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的研究

① 投資能否繼續拉動中國經濟求解

目前中國經濟的核心挑戰在於過剩產能太大，創造有效投資機會的能力大幅下滑，相應地，未來中國經濟增速將會下滑。
中國經濟未來增速軸心到底在哪裡？這一尖銳問題把研究者們劃分為兩個陣營，有人樂觀有人悲觀。樂觀者代表非林毅夫教授莫屬。他在不同場合暗示中國未來20年仍能維持8%的增長速度。而我在去年曾經表示未來10年中國經濟增速軸心將會降低到5.5%左右（可參見《中國經濟的未來十年》）。兩種判斷孰是孰非？其間的區別絕非兩個簡單的數字之爭，而是涉及到對中國經濟運行規律認識的本質區別，倡導的經濟政策也南轅北轍。
林毅夫教授的信心來源之一是所謂的後發優勢，即中國的生產技術水平遠低於世界先進水平，因而可以通過學習與引進，來快速地提升生產技術水平。作為論據，林毅夫提及，2008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21%，僅相當於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和韓國在1977年的水平，而後三個國家隨後都仍舊維持了長時間的高速增長。
後發優勢是一個重要概念，也的確是中國30年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但後發優勢本身並不能自動保證一國經濟增長。事實上，除少數發達國家外，其他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具有巨大的後發優勢，且遠大於中國（例如朝鮮、越南、菲律賓），但近60年來，僅有日本、亞洲四小龍、中國等極少數國家實現了經濟騰飛，其他大多數擁有更大後發優勢的經濟體卻徘徊不前。換言之，後發優勢只是必要條件，絕非充分條件。中國與韓國1977年水平相當這一事實，與朝鮮與中國1976年相當這一事實一樣，與中國未來能否維持8%的增長，沒有相關性。
如何實現後發優勢？林毅夫教授強調了投資的重要性。有些評論員強調要增強內需、尤其是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這一意見是錯誤的。林毅夫、張軍、黃育川等學者正確地指出，消費本身不能夠拉動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的本質含義是一個經濟體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擴張，而消費是對這個經濟體生產出來的產出的消耗，與下一期該經濟體能否擁有更大的產出無關；唯有投資，亦即人均資本存量的提升，才有可能推升該經濟體的生產可能性邊界。
從這個角度而言，所謂的擴大內需之類的說法站不住腳：本期的產出不是被配置為消費，就是被配置為投資，兩者均是內需。兩者之間的比例可能變動，卻無法被擴大；而只有投資才能擴張生產可能性邊界，也即擴張下一期可供配置的產出。30年來，中國的資本形成佔GDP的比例高達40%以上，2012年更是高達48%，而恰是如此高的投資，令中國能夠快速提升人均資本存量，促成了中國經濟騰飛。
然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升作用是有前提的。投資可以分為兩類，有效投資與無效投資。前者指能夠合理地將人、機器設備、市場環境等結合在一起，因而可以合理地利用比競爭對手更好的技術水平來正常經營並盈利的投資。本質上，投資之所有有利於經濟增長，是因為在經濟生活中存在著能夠改進經濟流程與技術水平的發展機會，這些發展機會一旦被實現，就能夠提升整體經濟的合理性與技術水平，從而推升生產可能性邊界；而發展機會的實現往往離不開投資，以將更高的技術水平整合在生產流程中。然而，如果投資項目沒有將人、機器設備、市場環境合理地結合在一起，就可能無法獲得合理的投資回報，從而無助於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擴張，這一類投資稱為無效投資。
只有有效投資才能推動經濟增長。一個經濟體的增長速度，既取決於該經濟體動員資源、推動投資的能力，也取決於將資源配置於有效投資的能力。即使具有巨大的資源動員能力與遠超現在的後發優勢，中國在50年代的大躍進卻結出苦果。過大的無效投資幾乎總是導致經濟危機。
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民間經濟獲得越來越多的經濟自由，可以去探索與實現有效投資機會。依託出口導向，不論是製造業投資、基建投資還是房地產投資都具有其經濟合理性它們總體上都是在將中國經濟嵌合進全球經濟分工鏈條的過程中服務於引進國際先進技術，隱喻著更高的生產技術水平，從而快速推升了中國的生產可能性邊界。
然而，中國經濟的體制性弊端也製造了很多的無效投資。這些體制性弊端在很大程度上與林毅夫教授主張的政府發揮因勢利導作用相關，而不是由於政府發揮的作用太少。這些無效投資項目在其建設期為上遊行業提供了需求市場，推高了當期GDP，但其建成投產之後卻很快淪為過剩產能，並不能夠推升生產可能性邊界。地方政府幹預、產業規劃誤導等諸多因素令這些過剩產能難以順暢退出，反而依賴源源不斷的融資支持吊命，導致大量的僵屍企業出現。
判斷投資是否過多，不應該以中國人均資本存量與美國資本存量的對比來衡量，而必須看資本是否能夠獲取合格的資本回報率。聲稱中國的地鐵遠少於美國，以此作為投資不是過剩而是不足的辯護詞，是不成立的；這一現象只說明中國的經濟發展尚低，不能提供足夠的市場需求來支撐這些投資。不能為市場需求消化的產能就是過剩產能，這些不能獲得合理回報的投資項目意味著資源配置的錯誤；如果有大量的資源錯配，則不僅意味著對民眾節制消費而辛苦積攢的儲蓄的浪費，而且可能導致金融經濟危機。
市場經濟自誕生之日起，經濟危機如影相隨，本質上都可歸因於資源錯配。美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鐵路建設熱潮，1916年最高峰時鐵路里程高達40.8萬公里，但隨著其他運輸方式的發展以及經濟運作方式的變化，許多鐵路難以獲得充分使用，超過1/3的鐵路被拆除。100年前美國的人均資本存量不到現在的4%，但過剩鐵路並未隨經濟增長而投入使用，最終還是以撤除了事。
因此，判斷是否存在無效投資與過剩產能，不應該看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是否低於美國，而應該看這些投資與產能在目前（以及可預見的未來）是否高於市場需求量，最終的判斷標準是看這些投資項目能否獲取合理的資本回報率。不能獲得合理的資本回報率的投資項目就是無效投資。
從這個角度觀察，中國目前存在著龐大的無效投資與嚴厲的過剩產能，證據隨處可見。中國鋼鐵產能超過全球其他國家總和，過剩產能率超過30%；中國造船行業目前有1/3的造船廠處於停工半停工狀態，另外的1/3也缺乏充足訂單。其他如電解鋁、平板玻璃、太陽能、風電、家用電器、化工、LED照明、水泥等等行業都處於嚴重的產能過剩狀態。筆者的量化模型表明，整體而言，中國經濟過剩產能率從上世紀80年代個位數水平直線飆升，目前超過31%，達到1997年韓國金融危機或1989年日本金融危機前的水平。
與過剩產能飆升相伴隨，中國整體資本回報率降低到危險水平。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國資本回報率從1993年的15.7%降低到2012年的2.7%。筆者匯集的非金融上市公司資本回報率（ROA）數據印證了這一趨勢，該指標10年來的平均值為6%，2007年一度高達8.9%，而到今年一季度降低到3.5%。另一個指標顯示，非金融上市公司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EBITDA）與債務規模之比從2007年的20%左右降低到6%，甚至低於1年期貸款利率，表明總體而言，企業覆蓋債務利息的能力不足。
如此低的整體ROA表明，許多企業依靠融資而不是利潤維持生存，淪為所謂的僵屍企業。而這些僵屍企業的存在惡化了過剩產能情況，壓迫別的公司也難以獲得利潤。這樣，融資規模越大，過剩產能越嚴重，投資回報率越低，反過來導致融資需求越龐大，這構成了惡性循環。如此，與過剩產能飆升、投資回報率下滑同步呈現的是負債率的大幅上升，構成了最為惡劣的組合。
更加糟糕的是，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的一項研究表明（黃少卿，2013），對於大多數省份而言，基礎設施投資的產出彈性已經低於生產設施的產出彈性，表明基礎設施投資的過剩程度甚至超過了製造業投資，中西部省份情況更為惡劣。那種希望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中西部投資的政策主張將會讓無效投資與過剩產能的情況雪上加霜。房地產投資過剩的情況也並不比製造業投資、基建投資好多少。
在目前的體制條件下，無效投資仍在大規模地發生，過剩產能率也在持續攀升。在建項目計劃總投資高達72萬億元，這些投資項目一旦投產，必將令目前已經極度惡化的過剩產能情況更加惡化。由於這些過剩產能都依靠日益擴大的融資支持來維持，實體經濟問題必然導致金融風險。事實上，中國經濟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發生債務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已經不容忽視：太多的經濟主體（地方政府融資平台、過剩行業僵屍企業等）不具備償付債務的能力。
如果一個經濟沒有能力將資源配置於能夠帶來生產力提升的機會，而是浪費在過剩產能與無效投資，其增速潛力必然較低。林毅夫教授倚重的投資拉動經濟最終無法維系自身，如果強行推進，過剩產能堆積之下支付承諾鏈條斷裂，最終必將以遠大於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動盪結束。
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表明，近年來，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從2007年之前的3.98%降低到近幾年的0.79%，下降幅度驚人。人口學家已經得出結論，未來中國的勞動力增速將大幅下滑；前面的分析則表明中國的有效資本積累將大幅減速。如此，三方面的因素都共同指向經濟增速的大幅下滑，間接地支持筆者去年經濟增速軸心降低到5.5%的結論。
因此，短期內，中國經濟面臨著令人畏懼的挑戰，需要在避免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抑制進一步的無效投資與過剩產能；一旦不慎引發金融危機，5.5%的增速恐怕都難以保證。長期看，即使中國能夠順利開展必須的結構化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從人口紅利、出口份額、後發優勢、改革難度等幾個方面考慮，中國經濟創造出有效投資機會的能力都出現了實質性下滑，而無效投資無法起到替代作用，如此，中國的經濟增速都註定將會出現較大幅度的下滑。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作者為經濟研究人士，近期出版《中國經濟下一步》

② 這樣就叫社會主義的公平性，優越性要知道所有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最終資金來源都是老百姓所創造的財富。

退休金雙軌制是計劃經濟時代向市場經濟轉型期的特殊產物。所謂「雙軌內制」是指不同用工性容質的人員採取不同的退休養老金制度。

機關事業單位退下來的養老金和企業人員退下來的養老金， 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道。具體講表現為三個不同：一是統籌的辦法不一樣即企業人員是單位和職工本人按一定標准繳納，機關事業單位的則由國家財政統一籌資；二是支付的渠道不一樣即企業人員由自籌賬戶上支付，而機關事業單位則由國家財政統一支付；三是享受的標准不一樣即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金標准遠遠高於企業退休人員，目前差距大概是3～5倍。

退休金雙軌制是當今中國社會最大的不公平、不合法政策，違背了社會主義宗旨，從制度上將中國社會劃分了兩個類似封建社會的社會階級，為機關事業單位編制職工規定了達到正常待遇三到五倍的超國民待遇，貶低了企業職工及其他從業者的社會地位與尊嚴，一定程度上激發了社會矛盾，並為青少年的樹立良好的職業理想產生了負面影響。因為機關事業單位不繳納或很少繳納社會保險，直接從國家財政支出退休金，所以從本質上來講，退休金雙軌制是一種歧視性的剝削政策，是以剝削所有納稅人為基礎的。

③ 投資能否繼續拉動中國經濟

目前中國經濟的核心挑戰在於過剩產能太大，創造有效投資機會的能力大幅下滑，相應地，未來中國經濟增速將會下滑。中國經濟未來增速軸心到底在哪裡？這一尖銳問題把研究者們劃分為兩個陣營，有人樂觀有人悲觀。樂觀者代表非林毅夫教授莫屬。他在不同場合暗示中國未來20年仍能維持8%的增長速度。而我在去年曾經表示未來10年中國經濟增速軸心將會降低到5.5%左右。兩種判斷孰是孰非？其間的區別絕非兩個簡單的數字之爭，而是涉及到對中國經濟運行規律認識的本質區別，倡導的經濟政策也南轅北轍。林毅夫教授的信心來源之一是所謂的「後發優勢」，即中國的生產技術水平遠低於世界先進水平，因而可以通過學習與引進，來快速地提升生產技術水平。作為論據，林毅夫提及，2008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21%，僅相當於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和韓國在1977年的水平，而後三個國家隨後都仍舊維持了長時間的高速增長。後發優勢是一個重要概念，也的確是中國30年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但後發優勢本身並不能自動保證一國經濟增長。事實上，除少數發達國家外，其他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具有巨大的後發優勢，且遠大於中國（例如朝鮮、越南、菲律賓），但近60年來，僅有日本、亞洲四小龍、中國等極少數國家實現了經濟騰飛，其他大多數擁有更大後發優勢的經濟體卻徘徊不前。換言之，後發優勢只是必要條件，絕非充分條件。中國與韓國1977年水平相當這一事實，與朝鮮與中國1976年相當這一事實一樣，與中國未來能否維持8%的增長，沒有相關性。如何實現後發優勢？林毅夫教授強調了投資的重要性。有些評論員強調要增強內需、尤其是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這一意見是錯誤的。林毅夫、張軍、黃育川等學者正確地指出，消費本身不能夠拉動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的本質含義是一個經濟體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擴張，而消費是對這個經濟體生產出來的產出的消耗，與下一期該經濟體能否擁有更大的產出無關；唯有投資，亦即人均資本存量的提升，才有可能推升該經濟體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從這個角度而言，所謂的「擴大內需」之類的說法站不住腳：本期的產出不是被配置為消費，就是被配置為投資，兩者均是內需。兩者之間的比例可能變動，卻無法被「擴大」；而只有投資才能擴張生產可能性邊界，也即擴張下一期可供配置的產出。30年來，中國的資本形成佔GDP的比例高達40%以上，2012年更是高達48%，而恰是如此高的投資，令中國能夠快速提升人均資本存量，促成了中國經濟騰飛。然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升作用是有前提的。投資可以分為兩類，有效投資與無效投資。前者指能夠合理地將人、機器設備、市場環境等結合在一起，因而可以合理地利用比競爭對手更好的技術水平來正常經營並盈利的投資。本質上，投資之所有有利於經濟增長，是因為在經濟生活中存在著能夠改進經濟流程與技術水平的發展機會，這些發展機會一旦被實現，就能夠提升整體經濟的合理性與技術水平，從而推升生產可能性邊界；而發展機會的實現往往離不開投資，以將更高的技術水平整合在生產流程中。然而，如果投資項目沒有將人、機器設備、市場環境合理地結合在一起，就可能無法獲得合理的投資回報，從而無助於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擴張，這一類投資稱為無效投資。只有有效投資才能推動經濟增長。一個經濟體的增長速度，既取決於該經濟體動員資源、推動投資的能力，也取決於將資源配置於有效投資的能力。即使具有巨大的資源動員能力與遠超現在的後發優勢，中國在50年代的大躍進卻結出苦果。過大的無效投資幾乎總是導致經濟危機。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民間經濟獲得越來越多的經濟自由，可以去探索與實現有效投資機會。依託出口導向，不論是製造業投資、基建投資還是房地產投資都具有其經濟合理性——它們總體上都是在將中國經濟嵌合進全球經濟分工鏈條的過程中服務於引進國際先進技術，隱喻著更高的生產技術水平，從而快速推升了中國的生產可能性邊界。然而，中國經濟的體制性弊端也製造了很多的無效投資。這些體制性弊端在很大程度上與林毅夫教授主張的「政府發揮因勢利導作用」相關，而不是由於政府發揮的作用太少。這些無效投資項目在其建設期為上遊行業提供了需求市場，推高了當期GDP，但其建成投產之後卻很快淪為過剩產能，並不能夠推升生產可能性邊界。地方政府幹預、產業規劃誤導等諸多因素令這些過剩產能難以順暢退出，反而依賴源源不斷的融資支持「吊命」，導致大量的僵屍企業出現。判斷投資是否過多，不應該以中國人均資本存量與美國資本存量的對比來衡量，而必須看資本是否能夠獲取合格的資本回報率。聲稱中國的地鐵遠少於美國，以此作為投資不是過剩而是不足的辯護詞，是不成立的；這一現象只說明中國的經濟發展尚低，不能提供足夠的市場需求來支撐這些投資。不能為市場需求消化的產能就是過剩產能，這些不能獲得合理回報的投資項目意味著資源配置的錯誤；如果有大量的資源錯配，則不僅意味著對民眾節制消費而辛苦積攢的儲蓄的浪費，而且可能導致金融經濟危機。市場經濟自誕生之日起，經濟危機如影相隨，本質上都可歸因於資源錯配。美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鐵路建設熱潮，1916年最高峰時鐵路里程高達40.8萬公里，但隨著其他運輸方式的發展以及經濟運作方式的變化，許多鐵路難以獲得充分使用，超過1/3的鐵路被拆除。100年前美國的人均資本存量不到現在的4%，但過剩鐵路並未隨經濟增長而投入使用，最終還是以撤除了事。因此，判斷是否存在無效投資與過剩產能，不應該看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是否低於美國，而應該看這些投資與產能在目前（以及可預見的未來）是否高於市場需求量，最終的判斷標準是看這些投資項目能否獲取合理的資本回報率。不能獲得合理的資本回報率的投資項目就是無效投資。從這個角度觀察，中國目前存在著龐大的無效投資與嚴厲的過剩產能，證據隨處可見。中國鋼鐵產能超過全球其他國家總和，過剩產能率超過30%；中國造船行業目前有1/3的造船廠處於停工半停工狀態，另外的1/3也缺乏充足訂單。其他如電解鋁、平板玻璃、太陽能、風電、家用電器、化工、LED照明、水泥等等行業都處於嚴重的產能過剩狀態。筆者的量化模型表明，整體而言，中國經濟過剩產能率從上世紀80年代個位數水平直線飆升，目前超過31%，達到1997年韓國金融危機或1989年日本金融危機前的水平。與過剩產能飆升相伴隨，中國整體資本回報率降低到危險水平。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國資本回報率從1993年的15.7%降低到2012年的2.7%。筆者匯集的非金融上市公司資本回報率（ROA）數據印證了這一趨勢，該指標10年來的平均值為6%，2007年一度高達8.9%，而到今年一季度降低到3.5%。另一個指標顯示，非金融上市公司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EBITDA）與債務規模之比從2007年的20%左右降低到6%，甚至低於1年期貸款利率，表明總體而言，企業覆蓋債務利息的能力不足。如此低的整體ROA表明，許多企業依靠融資而不是利潤維持生存，淪為所謂的僵屍企業。而這些僵屍企業的存在惡化了過剩產能情況，壓迫別的公司也難以獲得利潤。這樣，融資規模越大，過剩產能越嚴重，投資回報率越低，反過來導致融資需求越龐大，這構成了惡性循環。如此，與過剩產能飆升、投資回報率下滑同步呈現的是負債率的大幅上升，構成了最為惡劣的組合。更加糟糕的是，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的一項研究表明（黃少卿，2013），對於大多數省份而言，基礎設施投資的產出彈性已經低於生產設施的產出彈性，表明基礎設施投資的過剩程度甚至超過了製造業投資，中西部省份情況更為惡劣。那種希望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中西部投資的政策主張將會讓無效投資與過剩產能的情況雪上加霜。房地產投資過剩的情況也並不比製造業投資、基建投資好多少。在目前的體制條件下，無效投資仍在大規模地發生，過剩產能率也在持續攀升。在建項目計劃總投資高達72萬億元，這些投資項目一旦投產，必將令目前已經極度惡化的過剩產能情況更加惡化。由於這些過剩產能都依靠日益擴大的融資支持來維持，實體經濟問題必然導致金融風險。事實上，中國經濟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發生債務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已經不容忽視：太多的經濟主體（地方政府融資平台、過剩行業僵屍企業等）不具備償付債務的能力。如果一個經濟沒有能力將資源配置於能夠帶來生產力提升的機會，而是浪費在過剩產能與無效投資，其增速潛力必然較低。林毅夫教授倚重的「投資拉動經濟」最終無法維系自身，如果強行推進，過剩產能堆積之下支付承諾鏈條斷裂，最終必將以遠大於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動盪結束。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表明，近年來，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從2007年之前的3.98%降低到近幾年的0.79%，下降幅度驚人。人口學家已經得出結論，未來中國的勞動力增速將大幅下滑；前面的分析則表明中國的有效資本積累將大幅減速。如此，三方面的因素都共同指向經濟增速的大幅下滑，間接地支持筆者去年「經濟增速軸心降低到5.5%」的結論。因此，短期內，中國經濟面臨著令人畏懼的挑戰，需要在避免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抑制進一步的無效投資與過剩產能；一旦不慎引發金融危機，5.5%的增速恐怕都難以保證。長期看，即使中國能夠順利開展必須的結構化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從人口紅利、出口份額、後發優勢、改革難度等幾個方面考慮，中國經濟創造出有效投資機會的能力都出現了實質性下滑，而無效投資無法起到替代作用，如此，中國的經濟增速都註定將會出現較大幅度的下滑。經濟學家進行研究時，如何處理與自己理論不吻合的事實？對於過剩產能、債務金融風險等等如此觸目的現實，不應該略過不看，而應該將其考慮在內之後再下結論。對經濟增速軸心的正確判斷對於制定經濟政策十分重要。經濟學家在這方面的專業研究可以提供極大的幫助，也有可能造成很大的誤導，責任重大，不可不慎。劉海影 FT中文

④ 人口紅利的消失對哪些行業產生影響

人口紅利消失主要對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傳統製造業）、金融業影響。回
傳統勞動密集型行答業主要是指以資源和要素驅動的產業，比如服裝、鞋帽、代加工廠、產業上游的原材料加工廠等等。這些產業產品低端，初級產品和半成品為主，核心競爭力沒有，依靠規模賺取微薄利潤。當人口紅利主要是指勞動成本上升的時候，意味著運營成本的上升，行業利潤被大幅壓縮。
對金融也主要體現在人們儲蓄意願上升，消費動力不足，社會供給大於總需求，社會生產停滯，同時帶來社會保障體系內的資金壓力和風險。
人口紅利消失在這個領域主要體現在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勞動者在這些領域的就業意願逐漸下降。

⑤ 社保微小企業的標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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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業要繳納哪些稅費？
2015-01-2309:57中國投資咨詢網A-A+
核心提示：隨著社會平均工資的穩步增長，社保繳費基數也在不斷調整。進入2015年以來，福建、江西、天津、重慶等省市紛紛上調了社保繳費基數標准，用人單位和職工需要繳納的社保費用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上漲。
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險主要包括養老社會保險、醫療社會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加上住房公積金，統稱「五險一金」。社會保險費主要由企業和個人繳納，而根據清華大學教授白重恩的測算，中國五項社會保險法定繳費之和相當於工資水平的40%，有的地區甚至達到50%。我國的社保繳費率在全球181個國家中排名第一，是東亞鄰國的4.6倍。
隨著社會平均工資的穩步增長，社保繳費基數也在不斷調整。進入2015年以來，福建、江西、天津、重慶等省市紛紛上調了社保繳費基數標准，用人單位和職工需要繳納的社保費用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上漲。
社會保險屬於政府強制徵收范疇，因此社保繳費是企業的一項必要支出，面對不斷上浮的社保繳費基數，很多企業，尤其是小微、民營企業叫苦不迭。實際上，不僅僅是社保費用，名目繁多的各種稅費讓一些小企業身上的壓力越來越大，政府給小微企業「減負」的力度似乎還不夠。
小微企業要繳納哪些稅費
北京一家民營科技公司總經理荀先生向本報記者抱怨他所在的公司社保負擔過重：「公司近一半的利潤都被社保吃掉了。」他認為，社保基數的調整根本沒有考慮到中小企業的承受能力。而實行「營改增」之後，他的公司作為軟體企業並無太多抵扣項，營業稅之前是5%，現在是6%，實際上企業的稅賦增加了。
一位從事批發零售的私營企業主王先生告訴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除了社保費之外，公司要繳納的稅費名目繁多：有企業所得稅、增值稅、城建稅、教育附加稅、印花稅、房產稅、土地使用稅、殘疾人保障金等。雖然這些稅費支出尚在承受范圍之內，但由於所處行業環境惡劣，他的公司在2014年最終還是處於虧損狀態。
王先生對記者說，現在實行增值稅政策，本來進項稅是能全額抵扣的，由於當前企業盈利很困難甚至虧損，如果全額抵扣後納稅負擔則變重了。「營改增」給很多微小的、沒有進項稅的企業增加了大量的稅費。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張德勇表示，從大口徑來看，我國的宏觀大口徑稅賦水平跟發達國家差不多，只是統計方法不一樣。但是，我國企業要繳納的各種「費」卻很多，因此企業感到稅費負擔沉重。
據經濟建設司2013年7月22日發布的《2013年上半年產業經濟運行分析及建議》報告，當前中國企業稅費負擔較重，綜合考慮稅收、政府性基金、各項收費和社保金等項目後的稅負高達40%左右，超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居全球高位。
民建中央常委、民建中央企業委員會主任曾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盡管當前中小企業和大企業的適用稅率基本相同，但是中小企業面臨的稅費比重相對其銷售收入和企業規模而言，尤其是表現在事實上的其他費和非稅負擔卻明顯重於大企業。2012年的一項調查也顯示，72%的被調查企業主觀感受稅收負擔沉重，認為當前國家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減輕企業稅收負擔。
元認為，從1982年國務院頒布《關於解決企業社會負擔過重問題的若干規定》迄今30多年，在各項降稅減負政策密集出台的背景下，中小企業負擔過重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甚至越減越重。在2013年企業利潤普遍下滑，同時作為國家財稅體制改革重頭戲「營改增」今年以來繼續擴大地區和行業試點的情況下，地方稅收仍然維持著15%的高增長。而除了國家稅收，企業還面臨其他各種稅費，很多企業的稅費負擔超過60%，一些地方的行政性收費很高。有關方面的調查顯示，中小企業上繳的稅外費用大約是稅收的1.5倍，一些中小企業的稅費負擔大約佔到銷售收入的5%—8%。
為何多次「減負」效果不彰
這些年，國家陸續出台了一系列為中小企業減負的政策。如對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減按20%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將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的徵收率由6%和4%統一降至3%；對年納稅所得額低於3萬元的小微企業，其所得稅按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減按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金融機構與小微企業借款合同免徵印花稅等。此外，還對小微企業免徵管理類、登記類、證明類等22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從2013年8月1日起，對月銷售額不超過2萬元的小微企業暫免徵收增值稅和營業稅。
然而，實際上這一系列政策對從事實體經濟尤其是從事製造業的中小企業來說沒有起到多大作用。以月銷售額2萬元為企業稅收起征點，也只能對家庭作坊或小型商貿企業起到扶持作用。中國中小企業協會副會長、浙江省人大代表表示，多年來，中小微企業面對勞動力和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人民幣匯率不斷提高，融資難、融資貴，稅費負擔重等多重壓力，利潤越來越薄，轉型升級困難重重，很多企業生存與發展陷入了嚴重困境。
劉漢元曾對本報記者表示，多年前，國家制定了「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稅制改革12字方針，但在落地執行上不是很到位。尤其是，雖然稅基寬了、征稅嚴了，但稅制還不夠簡，稅率還不夠低，還有進一步優化與調整的空間。
談及企業稅費負擔重的原因，劉漢元認為應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對中小企業不利；第二，社會保險費負擔較重；第三，核定徵收不規范；第四，收費約束不夠，且太多太亂，出現很多「糊塗賬、無底洞」；第五，中小企業的遵從成本與利潤之比要高於大企業；第六，國家優惠政策多流於形式。此外，國家也沒有一個真正廣泛的公共決策機制，企業缺乏參與決策的通道，更缺乏與政府、媒體、各類行業協會組織足夠的信息溝通能力。當企業利益受到侵害而無力抵抗時，很難利用正當的制度性措施維權，部分企業往往就被迫採取偷稅漏稅等非正當手段來表達自身利益訴求。這些機會主義行為，對中小企業的生存和整體發展更具「殺傷力」，也客觀上鼓勵、助長了政府部門的亂來行為。
企業稅費減負應從哪裡著手？
上述民營科技公司總經理荀先生認為，營改增從進項抵扣來講，其合理性向前邁進了一步，但從中小企業的發展實際來說，他更希望稅收政策的制定應區分行業和規模，而不是採取「一刀切」。「能不能依據企業的不同規模、不同行業、不同營業額，來制定相應的社保標准？特別是針對小微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以及利潤較低的企業，是否可以設定不同的檔次和標准，以確保企業能夠生存下來？這樣才能真正地解決就業的問題。」
荀先生告訴記者，他了解到，在歐洲，像家樂福這樣的大超市和私人開的小超市，所繳納的稅費比例不同，此外，其經營的商品種類和營業時間也會按其企業規模的大小而有所不同。中小企業在很多方面都無法與大型企業競爭是不爭的事實，但中小企業在促進就業、擴大就業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希望政府從稅收等各方面優化非公經濟的發展環境。
上述從事批發零售的私營企業主王先生則對本報記者表示，目前的稅務立法還算完備，但是稅務部門有時候卻不能做到有法必依。「比如，我們公司因在財務交接過程中不慎把增值稅發票驗證期錯過，事後我們積極補救，找到了稅務所、稅務分局，並按規定報送有關材料，本來按規定應在4個月內可以批復使用，可是已近八個月也未見批復。辦事效率實在是太低了！」
劉漢元給出的建議則是，一是國家系統規劃和頂層設計，真正實現從根源上減輕企業稅費負擔。二是管住「政府這只手」，真正建立約束政府部門亂收費、亂罰款的機制，建立中小企業抵制政府亂收費、亂攤派的通道，並通過國家制度保護中小企業的這種反饋和博弈能力，逐漸形成舉報受理、責任追究的暢通體系和機制。三是簡政放權，充分發揮市場本身的機制與作用。「管得過寬、控制資源過多、面面都要有所作為，其結果一定是財政開支最多，稅收負擔最重。特別是經濟疲軟、稅收不景氣的時候，企業稅收負擔感就更顯強烈。事實上，稅費減免和稅制改革工作是經濟景氣時候更應該和更有條件去做的事情。」

⑥ 影響稅收負擔的因素主要有那些

1、社會經濟發展水平。

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總體水平，可以通過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這兩個綜合指標來反映。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越大，總體負擔能力越高。

特別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最能反映國民的稅收負擔能力。一般而言，在人均國民收入比較高的國家，社會經濟的稅負承受力較強。世界銀行的調查資料也表明，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較高的國家，其稅收負擔率也較高，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較低的國家，其稅收負擔率也較低。

2、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

任何國家為了發展經濟，必須綜合運用各種經濟、法律以及行政手段，來強化宏觀調控體系。國家會根據不同的經濟情況，而採取不同的稅收負擔政策。

如在經濟發展速度過快過熱時，需要適當提高社會總體稅負，以使國家集中較多的收入，減少企業和個人的收入存量，抑制需求的膨脹，使之與社會供給總量相適應。此外，還要根據經濟情況的發展變化，在徵收中實行某些必要的傾斜政策和區別對待辦法，以利於優化經濟結構和資源配置。

3、稅收徵收管理能力。

由於稅收是由國家無償徵收的，稅收征納矛盾比較突出。因此，一個國家的稅收徵收管理能力，有時也對稅收負擔的確定有較大的影響。

一些國家的稅收徵收管理能力強，在制定稅收負擔政策時，就可以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來確定，而不必考慮能否將稅收征上來。而在一些稅收征管能力較差的國家，可選擇的稅種有限，勉強開征一些稅種，也很難保證稅收收入，想提高稅收負擔也較困難。

(6)據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的研究擴展閱讀：

稅費負擔特別是稅收負擔的高低是相對的，需要在既定的國與國之間做比較。一般最常見的評價指標是宏觀稅負指標，即稅收收入佔GDP的比重。發達國家的宏觀稅負一般在30%--47%，而2015年中國為23%。但是，這個指標的口徑還有很多有待補充修正的方面。

一是稅費負擔要與一個國家的財政體制相匹配。一個國家的財政體制，尤其是財政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會影響財政收入的集中度。我國是集中領導、分級管理的國家，中央政府包攬的事權與推動經濟發展的責任大於其他國家，所以我國的稅費負擔高於其他國家有體制性原因。

二是稅費負擔要與一個政府對債務融資的依存度相匹配。美國和愛爾蘭比較倚重發債為政府籌資，都是赤字大國，由於赤字和大量負債，美國政府的債務負擔率到2015年底已經達到104.2%，愛爾蘭的債務負擔率到2015年底也達到106%，遠遠超過北歐稅負較高的丹麥、挪威、荷蘭等國家。

因此衡量一個國家的稅負輕重，不僅要看宏觀稅負，而且要看政府的收入結構，特別是看政府對債務融資的依存度。

三是稅費負擔要與企業盈利能力相匹配。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在2017年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的發言指出，從稅負結構看，我國的稅費，包括所得稅、社保繳費等，占企業盈利的比例是68%，而美國是44%，瑞典是49%，印度是61%。

就中國是68%而言，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與社保相關的繳費，一類是其他的稅。其中我國社保繳費占企業盈利的49%，而西方高福利國家如瑞典的數據為35%，美國是10%左右。這個國際比較說明我國社保繳費占企業盈利的比例較高。

四是稅費負擔要與財政支出中的福利性支出相匹配。稅費負擔高低本身不是問題，主要在於財政支出有多少用於改善公民的福利。

北歐國家的稅負普遍很高，但是這些國家的公民享受政府的高福利，其教育、醫療、社保等都由政府提供，因此稅負高，加上使用透明度很高，納稅人也甘之如飴。

⑦ 如何建設現代經濟新體系

關鍵點一：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
清華大學教授白重恩表示：
從「高速」到「高質量」、從「增長」轉向「發展」，與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相符合。
增長是經濟總量的增長，而發展的內涵更加豐富，其要義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實現更平衡更充分的發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認為：
制定戰略，先看清出發點在哪裡。從發展出發，以質取勝，有利於引導政策重心轉向追求質量和效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部第四研究室主任、研究員許召元表示：
我國要在一批產業特別是高技術產業上佔領技術制高點，在新一輪產業革命進程中爭取彎道超車，縮小同領先國家的差距，培育全球主導權。
現代化經濟體系應轉向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方式，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成為產業發展的根本途徑。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張傑認為：
必須依賴於「以完善產權制度和優化要素市場配置為重點」的一系列經濟機制體制改革，依靠激發全社會最廣泛的創新創業動力，來激勵經濟新舊動能的轉換。
關鍵點二：提高供給體系質量成為主攻方向
一面是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大而不強；一面是性價比高的產品需求得不到滿足，部分消費流向國外，在人民群眾需求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的過程中，供給面無法適應需求面升級的矛盾愈發凸顯。
十九大代表、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寧吉喆表示：
鋼鐵產能過剩，但每年還要進口一千多萬噸特種鋼材，必須通過加強技術改造、企業兼並重組、提高產品質量，把中國鋼鐵工業由大做強。
工業和信息化部黨組書記、部長苗圩代表表示：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產能要做「減法」，發展新興產業、改造升級傳統產業做「加法」，加大技術創新投入做「乘法」，使供給和需求更好匹配。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張傑認為：
「質量第一」是全面建設中國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核心任務。必須加快發展先進製造業，體現中國由「製造大國」向「製造強國」的轉變。

關鍵點三：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
創新能力不強、實體經濟水平有待提高、金融脫實向虛、人才結構失衡……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突出問題。
報告指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勇代表指出：
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在市場需求疲弱、實體經濟盈利能力下降背景下，出現社會資本「脫實向虛」、企業「棄實投虛」現象，不少實體企業感到融資難、融資貴，制約了結構調整、產業升級和創新發展。要引導資本及各類要素向振興實體經濟聚力、發力，築牢國家發展根基。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正中表示：
技術、資金、勞動力，是支撐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最關鍵的要素。通過優化制度環境，實現實體經濟與三大要素協同發展，將推動實體經濟沿著高質量軌道成長。
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國際貿易研究部主任、研究員趙萍認為：
一個國家要強大，就必須注重實體經濟。實體經濟的發展直接關繫到國民經濟的發展與國際競爭力的提高。
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當前世界各國紛紛吸引投資迴流的背景下，實體經濟面臨著更為激烈的市場競爭。
不論經濟發展到什麼時候，實體經濟都是我國經濟發展、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贏得主動的根基。這是當前強調發展實體經濟和提升發展質量的背景所在。
關鍵點四：創新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
惟創新者進、惟創新者強、惟創新者勝。「我們面向國家和產業需要重新布局，推動產學研結合，不僅形成價值幾百億的產業，更讓自身成為全球無機化學研究的引領者。」中國科學院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洪茂椿代表說，國家要強大，科技必須強大，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強國家創新體系建設。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張傑表示：
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體現在推進「創新型國家」建設方面，體現在中央部署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全面落實上。

關鍵點五：鄉村振興戰略造就「三農」新面貌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
十九大代表、上海市奉賢區委書記庄木弟表示：
農村不能成為荒蕪的農村、留守的農村、記憶中的故園。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是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
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並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後再延長三十年，讓農民吃了「定心丸」。「鄉村振興戰略讓大家方向更明，我們要加油干，2020年蘭考有信心與全國人民一道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蘭考縣委書記蔡松濤代表說。
關鍵點六：區域協調發展呈現新局面
報告提出，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
十九大代表、上海市金融辦主任鄭楊表示：
這是在較長時間跨度中對中國經濟發展空間進行布局。區域協調發展的新局面，將不斷釋放中國經濟的潛力和活力，成為經濟持續發展的新的發動機。
十九大代表、福建荔豐鞋業開發有限公司車間主任翁鈺珍說：「加快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讓這個群體共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
關鍵點七：改革要啃硬骨頭 開放形成新格局
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經過近40年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改革行至中流，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剩下的多是難啃的硬骨頭。
清華大學教授白重恩表示：
沒有產權的有效保護，企業家就缺乏充分激勵提供更好滿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產品和服務；沒有要素自然流動，降低了要素配置效率，也會影響人民以合理價格獲得更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