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大學教授中國文化研究

⑴ 牛頓作為劍橋大學的教授，為什麼研究神學

艾薩克·牛頓（1643年1月4日—1727年3月31日）爵士，英國皇家學會會長，英國著名的物理學家，網路全書式的「全才」，著有《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光學》。他在1687年發表的論文《自然定律》里，對萬有引力和三大運動定律進行了描述。這些描述奠定了此後三個世紀里物理世界的科學觀點，並成為了現代工程學的基礎。他通過論證開普勒行星運動定律與他的引力理論間的一致性，展示了地面物體與天體的運動都遵循著相同的自然定律；為太陽中心說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持，並推動了科學革命。在力學上，牛頓闡明了動量和角動量守恆的原理，提出牛頓運動定律。在光學上，他發明了反射望遠鏡，並基於對三棱鏡將白光發散成可見光譜的觀察，發展出了顏色理論。他還系統地表述了冷卻定律，並研究了音速。在數學上，牛頓與戈特弗里德·威廉·萊布尼茨分享了發展出微積分學的榮譽。他也證明了廣義二項式定理，提出了「牛頓法」以趨近函數的零點，並為冪級數的研究做出了貢獻。在經濟學上，牛頓提出金本位制度。1654年，牛頓進了離家有十幾公里九龍的金格斯皇家中學讀書。牛頓的母親原希望他成為一個農民，但牛頓本人卻無意於此，而酷愛讀書。隨著年歲的增大，牛頓越發愛好讀書，喜歡沉思，做科學小實驗。他在金格斯皇家中學讀書時，曾經寄宿在一位葯劑師家裡，使他受到了化學試驗的熏陶。
牛頓在中學時代學習成績很出眾，愛好讀書，對自然現象有好奇心，例如顏色、日影四季的移動，尤其是幾何學、哥白尼的日心說等等。他還分門別類的記讀書筆記，又喜歡別出心裁地做些小工具、小技巧、小發明、小試驗。
當時英國社會滲透基督教新思想，牛頓家裡有兩位都以神父為職業的親戚，這可能是牛頓晚年的宗教生活所受的影響。僅從這些平凡的環境和活動中，還看不出幼年的牛頓是個才能出眾異於常人的兒童。
後來迫於生活困難，母親讓牛頓停學在家務農，贍養家庭。但牛頓一有機會便埋首書卷，以至經常忘了幹活。每次，母親叫他同傭人一道上市場，熟悉做交易的生意經時，他便懇求傭人一個人上街，自己則躲在樹叢後看書。有一次，牛頓的舅父起了疑心，就跟蹤牛頓上市鎮去，發現他的外甥牛頓伸著腿，躺在草地上，正在聚精會神地鑽研一個數學問題。牛頓的好學精神感動了舅父，於是舅父勸服了母親讓牛頓復學，並鼓勵牛頓上大學讀書。牛頓又重新回到了學校，如飢似渴。

⑵ 陳秉公教授談到的中國傳統文化研究領域的三條龍指的是什麼

陳炳光教授談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研究領域的三條龍，指的是來龍去邁

⑶ 中國的文化研究與英國文化研究有什麼區別

法蘭克福學派與英國文化研究:對中國大眾文化研究的啟示

關鍵詞法蘭克福學派文化研究大眾文化研究中國

當代中國大眾文化研究領域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量移植了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批判理論，以作為主要分析視野和方法。這種照搬套用的做法，首先就會遭遇分析和批判的中西方「語境錯位」問題。同時，僅僅以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資源，來審視當代中國大眾文化現象，至少也是失之偏頗的。誠然，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批判理論，具有深刻社會意義，對於分析當代中國大眾文化現象，也有重要參考、借鑒價值。但是，其缺陷也是相當明顯的，尤其是其在過高估計大眾個。性被文化工業摧毀程度的同時，過分地簡化了大眾接受和使用文化工業產品的過程。正是在這一點上，英國文化研究(伯明翰學派)的大眾文化理論具有糾偏和補充作用。文化研究不僅注意到了自上而下宰制性力量對大眾的控制和操縱，更看到了從屬者自下而上對宰制性力量的抵抗和顛覆，重新認識到了大眾的文化辨識力、主動性和創造性，重估了大眾文化政治的進步性潛能。正因如此，如果把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理論，與英國文化研究的大眾文化理論接合起來，並經過從西方地方性語境到中國地方性語境的轉換，會有助於更全面、辯證地理解當代中國大眾文化現象。
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研究，是伴隨改革開放以來大眾文化萌芽、發展而起步的，從一開始就存在著本土理論准備先天不足的現象。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和中期，大眾文化現象曾被一些中國學者納入傳統理論框架中予以闡釋。20世紀80年代初期，一場關於剛剛興起的流行音樂的激烈爭論，就典型地體現了這一點。有人認為，港台流行音樂是資本主義畸形社會的產物，其中雖然也有少數民歌和思鄉的歌曲，「但多數是內容消極、頹廢，情緒低級、庸俗的陳腔濫調之作」。因此，在強調安定團結，促進「四化」建設的今天，對其危害性應有足夠的估計。流行音樂是「比下等還低劣的東西」，「用這樣的音樂能創造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嗎?」對包括流行音樂在內大眾文化現象的這一類責難之理論資源，通常來自於「文化大革命」中延續下來的極左意識形態。由此出發，大眾文化現象就被簡單化地視為一種僅僅具有娛樂性而缺乏社會性、政治性內涵的東西，而被貼上「資本主義」標簽予以排斥，或被視為「粉飾太平、麻痹鬥志」的精神麻醉品而予以否定。當然，在這一時期對流行音樂等大眾文化的譴責聲中，也有人自覺地為之辯護。比如，有人認為，「我們的『新星』，根據自己的演唱風格選擇適當的曲目，或『嚴肅音樂』，或『通俗音樂』，這完全有自己選擇的自由，任何人不該無理指摘。」「文化園圃，宜放百花。有時會出現不平衡：或紅花少了，或白花少了，那就不妨多種些紅花、白花，卻不應把其他顏色的花鋤掉。」顯然，在這一時期，人們對大眾文化現象無論是指責還是辯護，其理論資源基本上都來自於傳統的思維或意識形態框架。
隨著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以及對外開放的迅速推進、電子傳播媒介的迅速普及，20世紀90年代以來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以來，大眾文化開始全面地進入中國社會日常生活空間，從而確立了自身的地位。如果說在20世紀80年代，大眾文化進入普通人日常生活空間，僅僅意味著「左」文化地盤的縮小，那麼，在20世紀90年代，還同時意味著傳統上屬於知識分子的部分文化領地迅速地被蠶食。從古代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傳統知識分子一直以對民眾扮演主動者、引導者、教化者等角色而自居。從儒家「博施濟眾」、「潤澤斯民」、「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社會使命，到「五四」時期旨在改造國民性的新文化運動，再到20世紀80年代以「啟蒙」和「理性」為主思潮的「文化熱」，莫不體現了這一點。與此相應，傳統知識分子在文化領域中無可爭議地居於中心地位、扮演著中心的角色。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尤其是1992年以來，一大批新的文化弄潮兒，如文化經紀人、小報記者、書商、專欄作家、各種影視製作中心及其製作人員、影視歌明星等，在迅速瓜分原先屬於傳統知識分子文化地盤的同時，憑借電視等新媒介增強了自身在大眾中的影響力和感召力。
在西方，許多知識分子不能接受以電影、廣播和電視形式傳輸的信息，新的電子媒介一直遭到他們的冷遇和鄙視。據尼古拉斯，米爾佐夫所說，對這些知識分子而言，一種視覺支配的文化必定是貧乏的、精神分裂的。比如，盡管電視已經在學院體制內贏得了一席之地，但在知識圈中，對視覺快感的懷疑仍然很強烈。這些知識分子可能會關注電視新聞和一些「談話」節目，但對電視的其他一些特色節目，如肥皂劇、游戲表演、大自然節目和體育報道，卻說不出什麼道道來。這個簡單的事實，使許多知識分子失去了耐心：「有大批的大學教授在哀嘆電視已經使西方社會暗啞失聲。大學也招來了異乎尋常的痛恨，因為它們不去研究『偉大的書籍』(這個詞已經為人們所熟知)，卻轉而去研究電視和視覺媒體，這種批評似乎沒有意識到電視如今備受指責，這和啟蒙時期小說遭到敵視，其實是出自同一種反應，在那個時候，文學也曾被指責敗壞了道德和智力。」在米爾佐夫看來，知識分子對新媒介的普遍反感，可能是對那些參與並享受大眾文化的人的一種改頭換面的敵意。在18世紀這種敵意針對的目標是劇院，而現在則聚焦於電影、電視以及互聯網等。然而，「不管在哪種情況下，敵意的根源都是大眾和普通觀眾，而不是媒體本身。從這個觀點看，媒體本身並不是要點。」馬克，波斯特則認為，新媒介遭受冷遇和鄙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們觸犯了知識分子的作者權威感(sense of authorship)，「這種鄙視更主要的動因是深層的心理需要，他們未加深入地研究便先入為主地否定媒介，這是因為媒介的某個方面威脅了他們作為知識分子的身份。我想指出的是，這一類態度如今仍然在許多人中間流行，尤其是在人文科學內；這種態度妨礙人們持續探討媒介對許多人產生的巨大吸引力。」
米爾佐夫、波斯特所分析的現象，在20世紀90年代似乎出現了一種翻版：新媒介及其所傳輸的大眾文化信息，再次因觸犯了知識分子的「作者權威感」而受到了冷遇和鄙視。張煒關於電視的一段論述，就鮮明地體現了這一點。他告誡說，「有頭腦」的人抵制電視的最好辦法就是拒絕與它接觸。「一個知識分子戒電視，應該像戒煙一樣，要有決心和毅力。利用它來消遣，長了會變得膚淺、煩躁。因為生活的色彩離電視上的花花綠綠的色彩相距較遠，你轉過臉再看生活就會耐煩、會發火。電視畫面閃動得也快，還有光的刺激，使你無力邊看邊好好思想。長了，你會放棄思想。……腦子沒有讓名著滋養過的，大半是很粗糙的腦子，改變世界用不上，用上了就對世界有害。有時你看到生活給搞得一團糟，主要原因就是過分地使用了沒有讀名著的腦子。這樣的腦子一般而言不可信，不可靠。」即使在進入21世紀後，仍然有一些中國學者對新媒體表達出了深深的憂慮：「在大眾媒體中，一花一世界、一葉一乾坤的細膩與博大，都被化約為光怪陸離的影像以及附會圖片的文字，搶劫了通向大腦的視覺，阻斷了深入思考的路途。」
上述表明，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眾文化在中國的迅速擴張，不僅對高雅文化的「獨立」和「珍稀」構成了威脅，而且也對傳統知識分子作為啟蒙者、引導者以及大眾代言人的傳統身份和地位，構成了巨大的挑戰。因此，一些知識分子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焦慮」。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一些知識分子從法蘭克福文化工業批判理論中得到了共鳴，並將之作為觀察和分析中國大眾文化現象的主要理論資源。
在中國大陸，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批判理論，最初是伴隨「西方馬克思主義熱」而得以傳播的。歐陽謙在1986年出版的《人的主體性與人的解放——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哲學初探》一書中，簡要地介紹了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業」理論。俞吾金、陳學明在1990年出版的《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西方馬克思主義卷)》一書中，也介紹了阿多諾、本雅明等的文化工業和大眾文化理論。1990年，集中反映法蘭克福文化工業理論的重要著作《啟蒙辯證法》中譯本由重慶出版社出版。李小兵在1991年出版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與危機》有關章節中則專門闡述了阿多諾的「大眾文化與文化工業」理論。
然而，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理論真正引起中國學界的共鳴和重視、並成為研究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現象的重要理論資源，則是自1992年以來中國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速，大眾文化呈迅速擴張趨勢以後的事情。據陶東風所述，改革開放以來最早使用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範式以分析中國本土大眾文化現象的，可能是他自己發表於1993年的《慾望與沉淪——大眾文化批判》一文。文章主要包含以下幾種觀點：大眾文化提供的是一種虛假滿足並使人們喪失現實感與批判性，從而有利於維護極權統治；大眾文化的文本是貧困的(機械復制的、平面化的、沒有深度的、缺乏獨創性的)；大眾文化的觀眾(大眾)是沒有積極性、批判性的，他們無法對文本進行積極的、選擇性的閱讀(可以概括為：虛假滿足論、文本貧困論、讀者白痴論)。
這種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批判的理論視野，在此後知識分子對中國大眾文化現象的分析中，可以說一以貫之。比如，陳剛出版於1996年的《大眾文化與當代烏托邦》就具有代表性。這是一部較早地系統研究當代中國大眾文化現象的專著。作者在援引了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洛文塔爾等關於大眾文化特徵的論述以後，指出，「綜合起來看，我們認為，大眾文化是在工業社會中產生，以都市大眾為其消費對象，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傳播的無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復制的、按市場規律批量生產的文化產品。」作者以一種法蘭克福學派的經典立場，對「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進行了比較。「精英文化」的本質規定，是否定性、反抗性。「屬於精英文化的藝術作品一般都與社會保持一定的距離而對社會進行審美的審視，它們著重描述對社會烏托邦的憧憬追憶和由烏托邦失落引起的傷感困惑」。與此形成對照，大眾文化則放棄了超越性，立足於世俗的基礎，「它非但不構成對現存文化的反思、批判和重建，事實上往往起著維護現存文化、助長消費享樂主義的虛假意識形態、強化大眾商業文化霸權的功用。」「精英文化」是一種致力於對一種純粹的精神價值的維護和追求的「自律」藝術，總是力圖通過個人化的書寫使作品產生一種獨一無二的、不可復制的在真正的藝術作品中散發出來的光芒。而大眾文化是他律的，這種文化的生產受到外在物質因素的控制，是為了滿足市場需要的製作。「大眾文化是一種復制性的活動。而且它也從不創造標准，在這里我們找不到創造性可言。因而，這種文化必然是標准化和程式化的，它只有一個憂慮，就是擔心不能被大規模的復制和消費。」對大眾文化的這些看法，都體現了法蘭克福學派關於文化工業的經典立場。
可以說，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批判理論，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塑造了中國大眾文化研究的面貌。那些照搬法蘭克福學派理論的論著，都程度不同地脫離了中國不同於西方的地方性語境，不僅重復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對大眾文化(mass culture)／文化工業(culturEinstry)特徵的一些描述，而且也重復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悲觀結論。比如，指斥中國大眾文化的商業屬性、工業化的生產邏輯以及意識形態的控制功能，批判強制性的類型化、標准化的當代中國大眾文化產品塑造了同質性的社會主體，譴責當代中國大眾文化抑制了文化藝術品應有的真善美的功能，扼殺了大眾的文化藝術創造力、辨識力和個性，歪曲地反映了現實、製造了一個個的白日夢，消解了人們的批判意識和反叛意識，形象的復制導致對現實的非真實認知，夢幻性特徵強化了人們的妥協與逃避，批量生產導致審美能力的退化等。
需要說明的是，在1999年出版的《市場邏輯與文化發展》一書中，我自己也在相當程度上接受了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的觀點，並嘗試以此作為觀察和分析中國大眾文化現象的理論視野。@我自己對於大眾文化的看法，只是在接觸了英國文化研究尤其是費斯克的著作後，才開始發生變化。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英國文化研究思潮傳人中國，法蘭克福學派一家獨霸天下的局面已經悄然發生變化。但是，至今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仍然是眾多學者觀察和分析中國大眾文化現象的主要立場和方法。這種現象相當廣泛地見諸2000年以後出版的中國學者論著之中。比如，王毅認為，「目前最通常意義的『大眾文化』指大眾傳播或大批量生產的文化。」潘知常認為，「大眾文化是一種產生於20世紀城市工業社會、消費社會的以大眾傳播媒介為載體並Riga城市大眾為對象的復制化、模式化、批量化、類像化、平面化、普及化的文化形態。」凹李陀認為，「大眾文化是一個特定的范疇，它主要是指當代大工業生產密切相關(因此往往必然地與當代資本主義密切相關)，並且以工業方式大批量生產、復制消費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當然，最具有典型性的，是王彬彬的看法。他認為，大眾文化是「現代工業社會中的『大眾文化』(一首流行歌曲，一部電視連續劇)是由少數人利用現代工業手段快速炮製而成的，然後向大眾拋售、傾銷。」一般而言，大眾不可能參與「大眾文化」的製作而只能純然被動地接受少數人快速炮製成的思想、情感。「『大眾文化』作為一種文化泡沫，是即生即滅的。」大眾文化必然是濫情而又矯情的，是以濃施粉黛而掩飾其蒼白貧血的，是散發著撲鼻的廉價香水味的，是大眾的精神鴉片。「其中的情感，其中對生活的理解對世界的感受，往往是虛假的，它類似於鴉片一類毒品，在大眾腦中眼前，製造種種幻象，讓大眾置身於一種虛幻的生活境地，從而麻痹了大眾對自身處境的感受力。」
金丹元和王新菊2006年初發表於《上海文化》的《從『超女』到『夢想中國』》一文，對「超女」「夢想中國」等電視媒體狂歡娛樂現象進行了反思，體現了把西方大眾文化理論，應用於中國本土語境的有益嘗試，但字里行間也滲透著法蘭克福學派的精神旨趣。文章認為，「超級女聲」等現象是商業操縱的產物。「從『超女』到『夢想中國』此類節目的產生，可以證明中國當下的電視策劃人，傳媒公司的組織者已經變得非常聰明，也變得極具實用性，他們認識到了文化商品的價值，不管評論家如何說三道四，任憑風浪如何拍打，反正他們要爭奪的是搶爭市場，佔領市場，這就是游戲規則。」文章為媒體製造的「某種『真實』的假象」、拋出的「某種虛幻的美好前景」而憂慮，因為「結果就必定加劇年輕一代的精神分裂和虛幻症，那麼媒體的責任何在，媒體的良心何在?其實當下媒體的大眾文化消費，抑或由電視台推出的種種反精英化的集體狂歡，草根性娛樂等，恰恰正是由掌握媒體、把持媒體的精英們自己策劃，自己炒作出來的。」從這些文字中，顯然也不難看出法蘭克福學派關於文化工業的經典立場、價值標准、理論視野的深刻痕跡。
把誕生於西方特定歷史和地方性語境的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批判理論，照搬到當代中國，首先就會遇到批判語境的適用性問題。法蘭克福學派於20世紀30年代初在德國的形成，不久就面對著法西斯極權統治的威脅和迫害。因此，其文化工業批判理論的重要出發點，就是分析文化產品在思想觀念上鍛造極權主義個體的作用。按照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的看法，法西斯主義的產生並非偶然的事件，而是有其深厚的社會心理土壤。法西斯政治宣傳所催生的大眾與商業體制所培育的大眾(the masses)是合二而一的同一群人。認同作用(identification，直譯作「視為同一」)可以解釋法西斯操縱之下個體的個性如何消失並退化成了大眾、群體中的成員和「非個體化的社會原子」。由於認同作用，大眾就會將作為煽動者或催眠師的領袖，當作自我理想或自我典範內投到了自己的人格結構中，所以，大眾與領袖的心理結構就具有了基本的同一性。在現代商業制度下，雇員的頭腦里最初想的是如何像上級一樣，但逐漸地由於壓抑性的物質依附的作用，他們的整個人格都被按照統治階級的樣式而加以重新塑造了。顯然，這種雇員與上級的人格關系，已經在相當程度上為個體的個性消失並退化為群眾以及群眾將領袖「視為同一」，奠定了社會心理基礎。「一般而言，領袖都是賣弄嘴皮子的好手，他們具有口若懸河和蠱惑人心的煽動力量。這些人施加於追隨者的主要魔力就是依靠自己的口才，也就是語言本身。雖然缺乏其理性意義，卻能夠以一種神奇的方式發揮作用，並且推動古老的退化，使個體退化為群體的成員。」固在這一過程中，現代傳播媒介顯然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無線電廣播變成了領袖的話筒，大街上的大擴音喇叭，不斷傳出像女妖王一樣令人驚慌失措的進行宣傳的聲音。
在法蘭克福思想家看來，法西斯政治宣傳與文化工業自上而下的整合和操縱，有異曲同工之妙。前者通過認同作用和催眠等心理學方法，實現了非理性話語與無意識心靈的共鳴，後者則通過隱藏的信息，把統治意識形態潛移默化地滲透人群眾(大眾)的無意識之中。文化工業只承認效益和利潤，它消解或破壞了藝術作品的反叛性，而從屬於代替作品的格式。它使整體和部分都同樣地從屬於格式，也即統一的標准。在一種標准化的生產和消費過程中，一種似乎真實的「偽個性主義」便形成了，表面上的個人選擇(諸如偏愛、選擇、流行等等)，實際上都是處於被操縱的狀態。文化工業的重復性和標准化、同質化塑造了大眾的自動反應，一切事物都顯得是被預先決定的。「從根本上看，雖然消費者認為文化工業可以滿足他的一切需要，但是從另外的方面看，消費者認為他被滿足的這些需求都是社會預先規定的，他永遠只是被規定的需求的消費者，只是文化工業的對象。」正如法西斯政治宣傳使個體變成了大眾一樣，不斷重復的廣告、不斷以標准化與偽個性出現的文化工業產品也使個體變成了原子化的大眾。
不同於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理論得以形成的特殊西方語境，大眾文化在中國改革開放的背景下興起，本身就具有使民眾淡化、疏遠「左」意識形態的作用，大眾文化生活空間的擴張，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左」文化地盤的縮小。尤其是在剛剛經歷「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背景下，大眾文化的流行還蘊含著對「文化大革命」時期文化藝術政治化、公式化、群體化的反叛以及尋找溫情的需要。如潘洗塵所述，「對於唱慣了《都有一顆洪亮的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甚至在結束了十年浩劫之後還只能唱《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的那代中國人來說，鄧麗君們(包括葉佳修，侯德建，羅大佑的略帶惆悵的台灣校園歌曲)的聲音幾乎就是來自天國，它能給板結的心田以雨露，給蒼白的生命以血絲。那時，在擁有數千天之驕子的哈師大校園，我曾親身感受到，無論是20歲的大學生還是拖兒帶女的大學生都在一面尋找著開啟知識大門的鑰匙，一面在《相聚》的日子裡，尋找著夢中的《橄欖樹》，《外婆的澎湖灣》。」固這就表明，不同於西方，大眾文化的出現，使剛剛經歷過被稱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國民眾，發現了表達對一體化、政治化、公式化文化的不滿以及對世俗化生活情調的嚮往和要求的合適形式。
因此，如果不經轉換而生吞活剝地照搬，就可能會導致為了一種產生於歐洲和美國社會地方性語境中的理論，而剪裁中國地方性事實的結果。正如陶東風所說，西方的任何一種學術話語與分析范型，都不是存在於真空中，都是特定的社會文化語境的產物，因而無不與中國的本土問題／本土經驗存在程度不同的錯位與脫節。如果不經轉換地機械套用，必將導致為了(西方)理論而犧牲(中國)經驗的結果。
即使不考慮中西方「批判語境錯位」問題，僅僅以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資源來審視當代中國大眾文化現象，至少也是失之偏頗的。如果要建構更廣闊的中國大眾文化現象分析視野，就應當實現英國文化研究理論資源與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資源的結合，並將之導入具有時代特點、民族特色的中國地方性語境中。
在這一方面，凱爾納的觀點，無疑具有啟發的意義。凱爾納首先肯定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對於分析文化與社會的當代形式是非常有用的，認為

⑷ 為什麼外國會有很多中國文化研究專業

中國畢竟是個泱泱大國，中國的文化更是源遠流長。從古到近還有那麼多的未解之謎，或許他們認為中國人不喜歡追根接地的去追究問題的根本。

⑸ 劍橋大學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哪些

李政道：Tsung-Dao Lee（年11月24日—），美籍華裔物理學家。1957年，他31歲時與楊振寧一起，因發現弱作用中宇稱不守恆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的這項發現，由吳健雄的實驗證實。李政道和楊振寧是最早獲諾貝爾獎的華人。

簡歷：
出生日期和地點 1926年11月24日，中國上海

國 籍 美國

目前職務
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全校級教授

學 歷
1943-44
中國貴州省，浙江大學
（由於戰爭，浙江大學從浙江遷往貴州）
1945

中國雲南省昆明，西南聯合大學
（由從北京南遷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及
從天津南遷的南開大學組成）
1946-49 美國芝加哥大學，1950年獲博士學位

榮譽
1957 諾貝爾物理獎
1957 愛因斯坦科學獎
1969 法國國家學院G. Bude獎章
1977 法國國家學院G. Bude獎章
1979 伽利略獎章
1986 義大利最高騎士勛章
1994 和平科學獎
1995 中國國際合作獎
1997 命名3443小行星為李政道星
1997 紐約市科學獎
1999 教皇保羅獎章
1999 義大利政府內政部獎章
2000 紐約科學院獎
2007 日本旭日重光章

名譽學位
1958 普林斯頓大學科學博士
1969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博士
1978 紐約市立大學科學博士
1982 義大利比薩，高等師范學院物理學博士
1984 Bard學院科學博士
1985 北京大學科學博士
1986 美國Drexel大學文學博士
1988 義大利Bologna大學科學博士
1990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科學博士
1991 美國Adelphi大學科學博士
1992 日本築波大學科學博士
1994 美國洛克菲勒大學科學博士
2006 英國諾丁漢大學科學博士
工作簡歷
1950 芝加哥大學天文系助理研究員
1950-51 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助理研究員和講師
1951-53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成員
1953-55 哥倫比亞大學助理教授
1955-56 哥倫比亞大學副教授
1956-60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1960-62 哥倫比亞大學兼職教授
1960-63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教授
1962-63 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
1963-64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1964-84 哥倫比亞大學費米物理講座教授
1984- 哥倫比亞大學全校級教授
1986- 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CCAST, WL）主任
1986- 北京現代物理中心主任（北京大學）
1988- 浙江現代物理中心主任（浙江大學）
1997-2003 RIKEN-BNL研究中心主任
2004- RIKEN-BNL研究中心名譽主任

理事會成員
1985-93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理事會成員
1990－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董事會成員

名譽教授
1981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1982 暨南大學
1982 復旦大學
1984 清華大學
1985 北京大學
1985 南京大學
1986 南開大學
1987 上海交通大學
1987 蘇州大學
1988 浙江大學
1993 西安西北大學
1998 上海大學
2000 蘭州大學
2002 廈門大學
2003 西北工業大學

特邀講座和院士
1957 美國哈佛大學Loeb特邀講座
1957 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9 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
1961-63 美國Sloan 基金學者（Sloan Fellow）
1962 美國哲學學會院士
1964 美國哈佛大學Loeb特邀講座
1964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1966 美國Guggenheim基金學者（Guggenheim Fellow）
1982 義大利 Lincei國家科學院院士
1986 華盛頓大學Jessie與John Danz講座
1994 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1995 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1995 麻省理工學院，Herman Feshbach物理學講座
2003 梵蒂岡Pontifical 科學院院士
2004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科技委員會顧問

著 作
粒子物理和場論引論
Harwood科學出版社，1981
李政道文選1-3集，G. Feinberg編輯
Birkhauser Boston Inc., 1986
宇稱不守恆三十年——李政道六十華誕學術研討會
Birkhauser Boston Inc., 1988
對稱，不對稱與粒子的世界,
華盛頓大學出版社，1988
李政道文選，1985-1996，任海滄、龐陽編輯
Gordon and Breach, 1998
科學與藝術，主編：李政道，副主編：柳懷祖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
物理的挑戰，李政道著
中國經濟出版社，2002
宇稱不守恆發現之爭論解謎，季承、柳懷祖、滕麗編輯
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4（簡體字本）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繁體字本）

生平概述：
李政道出生於中國上海，祖籍江蘇蘇州，父親李駿康是金陵大學農化系首屆畢業生。李政道曾在東吳附中，江西聯合中學等校就讀。因抗戰，中學未畢業。1943年因以同等學歷考入遷至貴州的浙江大學物理系，由此走上物理學之路，師從束星北、王淦昌等教授。1944年因日軍入侵貴州，時在貴州的浙江大學被迫停學。1945年他轉學到時在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就讀二年級，師從吳大猷、葉企孫等教授。1946年赴美進入芝加哥大學，師從費米教授。1950年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從事流體力學的湍流、統計物理的相變以及凝聚態物理的極化子的研究。1953年，他任哥倫比亞大學助理教授，主要從事粒子物理和場論領域的研究。三年後，29歲的李政道，成為哥倫比亞大學二百多年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他開辟了弱作用中的對稱破缺、高能中微子物理以及相對論性重離子對撞物理等科學研究領域。1984年他獲得全校級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這一最高職稱，至今仍是哥倫比亞大學在科學研究上最活躍的教授之一。現在，他的興趣轉向高溫超導波色子特性，中微子映射矩陣，以及解薛定諤方程的新途徑的研究。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奮斗在物理研究的第一線，不斷發表科學論文。

自20世紀七十年代初，他和夫人開始回國訪問，為祖國的科學和教育事業做了很多貢獻。他積極建議重視科技人才的培養，重視基礎科學研究，促成中美高能物理的合作，建議和協助建造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建議成立自然科學基金，設立CUSPEA，建議建立博士後制度，成立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和北京大學及浙江大學的近代物理中心等學術機構，設立私人教育基金，對藝術和中國的歷史文化有著強烈的興趣，個人亦喜隨筆作畫並積極倡導科學和藝術結合。

1926年11月25日，李政道誕生於上海。他自幼酷愛讀書，整天手不釋卷，連上衛生間都帶著書看，有時手紙沒帶，書卻從未忘帶。抗戰爭時期，他輾轉到大西南求學，一路上把衣服丟得精光，但書卻一本未丟，反而一次比一次多。
1946年，20歲的李政道到美國留學，當時他只有大二的學歷，但經過嚴格的考試，竟然被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院錄取。 3年後便以「有特殊見解和成就」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辨，被譽為「神童博士」，其時年僅23歲。

在科學上早熟的李政道，1956年30歲時便升任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他親自體會到科學人才必須從小培養，因而在1974年 5月30日會見毛澤東主席時，建議在中國科技大學開設少年班，他的建議受到採納。1979年他去合肥訪問時去科大少年班看望了同學們，並題詞：「青出於藍，後繼有人。」李政道關心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他建議設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他建議建立博士後制度他建議建造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他建議成立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和北京近代物理中心，……這些建議都一一得以實現。1985年7月16日，鄧小平會見李政道時，對他說：「謝謝你，考慮了這么多重要的問題，提了這么多好的意見。」
1998年1月23日，李政道將其畢生積蓄30萬美元，以他和他的已故夫人秦惠（竹君）的名義設立了「中國大學生科研輔助基金」，資助北京大學、復旦大學、蘭州大學和蘇州大學的本科生從事科研輔助工作。李政道為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為科學事業後繼有人，真是用心良苦，竭盡全力。
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

重要事件年歷

1926年 出生於上海
1943年 江西聯合中學畢業
1943年 就讀於浙江大學物理系
1944年 轉入昆明國立西南聯大
1946年 就讀聯大二年級，受吳大猷推薦赴美留學（芝加哥大學物理系）
1950年 獲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至加拿大擔任天文研究員
1951年 受聘於普林斯頓大學高級研究所
1953年 至哥倫比亞大學任教
1956年 與楊振寧共同提出宇稱不守恆理論
1957年 與楊振寧同獲諾貝爾獎
1958年 與楊振寧、吳健雄同獲普林斯頓大學物理學獎，並被授於普林斯頓大學物理榮譽博士學位
1960年 任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教授
1961年 受推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1963年 回哥倫比亞大學，擔任第一位「費米講座」的物理學教授偕夫人返回闊別26年的中國大陸
1964年 和楊振寧受邀參加廣州粒子物理理論討論會，二人還被推選為本次會議的顧問委員會成員
1984年 回國參加第十六屆中研院院士會議
1986年 出任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終身主任；並擔任北京現代物理學研究中心主任。12月，哥大為李政道舉行六十大壽慶典
1988年 在北京主持召開同步輻射應用國際討論會

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 1642.12.25——1727.3.20.）
英國物理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和自然哲學家。
【簡介】
最負盛名的數學家、科學家和哲學家，同時是英國當時煉金術熱衷者。他在1687年7月5日發表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里提出的萬有引力定律以及他的牛頓運動定律是經典力學的基石。牛頓還和萊布尼茨各自獨立地發明了微積分。他總共留下了50多萬字的煉金術手稿和100多萬字的神學手稿。英國物理學家牛頓的智商：190
少年牛頓
1643年1月4日，在英格蘭林肯郡小鎮沃爾索浦的一個自耕農家庭里，牛頓誕生了。牛頓是一個早產兒，出生時只有三磅重，接生婆和他的親人都擔心他能否活下來。誰也沒有料到這個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小東西會成為了一位震古爍今的科學巨人，並且竟活到了85歲的高齡。牛頓出生前三個月父親便去世了。在他兩歲時，母親改嫁給一個牧師，把牛頓留在外祖母身邊撫養。11歲時，母親的後夫去世，母親帶著和後夫所生的一子二女回到牛頓身邊。牛頓自幼沉默寡言，性格倔強，這種習性可能來自它的家庭處境。
大約從五歲開始，牛頓被送到公立學校讀書。少年時的牛頓並不是神童，他資質平常，成績一般，但他喜歡讀書，喜歡看一些介紹各種簡單機械模型製作方法的讀物，並從中受到啟發，自己動手製作些奇奇怪怪的小玩意，如風車、木鍾、折疊式提燈等等。
傳說小牛頓把風車的機械原理摸透後，自己製造了一架磨坊的模型，他將老鼠綁在一架有輪子的踏車上，然後在輪子的前面放上一粒玉米，剛好那地方是老鼠可望不可及的位置。老鼠想吃玉米，就不斷的跑動，於是輪子不停的轉動；又一次他放風箏時，在繩子上懸掛著小燈，夜間村人看去驚疑是彗星出現；他還製造了一個小水鍾。每天早晨，小水鍾會自動滴水到他的臉上，催他起床。他還喜歡繪畫、雕刻，尤其喜歡刻日晷，家裡牆角、窗檯上到處安放著他刻畫的日晷，用以驗看日影的移動。
牛頓12歲時進了離家不遠的格蘭瑟姆中學。牛頓的母親原希望他成為一個農民，但牛頓本人卻無意於此，而酷愛讀書。隨著年歲的增大，牛頓越發愛好讀書，喜歡沉思，做科學小實驗。他在格蘭瑟姆中學讀書時，曾經寄宿在一位葯劑師家裡，使他受到了化學試驗的熏陶。

【牛頓的成就】

力學方面的貢獻
牛頓在伽利略等人工作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研究，總結出了物體運動的三個基本定律（牛頓三定律）：①任何物體在不受外力或所受外力的合力為零時，保持原有的運動狀態不變，即原來靜止的繼續靜止，原來運動的繼續作勻速直線運動。②任何物體在外力作用下，運動狀態發生改變，其動量隨時間的變化率與所受的合外力成正比。通常可表述為：物體的加速度與所受的合外力成正比，與物體的質量成反比，加速度的方向與合外力的方向一致。③當物體甲給物體乙一個作用力時，物體乙必然同時給物體甲一個反作用力，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而且在同一直線上。這三個非常簡單的物體運動定律，為力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並對其他學科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第一定律的內容伽利略曾提出過，後來R.笛卡兒作過形式上的改進，伽利略也曾非正式地提到第二定律的內容。第三定律的內容則是牛頓在總結C·雷恩、J·沃利斯和C·惠更斯等人的結果之後得出的。

牛頓是萬有引力定律的發現者。他在1665～1666年開始考慮這個問題。1679年，R·胡克在寫給他的信中提出，引力應與距離平方成反比，地球高處拋體的軌道為橢圓，假設地球有縫，拋體將回到原處，而不是像牛頓所設想的軌道是趨向地心的螺旋線。牛頓沒有回信，但採用了胡克的見解。在開普勒行星運動定律以及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上，他用數學方法導出了萬有引力定律。

牛頓把地球上物體的力學和天體力學統一到一個基本的力學體系中，創立了經典力學理論體系。正確地反映了宏觀物體低速運動的宏觀運動規律，實現了自然科學的第一次大統一。這是人類對自然界認識的一次飛躍。

牛頓指出流體粘性阻力與剪切率成正比。他說：流體部分之間由於缺乏潤滑性而引起的阻力，如果其他都相同，與流體部分之間分離速度成比例。現在把符合這一規律的流體稱為牛頓流體，其中包括最常見的水和空氣，不符合這一規律的稱為非牛頓流體。

在給出平板在氣流中所受阻力時，牛頓對氣體採用粒子模型，得到阻力與攻角正弦平方成正比的結論。這個結論一般地說並不正確，但由於牛頓的權威地位，後人曾長期奉為信條。20世紀，T·卡門在總結空氣動力學的發展時曾風趣地說，牛頓使飛機晚一個世紀上天。

關於聲的速度，牛頓正確地指出，聲速與大氣壓力平方根成正比，與密度平方根成反比。但由於他把聲傳播當作等溫過程，結果與實際不符，後來P.-S.拉普拉斯從絕熱過程考慮，修正了牛頓的聲速公式。

數學方面的貢獻
17世紀以來，原有的幾何和代數已難以解決當時生產和自然科學所提出的許多新問題，例如：如何求出物體的瞬時速度與加速度？如何求曲線的切線及曲線長度（行星路程）、矢徑掃過的面積、極大極小值（如近日點、遠日點、最大射程等）、體積、重心、引力等等；盡管牛頓以前已有對數、解析幾何、無窮級數等成就，但還不能圓滿或普遍地解決這些問題。當時笛卡兒的《幾何學》和瓦里斯的《無窮算術》對牛頓的影響最大。牛頓將古希臘以來求解無窮小問題的種種特殊方法統一為兩類演算法：正流數術（微分）和反流數術（積分），反映在1669年的《運用無限多項方程》、1671年的《流數術與無窮級數》、1676年的《曲線求積術》三篇論文和《原理》一書中，以及被保存下來的1666年10月他寫的在朋友們中間傳閱的一篇手稿《論流數》中。所謂「流量」就是隨時間而變化的自變數如x、y、s、u等，「流數」就是流量的改變速度即變化率，寫作等。他說的「差率」「變率」就是微分。與此同時，他還在1676年首次公布了他發明的二項式展開定理。牛頓利用它還發現了其他無窮級數，並用來計算面積、積分、解方程等等。1684年萊布尼茲從對曲線的切線研究中引入了和拉長的S作為微積分符號，從此牛頓創立的微積分學在大陸各國迅速推廣。

微積分的出現，成了數學發展中除幾何與代數以外的另一重要分支——數學分析（牛頓稱之為「藉助於無限多項方程的分析」），並進一步進進發展為微分幾何、微分方程、變分法等等，這些又反過來促進了理論物理學的發展。例如瑞士J.伯努利曾徵求最速降落曲線的解答，這是變分法的最初始問題，半年內全歐數學家無人能解答。1697年，一天牛頓偶然聽說此事，當天晚上一舉解出，並匿名刊登在《哲學學報》上。伯努利驚異地說：「從這鋒利的爪中我認出了雄獅」。

牛頓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提出「流數(fluxion)法」，建立了二項式定理，並和G.W.萊布尼茨幾乎同時創立了微積分學，得出了導數、積分的概念和運演算法則，闡明了求導數和求積分是互逆的兩種運算，為數學的發展開辟了一個新紀元。

光學方面的貢獻
牛頓曾致力於顏色的現象和光的本性的研究。1666年，他用三棱鏡研究日光，得出結論：白光是由不同顏色(即不同波長)的光混合而成的，不同波長的光有不同的折射率。在可見光中，紅光波長最長，折射率最小；紫光波長最短，折射率最大。牛頓的這一重要發現成為光譜分析的基礎，揭示了光色的秘密。牛頓還曾把一個磨得很精、曲率半徑較大的凸透鏡的凸面，壓在一個十分光潔的平面玻璃上，在白光照射下可看到，中心的接觸點是一個暗點，周圍則是明暗相間的同心圓圈。後人把這一現象稱為「牛頓環」。他創立了光的「微粒說」，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光的運動性質，但牛頓對光的「波動說」並不持反對態度。1704年，他出版了《光學》一書，系統闡述他在光學方面的研究成果。

熱學方面的貢獻
牛頓確定了冷卻定律，即當物體表面與周圍有溫差時，單位時間內從單位面積上散失的熱量與這一溫差成正比。

天文學方面的貢獻
牛頓1672年創制了反射望遠鏡。他用質點間的萬有引力證明，密度呈球對稱的球體對外的引力都可以用同質量的質點放在中心的位置來代替。他還用萬有引力原理說明潮汐的各種現象，指出潮汐的大小不但同月球的位相有關，而且同太陽的方位有關。牛頓預言地球不是正球體。歲差就是由於太陽對赤道突出部分的攝動造成的。

哲學方面的貢獻
牛頓的哲學思想基本屬於自發的唯物主義，他承認時間、空間的客觀存在。如同歷史上一切偉大人物一樣，牛頓雖然對人類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也不能不受時代的限制。例如，他把時間、空間看作是同運動著的物質相脫離的東西，提出了所謂絕對時間和絕對空間的概念；他對那些暫時無法解釋的自然現象歸結為上帝的安排，提出一切行星都是在某種外來的「第一推動力」作用下才開始運動的說法。

《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牛頓最重要的著作，1687年出版。該書總結了他一生中許多重要發現和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上述關於物體運動的定律。他說，該書「所研究的主要是關於重、輕流體抵抗力及其他吸引運動的力的狀況，所以我們研究的是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該書傳入中國後，中國數學家李善蘭曾譯出一部分，但未出版，譯稿也遺失了。現有的中譯本是數學家鄭太朴翻譯的，書名為《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1931年商務印書館初版，1957、1958年兩次重印。

牛頓對自然的興趣
由於牛頓在劍橋受到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熏陶和培養，對探索自然現象產生極為濃厚的興趣。就在1665～1666年這兩年之內，他在自然科學領域內思潮奔騰，才華迸發，思考前人從未思考過的問題，踏進前人沒有涉及的領域，創建前所未有的驚人業績。1665年初他創立級數近似法以及把任何冪的二項式化為一個級數的規則。同年11月，創立正流數法（微分）；次年1月，研究顏色理論；5月，開始研究反流數法（積分）。這一年內，牛頓還開始想到研究重力問題，並想把重力理論推廣到月球的運行軌道上去。他還從開普勒定律中推導出使行星保持在它們軌道上的力必定與它們到旋轉中心的距離平方成反比。牛頓見蘋果落地而悟出地球引力的傳說，說的也是在此時發生的軼事。總之，在家鄉居住的這兩年中，牛頓以比此後任何時候更為旺盛的精力從事科學創造，並關心自然哲學問題。由此可見，牛頓一生的重大科學思想是在他青春年華、思想敏銳短短兩年期間孕育、萌發和形成的。

1667年牛頓重返劍橋大學，10月1日被選為三一學院的仲院侶，次年3月16日選為正院侶。當時巴羅對牛頓的才能有充分認識。1669年10月27日巴羅便讓年僅26歲的牛頓接替他擔任盧卡斯講座的教授。牛頓把他的光學講稿(1670～1672)、算術和代數講稿(1673～1683)《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以下簡稱《原理》）的第一部分(1684～1685)，還有《宇宙體系》(1687)等手稿送到劍橋大學圖書館收藏。1672年起他被接納為皇家學會會員，1703年被選為皇家學會主席直到逝世。其間牛頓和國內外科學家通信最多的有R.玻意耳、J.柯林斯、J.夫拉姆斯蒂德、D.格雷果理、E.哈雷、胡克、C.惠更斯、G.W.F.von萊布尼茲和J.沃利斯等。牛頓在寫作《原理》之後，厭倦大學教授生活，他得到在大學學生時代結識的一位貴族後裔C.蒙塔古的幫助，於1696年謀得造幣廠監督職位，1699年升任廠長，1701年辭去劍橋大學工作。當時英國幣制混亂，牛頓運用他的冶金知識，製造新幣。因改革幣制有功，1705年受封為爵士。晚年研究宗教，著有《聖經里兩大錯訛的歷史考證》等文。牛頓於1727年3月31日（儒略歷20日）在倫敦郊區肯辛頓寓中逝世，以國葬禮葬於倫敦威斯敏斯特教堂。
《光學》和反射式望遠鏡的發明，光學和力學一樣，在古希臘時代就受到注意。用於天文觀測的需要，光學儀器的製作很早就得到了發展，光的反射定律早在歐幾里得時代已經聞名，但折射定律直到牛頓出生之前不久才為荷蘭科學家W.斯涅耳所發現。玻璃的製作早已從阿拉伯輾轉傳入西歐。16世紀荷蘭磨製透鏡的手工業大興。把透鏡適當組合成一個系統就可成為顯微鏡或望遠鏡。這兩種儀器的發明對科學發展起了重大作用。在牛頓之前，伽利略首先把他所製作的望遠鏡用在天象觀測上。枷利略式的望遠鏡是以一片會聚透鏡為目鏡、一片發散透鏡為物鏡的望遠鏡。還有當時盛行的由兩片會聚透鏡組成的開普勒望遠鏡。兩種望遠鏡都無法消除物鏡的色散。牛頓發明以金屬磨成的反射鏡代替會聚透鏡作為物鏡，這樣就避免了物鏡的色散。當時牛頓製成的望遠鏡長6英寸，直徑1英寸，放大率為30～40倍。經過改進，1671年他製作了第二架更大的反射式望遠鏡，並送到皇家學會評審。這台望遠鏡被皇家學會作為珍貴科學文物收藏起來。為了製造反射式望遠鏡，牛頓親自冶煉合金和研磨鏡面。牛頓自幼愛好動手制模型，做試驗，這對他在光學實驗上的成功有極大幫助。光的顏色問題早在公元前就有人在作猜測，把虹的光色和玻璃片的邊緣形成的顏色聯系起來。從亞里士多德以來到笛卡兒都認為白光是純潔的、均勻的，是光的本質，而色光只是光的變種。他們都沒像牛頓那樣認真做過實驗。

⑹ 劍橋大學為何允許教授研究「鬼」

宇宙沒有人類想像的那麼簡單，所謂的鬼也就是意識，意識也是一種能量，一種超越現代科學所研究的能量層次。都說沒有什麼能超越光速，但是其實是能夠超越光速的，超越了光速，質量就會失去，能量將以一種特殊的形式存在，這種能量是包含時間與空間的，是一種存在與任何時間任何空間的狀態，意識正是這種能量。說這么多，我給你推薦一個視頻，是一本書《源場調查》的作者的視頻，覺醒字幕組網站首頁上就有。當當網上可以買到，我已經看完了。我強烈建議你看一下，因為你對這個感興趣。這不是憑空捏造，是有實驗證據的。

⑺ 劍橋大學有多少教授，

劍橋大學實際上只是一個組織鬆散的學院聯合體，各學院高度自治，但是都遵守統一的劍橋大學章程，該章程是由大學的立法結構起草通過的，每年還會修訂。劍橋大學只負責考試與學位頒發，而招收學生的具體標准則由各學院自行決定，並自行招生。

劍橋的35個學院錯落有致地分布在只有10萬人左右的小鎮里。這些學院建於不同的時代，最早的已有七、八百年歷史了。就像它們的建築一樣各具特色，每個學院都有各自的風格和獨立的個性。
?
大學與學院雖相輔相成，卻是不同的實體，在經濟上也是獨立的。大學是公有制，由國家撥款，而學院則為私有，自謀生路，自負盈虧。大學負責研究生的，而學院則負責本科生的招生，數量則由大學統一規劃。所有學生的教學是由大學負責的，而學院負責學生的生活和本科生的業余輔導。每年年底，大學按照各學院本科生的成績，按一定規則打分，把學院排隊，促使學院之間相互競爭。?

劍橋大學的校長是由學校參議院選舉產生的，一般都由社會上受人尊敬、有名望的人擔任。校長一職是象徵性的，校長很少介入大學事務，一般只負責頒發榮譽學位和出席學校的各種慶典等，雖然他也可以給副校長和大學管理人員提供建議。真正負責大學日常事務的是副校長，由大學會議（Council）提名，劍橋攝政院（Regent House）投票任命。副校長下面還有多位助理副校長，負責專門的領域，協助副校長主持日常工作。

攝政院是大學最高立法與權力機關，由各學院的教職人員組成，有大約3,000名成員。他們可以制訂或修改學校規章、章程，投票任命副校長、大學會議成員、頒發學位和榮譽學位。決策的制定分兩種：第一種是較簡單、意見同意的動議（如任命校長和大學人員），一般都由大學會議提出，發表在劍橋校刊上發表公告，如果在10天內沒有一定數目的攝政院成員反對，就算通過。而如果是由大學會議以外人士提出的比較復雜、重大的動議，則也是由提案人先將動議發表在校刊上，然後舉行公開辯論，最後在提案人考慮過所有意見後，建議攝政院修改提案，然後再發表在校刊上，如10天內無一定數目的攝政院成員反對就算通過。但如果有一定數量的成員認為有必要，則攝政院需舉行投票。投票是通過郵寄方式完成的。當攝政院召開會議時由校長主持，如果校長不在則由副校長主持，如副校長也缺席則由其指定的某一學院院長主持。現在幾乎所有的事務都不必開會就可解決，但每年6月份必須召開4次會議，核准學位的頒發。此外如果劍橋大學需要頒發榮譽學位之前攝政院也需開會表決。

劍橋大學參議院曾經是最高立法機關，但是目前唯一的職責是選舉校長。參議院成員包括所有獲得劍橋大學碩士以上學位的學生或教授。

⑻ 中國文化研究院的不滅碑銘

金寶源先生
金寶源先生（1926－2002）為著名的古建築攝影專家。上海市人。歷任少年兒童出版社、科學畫報社攝影記者和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攝影室主任等職。1980年加入中國攝影家協會；1991年任上海市攝影家協會榮譽理事。
金老師素來熱愛中國文化，數十年來，足跡遍踏全國，以其敏銳的觸角、藝術家的攝影眼，捕捉現代中國的精神面貌和深層文化，1978年12月，其作品《中國岩溶》獲全國科學大會科研成果獎；1984年《中國服飾五千年》獲美國第25屆設計館CH84優異獎；1994年《中國民居》獲第八屆中國圖書一等獎。隨年事漸高，其創作卻不輟，近年所發表有關中國民居、江南園林、江南廳堂及中國古代書院等攝影作品，均稱譽全國，亦為祖國山河和廣大人民留下大量美麗動人的剪影，堪稱中國攝影界的翹楚。
此外，金老師畢生桃李滿門，對後輩愛護有加，他的寬宏和和藹得到大家的敬愛，並贏得大家對他親切的「老師」的尊稱。
金秋鵬先生
金秋鵬（1943.08.20-2002.04.13），福建泉州人，回族。64年畢業於廈門大學物理系，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新建設》雜志社，65年底調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室（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前身），直至逝世。一生致力於中國科技通史、中國造船和航海技術史的研究，並極力提倡對中國海洋文化、海上絲綢之路和媽祖文化的探討和研究。曾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原科技通史研究室主任，《中國科學技術史》（30卷本）常務編委、編撰辦公室主任，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理事，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科普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科技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副主任（兼），上海交大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兼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曾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中國科學技術史．通史卷》、《中國古代科技成就》、《圖說中國古代科技》、《中國古代的造船和航海》、《中國古代科技史話》、《中華海魂》及著有《中國科學技術史稿》（合著）、《簡明中國科學技術史話》（合著）、《中國歷史上對造船和航運技術的貢獻》、《試論造船與航海技術史中的幾個問題》、《略論牽星板》、《海事活動中的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媽祖信仰與海上交通》、《關於鄭和寶船船型之我見》等著作及論文。
汪道涵先生
魯迅說過凡有名人棄世，總有若干閑人爭相攀附，謬托知己，這是足以令逝者不安、生者側目的。鑒於此，不佞很少寫類此悼念文章，將感恩之情與縈思之痛深埋心底，未嘗不是很好的紀念。
然而汪老不同，就我所身受的溫煦，所承接的雨露，非寫出點東西來，不然難以排遣那裊裊的哀思。
汪老堪稱當代舉世尊崇的長者與偉人，本輪不到我瞎三話四。不佞既非他的下屬，也非他的學生，連私淑弟子都談不上，沒什麼瓜葛可攀的，但正因為我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知識分子罷，所以才格外感受到他那炙人的熱力與慈愛的胸懷。
踏踏實實做學問
1999年頃，我在香港中華書局和上海文藝出版社同時出版了繁、簡體字版的《中國小說史學史長編》，該書《跋》中有一段話：鄉前輩汪道涵先生時予教誨、關切與勖勉，拳拳之意，銘感無已。此絕非客套之語，實乃肺腑之言。
事緩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上海市政府召集了一群所謂知識界的精英組成了上海市中青年知識分子聯誼會，不佞忝為理事，同為理事的尚有我的師姊戴厚英 (作家，已故)，以及惠永正 (後曾任中國科技部副部長)、張祥 (後曾任中國外經貿部副部長)、厲無畏 (現任上海人大主任) 等，而汪老與王元化教授皆為顧問，故時有親炙與承教的機會。加之汪老祖籍徽州歙縣，寄籍嘉山，說起來還是徽州小同鄉，故尊稱為鄉前輩。當時他的寓所在康平路32號樓上，雅潔修整，窗明幾凈，彌漫著書香氛圍。汪老間中命我去他那裡聊天，或陪他去書店淘書。我曾陪過兩位長者去上海舊書店、古籍書店的書庫覓寶，一位是汪老，另一位是馬飛海先生，中國錢幣史的專家，曾任上海市出版局長，同樣也是一位儒雅博學之士。
時值評職稱(因評審、晉升職稱的活動在文革中中斷已久，故上世紀八十年代各科研機構、大學會集中一段時間來開展評審職稱的活動)，我被上海社會科學院列為晉升正教授的候選人，由王瑤、王元化、許傑、錢谷融諸師長作審評推薦人，經由三十多位知名學者組成的上海社會科學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審核通過。可是因為剛恢復評職稱不久，各級職稱都有名額限制，常有粥少僧多之嘆，而上海社會科學院有一千多名研究人員，資歷高的人多的是，可能在於論資排輩方面的原因，相對年輕者的晉升有所阻滯，於是我的晉升也擱淺了。當時東京大學已以A級待遇邀請我去訪問研究 (日本文部省學術振興會資助的邀請外國學者待遇分四等：A、專家；B、教授；C、副教授； D、助手〔講師或助教〕)，故我對晉升與否也不大措意，但汪老與王元化老師說了話 (具體說什麼我也不清楚，是事後風聞的，大約是說評職稱主要看學問與能力，不要光考慮資歷之類)，隨即晉升問題解決了，於是我成了上海社會科學院最年輕的正教授。心情是頗為惶恐的，赴日前去汪老處辭行也心中惴惴，汪老說了些勉勵的話，然而正色說：不要斤斤於浮名，最要緊的踏踏實實做學問！這兩句箴言我一直橫亘在心，謹記篤行，未敢或忘！自忖天分不高，要想做點學問，惟有謹記汪老踏踏實實做學問的誨導。回顧自己治學歷程中，孜孜於第一手資料的佔有，不囿於舊說，在《榛莽集──中國現代文學管窺錄》、《柘園草》、《魯學蠡測──魯迅與中國新文化》、《文轍初揆──中國近現代文學散策》、《中國小說史學史長編》、《拓荒者．墾殖者．刈獲者──許地山與香港新文化的萌與勃興》、《晚清兒童文學沉》等著作中，於學術史、近現代文學史、兒童文學史領域，如果說能不因襲陳言，在所掌控的豐富史料中發掘、引伸結論，填補了或一方面的學術空白，那就是在汪老箴言指導下的結果。
為國家做點有益的事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移居香港之後，我又在香港大學修讀了博士學位，加上原本持有內地的正教授資格，本想找一份教學或研究的工作，可是我的求職申請連續幾年都四處碰壁，有一位相熟的某大學中文系主任C教授對我說：你怎麼申請都是沒有用的，所有招聘名額早已內定好了。原來如此，我終於明白了為什麼我持有香港大學博士學位、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正教授的資格，卻申請一個大學講師職位而不得的原因了。
沮喪之餘，回滬時難免到師長處發發牢騷，汪老安慰我說：無論順境、逆境，能為國家做點有益的事就好。並叮嚀我無論如何不要放棄自己的專業。稍後，我想申請澳門大學的教職請他幫忙時，他老人家在百忙中親筆寫了短箋給我，茲錄如次：
從經先生：
關於請王今翔轉馬萬祺先生的申請函，連同履歷及
其他推薦函件已全部寄出，據王今翔答要待了解情況後
告知。特奉聞並建議如方便可直接與王今翔連(聯)系，
我有消息即轉告。
汪道涵 1997. 12. 5 晨
馬萬祺先生是居於澳門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兼澳門大學的校董，是汪老的老朋友；王今翔先生則是汪老的老部下，時任澳門新華社副社長。
現在回想起來，自己連求職這樣的雞毛蒜皮小事都要去麻煩他老人家，實在於心不安。但汪老卻是出於對一個後輩的關愛與期冀，他希望我能從事本職工作而發揮才智吧。汪老愛才、憐才之心是廣袤無垠的，許多知識分子都受過他光熱的照拂。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居於一僅十二平方米的斗室，而且滿屋都是書，人連插足都難。汪老不知是聽元化師或是別人說起，即特批給我一套二居室的住房，位於萬人體育館對面的上海第一批的高層建築中。當我安坐在帶有陽台的小書房中讀書寫作的時候，感激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弘揚中國文化是讀書人
責無旁貸的本份
九七回歸不久後，饒宗頤教授、李業廣律師、方心讓教授等發起成立中國文化研究院，不佞也忝陪末座。該院以研究與弘揚中國文化為宗旨，得到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的大力支持。研究院成立之後，理事會決定邀請汪老出任名譽院長。我致電汪老時，他老人家爽快地答應了，並對我說：弘揚中國文化是讀書人責無旁貸的本份，這在香港尤其重要，我相信你們會大有作為！並應我的請求題寫了院名，當我打開快遞寄來的郵件時，頓時感動得熱淚盈眶，原來他老人家為了便於我們處理，竟然超越我們的請求，一橫一豎寫了兩張大字，字體遒勁豐盈，不同凡響。如今汪老的題額就掛在研究院的大門口，並印在研究院同仁的名片及有關印刷品上，彷彿時刻惕勵我們牢記汪老的遺訓，將弘揚中國文化的工作持之以恆，做到最好。
《燦爛的中國文明》網站是中國文化研究院的第一項大型文化工程，擬採用資訊科技手段來形象地再現中國文化的基本輪廓與發展規律。為了確保網站內容學術的權威性、知識的准確性和資料的豐富性，必須擁有一支高水平的學術顧問隊伍。為此我商請汪老擔任網站的首席學術顧問，他老人家一口就答應，並建議我應該請那些學者出任學術顧問。正因為汪老的號召力，許多全國第一流學者都參加到《燦爛的中國文明》學術顧問的行列，其中有季羨林、王元化、許嘉璐、潘吉星、羅哲文、馮其庸、金維諾、湯一介、袁行霈諸教授。
網站建成之後受到香港、內地乃至國際上的贊賞與好評，作為首席學術顧問的汪老也甚為欣慰。尤其是在聯合國首屆世界信息峰會上，《燦爛的中國文明》榮獲世界最佳文化網站大獎，在三百六十多國的八百零三個優秀網站中脫穎而出，得票最高，一舉奪得桂冠。當我趕赴日內瓦從世界信息峰會大獎董事會主席PETER BRUCK教授和奧地利國務卿手中接過獎狀後，第一時間打越洋電話給汪老報喜，他老人家連聲說：好呀！好呀！從經，好好乾！……
汪老猶如一棵參天的大樹，我所知見的不過是一枝一葉，但僅就此也足可窺見汪老對知識分子的關切、愛護和尊重。這種關愛是出自內心的，既非官樣文章，亦非虛文客套；而且無分尊卑、長幼、畛域皆一視同仁。對於像我這樣名不見經傳的普通知識分子如此，對於名聞遐邇的大學者更是如此。如對饒宗頤教授十分推崇，我親耳聽他說：饒教授是國寶級的大師，他那樣的修養和境界，今天的學者想達到，難了！饒公要在上海開書畫展，命我請汪老蒞臨主禮，他即欣然前往，而且與饒公一見如故；饒公寫了一對楹聯要我赴滬奉呈汪老，他收到摩挲半日，非常高興。尊重知識，理解與體諒知識分子，應是執政為官者的固有品德，汪老樹立了值得仿效的圭臬。
哲人其萎，我在給汪雨的唁電中寫道：痛失恩師，衷心如搗，哀痛莫名！二十餘年雨露之恩，點點滴滴在心頭，他的溫煦，他的垂愛，他的誨導，他對一個普通知識分子的關切與扶植，使我深切領受到他仁心的寬厚與人格的魅力。其實文字也難以表達我心中的悲慟，作為曾親炙汪老偉人風范與慈愛胸懷，以及親聆過他教誨的後輩，惟有終生謹記他的訓示，踏踏實實做好自己的本份，以慰他老人家在天之靈。

⑼ 什麼樣的人才能成為英國劍橋大學的教授

很難升到教授的，終生制，一個方向只有1個教授，有些夠能力的限於制度，都做不版了權教授，英國大學的教授不像中國大學里，一抓一大堆，比例很少。

一般來說，你先要做Lecturer，還是合同式的，絕大部分人員都擁有博士學位，當然也有少數是沒有的。博士畢業的話，如果能申請去劍橋做博士後，做個幾年有可能轉做lecturer，不然，一般是先到其他大學裡面做lecturer教幾年才有可能進入劍橋，有些甚至在其他大學裡面做到教授級的（不乏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教授這等級的），轉到牛津劍橋，只能從最低的合約型lecturer做起。

做久了，做得好就可以做fellow了，也就是轉終生制度了，成為fellow後，就看錶現了。。。如果在你那方向上沒有在職的教授，你就有可能成功，不然的話，就一輩子掛著Dr的頭銜任教吧。

英國沒有什麼碩導博導之類的頭銜，要麼就是Mr.（沒博士學位的），或是Dr.，或者Prof.。

⑽ 劍橋大學的文化淵源

劍橋大學
學校概述

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成立於1209年，最早是由一批為躲避毆斗而從牛津大學逃離出來的學者建立的。亨利三世國王在1231年授予劍橋教學壟斷權。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齊名為英國的兩所最優秀的大學，被合稱為「Oxbridge」。是世界十大學府之一，73位諾貝爾獎得主出自此校。劍橋大學還是英國的名校聯盟「羅素集團」（Russell Group of Universities）和歐洲的大學聯盟科英布拉集團（Coimbra Group）的成員。

1536年，實行宗教改革的亨利八世下令學校解僱其研究天主教教規的教授們並停止教授「經院哲學」（scholastic philosophy）。從此劍橋大學的教學和研究重點從宗教和神學轉為希臘和拉丁經典、聖經和數學。今天的劍橋基本上涵蓋了所有的科學、人文學科。

最早為女性所設立的學院是1869年的格頓學院和1872年的紐納姆學院。第一批女學生在1882年參加了學校的考試，但是直到1947年女性被接納為學校的正式學生，而牛津大學在20年前就已經這么做了。在所有的31所學院中，目前有3所學院只收女生：露西·卡文迪什學院、新大廳學院和紐納姆學院，還有4所學院只收研究生：卡萊爾大廳學院、達爾文學院、沃爾森學院和聖埃德蒙學院。

劍橋的文學士學位（Bachelor of Arts degree）考試被稱為「Tripos」。今天的劍橋在許多學科領域都有很好的成績，不過直到19世紀早期，數學一直是劍橋的最強項，而且當時數學是所有學生的必修課。數學畢業考試是所有考試中最難的，但因此也產生了英國科學史上幾個最響亮的名字，包括開爾文爵士、喬治·斯托克斯和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不過也有很多來自劍橋的著名學者（如哈代）反對這項制度，認為學生學習數學只是為了學分，而不是因為喜歡數學本身。

劍河邊的國王學院劍橋大學的學生參與多種業余活動，其中劃船是最流行的體育運動，劍橋大學各學院間經常比賽，而且劍橋大學每年都會與牛津大學舉行劃船比賽。各學院間還舉行其他各種體育比賽，包括橄欖球、板球、國際象棋等。

劍橋大學還流傳著許多的傳說，其中最著名的一個是有關王後學院的數學橋的。傳說中該橋由牛頓所建，整座橋原本沒有使用一個螺絲，但是後來一個好奇的學生把橋拆掉研究，卻無法按原樣裝回去，只能用螺絲釘重造了這座橋。這個故事是假的，因為數學橋是在牛頓死後22年才建起來的。真正的情況是，該橋最早是用鐵釘連接，比較不明顯，但是現在新造的這座用的是螺絲。（不過這座橋似乎確實是被一名好奇的學生拆開來，然後再重新裝回去的）。

劍橋大學所處的劍橋是一個擁有10萬居民的英格蘭小鎮，這個小鎮有一條河流穿過，被命名為「劍河」（River Cam，也譯作「康河」），絕大多數的學院、研究所、圖書館和實驗室都在這個鎮上，此外還有20多所教堂。

劍橋大學有35個學院，有三個女子學院，兩個專門的研究生院，各學院歷史背景不同，實行獨特的學院制，風格各異的35所學院經濟上自負盈虧；劍橋大學負責生源規劃和教學工作，各學院內部錄取步驟各異，每個學院在某種程度上就像一個微型大學，有自己的校規校紀。劍橋大學的第一所學院彼得學院於1284年建立，其他的學院在14和15世紀陸續建立。

劍橋的許多地方保留著中世紀以來的風貌，到處可見幾百年來不斷按原樣精心維修的古城建築，許多校舍的門廊、牆壁上仍然裝飾著古樸庄嚴的塑像和印章，高大的染色玻璃窗像一幅幅瑰麗的畫面。劍橋大學有教師(教授、副教授、講師)1,000餘名，另外還有1,000餘名訪問學者。劍橋大學共有學生16,900名，其中包括6,935名研究生，72%的研究生來自其它大學，研究生中42%是國外留學生，女生佔36%。大學校長為女王丈夫菲歷普親王(他同時兼任牛津大學校長)，設一名常務副校長主持日常工作。

組織結構

劍橋大學實際上只是一個組織鬆散的學院聯合體，各學院高度自治，但是都遵守統一的劍橋大學章程，該章程是由大學的立法結構起草通過的，每年還會修訂。劍橋大學只負責考試與學位頒發，而招收學生的具體標准則由各學院自行決定，並自行招生。

劍橋大學的校長是由學校參議院選舉產生的，一般都由社會上受人尊敬、有名望的人擔任。校長一職是象徵性的，校長很少介入大學事務，一般只負責頒發榮譽學位和出席學校的各種慶典等，雖然他也可以給副校長和大學管理人員提供建議。真正負責大學日常事務的是副校長，由大學會議（Council）提名，劍橋攝政院（Regent House）投票任命。副校長下面還有多位助理副校長，負責專門的領域，協助副校長主持日常工作。

攝政院是大學最高立法與權力機關，由各學院的教職人員組成，有大約3,000名成員。他們可以制訂或修改學校規章、章程，投票任命副校長、大學會議成員、頒發學位和榮譽學位。決策的制定分兩種：第一種是較簡單、意見同意的動議（如任命校長和大學人員），一般都由大學會議提出，發表在劍橋校刊上發表公告，如果在10天內沒有一定數目的攝政院成員反對，就算通過。而如果是由大學會議以外人士提出的比較復雜、重大的動議，則也是由提案人先將動議發表在校刊上，然後舉行公開辯論，最後在提案人考慮過所有意見後，建議攝政院修改提案，然後再發表在校刊上，如10天內無一定數目的攝政院成員反對就算通過。但如果有一定數量的成員認為有必要，則攝政院需舉行投票。投票是通過郵寄方式完成的。當攝政院召開會議時由校長主持，如果校長不在則由副校長主持，如副校長也缺席則由其指定的某一學院院長主持。現在幾乎所有的事務都不必開會就可解決，但每年6月份必須召開4次會議，核准學位的頒發。此外如果劍橋大學需要頒發榮譽學位之前攝政院也需開會表決。

劍橋大學參議院曾經是最高立法機關，但是目前唯一的職責是選舉校長。參議院成員包括所有獲得劍橋大學碩士以上學位的學生或教授。

大學會議全稱參議院會議，負責日常行政工作，成員共21人，包括校長（但一般不出席）、副校長和19名由選舉產生的成員。19人包括4名學院院長代表、4名教授代表、8名來自攝政院的其他成員和3名學生代表（其中至少有1名是研究生）。前三類成員由攝政院選舉產生，學生代表則由學生選舉產生。

課程設置

一般來說，英國的學制要比美國的短。劍橋大學的本科生一般是三到四年。上完三年，就可得到學士學位；上完四年，下來就是碩士(MA)；如果三年拿到學士學位後就參加工作，一年以後也可以在工作崗位上再交論文，直接申請碩士學位。所以嚴格說來，劍橋大學沒有真正的碩士，碩士學位只是一個過渡。副博士是劍橋和牛津的一個稍具特色的學位，因專業不同，一般是兩年，授課一年，論文一年，(經濟系為一年的課程加論文)。如果課程的考試成績(一般是四門課)超過65分，就可直接轉為博士，再讀兩年就可獲得博士學位。副博士和碩士的區別有三個：其一，副博士的一年或兩年時間是可以計算到博士的時間，而從碩士直讀博士，是至少需要三年時間；其二，如果你的最終成績在65分以上，學校可以為你提供開放的時間，在有效時間內(如兩年)，你隨時可去上學，再繼續你的博士學業；其三，劍橋規定，如果你拿到副博士學位後，工作滿一定年限，你也可直接提交申請博士學位的論文，學校根據你的論文質量和工作業績，可授你博士學位，而碩士則無此殊榮。但由此途徑得到博士學位是不太容易的。

專業設置

建築和藝術史系；古希臘和羅馬語言文學系；神學系；英語系；現代和中古語言學系；音樂系；東方系；經濟系；教育系；歷史系；法律系；哲學系；社會和政治科學系；地球科學地理系；工程系；數學系；物理化學系；考古和人類學系；醫葯醫學系；計算機科學技術；土地經濟系；管理系；生物系

入學手冊

學院制：劍橋最大的特色是學院制。大學由三十五座學院組成，上至行政財務，下至招生教學，學院都有很大的自主權。大學中央不過擔當一個像聯邦政府的角色，掌管一些宏觀的事情。在畢業禮上，最能看到劍橋如何重視學院。學生要由學院院長牽手引到校長面前跪下，接受祝福，象徵他是由學院教導成材。歷年來有73位教職員曾獲諾貝爾獎（包括28個物理獎，18個醫學獎，17個化學獎）。

入學須知：本科生通常向各個學院提出申請。申請時要注意，來年的申請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0月15日，到時申請表必須寄到劍橋，或者UCAS申請表，這時也必須寄到UCAS。你不得同時申請牛津和劍橋。

入學要求

IELTS7.0以上，單項得分不得低於6分，或TOEFL600。

學習考試

英國的大學不設學分制，要求所有人都得按部就班完成規定時間的學習才能拿到學位。英國大學生的上課時間並不多，但每次上課，老師都會開一大堆的書目（reading list）。在課下都要到圖書館去查找，大量的時間就用在了圖書館中。和中國學生有所不同的是，英國學生在進入大學前，心中就已有了一個研究的方向，在後來的學習中會有意識的發展這方面的研究。在一邊念書的同時，一邊從事研究工作，整天忙於實驗室和圖書館。像劍橋、牛津這樣的名校，一些本科生在畢業前就會成為學者、科學家，在某個方面取得不小的成就。

英國大學的考試一般都是綜合性的，包括平時表現、考試、論文、出勤率等方面的綜合評分，要想拿個高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劍橋大學向來是以考試制度嚴格而聞名的，每科課程只考一次，沒有補考的機會，考試如果未獲通過，其結果只有離開劍橋。因此每每考試前夕，劍橋的學生都特別緊張，全力以赴的復習，那種緊張的情形並不比中國的高考輕松。上英國一般的大學，中學畢業生都不需要另經高考，單憑中學畢業成績就可以讀大學，而劍橋、牛津這類學校，要經過入學考試，各科成績都得是A等；除此之外，還要看運氣，因為報考的人實在太多了，以致後來許多人都不敢報考這兩所學校，然而不管你的背景怎樣，你自己必須首先打定主意，提出申請，然後經由個人考核決定是否得以錄取。劍橋大學為水平不一的有識之士提供學術研究的機會，這里是求知慾強的學生們擴大知識面、掌握一門學科的聖地。劍橋大學畢業生的就業范圍歷來非常廣。為了攻讀更高的學位，或是為了通過職業資格考試，通常有四分之一強的學生會繼續學習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