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植物學教授

A. 羅新的北京大學教授

羅新，男，1963年生，現任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1981年－1985年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學士學位
1989年－1992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碩士學位
1992年－1995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十六國時期中國北方的民族形勢與社會整合》。 1979-1981年，在湖北襄陽地區中學（今襄樊市四中）讀高中；
1981-1985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讀本科，獲學士學位；
1985-1986年，在武漢工學院（今武漢科技大學）任教；
1986-1989年，在湖北省地方誌辦公室工作；
1989-1992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獲碩士學位；
1992-1995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獲博士學位；
1995年-- 在北京大學中古史中心工作 1 《青徐豪族與宋齊政治》，《原學》，第一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2月。
2 《北大館藏<給事君夫人韓氏墓誌>辨偽》，《文獻》，1996年第1期，1996年1月。
3 《從依傍漢室到自立門戶---劉氏漢趙歷史的兩個階段》，《原學》，第五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年7月。
4 《從蕭曹為相看所謂漢承秦制》，《北京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1996年10月。
5 《五燕政權下的華北士族》，《國學研究》, 第四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8月。
6 《十六國北朝時期的樂浪王氏》，《韓國學論文集》，新華出版社，1997年9月。
7 《枋頭、灄頭兩集團的凝成與前秦、後秦的建立》，《原學》，第六輯，1998年5月。
8 《墨山國之路》，《國學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5月。
9 《陳敏「七弟頑冗」考》，《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2期，1998年5月。
10 《關注高聳天外的昆侖山——評新譯〈西域考古圖記〉》（書評），《光明日報》，1999年5月21日。
11 《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獲》，《文物》，1999年第5期。（與王素、宋少華合寫）
12 《走馬樓吳簡整理工作的新進展》，《北大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
13 《吐谷渾與昆侖玉》，《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1期，2001年2月。
14 《吳簡中的「督軍糧都尉」簡》，《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5 《元散曲所見祆教資料》，《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6 《跋北齊可朱渾孝裕墓誌》，《北大史學》第8輯，北大出版社，2001年。
17 《走馬樓吳簡中建安紀年簡問題》，《文物》2002年第10期。
18 《踏訪東巡碑》，《文史知識》，2002年第6期。
19 《五回道》，《文史知識》，2002年第7期。
20 《仇池行》，《文史知識》，2002年第11期。
21 《北朝墓誌叢札（一）》，《北大史學》第9輯，北大出版社，2003年。
22 《說〈文館詞林〉魏收〈征南將軍和安碑銘〉》，《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3 《話說飛狐道》，《文史知識》，2004年第4期。
24 《監池司馬簡及相關問題》，《吳簡研究》第一輯，崇文書局，2004年7月。
25 《吳簡所見之督郵制度》；《吳簡研究》第一輯，崇文書局，2004年7月。
26 《新見北齊豐洛墓誌考釋》，《北朝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年7月。
27 《十六國北朝的五德歷運問題》，《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8 《北魏直勤考》，《歷史研究》2004年第5期。
29 《從可汗號到皇帝尊號》，《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30 《走訪突厥三大碑》，《文史知識》2005年第1期。
31 《陳留公主》，《讀書》2005年第2期。
32 《可汗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
33 《回鶻牙帳城掠影》，《文史知識》2005年第5期。
34 《應重視草原社會及其歷史的連續性和統一性》，《中國民族報》2005年7月29日第7版。35 《跋北魏太武帝東巡碑》，《北大史學》第11輯，2005年8月。
36 《契丹古城青草長》，《文史知識》2005年第10期。
37 《跋北魏鄭平城妻李暉儀墓誌》，《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6期。
38 《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的立碑時間》，《文史》2005年第4期。
39 《吳簡中的「作部工師」問題》，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書局，2005年12月。
40 《北齊韓長鸞之家世》，《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41 《匈奴單於號研究》，《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2期。
42 《閑說呂無黨》，《書城》2006年第1期。
43 《北魏太武帝的鮮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44 《再說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
45 《也說吳平斛》，《吳簡研究》第二輯，崇文書局，2006年9月。
46 《另一個敕勒川》，《歷史學家茶座》第5輯（2006）。
47 《論拓跋鮮卑之得名》,《歷史研究》2006年第6期。
48 《匈奴：故事還是歷史》，《中國國家地理雜志》2006年第12期。
49 《虞弘墓誌所見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學》第12輯（2007年1月），50-73頁。
50 《柔然官制續考》，《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1期，73-97頁。
51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北魏元則、元宥墓誌疏解》，《中國歷史文物》2007年第2期，22-28頁。
52 《雪中的游思》，《歷史學家茶座》第7輯（2007年第1期），88-94頁。
53 《始建國二年詔書冊與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單於》，黃留珠、魏全瑞（主編）《周秦漢唐文化研究》第五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6月，181-184頁。
54 《近年における北京吳簡研討班の主要成果につぃて》，日本長沙呉簡研究會（編）《長沙呉簡研究報告》第3集，東京：2007年，103-108頁。
55 《試論曹操的爵制改革》，《文史》2007年第3期，51-61頁。
56 《跋前秦梁阿廣墓誌》，《出土文獻研究》第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57 《殺人石猜想》，《中華文化畫報》2008年第1期，第120-127頁。
58 《新出墓誌與現代學術倫理》，《南方周末》2008年3月6日。
59 《橫笛莫吹行路難》，《中華讀書報》2008年3月12日。
60 《斯德本與中國藝術史》，《書城》2008年第4期。
61 《論闕特勤之「闕」》，《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第192-202頁。
62 《橫絕大漠心飛揚》，《歷史學家茶座》2008年第2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138-144頁。
63 《高昌文書中的柔然政治名號》，《吐魯番學研究》，2008年第1期。
64 《松下憲一《北魏胡族體制論》評介》，《北大史學》，第13輯。
65 《跋北魏辛鳳麟妻胡顯明、辛祥及妻李慶容墓誌》，《紀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
66 《「真吏」新解》，《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1期，第121-131頁。
67 《從民族的起源研究轉向族群的認同考察》，《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前沿（2008-200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53-264頁。
68 《高句麗兄系官職的內亞淵源》，《東北亞國際關系史的性質》，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2009年。
69 《王化與山險》，《歷史研究》2009年第2期。
70 《吉木薩爾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銘的調查與思考》，《西域文史》第3輯，科學出版社，2009年5月。
71 《為你跋山涉海》，《書城》2009年第10期。
72 《跋敦煌莫高窟所出北魏太和十一年刺綉發願文》，《文史》2009年第4期。
73 《北魏申洪之墓誌補釋》，中國文物研究所主編《出土文獻研究》第九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
74 《北魏道武帝的鮮卑語本名》，《張廣達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31-42頁。
75 《2010年9月訪烏茲別克散記》，《傳承》2010年第3期（總第17期），2010年12月，第56-67頁。
76 《華夏文明西部邊界的波動》，《大觀》2011年第1卷（總第5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3月，第40-47頁。
77. 《茹茹公主》，《文景》2011年4月號（總第74期），第40-51頁。
78. 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nner Asian Political Titulary, in: Mehmet ?lmez ed., ?tüken』den ?stanbul』a Türk?enin 1290 Y?l? (720-2010) Sempozyumu Bildiriler, ?stanbul: ?stanbul Büyük?ehir Belediyesi Kültür ve Sosyal ??ler Daire Ba?kanl???, 2011, pp. 111-117.
79.《北魏皇室制名漢化考》（日文），《魏晉南北朝における貴族制の形成と三教文學》，東京：汲古書院，2011年9月，第247-258頁。
80.《說北魏孝文帝之賜名》，《文史》2011年第3期，第49-61頁。
81.《北魏太武帝東巡碑的新發現》（與李泉匯合著），《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年第9期，第99-109頁。
82.《一曲風高奏古宮——讀姚大力〈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中華讀書報》2011年6月22日第9版。
83.《蒙古國出土的唐代仆固乙突墓誌》，載台灣政治大學編《中原與域外》，2011年。 《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中華書局，2005年3月。（與葉煒合著）
《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3月。
《殺人石猜想》，中華書局，2010年5月。
《歷史的高原游牧》，中華書局，2011年1月。 《吳簡研究》第三輯（羅新、宋少華主編），中華書局，2011年6月。
《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 》，Indiana University ，2012。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11月。（與王素合作）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叄】，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與王素合作） 鈴木宏節《暾欲谷碑文研究史概論》，《中國史研究動態》2006年第1期。
主持選、譯《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中華書局，2006年10月。 我年輕時，某個趕寫博士論文的冬夜，在FM97.4里聽了朱哲琴的《黃孩子》，那種空曠蕭索的孤獨感和無望感，恰好匹配了我寫不下去卻不得不寫的絕境。「在白人的大街上，有許多藍色目光。……在黃人的家庭里，有許多黑色目光。」歌詞把白人藍眼與黃人黑眼相比對，傾訴東方在西方面前的失落。歌里唱道， 「在那個時候，在那個時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個黃孩子。」和唱歌時的朱哲琴一樣，我聽歌的時候，已經知道了自己是「黃種人」。那首唱遍中國的《龍的傳人》里就有一句「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我們被教育去認知並認同自己的黃種人屬性，被教育承認自己的皮膚是黃色的，盡管肉眼看我們的皮膚一點也不黃，除非是生了某種特殊的病。
這許多年間，如同周伯通努力忘記《九陰真經》那樣，我們逐漸把一團又一團的教育漿糊從腦子里清除出去。種族思維邏輯下的眾多概念已經不再流行了，我們知道了人種分類是偽科學，也明白了人類體質特徵的差異其實是幾萬年來生存於地球不同環境所發生的適應性變化而已。在西方學術著作與公眾媒體上已很難找到「蒙古人種」、「黃色人種」這樣對東亞的標簽了。不幸的是，這些標簽及其代表的種族思維在兩百多年來種族思維的受害地區如中國，卻還遠遠沒有成為陳跡。即使在中國近年所出的考古報告中，我們依然很容易讀到骨骼分析的專章，其中常常有人種方面的數據與推測，特別是邊疆古代人骨的種族分析，諸如有多少屬於歐羅巴人種，有多少屬於蒙古人種，等等。等而下之的，還有對古代族群骨骼的細致分類，全然不顧古代族群的根本屬性其實是政治單元而不是血緣集合。毫無疑問，對於種族思維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們常識教育中的空白點。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現在恰好有了一部反思種族思維的上佳教材，這就是奇邁可（Michael Keevak）的新著《成為黃種人：種族思維簡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此書著力於再現西方社會對東亞人群進行描述和理解的觀念史變遷，考察了「黃種人」觀念的起源，人種分類理論中「黃色蒙古人種」在西方科學界的定型，以及這一學說如何傳播至東方並為東方社會廣泛接受的知識過程，是一部有關種族思維有趣卻沉重的社會文化史。
不難理解的是，「黃色人種」的本意是指皮膚為黃色的人種。可是，奇邁可此書一個令人吃驚的發現卻是，把東亞人的膚色歸類為黃色，並非經驗觀察的結果，而完全是一種近代科學的新發明。十八世紀中期之前的各類西人旅行報告中，對東亞人（主要是中國人和日本人）膚色的描述多是白皙、略暗的白色、橄欖色等，絕少認為東亞人在膚色上與歐洲人迥然有別。包括旅行家、商人和傳教士在內的觀察者注意到，東亞不同地區的人群體質特徵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比如中國南方人和北方人比起來膚色要暗一些，但這種差別與歐洲各國間的差異一樣，只是深淺之別。這才是經驗觀察的記錄。那時常常被西方觀察者歸類為「黃皮膚」的，恰恰是在十九世紀被納入「白人」范圍的印度人。
色彩不單單是對物理現象的客觀描述，還帶著各文化傳統所賦予的價值與情感。籠統地說（當然只是就奇邁可所要論述的方向而言），西方傳統中白色代表著神聖、純潔、智慧和高貴，黑色象徵著邪惡、污賤、死亡和野蠻，黃色則意味著不潔、低俗、病態與恐怖。當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被認為與西方一樣是文明社會的時候，西方旅行者看東方人的膚色是白的，一點也不黃。但隨著西歐工業革命的發展，古老的東方社會越來越顯得落後、停滯與衰退，東方人的膚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為白色的資格。奇邁可調查了這種轉變，他注意到越來越多的觀察者稱東亞人的膚色近似白色但並不是白色，到底是什麼顏色呢？棕色、橄欖色、灰白色、鉛色，等等，總之再也不是白色了。不過，幾乎還沒有人以單純的黃來描述東亞人的膚色，因為黃色的確並不是一個可以在東亞用肉眼憑經驗觀察到的膚色。白色被歐洲人壟斷之後，如何描述東亞人，似乎在相當長時間和相當廣的范圍內，難以達成一致。這個問題的解決，要等歐洲中心主義繼續成長，超越經驗觀察，由近代動植物分類學、人類學和進化論主導，才最終實現了東亞人膚色由白向黃的歷史性跳躍。
十八世紀中期開始的人種分類標志著近代自然科學中的種族思維取代了古典的經驗描述，自然體系中的人類在科學上得以分門別類。人種分類學史上第一個重要的學者是瑞典植物學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他在1735年出版的《自然體系》中把人類分為四種，其中歐羅巴白種人、美洲印第安紅種人和非洲黑種人都是那時已廣為西方社會所熟悉的說法，只有亞洲人的膚色他用了一個並不明確的拉丁詞fuscus，通常可以理解為深色或棕色。在1740年的德文譯本中，這個詞被譯為德語的gelblich「微黃」。奇邁可認為，這是亞洲人種的膚色從各種可選擇的顏色最終走向「黃色」的重要一步。而更重要的一步是由林奈本人邁出的。他在1758-1759年出版該書第十版時，把亞洲人的顏色由fuscus改為luris，而這個詞可以譯為黃、淡黃、蠟黃、蒼白、死一般的顏色，等等。奇邁可強調，林奈並非簡單地要在白與黑兩極之間尋找一個合適的過渡色，他其實是在找一個暗示病態和不健康的詞來指稱亞洲人，因為林奈說過，植物呈現luris顏色就意味著悲傷和可疑。
十八世紀後期，所謂的科學種族論（Scientific Racism）里程碑性的發展來自於人類學家布魯門巴哈（Johann F. Blumenbach, 1752-1840）。這位號稱體質人類學之父的德國科學家不滿意林奈等人以大洲為單位和以膚色為標准區分人種的做法，轉而採用體質特徵特別是頭骨形態分析的方法把人類分為五個種群，分別命名為高加索人種、衣索比亞人種、美洲人種、馬來人種和蒙古人種。他發明的人種名稱中，高加索人種和蒙古人種這兩個詞都具有不可思議的、巨大的生命力，即使在種族思維正在被拋棄的今天，它們仍頑強地頻頻出現在各種科學與通俗文字里。盡管布魯門巴哈認為膚色的分類不精確易混淆，而且他自己只專注於頭骨分析，但他還是把流行的膚色分類與他的頭骨分類相結合，從而出現了白色高加索人種、黑色衣索比亞人種、紅色美洲人種、黑褐色馬來人種和黃色蒙古人種的五大人種分類法。在奇邁可看來，正是由於蒙古名稱為學界所廣泛接受，與該人種相聯系的黃色也就穩定下來，一枝獨秀，成為所有各備選顏色中最終的勝出者。從此，東亞人種就具有了蒙古體質與黃色皮膚的雙重標簽。
1795年是科學種族論的一個重要年份，這一年布魯門巴哈創造了「蒙古人種」和「高加索人種」等全新概念。之後的數十年間，盡管仍有人對如何更好地描述東方人的膚色存有爭議，東亞人的「蒙古人種」屬性則已普遍視為定論。布魯門巴哈為什麼採用蒙古來命名東亞人種呢？奇邁可分析，這並不是一個隨意的、方便的選擇，也不是因為蒙古人頭骨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據說這是以高加索命名白種人的理由），而是因為蒙古人是歷史上最令西方驚恐的東方人，這個名稱足以喚起西方對於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兒的歷史記憶。布魯門巴哈反復提示蒙古與韃靼的區別，他把韃靼之名給予突厥人，認為包括韃靼在內的中亞以及中東、南亞和北非人，和歐洲人一樣都屬於高加索人種，蒙古人種則專指東亞人。
布魯門巴哈創立的體質人類學立即把人種研究當作該學科的全部內容，迅速把科學種族論推向極致。處在白人與黑人之間的紅種人、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如同處在黑夜與白天之間、文明與野蠻之間、完美與惡賤之間的過渡。人種之間的體質差異，不僅僅是生理性差異，還反映了道德與智力的差異。解剖學所證實的高加索人種較大的腦容量決定了白種人的智力優越於其他人種，而且淺膚色和高眉骨也與他們最高的道德水平有因果關系；蒙古人種特有的淺黃膚色和內眥贅皮，與他們生性中的狡黠陰暗、僵化死板有直接的相關性；而衣索比亞人種的深膚色、低眉骨與厚嘴唇，則表明他們仍然接近於猿類。既然人的道德與智力差異取決於生理差異，那麼，不僅人種之間，而且各人種的亞種之間的差異，也會指向血統的優劣之別，比如日耳曼人就比其他白人要優越得多，而對白人純潔性和高貴性威脅最大的是白人中的猶太人和吉卜賽人。這就進一步推動科學種族論走上更荒謬、也更邪惡的不歸路。
奇邁可的注意力集中在膚色上，特別是所謂蒙古人種的膚色上。他用了很大篇幅描述體質人類學家以科學研究的嚴謹和細致，百折不撓地投身於測定膚色的科學事業，他們設計各種方法，發明各種儀器，積累和分析有色人種特別是蒙古人種的膚色屬性的詳實數據。他們在進行這項工作之初，早已深信蒙古人種的黃皮膚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如果肉眼難以看到，那是因為黃色隱藏在表象之下，只有科學測量、科學實驗和科學計算才能還原黃色的真相。依據進化論理論，在人類進化的兩極之間，即完美階段高加索人與原始階段非洲黑人之間，黃皮膚的蒙古人種代表了進化過程的一個中間階段，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東亞雖然有過較高級的古代文明，到一定時候卻停滯僵化，以致遠遠落後於西方。有些東亞人看上去不僅不黃，而且似乎比許多歐洲人更為白皙，那也一定是因為東亞歷史上有過歐洲血統的混入。
奇邁可專辟一章講種族思維在醫學中的發展，圍繞三個以蒙古命名的病症來說明十九世紀科學種族論的深刻影響。第一個是「蒙古眼褶」。按照人種分類的生理學描述，蒙古人種眼睛細長且小，有明顯內眥贅皮（又稱蒙古褶），眼角上眼皮覆蓋下眼皮。醫生發現部分歐洲人兒童期也會出現眼內眥贅皮，在進化論的視野下，這種現象恰恰成為白種人進化程度高於黃種人的證據。第二個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是「蒙古斑」，這種骶部色素斑本是一種良性的先天胎記，普遍出現在世界各人群中，但因非洲人皮膚色素較深、歐洲人皮膚色素較淺，均不易察覺，故於東亞人群中最為常見，最初被認為僅見於東亞，因而被西方醫學界命名為「蒙古斑」。一種科學解釋把這種胎記看成人類進化中脫落了的尾巴的遺痕，而這種遺痕不見於白人，同樣說明白人的進化程度是最高的。對於部分歐洲嬰兒中也存在的這類胎記，有些學者解釋與中世紀蒙古人的入侵有關，這種解釋又被用來佐證人類混種的危害。第三個就是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生John L. Down發現並命名的「蒙古人病」。這種現已改以發現者姓氏命名的「唐氏綜合征」，是染色體變異造成的遺傳性智障疾病，最初只在歐洲人中發現，因為患者面容都很相像，臉部較寬，眼睛小而上挑，與人們理解中的蒙古人種的面部特徵頗為相似，發現者遂稱之為「蒙古人病」或「蒙古傻子」。白人患了智障疾病怎麼會呈現蒙古人的面容特徵呢？符合進化論的解釋是，智障疾病就是人類進化的反向衰退，高加索人種衰退的結果，就是回到較低級的蒙古人種階段，所以會有蒙古人的面容。按照這個荒誕的病理理論，如果蒙古人種也發生智障衰退，患者就應該呈現黑人的面部特徵。後來在白人以外、包括東亞在內的世界各人群中都發現了這類病患，舊的病理解釋也早已拋棄，這個有著強烈病態特徵的「蒙古病」名稱卻被醫學界沿用到差不多二十年前。
正如有些醫學機構所批評的，至遲從科學種族論興起以來，以種族為根據的病理分析已經成為某種本能反應，把種族、族群這類假定以血緣依據劃分邊界的社會單元，與某些病患的發生機理和流行范圍聯系起來。這種做法直到目前還頗有市場，盡管國際上一些著名的醫學雜志已開始要求作者不再以種族作為解釋變數。我們舉一個在中國廣為人知的例子，就是關於腳的小拇指趾甲分叉的種族或族群解釋。腳小拇指趾甲分叉，在中國有許多種解釋，其中很多都從種族或族群角度切入。比如，有人說這是蒙古人種的特徵，也有人解釋這是漢族的特徵，還有人認為這是滿族的特徵。最浪漫的解釋把這種疾病現象與明代洪洞縣的移民傳說聯系在一起，說具此特徵者都是洪洞縣大槐樹下移民的後裔。這種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指甲疾病（Onychoschizia），可能僅僅與營養缺陷或身體脫水有關，從種族角度尋求病理解釋只能是緣木求魚。
每個文化體、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種族思維傳統，但只有西方的科學種族論帶有科學的光環，並作為近代西方知識體系的一部分進入非西方世界。奇邁可考察了黃色蒙古人種觀念在中國和日本被接受的過程，發現中國人接受此一觀念更加主動，因為黃色在中國文化中幾乎沒有什麼負面意義（表色情涵義的「黃色」一詞是後來從西方yellow journalism轉化而來的），諸如黃帝、黃河等專名的傳統以及黃色的尊貴地位等因素，使中國人接受黃色人種歸類並無困難，需要剔除的僅僅是西方人附加於白色與黃色的種種價值褒貶。而日本傳統中黃色並無這種積極用例，因此接受過程較為曲折。奇邁可還發現，中國人最早接受這一觀念並積極推廣鼓吹的，是那些有機會接受西方教育或了解西方的知識分子。而對於日本的崛起，中國反西方的社會行動如義和團，西方的反應之一就是「黃禍論（yellow peril）」的出現。黃禍論雖然是針對近代中國和日本的，但歷史依據卻是十三世紀的蒙古西征，全然不顧歷史上中國是蒙古征服的受害者，而日本也差一點就遭受蒙古征服。蒙古人種與黃色人種這兩個標簽結合起來，才可能推動「黃禍論」的流行。
從1972年Richard Lewontin發表那篇人類基因多樣性在人群中分布比例的文章以來，以「種族（race）」這一類的標簽把人類劃分為不同集團與亞集團的傳統分類法，開始越來越失去其生物學的依據。研究者相信，人類基因多樣性主要存在於個體之間，比較而言，地域與族群間的差異反倒無關緊要，而且在種族與種族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根本不可能描畫出有科學依據的分界線。最近有關基因與種族、基因與族群關系的研究顯示，現代人類基因多樣性的現狀，是人類在約十萬年前走出非洲很久以後，晚至五六萬年前才加快速度形成的，是人類基因在個體之間、集團之間歷經長久的反復交換的結果，這個過程就是「網狀演化」（reticulate evolution），而所謂種族，則是更晚的「社會-文化建構」（socio-cultural construct）。這種「社會-文化建構」的本質，則是政治性的。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認識在中國社會還遠遠不是常識，即使在知識分子中，即使在研究歷史、民族和族群問題的學者中。事實上，我們經常聽到的是《龍的傳人》那種「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的種族認同。正如歌里反復唱著「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江」、「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河」，明明身在東亞的寫歌人和唱歌人，卻用「遙遠」這個詞來描述自己腳下的土地，說明他們不僅接受了西方的種族觀念，也主動以西方為中心點來測量和描述東亞。只是，蒙古人種、黃色人種、黃皮膚這樣的觀念與詞語，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體上，在西方科學論著中，卻基本銷聲匿跡了。這不僅是出於所謂「政治正確」，其實主要是出於「知識正確」，因為現代科學早已脫胎換骨，拋棄種族思維了。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奇邁可這本《變成黃種人》對中國知識界具有很高的科普價值。只有深入了解種族思維的歷史發展過程，我們才能知道種族觀念、人種分類知識是多麼的荒謬和危險。

B. 北大有哪些教授

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著名經濟學家劉偉教授

C.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歷史回顧

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創立於1898年，京師大學堂於1912年改名為北京大學。1925年北京大學建立了生物學系，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時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三校的生物學系合並，在此基礎上於1993年成立了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 北大生物學系初建
1918年，蔡元培校長聘請鍾觀光為北京大學副教授，籌建生物學系和標本館。鍾觀光對蔡校長說：「願行萬里路，欲登千重山，採集有志，盡善完成君之託也。」此後，歷時十載，在全國採集並製成蠟葉標本16,000多種，共15萬號；動物500多種，木材、果實、根莖、竹類300餘種。1924年北京大學以此為基礎，建立了我國第一個生物標本室。
1925年9月，北京大學生物學系建立。譚熙鴻先生為第一任系主任，兩年後由經利彬先生接替。1932年，張景鉞先生從歐洲回國，應當時北大校長蔣夢麟之聘，出任生物學系第三任系主任。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北大、清華、燕京三校的生物學系形成了我國北方近代生物學教育中心，培養了中國第一代生物學家。張景鉞、陳楨、李汝祺、李繼侗、吳韞珍、胡經甫等一批早期留學歐美的學者，將現代生物學知識帶回中國，並培養出嚴楚江、徐仁、王伏雄、談家楨、吳階平、趙以炳、吳征鎰、沈同、陳閱增、林昌善等生物學界的傑出學者，形成了一支中國現代生物學教育和科研的專家隊伍，對我國生物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20世紀20～30年代是我國生物科學研究的奠基時期。三校的教授和他們的學生們在我國生物學最重要的基礎研究領域，如動物、植物區系和分類學、遺傳學等方面進行了開拓性的工作。
張景鉞先生關於光照對植物形態建成作用的研究，李繼侗先生關於去頂燕麥胚芽鞘上新生頂端的出現研究，陳楨先生關於金魚家化過程的遺傳學研究，李汝祺先生對馬蛔蟲染色體研究和瓢蟲基因互作研究，都是具有一定水平的研究工作。吳韞珍先生進行了華北植物的調查和分類，繪制了近兩千種華北和雲南高原植物原色精圖，推動了植物分類學在中國的發展。胡經甫先生用幾十年時間，編寫了巨著《中國昆蟲名錄》，是中國昆蟲分類學的奠基性著作。李汝祺教授早年師從美國著名遺傳學家T.H.摩爾根和C.B.布里奇斯，是第一位把細胞遺傳學介紹到中國的學者，為我國遺傳學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抗日烽火中的「綠色園地」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南遷，在長沙合辦起臨時大學。11月1日，長沙臨時大學開學。李繼侗教授擔任生物學系主任。 1937年12月中旬，戰火逼近長沙，學校決定遷往昆明。1938年4月2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三校在雲南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同年5月4 日，西南聯大正式開學，生物學系主任仍由李繼侗先生擔任。
在抗日戰爭極其艱苦的環境下，西南聯大生物學系師生在交通閉塞的雲南，利用各種途徑與外界聯系，以開闊眼界，獲得新知識。當時，杜增瑞、殷宏章、沈同和吳素萱等四位年輕教師從海外歸來，帶回了國外的新知識和先進的教學方法，使學生們開闊了眼界。沈同教授常常組織學術報告會，大大活躍了當時生物學系的學術空氣，也培養了年輕教師。英國生物化學專家李約瑟博士1941～1942年來訪，他在生物學系作學術報告，贈送一批生物學書刊雜志及幻燈片，溝通了聯大和西方科學界的聯系。
在八年抗戰的艱苦環境下，參加湘黔滇步行團的吳征鎰先生一邊步行，一邊採集植物標本，幾十年來對世界植物區系分區系統的研究取得開創性成就；趙以炳教授不失時機地研究了海拔對中國人血相的影響；張景鉞教授指導助手對雲南的魔芋進行形態學的研究；殷宏章教授等在國外發表了有關氣孔中磷酸化酶的論文；牛滿江用當地兩棲動物蠑螈進行解剖及色素細胞和胚胎發育的研究工作；陳閱增草履蟲交配型的研究成果後來在美國發表；沈同教授領導的動物生理學實驗室通過動物實驗證實了雲南白葯對治癒傷殘的突出功效；沈嘉瑞教授研究了「昆明滇池及洱海中甲殼類」；趙以炳教授研究「蠑螈水鹽平衡」；黃浙進行了「昆明渦蟲分類和生殖發育」的研究；李繼侗教授指導學生開展了生態學研究；湯佩松教授主持的農業研究所植物生理學研究室開展了植物生長素的研究，完成了「離體活細胞水分關系的熱力學研究」。這一工作被國際上認為是植物生理學上一個重要的理論貢獻。
西南聯大是三校優良傳統的匯合。北大博大自由的學術空氣與清華、南開科學嚴謹的管理相結合，使西南聯大生物學系成為抗戰後方的一塊教育和科學研究的綠色園地。今天北大生命科學學院嚴謹而活躍的學風，勤奮進取的精神，正是在那個時期，那樣的環境條件下形成、繼承和發展下來的。
恢復、重建，三泉匯流燕園
—— 院系調整後的生物學系
抗日戰爭勝利後，1946年10月北京大學復校。復校後的生物學系分為植物學系和動物學系，由張景鉞先生任植物學系主任，汪敬熙、庄孝僡和李汝祺先生先後擔任動物學系主任。當時任教的著名教授有陳楨、李繼侗、湯佩松、趙以炳、吳素萱、崔之蘭、羅士葦、張兆騫、李銘新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進行院系調整。原北大、清華和燕京三校的文理科各系合並，成立了新的北京大學生物學系，在燕園東區建成生物樓。曾就讀西南聯大後留學海外的陳閱增、陳德明、曹宗巽等一批學子回到北大生物學系。
三校生物學系合並後，著名的植物形態解剖學家張景鉞先生任系主任。張景鉞先生1925年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1949年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5年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曾任中國植物學會副理事長。當時生物學系設立了植物學、植物生理學、動物學和動物生理學四個教研室，並於 1956年在全國率先正式建立生物化學教研室。
植物學教研室主任李繼侗教授是我國著名生態學家和植物生理學家，1925年獲耶魯大學博士學位，1955年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中國植物學會創始人之一，在北京大學生物學系創辦了我國第一個植物生態學及地植物學專門組，開創草原生態學研究。1957年李繼侗調內蒙古大學任副校長，將植物生態學及地植物學移植至內蒙古大學，並發展成為我國草原生態學研究中心。
植物生理學教研室主任湯佩松教授於霍普金斯大學獲博士，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曾任中國植物學會理事長。他在植物代謝的諸多領域，如呼吸作用、光合作用等方面均有重要研究成果，是我國有較高國際聲譽的科學家之一。植物生理學教研室的另一位學科帶頭人是當時剛回國不久、年輕的植物發育生理學家曹宗巽。
動物學教研室主任李汝祺教授是我國著名遺傳學家，早年師從T.H.摩爾根和C.B.布里欺斯，1926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他是發生遺傳學這一分支學科的早期開拓者之一，歷任中國遺傳學會理事長。動物組織胚胎學家崔之蘭、原生動物學、細胞學家陳閱增、昆蟲生態學家林昌善、昆蟲毒理學家張宗炳是動物學教研室的主要學科帶頭人。
動物生理學教研室主任趙以炳教授是我國著名生理學家，1934年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國生理學會理事長，是世界上率先研究冬眠生理的科學家之一。他的工作成為冬眠生理學經典工作的一部分。生物化學家沈同、張龍翔和生理學家陳德明是動物生理學教研室的主要學科帶頭人。後來，從動物生理學教研室分出生物化學教研室和生物物理教研室，由沈同和陳德明分別擔任這兩個教研室的主任。
陳楨教授在生物學系致力於中國生物學史的研究工作，並開設「中國生物學史」課程。陳先生早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專攻遺傳學，1955年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他關於金魚遺傳、變異和進化的研究是我國現代生物學的一項經典性工作。他1953年奉命籌建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後任所長，同時仍繼續在北大生物學系任教。
1954年沈同教授與張龍翔教授一起開始籌建生物化學教研室，並於1956經國家教育部批准在全國首先正式成立了北京大學生物化學教研室。張龍翔先生在多倫多大學生物化學系獲博士學位，後到美國耶魯大學化學系進行結核桿菌脂質化學的研究。1952年院系調整，張龍翔教授任清華、北大、燕大三校建設委員會副主任，1953年任北京大學生物學系副系主任，1978年任北京大學副校長，1981年至1984年任北京大學校長，同時任中國生物化學會理事長。
當時的北京大學生物學系匯聚了十多位全國一流的頂尖生物學家，國內許多高等院校紛紛派人到北大進修學習，生物學系的影響輻射全國，為我國高等院校中生命科學學科建設、教學建設、師資建設做出了貢獻。

D. 號稱北京大學教授的教授的是什麼人

網上流傳的，
很多的北京大學教授，
一般有很多是冒名頂替的，
不是真的，
所以不要把北京大學完全帶入。

E. 南開畢業的植物學大牛

湯章城，研究員
1994-1999年任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態所所長
1963年大學畢業於南開大學生物系，內1967年研究生畢業於中容國科學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現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院黨委書記)，隨後，在中國科學院工作至今。
三十多年來，主要從事植物環境生物學的研究，八十年代後期還參與我國空間生命科學和技術研究的規劃、組織和實施工作。近十年來，承擔或主持過國家攻關項目、國家高技術發展研究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等等。在Plant and Soil, Physiol Plant, 中國科學, 科學通報, 中國科學院院刊和載人航天等等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120多篇，主編或參與主編專著三部《現代植物生理學實驗指南》、《植物生理與分子生物學》(第二版)、《植物生物技術》等，培養或代培博士研究生十餘名。由於其研究結果在理論和實踐中意義，獲得過國家、中國科學院、上海市、國家科工委的科技成果獎。

F. 北京大學吳嵐教授曾在哪些大學授過課

數學學院的吳嵐教授嗎？貌似從博士畢業一直在北大教書吧……

G. 張景鉞的人物生平

張景鉞，字峴儕，1895年10月29日出生於湖北省光化縣老河口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祖籍江蘇省武進縣（今常州市）。他年幼喪父，家境不寬裕，從小就養成了刻苦和勤奮好學的作風。
1916年，他畢業於安徽省蕪湖市聖雅各中學。當年考入北平清華學堂，1920年畢業後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植物學系學習。1922年又入該校研究生院當研究生，師從著名植物形態學家C．J．張伯倫（Chamberlain），從事研究工作，1925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1925年秋回國，任國立東南大學（南京大學前身）生物系教授，次年兼任系主任。1928年，國立東南大學改名中央大學，張景鉞任該校理學院生物系（後改為植物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1931年，到英國利茲（Leeds）大學深造，在著名的植物解剖學家J．H．普利斯特利（Priestley）指導下從事植物解剖學研究工作。同年，又赴瑞士巴塞爾（Basal）大學學習，在植物學教授薛卜（Otto Schoepp）指導下進行研究，這次出國進修，擴大了他的知識領域，提高了學術造詣和水平。
1932年從歐洲回國後任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日戰爭期間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任教授。因為張景鉞和原來的清華大學生物系主任陳楨都較晚到校，西南聯合大學生物系主任已由李繼侗擔任，所以陳楨和張景鉞就沒有再擔任系領導職務。不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三校，從校領導到各校的教職工，都精誠團結，親密無間，使西南聯合大學在國內外獲得了很高的聲譽。
1945年日本投降，各校準備分別復員返回平、津。張景鉞在復員前已去美國加州（California）大學進行一年的學術訪問。1946年回國後仍任北京大學生物系主任，並曾兼任理學院院長。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張景鉞繼續擔任北京大學生物系主任。
張景鉞對黨忠誠，一貫擁護黨的方針政策。他曾當選為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協委員，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文化大革命」時期，張景鉞遭受迫害，1968年在病中還受到批鬥，從此卧床不起，於1975年4月2日逝世於北京大學燕東園38號。

H. 北京大學都 有哪些著名的教授

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 著名經濟學家劉偉教授

滿意請採納

I. 誰是近代植物學家

李繼侗，中國植物學家。1897年 8月24日生於江蘇興化縣，1961年12月12日卒於呼和浩特市。1916年入聖約翰大學，1918年轉入金陵大學林科，1921年畢業後考取清華學校公費留美，進入耶魯大學林學研究院作研究生。1923年獲碩士學位。1925年獲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先在金陵大學任教（1925～1926），後在南開大學（1926～1929）、清華大學（1929～1936）任教授。抗戰時期隨校內遷，在長沙臨時大學（1937～1938）、昆明西南聯合大學（1938～1946）任教授，抗日戰爭勝利後返回清華大學（1946～1951）任教授。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後轉入北京大學，任教授及植物學教研室主任。1955年聘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1957年任內蒙古大學副校長。他於1925年回國後致力於植物生理學、植物生態學和植物群落學研究。在植物生理學方面曾研究過光合作用、植物細胞吸水力、植物生長素和植物器官及組織的離體試管培養等。他在南開大學任教時，因陋就簡，通過數水生植物發出的氣泡來測定光合作用的速度，發現光強或光的顏色改變時，光合速度有瞬間效應，即需要一些時間才能達到恆定的速度。這個成果是發現光合機理中有兩個光反應的先驅，比國外相似的發現早十幾年。他利用離體培養法研究銀杏的胚胎發育過程的工作是中國人工培養植物組織和器官的開端。

J. 誰是讀北京大學的校長

北京大學的校長
許智宏，1942年出生於江蘇省無錫市。196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生物系植物學專業；隨後考上中國科學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生，畢業後留在該所長期工作。1979年至1981年，先後在英國約翰依奈斯研究所和諾丁漢大學從事研究工作；自1983年起，歷任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長、所長兼植物分子遺傳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 1992年10月至2003年2月任中科院副院長；1999年11月起任北京大學校長。1995年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1997年10月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現為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中國科學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員。曾任中國細胞生物學會理事長，中國植物學會副理事長, 中國生物工程學會副理事長；現任國際植物組織培養和生物技術協會主席，中國植物生理學會理事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中國國家委員會主席，中國科學院學部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主任。

許智宏教授長期從事植物發育生物學、植物細胞培養及其遺傳操作、植物生物工程的研究。在植物發育、組織和細胞培養以及生物工程領域，已發表論文、綜述、專著共200多篇（冊）。

許智宏教授曾獲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國家自然科學三等獎等獎項，1988年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1991年被評為全國做出突出貢獻的留學回國人員，並先後獲香港大學榮譽教授、 英國De Montfort大學和諾丁漢大學、香港城市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榮譽理學博士學位、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學位和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榮譽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