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的歷史特點

1. 美國大學地理位置特點

美國有超復過50個州，各類大學地制域分布很廣，其中有四個地區是教育資源良好的地區。
新英格蘭地區，北美文化最早的發源地，很多排名百名左右的大學，卻有超過200年的歷史。在紐約、賓州、新澤西、麻省、華盛頓D.C 等為教育中心的地區集中了全美最優秀的大學。這個地區的教育文化相當於中國的京津地區，甚至教育資源更加集中。
五大湖區，以芝加哥為教育中心，集中了美國傳統研究型大學，芝加哥大學、西北大學、密歇根大學、伊利諾伊香檳、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是美國近代文明發展過程中，重要的教育支柱力量。
加州地區，加州是美國最大的州，在文化上，華人文化非常重要。而加州大學體系的9所公立大學全部在前100。還有斯坦福、南加州等知名學府。生物、海洋工程、化學工程、數學、計算機都非常優秀。
華盛頓州，以西雅圖城市為中心，是大陸新興移民的新大陸。有華盛頓大學和背靠加拿大溫哥華的美加經濟教育核心區。有著名的華盛頓大學。

2. 美國大學各自有哪些特點

在專業的選擇體制上，美國的大學和我國大學有很大的不同。國內一般是回在入學前就答把專業定下來，學生在學習期間改變專業是比較困難的。而在國美的大學(本科)，入學時不必決定專業，多數是在二年級末或三年級初再確定專業。也就是說，學生可以在接受兩年教育的過程中認真考慮自己的專業方向。只要學習了一定的科目並取得了一定的學分，學生就可以改變自己的專業。另一方面，學生也可以從本科課程階段就先規劃將來從事的職業，並選修該職業的有關課程。比如希望進法學院的學生，可以學習專業法學教育初級階段的憲法、政治法等預備(Pre-Law)課程，而想要進醫學院深造並計劃將來當醫生的學生，可以學習醫學預備(Pre-Medical)課程。

3. 美國私立大學的特點及優勢有哪些

美國私立大學的特點和優勢：
美國私立大學的歷史比公立大學遠為悠久，美國傳統名牌大內學如東部常春藤聯合容會的8所院校，都是私立的。在美國，許多私立大學享有其他國家私立學校所難以企及的聲譽。私立大學不僅僅是成功的學府，還成為產業的核心。
相對於公立大學低廉的費用，私立大學的學費要稍微高一些，每年的學費在3.5萬美金以上，但是私立大學培養了大批的成功校友，每年都收到很多校友及企業捐贈的款項。有了這筆錢，私立大學的獎學金相對於公立學校來講，要豐厚的多。
私立大學在成本控制、運作效率、吸引學生及響應社會需求方面，都比較靈活和有效。私立學校的資金來自基金會，資金運作很靈活。它們能夠以更大幅度的高薪來挖研究大師，提供研究啟動經費，它們可以創設新的學科，這種靈活運作的方式正是市場經濟的獨到之處。
因此私立大學可以達到高質量的教學水平，培養高素質的學生。而且，更自由的環境也更能吸引人才。一所大學的成敗取決於能否吸引傑出人才，而傑出的人才嚮往靈活和自由的環境。

4. 美國社區大學的起源和歷史是什麼

社區大學卻其理念源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主要來自於美國著名教育家、世界頂級學府芝回加哥大學第一任校長答威廉·哈珀。
美國的社區大學（Community College）是美國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提供兩年制的初級高等教育。
美國共有一千兩百多所社區大學，擁有一千多萬注冊學生。社區大學的學生平均年齡是29歲，40%的學生21歲以下，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大學生也十分常見。其中60%的學生是邊工作邊讀書。只有很少的社區大學附帶學生宿舍。社區大學38%的資金來自州政府，學費收入佔20%左右，自地方政府的資金接近20%，剩餘的由其他形式的資金來源補足。
社區大學的年平均學費為兩千多美元，普通公立大學的年均學費接近六千美元，社區大學的學費不足公立大學的一半。不僅如此，如果學生上社區大學，學校家較近，食宿費用上也可以節省很多。

5. 郭秉文倡導的美國大學模式有何特點

郭秉文（1880—1969），男，字鴻聲，江蘇江浦人，生於上海青浦[1] ，早年卒業於上海清心書院，1908年赴美留學，191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回國即參與「南高」創辦，先後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務主任、校長和國立東南大學校長。[1]
郭秉文是在國際舞台上最為活躍的中國教育家，20世紀20年代，他連續3次作為中國首席代表出席世界教育會議，並連續3次被推舉為世界教育會副會長。[1]
郭秉文是中國現代大學的開創人。他主持的國立東南大學，被教育界稱為「中國第一所現代國立高等大學」，成為中國最早的現代意義上的大學。
1880年，郭秉文出生於江蘇青浦[1] （今上海青浦）。
1896年，郭秉文畢業於上海清心書院[2] 。
1908年，已經工作12年、年近30的郭秉文棄職就學，遠涉重洋，到美國俄亥俄州的烏斯特學院攻讀理科。[3]
1911年，郭秉文從烏斯特學院畢業後隨即去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教育學。[1]
1914年，郭秉文收到正在籌備之中的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江謙校長的聘書 ，邀請他做教務主任。同年，他以題為《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一文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成為中國最早的教育學博士，也是在美國最早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學者之一。[1]
1915年，應江謙之聘，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務長。
1918年3月21日， 江謙因病休養，由郭秉文代理校長。[1]
1919年9月1日，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為校長。[1]
1920年4月7日，郭秉文提出建立東南大學的建議，隨即組織「籌議請改本校為東南大學委員會」。同時決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開放「女禁」。[1]
1921年9月，國立東南大學正式成立，「南高」、「東大」其實是雙軌制運行，郭秉文同時兼兩校校長。[1]
1921年東大成立後，郭秉文開始積極推動兩校的合並，決定「南高」自1921年起不再招生，俟其學生全部畢業後即並入東大。[1] 同年，「南高」商科擴充改組並遷址上海，成立東南大學分設上海商科大學（今上海財經大學）。[4]
1923年3月，郭秉文任中國首席代表參加第一次世界教育會議，被推選為世界教育會副主席兼亞洲地區主席，之後連任兩屆。[2]
1923年6月，「南高」正式並入東大。[1]
1924年，郭秉文奉派為保管美國庚款華籍董事之一，組織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2]
1925年1月6日，段祺瑞北京政府於國務會議上通過免除郭秉文東南大學校長決議。[1]
1925年2月1日，東大校董會舉行會議，否認教育部易長之令，請郭秉文照舊任職，先請赴國外考察教育。[1]
1926年5月，與門羅（Paul Monroe）在紐約創立「華美協進社」[2]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任首任社長。
1931年郭秉文受孔祥熙之邀回國，出任國民政府工商部國際貿易局局長[2] 。
1941年3月，郭秉文任國民政府財政部常務次長，兼中央貿易協會主任。[2]
1945年抗戰勝利，任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副署長兼秘書長。[2]
1947年，郭秉文退休留居美國。[2]
1957年，郭秉文與恆慕義（Arthur Hummel）及曹文彥、鮑幼玉等人以私人力量在美組織華府中美文化協會（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舉辦學術活動，從事中美文化交流活動，並應邀擔任「中華民國在美教育文化事業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
1969年8月29日，郭秉文在美國逝世。
教師任用
郭秉文認為，一所大學的師資力量是其存在的前提和發展的保證。因此，他認為辦學的首要任務是聘請優秀教師，並為此不遺餘力。[5] 在創立東南大學之初，郭秉文廣延名師，聘請一流的教授、學者到校任教[6] ，他以自己「平、和」的人格魅力，為學校積累雄厚的師資力量。每個學科基本上都有多位學術水平出色的專家學者。郭秉文非常重視吸納留學生，以打造高素質的師資隊伍。在國外考察之餘，他經常設法向各校探聽中國留學生的情況，通過聽課、觀察和面談等方式深入調查，並親自走訪中國留學生中的佼佼者，誠邀具有真才實學的留學生歸國後在南高師和東大任教。郭秉文不僅延聘國內著名學者來校任教、講學，更親自到國外邀請世界知名大師來校講學。[5]
高等教育
郭秉文認為辦理大學應該力求達到四個「平衡」，即通才與專才平衡，科學與人文平衡，師資與設各平衡，國內與國際平衡。[7]
通才與專才平衡
郭秉文認為大學應設立多種學科，培養多種類型的人才：「正科注重通才教育」，但不忽視應用；「專修科注重專才教育」，但不忽視基礎，「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但兩者並非截然劃分。一個綜合大學的好處，通才與專才相互調劑，使通才不致流於空疏，專才不致流於狹隘。大學生都應成為平正通達的建國人才。」[7] 郭秉文認為，一所綜合大學，可以既設偏重學理的學科，同時又設偏重應用的學科，兩者互補，相得益彰。[7]
人文與科學平衡
人文與科學平衡，在郭秉文眼裡有兩層意思。第一是開辦綜合大學，需要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並重，需要兩大類學科的相互交叉和滲透，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出具有較高人文修養和科學素養的復合性人才。例如，東大心理系即同時隸屬於「文理」和「教育」兩科；生物系則同時隸屬於「文理」和「農學」兩科，以期能收到人文與科學相互利用對方優勢、吸取對方長處、依賴對方支撐之效。郭秉文力主教育學要「科學化」，強調把教育學建立在自然科學基礎上，用科學的方法培養人才。第二是大學既要提倡民族精神、重視民族文化，又要吸納西方文明，重視科技新知。通過溝通和融合，使大學成為弘揚民族文化的基地，成為發展科學的重鎮，成為人文精神與科學新知的交點，進爾培養出文理兼修、既有人文情懷又有科學思維、既喜琴棋書畫又好聲光化電的高素質人才。[7]
師資與設備平衡
郭秉文切切實實地感受到大師的珍貴價值。不過，在他眼裡，所謂大學者，既是大師之謂，亦是大樓之謂，那便是他的「師資與設備平衡」。[7] 大師們的人品學識、志趣才調、言談舉止，對於學生良好的治學態度、治學精神、治學方法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7] 對物資設備的規劃與努力，目的在於改善教學和科研條件，培養各類合格人才。[7]
國內與國際平衡
郭秉文認為只有博取百家之長、廣求世界知識，才能使學生放寬眼界、開拓心胸、廣納人類無限的知識和智慧。他不僅廣延具有真才實學的留洋博士、碩士來校任教，還不斷派遣教師出國進修，東大每年還必邀請多位國內外著名人士來校講學或演講。當時，學校開設的課程和所使用的教材，也幾乎都是以歐美大學為藍本的，並且經過了一個引進、消化、改造和創新的過程。文理科各系的學生都可以學習這些前沿性學科。[7]
三育並舉
郭秉文執掌東大，貫徹實施「三育並舉」的辦學宗旨。所謂「三育並舉」包括三方面：一是堅強的體魄，二是充實的精神，三是道德、學術和才識。「三育並舉」旨在促使學生養成完善的人格，成為一個對國家負責的國民。郭秉文堅信：「欲廣求知識於世界，務使同學們放寬眼界，開拓心胸，則愛國之心，油然而生。」在辦學措施方面，他提出「嚴格甄審，寧缺毋濫」的招生原則，並把心理測驗運用到入學考試中。另外，他格外重視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注意培養學生的自控能力和自製力。 [5]
師范教育
郭秉文認為師范生不僅要具備普通大學生應具備的基本素質，更要重視教材教法的精研和器識抱負的秉持。在郭秉文看來，一所學科單一的師范院校難以培養出高素質的教師，而一所學科專業齊全的綜合性大學可為學生提供更廣闊的學習和發展空間。因此，郭秉文認為要培養高質量的教師，必須將高等師范學校並入綜合大學，將師范教育放在綜合大學教育的大背景下，使學生獲得更全面的發展。因此，他效仿母校哥倫比亞大學兼辦師范學院的辦學模式，提出「寓師范於大學」的觀點。[5]
郭秉文認為，凡中等以上的教師，必須有寬厚的基礎知識，並且應該是雙料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在一個單科性的師范院校里，是很難從根本上提高師資的質量，所以在綜合性的大學里學科齊備，各科知識互補，才是造就師資的理想場所。郭秉文指出，「師范學院辦在大學里，教師的來源不必局限於師范院校。」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在經過一番教育理論的訓練，定可成為卓越的師資。[6]
大學自治
郭秉文主張大學自治，辦學獨立，學校為教育和學術的神聖殿堂，應獨立於黨派，不應與任何黨派發生糾葛。「學校是教育、學術性機構，是培養人才、振興科學之地。非學者不能擔當此重任」，「學者不幹預政治」，「學者不黨」。[6]
郭秉文倡行學者治校，發展民主治校體制，校務實行責任制與評議制並行，即一方面確立校長總理一切校務之責，一方面規定凡學校大政方針必須交校務委員會議決。校務會議相當於學校的立法機構，所作決議經由校長批准後即由學校行政部門付諸實施。同時，成立各種常設或臨時的專門委員會，將學校的各種事務交由教職員自行辦理。經過完善，逐步形成了校董會制、校長制與「三會制」並存的學校治理模式，即校董會決定學校大政方針，校長總事校務，評議會、教授會、行政委員會各司其職，評議會議處學校重大事宜，教授會議處全校教學、研究及學科建設事宜，行政委員會統轄學校行政事宜。[6]
郭秉文提倡學術自由。從政治思潮來說，當時學校所在的南京，共產黨被當局視為異端赤黨，國民黨亦處於地下狀態，東大卻包容著持有各種主張的師生，三民主義、國粹主義、改良主義、自由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共產社會主義等種思潮，匯於一堂，成為自由思想的堡壘。[6]
郭秉文提出「自動主義」，培養學生的獨立人格和自治素養。自動主義，對在校學生而言，指學習上的自學和自力研究，生活上的自立、自理，各種學術、文化、體育活動上的自行組織和主辦。「自動主義」的熏陶也培養了學生自治、民主的現代共和國民素養。。[6]
教育經費
郭秉文通過多種渠道籌集辦學經費，使學校從社會各方面獲得支持和資助。[6] 其中，由校董會出面集資是其中最重要的渠道之一[6] ，他還利用各種機會，或是請人來華講學，或是出國考察講演，積極擴大東南大學的國際影響，從而爭取國外一些知名人士和機構的援助。[6] 郭秉文還模仿美國哈佛大學的辦學方式，鼓勵私人捐助辦學。[6]
教育管理
教育性
在郭秉文看來，教育管理是為了教育而管理。在教育管理的管理職能與教育要求之間，教育要求的達成是首要的，管理職能的履行則是從屬性的，是為促進教育活動、實現教育目的服務的。[8] 教育管理首先是作為實現教育目的的手段而存在的，是穩定教育教學秩序、為學生發展服務的工具；同時，教育管理除了工具價值外，還具有本體價值，特定的組織形式與管理方法本身就是一種教育力量，要發揮其積極的教育效果。[8]
公共性
郭秉文認為教育管理之所以要具有公共性是因為，教育是一項具有公共價值的事業。從教育中受益的不只是某一個體、群體或地區，而是整個社會與國家。[8] 郭秉文主張，一個國家應當積極地發展其公共教育制度，公共教育制度在對象上面向的是所有公眾，公共教育發展的首要責任主體是政府。[8] 郭秉文指出，要擺脫普及教育躊躇不前的狀況，需要有效化解兩大難題：一是要解決文字語言所造成的學習難繁問題；二是要解決學校建設所需教師的培養及其經費問題[8] 。
本土化
郭秉文對於西方教育制度有著較為深入的了解，並從創造美好國家前途的角度，對西方公共教育制度心嚮往之。但與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所倡導的「拋棄傳統、全盤西化」的主張不同，他又有著明確的文化自覺意識，強調教育制度建設一定要在世界眼光中保持清醒的本土思考。[8] 在他看來，只要將世界眼光與本土思考結合起來，一方面採用歐美製度所長，一方面保存、發揚中國教育之所宜是，就能夠迎頭趕上，創造教育和國家的美好前途。[8]
歷史感
郭秉文關注教育制度的歷史沿革，主要不是為了記敘史實，而是為了解教育的過去，理解當下教育的來路，以及思考未來教育治理的去向。同時，他也是用這種方式提醒教育管理者確立教育管理的歷史意識。[8] 首先，郭秉文相信，現實是歷史的一個部分，是經歷史一步步演變而來的。郭秉文也認為，教育管理很大程度上不是管理問題，而是歷史問題。很多現實的教育管理問題，必須回到過去，才能明白現實的由來，找到問題的原因所在。[8] 其次，郭秉文認為，現實雖是歷史一步步演變而來的，但今未必勝於古。[8] 再次，郭秉文也強調，時事有變遷，宜於古者未必宜於今。[8] 他倡導一種辯證的歷史觀，不迷信「今必勝古」，也不陷於「復古主義」。[8]
漸進性
郭秉文對於教育改革持漸進立場，他對於傳統的教育觀念與教育內容不是簡單地排斥與否棄，而是在肯定其價值的基礎上尋求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在倡導新興教育價值與教育制度的同時，也關注其局限、現實適應性以及實施條件等問題。因此，學校行政改革切不可一下子由嚴格高壓變為放任自流，不能「邁大步子」，只能「一步一步走」。同樣，在當時教育界普遍倡導的「學校全體共作之精神」與「學生自治」問題上，郭秉文也主張審慎對待，不可求之過切、操之過急。

6. 美國大學文化具有哪些特色

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簡稱UMich)創建於1817年，位於美國密歇根州，是美國歷史上最悠久的大學之一，在世界范圍內享有盛譽。今天主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密歇根大學特點是什麼。
密歇根大學(UMich)有三個分校，分別是安娜堡(Ann
Arbor)分校、迪爾伯恩(Dearborn)分校和弗林特(Flint)分校。密歇根大學建校以來，在各學科領域中成就卓著並擁有巨大影響，被譽為「公立常春藤」，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以及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素有「公立大學典範」之稱。密歇根大學同時也是美國重要的學術聯盟美國大學聯合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的12個發起者之一。
密歇根大學著名的原因很多，校園佔地3，176英畝，550多幢主要建築，800多萬冊藏書，9個博物館，9家教學醫院，150個研究中心、研究所和實驗中心，400多個主要實驗室以及一個面積為84平方公里的國家自然生態保護區。密歇根大學研究經費在美國大學中數一數二，但它不僅是學術的重地，也是文化的中心，有上千個學生社團及組織，各種性質的活動，應有盡有。
另外，大學的多所博物館、劇場、音樂中心、藝術中心、公園等等也是學生課余休閑的好去處，校園生活十分豐富多彩。大學有極強的體育傳統，各種運動團隊在比賽中屢屢獲獎，大學著名的密歇根競技場可容納10萬多人，是世界上最大的專用橄欖球場地，吉祥物為WOLVERINE。相應的，大學的學費也是公立學校中最貴的(2009年約為$40，000)，接近部分常青藤大學。而捐款數亦為公立大學中最高，總額達到78(AUG，
2008)億美元，為美國大學捐款總額第七高，遠超其他公立大學。

7. 賓夕法尼亞大學特點是什麼

賓夕法尼亞大學：常青藤盟校之一，於1740年由美國著名科學家和政治家、獨立宣言起草人之一本傑明?富蘭克林創辦。

賓大不同於依照英國模式開設老式課程的殖民地學院，它標志著新的高等學府模式在北美洲的誕生，開創了現代美國教育制度的先河。她不僅首先設立了科學課程，同時還是第一個開設歷史、數學、農學、英語和現代語言等課程的美國大學。

在其它許多領域，賓大也作出了很多開創性貢獻。如：18世紀時曾任大學副校長的天文學家大衛?里頓豪斯創建了幾座著名的機械天文台，其中的一座保留至今，成為校園的景點之一。這種被稱為「太陽系儀」的機械裝置實際上就是一種機械模擬計算機。1946年，賓大莫爾電子工程學院又設計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全電子數學計算機「ENIAC」，開創了計算機的新時代。賓夕法尼亞大學校門上鏤刻著"我們定會找到辦法，否則就創造出辦法" （Wewillfindawayorwewillmakeone）。這集中體現了賓夕法尼亞大學勇於創新的精神。

該大學共有15位教授及校友榮獲過諾貝爾獎，4位教授榮獲過美國國家科學獎章。現賓大全校共有41名美國醫學科學院院士，和近40名國家科學院院士。

賓州大學的商、醫、法等學院無不是眾多人夢寐以求的目標，文理各科也多在一流，工科稍弱。在理工科方面，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生物工程學、考古學、基因工程學、計算機科學和醫學研究在全美高校中處於領先地位。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方面，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婦女學和城市研究等學科都在學術界相當有名。

商學院第2，醫學院第4，法學院第7，教育學院第6，工程學院第29，護理學院第3;

理科類綜合第17：生命科學第23，化學第18，計算機第17，數學第16，物理第20；

人文社科類經濟學第9，歷史學第13，新聞傳媒第33，哲學第24，心理學第15，社會學第11；

NRC排名：藝術人文類第9，生物科學類第14，工程科學類第17，數理類第31，社會科學類第11。

8. 美國公立大學特點

   美國大部分的公立大學是由州政府出資創辦和運營的州立大學，比如加州大學伯內克利分校和紐容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還有一種公立的社區大學，提供低學費的兩年制教育，有的學生可以通過先讀兩年的社區大學再轉學到其他學校。  
美 國公立大學尤其是州立大學是由政府撥款為本州的納稅人服務的，納稅家庭可以在州立大學享受低費用的高等教育。  
美 國私立大學的歷史比公立大學遠為悠久，美國傳統名牌大學如東部常春藤聯合會的8所院校，都是私立的。
  直到19世紀後半期，一流的公立院校（如加州大學伯克 利分校和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才紛紛崛起。

9. 美國教育的歷史

美國教育的歷史，從1636年哈佛學院建立算起，迄今不過300多年的歷史，卻成為世界上教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其發展變化大致分為4個階段：

1、教育的移植階段。從17世紀至獨立前是殖民地時期，其教育是宗主國教育模式的移植。教會壟斷教育，具有強烈的宗教色彩。從初等學校一直到高等學校大多為移植宗主國的學校形式。

2、教育的改造階段。美國獨立後至南北戰爭前，是教育制度的初創階段。

3、從南北戰爭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是美國教育的創新階段，具有美國特色的教育制度基本形成。美國教育領導權實行典型的地方分權。

4、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今，是美國教育大發展和大改革階段。主要有1958年《國防教育法》的頒布，60年代開始的「中小學課程改革運動」，1971年的「生計教育計劃」，70年代中期的「恢復基礎運動」。進入80年代後，美國朝野教育改革呼聲強烈，但前景如何尚難預料。

(9)美國大學的歷史特點擴展閱讀：

長期以來，教育公平缺失是美國民眾「痛感」最強烈的社會問題之一。近日，美國司法部公布的一起大規模高校入學騙局讓這一問題再次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根據法庭文件，33名家長通過一名招生咨詢顧問，以作弊造假的方式幫助孩子進入美國頂尖大學。

據路透社報道，目前，好萊塢女演員菲麗西提·霍夫曼已就被指控的共謀與欺詐罪等罪名發表聲明，對受控罪行供認不諱。

另外13名學生家長也作出了同樣表態。這一案件折射出美國教育體系的深層弊端。專家認為，美國大學現行的申請體系，正讓富裕家庭子女在進入優質大學方面擁有不成比例的明顯優勢，教育體系公平性缺失愈加嚴重。

「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入學騙局」。

根據檢方公布的文件，從2011年起，涉案家長向加利福尼亞州一家招生咨詢機構的經營者威廉·辛格提供資金，由後者出面賄賂高校體育教練和入學考試機構工作人員。

受賄者通過將子女包裝成運動員、請槍手代考標准化入學考試或篡改考試答案等手段提高進入名牌大學的機會。涉案家長則為這種「服務」支付高達數十萬美元的「酬勞」。

這起案件被媒體稱為「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入學騙局」。捲入舞弊案的高校包括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喬治城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多所知名大學。

共有包括家長和大學體育教練等在內的50人被提起訴訟，涉案資金達到2500萬美元。涉案的33名家長多為法律、金融等行業擁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士。

10. 美國歷史及其現狀簡介。

美國的高校歷史教育和歷史研究側記
作者：徐國利

2005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隨「安徽大學高級教育行政管理人才赴美培訓班」到馬里蘭大學進行了為期3周的培訓和考察。馬里蘭大學是一所州立的大學，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附近，乘地鐵便可到達華盛頓。馬里蘭大學在美國大學綜合排名約位居40名左右。期間，除了傾聽美國學者和管理人員講授美國高等教育基本狀況和管理外，我還結合自己的專業，注意考察和了解美國高校的歷史教育和歷史研究發展的一些問題。為此，我采訪了馬里蘭大學歷史系的高崢博士[1]，和他進行了兩次較深入的交談，以期盡可能地了解馬里蘭大學乃至美國高等教育的歷史教學和歷史研究的一些狀況。這里，便結合自己的歷史研究專業和歷史教學，重點介紹和總結我所了解到的美國高校的歷史教育、美國歷史研究現狀和歷史研究的致用性等方面的幾個問題。當然，由於考察的時間短，了解的面很小，因此文章所談只是個人一孔之見，而且也未必就很正確。之所以寫出，是認為此一孔之見或許能對我們高校歷史教育的發展和歷史研究的開展有所啟示。文章不當之處，歡迎同仁批評指正。

一、重視人文和歷史教育

美國的高等教育十分重視人文和歷史教育，人文歷史學科的院系在美國是較普遍地設置的。如，馬里蘭大學是一個由馬里蘭州辦的州立高等教育系統，由十三所大學組成，我們培訓所在的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是這一大學系統中最主要的大學，它擁有師資和研究力量雄厚的歷史系，所開設的歷史課程的內容也十分豐富。對於一所綜合性大學，擁有這樣的歷史系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當我問高崢博士馬里蘭大學系統的其它院校是否孝有歷史系時，他毫不猶豫地回答：「都有。」而馬里蘭大學系統中有些是工科或自然學科類的大學，如，University of MD Biotechnology、University of MD Environmental Science等。這在中國大陸簡直是不可想像的（因為香港和台灣地區擁有人文系科的高校的比例也是相當高的）。現在，我們擁有歷史系等人文系科的高校並不多，主要是綜合類大學和師范類院校。而且，目前或縮小招生規模，或是將歷史系易名，或是將其改為其它系科，中國的許多高校是唯恐有歷史系和哲學系等人文系科。同時，在美國的大學中，人文歷史學科的課程是大學生必修課的重要內容。而中國高校的人文歷史課卻基本是面向各自專業的，非人文專業的學生學習人文課的很少。當然，這種狀況目前已經得到改善，我們的許多大學都在採取各種措施來努力提高學生的人文素質包括科學素質。如，許多非綜合性大學開始設立人文學院等。但是，與美國大學久成體系的人文歷史教育機制相比，我們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美國的大學為什麼會如此重視人文和歷史教育呢？究其根源，是由於美國高等教育（實際上是整個的美國教育）以「通才」教育為根本理念的教育精神和原則決定的。而人文歷史教育是「通才」教育的基本內容。所謂的「通才」教育，即，不論是文科、理工科還是其它學科，都把全面培養大學生的人文與科學知識及其思維方式作為辦學的宗旨和主要內容，其目的就是為了使大學生對人類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有較為系統和深入的認識和理解，養成學生兼具人文和科學的思維方式。由於美國的大學是將向大學生全面傳授各種知識作為重點，因此，專業技能和技術的教育在美國的大學教育中是第二位的。這在其大學教育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體現。高崢博士說，美國的大學一般不將自己視為培養技術專家的地方，所以在美國從來沒有哪所大學以自己是「工程師的搖籃」一類的榮譽來自詡。美國大學十分重視人文知識的培養在專業與技能學習中的基礎地位，不少專業性和技能性較強的學科和專業在本科階段是不設置的，必須要等學生在本科階段打下較為合理的知識結構的基礎上才能去學習。如，律師是美國最吃香的職業，學習法律的人自然也相當多。但是，美國的大學本科沒有法律系和法學專業，只有修完了人文和社會學科的大學生才有資格去進一步學習法律。我認為，這種思路和做法是相當有道理的。因為，法律是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的一種規范，它是附著人類社會的出現而形成的，現實社會的法律是對歷史上法律的繼承與發展。因此，如果一個人缺乏對人類社會歷史和現實生活的深刻認識，那麼，法律對他來說只是一堆機械的條文，他也就不能真正很好地懂法和執法。

美國的大學都普遍設有人文歷史學科的院系，也與這些院系的畢業生就業不難，而且往往能在社會競爭中出類拔萃直接相關。高崢博士介紹說，在美國歷史學畢業生不僅就業領域相當廣泛，而且不少人成為美國社會的中堅人才，如，美國國會中有不少議員是歷史系畢業的，美國總統也不乏歷史系出生的。歷史系學生如此，其它人文系科也不例外。因為美國是一個講實用的社會，如果一個專業的學生畢業生找不到工作，那它在美國社會是無法生存下去的。當然，美國人文歷史畢業生就業容易，與他們大學期間所學的知識結構和內容全面合理有關，因而具有較為全面的學科知識有關。上面已說，美國大學講「通才」教育，也就是說，大學生是文理科的知識都要學的，人文歷史系科的學生則必須學許多其它學科的知識，因此，美國的人文歷史畢業生往往既掌握了較為全面的人文歷史知識和思維方式，又兼具科學知識和思維能力。如，以馬里蘭大學的歷史系，學生四年所修的120個學分中有一半左右是非歷史類的，其中包括不少自然學科的課程。那麼，人文歷史學科的學生怎麼能聽懂理工科的課程呢？高崢博士說，美國大學的自然學科課程有不少是講基礎性知識的，而不是講某一學科很專深的知識。加上美國中學階段也沒有中國高中教育階段的那種文理分班的作法，因此，學生聽課並沒有什麼困難。美國大學重視人文歷史教育，不單在於讓學生掌握基本的人文歷史知識，更關鍵得是要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和歷史思維能力。實際上，現代社會知識的更新是很快的，大學所學的不少知識往往會過時的，但是，人文歷史精神和思維方式的培養卻是最根本的，是不容易過時的。由此反觀中國大學的人文歷史院系和專業不受重視，反差何其鮮明啊！我想，究其根源，除了社會上不重視人文歷史專業畢業的學生，以致學生就業難外，更深層和更主要的原因還在於，許多人包括學生都沒有真正意識到人文歷史知識和素質的學習和培養對人自身的發展和參與社會競爭的決定性意義。其次，也與我們國家目前人文歷史學科教育內容的教條、僵化和脫離現實生活及教育方法的落後等有直接關系，也就是說，它並沒有真正起到培養學生人文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作用。

我們的大學經常說要培養大師級的學者，要成為世界級的大學；我們的學生也經常立志在走向社會之後要成為激烈社會競爭的佼佼者。那麼，如果對中美大學人文歷史教育理念作一個比較的話，我們從中是否能反思和悟出一些有益的東西呢？

二、美國的史學碩士和博士的教學和培養

美國和歷史學碩士和博士培養也有其特點。這里，就我所特別關注、並了解的情況作一簡介。

關於碩士的教育。高崢教授說，美國的碩士課一般不由導師滿堂講授。每門課（1學期）一般由老師指定12—13本專業書。一般是要求學生每周讀一本。然後，下周進行討論。上課時，就上周所讀的書的問題進行討論，一般是要求學生提出二、三個問題。由於美國的碩士研究生課程教學並不限於導師自己的學生，感興趣其它方向和專業的學生都可以選，因此，一般一門課有十幾、二十個學生上。那麼，一、二十個學生提的問題就會很多，為此，老師一般是選擇學生最為關注、提的最多的問題來討論。討論是由學生發言，闡述自己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最後，由老師作總結和點評。課後，則由學生根據所討論的問題，寫成一篇小論文。一般是每學期寫2到3篇這樣的小論文。學生的課程成績多是根據這些小論文的成績來評定的。也有在學期末，由學生寫一篇比較長論文來考核其學習成績。

美國研究生教學的這種模式有兩點值得注意的地方或是長處，一是注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問題和分析問題的能力。這一點我們已經注意到，也不同程度地做了，但是做得不夠。二是，養成學生大量和快速閱讀專業書籍的能力，養成學生快速把握所讀書籍主要思想和觀點的能力。這一點尤其值得我們注意。因為，現在是一個知識快速增長的時代，即便是專業領域，知識和學術的增長和更新也是相當快的。而學術研究的基礎便是在了解和把握前人的已經形成的知識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因此，如果不能養成快速了解和把握專業領域知識和學術研究背景的能力，便難以很好地從事學術研究。對此，我們重視不夠。當然，我們要做到這一點也面臨著實際的困難，一是我們的圖書館和院系資料室無法向學生提供這么多的專業圖書資料，學生常常無書可讀；二是，我們的研究生素質總體上呈下滑趨勢，閱讀專業書籍的能力和知識背景都不夠，要大量閱讀這些書也難以全面做到。但是，美國研究生教學和培養的這種模式無疑是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

關於博士的培養。美國的博士培養制度全國並不統一，名牌大學和公立學校之間的要求有相當的差異，但是，總體上說比我們要嚴格，至於名牌大學的博士培養則十分嚴格。像耶魯大學這樣的世界著名高校，培養一個文科博士往往要8年左右的時間。具體到歷史學博士的培養而言，一般是第一年了解自己博士論文選題在學術界的研究狀況，然後用二、三年時間來搜集相關的資料。在這兩個階段，學生往往要作田野調查，也就是到外地、甚至是國外相關的學術科研機構、院校和地域進行資料的采訪、搜集，以最大限度地掌握相關史料。然後是作開題論證報告。最後的三、四年時間用來進行博士論文的寫作。美國的一般大學，博士生在讀時間也需要四到五年，如馬里蘭大學是四年。美國對博士生導師所帶的學生數量一般沒有限制，但是，導師在帶博士生方面卻比較慎重，多量力而行，這既是因為帶博士生的許多工作，如指導學生閱讀，看、改和評學生的論文等都不算是教學工作量，是「義務勞動」；其次，也是由於美國的導師重視學生的培養質量，帶一個學生就必須要承擔相應的指導工作，因此，為保證培養質量，一般情況下只帶一到二名學生。由此可見，美國的博士培養制度和方法也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我們現在的博士培養往往不重視質量，博士在讀時間太短，培養制度也不規范，執行不到位，對導師的監督不力，一些專業招收的學生過多過濫。有些導師一屆博士生就有四、五個，甚至七、八個，而在帶學生時又是放羊式的管理和指導，根本承擔起導師應有的職責，而卻可以多拿許多好處。這既有我們的博士培養制度的問題，也有導師的職業道德水平問題。我們在博士生培養中存在的上述問題，導致了我們的許多博士生畢業後，難以真正從事高水平的學術研究，與國外、特別是高等教育發達國家的博士相比，總體水平存在相當差距。

在美國的高級歷史研究人才中，十分重視史學理論的教學。如，美國的碩士研究生階段，史學理論課是歷史學專業所有研究生必修的課程，而不是史學理論專業的研究生才學的。其目的是培養研究生的理論思維能力和研究問題的方法論意識。正如下文所說的，美國目前的史學研究，以重視理論架構和方法論意識的科學派史學十分盛行，這種史學自然要求研究者要有良好的理論修養和方法論的自覺意識。

三、美國的歷史研究的兩大流派

通過這次訪問，使我對美國的歷史研究發展狀況有了一些新的了解，與我在國內所接觸的書報資料所說的不盡相同。高崢教授介紹說，目前美國的歷史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大流派或是兩種方法，一種是歷史研究的科學派，一種是歷史研究的藝術派。

科學派主張歷史研究要有理論框架，問題意識很強，認為通過歷史研究可以發現歷史的規律、本質和真像。據我所知，這一派在中國很有影響。如，目前介紹到中國的美國研究中國史和中國問題的學術著述，多是這方面的著述。美國有關中國史研究的「範式」和方法論問題近20年來一直是中國史學界關注和討論的熱點和重點。如，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柯文的討論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範式轉換的著作《在中國發現歷史》一直受到中國史學界的關注，時常為人提及。而且，這一派的研究方法也對當代中國史學形成了相當的影響。當代中國史學研究有一種傾向，即重視所謂的「歷史研究模式（或範式）」的建構，不能不說是受到了美國歷史研究方法的影響。不過，中國大陸史學界目前所提出的「史學科學性」或重視歷史的實證性研究，實證史學成為主流，又與美國的科學派史學有不同，中國的許多主張實證史學的人往往主張讓史料自己說話，傾向於中國傳統的乾嘉史學和近代的新考據派史學，而不強調甚至是反對史學理論構建在歷史研究中的理論先導性與方法論意義，認為這種重視「範式」的史學往往是不科學的。

而藝術派則重視歷史研究的語言敘述，強調歷史語言敘述的生動和優美。但是，藝術派並非不重視史料，而是在閱讀和理解史料的基礎上來敘述歷史。這和我們一般所理解的史學是藝術的主張是有差異的。我們通常所講的史學是藝術，往往是強調歷史認識的非科學化，主張以直覺等所謂人文學的研究方法為根本。極端者還包括為求歷史敘述的生動和優美而犧牲歷史的真實性，如19世紀的英國史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而高崢教授所說的美國的史學藝術派卻並非如此。他在談到自己的導師，美國著名史家、耶魯大學的中國史研究專家、現任美國歷史協會主席史景遷教授時，說史景遷教授的著作文筆生動，能將枯燥的檔案文獻史料變為生動的歷史。他的《曹寅和康熙皇帝》（1966）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書中使用的基本是宮廷檔案史料，但卻寫的生動入微。華東師范大學的史學史研究專家朱政惠教授在其新近出版的《美國的中國學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一書中也說，「史景遷的研究特色則在於，以瀟灑和生動的筆觸，將前人的史事重現於紙筆。這一特色使他的研究深入淺出，既有趣味性，又有知識性。他的著作洛陽紙貴，擁有很多西方讀者，因而深受他們的尊敬。」（P183頁。）由此可見，美國當代的這種史學藝術派更像是中國傳統史學中以司馬遷為代表的史學著述風格，而與近代以來西方史學所主張的藝術派史學不盡一致。

四、歷史研究的致用性問題

通過這次考察，使我對美國的歷史研究的致用性有了一些新認識。在我與高教授的交談中，雖然沒有直接和專門討論美國歷史研究的致用性，但是，從我們所談的以下兩個問題卻可以看出美國的歷史研究是重視致用性的。而目前國內卻有相當一部分學者主張歷史研究不應當過於強調其致用性，過於強調或不適當地主張歷史研究的學術獨立性，反對史學的致用。而且，往往是拿西方史學研究崇尚學術獨立自由作理論和實際的依據。

我們較多地談到美國的中國史研究及其範式的轉化問題。這是一個備受國內學術界關注的問題。高崢教授說，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十分發達，究其原因，是因為中國在20世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世界歷史進程的發展產生著愈來愈大的影響。印度同樣是亞洲和世界的一個大國，也是一個文明古國，但是，印度史的研究在美國卻遠不如中國史研究受到關注，原因即在於它不如中國在現當代世界歷史發展中的影響大。由此可見，美國的中國學研究的發展鮮明地體現出「史以致用」的原則。不僅如此，我認為其中國史研究範式的轉化實際也說明了這一點。高崢教授將美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模式演變概括為四種模式，亦即四個發展階段。首先是美國的中國學研究開拓者費正清及其時代的一批學者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其研究解釋方式被概括為「沖擊——反映」模式。後來，這種模式被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內部動力」模式所取代，因為，中國現當代歷史的發展使不少美國學者認識到「沖擊——反應」模式的在理論上的解釋力存在相當局限和不足。到了20世紀80—90年代，美國的近現代中國史研究又出現了「革命模式」，因為，中國的近現代革命在許多美國學者看來具有世界影響力，有獨特的魅力。到了90年代以後，又被「現代化模式」所取代。因為，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開始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革開放，現代化進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的體會是，美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模式的轉換固然在其內在的學術動力，即前一種歷史解釋模式出現了「危機」——已經不能很好地解釋中國近現代和當代歷史發展了，發展了中國現當代歷史和世界現當代史迫使他們要提出新的中國近現代史解釋模式，但是，同時也正說明，舊的歷史研究和解釋模式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所以，要建立新的歷史研究和解釋模式。「沖擊——反應」模式的提出實際反映了一種西方歷史中心論，適應了當時西方世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需求。而當世界歷史的發展和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後，這種模式已經不能有效地解釋中國近現代歷史，從而為其現實服務時，便被另一種研究和解釋所取代。當代美國中國學研究中「現代化研究」模式的興起正是為了適應中國當代新形勢發展，為滿足美國與中國的更好的交往需要而提出的。這不正是歷史研究的致用性在美國的中國史研究中的一種反映嗎？可以說，重視歷史的致用性是美國的中國史研究的又一推動力。

關於美國的歷史研究課題經費的申請。高教授說，美國的史學研究經費的申請主要有兩個對象，一個是向私人的基金會申請；一個是向學校申請。而經費的申請便導致了以「研究問題」為主的科學派史學的盛行，即，要申請到經費，研究者必須要提出你所要研究的問題是什麼，以什麼理論和方法來進行研究。當然，這種理論和方法應當是當時的史學界流行的主導理論和方法。如果你的申請研究課題或項目不在這種理論或方法之內，研究者就會被視為「不入流」，從而被排除在主流的學術圈之外，便得不到學術的資助。高教授認為，這也與研究項目申請的評審制度有關。因為，研究項目申請的評審往往並不都是這一研究領域的專家，因此，專家在評審申請者的研究項目時，最關注的就是申請的研究項目明確提出了什麼問題，用什麼理論和方法來解決問題。我們從美國歷史研究經費的申請中，也可以看出一個重要問題，即史學研究必須是能夠解決問題的，也就是說必須是能夠致用的，歷史研究不僅要講學術價值，還要發揮其社會價值。否則，你就得不到研究經費的資助。

當然，我們對歷史研究的致用性不能作狹隘的理解，將歷史研究的致用性簡單地等同於中國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曾主張過的史學為政治服務、為革命服務，歷史研究致用應當是為整個社會的發展和全民族的進步服務，而不僅限於某些政治集團或社會群體。而且，講歷史研究的致用決不是否定學術研究的獨立性，決不是犧牲學術研究的首要目標：求真性（科學性）。其次，美國的學術研究也受到聯邦或州政府各種形式的、直接或間接的干預，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和科學性往往受到影響。馬里蘭大學教育學院的Bob Berdahl教授便指出了國家科研基金與學術自由之間的矛盾。他說，美國學者的研究經費有聯邦政府或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的，這樣，其研究必然要受到政府及相關部門政策和利益的左右，由此便影響了學術研究的自主性和科學性。不過，由於有了一系列制度的保障和長期形成的學術獨立的傳統，總的說，美國學術界對學術的求真性（學術價值）和致用性（實用價值）的關系處理得比較好。

註：此文略經修改發表於《安大史學》第二輯，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

[1] 高崢，浙江杭州人，曾為北京大學助教，後畢業於耶魯大學，師從美國著名中國史研究專家，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攻讀博士生，1994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曾任美國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出版專著兩部：《面對技術的進步：鐵路時代中國和津巴不韋的社會變化》（Meeting Technology's Advance: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and Zimbabwe in the Railway Age ）（1997），《共產主義接掌下的杭州：城市和幹部的改革（1949—1954）》（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2004).（2004），主要論文有：《從農村革命到城市革命：魯中南的個案研究》，《戰爭文化，民族主義和政治運動：1850—1853》、《17世紀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文化革命中的兩個敵人》、《英雄士兵的神話和敵人的形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