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學唐雁教授
1. 求!不是天才的數學家的故事,有這樣的數學家嗎
劉 徽
劉徽(生於公元250年左右),是中國數學史上一個非常偉大的數學家,在世界數學史上,也佔有傑出的地位.他的傑作《九章算術注》和《海島算經》,是我國最寶貴的數學遺產.
賈 憲
賈憲,中國古代北宋時期傑出的數學家。曾撰寫的《黃帝九章演算法細草》(九卷)和《演算法斆古集》(二卷)(斆xiào,意:數導)均已失傳。
他的主要貢獻是創造了"賈憲三角"和增乘開方法,增乘開方法即求高次冪的正根法。目前中學數學中的混合除法,其原理和程序均與此相仿,增乘開方法比傳統的方法整齊簡捷、又更程序化,所以在開高次方時,尤其顯出它的優越性,這個方法的提出要比歐洲數學家霍納的結論早七百多年。
秦九韶
秦九韶(約1202--1261),字道古,四川安岳人。先後在湖北,安徽,江蘇,浙江等地做官,1261年左右被貶至梅州,(今廣東梅縣),不久死於任所。他與李冶,楊輝,朱世傑並稱宋元數學四大家。早年在杭州「訪習於太史,又嘗從隱君子受數學」,1247年寫成著名的《數書九章》。《數書九章》全書凡18卷,81題,分為九大類。其最重要的數學成就----「大衍總數術」(一次同餘組解法)與「正負開方術"(高次方程數值解法),使這部宋代算經在中世紀世界數學史上佔有突出的地位。
李冶
李冶(1192----1279),原名李治,號敬齋,金代真定欒城人,曾任鈞州(今河南禹縣)知事,1232年鈞州被蒙古軍所破,遂隱居治學,被元世祖忽必烈聘為翰林學士,僅一年,便辭官回鄉。1248年撰成《測圓海鏡》,其主要目的是說明用天元術列方程的方法。「天元術」與現代代數中的列方程法相類似,「立天元一為某某」,相當於「設x為某某「,可以說是符號代數的嘗試。李冶還有另一步數學著作《益古演段》(1259)也是講解天元術的。
朱世傑
朱世傑(1300前後),字漢卿,號松庭,寓居燕山(今北京附近),「以數學名家周遊湖海二十餘年」,「踵門而學者雲集」(莫若、祖頤:《四元玉鑒》後序)。朱世傑數學代表作有《算學啟蒙》(1299)和《四元玉鑒》(1303)。《算術啟蒙》是一部通俗數學名著,曾流傳海外,影響了朝鮮、日本數學的發展。《四元玉鑒》則是中國宋元數學高峰的又一個標志,其中最傑出的數學創造有「四元術」(多元高次方程列式與消元解法)、「垛積術」(高階等差數列求和)與「招差術」(高次內插法).
祖沖之
祖沖之(公元429~500年)祖籍是現今河北省淶源縣,他是南北朝時代的一位傑出科學家。他不僅是一位數學家,同時還通曉天文歷法、機械製造、音樂等領域,並且是一位天文學家。
祖沖之在數學方面的主要成就是關於圓周率的計算,他算出的圓周率為3.1415926<π<3.1415927,這一結果的重要意義在於指出誤差的范圍,是當時世界最傑出的成就。祖沖之確定了兩個形式的π值,約率355/173(≈3.1415926)密率22/7(≈3.14),這兩個數都是π的漸近分數。
祖 暅
祖暅,祖沖之之子,同其父祖沖之一起圓滿解決了球面積的計算問題,得到正確的體積公式。現行教材中著名的「祖暅原理」,在公元五世紀可謂祖暅對世界傑出的貢獻。
楊輝
楊輝,中國南宋時期傑出的數學家和數學教育家。在13世紀中葉活動於蘇杭一帶,其著作甚多。
他著名的數學書共五種二十一卷。著有《詳解九章演算法》十二卷(1261年)、《日用演算法》二卷(1262年)、《乘除通變本末》三卷(1274年)、《田畝比類乘除演算法》二卷(1275年)、《續古摘奇演算法》二卷(1275年)。
他在《續古摘奇演算法》中介紹了各種形式的"縱橫圖"及有關的構造方法,同時"垛積術"是楊輝繼沈括"隙積術"後,關於高階等差級數的研究。楊輝在"纂類"中,將《九章算術》246個題目按解題方法由淺入深的順序,重新分為乘除、分率、合率、互換、二衰分、疊積、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類。
趙 爽
趙爽,三國時期東吳的數學家。曾注《周髀算經》,他所作的《周髀算經注》中有一篇《勾股圓方圖注》全文五百餘字,並附有雲幅插圖(已失傳),這篇注文簡練地總結了東漢時期勾股算術的重要成果,最早給出並證明了有關勾股弦三邊及其和、差關系的二十多個命題,他的證明主要是依據幾何圖形面積的換算關系。
趙爽還在《勾股圓方圖注》中推導出二次方程 (其中a>0,A>0)的求根公式 在《日高圖注》中利用幾何圖形面積關系,給出了"重差術"的證明。(漢代天文學家測量太陽高、遠的方法稱為重差術)。
華羅庚
華羅庚,中國現代數學家。1910年11月12日生於江蘇省金壇縣。1985年6月12日在日本東京逝世。華羅庚1924年初中畢業之後,在上海中華職業學校學習不到一年,因家貧輟學,他刻苦自修數學,1930年在《科學》上發表了關於代數方程式解法的文章,受到專家重視,被邀到清華大學工作,開始了數論的研究,1934年成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研究員。1936年作為訪問學者去英國劍橋大學工作。1938年回國,受聘為西南聯合大學教授。1946年應蘇聯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邀請任研究員,並在普林斯頓大學執教。1948年始,他為伊利諾伊大學教授。
1924年金壇中學初中畢業,後刻苦自學。1930年後在清華大學任教。
1936年赴英國劍橋大學訪問、學習。1938年回國後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1946年赴美國,任普林斯頓數學研究所研究員、普林斯頓大學和伊利諾斯大學教授,1950年回國。 40年代,解決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計這
一歷史難題,得到了最佳誤差階估計(此結果在數論中有著廣泛的應用);對G.H.哈
代與J.E.李特爾伍德關於華林問題及E.賴特關於塔里問題的結果作了重大的改進,至 今仍是最佳紀錄。
代數方面,證明了歷史長久遺留的一維射影幾何的基本定理;給出
了體的正規子體一定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這個結果的一個簡單而直接的證明,被稱為嘉 當-布饒爾-華定理。其專著《堆壘素數論》系統地總結、發展與改進了哈代與李特爾伍德圓法、維諾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計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發表40餘年來其主要結果仍居
世界領先地位,先後被譯為俄、匈、日、德、英文出版,成為20世紀經典數論著作之 一。其專著《多個復變典型域上的調和分析》以精密的分析和矩陣技巧,結合群表示論,具體給出了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從而給出了柯西與泊松核的表達式。這項工作在 調和分析、復分析、微分方程等研究中有著廣泛深入的影響,曾獲中國自然科學獎一等 獎。倡導應用數學與計算機的研製,曾出版《統籌方法平話》、《優選學》等多部著作 並在中國推廣應用。與王元教授合作在近代數論方法應用研究方面獲重要成果,被稱為 「華-王方法」。在發展數學教育和科學普及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發表研究論文200多 篇,並有專著和科普性著作數十種。
陳景潤
數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33 年5月22日生於福建福州。1953年畢業於廈門大學
數學系。1957年進入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並在華羅庚教授指導下從事數論方面的研究。歷任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兼貴陽民族學院、河南大學、青島大學、華中工學院、福建師范大學等校教授,國家科委數學學科組成員,《數 學季刊》主編等職。主要從事解析數論方面的研究,並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取得國 際領先的成果。這一成果國際上譽為「陳氏定理」,受到廣泛引用。這項工作,使之與王 元教授、潘承洞教授共同獲得1978年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其後對上述定理又作了改 進,並於1979年初完成論文《算術級數中的最小素數》,將最小素數從原有的80推進到 16
,受到國際數學界好評。對組合數學與現代經濟管理、科學實驗、尖端技術、人類 生活密切關系等問題也作了研究。發表研究論文70餘篇,並有《數學趣味談》、《組合數學》等著作 !
蘇步青(1902-2003) 浙江平陽人。1927年畢業於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數學系,後入該校研究院,獲理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受聘於浙江大學數學系。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到復旦大學任教,任教務長、副校長、校長等職,1983年起任復旦大學名譽校長。1985年起任溫州大學名譽校長。歷任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委員,兼任學術委員會常委,專長微分幾何,創立了國內外公認的微分幾何學派。撰有《射影曲線概論》、《射影曲面概論》等專著10部。研究成果「船體放樣項目」、「曲面法船體線型生產程序」分別榮獲全國科學大會獎和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蘇老雖然家境清貧,可他父母省吃儉用,拚死拼活也要供他上學。他在讀初中時,對數學並不感興趣,覺得數學太簡單,一學就懂。可量,後來的一堂數學課影響了他一生的道路。
那是蘇步青上初三時,他就讀浙江省六十中來了一位剛從東京留學歸來的教數學課的楊老師。第一堂課楊老師沒有講數學,而是講故事。他說:「當今世界,弱肉強食,世界列強依仗船堅炮利,都想蠶食瓜分中國。中華亡國滅種的危險迫在眉睫,振興科學,發展實業,救亡圖存,在此一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座的每一位同學都有責任。」他旁徵博引,講述了數學在現代科學技術發展中的巨大作用。這堂課的最後一句話是:「為了救亡圖存,必須振興科學。數學是科學的開路先鋒,為了發展科學,必須學好數學。」蘇步青一生不知聽過多少堂課,但這一堂課使他終身難忘。
楊老師的課深深地打動了他,給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興奮劑。讀書,不僅為了擺脫個人困境,而是要拯救中國廣大的苦難民眾;讀書,不僅是為了個人找出路,而是為中華民族求新生。當天晚上,蘇步青輾轉反側,徹夜難眠。在楊老師的影響下,蘇步青的興趣從文學轉向了數學,並從此立下了「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座右銘。一迷上數學,不管是酷暑隆冬,霜晨雪夜,蘇步青只知道讀書、思考、解題、演算,4年中演算了上萬道數學習題。現在溫州一中(即當時省立十中)還珍藏著蘇步青一本幾何練習薄,用毛筆書寫,工工整整。中學畢業時,蘇步青門門功課都在90分以上。
17歲時,蘇步青赴日留學,並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在那裡他如飢似渴地學習著。為國爭光的信念驅使蘇步青較早地進入了數學的研究領域,在完成學業的同時,寫了30多篇論文,在微分幾何方面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並於1931年獲得理學博士學位。獲得博士之前,蘇步青已在日本帝國大學數學系當講師,正當日本一個大學准備聘他去任待遇優厚的副教授時,蘇步青卻決定回國,回到撫育他成長的祖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蘇步青,生活十分艱苦。面對困境,蘇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麼,我甘心情願,因為我選擇了一條正確的道路,這是一條愛國的光明之路啊!」
這就是老一輩數學家那顆愛國的赤子之心。
蘇步青先生逝世的消息傳開後,平陽人民的心情非常沉重。因為他與家鄉人民的感情極深,他的名字早已與家鄉的許多方面連在一起。
當我重新捧讀「卧牛山下農家子,牛背謳歌帶溪水。欲砍青階竹作鞭,牽牛去耕天下田」的詩句,更是別有一番思緒。蘇步青不僅是中外聞名的數學家,也是一位優秀的詩人。他一生與詩結緣,詩中不僅反映了他熱愛祖國的精神,還滲透了濃郁鄉情。僅以《蘇步青業余詩詞鈔》幾百首詩來說,贊美家鄉的就有幾十首:甌江雁盪、卧牛帶溪、農家風情、兒歌俚語,都在詩詞中盡展風姿,其創作時間長達60餘年。詩是蘇步青的人格投影、情感物化和生命結晶。讀他的詩,為我們了解現代中國正直知識分子的心靈世界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藝術參照。
早在抗戰時期,蘇步青居於西北的一個小鎮上,身處「流亡大學」的困難境地,仍不忘家鄉父老,以詩寄情:「畫角聲聲催鐵血,烽煙處處缺金甌。」「萬里家鄉隔戰塵,江南煙雨夢歸頻。」「遙憐兒女牽衣小,無奈家山歸夢長。」抗戰勝利後,他到台灣負責接收台北大學,很多朋友勸他留在台灣,但他依然決定回浙大。1946年3月,蘇步青在從台灣歸來的飛機上作《憶秦娥》,充滿思鄉之情:「台灣峽,深藍一片波聲歇。波聲歇,孤機遙指,浙東甌北。白雲開處山重疊,晴空萬里歸時節。歸時節,紅樓幽樓,菱花新雪。」後來,蔣介石發動內戰,陷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蘇步青的詩詞重又流露出感時傷世、心憂天下的情愫:「極目東西無凈土」、「愁聞鼙鼓動余哀」。在舊中國的災難歲月里,他的詩詞多憂患之音,沉鬱之作,赤子之心躍然紙上。
蘇步青的家鄉詩情在南雁這個主題上表現最豐富。他出生於1902年,1919年就離開家鄉去日本留學,此後一直生活在他鄉,可心中最牽掛的是家鄉的南雁盪山,描寫南雁風情的詩就有幾十首:會文書院的古風、仙姑洞的香火、碧溪渡的竹筏、順溪的香魚、騰蛟的古橋……1940年他回鄉時,寫下了《南雁愛山亭晚眺》:「愛山亭上少淹留,煙繞村耕欲漸休。牛背只應橫笛晚,羊腸從此入山幽。雲飛千嶂風和雨,灘響一溪夏亦秋。長憶春來芳草遍,夕陽渡口系歸舟。」由於詩人對環境十分熟悉,順手拈來,把碧溪渡、東南屏嶂、雲關等景點描繪得呼之欲出。1945年抗戰剛勝利,他多想回家鄉看看,可苦於沒有機會,於是在《夢遊仙姑洞》中寫道:「夢里仙姑畫里行,居然一水竹排輕。不知窗際寒燈影,竟化山頭皓月明。」窗前的寒燈竟成了家鄉的明月,可見其情深意切。他的《憶游南雁》、《南雁佳景吟》、《思鄉》、《南雁寄懷》無不在回憶和思念中寫就。1942年,友人在送他的詩中寫道:「子規聲里情難遣,心逐飛鴻雁盪邊。」他和道:「雲關千級迂仙道,月牖孤懸印雁行。」家鄉的老同學施鏘帶來了南雁特產香魚干,他又深情地寫下:「聞道家園秋已晚,西風不用憶鱸魚。」
家鄉的故居前有座山叫牛山卧,是南雁景觀之一。蘇步青的詩中屢次出現此山,並自稱是「卧牛山下看牛郎」、「 卧牛山下舊耕農」、「卧牛山下農家子」。他與著名文史學家蘇淵雷教授是同鄉,兩人同在上海工作,對南雁都深懷感情。1983年蘇步青給蘇淵雷寫了《南雁盪寄懷似仲翔》:「一別名山四十春,有時歸思寄南雲。仙姑何幸馨香火,孫老無端榜會文(孫衣言題會文書院一聯:『伊洛微言持敬始,永嘉前輩讀書多』)。牛背笛橫斜日渡,羊腸徑逐故園門。秋來處處堪留戀,朱橘黃柑又幾村。」接到詩稿,激起蘇淵雷無限懷想,寫下了《步老寄示南雁盪長句兒時就讀會文書院有同感焉次和卻寄》:「南雁迴翔六十春,輔仁會友氣凌雲。木樨淡放知無隱,華表斜看有逸文。野渡半篙真罨畫,青燈一味足玄門。珂鄉未覺靈山遠,起鳳騰蛟別有村。」兩位名人的詩如今成了家鄉的珍品。1985年,蘇步青為《平陽地名志》題詞,寫下了「地靈人傑我平陽,鰲水雁山魚米香」,詩句後來成為贊譽平陽的名句。
讀蘇步青的詩詞,不難感覺到他是性情中人。其實,他無心做詩人,但經久不衰的生活熱情,豐富多彩的人生閱歷,淵博的學識,深厚的文學功底,加上熾熱的懷鄉情感,卻使他每有所作皆臻佳境,成就為真正的詩人
這讓我想起一個人來:蘇步青.(前復旦校長)
蘇步青在讀初中時,對數學並不感興趣,可量,後來的一堂數學課影響了他一生的道路。
那是蘇步青上初三時,他就讀浙江省六十中來了一位剛從東京留學歸來的教數學課的楊老師。第一堂課楊老師沒有講數學,而是講故事。他說:「當今世界,弱肉強食,世界列強依仗船堅炮利,都想蠶食瓜分中國。中華亡國滅種的危險迫在眉睫,振興科學,發展實業,救亡圖存,在此一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座的每一位同學都有責任。」他旁徵博引,講述了數學在現代科學技術發展中的巨大作用。這堂課的最後一句話是:「為了救亡圖存,必須振興科學。數學是科學的開路先鋒,為了發展科學,必須學好數學。」蘇步青一生不知聽過多少堂課,但這一堂課使他終身難忘。1919年蘇步青中學畢業後赴日本留學。1927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數學系,後入該校研究生院,1931年畢業獲理學博士學位.
從這里我們看到,成為數學家,成為天才,並不是要一定很高的天賦,而是他的研究他的作為是否有思想,對社會是否有貢獻.
我中學時是學文的(我文科很好的哦),大學時學習工程造價,畢業後學習計算機編程,至今.
我不知道你現在跨專業學習計算機是哪方面的,但我沒有感到編程對數學基礎有什麼多高的造賦或要求,雖然演算法有時會讓人暈頭轉向.原因只是不你太不認識他了,熟悉一下,你會發現你的思維會是這么的清晰.
面向對象思想和數學一樣,只是從一切實際出發的客觀事物的分析思想而已.
送給你一句我最喜歡的,也是一位數學家的話:天才在於積累,聰明在於勤奮.(華羅庚)
2. 沈重的資料
沈重(1915—1986),原名沈大經,戰地記者,原籍浙江省吳興縣人,中共黨員。身回有殘疾,一答目失明。 1936年進入上海復旦大學土木系求學。
1938年奔赴延安,在抗日軍政大學參加革命,1939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冀晉區新華社冀晉支社副社長、察哈爾日報社副社長、張家口日報社社長、察哈爾省中共雁北地位常委、宣傳部長。
太原市建設局局長以及山西省建設廳廳長、中央建工部華北工程局局長、中共太原市委常委、太原市副市長等職。
在抗戰時期作為《晉察冀日報》特派記者,主要在冀西遊擊區參加部隊和地方的軍事活動,因此,他的通訊報告作品大多是武裝斗爭的題材。
沈重作品
(2)西南大學唐雁教授擴展閱讀:
主要成就:
1、《狼牙山五壯士》
1941年11月,抗戰時期的戰地報道《棋盤陀上的五個「神兵」》,後改名為《狼牙山五壯士》入編小學語文課本作為愛國主義教育課文。
2、迎澤大橋-新中國初期公路橋之最
建國初期,作為太原市建設局局長及總指揮主持了當時太原市市政建設歷史上規模最大、技術最復雜項目、也是中央政府對太原市的首次投資—太原市迎澤大橋,該橋是當時全國新建的最長的公路橋,堪稱太原市市政建設工程歷史的傑出範例。
3. 幾個關於經濟史的問題
中國傳統史學中長期以來並沒有交通史的地位。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司馬遷那 號稱網路全書式的巨著《史記》,以及班固的《漢書》,都有記載社會生活重要內容的 專篇——『書』和『志』,交通非但不能單獨成篇,各志書中所涉及的相關內容也不多 。劉向、劉歆父子所編撰的中國第一部目錄學著作《七略》,其中也沒有交通這一類目 ,因為那時確實沒有這方面的著述。兩晉司馬彪所撰的《續漢書》創設了《輿服志》, 有了記載車輛的內容,與交通史有密切關系,可惜志書的用意是在闡明禮制,雖然羅列 了不少車的名目,卻反映不出交通運輸的真實面貌。不但是秦漢時代,整個中國古代的 知識體系中,交通始終沒有獨立地位。這從清代一萬卷的大類書《古今圖書集成》的分 類中就可看出。」(趙瑞民:《采銅於山,熔煉新篇——讀<秦漢交通史稿>=,《中國 書評》總第3期,1995年=在正史的結構中,只有《輿服志》、《車服志》等涉及交通等 級制度。而二十五史中,北宋時將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配入《後漢書》,此外, 如《晉書•輿服志》、《南齊書•輿服志》、《新唐書•車服志》、《宋史•輿服志》 、《遼史•儀衛志•輿服》、《金史•輿服志》(註:《新唐書•儀衛志》、《宋史• 儀衛志》和《金史•儀衛志》等也有涉及交通等級制度方面的內容。)、《元史•輿 服志》、《明史•輿服志》等,只有9部史書有記述相關內容的「志」。可知以「輿服 」、「車服」制度勾畫的「交通史」,也是片斷不完整的。
《清史稿》則於承襲《輿服志》而外,又始創《交通志》體例。其內容為《交通志一 •鐵路》、《交通志二•輪船》、《交通志三•電報》、《交通志四•郵政》。《清史 稿》的編寫,從1914年至1927年。其《交通志》的設置,體現了20世紀新的歷史觀和文 化觀對中國史學界的影響。
正如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商務印書館,1930年)中討論「史之意義及其范圍 」時所說:「舊史因專供特殊階級誦讀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樞,遂致吾 儕所認為極重要之史跡,有時反闕不載。」正是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傳統史學體系開 始動搖。20世紀20年代初問世的王倬《交通史》(商務印書館,1923年),篇幅不過6萬 余字,分「古代交通史」、「中世交通史」、「近世交通史」三編,各編均列有「中國 」、「各國」、「綜論」三章。全書以70%的篇幅論述中國歷代交通,因而就中國交通 史研究而言,可以稱作我們看到的最早的著作。此後不久,又有袁德宣《交通史略》( 北京交通叢報社長沙鐵路協會,1928年)出版。這兩部專著雖然內容過於簡單,仍然顯 示出中國史學在新的歷史階段的新氣象。交通史作為史學新領域的最初開辟,表現出史 家視野有所開闊,觀念有所革新。
白壽彝著《中國交通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作為《中國文化史叢書》中的一種, 是第一部較全面地綜合研究中國歷代交通史的學術專著。全書分五篇,分述先秦時代、 秦漢時代、隋唐宋時代、元明清時代及現代中國之交通,對於交通路線、交通設施、交 通工具、交通管理制度均有考述。這部著作出版兩年後就有日譯本刊行東洋,在中國更 多次印行,發生了重要的學術影響。中國交通史作為一個學科分支,因此正式奠立。
此後數十年,中國交通史研究取得了比較顯著的進步。不過,在王倬、袁德宣、白壽 彝之後,除了幾種有通俗性普及性特徵的交通史讀物外,少有以「交通史」命題的綜述 歷代交通發展的專著問世。30年代交通部鐵道部交通史編纂委員會編撰出版的《交通史 路政篇》(1935年)、《交通史航政篇》(1935年)、《交通史郵政篇》(1935年)、《交通 史電政篇》(1936年)、《交通史總務篇》(1936年)等,實際上主要都是部門交通史,而 所論說分析的交通史的年限階段亦偏於晚近。同樣可以歸入部門交通史范疇的研究成果 ,又有多種中國公路史、中國鐵路史、中國航運史、中國運河史等研究專著。除了部門 交通史之外,斷代交通史、區域交通史也得以創生和發展。這一現象,反映交通史研究 已經跨過粗略籠統進行歷史總結的「概說」的階段,治交通史的學者已經注重以更深入 的研究力求較為精確地描述交通歷史發展的全景。
作為交通史斷代研究的成果,嚴耕望自謂「耗時四十年,文繁兩百萬」的巨制《唐代 交通圖考》(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83,1985年),堪稱具有經典意義的名著。其 成就在於以所論證的若干史實,描繪出了唐代交通的完整圖景,其中多有極其重要的發 現,然而又絕不僅僅是羅列有關交通的史料而已,對於交通與政治、經濟、軍事、文化 的關系亦有透徹的論述。
《唐代交通圖考》是規模與價值均有空前之意義的交通史巨著。嚴耕望總結其研究所 獲超出事先所能相像者,列舉10例:1.「如松潘高原,向視為荒蕪絕境,人跡罕到;乃 其實,自漢末至南北朝以來,岷嶺、松潘草原即為西北河湟青海地區南通長江流域之一 要道。」2.「唐蕃兵爭之核心在河湟青海地區,蓋地形所限,兩國交通惟此為坦途也。 故唐人於此極力經營,州軍鎮戍星羅弈布,前人皆蒙然莫辨。經此詳考,當時唐蕃兵爭 之形勢,使臣商貿之進出,皆得按圖指證。」3.「涼州(近武威)境域,兩宋以來,久陷 荒殘,但於唐世,實為繁榮大都會之一,驛道兩線東達長安,亦斑斑可考。其西所謂河 西走廊,遠通西域。其道雖早有經營,但前人於此仍多茫然,岑仲勉雲『漢唐在玉門以 西未見驛傳之記載。』(註: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證》,中華書局,1962年,第3頁。 )此非一人之見也。乃其實,唐代驛傳之推行遠達安西(今庫車)、北庭(今孚遠)以西諸 屬國,唐代史志與唐人詩篇累累可考。而近代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瓜州常樂( 今安西縣西)西通沙州(今敦煌)有南北兩道,及北通伊州(今哈密)大磧道,館驛名稱里 距皆一一詳明;西州(今吐魯番東七十里阿斯塔那南五里E89°40′•N42°50′)東西道 上館驛名稱可知者亦數逾十五,且北朝已置驛,不始於唐。」4.「長安北通河上三驛道 ,分達靈(今靈武南)、豐(今狼山、晏江間約N41°•E107°41′—50′)、勝(今托克托 西黃河南十二連城E111°•N40°13′)三州,豐州驛使通傳長安不過四日余,亦近中古 驛傳快捷之能事。而河上重鎮之天德軍(約E109°•N41°之西北,進烏梁素海東北水濱 ),其地望久不能詳,近亦准確知之。且賈耽所記天德軍東通雲中(今歸綏、托克托間) 之塞外道,為自古用兵之要,後人無能明之者,亦得據今圖,考故事,一一證之。」5. 「唐與回紇邦交常睦,有豐州高闕(今狼山口E107°25′•N41°20′,或石蘭計口E107 °30′•N40°20′)、甘州居延海(約E103°30′•N42°30′)、庭州特羅堡子(今北塔 山南,約E90°30′•N45°稍南地區)三道相通。此三道今雖不能詳,但大要途程可曉 。且回紇入唐先取鸊鵜泉入高闕至豐州,南下靈、夏(今白城子E108°50′•N38 °),後避吐蕃之逼,使臣商旅乃由高闕東行繞經天德、振武(今歸綏、呼和浩特),取 太原入長安,迂迴千餘里,是亦非研究者所能相像。」6.「東北邊塞,居庸(今關)、古 北(今古北口)、盧龍(東晉至唐道出青陘,蓋今青山口E118°35′•N40°25′)、渝關( 今山海關)四道並出,而取途不詳,今得歷歷指證。」7.「飛狐(E114°35′•N39°35 ′)之險,久著史冊,而關隘之要,因時代而轉移,中古北魏前期,尤為入塞第一要道 ,南北通使,君主南巡,皆所取途,朔代之雁門反居其次,此寓有經濟、歷史、地理之 意義,非一般讀史者所能相像得之。」8.「劍南邊區,諸道並出,而通南詔之青溪、石 門兩道為著,此《蠻書》已著錄者,前人考研,頗失粗疏,今皆詳為比證,事乃大明。 」9.「雲南通安南交州之陸道,前人論者多家,皆以今紅河線當之;實則取葉榆河谷, 今盤龍江。」以上所說,都是邊區交通形勢,關於內地交通,又有10.「長安、洛陽為 西東兩都,交通至繁,沿途館驛相次,榆柳蔭翳,軒騎翩翩,鈴鐸應和,固唐代之第一 大驛道也。以雲途程,必謂大抵與今隴海路相當,而實不然。自崤山以東,南取永寧( 今洛寧東北、三鄉鎮西北),東循洛水,與今道異,與漢以澠池、新安道為主者亦異。 而兩都間計程八百餘里,置驛三十四五,今考其名號尚十得八九。他如長安太原道、洛 陽太原道、藍田武關道、駱穀道、褒斜道、金牛道、荊襄道、太行東麓走廓道等,館驛 名稱亦頗有可考者。凡此館驛多出於詩人之吟詠,而可考位其今地,亦出相像之外也。 」嚴耕望還寫道:「此外如褒斜、陰平諸道之名實,洛南三關、太行八陘之通塞,黃河 關津之建置,永濟通渠之流程,三峽水運之興盛,大堤商貿之繁榮,渤海海運之發達, 河套、代北水運之績效,以及東南沿海海運之萌芽,諸如此類殆難盡列。」(《唐代交 通圖考》第1冊,第3—5頁)。
《唐代交通圖考》是20世紀中國交通史研究的最突出成果,也是這一領域最值得稱羨 的學術成就,就對於以後中國交通史研究的影響而言,也成為學者公認的典範。「此書 已出版之五冊,每冊有若干篇,每篇研究一交通路線或一地區之交通路線。不但研究驛 道,次要之道路亦在研究之列。
斷代交通史研究的成果,還有譚宗義《漢代國內陸路交通考》(香港新亞研究所,1967 年),王子今《秦漢交通史稿》(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陶希聖《唐代之交通 》((台北)食貨出版社,1969年)等。
在交通史學界影響相當大的全漢升的名著《唐宋帝國與運河》(商務印書館,1944年) ,以交通對於經濟的作用作為論述的主線。作者因宋代經濟史研究的突出成就,被看作 這一學術領域的開創者。當時漕運對於經濟的意義,受到了充分的肯定。潘鏞《隋唐時 期的運河和漕運》(三秦出版社,1987年),鮑彥邦《明代漕運研究》(暨南大學出版社 ,1995年),彭雲鶴《明清漕運史》(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李文治《清代漕 運》(中華書局,1995年)等學術專著,也都對交通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乃至政治權 力的重要支撐的意義,進行了全面深刻的研究。有關漕運的研究有較為集中的成果, 體現出對這種交通形式的歷史作用的特殊重視。
作為區域交通史研究的學術專著,陳小平《唐蕃古道》(三秦出版社,1989年),藍勇 《四川古代交通路線史》(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黎小龍等《交通貿易與西南 開發》(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陸韌《雲南對外交通史》(雲南民族出版社,1 997年)等,都值得重視。作為一種特殊的區域交通史研究成果,楊聰編著《中國少數民 族地區交通運輸史略》(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一書具有值得肯定的價值。在少數民 族聚居的地區,往往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在特殊的交通條件的作用下,也形成了特殊 的文化條件。楊著匯集了雲南、廣西、貴州、四川南部彝族地區、西藏、新疆、青海、 甘肅、寧夏、內蒙古等地區交通史研究的收獲,進行了有開拓意義的工作,只是論述各 地區古代交通的部分,內容比較簡略。
在20世紀史學學術史上留有姓名的歷史學學者,許多都曾經關注過中國交通史研究的 進步,發表過中國交通史研究的論著。例如,王國維《古行記四種校錄》、《長春真人 西遊記校注》(《王國維遺書》經13冊,商務印書館,1940年),陳垣《大唐西域記撰人 辯機》(《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收入《陳垣學術論文集 》第1集,中華書局,1980年),收入《呂思勉讀史札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的 《車服》、《塞路》、《徐福》、《禁巫祠道中》、《車與騎》等篇,岑仲勉《<西域 傳>各國去長安及去都護里距表=(《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中華書局,1981年),顧 頡剛《<穆天子傳>及其著作年代=(《文史哲》第1卷第2期,1951年7月),黃文弼《兩 漢通西域路線之變遷》(《西北史地季刊》第1卷第1期,1938年2月),蒙文通《論古水 道與交通》(《禹貢半月刊》第1卷第7期,第2卷第3期,1934年6月、10月)、《釋古長 江下游之交通》(《圖書集刊》第5期,1943年12月),周谷城《西北交通之歷史的考察 》(《東方雜志》第41卷第11期,1945年6月),鄭天挺《歷史上的入滇通道》(《旅行雜 志》第17卷第3期,1943年3月,收入《探微集》,中華書局,1980年),吳晗《傳•過 所•路引的歷史》(《中國建設》第5卷第4期,1948年1月),唐長孺《南北朝期間西域 與南朝的陸路交通》(《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中華書局,1983年),於省吾《武王伐 紂行程考》(《禹貢半月刊》第7卷第1、2、3合期,1937年4月),劉敦願《試論古代黃 淮下游之與江漢地區間的交通關系》(《紀念顧頡剛學術論文集》,巴蜀書社,1990年) 等,都是中國交通史研究的名作。這些論著用現在的眼光看來,有些並不是直接以交通 史作為研究對象,但是其內容涉及交通史,甚至關繫到交通史的重大課題;有些論著發 表較早,後來因新資料的發現和研究工作的進步,若干論點顯得陳舊,但是在當時卻曾 經對這一學科分支的進步發生過不宜忽視的影響。
先秦典籍中所見「周行」「周道」,傳統經學均以禮制道義為釋,只有朱熹在《詩集 傳》中解釋為「大路」、「大道」。不過,在予政治文化以特殊重視的文化背景下,以 等級列位和道德准則解說「周行」、「周道」的說法佔據上風,對古代交通建設有所肯 定的朱說幾被淹沒。顧頡剛曾經在《周道與周行》一文中推揚朱熹之說,並且有進一步 的論證(《史林雜識初編》,中華書局,1963年)。楊升南的論文《說「周行」「周道— —西周時期交通初探》(《西周史研究》,人文雜志叢刊第2輯,1984年8月)進一步明確 了「周行」、「周道」於交通史的意義,又以金文資料以為新證,指出「周道」應是由 周王室修築,通往各地,聯系各諸侯國的一種道路的專稱。楊文又考定了當時由王室中 心地區通向各諸侯國的幾條主要道路的大概走向,並且對於「周道」的特點及其設施也 有所探索。史念海《春秋時代的交通道路》(《人文雜志》1960年第3期,收入《河山集 》,三聯書店,1963年),陳盤《春秋列國的交通》(《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第37本,1967年),是關於春秋時期交通史研究的力作。盧雲《戰國時期主要陸 路交通初探》(《歷史地理研究》第1輯,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對於戰國陸路交通 形勢的概況進行了總結。
對於漢代交通研究有開創作用,於中國交通史研究也具有經典意義的勞干題為《論漢 代之陸運與水運》的著名論文(《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從陸 路運輸和水路運輸兩個方面詳盡地論述了漢代交通的歷史成就。作者指出,「西北高原 對河濟文化之區勢成居高臨下,農藝之民艱於守御,有國者不得不悉其國力以防胡虜之 南侵。於是邦國之政事與軍備皆北重於南,陸重於海;而西北之區遂為國家首善。然以 民族發展之方位言之,則經濟發展之趨向在南而不在北,國防發展之趨向在北而不在南 。」「今於漢世水陸交通略述其大要,以見漢朝帝國雖賴陸運以維持國家之完整,供給 國防之軍資,而緣海之地則海運常重於陸運。漢人非不明海事,徒以陸上危機大於緣海 。其間不能不有所輕重。」這樣的論述,已經不是就交通論交通,而涉及了交通的社會 文化背景和社會文化作用。有關「海運」乃至「海事」之輕重的分析,甚至關繫到我們 民族文化方向的宏觀課題。秦漢時期,是中國古代交通發展歷程中成就特別突出的歷史 時期。研究秦漢時期交通史的著名的論文,還有呂思勉《漢代亭傳之制》(《學林》第4 輯,1941年2月),王毓瑚《秦漢帝國之經濟及交通地理》(《文史雜志》第2卷第9、10 期,1943年10月),史念海《秦漢時期國內之交通路線》(《文史雜志》第3卷第1、2期 ,1944年1月,收入《河山集》四集,陝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孫毓棠《漢代的 交通》(《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7卷第1期,1944年6月,收入《孫毓棠學術論文集》 ,中華書局,1995年),武伯綸《秦漢車制雜議》(《西北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陳 直《漢晉過所通考》(《歷史研究》1962年第6期,收入《居延漢簡研究•居延漢簡綜論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等。
王夔強《宋代交通制度考略》(《安雅》第1卷第4、8、12期,1935年5月至1936年5月) ,魏重慶《兩宋時代之交通事業》(《正風半月刊》第2卷第11期,1936年7月),鄒逸麟 《宋代惠民河考》(《開封師院學報》1978年第5期),王文楚《宋東京至遼南京驛路考 》(《古代交通地理叢考》,中華書局,1996年)等論文,說明了宋代交通的一些特點。
元代驛傳制度的發達久已受到重視。當時驛傳系統聯系范圍之廣,為前代所未有。李 夢瑛《「站」與「站赤」》(《禹貢半月刊》第6卷第6期,1936年11月)、《元站與站赤 考釋》(《東方雜志》第40卷第9期,1944年5月),岑仲勉《天山南路元代設驛之今地》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8年,收入《中外史地考證》,中華書局 ,1962年),潘念慈《關於元代的驛傳》(《歷史研究》1959年第2期),陳得芝、施一揆 《「關於元代的驛傳」一文的資料問題》(《歷史研究》1959年第7期),袁國藩《元王 惲驛赴上都行程考釋》(《大陸雜志》第34卷第12期,1967年6月),陳得芝《元嶺北行 省諸驛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1977年7月),郭毅生《元代遼陽 省驛道考略》(《北方論叢》1980年第2、4期)等,都是有重要價值的論文。羅哲文《元 代「運筏圖」考》(《文物》1962年第10期),探討了當時水運的具體形式。研究元代水 運的論文,還有張蓉初《元代大都糧食的運輸》(《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1期,1945 年6月),賴家度《元代的河漕和海運》(《歷史教學》1958年第5期),袁國藩《元初河 漕轉變之研究》(《大陸雜志》第27卷第4期,1963年8月)等。
對於以往少有人注意的邊地交通、少數民族政權交通,也有一些學者矚目,發表過有 重要學術價值的論著。如黃文弼《古樓蘭國歷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史學集 刊》第5期,1947年12月,收入《西北史地論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方國瑜 《諸葛亮南征的路線考說》(《思想戰線》1980年第2期,收入《滇史論叢》第1輯,上 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馮漢鏞《唐代馬湖江通吐蕃路線考——兼考蒙古入大理的中 、西道》(《文史》第30輯,1988年7月),辛德勇《史萬歲南征路線重析》(《古代交通 與地理文獻研究》,中華書局,1996年),張廣達《吐蕃飛鳥使與吐蕃驛傳制度——兼 論敦煌行人部落》(《西域史地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楊銘《唐代吐 蕃——勃律道考》(《西北歷史研究》1987年號,三秦出版社,1989年),洛桑群覺、陳 慶英《元朝在藏族地區設置的驛站》(《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等。
白壽彝任總主編的《中國通史》也以一定的篇幅論及交通,利用了交通史研究的成果 。以其中第4卷《中古時代•秦漢時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為例,在丙編《典 志》的第4章《手工業技術》中,有「交通運輸」一節,討論了「陸路交通」和「水路 交通和造船業」。第7章則為《國內外交通》,其中第1節為「秦的水陸交通和直道、馳 道的修建」,第2節為「漢代水陸交通的發達」。第2節論述了「漢代交通中心向洛陽的 轉移」、「漢代的陸路交通」和「漢代的水路交通」諸問題。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傅築夫主編《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凡5卷,其中4卷都專門列有 關於交通運輸的專題。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章《秦漢時代的經濟區及其變化 和發展》中的第2節,是「秦漢時代的交通和運輸」。其中論述了(一)作為全國大動脈 的交通干線,(二)陸路交通的開發,(三)水路交通與漕運的開發,(四)管制交通的各種 制度。所論述的專題,大體覆蓋了當時交通的各個主要方面。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2章《兩晉南北朝時期幾個主要經濟區域的變遷》中的第3節,是「晉南北朝時期 的水陸交通與大運河的開鑿及其影響」。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章即《隋唐五 代時期的交通》,在第1節「道路」中,論述了(一)官道,(二)地方道路的增修,(三) 通邊區及外國道路;在第2節「運河」中,論述了(一)大運河及相關的運河,(二)地區 性運河;在第3節「漕運」中,論述了(一)盛唐時期的漕運概況,(二)中唐時期的漕運 概況,(三)晚唐時期的漕運概況;在第4節「交通制度」中,論述了(一)關津,(二)橋 梁,(三)驛、傳、旅店。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章即《宋代的交通運輸》,在 第1節「漕運」中,論述了(一)漕運對宋王朝的重要性,(二)匯集京師的主要運河及各 河負擔的漕運任務,(三)主要運道與歷朝漕運定額,(四)漕運中存在的各種弊端;在第 2節「陸路交通運輸」中,論述了(一)道路,(二)驛,(三)陸運。雖然沒有對先秦時期 和宋以後歷朝的交通狀況進行總結,而且各卷涉及交通的文字體例不一、詳略各異,但 是都是在相對成熟的研究基礎上以認真的態度進行論述,篇幅總合已經超過12萬4千字 ,閱讀有關部分的內容,可以大略了解自秦代至宋代的交通史的概況。因而如果綴聯傅 築夫筆下的這些章節,幾乎可以看作一部簡明中國古代交通史了。
傅築夫、王毓瑚編《中國經濟史資料•秦漢三國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 雖然是資料匯集,然而分類詳明,編列之間,已經可以看到通過結構設計所體現的研究 功力。此後出版的傅築夫編《中國經濟史資料•先秦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則將「交通」列為第2章《經濟地理》中的一節, 下有列目:(一)道路;(二)傳、遞、郵、驛;(三)水路;(四)海路。所收容資料的分量 ,遠較《秦漢三國編》薄弱。
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誌叢書的許多省市地方誌中都有交通志。作為史志整理和研 究的成果,河北省交通廳史志編纂委員會著《河北古代陸路交通簡史》(河北科學技術 出版社,1986年)出版較早,西安市交通局史志編纂委員會著《西安古代交通志》(王開 主編,陝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作為志書,比較全面地總結了古代名都西安地區交通 事業的歷史發展。其中又專置《西安古代交通文獻匯輯》部分,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所附《考證》題下的22個方面的內容,其實許多都是西安交通史的專題學術論文。於是 全書與其他有關論著不同,既有資料價值,也表現出一定的研究水平。例如其中李之勤 《關於古代子午道的走向、改線和部分資料的考析》、《<讀史方輿紀要>陝西省漢中府 <儻駱道>條校釋=,李健超《長安細柳營》、《唐長安臨皋驛》等論文,都以在中國交 通史研究中的學術地位而使全書得以增色。
中國水運史叢書的編寫出版,對於中國交通史的研究也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按照編寫 規劃,其中包括中國海港史、中國內河航運史、中國運河史等,也包括水運史中若乾重 要事件和重要機構,如鄭和下西洋、招商局史、民生公司史的研究。交通史志研究有關 論著的問世,有些收到比較好的社會文化效益,對於中國交通史研究者有一定的參考作 用,如彭德清主編,包括「古代航海史」、「近代航海史」和「現代航海史」三個分冊 的《中國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中國公路交通史編審委員會編《中國公 路史》(第1冊)(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等。
4. 從中國石油大學走出過哪些名人
石油大學作為一個石油類的高等學府,培養出眾多的優秀人才,並且為早期以至現在國家石油工業的發展和進步奠定了人才基礎,被譽為 「石油人才的搖籃」。
辰東校友就是最好的例子。
感謝邀請,也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5. 西南大學網路教育2011年 0488 《大學語文》作業的答案
2、閱讀下面的材料,提煉出觀點,自擬題目,寫一篇不少於700字的文章,除詩歌專、戲劇外的屬文體皆可。
材料:
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威克教授做過一個實驗,把幾只蜜蜂放進一個平放的瓶中,瓶底向光;蜜蜂們向著光亮不斷碰壁,最後停在光亮的一面,奄奄一息;然後在瓶子里換上幾只蒼蠅,不到幾分鍾,所有的蒼蠅都飛出去了。原因是它們多方嘗試――向上、向下、向光、背光,一方不通,立即改變方向,雖然免不了多次碰壁,但最終總會飛向瓶頸,脫口而出。
6. 雲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的師資力量
2009年,有教職工65人,其中教授12人、副教授19人,博士(含在讀)18人、碩士29人。碩士生導師20人、省突出貢獻專家1人、雲南省學術技術帶頭人後備人才2人、雲南省高校教學科研帶頭人1人、雲南省優秀社科專家1人、校特聘崗位教授3人、校學術帶頭人4人、校骨幹教師8人。擁有一支素質高、有潛力、充滿活力的學術梯隊,梯隊結構合理,後繼有人,年輕的學術骨幹正在迅速成長。
2009年,有在校學生人數為1497人,其中碩士研究生74人,本科生1423人。學院堅持以培養「厚基礎、寬口徑、高素質、強能力」的復合型人才為基本目標,優化專業結構,深化教育教學改革,著力培養具有堅實的理論基礎、豐富的專業知識、開拓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 楊林,男,漢族,1963年2月生,雲南通海人,中共黨員,教授,博士,經濟學碩士生導師,北京師范大學思想政治教育兼職博士生導師。任雲南師范大學校長。
丁文麗,女,漢族,1972年4月生,江蘇人,中共黨員,教授,金融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後,金融學碩士生導師,雲南學術技術帶頭人後備人才。雲南師范大學副校長,系中共雲南省第八次黨代會代表。
武友德,男,漢族,1964年12月生,雲南祿勸人,中共黨員,教授,博士,區域經濟學碩士生導師,雲南師范大學特聘崗位教授,雲南省中青年學術技術帶頭人後備人才和雲南省高校教學科研帶頭人培養對象,雲南省優秀社科專家,雲南省人口學會和地理學會常務理事,雲南省人口發展戰略專家組成員等。任雲南師范大學教務處處長,校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委員。
常志有,男,1965年9月生,漢族,雲南昆明人,中共黨員,教授,博士,經濟學碩士導師。任經濟與管理學院副院長,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和英國諾丁漢大學商學院訪問學者,中國市場學會理事,雲南省市場學會秘書長。
楊永生,男,1962年4月生,漢族,雲南昭通人,中共黨員,教授,碩士,金融學碩士生導師。現任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兼雲南師范大學MBA中心副主任,金融與區域經濟發展研究所所長,雲南省金融學會理事。
陳新,男,1967年9月出生,漢族,湖北當陽市人,教授,經濟學博士,財政學碩士生導師。任經濟與管理學院副院長,兼任會計學院院長、高爾夫學院副院長,校財政與稅收研究所所長,中國世界經濟學會理事、雲南省區域經濟學會常務理事、雲南省財政學會理事、雲南省稅務學會理事、雲南省國家稅務局特聘專家,校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獲「全國稅務系統優秀教師」、「雲南師范大學優秀青年骨幹教師」稱號。
李正彪,男,1971年5月4日生,雲南盈江人,中共黨員,教授,經濟學博士,經濟學碩士生導師。兼任雲南省人事廳考試中心公務員考評專家,雲南省人事廳軍隊轉業幹部培訓特聘專家,雲南省工商局幹部培訓專家以及昆明市委組織部特聘專家。任雲南省人事廳考試中心副主任。
趙敏敏,女,1962年4月生,雲南楚雄人,教授,經濟學碩士生導師,雲南師范大學校級精品課程《管理學》負責人。任經濟與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系系主任。
楊青,女,1964年8月生,山東膠州人,教授,經濟學碩士生導師。任民建會員,昆明市政協第11屆委員會委員,昆明市教育局愛心監督員。
樊冀,女,漢族,1957年11月生,河北人,教授,任雲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工會主席,工商管理系教師。
姜家雄,男,漢族,1971年4月生,雲南騰沖人,中共黨員,教育學與法學碩士,副教授,經濟學碩士生導師。任雲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院長。
葉育甫,男,漢族,1966年7月生,重慶人,副教授,經濟學碩士,證券分析師,金融學碩士生導師。
陶倫康,男,1971年2月生,河南信陽人,中共黨員,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獲法學博士。副教授、經濟學碩士生導師。任雲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財稅系系主任、昆明企業聯合會法律部副部長,雲南凌雲律師事務所律師。
楊棟會,女,布朗族,雲南南澗縣人,經濟學博士,副教授,碩士生導師,雲南師范大學青年骨幹教師。任經濟與管理學院經濟系系主任。
張廣斌,男,1973年8月出生,河北省沙河市人,中共黨員,副教授,理學博士,金融學碩士生導師。任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助理兼金融系主任。
鄧雁,女,漢族,1972年11月生,雲南昆明人,副教授,英國德蒙福特大學工商管理碩士,金融學碩士生導師。曾任經濟與管理學院金融系副系主任,任雲南師范大學MBA教育中心合作交流辦公室主任。
楊傑,男,漢族,1975年2月生,雲南昆明人,副教授,理學碩士,金融學碩士生導師。任雲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金融系副主任。
桂麗,女,漢族,1973年6月生,雲南個舊人,中共黨員,副教授,經濟學碩士,財政學碩士生導師。
師佳英,女,1967年3月生,漢族,雲南昆明人,副教授,天津財經大學會計專業碩士,金融學碩士生導師,任學校市場營銷研究所副所長,會計與稅收研究所副所長,雲南師范大學青年骨幹教師。
李雪梅,女,漢族,1970年6月生,雲南祿豐人,經濟學碩士,副教授,中國注冊會計師,中國注冊資產評估師,金融學碩士生導師,任學院財務與稅收研究所所長。
李艷,女,漢族,1973年6生,雲南昆明人,副教授,四川大學世界經濟專業博士,金融學碩士生導師。英國格拉斯哥大學訪問學者,雲南師范大學MBA教育中心EDP辦公室主任,雲南師范大學區域金融與經濟發展研究所副所長。
李雲矯,女,漢族,1973年2月生,副教授。經濟學碩士生導師。1999年碩士畢業於雲南師范大學經濟與政法學院。2001年,進入南開大學國際商學院進修,2011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做訪問學者。
劉敏,男,漢族,1961年2月生,雲南曲靖人,副教授,任雲南師范大學財務與稅收研究所副所長。
盧瑋,女,苗族,生於1964年1生,貴州貴陽人,副教授。
羅漢,男,漢族,1963年5月生,雲南景東人,副教授。
孟少偉,男,漢族,1963年12月生,雲南昆明人,副教授。雲南大學經濟學碩士研究生畢業,經濟學碩士學位。長期從事金融學教學和科研工作。
王浩,男,漢族,1960年4月生,山東茌平人,副教授,任經濟與管理學院培訓部主任。
張軍毅,男,漢族,1964年6生,雲南楚雄人,副教授,1986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
7. 被流放寧古塔的官員們的不幸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寧古塔為古地名,約今黑龍江省牡丹江市一帶,范圍大概是圖們江以北,烏蘇里江東西兩岸地區,地靠日本海,舊屬吉林管轄。滿語數之六為寧古(ninggun),個為塔,所以寧古塔的意思是「六個」。
1、路途遙遠。
寧古塔在黑龍江牡丹江一帶,而古代交通不便,前往寧古塔路途遙遠,周圍不是森林就是沼澤,人煙荒蕪,常有虎熊出沒。很多被流放到寧古塔的犯人根本都到不了寧古塔就已經死在了路途之中。
2、環境惡劣
據《研堂見聞雜記》寫道,當時的寧古塔,幾乎不是人間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惡獸吃掉,甚至被餓昏了的當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來的不多。
寧古塔常年冰封。吳兆騫在給其母的信中說:「寧古寒苦天下所無,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風如雷鳴電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陰雨接連,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盡凍。雪才到地即成堅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
方拱干曾說:「人說黃泉路,若到了寧古塔,便有十個黃泉也不怕了!」
3、生活困苦屈辱
不管你曾經是王子還是少爺,帶上鐐銬,走進寧古塔,就是等於已經被剝奪了之前的身份地位,到了寧古塔後便被當地的八旗子弟瓜分,成為了他們的奴隸,大多數的人,都需要在做苦力中度過自己的下半生。
對於有一定姿色的女子而言,她們的生活更為凄慘,有的會被他人糟蹋,有的會直接被賣到青樓之中。著名作家余秋雨曾在《流放者的土地》中寫道:「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這些奴隸分配給了主人,主人見美貌的女性就隨意糟蹋,怕其丈夫礙手礙腳就先把其丈夫殺了。」
而這里距離京城十分之遠,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都很難傳到京城中去,因此當地部分有權有勢的人便成了地頭蛇,對流放之人百般折磨,更無人追究責任,可謂命運一點不由人。
(7)西南大學唐雁教授擴展閱讀
寧古塔文化地理傳承
從順治年間開始,寧古塔成了清廷流放人員的接收地,他們當中有抗清名將鄭成功之父鄭芝龍;文人金聖嘆家屬;著名詩人吳兆騫;思想家呂留良家屬等等。
他們的到來,傳播了中原文化,使南北兩方人民的文化交流得以溝通。流民的湧入改變了當地以漁獵為主的原始生活方式,教他們種植稷、麥、粟、煙葉,採集人參和蜂蜜,使農業耕作得到發展。
時存300年多年的國防重鎮,遺留下許多歷史文物,其中古城城東4公里的覺羅古城最為著名,傳為清始祖發跡之處,城外有古墳多處,包括薩布素將軍墓;城內廟祠有二三十座,可惜大部已損壞;還有天聰年間修建的大石橋和橋下的潑雪泉等。
寧古塔無塔,吳江學子吳兆騫(字漢槎)曾因科場案流放寧古塔二十三年。末期好友顧貞觀以《金縷曲》二首言於納蘭性德,通過大學士明珠(納蘭之父),吳才得回故園,三年後病逝,有《秋笳集》傳世。
當時清朝朝廷的大案以它作為句點,因此「寧古塔」三個再平靜不過的字成了全國官員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
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間與這里產生終身性的聯結,而到了這里,財產、功名、榮譽、學識,乃至整個身家性命都會墮入漆黑的深淵,幾乎不大可能再走得出來。金鑾殿離這里很遠又很近,因此這三個字常常悄悄地潛入高枕錦衾間的噩夢,把許多人嚇出一身身冷汗。
參考資料:網路-寧古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