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大學教授如何看待中國崛起

1. 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和「中國威脅論」

1．從合理性與科學性角度正確看待
中國近些年在各領域取得的成績，世界有目共睹，不免讓有些國家眼紅。為了限制中國綜合國力的長期發展，自從20世紀末，一些西方國家認為中國綜合實力的增長將對他們本國的長期發展造成威脅，出於阻礙中國順利發展的目的，中國威脅論也伺機而生，這種言論對我國政治、經濟以及對外文化交流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大國，與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確實存在差異。蘇東劇變後，中國沒有步蘇聯的後塵，反而取得了經濟飛速發展，綜合國力迅速增強等成績。而日本、德國同樣高速發展也同樣創造經濟奇跡並沒有引起其他西方國家的不滿和懷疑，因為這些懷有不同判斷標準的眼光認為日本、德國與他們意識形態相同，取得的輝煌成績也是應當的，這在潛意識反映了西方國家認為自己的發展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絕無僅有的心態。而當他們看到中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取得了如此輝煌成就，這顯然打破了他們的「潛意識」，構成了對他們眼中西方模式的威脅。此外，中國優秀且具特色的文化也為西方某些人所不容，這些人認為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以及其輻射力，也是「潛在威脅」，也是他們的一個心病。問題的實質並非是中國的興起對其既得利益構成威脅，而是既得利益者為了鞏固其既得利益而威脅新興國家。意圖遏制中國是散布「中國威脅論」者的另一險惡目的，通過這種手段便於干涉中國內政，給中國施加壓力，歪曲中國形象，以便轉移視線，遮掩西方國家內部之間的矛盾。可見，宣揚威脅者才是真正的威脅者。俗話說：名正才能言順，理直方能氣壯。中國威脅論不
具備科學性和合理性，自然說不通，沒氣勢。
2．從政府發展戰略角度應對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崛起出現的大規模「中國威脅論」對中國的國際形象塑造過程產生了一些不良影響，建立國家形象成為當務之急。政府的任務應該怎樣承擔？中國政府已多次向世界表明，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崛起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為了消除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的種種猜疑和擔憂，《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提到的「中國絕不搞侵略擴張，永遠不爭霸、不稱霸」是對中國和平發展與崛起的承諾。如何處理中國威脅論，對中國政府是一個考驗，我們可採取以下措施。第一，制度保障。將維護國家形象作為一項長期任務，制定相應的國家形象工程計劃，在負責國家外交形象的行政機構體系中做到分工明確，制度劃一。第二，兼容並包。「中國威脅論」是冷戰思維鼓吹者的產物，我們應當提高警惕性，對此進行批評，但是不能以冷戰思維應對冷戰思維。不因不同的文明和價值觀的差異而放棄國際合作，要繼續加深國際合作，因為在新的歷史環境下，不同的文明和價值觀並不是阻礙建立和諧世界的根本。第三，與時俱進，落實和平發展的外交政策。將中國文化、政策通過宣傳深入到他國民眾中去，用實際行動向世界展現和諧國家形象。第四，在國內進行相關的宣傳，避免民眾過激心理的泛起，防止影響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交流。
3．從民眾角度應對
當今世界，各國之間聯系日益緊密，某些國家地區之間日趨成為一個內部相對開放的整體，各國民眾之間的交流日漸頻繁，形式也多種多樣。民間的經濟團體、文化團體乃至個人的對外交流，不管是經濟、文化等何種層面，對一個國家總體對外戰略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民眾對待中國威脅論，要有敏銳的眼光、清晰的思維，看清威脅論本質的同時要將怎樣促進自身發展作為重點來抓，要明白中國威脅論只是少數謠言散播者的把戲。各國民眾往往是基於自己的體驗，但這種體驗是有局限性的，因為一則新聞、一項數據就可能影響自身的判斷，如果政府和民眾自身不加以引導，甚至可能轉變為群體性質的不理智行為，從而作出不理智的行為，影響中國對外交流的步伐。駁斥「中國威脅論」，傳播中國良好的國際形象，已不能完全靠政府行為或者外交部門的努力了，而是需要更多民間或者個人的努力。
中國威脅論沒有科學的根基和土壤，不具有合理的存在價值，它只是少數的國家和組織為了保護或者謀求自身利益而極力鼓吹的不合理產物，隨著中國軟硬實力的繼續增強，對外交流的深入，對外提高政治、經濟、文化等的認同力，其會不攻自破。歷史是一面鏡子，人類總是在反思中尋求進步。從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關系來看，現今在世界國際秩序中占引導地位的國家，應該拋棄一切狹隘的觀點，樹立長遠眼光，加強國與國之間的深層次、寬口徑的聯系，以促進世界各國共同發展，創造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的發展作為最終目的。目前，世界經濟正在逐步復甦，但復甦的基礎還不牢固，要走出困境，迫切需要繼續加強合作。世界各國靠同舟共濟走出了金融危機的風暴區，現在同樣要靠同舟共濟去推動強勁、可持續、平衡的發展。

2. 怎麼看待中國崛起與中國外交政策

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一直是我國現階段的外交政策, 但近期變化的國際形勢及有關國家的圍堵都對中國外交提出了嚴峻挑戰,2010年冬季從10月29日至11月8日起,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相繼訪問了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巴布亞紐幾內亞以及紐西蘭與澳大利亞.突然如此密集的訪問亞太地區國家,讓人不得不擔心這訪問背後所隱藏的外交威脅.
也有觀察家因此發出警告—在美國日益活躍的亞洲外交壓力之下,中國周邊外交數十年來構築的基礎,很可能功虧一簣.這樣的警告,並非聳人聽聞.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也曾在報刊雜志中說,東南亞周邊小國對中國心存疑慮,表面上說的跟它們心裡想的並不是一回事,明確的指出了中國外交在周邊花的精力遠遠不夠的事實.在美國訪問頻繁訪問亞太地區的這場政治角逐中,朱鋒教授指出「中小國家外交發生調整」,是說明它們都在利用中美兩強的競爭與矛盾漁利,而美國則利用亞太中小國家的恐華心理,順勢全面介入亞太事務,扮演「大哥」的角色,構築一個對華的「統一戰線」. 正因如此,當希拉里以及奧巴馬訪問亞洲時,無時不刻都在強調盟友關系、地區安全以及共同的價值觀.明眼人一看便知,美國人通過把中國塑造成威脅者角色,在中國的周邊大收「保護費」,以安全、價值觀為紐帶,獲得對方的市場回報.
自「天安艦」事件、中日釣魚島爭端,以及「南海核心利益論」的沖擊以來,中國跟周邊國家的外交屢著考驗,尤其是美國在背後推波助瀾,適時對中國施壓,使得我國外交壓力不斷上升,國周邊外交也出現了危機.
那麼我們要如何應對危機呢?我們該如何進一步完善我們的外交政策呢?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所長鄭永年教授曾提出：確立中國外交政策的國際話語權這一解決辦法,隨著中國的崛起和「走出去」,和西方的摩擦甚至沖突不可避免.盡管摩擦和沖突具有物質基礎,但很多沖突的發生是因為價值觀的不同.而價值觀層面的沖突往往又是因為雙方有效溝通的缺失.對中國來說,要和國際社會溝通,就需要確立自身的外交話語,要表明自己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的產生並非中國單方的自我認同,而應該是一種能夠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價值觀,因此我們所確立的「國際話語」必須是結合中國本身的經驗,並在和外在世界（既包括西方世界,也包括發展中國家）的互動過程中產生的.我十分認同鄭永年教授所提出的觀點,畢竟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平崛起」或者「和平發展」的話語已經遠遠不夠.雖然「和平崛起」說明中國本身「為什麼和怎麼樣」融入世界體系.也表明了中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願意承擔一個大國的責任的態度.但是,這個話語不能減少我國在「走出去」過程中和西方的利益發生沖突,尤其在價值觀層面的矛盾.因此我認為「確立中國外交政策的國際話語權」是刻不容緩的.。

3. 如何看待中國崛起

中國的實力遞增是事實。你可以看亞洲四龍的崛起。當時也是12%左右版成長過程。但中國權的崛起大部分是沿海地區的崛起。也就是發展不平衡。所以看起來中國大部分地區還在落後狀態。你要是光看沿海地區就會覺得中國崛起的有多迅速。
結論：中國的崛起==沿海地區的崛起

4. 老外：如何看待中國崛起

中國的實力遞增是事實。你可以看亞洲四龍的崛起。當時也是12%左右成長過程。但中回國的崛起大答部分是沿海地區的崛起。也就是發展不平衡。所以看起來中國大部分地區還在落後狀態。你要是光看沿海地區就會覺得中國崛起的有多迅速。

5. 看西方專家如何評價中國崛起

中國的崛起已經在我們眼前進行了近40年，改變了十幾億人的生活。以下是來自世界銀行的一組數據，它們可以反映中國人的生活從1980年前後至今的變化：

中國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比例，從總人口的80%降至6%左右。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200美元增至8200美元。

人均預期壽命從66歲提高到76歲。

嬰兒死亡率從48‰降至8‰。

15歲及以上人口識字率從66%提高到96%。

當然，類似數據還有很多。但最根本的是，十幾億中國人擺脫了窮困潦倒、體弱多病和教育水平低下的狀態，達到了世界銀行的「中等以上收入水平」。那些在1980年剛剛成年的人親身經歷了這個過程，而他們如今還未到退休年齡。

6. 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

我認為中國民眾和西方世界都應該用客觀的心態來看待中國的 崛起。原因在於： 一、中國發展對世界的積極作用不容抹殺 「中國如果不發展，對世界來說就是一種災難」。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前會長、中國前駐德國大使梅兆榮如是說。他說，中國的發展對世界的作用，國際社會作出了不同解讀和猜測，有些人歡迎，有些人驚奇，有些人擔憂，有些人誤讀中國，有些人甚至宣揚中國威脅論。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取得的快速發展為世人矚目，中國的發展對世界有巨大的積極意義，中國解決了地球上約1/5人口的生存和發展問題，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銷售市場和豐富的產品，中國的發展意味著世界和平力量的加強，有利於地區和全球穩定。中國致力於建設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中國對任何國家都不構成威脅。 在談到如何客觀真實地了解中國、認識中國在世界的作用時，德國沃分布特赫爾佐格(Herzog August)圖書館館長赫爾維格·施密特(Helwig Schmidt-Glintzer)教授也對誤讀中國的現象表達了批評之意，他指出，每個國家有自己的傳統，有自己的文化根源，有自己的發展道路，德國100年與中國100年的進程就不一樣。世界需要了解中國，但必須帶著感情去認識中國，在認識中國的時候應該多考慮中國過去所走過的道路和人民的願望。西班牙中國政治研究所主任楊恩瑞在題為「多極世界的同路人」的演講中也說，中國與西方發展程度不同，但這不應成為雙方認識事物保持距離的理由。中國政府贊成聯合國憲章，簽署了兩個人權宣言，帶頭叫響「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一再承諾尊重人權。中國政府大力推動市場經濟發展，注重社會公正，把民主這個好東西納入社會的發展方向。 「中國決定自己的路，發展本國的經濟，並且虛心向世界其他國家學習，我就不明白：虛心的學生怎麼會得到那麼多批評呢？」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院士周弘曾經提出了這樣的疑問。她強調，每一個民族、國家都存在各種各樣的不足，中國也不例外，但是應該看到中國政府正在努力改進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從來不想把自己的經驗、自己的發展模式強加給別人，中國一直在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和發展模式。 二、媒體不能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 近年來，有些西方媒體在報道中國時，雖然力度在不斷加大，但不可否認，的確存在片面、不客觀的現象。 有專家就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西方有些媒體在涉及中國的報道中，根據意識形態的劃分，完全是冷戰思維，片面、不客觀，甚至是憑想像歪曲、編造事實詆毀中國形象，而對中國的發展事實、中國對世界的貢獻視而不見，甚至多次宣揚中國威脅論，不僅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也不利於中西方之間的良好關系。 目前西方國家在看待中國的問題上，有一種錯誤認識，那就是以為可以去「印象」中國。歐美的一些媒體甚至認為通過報道去影響中國，進而影響中國的發展，這是完全錯誤的。中國過去的發展道路是由自己決定的，今後的發展道路也是由自己決定的。作為媒體的記者，首先要看清這一點。否則，就不能讓世界各國的讀者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和中國的真相。 西方媒體在報道中國時有一個不良現象，即忽略信息，看重結果。作為一名記者，首先應收集信息，對信息負責，必須保證向讀者提供准確的信息，不能簡單地看到一條信息，甚至不知道信息的來源，就根據自己的印象作出判斷。然而，這種現象在西方記者關於中國的許多報道中都經常出現。 西方媒體在過去幾年中關注中國的力度明顯增大，應該承認有一些報道或節目是客觀的，是有事實根據的，並且經過了詳細調查，但確實也有一些報道或節目是片面的，甚至搞一些聳人聽聞、虛構事實的報道。真實是報道的生命，為了討好讀者，滿足一部分人的慾望，編造那些不真實、不客觀的報道，是不應該的。 三、應該辯證看待中國社會轉型中的問題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和環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華首先分析了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三個階段，即傳統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知識型社會。他認為，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正進入加速階段，中國正在逐步邁向知識型社會，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挑戰，對世界來說也是一個挑戰。中國駐德國大使館公使銜教育參贊姜鋒博士認為，中國在邁向知識型社會的進程中有兩大挑戰：一是中國怎樣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二是中國怎樣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接下來，他從教育的角度，向與會者介紹了中國教育發展的現狀以及中國人在提高知識素養方面的努力。 德國不來梅大學尼古拉·斯帕科斯基(Nicola Spakowski)教授在演講中說，中國快速發展的過程，實際上是知識與技術相結合的發展，尤其是在科技領域，中國有許多精英。在中國的知識經濟發展過程中，那種崇尚知識、渴求知識的程度，在世界上都是獨一無二的，與中國相比，德國在這方面就有很大差距。 德國波鴻大學辜學武教授則認為，知識是一種能力，它具有隱秘性、轉換性、淘汰性和被動性四個特徵。而知識型社會這一概念應該包括：知識型經濟、學習型社會、開放共享的社會和具有高度組織能力的社會。他認為當前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還沒有形成知識型社會，要邁向知識型社會，需要走很長的一段路。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強在談到中國工業化和社會轉型問題時，分析了中國近年來發生的巨大變化，介紹了工業化、農村改革、城市化和社會結構調整的情況。而德國作家兼記者蘇珊·梅斯表(Susanne Messmer)則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談了自己對社會轉型期中國的印象和看法。她曾經多次來中國采風，今年她用同中國許多老年人的對話和采訪作為素材出版了一本書——《中國故事》。她認為中國的確變化很大，如果隔一段時間再來，就會找不到原來的地方。 潘家華一方面介紹了中國在減少廢氣排放、治理環境污染等方面作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呼籲世界各國要辯證地看待中國在社會轉型期存在的各種問題，在看到問題的同時，更應看到中國政府為此採取的措施。 我們真誠希望世界與中國應該加強溝通與交流，增進共識和合作。認識中國非常的不容易。她是一個多棱鏡，你看到的是五顏六色。看中國必須用望遠鏡，同時也要用顯微鏡。另外，中國第一是大國。第二是個發展中國家，有各種各樣的問題。第三，中國還很特別。所以想加深相互了解溝通的最好辦法還是進行對話、合作。通過辯論來增加我們的了解，來增進我們的共識，加強合作。

7. 英教授：西方沒有意識到，這幾十年的中國不是崛起而是

西方沒有意識到，這幾十年的中國不是崛起而是復興。中國近幾十年突飛猛進的發展，被稱之為奇跡。從一個瀕臨破碎的國家迅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個超級大國，即使事實擺在面前，這也讓很多西方國家有些懵了，心裡十分不平衡。

8. 論文：如何看待現代中國崛起

中國並非崛起，沒有一個像這么大的國家可以這么快速的崛起。這完全是因為中國擁有這種經驗。中國現在處於追求數量到質量的轉變之中，沒有什麼能阻止它的歸來。

9. 如何理解和看待當前時代背景下的中國崛起

中國崛起是歷年來中國仁人志士追求的一個夢想，即中國夢。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已有一代人的時間了，這在人類歷史和中國歷史長河中只是「一瞬間」，但中國卻發生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經濟總量上了一個大台階，綜合國力上了一個大台階，人民生活上了一個大台階，已經出人意料地提前實現了鄧小平同志80年代初提出的「三步設想」的前兩個設想。這一設想就是旨在現代中國崛起的大戰略。

現代中國迅速崛起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也引起全球各國的極大關注。國際上大體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是中國機遇論或中國貢獻論，大多數人認為中國崛起為各國發展提供了機遇，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對世界發展做出愈來愈重要的貢獻；二是中國威脅論或中國風險論，有些人聲稱中國的發展壯大會構成某種威脅。無論如何，人口規模巨大的、經濟迅速崛起的中國將是21世紀人類發展最重大的事件。我們認為，中國崛起會給中國和世界帶來難以估計的發展機會，中國崛起必然伴隨著極不確定的難以解決的重大發展挑戰。可以說，中國崛起速度太快，崛起規模太大，崛起環境太復雜，不僅中國自己沒有來得及准備好，世界各國也沒有預想到更沒有對此做好准備。中國發展的成功就是世界發展的成功；反之，中國發展的失敗就是世界發展的失敗。

中國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經濟社會，中國在其現代化進程中所遇到的困難之大、矛盾之多、問題之復雜，是不易認識的，也不是朝夕之間就能解決的。中國崛起首先涉及兩個最基本的問題：一是中國能否崛起或繼續崛起？二是能否改變原有的發展模式，以新的發展模式崛起？討論這兩個問題都涉及到兩方面的因素：一是國內的發展態勢，二是國際環境。提高自己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獲得其他國家的尊重，是每個國家都期望的，但並不是每個國家都能夠如願實現的。一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是與自身的綜合國力高度一致的。國力強大，就會享有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和尊重；相反，國力衰微，就會被國際社會所遺忘，甚至落入「落後就要挨打」的境地。中國在過去幾千年，特別是最近二百年中的歷史發展軌跡很好的證明了這一點。因此，中國要想和平崛起於世界強國之林，就必須立足自身，放眼世界。如果沒有自身力量的提升，就談不上崛起，更談不上和平崛起。因此，中國在謀求和平崛起時，首先要敦實崛起的國內基礎。
經濟全球化是20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的突出特徵。縱觀全球化發展的不同歷史時段，幾乎在全球化浪潮發展的每一個階段，總有一些後進經濟體能夠通過恰當的貿易與投資戰略有效利用全球化的發展機遇，積極推動本國產業分工的升級和深化，全面發揮本國經濟的比較優勢，進而創造出競爭優勢，最終實現在經濟總量和人均生活水平方面的趕超，成為全球市場中處於重要地位的新全球化經濟體。從發展趨勢上看，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後開始進入經濟起飛階段，探索新的經濟發展道路，這標志著中國實現真正的經濟追趕的過程。

在中國與世界經濟體系的互動過程中，中國經歷並將經歷不同的四大發展時期：經濟強國和世界經濟的中心期（1400～1800年）、現代化落伍者與經濟大國的衰落期（1820～1950年）、經濟追趕期（1952～2020年）與經濟強國期（2020～2050年）。在不同的經濟發展時期，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之間互動關系的性質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全球經濟的參與程度和影響力。在世界經濟的中心期，中國是世界經濟的中心和全球貿易的主導者。在經濟大國的衰落期，中國在世界經濟總量中與全球貿易中所處的地位發生了顯著逆轉。新中國成立標志著中國開始發動工業化和現代化，也開始了經濟追趕過程。從對世界經濟參與的程度來看，這一過程可以劃分為兩個子階段：第一階段是封閉經濟條件下的追趕階段（1950～1978年），這基本上是一個有所成效的經濟追趕的「計劃經濟實驗」，當時脫離了以分工與貿易為基礎的一體化發展的軌道。第二階段是開放經濟條件下的追趕（1978年至今），這是一個引入新的歷史轉型階段，存在明顯不平衡性而又充滿巨大發展潛力。在經濟追趕期與大國復興期，中國經濟佔世界經濟總量比重的顯著變化將呈現「∪」字型曲線軌跡變動。

世界現代化發展的歷史，實際上是一個工業化追趕與競爭的歷史。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演進歷史來看，在現代化過程中有許多國家「後來居上」，實現了工業化追趕或超過現代化先行國，先後出現了4次後進國追趕現代化先行國的成功典範。美國是第一個成功追趕的典範。美國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經濟開始起飛，花了43年的時間追趕上英國。日本是第二個成功追趕的典範。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開始崛起，人均GDP 花了40年的時間趕上美國，被視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追趕國家。亞洲「四小龍」是第三個成功追趕的典範。20世紀60年代以來，亞洲「四小龍」花了30年的時間追趕上西歐國家。中國將是第四個成功追趕的範例。中國經濟從1978年開始進入經濟起飛階段，加速追趕美國、日本、西歐等發達國家和亞洲「四小龍」，逐步縮小與這些國家間的發展差距，1978～1995年西歐12個國家GDP 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7%，中國GDP 年平均增長速度為7.5%，GDP 年平均增長速度是西歐12個國家的4.4倍，到1995年中國人均GDP 相當於西歐12個國家人均GDP 水平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9.1%上升為1995年的19.0%.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工業化後來者，發動工業化時間晚，進入工業化時代大為滯後。如果從1750年算起的話，歐洲和北美陸續開始工業化，而中國發動工業化的時間滯後了100～200年，直到1950年中國才開始正式發動工業化。中國不僅發動工業化的時間晚，而且工業化水平起點極其低下。根據安格斯·麥迪森最新研究，1820年中國人均GDP 相當於世界人均水平的90%，1950年已經降至21%，到2001年又上升為59%；中國與美國的人均GDP 相對差距，1820年為2倍，1950年擴大為22倍，2001年又縮小為8倍。中國GDP 佔世界總量比重，1820年為33%，1950年降至為5%，2001年上升為12%（見表1）（註：Angns Maddison，"Mensuringand Interpreting World Economic Performance ：1500-2001"，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2004-9-28.）。綜上所述，中國是一個後進國追趕現代化先行國的成功範例，其經濟增長率都不同程度高於前三次後進國追趕先行國的經濟增長率。
通過考察中國的發展軌跡，我們認為1950～1980年是中國現代經濟發展的准備階段，它的基本任務就是建立比較完整的、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1980～2020年是中國現代經濟高增長或經濟起飛階段，將由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過渡，工業化進程開始加速，經濟結構發生明顯變化，社會進行全面深刻的變革，儲蓄率、積累率保持較高增長成為經濟增長基本動力。從2020年後中國可以進入現代經濟穩定增長階段。那麼有哪些因素影響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我們認為主要面臨四大挑戰：人口繼續膨脹與迅速老化，就業負擔沉重；自然資源日益緊張，接近資源承載極限；環境污染迅速蔓延與自然生態日益惡化；糧食需求迅速擴張與糧食增產舉步維艱。由於中國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矛盾，中國選擇新的現代化模式，不同於歐美式的高資源消費、高污染排放（指人均污染物排放量）、高消費為特徵的傳統現代化道路。這一非傳統現代模式，其核心思想就是實行低度消耗能源的生產體系；適度消費的生活體系；使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經濟效益不斷提高的經濟體系；保證社會效益與社會公平的社會體系；不斷創新，充分吸收新技術、新工藝、新方法的適用技術體系；促進與世界市場緊密聯系的，更加開放的貿易與非貿易的國際經濟體系；合理開發利用資源，防止污染，保護生態平衡。該發展模式的資源消耗和生活消費特點是，在本世紀內和下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均各類主要資源消費水平大體保持目前的水平或略有提高，並在上述消費數量的約束下調整結構，提高質量。在積累與消費水平的長期選擇上，應保持較高的積累和適度的消費。

走向21世紀的中國正處於重大轉型時期，這包括中國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社會轉型、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體制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中國經濟起飛的基本因素，主要包括：第一，從資本存量和資本來源看，中國保持著較高的投資率和儲蓄率，利用外資也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和開辟了新的渠道；第二，從工業基礎看，中國建立了一個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第三，從社會基礎設施看，中國的交通運輸業、郵電通訊業、城市公用事業有了相當的改觀；第四，從國內市場條件看，市場巨大無疑是中國的重要優勢；第五，從人力資源看，中國人力資源極其豐富。以上因素決定了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起飛不同於其他國家，它將伴隨著中國成為世界大國（註：胡鞍鋼。胡鞍鋼集——中國走向二十一世紀的十大關系[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243-247.）。

中國的崛起對世界具有深刻影響。中國的起飛意味著世界1/5的人口進入現代社會，中國的起飛將影響和改變21世紀的世界格局，並對佔世界人口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傢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註：胡鞍鋼。胡鞍鋼集——中國走向二十一世紀的十大關系[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243-247.）（244-247）。具體來說，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明顯高於先進國經濟增長的速度，以承載世界人口1/5的大國規模，打破了工業革命以來工業化後進國家中經濟增長相對最高、持續時間最長的記錄；中國的經濟結構指標變動率快於先進國的速度，經濟快速增長不僅為整個國家帶來變化，而且引起了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重大變化，加速增長會促進勞動力向更高的生產力部門轉移，而結構變化又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中國從改革前的極端閉關自守發展到趕上世界大國標準的水平，參與經濟一體化的速度明顯加快，體現出開放的重大效應；同時，中國市場化程度由改革初期的1/4上升到20世紀末的3/4，市場化程度明顯提高，經濟運行已基本奠定在市場機制的基礎之上（註：胡鞍鋼等。大國戰略——國家利益與使命[M].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242-249.）。

中國崛起有兩種不同的追趕戰略（見表2），一是計劃經濟時期的傳統追趕戰略，包括20世紀50年代的「趕英超美」戰略構想和60年代的「四化」戰略構想；二是轉軌時期的追趕戰略，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初的「三步構想」，這一戰略比較符合中國國情，加速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大大縮小了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差距。但是，這一戰略仍然以物為中心，追求經濟高增長為最重要、最優先的目標，是以資本高投入、資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為代價的，也出現了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地區間發展差距擴大，以及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在世界上上升幅度最大。

21世紀中國的現代化將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中國崛起的大戰略應吸取新的原則和思想，立足於中國國情，基於本地區實際情況創新性地提出新的發展思路，這就是「以人為本」，促進人類發展，實現可持續發展，以共同富裕為主題（見表2）。根據我們對大國綜合國力的比較研究表明，中國過去20多年的崛起是迅速崛起、全面崛起、全方位崛起，但卻是不平衡崛起、不協調崛起、不匹配崛起。具體地說：中國已經上升為世界第二大綜合國力國家，與美國的相對差距迅速縮小，由1980年的5倍減少到2000年的2.5倍。中國今後的長期發展目標之一就是使綜合國力再上一個大台階，進一步縮小與美國在綜合國力和各類戰略性資源方面的相對差距。
從現在起到2020年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最宏大的發展任務，也是世界現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果從1950年算起到2050年中國只花100年的時間使15～16億人口達到中等發達水平，就開創了人類發展的「奇跡」。當前，中國正處在這一歷史發展過程的中間點。中國崛起不僅是經濟總量、貿易總量和綜合國力的崛起，而且是一種新的發展模式的探索、創新和展示，這對佔世界人口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傢具有極其重要的啟示作用和示範作用。它將證明一個現代化的後來者仍然有可能在相對短的時間內追趕發達國家，快速實現工業化與現代化，「中國之路」將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提供極其豐富的經驗和極其重要的借鑒，對推動整個人類發展進程產生積極的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