們的戰士個個勇敢，焦急的是這樣下去會拖延時間。因此我決定集中一個單位去。 孫繼先同志決定從二連里選派。二連集合在屋子外的場地上，靜聽著營長宣布被批準的名單：「連長熊尚林，二徘長曾令明，三班長劉長發，副班長張克表，四班長郭世蒼，副班長張成球，戰土張桂成，肖漢堯……」十六個名字叫完了，十六個勇土跨出隊伍，排成新的隊列。一個個神情嚴肅，虎彪彪的，都是二連優秀的幹部和戰士。 突然，「哇」地一聲，一個戰士從隊伍里沖了出來。他一邊哭，一邊嚷著：「我也去！我一定要去！」奔向營長。我仔細一看，原來是二連的通信員。孫營長激動地看看況我也被眼前的場面所感動。多好的戰士啊！我向孫營長點了點頭表示同意讓他參加。孫營長說了聲：「去吧！」通信員破涕為笑，趕忙飛也似地跑到十六個人排成的隊列里。 一支英雄的渡河奮勇隊組成了：十七個勇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沖鋒槍，一支短槍、五、六個手榴彈，還有作業工具。熊尚林同志為隊長。 飛舟強渡 庄嚴的時刻來到了，熊尚林帶領著十六個同志跳上了渡船。 「同志們！千萬紅軍的希色就在你們身上。堅決地渡過消滅對岸的敵人！」 渡船在熱烈的鼓動聲中離開了南岸。 膽顫心驚的敵人，向我渡船開火了。 「打！」我向炮兵下達了命令。神炮手趙章成同志的炮口早已瞄準了對岸的工事，「通通」兩下，敵人的碉堡飛向半空。我們的機槍、步槍也發揮了威力。炮彈一個個炸在敵人的碉堡上，機槍象暴風雨一樣卷向對岸，劃船的老鄉們一槳連一槳地擠命劃著。 渡船隨著洶涌的波浪顛簸前進，四周滿是子彈打起的浪花。岸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渡船上。 突然，猛地一發炮彈落在船邊，掀起一個巨浪，打得小船劇烈地晃盪起來。 我一陣緊張，只見渡船隨著巨浪起伏了幾下，又平靜下來了。 渡船飛速地向北岸前進。對面山上的敵人集中火力，企圖封鎖我渡船。十七勇士外過一個個巨浪，避過一陣陣彈雨，繼續奮力前進。 一梭子彈突然掃到船上。從望遠鏡里看到，有個戰士急忙捂住自己的手臂。 「他怎麼樣」沒待我想下去，又見渡船飛快地往下滑去。滑出幾十米，一下撞在大礁石上。 「糟糕！」我自語著，注視著渡船。只見幾個船工用手撐著岩石，渡船旁邊噴起白浪，要是再往下滑，滑到礁石下游的漩渦中，船非翻不可。 「撐啊！」我禁不住大喊起來。岸上的人也一齊呼喊著為勇士們鼓勁、加油。 就在這時，從船上跳下四個船工，他們站在滾滾的急流里，拚命地用背頂著船。船上另外四個船工也盡力用竹篙撐著。經過一陣插斗，接船終於又前進了。 渡船越來越靠近對岸了。漸漸地，只有五、六米了，勇士們不顧敵人瘋狂的射擊，一齊站了起來，准備跳上岸去。 突然，小村子裡沖出一股敵人，捅向渡口。不用說，敵人夢想把我們消滅在岸邊。 「給我轟！」我大聲命令炮手們。 「轟轟！」又是兩下巨響， 趙章成同志射出的追擊炮彈，不偏不歪地在敵群中開了花，接著，李得才同志的那挺重機槍又叫開了，敵人東倒西歪，一個接著一個倒下去。 「打！狠狠打！」河岸上揚起一片吼聲。敵人潰退了，慌忙地四散奔逃。 「打！打！延伸射擊！」我再—次地命令著。 又是一陣射擊。在我猛烈火力掩護下，渡船靠岸了。十七個勇士飛一樣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彈，一陣沖鋒槍，把沖下來的敵人打垮了。勇土們佔領了渡口的工事。 敵人並沒有就此罷休。他們又一次向我發起了反撲，企圖趁我立足未穩，把我趕下河去。我們的炮彈、子彈，又一齊飛向對岸的敵人。煙幕中，敵人紛紛倒下。十七位勇士趁此機會，齊聲怒吼，猛撲敵群。十七把大刀在敵群中閃著寒光，忽起忽落，左劈右砍。號稱「雙槍將」的川軍被殺得潰不成軍，拚命往北邊山後逃跑。我們勝利地控制了渡口。 過了一會，渡船又回到了南岸。孫繼先同志率領機槍射手上了船，向北岸駛去，繼後我隨之過河。這時，天色已晚，船工們加快速度把紅軍一船又一船地運向對岸。我們乘勝追擊，又在渡口下游繳了兩只船。於是，後續部隊源源不斷地渡過了大渡河。 紅一團強渡大渡河的成功，有力地配合了左翼兵團搶占瀘定橋。很快，滬定橋被我紅四團勝利奪取了，紅軍的千軍萬馬在這里渡過了天險大渡河。蔣介石企圖把我軍變為「石達開第二」的夢想徹底破滅了。而十七勇士強渡大渡河的英雄壯舉，將永遠為後人所傳頌！ 這次行動的勝利，是由於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劉、聶首長的正確指揮，人民的支援，和紅一團全體指戰員堅決服從上級指揮，發揚了英勇頑強的戰斗作風而取得的。這個歷史事實生動地告訴我們：只要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就能克服前進道路上的一切困難，無往而不勝！（載1975年11期《解放軍文藝》） 紅軍長征在洞口的故事 [ 作者：羅子榮 ]轉貼自：《黨的光輝照邵陽》 賀龍、任弼時、肖克、關向應、王震等領導的第二、六軍團，於1935年11月撤離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途經洞口縣境，北上抗日。雖然幾十年過去了，但當年紅軍留下許許多多感人肺腑的動人事跡，深深地銘刻在老人們的心裡，流傳在廣大的群眾中，現在回憶起來，仍記憶猶新，津津樂道。 我們的賀主席 1935年12月19日中午時分，賀龍率領的第二軍團部分主力，從管竹進入岩石鄉。三個穿灰布軍衣、身背短槍的戰士來到三房院子，見一婦女抱著小孩慌慌張張走進自己家裡。戰士跟著走進她家堂屋，見她房門緊閉，便輕輕地敲門說：「嫂子，請你不要害怕，我們紅軍是為老百姓服務的，請你開開門，我們有事和你商量。」青年婦女叫歐陽香元，丈夫在外做挑夫，她聽到敲門的聲音不是很急，喊話的聲音也很平和，就開了房門。戰士見她屋內還有一間空房，便提出：「嫂子，今天晚上借你這間空房搭個鋪住一晚上，你看行不行」歐陽香元雖沒有完全聽懂他們的話，但知道他們是要借房子住，於是臉上露出了同意的笑容。 過了一會兒，有位戰士領著一位身材高大魁梧、身穿蘭布長衫、留有八字鬍子的人來到了歐陽香元的家門口，後面跟著二三十個穿灰布軍衣、背短槍的戰士，在禾坪里整整齊齊地站成兩排。那個八字鬍子對大家講：「我們紅軍是窮人的隊伍，是為人民求解放的，我們有鐵的紀律，大家千萬要注意，不能進年輕婦女的卧室內；」接著又講，「我們紅軍無論走到那裡，都要關心群眾，愛護群眾，群眾家裡的東西未經主人同意不能搬動，借東西一定要還，損壞和丟失東西一定要照價賠償，這樣我們才能取得群眾的信任，才能團結群眾去打倒蔣介石賣國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歐陽香元從戰士們的表情上，看出八字鬍子是個大官。聽他講話句句為老百姓著想，認定紅軍是好人。她懷著興奮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把那個八字鬍子講的話告訴別人，直到天快黑時才回家，她走到堂屋門口見地上搭起了鋪，那個八字鬍子和另外兩個人在煤油燈下看地圖，一邊看一邊比比劃劃。她想知道那個大官是個什麼官，於是走到門外悄悄地問一個小戰士：「那個穿蘭布長衫、留著 鬍子的是你們的什麼人」小戰士輕聲地告訴她：「是我們的軍團長，蘇維埃政府的賀主席，我們都喊他賀老總。」她聽後心裡嘀咕，原來他是個大官，難怪戰士們都規規矩矩聽他講話。 她走到房內，一位女戰士非常和氣地請她坐下，像親姐妹一樣和她拉起了家常。在交談中她問女戰士：「你是哪個的老婆」女戰士很爽快地告訴她：「我是賀龍同志的愛人，今晚住在你家，真麻煩你了。」她知道了住在她家裡的是紅軍的大官賀龍主席一家人，不好意思地說：「這房子不好，沒有好好收拾，真對不起你們，」女戰士說：「等打完仗以後，窮人就有好房子住了。」 第二天清早，部隊要走了，有些戰士在收拾行裝，有些在打掃衛生，有個戰士走到歐陽香元嫂嫂雷青菊面前(住她對門)再三詢問是否有損壞和丟失的東西，雷青菊講：「只有一個木臉盆沒看到。」那個戰士不一會拿了一個銅臉盆對她說：「如果找不到就用這個臉盆，找到了就留做紀念，紅軍的紀律都是賀主席規定的，你一定要收下。」賀主席和戰士們走時，群眾都含著熱淚相送，戰士們 也不時地回頭，依依惜別。 幾十年過去了，歐陽香元沒有忘記當年的「賀主席」。1956年，她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的掛像時，一眼就認出了當年住在自己家裡的賀主席，高興地說：「你們看，我們的賀主席又回岩山來了，又到我們家裡來了。」 可敬的先烈 第二、六軍團自從撤離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後，國民黨的軍隊始終跟蹤他們、搜索他們，妄圖把他們消滅在長征途中。12月21日中午，從高沙開往花園的第六軍團，有的在李家渡一帶休整，有的在行進途中。戰士們雖然頭上都用樹枝、綠葉作了偽裝，但國民黨飛機還是發現了目標，喪心病狂的投下了6顆炸彈，20位戰士當場光榮犧牲，數十名戰士受傷。 當時年僅12歲的王康元正趕著牛回家，一位紅軍戰士見狀，急忙跑過去，屍把將王康元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體掩護他。王康元安然無恙，而那位戰士卻血流如注。王康元的叔父王仁德知道後，深為紅軍戰士舍已救人的精神所感動，為了報答紅軍戰士的救命之恩，他冒險同李明生、劉大炳等20多個貧苦農民一道，將烈士的遺體安葬在蛇形山一塊空地上。但紅軍走後不久，一些土豪劣紳心懷鬼胎煽動說，「紅軍葬的地方是『風水寶地』，是李家渡的『龍脈』所在。現在『龍脈』挖斷了，『龍神』不安，只有把紅軍的屍體挖出來，丟到河裡去，才能保住『龍脈』，恢復『風水』。」為了粉碎土豪劣紳的陰謀詭計，貧苦農民鄧成竹等人連夜將紅軍烈士的棺木移葬到松濤滾滾的長嶺界，周圍栽上蒼松翠柏。被紅軍救了命的王康元，每年清明節去烈士墓前祭掃。1972年他擔任西中大隊黨支部書記後，積極倡議並在公社黨委的領導下，帶領本大隊和李家渡的幹部群眾，整修了烈士墓，在墓前豎起一塊烈士紀念碑，刻上「長征烈士之墓」六個大宇，兩側刻有兩副對聯，一副是「生的偉大，的光榮」，另一副是「繼承先烈志，永作革命人」。洞口縣委和縣政府已將烈士墓做為全縣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幾十年來，幹部、工人、農民、學生經常去墓前瞻仰、憑吊學習先烈精神，繼承先烈遺志，為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做貢獻。 討還血淚債 舊社會的廣大農民，飽受土豪劣紳的壓迫和剝削，掙扎在亡線上。紅軍打擊土豪劣紳，為貧苦農民求解放，因而得到他們的真誠擁護。 岩山鄉沙坊院子有個土豪叫付升庭，長有一臉麻子，為人專橫殘忍，欺壓窮人，群眾都叫他升麻子。他的五個兒子個個兇殘如虎，群眾稱他們是「五老虎」。1931年，升庭麻子准備修新屋，找來新化方師傅給他燒磚瓦。可憐方師傅辛辛苦苦一場，不但未得分文工錢，還要倒貼伙食。一氣之下他推倒磚瓦垛子，滿腹怨恨回新化去了。1935年，他參加了紅軍。12月19日，部隊在岩山宿營，他 把當年在付家的遭遇和當地農民受付家欺壓的情況，向部隊首長做了匯報，首長同意他帶三名戰士去找升麻子算帳。他們操小路走到沙坊院子，把正准備逃跑的升庭麻子抓住。附近群眾聽說紅軍抓住了作惡多端的升麻子，喜得奔走相告，紛紛向紅軍首長揭發升麻於的罪惡。首長派出一位戰士領著貧苦農民到升麻子家裡，打開了付家的糧倉，把糧食分給了群眾。第二天紅軍離開岩山時，把升麻子押到綏寧縣李熙橋處決。 紅軍第六軍團在石江處決了一貫包攬訴訟、敲榨勒索的王文祥；鎮壓了高沙鎮街上被稱為「三王五霸」之一的大惡霸、土匪袁寬：將石背鄉的土豪財主尹成哉、花園鄉罪大惡極的鄧星芳、拒絕給紅軍派糧的反動保長鄧陳卓三人，押到綏寧縣武陽處決。廣大群眾拍手稱快，感謝紅軍為自己伸了冤，討還了血淚債。 軍民魚水情 紅軍到洞口之前，國民黨反動派與地方反動勢力製造了很多謠言，不少農民躲進山裡。紅軍以遵紀愛民的實際行動，解除了群眾的顧慮，很快，大家都回來為紅軍戰士解決吃住問題，十分親熱。 開始岩山街上很多店門都關得緊緊的，後聽到紅軍戰士親切地喊：「老鄉們不要怕，我們紅軍是窮人的隊伍，不會拿你們的東西，如果你們有什麼吃的就賣給我們一點，我們照價付錢。」有些人從門縫中看到紅軍戰士規規矩矩，蹲在街上，誰也不去敲店門。於是有的就拿出煮熱的紅薯放門口賣，戰士們不講價，說多少就是多少，只多交不少交。消息傳開後，店門都開了，能吃的東西都擺出來了，附近群眾家裡有能吃的，都拿到街上賣。有幾位戰士走到林玉元老大娘面前輕聲說：「大娘，天氣太冷，今晚上我們想到你家裡避避風寒。」大娘滿臉笑容表示歡迎，戰士們放下背包，就動手打掃衛生，挑水劈柴。晚上，林大娘見幾個戰士在燈下擺著白布比劃，她猜想是把布剪做包腳布，就把「坐月子」的媳婦喊來一起幫忙，母女倆人熬了一整夜，共做好10雙布襪子，正好每人一雙。第二天戰士們臨走時再三向林大娘道謝，送給他一些白布、一床印花被面和兩個圓瓷缸作為紀念。 紅軍關心群眾，愛護群眾的感人事跡，深深地感動了群眾，廣大農民群眾從各個方面關心、愛護紅軍。石江縫紉師傅邱國才與其他11位師傅一起，連夜趕制軍帽120頂。紅軍給他們每人一塊銀元，他們心情非常激動，你一言我一語，湊成一首詩：「紅軍來到石江鎮，痛打土豪和劣紳，財主心怕膽又驚，窮人精神大振奮，軍民連夜作軍帽，同心協力殺敵人。」花園馬家院子鄧大媽同兒媳曾冬娥在山邊土裡鋤草，聽到山中有微弱的呻吟聲，鄧大媽立即放下鋤頭去山中尋找。果然發現一個約20歲年紀、頭帶八角帽的紅軍戰士(瀏陽人)躺在地上，她用手一摸額頭，好燙手，又見他右腳傷口已開始流膿。她心想不能讓親人在野外活活凍、痛、餓，一定要想辦法救他。她喊來兒媳一起扶著傷員回到家裡，讓他躺在兒媳床上，兒媳拿出丈夫的藍布舊衣服給他換上。大媽告訴傷員安心養傷，如發現有外人來就裝啞巴，要兒媳認他是自己的丈夫(兒媳的丈夫在貴州做挑夫)。安排好後，大媽每天上山采葯，精心護理，一周後戰士的傷基本治好，他告訴大媽要去趕部隊。臨走那天，天剛亮大媽就起床為他准備好路上吃的東西。戰士對大媽說：「大媽，你就是我的親娘，我一定永遠記住你的恩情，革命勝利了，我一定來看望你老人家。」戀戀不舍，揮手告別。 跟著紅軍走 廣大群眾切身感受到紅軍是自己的隊伍，是自己翻身求解放的靠山，紅軍的道路就是自己走向解放的道路。於是，不少貧苦農民紛紛送子弟當紅軍，中青年更是積極踴躍，要求跟著紅軍走。李家渡的貧苦農民，看到20個紅軍戰士在敵機轟炸下光榮犧牲，滿懷為烈士報仇的憤怒心情和為自己求解放的強烈願望，積極報名參加了紅軍。西中村的鄧星怡、鄧正仁、吳老曬，盲田村的鄧星開，新興 村的劉老細，木井村的陳松青，圳上的羅玉等都跟著紅軍走了。洞口街上鄒玉和、王順生兩位縫紉師傅，被請到花園給紅軍製作軍服，他們深為紅軍的精神所感動，毅然跟著紅軍走上了長征路。 據解放後全縣初步統計，當年跟著紅軍走的有20多人。他們為革命做出了貢獻。其中：有壯志未酬而犧牲在長征途中的革命烈士，有在抗日前線流盡最後一滴血的民族英雄，有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貢獻畢生精力的人民功臣，如石江鎮的王振貴，當年30歲，參加紅軍後編入第六軍團保衛局，在17年的戎馬生涯中南征北戰，榮獲「人民功臣」、「解放華北」、「解放西北」的紀念勛章各一枚，1952年轉業到新疆工作，1965年離休，1966年元月回洞口老家定居，撰寫了「夜渡金沙江」、「翻過大雪山」、「六十年春秋話往日」等革命回憶錄。

Ⅷ 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一期學員名單謝謝

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創辦於1936年6月1日的陝北瓦窯堡，現改名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政大學。為適應抗日戰爭的需要，中國共產黨於1936年6月1日在陝北瓦窯堡成立中國抗日紅軍大學。

紅大（延抗大）校長林彪，教育長羅瑞卿，政治部主任楊尚昆。學生共一千零六十三[2]人，分為三科：一科三十八人，二科約二百人，三科八百餘人（駐甘肅環縣木缽寺）。

一、二科在職幹部只有十四人，專職教員有楊蘭史、羅世文、張如心。曾在三科任教的有杜平齋、柳青、趙守一、馮治國、廖冠賢、張文華、李東朝、韓振紀、劉紹清、王泮清、馮達飛等。這期抗大學員全部來自紅軍，一科的三十八名學員，大多是紅軍的中、高級幹部。

其中有羅榮桓（兼一科政委）、彭雪楓、譚政、蘇振華、楊成武、莫文驊、趙爾陸、劉亞樓、楊立三、張愛萍、王平、耿飆、肖文玖、郭樹聲、賀晉年、譚冠三、李濤、張純清、周文龍、符竹庭、劉鵬、馮玉和、周建屏、劉惠農等。

(8)紅軍窯瓦鋪大學三科學員名單擴展閱讀：

關於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歷史沿革

1、抗大的前身是1931年創建於江西瑞金的中國紅軍學校，1933年擴建為紅軍大學，1934年隨中央紅軍長征，改稱「幹部團」。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紅大恢復創建於陝北瓦窯堡，紅軍幹部團和陝北紅軍學校合並，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學校」。

2、1936年5月，為迎接即將到來的抗日戰爭，中共中央決定以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為基礎，創辦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1936年6月1日，「西北抗日紅軍大學」（校址為保安縣）舉行開學典禮，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出席並發表講話。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延安抗日軍政大學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

Ⅸ 紅軍大學的四個分部分別收什麼樣的學員

是優秀的青年幹部和學生。

中國工農紅軍大學舊址，位於延安市子長縣（原安定縣）城內米糧山東南麓一所大院內，1936年6月1日，在此舉行了紅軍大學開學典禮。中國工農紅軍大學舊址，在縣城南端橋溝口。依紅石崖而鑿教室、崗哨、辦公窯，地勢峭拔隱蔽，令人嘆為觀止，亦能防空。

現存有原校長林彪、教育長羅瑞卿等人的舊居和大楊樹下的「露天講堂」。紅大第一期學員在這時學習，人數達1063人。毛澤東曾給學員講課。瓦窯堡中國工農紅軍大學舊址 位於子長縣城內北側米糧山東南麓。

現保留一排5孔磚砌窯洞，每孔窯洞進深8米，寬3米，高4米，坐東面西。院落南北長21米，東西寬10米。1936年6月1日，紅大開學典禮在此舉行。毛澤東兼任紅大政委，林彪任校長，教育長羅瑞卿、政治部主任楊尚昆。紅大成立初期，分為一科和二科。

(9)紅軍窯瓦鋪大學三科學員名單擴展閱讀：

基本理念：

（一）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教育與把握時代特徵相統一

本課程要講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特別是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緊密聯系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與時俱進地充實和調整教學內容，體現當今世界和我國發展的時代特徵，顯示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強大力量。

（二）加強思想政治方向的引導與注重學生成長的特點相結合

本課程要重視高中學生在心理、智力、體能等方面的發展潛力，針對其思想活動的多變性、可塑性等特點，在尊重學生個性差異和各種生活關切的同時，恰當地採取釋疑解惑、循循善誘的方式，幫助他們認同正確的價值標准、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

（三）構建以生活為基礎、以學科知識為支撐的課程模塊

本課程要立足於學生現實的生活經驗，著眼於學生的發展需求，把理論觀點的闡述寓於社會生活的主題之中，構建學科知識與生活現象、理論邏輯與生活邏輯有機結合的課程模塊；在開設必修課程的同時，提供具有拓展性和應用性的選修課程，以滿足學生發展的不同需要。

（四）強調課程實施的實踐性和開放性

本課程要引領學生在認識社會、適應社會、融入社會的實踐活動中，感受經濟、政治、文化各個領域應用知識的價值和理性思考的意義；關注學生的情感、態度和行為表現，倡導開放互動的教學方式與合作探究的學習方式；使學生在充滿教學民主的過程中，提高主動學習和發展的能力。

（五）建立促進發展的課程評價機制

本課程要改變過分注重知識性和單一的紙筆測驗的評價方式，立足思想政治素質的提高，建立能夠激勵學生不斷進步的評價機制。既要考評學生掌握和運用相關知識的水平和能力，更要考查他們的思想發生積極變化的過程，採用多種方式，全面反映學生思想政治素質的發展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