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學教授名單

⑴ 大家給一份美國斯坦福大學曾出過的諾貝爾將獲得者的名單吧 以及目前在該校教書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名單

林納斯·保林1954年獲諾貝爾化學獎，1964年獲諾貝爾和平獎，是全世界極少有的兩次獲諾貝爾獎的學者之一，而在兩個方面獲獎的僅有他一個人，被譽為「生物化學之父」。

亞瑟·空伯格 1959年，獲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這年，他合成了脫氧核糖核酸DNA，但是非活性的；以後的十年裡，他繼續研究，1967年，又在試管中復制出活性的DNA。

羅伯特·霍夫斯達特 1961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通過學校的直線加速器，首次測出了核子、質子、中子的電荷密度分布。

亞歷山大·蘇沃正宜春 197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他是最著名的俄國小說家之一。作品有《第一循環》、《癌症病房》、《伊凡·德尼所維奇生活的一天》等。

肯尼斯·阿羅 獲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和一名英國學者共同建立了一種平衡福利理論。

弗里德利希·海克 1974年，因與一瑞典學者共同建立了貨幣和經濟漲落理論，共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伯頓·理奇得 和另一名科學家分別發現了亞原子，於1976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米爾頓·弗里德曼 1976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強調以貨幣量作為政府政策的一種工具和商業循環及通貨膨脹的決定因素，是芝加哥貨幣經濟派的領袖，美國最著名、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

保羅·伯格 1980年獲諾貝爾化學獎。他是病毒繁殖、侵襲正常細胞並使之癌變的最早研究者。

亞瑟·許瓦樓 獲198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1958年與其姐夫一起發表一篇論文，論文研究了激光，是激光的發明者之一。

喬治·斯泰勒 1982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專攻經濟理論、工業組織、公共管理和經濟史等。

亨利·桃布 1983年，獲諾貝爾化學獎，無機化學巨匠。

⑵ 國外高水平大學名單

國外的好學校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說美國的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英國的劍橋大學。日本的東京大學都是世界上排名比較靠前的。

⑶ 庄小威的教授之路

從助教到「天才獎」得主
2001年，庄小威被聘為哈佛大學助理教授。她的物理根底啟發她將帶熒光的分子標記物附在病毒上，當用激光照射時，標記物發射出特殊的彩色光。用這種方法，藉助顯微鏡，她詳實跟蹤了單個病毒的行為，也跟蹤了諸如蛋白質和核糖核酸（RNA）片斷這樣的單個分子行為。她拍攝到單個流感病毒的連續影像，這是世界上首次記錄到病毒的各階段過程。50萬美元的麥克阿瑟「天才獎」因此向她垂青。她是24個獲獎者中最年輕的一位，而且是女性。
美國藝術與科學文學院（FAS）的科比先生預見了庄的研究對病毒侵入細胞機制的深入了解和對傳染病研究以及葯物開發的意義。他說，庄的研究如此引人注目，很高興麥克阿瑟基金會注意到了「她的天才」。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也代表中科院給庄小威發去賀信。
2004年，美國著名的《科技評論》雜志從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中國、韓國、新加坡、印度等國600餘提名者中，評選出在納米技術、計算機與通信及生物技術領域從事前沿技術研究的、年齡在35歲以下的100名青年創新者，庄小威名列其中。
2005年3月，美國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會（HHMI，一家為全美科學家提供資助的富有卓越聲望的非盈利型研究機構）從全美300多位提名人中選出43位生命科學家（當選者稱為HHMI研究員，基本代表了美國生命科學及其相關交叉學科領域最活躍、最富創新能力、最高水平的研究力量，迄今341位當選者中，10人是諾貝爾獎得主，100多人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在未來7年中向每位提供700萬美元的資助。庄小威和科大校友駱利群榜上有名。
「在科研領域搭建關系網路並不是最重要的，在博士和博士後階段更應該專注於課題研究，成功的研究成果一定會引起別人的關注，功到自然成。」庄小威這樣解釋她的「順」----博士後結束時，她拿到美國七所大學（哈佛、麻省理工、耶魯、普林斯頓、康奈爾、加州理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 offer（錄用通知書），而此後她總能順利獲得研究資金。
2006年初，庄小威晉升為哈佛正教授，34歲的正教授。她在哈佛大學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單分子生物物理實驗室，帶領21名博士、博士後研究流感、艾滋、SARS等病毒侵入宿主細胞的過程。在實驗室團隊的網頁上，她著無袖紅色恤衫，戴著墨鏡眺望遠方，極其舒展。朋友們這樣說她： 「在課題研究之外，庄小威是一個活潑的女青年。」
2012年5月1日，美國科學院公布84新晉美國科學院院士名單，中國科大少年班校友庄小威名列其中。本次院士增選中共有3位大陸華裔當選，另兩位分別為大陸華裔科學家杜克大學生物系教授董欣年（武漢大學校友）和中國科大少年班校友美國斯坦福大學生物系教授駱利群。

⑷ 美國所有大學排名

這是我們從今年的《華爾街日報》/《泰晤士高等教育》(WSJ/THE)美國大學排名中得出的一個結論。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連續第四年蟬聯榜首，緊隨其後的是與之相鄰的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排名第三。

事實上，傳統上被稱為「常春藤聯盟」(Ivy League)的八所私立大學都在前15名之列。常春藤盟校可謂稱霸榜單，除了哈佛和耶魯之外，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並列第五，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並列第七，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位列第九，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排名第12，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排名第13，以及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並列第15。

前10名中超過一半的學校都在東北地區，例外的是位列第四的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並列第五的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並列第七的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位列第10的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排名首位的公立院校密歇根大學安娜堡校區(University of Michigan』s Ann Arbor campus)排在總榜的第23位。

高等教育專家指出，常春藤盟校的持續成功與其雄厚的經濟實力有很大關系。「圍繞學術資源、研究生債務、教職員工多樣性以及畢業生薪水所使用的指標，肯定有利於那些坐擁大量捐贈資金的學校。」美國高校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主席林恩·帕斯奎拉(Lynn Pasquerella)表示。

這些都是《華爾街日報》/《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中的關鍵指標，基於四大類中的15個因素：每所學校總分的40%來自培養成績，包括畢業生的薪水和債務狀況；30%來自資源，包括學校在教學上的花費；20%來自學生參與度，包括學生是否覺得已經准備好將所學應用到現實社會中去；10%來自學習環境，包括生源群體和學術人員的背景多樣性。
當然，今年的排名是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間公布的，受疫情影響，學生在春季早早回到家中，而秋季的校園生活和教學內容也被徹底顛覆。「我認為今年是格外艱難的一年，很難用任何標准來衡量高等教育。」美國教育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n Ecation)主席泰德·米切爾(Ted Mitchell)說，「事情瞬息萬變，兩秒鍾前發生了什麼，兩秒鍾後又會發生什麼，真的很難確定。」

《華爾街日報》/《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依據的是線下高等教育幾乎完全停擺之前所收集的數據，而遠程教育質量或面授的健康安全實踐等日益重要的因素則沒有被包括進去。盡管如此，在疫情期間，學費成本和生源群體多樣性等基本要素還是基本不變的。

⑸ 南京大學走出過哪些名人

南大的名人校友真的太多太多了，本人學金融的，就先說幾個金融方面的，還有自己比較熟悉的名人校友。

1.趙令歡:弘毅投資總裁

鮑哲南現在已經升任斯坦福大學化學工程學院院長，是第一個在斯坦福當院長的華人女性，鮑哲南為華人女科學家樹立了榜樣！鮑哲南是同學們心中的「智慧女神」，整個人也是非常溫婉，做起學術來十分的嚴謹。是南大有名的女性科學家的校友，值得學習！而且整個人做事特別低調，正如南大的那句名言「嚼得菜根，做得大事」。

南大的名人校友很多很多，自己也要加油成為名人校友哦！

⑹ Omega-3研究領域專家康景軒入圍斯坦福大學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榜單來源可以哪裡找急，謝謝！

如果能上得了外網，應該能找得到官方發布的地址，畢竟這個榜單是國外機構發布的

⑺ 斯隆研究獎的簡介

斯隆研究獎 由斯隆基金會自1955年起每年頒發，獎勵那些在職業生涯早期的傑出年輕學者。每位獲獎者將獲得5萬美元的獎金。2012年授予學科領域在原來7個學科領域（化學、分子生物學、計算機科學、經濟學、數學、神經科學和物理學）的基礎上，新增了海洋科學。截止2010年，38位斯隆研究獎得主後來獲得諾貝爾獎；57位後來獲得美國國家科學獎章；14位後來獲得數學領域最高獎菲爾茲獎；1983年開始頒發的經濟學斯隆研究獎得主中，後來占據了14位克拉克獎得主中的9位，克拉克獎被認為是授予年輕經濟學家的最高榮譽。
2012年獲得斯隆研究獎（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s）的126名青年學者名單，其中有11名華人，他們分別是 ：
波士頓學院物理系助理教授Ying Ran獲物理學獎；
波士頓學院化學系助理教授Dunwei Wang獲化學獎；
加州理工學院數學系助理教授倪憶（Yi Ni）獲數學獎；
哥倫比亞大學計算機科學系助理教授Xi Chen獲計算機科學獎；
哥倫比亞大學計算機科學系助理教授Junfeng Yang獲計算機科學獎；
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生物工程系助理教授Sheng Zhong獲分子生物學獎；
普渡大學數學系助理教授劉通（Tong Liu）獲數學獎；
斯坦福大學醫學院助理教授Xinnan Wang獲神經科學獎；
芝加哥大學豐田技術研究所助理教授Jinbo Xu獲分子生物學獎；
華盛頓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Bo Zhang獲化學獎；
耶魯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Nancy Qian獲經濟學獎。
2013年2月15日，美國斯隆基金會（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公布2013年斯隆研究獎（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s）獲得者名單，包括16位華裔在內126名青年學者獲獎。王正（9502）、尹希（96少）、魏巍（96少）、邢毅（9608）、夏晶（9900）等5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友榮膺該獎。
2014年2月18日，美國斯隆基金會公布2014年斯隆研究獎（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s）名單， 126名青年學者獲獎。3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友榮膺該獎，全部來自少年班（系），他們是盧山（9800）、尹均（9800）與孫崧（02少）。

⑻ 初中的科學家的簡介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於湖北省黃岡縣一個貧寒人家。他自幼就讀於其父李卓侯執教的私塾，14歲那年告別父母，獨自一人來到武昌報考高等小學堂。在填寫報名單時，他誤將姓名欄當成年齡欄，寫下了「十四」兩個字，隨即靈機一動將「十」改成「李」，後面又加了個「光」字，從此便以「李四光」傳名於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學習成績優異被選派到日本留學。他在日本接受了帶有漢民族主義的反滿革命思想影響，成為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中年齡最小的會員，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己任。孫中山贊賞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紀這樣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氣。」還送給他八個字：「努力向學，蔚為國用。」
1910年，李四光從日本學成回國。武昌起義後，他被委任為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議，後又當選為實業部部長。袁世凱上台後，革命黨人受到排擠，李四光再次離開祖國，到英國伯明翰大學學習。1918年，獲得碩士學位的李四光決意回國效力。途中，為了解十月革命後的俄國，還特地取道莫斯科。
從1920年起，李四光擔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擔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後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會長。他帶領學生和研究人員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跡遍布祖國的山川。他先後數次赴歐美講學、參加學術會議和考察地質構造。
1949年秋，新中國成立在即，正在國外的李四光被邀請擔任政協委員。得到這個消息後，他立即做好了回國准備。這時，倫敦的一位朋友打來電話，告訴他國民黨政府駐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開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政協委員職務，否則就要被扣留。李四光當機立斷，隻身離開倫敦來到法國。兩星期之後，李夫人許淑彬接到李四光來信，說他已到了瑞士與德國交界的巴塞爾。夫婦二人在巴塞爾買了從義大利開往香港的船票，於1949年12月啟程秘密回國。
回到新中國懷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後擔任了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全國科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他雖然年事已高，仍奮戰在科學研究和國家建設的第一線，為我國的地質、石油勘探和建設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1958年，李四光由何長工、張勁夫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一個民族民主主義者成為共產主義戰士。60年代以後，李四光因過度勞累身體越來越差，還是以巨大的熱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預測、預報以及地熱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歲。李四光早年為悼念一個好學生曾寫過此詩，亦為其畢生從事地質科學研究的光輝寫照。

崎嶇五嶺路，嗟君從我游。
峰巒隱復見，環繞湘水頭。
風雲忽變色，瘴癘蒙金甌。
山兮復何在，石跡耿千秋

李四光的最大貢獻是創立了地質力學，並以力學的觀點研究地殼運動現象，探索地質運動與礦產分布規律，新華夏構造體系的特點，分析了我國的地質條件，說明中國的陸地一定有石油。從理論上推翻了中國貧油的結論，肯定中國具有良好的儲油條件。毛澤東、周恩來在認真聽取了匯報後，支持了他的觀點，並根據他的建議，在松遼平原、華北平原開始了大規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親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時間里，先後發現了大慶、勝利、大港、華北、江漢等油田，為中國石油工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從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勘探部門相繼找到了大慶油田、大港油田、勝利油田、華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國家建設急需能源的時候，使滾滾石油冒了出來。這樣，不僅摘掉了「中國貧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獨創的地質力學理論得到了最有力的證明。

「科學救國」

李四光在農村生活了近14個年頭。從五六歲起，他就在父親教書的私塾里讀書，還要幫著母親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艱苦的生活培養了他刻苦奮斗的精神和倔強的性格。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之後，洋務派興起，湖北辦起了許多新學堂，以講新學而標新立異。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隻身前去投考，以優異成績被錄取。

在新學堂里，他如飢似渴地學習新知識，由於每次考試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選作官費留學生，送到日本學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過了7年，在那裡，他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同盟會。

李四光回國後第二年，辛亥革命爆發，他參加了漢口的保衛戰，作為新被任命的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議，他親自組織碼頭工人和人力車夫運軍火、上前線。隨後，他被選為湖北軍政府實業部部長。正當李四光准備大幹一番事業之時，辛亥革命失敗了。他發憤專心於科學技術的研究，走「科學救國」之路。他去英國留學，先是學采礦，以後轉到地質。他祈盼著有一天，得見政治清明之世，為祖國貢獻自己的青春和熱血。

留學生活並不輕松。為了維持不斷上漲的學費，李四光假期到礦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學的6年裡，他不僅專業學習成績優秀，而且熟練地掌握了英語，先後獲得了學士學位和博士學位。畢業後，他婉言拒絕了一家礦山的高薪聘請，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請，回到祖國，在北京大學地質系擔任教授。

第四紀冰川的發現

李四光到北大地質系後，主講岩石學和高等岩石學兩門課程，他以嚴謹的冶學作風贏得了學生的尊重。他經常帶學生到野外進行實地教學，邊看邊講。一個山頭、一個溝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縫，他都不放過。學校經費不足，他帶領學生白手起家搞建設，將學習環境收拾得十分雅靜。

在教學的同時，他對研究工作也不放鬆，他一生中在地質學方面的主要貢獻，如古生物蜒科的鑒定方法、中國第四紀冰川的發現和地質力學的創立，都是在這期間開始的。在研究過程中，他從不為已有的觀點和學說所束縛，而是按照自然規律，去尋找尚未被人們認識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斷提出創造性的見解，並敢於向一些舊觀點提出挑戰。

例如，從19世紀以來，就不斷有德國、美國、法國、瑞典等國的地質學家到中國來勘探礦產，考察地質。但是，他們都沒有在中國發現過冰川現象。因此，在地質學界，「中國不存在第四紀冰川」已經成為一個定論。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間，就在太行山東麓發現了一些很像冰川條痕石的石頭。他繼續在大同盆地進行考察，越來越相信自己的判斷，於是，他在中國地質學會第三次全體會員大會上大膽地提出了中國存在第四紀冰川的看法。到會的農商部顧問、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輕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為了讓人們能接受這一事實，他繼續尋找更多的冰川遺跡。10年以後，他不僅得出廬山有大量冰川遺跡的結論，而且認為中國第四紀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並且可劃為三次冰期。

當李四光的這個學術觀點再次在全國地質學會上發表以後，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廬山辯論。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中國的科學家低人一等，外國學者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帶著民族主義和種族歧視情緒到中國來的。因此，盡管大量事實擺在眼前，幾位外國學者並沒有改變他們的觀點。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黃山考察，寫了「安徽黃山之第四紀冰川現象」的論文，此文和幾幅冰川現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學者的注意，德國地質學教授費斯曼到黃山看罷回來贊嘆道：「這是一個翻天覆地的發現。」李四光十多年的艱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國科學家的公開承認。可是，他知道，這還遠遠不夠，他乾脆把家搬到廬山上，又在廬山腳下建立了一個冰川陳列館，起名叫「白石陳列館」（後被國民黨海軍炸毀）更深入細致地進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關於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廬山》中得到全面闡述。可惜由於抗戰爆發，這部書10年後才得以出版。

回國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應蔡元培的約請，離開北京南下，主持地質研究所的籌建工作。1928年1月，地質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擔任所長。搞地質研究常常要餐風飲露，條件十分艱苦。況且剛剛成立的研究所經費少，設備缺，甚至沒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戰期間，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盡奔波輾轉之苦。那時，他抽的是用草紙做的煙，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們始終沒有放棄地質研究。由於生活的艱辛和工作的勞累，他患了心絞痛和肺結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從上海啟程赴倫敦，參加第18屆國際地質學會，他的夫人許淑彬也一同前往。會後，他們在英倫三島上又住了一年，一面養病，一面觀察國內外時局的發展。李四光雖遠在歐洲講學考察，但仍關注著祖國的命運。1949年初，他數次給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的許傑（地質學家、解放後曾任地質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院士）等人寫信，支持他們堅守南京，反對搬遷廣州，為新中國地質科學事業保留了一支隊伍及設備。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維護和平大會。出國前，郭沫若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給李四光帶了一封信，請他早日回國。看了這封由郭沫若領頭簽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動。新中國就要屹立於世界的東方，自己的本領可以施展，抱負可以實現了。他積極奔走起來，准備盡快返國。可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從英國到遠東的客輪船票要一年前預訂，歸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調養身體，一面把科研方面遺留的事情辦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著起程的日期。一天，倫敦的一個朋友給李四光打來電話，告訴他，國民黨駐英大使館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開發表一個聲明，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拒絕接受人民政協給他的全國委員的任命，否則就有被扣留的危險。

事情緊急，李四光當機立斷。他拿起一隻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備從那裡渡過英倫海峽，先到法國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寬闊且多風浪，是偏僻的貨運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會從這里渡海，因而能避開國民黨特工人員的追蹤。臨行前，他提筆給駐英大使寫了一封信，讓許淑彬兩天後寄出。第二天，國民黨駐英大使館果然派人來找李四光，許淑彬機警地對來人說，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兩天以後，許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我多少年來日思夜想的理想國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是我竭誠擁護的政府。我能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委員，我認為是莫大的光榮。我已經起程返國就職。他還規勸這位大使脫離禍國殃民的國民黨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國的懷抱……

兩星期後，許淑彬收到李四光的來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與德國交界的巴塞爾，便立即前去會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終於到了北京。這一年他60歲，但是他覺得，新的生活才剛剛開始。

新中國的誕生，揭開了李四光科學事業嶄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地質部部長和科聯主席。

他認真學習了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等著作，努力用辯證唯物主義指導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論學習，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決心扔掉那些舊日留下來的包袱，……達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國的地質事業中去，兢兢業業，鞠躬盡瘁。在他的具體領導下，我國的地質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績；1958年，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開端的日子裡，毛主席、周總理就詢問過李四光：我國天然石油這方面遠景怎麼樣？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個鑽井隊，在陝北膚施一帶，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萬美元，因收獲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布萊克威爾德來到中國調查地質，寫了 《中國和西伯利亞的石油資源》一文，下了「中國貧油」的結論。從此，「中國貧油論」就流傳開來。但是，李四光根據自己對地質構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敗，並不能證明中國沒有油田可辦。」以後他在《中國地質學》一書中，又一次提出：新華夏構造體系沉降帶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經濟價值的沉積物」。這個沉積物講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樂觀地回答了國家領導人的提問：「我們地下的石油儲量是很大的。從東北平原起，通過渤海灣，到華北平原，再往南到兩湖地區，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隊伍開往第一線。在幾年裡，就找到了幾百個可能的儲油構造。1958年6月，喜訊傳來：規模大、產量高的大慶油田被探明。地質部立即把隊伍轉移到渤海灣和黃河下游的沖積平原。以後，大港油田、勝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繼建成。地質部又轉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淺海海域繼續作戰。

1964年12月，周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起來的大慶油田，是根據我國地質專家獨創的石油地質理論進行勘探而發現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黨和國家的充分肯定。

李四光故居與「李四光小道」
在北京市海淀區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學南側，有一條又長又窄的小路，我國著名的地質學家李四光生前總喜歡在這兒休息散步、思考問題，人們習慣地稱它為「李四光小道」。
今天的魏公村已成為繁華的市區，而在解放初，這里只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只有十幾戶居民的小村落。「李四光小道」這條小路已被加寬變得熱鬧起來。
說到魏公村，這一名稱的來歷是和古代畏兀兒人（即今維吾爾族的前身）有著密切的聯系。明代官修《順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到明朝萬曆年間，這里除了稱作畏吾村外，又稱作「葦孤村」。萬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雜記》有如下記載： (宛平)縣之西北，出西直門一里曰高良橋，又五里曰籬笆房，曰葦孤村，又二十里曰韃子營。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溝、曰牛欄庄……這不僅為我們提供了畏吾村的異名，也說明畏吾村的具體位置與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直到清光緒七年(1881年)，這里仍稱作畏吾村。
「辛亥革命」勝利後，隨著民國的建立以及人們思想的轉變，北京市的許多舊地名被紛紛代之以新的稱謂。「文化大革命」時期又稱「為公村」，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橋仍稱作「為公橋」。所有這些都是依照語音，略作改動。而建國以後，李四光居住到這里，為魏公村這個地區增添了文化色彩。
李四光走得多了，便成了「李四光小道」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學正門南側是一片小樹林，樹林帶和民族學院南牆之間，有一條東西向的小路。這條路向西走到多半截向南一轉，就通向李四光家及其所在的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力學研究所。
當年這幾家單位所處的具體轄區，是北京市四季青公社萬壽寺大隊法華寺生產隊。顯然，當年這里應該屬於城鄉結合部。這條小路就是有名的「李四光小道」，現在叫民族大學南路。
十幾米寬的土路，中間隔著一個村子，附近的菜園子里、肥沃的黑土上，茂密地長滿了雜草和綠藤，就像傳說中的金銀島。據說，那曾是亂墳崗子。
小孩子每天下學，都會跟幾個小哥們拿個樹枝，把運動服綁在腰上，紅領巾扎在腦門上，玩探險游戲。穿過高高的圍牆、沙土堆、腳手架，從亂墳崗子、水塔、煙囪到民院深深的防空洞……
許多如今在北京早已銷聲匿跡的動物，冬眠的水蛇、像小臉盆一樣大的蟾蜍、從眼前飛一般穿過、不留一絲痕跡的黃鼠狼、縮成團兒的大刺蝟和小刺蝟，甚至還有狐狸。
其實這條路本沒有名，當時之所以叫「李四光小道」，不是因為這條路是給李四光家修的，也不是因為這是一條李四光出來進去的必經之路，而是因為工作之餘的閑暇時刻，李四光每天傍晚准時來這條路上散步。李四光走得多了，便也成了「李四光小道」。起點是家門口的銀杏樹下，終點是白石橋路，通常走一個來回，有時邊走邊和隨員討論工作，有時帶著馬扎兒，坐在門前的銀杏樹下思考問題。
當年周圍都是菜地，「李四光小道」也是一條田間小路，起初是周圍農民慢慢叫起來的，後來越傳越遠，據說還一度上了北京市的交通圖並在郵局備案。如今那片小樹林早已不存在，「李四光小道」一改再改，現在叫「民族大學南路」，這條路上也多了北京舞蹈學院等單位。
李四光晚年的兩部重要著作《地質力學概論》和《天文、地質、古生物資料摘要》，以及十多篇學術文章，就是在這條路上和銀杏樹下構思完成的。
李四光自1962年遷居於此
在尋訪李四光紀念館的著名的「李四光小道」上，路上除了很多人對我的打聽的茫然，沒有更多的人清楚它的位置。
早春，在第37個世界地球日——4月22日來臨的時候，我敲開那扇耳聞已久的宅門。而當公眾湧向地質博物館的時候，李四光紀念館卻很少有人前往。紀念館前大門緊閉，和地質博物館那邊形成反比。
我扣響了大鐵門，尋問……李四光紀念館的負責人白先生，領我走進這個我憧憬已久的世界。
李四光的最後十年（1962年至1971年）是在國家為他專門建造的宅院里度過的。幾十年過去了，這個院子還在，並於李四光誕辰一百周年（1989）時辟為李四光紀念館，當時的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題寫了館名。李四光故居是一幢兩層小樓，總建築面積989.1平方米，有院牆環繞，院門朝北（以前朝南），樓門朝西。院內曲徑通幽，有假山、噴泉、果木環襯。
看到了李四光用過的電視機、收音機、照相機、小提琴……他的辦公桌、他的書櫃、他喜歡的千萬種石頭……像跨越時空，與一位前輩聊天。
李四光解放後回國，搬過幾次家，曾落腳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溝。上世紀60年代，因備戰需要而遷居。有關方面請他去看過李濟深在城內東單的一處住宅，李四光感到那處房子過於豪華，與自己一貫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棄了。
此後，他親自選址、設計，並由國家建造了這棟小樓。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樹，都是當年李夫人許淑彬帶著大家栽的，李四光也親手種植了其中的幾株。
李四光自1962年遷居於此後，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這里生活、工作、做學問。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參加的小型會議，常在家裡召開；何長工、劉景范等原地質部負責人也常來家中匯報事情，因而一進大門右手那間面積較大的客廳，實際兼具會議室的功能，四周是書櫥和沙發，中間是一張長條桌和若干把椅子。現在，靠窗一側陳列著許多第四季冰川沉積物的地質標本，多為當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獲。
其他傢具則是那個年代留下來的，一個質感陳舊的皮沙發的扶手已經開裂，露出裡面的棉絮。這幾個沙發，還是李四光1950年回國時，在舊貨市場上買的便宜貨，看來年頭更為久遠。客廳的隔壁是辦公室，尚未恢復原樣，但一張大寫字台是李四光用過的。
辦公室一端牆上有一塊玻璃黑板，當年地質隊野外作業回來，向李四光匯報時，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講解或布置，也曾借這塊黑板給科技人員講授地質力學，這大概是多年執教生涯所養成的習慣。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寫著「鬥私批修」四個粉筆大字。
李四光有著很深的國學基礎，不光散文寫得好，舊體詩寫得好，即便是地質學的論文，同樣寫得「有聲有色」。他的音樂造詣也相當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寫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難》，是中國人創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國後曾請音樂家蕭友梅過目提意見。這首提琴曲寫於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後的北大百年校慶的晚會上，第一次得到公開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馬思聰是中國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說法。現在這首曲譜和李四光在國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陳列在紀念館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簡單，衣著也很不講究，得過且過，甚至補丁摞補丁。李四光去世後，工作人員想找幾樣遺物留下來，找來找去也沒發現什麼像樣的值得保存的東西。
李四光夫婦在世時，這幢小樓只他們兩人居住。他們去世後，女兒李林一家搬了過來。李林三年前過世，丈夫鄒承魯也患病在身。一門三院士，已傳為佳話。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樓，李家南門外那棵有上千年歷史的銀杏樹，以及明朝大太監劉瑾等歷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圍頗為扎眼的標志。如今高樓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夾在當中，小樓因年久失修，多少顯得有些殘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