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曹樹基

❶ 曹樹基的著作論文

著作：
1、《中國移民史》第五卷《明時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中國移民史》第六卷《清 民國時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中國人口史》第四卷《明時期》，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4、《中國人口史》第五卷《清時期》，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論文：
1、《明清時期的流民與贛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5年第4期，第19-40頁。
2、《明清時期的流民與贛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6年第2期，12-37頁。
3、《明代初年長江流域的人口遷移》，《中華文史論叢》第四十七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9頁。
4、《湖南人由來新考》，《歷史地理》第九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129頁。
5、《明清時期移民氏族的人口增長——長江中下游地區族譜分析之一》，《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77-90頁。
6、《對明代人口總數的新認識》（葛劍雄、曹樹基），《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33-44頁。
7、《洪武時期河北地區的人口遷移》，《中國農史》1995年第3期，第12-27頁。
8、《洪武時期魯西南地區的人口遷移》，《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16-26頁。
9、《永樂年間河北地區的人口遷移》，《中國農史》1996年第3期，第33-52頁。
10、《洪武時期山東三府地區的人口遷移》，《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8-30頁。
11、《清代前期浙江山區的客家移民》，《客家學研究》第四輯，《歷史教學問題》雜志社出版，1997年，第1-13頁。
12、《太平天國戰前的中國人口》，《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32-41頁。
13、《洪武時期鳳陽府的人口遷移》，《安徽史學》1997年第3期，第14-21頁。
14、《是學術創新，還是低水平的資料編纂？——評楊子慧主編〈中國歷代人口資料研究〉》（葛劍雄、曹樹基），《歷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154-166頁。
15、《太平天國戰爭對蘇南人口的影響》，《歷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39-47頁。
16、《洪武時期東南地區府縣治城市人口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19-33頁。
17、《國家對人民的控制——以洪武時期的戶口調查為例》，《歷史地理》第15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4-104頁。
18、《論明代的人口增長率》，《中國學術》第3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205-236頁。
19、《太平天國戰爭對浙江人口的影響》（曹樹基、李玉尚），《復旦學報》，2000年第5期，33-44頁。
20、《清代前期「丁」的實質》（曹樹基、劉仁團），《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4期。
21、《清代中期的雲南人口》，《歷史地理》第十七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258頁。
22、《清代中期的江西人口》，《南昌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第128-140頁。
23、《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與施堅雅商榷》，《中國人口科學》2001年第4期，第15-28頁。
24、《清代江蘇城市人口研究》，《杭州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第50-56頁。
25、《馬爾薩斯理論與清代以來的中國人口——對美國學者近年來相關研究的批評》（曹樹基、陳意新），《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41-54頁。
26、《清代中期的四川人口——以1812年數據為中心》，《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92-105頁。
27、《尊重中國人口史的真實——對〈摘掉人口決定論的光環〉一文之回應》（陳意新、曹樹基），《學術界》2003年第3期，第116-132頁。
28、《清中葉以來的江南市鎮人口———以吳江縣為例》（游歡孫、曹樹基），《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124-134頁。
29、《洪武大移民：來自湖南瀏陽的新例證》，《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第140-147頁。 著作：
1、《鼠疫：戰爭與和平——1320-1960年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曹樹基、李玉尚），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版。
2、《田祖有神：明清以來的自然災害及其社會應對機制》，曹樹基主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論文：
1、《地理環境與宋元時代的傳染病》，《歷史地理》第十二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192.
2、《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年）》，《歷史研究》1997年第1期，17-32頁。
3、《鼠疫流行對近代中國的影響》（曹樹基、李玉尚），《自然災害與中國社會歷史結構》（論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167頁。
4、《18-19世紀的鼠疫流行與雲南社會的變遷》（第二作者），《災害與中國社會歷史結構》（論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209頁。
5、《咸同年間的鼠疫流行對雲南人口的影響》，（李玉尚、曹樹基），《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9-32頁。
6、《歷史時期中國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曹樹基、李玉尚）《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農業出版社2002年版，第94-116頁。
7、《清代雲南昆明的鼠疫流行》（李玉尚、曹樹基），《中華醫史雜志》，2003年第2期，第67-71頁。
8、《光緒年間雲南鼠疫的流行模式——以市鎮和村莊為基礎的研究》，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所、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主編：《歷史人類學學刊》第一輯， 香港科技大學出版，2003年，第132-152頁。
9、《歷史時期的傳染病流行與社會應對——中國與西方的比較》，收入燕爽主編：《SARS與社會的現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0、《歷史時期的鼠疫流行模式與社會變遷》，收入謝遐齡等主編：《SARS、全球化與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1、《鼠疫大流行中的廣州、香港與上海——以申報為中心》，《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第72-81頁。
12、《國家與地方的公共衛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第178-190頁。 著作：
1、《石倉契約》第一輯第1-8冊，（曹樹基、潘星輝、闕龍興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
論文：
1、《〈禾譜〉及其作者研究》，《中國農史》1984年3期，84-91頁。
2、《〈禾譜〉校釋》，《中國農史》1985年第3期，74-84頁。
3、《玉米番薯傳入中國路線新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4期，62-66頁。
4、《清代玉米、番薯分布的地理特徵》，《歷史地理研究》第二輯，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87-303頁。
5、《閩粵贛三省毗鄰地區的社會變動與客家形成》，《歷史地理》第14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3-125頁。
6、《對明代初年田土數的新認識——兼論邊衛所轄民籍人口》，《歷史研究》 1996年第1期，第147-160頁。
7、《清代台灣拓墾過程中的股份制經營——兼論中國農業資本主義萌芽理論的不成立》，《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2期，127-141頁。
8、《中國村落研究的東西方對話——評王銘銘〈社區的歷程〉》，《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1期，第119-133頁。
9、《清代中後期浙南山區的土地典當——基於松陽縣石倉村當田契的研究》（曹樹基、李霏霽），《歷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40-54頁。
10、《清至民國山東東部玉米、番薯的分布——兼論新進作物與原作物的競爭》（王保寧、曹樹基），《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9年第4期，第37-48頁。
11、《石倉地契的發現、收集與整理——來自浙南山區一個客家村莊的報告》，《客家學刊》（創刊號），2009年6月，第146-172頁。
12、《「殘缺產權」之轉讓：石倉「退契」研究》（曹樹基、李楠、龔啟聖），《歷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18-131頁。
13、《送戶票與收糧字：土地買賣的中間過程——以浙江松陽石倉為中心》（曹樹基、高揚），《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10年第4期，第28-36頁。
14、《從石倉土地執照看花戶內涵的衍變與本質》（單麗、曹樹基），《社會科學》2010年第8期，第119-129頁。
15、《石倉冶鐵業中所見清代浙南鄉村工業與市場》（曹樹基、蔣勤），《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一本，第四分，第833-888頁。 著作：
1、《大飢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香港國際時代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論文：
1、《鄉鎮自治中的國家意識形態——以嘉興縣1946年鄉鎮職員政治試卷為中心》，《社會學研究》2002年第2期，第98-110頁。
2、《1958-1962年四川省人口死亡研究》，《中國人口科學》2004年第1期，第57-67頁。
3、《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3250萬）及其成因》，《中國人口科學》2005年第1期，第14-28頁。
4、《1959-1961年廣西十縣人口數據的「加工」》（孫琦、曹樹基），《中國人口科學》2007年第2期，第75-86頁。
5、《兩種「田面田」與浙江的「二五」減租》，《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08-121頁。
6、《土地分種：僱傭、合作還是出租——以南匯縣土改檔案為中心》，《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7年第5期，第5-18頁。
7、《蘇南地區「田面田」的性質》，《清華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第59-71頁。
8、《土地耕作與「田面權」之爭——以抗戰勝利後嘉善縣的佃權糾紛為中心》，（孫琦、曹樹基），《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第82-88頁。
9、《國家形象的塑造——以1950年代的國家話語為中心》，《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第16-26頁。
10、《劃分「右」派：以桐柏縣檔案為基礎的研究》（曹樹基、李楠），《學術界》2010年第1期，第180-194頁。
11、《兩種「田面田」與蘇南的土地改革》，謝國興主編：《改革與改造——冷戰初期兩岸的糧食、土地與工商業變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7月，第97-132頁。
12、《新中國成立初期土地改革中「工商業兼地主」的政治身份認定》（劉詩古、曹樹基），《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66-75頁。 1、《中國社會人類學研究的新突破——評張樂天〈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4期，第203-206頁。
2、《以人為本的農業歷史地理學——評蕭正洪〈地理環境與技術選擇〉》，《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122-124頁。
3、《評包偉民主編〈江南市鎮及其在近代的命運〉》，《中國學術》第4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4、《歷史語言的文化闡釋——評陳建華〈現代革命話語考論〉》，香港《二十一世紀》2001年第3期，第153-156頁。
5、《學術研究與學術評審制度——評王銘銘〈閩台三村五論〉》，《文匯報》1998年11月13日。
6、《也談清代台灣的土地開墾、社會組織和經濟形態——答周翔鶴先生》，《台灣研究集刊》2001年第1期，71-77頁。
7.《經濟史學的方法論：描述與分析——評〈中國經濟通史·清代卷〉》，《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37-146頁。
8、 «Les normes scientifiques : Un grand débat dans le monde universitaire chinois», 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igie ( Review of Bibliography in Sinology), 2002.《學術規范：中國學術大論爭》，《漢學年鑒，2002年》，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EHESS）出版社，2003年版，第65-84頁。
9、《評馮筱才：〈在商言商：政治變局中的江浙商人〉》，《中國學術》2005年第2期，第270-273頁。

❷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的學科建設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的前身是1908年的國文系科，2003年恢復重建。目前，中文系擁有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碩士點。
中文系現有教師19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5人，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佔全部教師總數的79%。近年來，該系教師先後承擔國家社科基金3項，獲上海市馬克思主義學術著作出版基金資助2項；此外，夏中義教授主持的「百年學案典藏書系」已列為「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為適應形勢發展變化，滿足社會對中外文化交流人才的迫切需要，中文系在全國高校率先開設了以中外文化交流為方向的漢語言文學本科專業，本專業在注重研習漢語言文學的基礎上向文化延伸，並以對外傳播中國文學文化為目的，具有文化取向和對外取向兩大特徵。學生完成學業後，可在政府涉外部門、政府文化部門涉外機構、從事中外文化交流的各團體組織、高等學校與科研機構、跨國公司、傳媒、使領館或其他駐外機構的文化交流部門等從事中外文化交流或相關工作。
本科專業：漢語言文學（中外文化交流方向）
碩士點：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於2003年10月成立。教師8名，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1人，講師4人。2008年9月，歷史系曹樹基教授主持申報的科研項目「浙南山區土地契約的收集、整理與研究：以松陽縣石倉村為中心」獲得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大課題立項。該研究課題的立項，結束了該校承擔人文社會科學重大科研項目為零的歷史，是該校加強文科建設的重大成果和標志性事件，該項目也是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有史以來立項的第六個項目，該校是獲得該級別課題的上海市第三所高校。曹樹基、李玉尚的《鼠疫：戰爭與和平——1230-1960年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一書獲2008年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著作二等獎。
碩士點：專門史 博士點：科學技術史
碩士點：科學技術史、科學技術哲學 （含夏中義教授擔任主任的交大國家大學生素質教育基地、謝柏梁教授擔任主任的交大跨文化交流與研究中心）現有教師 15名，其中教授2人、副教授9人、講師4人。謝柏梁擔任中文系主任。
本系教師近 5年來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出版論著、譯著20多部。先後曾承擔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二項、國家「十五」重點出版項目一項、上海市社會科學項目兩項、美國社會科學會基金項目一項。謝柏梁教授主持的《世界悲劇文學史》獲得全國外國文學優秀著作獎，《中國當代戲曲文學史》入選教育部優秀研究生教材；其參與編寫的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獲得國家圖書獎和教育部教材一等獎。夏中義教授主編的《大學人文讀本》，在全國范圍內影響較大。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正式成立於2003年10月。現有教師8名，全部具有博士學位。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2人，講師3人：曹樹基教授、劉統教授、高福進教授、陳業新副教授、潘星輝副教授、徐臨江博士、任玉雪博士、余蔚博士。目前已向全校各專業本科生開設公共選修課等近20門。專業方向主要為中國近現代史、中國古代史和專門史。本系已經建有「戰爭與革命」研究室，由劉統教授主持，並聘請日本橫濱市立大學山極晃教授和日本島根大學鹿錫俊教授為客座教授，合作展開對於中國近現代史上的戰爭與革命之專題研究。目前正在進行的研究項目：「中日戰爭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服務的日本技術人員調查」，得到日本文部省資助。本研究室所藏研究資料獨具特色，且初具規模，並在進一步擴展當中。本系還擬建立「新制度史」研究室和「環境與疾病史」研究室。相關的籌備工作正在進行當中。
系主任由曹樹基教授擔任。 本系現有教師9名，教授3人、副教授4人、講師2人。近 5 年來，本系教師發表學術論文 110 余篇，出版著作 12 部，主編和參編哲學教材 8 部（其中 2 部獲全國優秀教材獎），主持和參與省部級課題 17 項（其中 7 項獲獎）；教師獲教學研究獎 3 項，獲各類教學獎 8 人次，其中 1 人獲上海市優秀教師獎。成果涵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哲學、中國哲學和邏輯學等諸多領域，內容涉及哲學基本理論研究、應用研究、教材編寫和教學研究等方面。
系主任由王平教授擔任。
科學史系 ：全稱：科學史與科學技術哲學系。本系現有教師12名，教授6人（3人為博士生導師）、副教授3人、講師3人。近 3 年來出版著作近 30 部，發表論文 100 多篇。其中江曉原教授的「武王克商年的推定研究」 2001 年獲「九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計劃優秀科技成果獎、《回天 —— 武王伐紂與天文歷史年代學》獲上海市第六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天學外史》 2002 年獲台灣首屆吳大猷科普著作獎佳作獎；關增建教授的《中華文明史話·計量史話》系國內首部計量史著作，獲日本松下財團人文社科研究基金資助。
系主任由江曉原教授兼任。

❸ 曹樹基的個人簡介

曹樹基復，1956年4月生，江制西鄱陽縣人，歷史學博士。曾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現擔任任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同時也是該系的創系主任。兼任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中國社會史學會常務理事。

❹ 明朝末年有過嚴重的災害

1、小冰河期

明朝所遭遇的「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的冬天非常寒冷，尤其是末期的1580-1644是最為寒冷的，在一千年裡是最冷的，在一萬年裡也是第二位的，在一百萬年裡也能排進6-7位，是相當寒冷的，可以說人類進入文明時期以來，這是最寒冷的時期。

到了明朝中葉，即1500年後，氣溫驟然下降，整個降溫過程十分明顯，而且氣溫最低的階段就是明朝末期的那段日子——1600年至1644年。

這段時間，氣溫驟然下降到了千年以來的最低點，萬年以來的次低點，在百萬年也是最低的6、7個極度寒冷的時期之一。崇禎即位的1628年正好是最寒冷的一段時期之中段，整個氣溫回暖是在明朝滅亡以後的1650年左右。

小冰河期氣候的顯著變化，糧食產量大規模下降，這對於一個人口龐大的帝國來說是致命的打擊。北方的酷寒使降雨區域普遍南移，這導致了明朝全國各地幾乎連年遭災。

這樣長時間和高密度的災害極度削弱了明朝的國力，到了1619年整個「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中氣溫最為寒冷的時期整整肆虐了20餘年。

綜合南北方誌的記載，災變的端倪可追溯至嘉靖前期，萬曆十三年（1585年）開始變得明顯，但時起時伏，1600年前後開始驟然加劇。

2、鼠疫

明末鼠疫，又稱明末華北鼠疫、京師大瘟疫、明末大鼠疫、疙瘩瘟，是指明朝崇禎帝在位期間中國北方出現的大鼠疫。

明代中期以後中國進入了一個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現全國性的大旱災。萬曆、崇禎年間，旱災變得越來越頻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波及華北數省的大鼠疫首先在山西爆發。

明末大鼠疫開始於崇禎六年（1633年），地點是山西。崇禎十四年傳到河北，並隨著李自成和清朝的軍隊傳到更多的地區。崇禎十四年（1641年），鼠疫傳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

明末鼠疫這場大鼠疫是的「街坊間小兒為之絕影，有棺、無棺，九門計數已二十餘萬。」北京在1643年的8月到12月間，保守估計死亡人數已高達全城的五分之一。所以當次年的4月，李自成攻進大明帝國的都城北京時，他面對的是一座「人鬼錯雜，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曹樹基根據華北地區明朝末年地方誌以及一些明代人的記錄，在其論文《鼠疫流行與華北地區社會的變遷》中，首次提出了明末席捲華北地區的瘟疫實際就是鼠疫。近十年之後，他與李玉尚合著《鼠疫：戰爭與和平》，對前期的研究做進一步的完善，提出了「老鼠亡明」的觀點。

異常寒冷的氣候頻繁引發水災、旱災、蝗災、鼠疫等，成為波及全國范圍的大瘟疫，形成「水旱災——飢荒——瘟疫」的惡性循環，,成為明王朝崩潰的根本原因。

(4)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曹樹基擴展閱讀：

明末農民起義

又稱明末農民戰爭、明末民變、晚明民變、李自成之亂、張獻忠之亂、等，爆發於明末天啟和崇禎年間乃至清初的一場農民戰爭。

明朝末期，天災人禍不斷發生，階級矛盾日益尖銳。明廷面對皇太極在邊外的威脅和內地的災荒，為了節省開支，精簡機構，明廷被迫對驛站進行改革，而陝西又逢旱災，人民無法生活，只有鋌而走險。

明末農民起義首先爆發於陝北。這里土地貧瘠，生產落後，賦稅和徭役嚴重，加之連年發生災荒，所以率先引起農民起義。

從天啟七年（1627年）陝西王二起義開始，經過洛陽之戰、襄陽之戰、成都之戰和山海關之戰，至清順治十五年（1658年）敗，起義軍與明軍戰斗17年，與清軍戰斗14年。

王二、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部農民軍從小到大，從分散到集中，從游擊流動作戰到運動流動作戰，最終推翻明朝。後期出於民族大義，農民軍採取聯明抗清的決策。

但是由於受到農民階級的局限性和戰略失誤，再加上清軍入關後瘋狂的鎮壓，農民起義最終失敗了。

明末農民戰爭沉重打擊了明朝腐朽勢力和清軍的囂張氣焰。200萬農民革命大軍在黃河南北、長江上下十幾個省的遼闊地區，與明清地主階級軍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戰斗。這次戰爭是中國歷史上歷次農民戰爭的最高發和總結。

❺ 明末大瘟疫,採取了什麼措施,取得了什麼成果

吳又可成功了。他的方法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擴散，一些患病的士兵在葯物治療下也漸漸好轉，證明了吳又可這套治療瘟疫的方法是成功的。從學術上來看，吳又可取得重大突破，可以名垂青史。
孫傳庭也成功了，他在潼關整肅軍隊，通過殺土豪劣紳的方式籌措了軍餉，同時也用對了吳又可這個關鍵人物，控制住了疫情，穩定住了軍心，為出關進攻李自成的農民軍，解決開封鋪平了道路。
大明朝似乎也成功了，孫傳庭被證明是一個有能力、有本事的統帥，在重重困難與阻力中，不僅沒讓朝廷劃撥費心糧餉問題，還解決了連朝廷都束手無策的瘟疫問題，順利按照崇禎皇帝的指示精神，出潼關救援開封。
但所有人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孫傳庭失敗了，大明朝亡了，就連吳又可的疫情防控也失敗了。
根據上海交通大學歷史學系曹樹基教授的研究，明末席捲華北地區的瘟疫實際就是鼠疫，吳又可能控製得住鼠疫在孫傳庭軍隊的蔓延，卻控制不住大明疆域內擴散的疫情。
所以，1644年3月，李自成的農民軍兵臨北京城下時，北京內城上平均五個城垛才有一個士兵，瘟疫中的守城明軍「鳩形鵠面，充數而已」。自鼠疫始至李自成攻破北京，約20萬北京人殞命，占當時北京總人口的1/5到1/4……
崇禎皇帝死前一肚子委屈，吾非亡國之君啊!
崇禎非亡國之君，孫傳庭非亡國之臣，吳又可非亡國之醫，可大明怎麼就亡了?
其實，任何時代都不缺聰明人，總想著計算自己利益得失，人人都是聰明人。
社會並不是一個個螺絲釘搭起來的，社會是一個休戚相關、榮辱與共的有機體。
在防治疫情時，以今時今日的醫療條件、科研水平、組織能力、群眾支持度、社會管理水平來論，都比古代強得太多太多了。但我們更應該記住的是，解決社會面對的共同問題時，最需要的不是太多自以為是的聰明人，恰恰需要一些不那麼「聰明的」人，一些敢於逆風而行的人，一些敢於勇挑重擔的人，一些敢於講出事實真相的人。

❻ 上海交通大學招收文科生嗎

上海交通大學招收文科生的。
上海交通大學（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位於中國的經濟、金融中心上海，教育部直屬，具有理工特色，涵蓋理、工、醫、經、管、文、法等9大學科門類的綜合性全國重點大學，中國首批七所「211工程」、首批九所「985工程重點建設」院校之一，入選「珠峰計劃」、「111計劃」、「2011計劃」、「卓越醫生教育培養計劃」、「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計劃」、「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卓越農林人才教育培養計劃」，是「九校聯盟」、Universitas 21、21世紀學術聯盟的重要成員。現有徐匯、閔行、黃浦、長寧、七寶、浦東等校區，總佔地面積4893畝。
辦學歷史可追溯到1896年（光緒22年）由清政府創立、盛宣懷督辦的南洋公學，是中國高等教育的數個發端之一。1921年改組為交通大學（Chiao Tung University）；而後復遭波折，歷交通部南洋大學、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上海本部），至1949年剔去「國立」二字，徑稱「交通大學」。1959年7月31日，國務院批准交通大學上海部分、西安部分分別獨立為兩所學校，交通大學上海部分定名為「上海交通大學」。2005年7月，上海第二醫科大學並入上海交通大學。

❼ 60年餓死人了，為什麼沒有發生農民起義呢

我沒經抄歷過。不過聽家襲里長輩說起過這些事。自己也喜歡讀些歷史。談下我的看法吧。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主任曹樹基的<<1959-1961年的中國大飢荒人口死亡和成因>>中提到1959-1961年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口達3250萬,國家原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發表的<<"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統計人數為2158萬人.另外,黨史專著<<曲折發展的歲月>>也對非正常死亡人數有類似報道.上海大學金輝先生統計結果為2791萬。
但是其中大部分是兒童。而且主要是在偏遠的地區。雖然大人也挨餓，但是並沒有到了餓死造反的地步。畢竟家裡還有點吃的。
經歷過幾十年的戰亂。人們對挨餓這個問題似乎有點麻木了。
在冷兵器時代，鋤頭就可以當武器。可是在新戰爭時代，沒有槍，人們似乎沒了那個膽量。
新中國初期，還是在某種程度上給予飽受創傷的人們一些慰藉的。信仰的力量很強大。
再說一句根本的。逼上樑山的，都是不反就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