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老教授袁偉時
『壹』 考中山大學好還是深圳大學好(經驗人士進)
如果你的分來數能上中大,自幹嘛要選擇上深圳大學呢?我是北方人,在來中大之前根本沒聽說過深大。這兩個大學差了好幾個檔次。深圳大學的影響范圍太小,出了廣東省就基本無人聽說了,而中大卻是全國前十名的名牌學府。
學歷低的人有時候能賺大錢,但是不要進入一個邏輯上的誤區:學歷低是賺大錢的原因,為了賺大錢,大家一起來低學歷。這顯然荒謬。中國的富豪中,很多畢業於名牌學府。當然,能賺多少錢這取決於自身因素以及機遇,出身的學校不是本質因素。但是能在一所有著優良傳統和較高聲譽的學府中鍛造,這卻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財富。您說您是讀書人,因此這個道理是懂得的。
至於你說的天時地利人和,我認為在中大你能夠遇到來自全國各地的很多很有能力的有志青年,這足以積攢你的人脈(想想俞敏洪當年在北大積攢的那些人脈和其之後的事業發展,你就知道這有多麼重要了)。深圳大學在這一點上未必有優勢。
最後,希望樓主更上一層樓^_^。
補充:如果您很像學高爾夫管理的話,建議去深大。因為全國開設此專業的只此一家,別無分店。
『貳』 探究問題:有關辛亥革命的成功與失敗,歷來是史學界所探討的話題。請你仔細閱讀下列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與
| (1)中華民國。加速了思想觀念的變革,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回 (2)沒答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中國仍然是專制統治;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 (3)是由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
『叄』 袁偉時的簡介
袁偉時(1931年12月15日- ),年5月參加革命,1950年6月參加共產黨,現在是中山大學離休的教授和廳級幹部。第七屆(1988-1992)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86-1990任中山大學中山市分校——孫文學院首任院長。1987年當選中國現代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以後多次連任;曾是安徽社聯主辦的《學術界》和浙江社聯主辦的《浙江社會科學》的學術顧問,廣州市社會科學院主辦的《開放時代》的學術委員;2008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訪問學者。
主要著作有:《中國現代思想散論》、《大國之道》、《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近代中國論衡》、《嶺南歷代思想家評傳》(與人合著)等。學術上多次獲獎,如《中國現代哲學史稿》獲光明日報主辦的評選「文革」後優秀學術著作的光明杯哲學社會科學二等獎,教育部的優秀教材二等獎;2006年獲得廣東省委宣傳部優秀學術論文獎,等等。
袁偉時教授著述以思想深刻、見解獨到著稱,一生崇尚「說真話,說自己的話」、「歷史在哪裡扭曲,就要在哪裡突破」。素為近現代思想史愛好者、時政類報刊閱讀者,如《南方周末》、《三聯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等讀者群、高知群體所推重,深得學術界、讀書界普遍好評,奠定了其在近代史研究和社會公共領域的廣泛社會影響。

『肆』 中國人的自信與日本人的自信有什麼不同
;中國人的自信來與日本人自的自信的這個問題,是因為,最近看到廈門海峽兩岸國學論壇與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先生與中山大學老教授袁偉時老先生他們在論及傳統文化的時候,為傳統文化極力辯護的一方,都談到中國傳統文化能否發揚光大的問題,關繫到中國人是否有自信心的問題。
『伍』 中山大學是什麼級別
中山大學是中央直管副部級。
中山大學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中央直管副部級建制,是教育部、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和廣東省共建的全國重點大學。有院士(含雙聘)20人,國家「千人計劃」專家119人、「長江學者」特聘教授46人、「長江學者」青年學者14人、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81人。
「百千萬人才工程」 國家級人選28人,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170人,歷次主持「973」項目和重大科學研究項目的首席科學家20人次。擁有10個國家級人才培養基地,經濟管理等多個本科專業通過了國內、國際認證。
學校現由廣州校區、珠海校區、深圳校區三個校區、五個校園及十家附屬醫院組成。

(5)中山大學老教授袁偉時擴展閱讀:
中山大學國家級科研機構有:光電材料與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有害生物控制與資源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眼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華南腫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南海海洋生物技術國家工程研究中心、數字家庭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國家新葯(抗腫瘤葯物)臨床試驗研究中心、AMOLED工藝技術國家工程實驗室(共建)、數字家庭互動應用國家地方聯合工程實驗室、河口水利技術國家地方聯合工程實驗室、半導體照明材料及器件國家地方聯合工程實驗室。
物聯網晶元與系統應用技術國家地方聯合工程實驗室、臨床醫學分子診斷國家地方聯合工程實驗室、血管疾病診治技術國家地方聯合工程實驗室、新葯成葯性評估與評價國家地方聯合工程實驗室、RFID與物聯網晶元技術國家地方聯合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陸』 電子科技大學中山學院的歷史沿革
第一階段:初創期(1986年-1995年)
電子科技大學中山學院的前身為中山大學孫文學院,是1986年10月經原國家教委批准成立的一所全日制普通高等本科院校。1986年10月20日,學校在中山大學、中山市委、市政府及海外華僑吳桂顯先生的扶持下正式成立,成為中山市第一所全日制普通高等學府,著名學者、中山大學袁偉時教授擔任第一任院長。中山市最高學府,當年只設立英語系、工商管理系和中文系三個專科專業,招收中山市本地專科層次的學生。
第二階段:探索期(1995年-2002年)
1995年11月,經廣東省人民政府批准中山大學孫文學院獨立建制,並更名為「中山學院」,實行省市共同領導,以市為主的領導管理體制,並在原中大孫文學院專科專業基礎上增加了應用化學、食品包裝、農學、計算機、中文秘書、旅遊英語等其它專業,面向廣東省內招收專科層次的學生。2002年10月經教育部批准並入電子科技大學,成為教育部直屬高校的獨立學院,是中國獨立學院協作會的17個常務理事單位之一。
第三階段:成長期(2002年至今)
2002年5月21日,中山市人民政府與國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點建設的教育部直屬大學電子科技大學簽訂了聯合辦學協議,將原中山學院並入電子科技大學。於同年12月6日,「電子科技大學中山學院」掛牌成立,形成以電子信息技術為核心,理工滲透,經、管、文共同發展,多層次、多形式的辦學格局。電子科技大學與中山市人民政府共建,實行新的管理模式和運行機制,具有獨立法人資格,實行相對獨立的管理。學院建設、發展所需的全部經費由中山市人民政府和學院共同籌集,與電子科技大學實現資源共享。

『柒』 現在的中國歷史書中有沒有假
當然有,而且還很多,教材中也不例外。
歷史本來應該是公正客觀且盡量准確全面的。但是書寫歷史的人卻往往要受到時代和自身觀念及水平的局限。所以,歷史中有缺漏偏頗甚至錯誤也就不奇怪了。
中山大學的教授袁偉時在『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中就指出過幾個近代史教材中的問題。其中有一個就是關於對義和團的評價問題。義和團在我們的教材中被描繪成完全正面的形象。然而,實際上他們的行為並非我們想像的那麼正義。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以近代史為最。
那麼我們又應該怎樣學歷史?學歷史對我們有什麼幫助?
這首先要看你是否對歷史有興趣。如果沒有,那麼只要不輕信教材中灌輸的知識也就是了。如果有興趣,那麼就可以多找一些歷史資料來看。國外的,國內的,古代的,現代的。無論哪一種都難免有片面性。但綜合來看,我們就容易得到較為正確的結論。
讀歷史有什麼好處?首先歷史很有趣。有句話叫『現實往往比小說更YY』。歷史上發生的故事不計其數。其中很多故事的曲折離奇比小說還好看。如亞歷山大,凱撒的故事,拿破崙的故事。其次歷史很長見識。其實雖然人類社會不斷演進,但許多為人處事的道理卻沒變,都可以在歷史中學到。最後歷史還可以開闊視野。我們自己的生活圈子是很小的,看歷史卻可以讓我們體驗到過去的精彩,異國的風情…
『捌』 中山大學哲學教授,「歷史在哪裡扭曲,就要在哪裡突破「那個
你的問題是指哪個嗎?
袁偉時,男,1931年12月生,廣東興寧人。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已結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國現代哲學史稿》、《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路標與靈魂的拷問》等。主編《現代與傳統叢書》、《荒原學術文叢》、《牛虻文叢》等。
近代以降,中國歷史的天空是風雲突變,山河崩裂。史家以「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來形容,足見中國近代歷史之曲折與艱辛。所以,任何簡單的歷史處理方式,都可能把我們引入沒有未來的時間。
袁偉時先生在中國近代歷史方面有精深的研究,以史實為基礎,發歷史之幽微。其史識之高遠,歷來為海內外中國近代史學界所稱道。在接受我們的采訪時,袁先生謙虛地說,自己只是在復雜的中國近代史山巒地形中間,走了一條許多人並不在意的分岔小徑。但是就是因為他這一條分岔的小徑,我們可以窺見中國近代史的歷史多面。
7月的南方,天氣忽而高溫,忽而台風。在中山大學教師樓602棟201室袁先生的客廳里,袁先生首先從自己分岔的治學道路上,帶我們走入了相互纏繞的中國近代歷史的一條分岔小徑。
歷史在哪裡扭曲,就要在哪裡突破
問:袁老師,從您的簡歷看,您的大學和研究生學的都是經濟學,但是為什麼您後來的研究卻轉向了史學研究和哲學研究?
袁:環境和性格決定命運。1950年,高中畢業,少年多夢。國民黨的專制、腐敗統治推翻了;國家、政府、共產黨在我心目中渾然一體;熱盼為祖國富強出力,順理成章選擇讀經濟,於是,進了中山大學經濟系。1957年從復旦大學研究生班畢業,反右派、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加上「拔白旗,插紅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接連不斷;餓死人了,還要說:「東風壓倒西風」,「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只能跟著上面的調子宣講,不準越雷池半步;而且最基本的經濟數據都成了機密,客觀的學術研究成了不可能的奢望。可是,長期養成的對任何事物都要獨立思考的個性,絕對無法容忍人雲亦雲的安排。環境與性格無法協調。於是,我就轉向歷史研究了。後來的遭遇證明,其實史學領域自由空間也很窄。順便解釋一下,盡管我在哲學系工作,但沒有做過純哲學研究。
問:可能大家對您印象最深的第一本著作就是《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和人物》,這本書影響很大。對我們有強烈震撼的是,您首先從史料和方法論的角度,對我們以往歷史認識的顛覆。
袁:這部拙作的遭遇,也從一個側面記錄了社會文化的變遷。書在1991年就寫完了,到處尋找出版社,一再碰壁,最後得在深圳海天出版社順利放行。十多年來,讀者通過各種方式表達他們的理解和支持,使我深受感動。但另一方面,風風雨雨,故事不少。在這部書中,我追尋從中世紀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的視角,重新審視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基本的信念是「講真話,講自己的話」;必然的選擇是用史料說話。不是我有多麼高明,而是人們對連篇累牘的假話和套話十分膩煩,有機會聽到真話,覺得新鮮、驚奇。
問:但實際上您的第一本著作是《中國現代哲學史稿》,在這本書里,已經有了您對歷史史料進行分析的方法論框架。
袁:《中國現代哲學史稿》在方法論上有幾個特點:1,把1840至1949的思想文化變遷看作是一個整體,不強分為近代、現代。2,以是否「有助於中國的民主、獨立、富強和社會進步」作為判斷一切理論是非的標准。3,改變哲學史就是闡釋哲學家個人的理論的傳統,從思潮變遷的角度去論述。4,嚴格區分歷史人物思想發展的階段性。5,申明「我只把我看到的歷史本來面目寫在紙上」。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大陸,堅持這些當然是有感而發。我後來的研究在方法論上是與之一脈相承的。
問:民族國家的歷史與命運,可以說一直糾纏著您的整個思考,或者說,是現實而不是學術,首先決定了您那一輩學者的思想底色。
袁:我同意這樣的觀點:在某種意義上,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思想史。我們那一代其實分化得很厲害。不管是無可奈何還是心甘情願,大都成了馴服工具。反抗這樣的命運的人很少。就我個人來說,「九一八」那年出生,八年抗戰和三年內戰中長大成人;加上生活在不愁衣食的家庭,從小就養成買書、讀書的習慣;生活和書本催促我思考,關懷祖國命運是順理成章的。
問:讓我們回到您的具體研究上來。您的研究可以分為幾個階段,一個階段是對晚清歷史人物進行翻案,例如曾國藩、李鴻章等。我們查了一下您的研究,近代一大批歷史人物可能都是經過您的翻案工作,才獲得了歷史的名分。
袁:其實,我關注的不是為某一歷史人物翻案。歷史在哪裡扭曲,就要在哪裡突破。談曾國藩、李鴻章,不過是為敢於邁出改革、開放第一步的愛國者辯護。「外需和戎,內需變法」,同洋人打交道,不要在無關痛癢的小事上糾纏,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改革和發展自己;這是曾、李等人在19世紀70年代提出的救國綱領。這些主張被漠視,不但是先驅者的不幸,更是中國的不幸。直至20世紀還在他們的頭上扣上「賣國」的屎盆,與歷史的真實相距太遠了。意識形態模糊了歷史的真相,這樣的案不翻行嗎?洪秀全真的算「革命英雄」?一批對中國有過貢獻的外國傳教士又都是「帝國主義分子」?如此等等,能不為他們說話嗎?可是,歷史問題只能憑史料說話,不管多大的義憤都無濟於事,面對不學有術的辯論對手更是如此。拙著特別注重史料的風格就是在這樣的特定的語境中形成的。
『玖』 袁偉時的記者采訪
袁偉時一直頗受關注,是個「爭議」人物。
在中大校園,袁偉時已待了半個世紀。老先生的作息,似乎很規律。午睡時間,雷打不動,習慣把家中的電話機給掛了,免得外界打擾。他先迎我到客廳入座,而後進廚房泡茶。他穿了件深藍色的拉鏈夾克衫,深色褲,一雙黑皮鞋擦得鋥亮。聽舒立說起,前不久,老先生晚上給學生上「中國近代思潮」課。講壇上那把椅子有些年紀,不結實。坐著坐著,架子散了,快80的袁先生一屁股就摔地上了。聽說,他的學生助理當時臉刷白了。袁先生自己爬起來:「沒有事。繼續上課。」
我問起他上課跌跤的事。他哈哈一笑:「我給他們本科生上第一堂課時,先自我介紹說,你們是90後,我是80後!」臉上,寫滿了老頑童的得意和滿足。聽學生說,每周選修或旁聽袁先生的課,大教室總塞滿了學生,常有300多號人。有時,窗口地板上也占滿了。
「一些學生聽了我的歷史課,覺得很困惑。他們跑來問我,為什麼你講的歷史,與我們以前學的那麼不同?!我們到底應該相信哪個版本呢?」袁偉時說。
這幾天,袁家的電話鈴比往日更頻繁。指著茶幾上那捧紫紅色的99朵玫瑰花籃,袁偉時笑著。1931年12月15日,他出生在廣東興寧。再過幾天,照中國的傳統習俗,他就80了。他出生那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已過去整整20年。而這場百年來褒貶不一的革命以及中國坎坷的憲政之路,成為袁偉時後半生最重要的學術使命。
「我80了,大家想為我祝壽。我說,慶祝生日沒有多大意思,還是開個學術研討會,討論一些問題。」於是,一些學界朋友就開始籌備一個「20世紀中國思想和文化」的研討會。不過,兩個星期前,廣東省社聯一位官員找到籌辦研討會的廣東人文學會負責人,很客氣拿出一個文件。他說,根據規定,全國性的學術會議必須報請宣傳部批准。因這次會議很多學者來自外地,屬於全國性學術會議,得事先報批。人文學會負責人當堂表示,既然這樣,研討會我們就不辦了。
袁家的客廳,並不大,掛了兩幅字。一幅是啟功先生所贈,題的是杜牧的詩。另一幅是廣東書法家尚濤的墨跡,上面16個字:虛能養和,靜能生悟,仰以察古,俯以觀今。
「我們都是一等良民,奉公守法的。既然有關部門說了要審批,那麼這個學術研討會就不開了,就改為袁偉時生日慶賀會了。法律並沒有禁止做壽啊!」袁偉時擺擺手。
1950年,袁偉時考入中山大學,讀經濟系。後北上到上海,進了復旦經濟系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生班,學的是老大哥蘇聯的政治和經濟理論。他的導師是著名的經濟學家江澤宏教授。
「我在復旦的碩士論文,是質疑當時一種很流行的官方觀點,也就是『無產階級貧困化』。我覺得,這說不通啊。資本主義制度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在完善自己,工人的工資和福利待遇其實是提高了,而不是貧困化。我花精力找了不少國外資料,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和印度的數據,最後證明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但我的導師好心地勸我,你這個論文交上去,一定會有麻煩。最後,我只好改寫了一篇當時討論得很熱烈的問題,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
15日那天,將有120位朋友前來為袁老慶生。我問他,八十的人生感悟,那天會對家人和朋友說些什麼?
他想了想,說。
「第一,我要說的是感謝。我這80年,一路走來,有太多的人幫助過我。我的家人、朋友、編輯、記者。就說幫我修過電腦的朋友,就有20多人,其中還有世界一流的專家!」
「第二,我要說一聲道歉。從1949年到七十年代。在那個革命年代,我受到過傷害,但是也傷害過別人。我是一個老共產黨員。我盡力謹守良知。在復旦讀研究生時,我是班上的黨支部書記,我所在的研究生班沒有一個人被打成「右派」。但是,另一方面,從學生時代開始,我就是校內大大小小的幹部,參加過各種政治運動。自己做過的決定,在政治運動中的發言,都曾傷害到別人。對此,我是要道歉的!」
「第三,我還要繼續努力。我的自我感覺是,我還沒有進入老年。大家知道,我的學術成果,大部分是在退休之後產生的。我要繼續償還學術和思想欠債。近代中國經歷那麼多的曲折和苦難,應該產生巨大的學術和思想成果。但現在還沒有。這是對人類的欠債。應該有眾多學人自覺擔負起還債的任務。今後的10年,我仍然要堅持不懈,盡綿薄之力!」
過去10多年,袁偉時挨的罵不少。不少人(包括學界中人)嚴詞譴責他的史學觀,更有人罵他是「漢奸」、「賣國賊」。他的專著《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和人物》,《路標和靈魂的拷問》等書都引起強烈反彈。
「面對謾罵,我向來的態度是一笑置之。它們多半是不可理喻的。亂罵人是羞辱自己。現代文明是無法抗拒的。誰的言行對社會有益,時間是鐵面無私的審判官。每個人時間有限,我只做自己應該做的事,繼續宣揚我的觀點。」
最近來找袁偉時的,多半是為明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想聽聽他的說法。如何評價國父孫中山?共和與君主立憲,對中國,那條路更為上策?對袁世凱,可否三七開?不過,歷史無法重寫。我問,這一個多世紀來,中國的憲政之路一直走得很艱難,從清末開始,無論是變法改良,還是民國「臨時約法」的訂立,從國民黨倡導「訓政」,到1949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坎坷經歷。這是為什麼?
「過去,中國憲政失敗的原因之一,是社會的中下層沒有充分參與。對國家道路選擇這樣的世界性難題,難倒了中國的精英。社會矛盾的尖銳,就迫使掌權者不能不改革。現在的政府上層,並不是都不思改革。只要國家上下一起努力,就能推動中國社會前進,完成向現代國家轉型的歷程。從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打開國門,已經過去了170年。現在是完成中國社會轉型的時候了!
在一篇訪談中,袁偉時寫道:「中國整個19世紀都在交學費。19世紀70年代,李鴻章說過『外需和戎,內需變法』……交了一個世紀的學費,應該學會這個道理:現代社會必然是自由民主法制富強。」
門鈴響起,下一撥趕來采訪的是《南都周刊》的同行,已在等候。我問袁先生,他是個電腦迷。最近有熱心人冒名開了他的「圍脖」?他說,確有其事,現已關閉。「我1999年就開始上網,用電子郵件往來,所有的寫作都用電腦。用電腦的歷史很悠久,從上個世紀就開始了。現在每天通過網上查閱新聞和資訊,朋友們也會轉發給我很多信息。問我翻牆嗎?我不翻牆。我沒有耐心翻牆!」
「我一直說,我是個死不改悔的樂觀主義者。以2003年孫志剛案和延安農民看黃碟事件為標志,公民權利意識正日益覺醒,中國的憲政正在生長。」
我匆匆打住采訪。記者要拍照。天色轉暗,袁先生很在意拍照的背景和光線,和我們一同下樓,帶大家去校園取景。他走路時,腰板挺直,步伐大且輕。一頭白發,在中大校園的柔和夕陽下。他邊走邊告訴我:「年輕的時候,我喜歡跑步,每天在操場上跑滿10圈,4000米。後來,年紀大了,就改成做廣播操和走路。在中大校園里,我每天走一萬米,兩次完成,每次1小時。」
我要趕航班,他給我指路。道別,我穿過中大老校區的大草坪,那裡立著一尊孫中山先生的全身雕像,他在沉思的樣子。永芳樓前,站著康有為、梁啟超、蔡元培,譚嗣同等民國人物的石雕像。不遠處,是剛去拜謁過的另一位史學家陳寅恪故居。每天,袁偉時在此地散步。中國人正在尋找前行的立國之路。

『拾』 國學復興的怪現象
國學靠誰來復興?怎麼才能復興?什麼樣的願景才算達致國學的復興?是把所謂的國學武裝到全民還是僅僅吸引精英分子做做研究罷了?按某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對「國學」的界定看,如果全民都來讀四書五經,練習書法,大唱戲曲,似乎才是復興了國學。
不過,這種幼稚和膚淺的舉動卻大行其道。「穿無領、巨袖、對襟、束帶的長袍,一手持經書,一手附於身後,一邊踱步,一邊帶領端坐在蒲團上的『弟子們』朗誦《弟子規》」。此外,孟母堂、讀經堂、拜孔子,以及此起彼伏的各種公祭盛典,洶涌見諸報端。自稱白居易後人的「國學辣妹」與木子美和「芙蓉姐姐」等網路時代的「怪才」一起,被相提並論。網路和谷歌出了「國學搜索」。網路還聯合某些網站媒體推出所謂的「國學大師評選」,對「國學大師」進行與「超級女聲」完全相同的商業包裝。
所謂的有識之士也不得不出來鄙薄這等膚淺和鬧劇式的商業炒作:「復興不等於復古。」
不過,這幫有識之士的缺陷也顯而易見,坐而論道,紙上談兵,侃侃而談,口氣之大,措詞之完美無缺,滴水不漏,實在為「國學白痴」們之不及啊。如,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程國賦就說:「復興國學,一要復興國學的精神,復興中華民族的美德。這是我們本民族的『脊樑』,沒有了『脊樑』,我們如何站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二要傳播中華優秀文化。過去我們曾經過分重視向西方學習,忽視了對本民族文化的繼承和傳播,就全社會而言,民族文化丟棄得太多、太快,我們不能成為數典忘祖的一代。」比起「復古派」,這些人的大道理「少乎哉,不少也」。如果國學復興是無可置疑的,那我們能指望這樣的人來復興之么?
好事的記者到大學走訪,讓統計學、經濟學或者金融學的學生背文誦經,然後感嘆國學之如喪家犬般遭人拋棄(北京大學教授李零最近著書說「孔子是個喪家犬」),委實有大談國學之必要。殊不知,如果沒有那些人放棄「搖頭晃腦」的「國學」而改學各式財務、英文等學,那麼這些人就只能「衣不蔽體、食不裹腹」,因為今日研讀國學之人,再也不能「學而優則仕」,仕則無衣食之憂。若全民皆國學,那勢必回歸到范進年代。讓我們假想一下,如果讓一半的國人都在研磨平仄,講求聲韻,都在思考超越個人事物以外的「廟堂之事」,或者本該肉食者謀的事,何其美哉,然而何其鏡花水月哉!
在本質上,任何一種學都是精英而非普眾之事務。生產要講究分工,做學問也是如此。即使所謂的新科學革命提及的跨學科趨勢也是「相關多元化」而非盲目的「不相關多元化」。提倡國學復興者如若不能容忍「國學也是小眾之學」,那就必然與復興國學南轅北轍。
諷刺的是,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成立典禮上,其校長、市場營銷研究專家紀寶成先生附庸風雅,結果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中山大學哲學系袁偉時教授批評道:「以校長名義發表的有關言論,有不少常識性的錯誤,有不健康的民族主義情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