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授種族言論

Ⅰ 被處理的大學老師們發表了哪些反動言論

被處理的大學老師們發表的一些言論，也不符合中國的實際。

Ⅱ 今年，已有多位大學教師因為網上言論而遭開除

生物多樣性通常有三個層次的含義，即生物種類的多樣性、基因（遺傳）的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回的多樣答性．菊花原產於我國，現在世界上已有2萬至2.5萬個品種，體現了生物種類的多樣性．生物的性狀是由基因決定的，生物的性狀千差萬別，表明組成生物的基因也成千上萬，同種生物如菊花之間（有白色的、黃色的、粉色的等）基因也有差別，每個物種都是一個獨特的基因庫．基因的多樣性決定了生物種類的多樣性，因此，遺傳物質是不同的．故選：A

Ⅲ 為什麼如今的教授、學者的言論越來越離譜

共有五個理由:一社會認知偏差,二家庭教育,三過度自信，四過分追求吸引眼球的東西，五社會的言論自由和人民的寬容。

4.過分追求吸引眼球的東西。5.社會的言論自由和人民的寬容，給了這些觸目驚心的言論土壤。這是根本。現在，這個國家基本上是自由開放的，人人都想說自己想說的話。這種過度的自由和開放，讓很多高級知識分子，特別是大學教授、作家，嘗到了開放的甜頭，嘗到了言論的尺度。他們開始胡說八道,沒有底線。

Ⅳ 你曾領略過哪些大學教師的奇葩言論

大陸人民吃不起茶葉蛋

Ⅳ 當代大學教授為什麼會有這種不正當言論

我相信我們是同一個學校的，而且做的是同一張試卷！

Ⅵ 你的大學老師有哪些驚人言論

我覺得就是燕郊的房地產開發商都特別精明，同學們可以借鑒一下。當你發現這塊空地上有個坑怎麼辦 呢？買下來，把裡面註上水，變人工湖，然後再周圍蓋幾個小樓，四周圍上牆，再起個非常好聽的名字，叫東方夏威夷。

Ⅶ 一部美國電影講了一位教授，上課時有黑人學生缺勤，隨口說了什麼話，被指種族歧視，被迫辭職。請教片名

名為《人性污點》。

Ⅷ 白人教授分不清亞洲面孔是歧視嗎

白人教授分不清亞洲面孔是歧視嗎？

[摘要]上千名耶魯學生因為萬聖節的兩起事件發起遊行，拉開校園各方激烈的觀點沖撞：少數族裔在學習生活中是否遭到了廣泛、嚴重的歧視，還是說只不過存在極少數、孤立的歧視事件？

白人教授分不清亞洲面孔是歧視嗎？

萬聖節打開了潘多拉的匣子

2015年11月9日，上千名耶魯學生拉著「我們走了出來；我們就在這兒；我們不會離去；我們被愛著（we out here; we've been here; we ain't leaving; we are loved）」的橫幅，喊著口號，繞著校園遊行。參與者形形色色，黑人、白人、拉美裔、亞裔，本科生、研究生、教工、教授，表達與少數族裔（白人以外的族群成員）同進退，抗議校方未給予少數族裔足夠的支持，保護他們免受種種歧視的侵害。這次遊行由萬聖節時的兩個獨立事件引發。其一，針對之前學校跨文化事務委員會所發布的、提醒同學們在萬聖節派對中避免某些可能冒犯或傷害少數族裔的著裝（比如白人塗黑皮膚裝扮成黑奴）的通知，耶魯本科學院之一Silliman College的副院長Erika Christakis給同學們發電郵，強調校方不應以照顧少數族裔情緒為由，限制學生的著裝自由；其二，有一名黑人女生試圖進入一個萬聖節學生派對，卻被告知該派對只歡迎白人女孩。

遊行拉開了校園各方激烈的觀點沖撞：少數族裔在學習生活中是否遭到了廣泛、嚴重的歧視，還是說只不過存在極少數、孤立的歧視事件？即便某些言談行為可能給少數族裔帶來傷害，這是否構成限制言論自由的充足理由？如果少數族裔感到被忽略、被邊緣化，是否應該對全校師生施以尊重多元文化的強制培訓？就這一系列問題，課內課外以及各種專門就此召開的座談會中慢慢分出了針鋒相對、各不相讓的兩派觀點。

一方面，以少數族裔學生為主力的各種學生組織羅列證據，力陳耶魯無所不在的種族歧視，並向校長宣讀一系列要求，包括至少將一門種族相關課程列為必修，辭去Nicholas Christakis與Erika Christakis夫婦作為Silliman College院長和副院長的職務（Nicholas之前因妻子的郵件而與學生發生沖突）。另一方面，一些教授聯名發表公開信，支持Christakis夫婦，反對以尊重多元文化為由限制言論自由。很多學生也對強制修習種族相關課程表示懷疑或反對。

各大媒體在報道事實的同時，在這場爭議中也紛紛站隊。比如《高等教育紀事報》的一篇評論《當言論自由成為政治武器》大力支持學生的訴求，而《大西洋月刊》的長篇報道《學生運動的新的不寬容》則批評學生們小題大做，不能容忍一點異議。

無論如何，隨著考試周的到來，耶魯校園似乎恢復了一如既往的節拍。同學們為考試挑燈夜戰，學校為了緩解同學們的學習壓力，在圖書館放置了節日糖果、餐廳里張貼著激勵標語、健身房安排了減壓瑜伽。由萬聖節著裝引發而席捲全校的、關於少數族裔處境的激烈爭端悄然淡出大家的關注域。聖誕長假繼續裝點著校園的寧靜祥和。當新學期到來，大家會不會趁著節日的愉悅，輕描淡寫地帶過之前發生的一切？這正是我所擔心的。

歷史上大多數有著深刻關懷、一時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終究沉寂無果，而我希望耶魯這場微縮型的學生運動卻能成為例外：希望它不僅能開啟對精英教育、平權政策等問題更深刻的反思，並帶來至少從自身開始的實質改革。安寧的假日不應成為遺忘的借口，倒可作為反思空間。

我作為一名在耶魯學習的國際學生，帶有女性和亞裔的雙重少數身份，深入參與了這場爭辯斡旋，目睹了學生們的憂傷、憤怒，校方以及相關教員的困惑、不解。我深信這場爭端不是學生們的小題大做，但我也認為目前的兩派對立觀點往往立足於一些過於簡單化的二分。只有走出這些具有誤導性的二分，我們才能清晰透視少數族裔方方面面的困境，釐清言論自由與尊重個體之間的平衡，重審各方在改善少數族裔處境中可做的積極努力。

沒有種族主義者，我們卻遭遇四面伏擊

在整個美國大背景下，赤裸裸的種族仇恨和歧視行為時有發生。2015年6月，白人至上主義者茹夫闖入查爾斯頓的一所教堂，開槍殺死九名黑人，舉國震驚。剖析並有效杜絕明目張膽的種族仇恨和歧視依然迫在眉睫，但因本文選擇的切入點（即大學教育中少數族裔的處境），以下討論往往無涉這種鮮明的種族主義，而聚焦在更微妙的種族問題。回到耶魯的校園風波，在目前互不相讓的兩方中，一方認為耶魯整個籠罩在種族主義之下，另一方認為種族歧視即便存在也不過是極個別行為。留心傾聽少數族裔的種種切身困境，會覺得兩方看似各有道理。這些故事中幾乎都沒有倨傲不恭、面目可憎、惡言相向的種族主義者；相反，所有人大都好心好意，即便略有些考慮不周。雖然如此，少數族裔學生卻在學習生活中感到四面伏擊，舉步維艱。綜合考慮各方立場後，我深信僅僅因為找不到傳統定義下的種族主義者就認為不存在種族主義，其實是隔靴搔癢、不得要領。我將結合我所了解的信息，以少數族裔的口吻，從四個方面總結少數族裔在校園學習生活中的困窘局面。

我們面目模糊

一位黑人女生Michelle，入校兩年來，與她的學院輔導Elizabeth（一位白人女教授）建立起了非常親密的師友關系。Elizabeth是她忠實的傾聽者，也會在她在學習生活中的諸多關鍵選擇上給予有益的指導。Michelle是耶魯黑人合唱團的成員，她邀請了Elizabeth來觀看她們感恩節演出。演出進行得很順利。結束之後，Elizabeth的一封友好的電郵卻給Michelle帶來了不小的困擾甚至怨憤。

Elizabeth在信中寫道：「親愛的Michelle，我今晚從頭至尾觀看了你們合唱團的整場演出，卻怎麼也沒找到你的身影。你今天身體不舒服所以臨時決定沒有參加演出么？」

其實在整個演出過程中，Michelle都站在合唱團的第一排；正因此，她倍感失落：「當我站在一排排的黑人中間，即便是兩年來與我親密相處、對我關愛有加的Elizabeth竟也認不出我來！」面對主流白人群體，深感自己在人前人後面目模糊，難以作為獨特個體而被認識、認可，是少數族裔共有之痛。

一位音樂學院的亞裔博士研究生正在為一門上百人修習的音樂鑒賞課擔任助教。這位博士生來自加州的一個中國移民家庭。她出生在美國，幾乎不會說中文。一次在與教授關於課堂組織的交談中，教授對她說：「我們班上的幾位亞裔女同學長得實在太像了，我根本無法分辨她們誰是誰。你能幫忙辨識么？」教授雖無惡意，卻讓這位助教非常尷尬。首先是因為他自陳無法辨認亞裔的面孔，另外也因為他下意識地把這位來自移民家庭的亞裔研究生當作「她們亞洲人」，所以可以幫他分辨亞裔個體，而不是「我們美國人」——（在想像中）以白人為主流群體的社會單元。

人們易於識別與自己同族群的個體而難於識別與自己不同族群的個體，是在心理學領域已被確認的普遍現象，被稱為「跨種族認知缺陷」（cross-race recognition deficit，參見Meissner & Brigham 2001）。教授不能分辨少數族裔學生本身並不意味著教授忽視少數族裔。研究表明，即便特意克服，這種缺陷也難以消除。

但這樣一種不帶惡意、本身不偏向任一族群的認知模式卻在實際生活中對校園里的少數族裔帶來顯著不利。學生和教授絕大多數是白人；當他們認不出我們的時候，他們便會在提問環節、課外社交等場合有意無意地繞過我們，一則因為沒有個體身份的黑人、亞裔面孔本來不會引人注目；二則一旦四目相對，對方要麼尷尬地一遍一遍詢問我們的姓名，要麼嬉笑掩飾又已忘記我們姓名的事實。人們很難在這種焦灼的交往中對我們產生認同甚至好感，並進一步與我們建立更深的師友關系。久而久之，我們作為少數族裔所獲得的學業、生活上的幫助和支持相較別人便會落下顯著的距離，而且飽受難以為人所知之苦。

白人教授分不清亞洲面孔是歧視嗎？

我們沒有自己的敘事

耶魯大學本科教育一特別之處在其為期三年的Directed Studies項目。入選這一項目的小撮本科生，在長達三年時間中，由本校文史哲最優秀的大腕教授系統導讀上起希臘羅馬、下至二十世紀深刻影響西方文明的經典文本。這一項目被廣泛認為是博雅教育的成功典範。每年申請者眾而入選者少，使這一項目的參與者即便在耶魯本科生里也像天之驕子。

然而，黑人女生Naomi卻在入選不到一年後要求退出，因為她的聲音、她的關懷在Directed Studies中找不到一席之地。在讀《聯邦黨人文集》時，她要求討論當時圍繞奴隸制去留問題的辯論以及各方妥協在憲法中留下的遺禍。教授拒絕了她的要求，原因是「這無涉最關鍵的問題！最關鍵的問題是州權與聯邦權、立法權與行政權的分立制衡」。後來她又質疑為什麼Directed Studies中研讀的都是白人、男性，難道黑人、女性沒有值得閱讀的經典文本？進而，她質疑為什麼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無比國際化的耶魯校園，Directed Studies只局限於所謂西方文明？

Directed Studies不同於英語系、東亞系等旨在專攻人類文明一個側面的院系；它自稱傳遞人類文明之精髓，培養博大、開明的心胸，但它似乎不加反思地接受了西方-男性中心主義：白人男性的東西值得所有人閱讀，同時他們不必閱讀其他任何人的體驗和思索。而且，它還強化了西方-男性中心主義：當它把女性和少數族裔作品排斥在經典之外，這些獨特的視角、往往是批判的視角便進一步被忽略遺忘。

雖然美國是一個多元的移民國家，但在由主流話語建構出的想像中，美國與歐洲一脈相承，根底上是歐裔白人建立的國家。在這種主流文化敘事中，黑人、印第安人、拉美裔、亞裔等等各佔有一塊文化自留地，雖各帶有自身的亞文化獨特性，但這種亞文化本身又不斷被主流文化標簽化、單薄化，比如在主流話語中亞裔被視為聰明勤懇的外國人——無論我們是多少代移民，而黑人群體則被視為懶惰、貧困和犯罪的基地，不斷拖後腿和製造麻煩的自己人（參見Kim 1999）。

由於少數族裔的存在和生存狀態不斷被主流文化闡釋、建構，少數族裔在社交生活中往往有一種無法排解的異化感：「我明明不是你們看到的那個我，但我不知道怎麼向你們傳達一個真實的我！」因為在社交境遇中，人們總是帶著各種預先存在的文化預設（比如，黑人男性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亞裔女生靦腆、矜持，喜歡做飯）來審視少數族裔，易於接受與他們預期一致的印象而過濾掉與他們預期相沖突的印象。在西方-男性中心主義、美國主流話語體系下，少數族裔、邊緣群體的體驗和思索要麼被削足適履地納入其中，要麼被置於晦暗不明的沉默之中；無論怎樣，似乎有種隱形的消聲器剝奪或篡改了我們的獨特聲音。

我們始終不是「精英」

各種對少數族裔的文化預設不僅常常掩蓋了少數族裔的個體獨特性，而且往往帶來更直接、嚴重的傷害。對黑人的刻板印象危害尤重：「即便我是耶魯學生，甚至教授，我的種族身份似乎在不斷提醒我，我不屬於這個精英群體；我永遠屬於我由之而來的那個懶惰、貧窮的犯罪基地。」不少黑人女生說道，當她們在學生食堂用餐時，經常有不認識的同學把她們當成食堂工作人員，把吃好了的臟盤子遞給他們。

不少黑人男生則說道，當他們跟白人同學在校園里行走時，校園巡警往往獨獨將他們挑出來檢查學生證。去年一月份，耶魯本科三年級的一名黑人男生在從圖書館回家的路上，因為被當作了嫌犯，被警察用槍威脅著趴在地上接受盤問和檢查。另外，當黑人同學面對心理困擾而去求助學校心理咨詢師時，他們常被問到其他種族同學不會被問到的問題，比如「你是否酗酒」。

Charles是耶魯大學應用物理系五年級的博士研究生；與他的絕大多數實驗室朋友不同，他是一個大塊頭的黑人男生。他說，這五年來記不清有多少次，他被別人誤當成學校保安、收拾垃圾的，甚至危險疑犯。最近一次，他與他的白人同學走在校園周圍的路上，一個人怒氣沖沖地對他走來，指著他身邊一輛校園設備維修車，呵斥道：「你怎麼把車停在路中間？你馬上移開它！」是的，保安、餐廳服務員、學校維修工、清潔工等等絕大多數都是黑人，而教授、學生中只有極少數是黑人，因此人們習以為常將身邊的黑人視作前者而非後者。

黑人同學面對的刻板印象不僅使得他們在社交中常被錯誤認知，同時使他們的天賦、才能難以自由舒展、獲得承認。一方面，人們往往認為他們能力不如別人。Imani是一名二年級的黑人女生。在一次聊天中, 一個白人男生對她說：「我的白人妹妹跟你的成績差不多, 但她肯定進不了耶魯」——暗示Imani能進耶魯不過因為她的種族身份，受到了平權政策的特殊關照。

這種偏見在主流社會中普遍存在。研究表明，即便真誠相信種族平等的大學教授，在面對兩份內容完全相同的簡歷（只是一份標著白人慣用的名字，如Emily或Greg，而另一份標著黑人慣用的名字，如Jamal或Lakisha）時，仍舊顯著地更願意給白人申請者面試的機會、更高的起薪、更多的培養（參見Bertrand & Mullainathan 2004）。

另一方面，面對這種普遍存在的、「黑人才智不如人」的刻板印象，黑人同學往往因此落入預言自我實現的心理機制，從而進一步確認、強化人們的這種刻板印象。這種現象稱為「刻板印象威脅」（stereotype threat），即當人意識到她所在群體留給人們的刻板印象時，她更可能表現出符合這些刻板印象的行為。所有族群都受到不同的刻板印象威脅。一份有意思的研究表明，小學和中學的亞裔女孩，在進行數學測試前，（相對於對照組而言）如果被刻意提醒她們的亞裔身份，她們的成績會有顯著提高，而如果被刻意提醒她們的女孩身份，她們的成績便有顯著下滑（參見Ambady et al. 2001）。

對比以上研究（亞裔女孩所面對的刻板印象威脅有著正負兩面的影響），黑人同學在學業上面對的刻板印象威脅可以說徹底是負面的。心理學實驗表明，當黑人同學在考試前被刻意提醒他們的種族身份，他們的考試成績會顯著下降（參見Steele 2010）。這絕不僅僅體現在考試上，課堂發言、論文寫作等任何時候，當我們「才智不如人」的刻板印象被喚醒時，我們都可能因手足無措而表現更差；久而久之，這不斷強化、加深所有人（下意識的）「少數族裔的確才智不如人」的偏見，從而繼續蠶食我們的自信和尊嚴。

撇開被錯誤認知和刻板印象威脅，在精英群體中缺乏與自己身份相同、惺惺相惜的模範本身就是少數族裔同學的另一刻骨之痛。根據校園中的一份張貼畫，耶魯的黑人教授數目以一個世紀百分之一的龜速從1701年的百分之零增至2015年的百分之三。雖然教授們都能跨種族地指導學生，但在一個種族非常不平等的社會，種族身份之隔往往意味著教授難以對少數族裔的切身困難感同身受、惺惺相惜。而且，教授多是白人這一事實對少數族裔傳遞出強烈的「不祥預兆」：「即便我潛心學習，像耶魯教授這樣受人尊重的職位將來也不會對我敞開門扉！」（參見Cole 2016）

白人教授分不清亞洲面孔是歧視嗎？

重新定義種族主義

上述討論遠未窮盡少數族裔在學習生活中的各種困難，但我希望，它們足以說明同學們的抗議、訴求不是空穴來風，也非小題大做。即便明顯的種族歧視在校園里只是極個別的現象，由於主流話語對少數族裔的扁平化理解，以及整個社會中不同種族處境的巨大差異（尤其是黑人群體的貧困、掙扎），少數族裔的校園生活著實籠罩在系統、彌漫的種族不平等之中。面對這種往往是無意、無聲，卻無所不在、無限累積的不平等，對種族主義者的傳統定義（即有意識地認為不同種族有優劣之等，並存心區別對待不同種族）幾乎喪失了解釋力和批判力。

因此，我認為有必要對之重新定義：所有無視、默許或因無所作為而進一步加深目前已極為嚴重的種族不平等的人，無論她存心與否，都應被視為種族主義者；而所有無視、默許、加重種族不平等的制度安排、機構組織等都應被視為種族主義的具象化。

在種族主義無聲泛濫的背景之下，僅僅靠正心誠意不足以使自己不淪為種族主義者，也不足以有效抗拒種族不平等。本文遠不能探討在社會生活方方面面有效對抗種族主義的方式方法，但我想回到大學校園，僅就在精英教育中如何改善少數族裔處境，尤其針對目前對立雙方的分歧意見略作初步辨析。

首先，我認為尊重少數族裔與保護言論自由是同等重要的不同價值。撇開不論美國對言論自由的保護是否過了頭（在歐洲多國會遭查禁的仇恨言論在美國往往屬於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條款保護的范圍），耶魯大學跨文化事務委員會通過電郵從道德上提醒同學們盡量避免會對少數族裔造成傷害的萬聖節著裝，絲毫不與保護言論自由相沖突。

因為道德上的自我審查或他人提醒完全不同於由某種威懾手段支持的行政審查監控：後者威脅言論自由，而前者卻無害於言論自由，而且它本身訴諸人的良心自由。所以，Erika Christakis指責跨文化事務委員會限制學生言論自由是站不住腳的。

但從保護言論自由的角度而言，學生們要求學校辭去Christakis夫婦的院長、副院長職務卻是不恰當的，這意味著讓Christakis夫婦因言獲罪（雖然不是法律懲戒）。要改善少數族裔在校園中的局促處境，重要的絕不是對Christakis夫婦（或有類同言行的其他人）進行行政處罰，而是廣泛的、對種族不平等的認知、同情和積極改善。這只有訴諸所有人的良心自由、言論自由，通過不斷的交流、磨合，給出確鑿事實、有力論證方能達成。

第二，從實際政策上講，我認為在高校師生間推行尊重多元文化、尊重不同種族身份的強制培訓，比如告訴師生不要默認食堂里的黑人女性是服務員，不要默認亞裔都是中國人（很多日本和韓國留學生抱怨，走在路上，別人常對他們說「Ni Hao!」），很可能不僅沒有效果，反而加重對少數族裔的刻板印象，建構他們的弱者身份。而且被迫學習容易造成心理抵觸，加劇對少數族裔的邊緣化。

一種真正有效的教育是，每一位少數族裔成員都成為教育者，在日常學習生活的方方面面教導人們如何恰當地對待自己。當有人把我們黑人女生當作食堂服務員時，我們不僅要告訴對方：「我不是服務員，我是耶魯學生」，還要告訴他：「請注意，校園里有很多黑人女生不是服務員，而是耶魯學生。」

當有人對我們國際學生笨拙的英語表現出不耐煩時，我們不僅要告訴對方：「我的英語的確不流利，請耐心讓我嘗試把自己精細的論證講明白」，還要告訴他：「對於母語非英語的留學生們，我們面臨獨特的語言障礙，我們需要耐心、鼓勵才能自由舒展。」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帶有少數族裔身份的人，讓我們自己作為尊重多元文化培訓的教師、教材，把我們的夢想、精進、困難不卑不亢、擲地有聲地傳遞出去。

第三，如果少數族裔在師生中的比例始終徘徊不前，即便每一位少數族裔者都自覺地成為多元文化的教師、教材，也難以消除主流群體對少數族裔的刻板印象、單薄理解。而且平等的教育機會本身是改善少數族裔在整個社會中的局促處境的重要杠桿。這意味著，當下在少數族裔已嚴重缺乏各種社會資源（尤其是教育資源）的背景下，取締高等教育中的平權政策（即在大學錄取時，將申請者的種族身份作為眾多因素之一加以考量，平衡擇優錄取和各種族成員實質機會平等兩項原則），片面遵循擇優錄取的原則，將會是對平等理念的背叛。

在最近這次高院就平權政策存廢的辯論中，首席大法官羅伯茨質疑種族多元化在學術領域中的價值，問道：「一個少數族裔學生能為一門物理課帶來什麼獨特的視角？」這種發問背後的邏輯，恰恰是將教育和求知者工具化——求知者的價值取決於她能為學科發展帶來什麼獨特的貢獻——從而看不見平權政策真正回應的，是人作為求知者、自己的命運締造者的平等權利。堅持平權政策，不是說平權無限優先，也不是目前的平權政策沒有弊端和改善空間，而僅僅是陳述這樣一個恆久的真理：教育不僅僅是培養優秀人才的手段；求知、治學，並以此改變個人命運、推動社會正義，是人之為人的普遍權利，因此也是教育事業給個人和社會最深的承諾。

Ⅸ 哈佛大學被教授「告」了，這位教授到底經歷了什麼

美國哈佛大學著名化學教授、該校化學系主任、美國五院院士和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查爾斯·李波（Charles Lieber），在2020年1月被美國司法部以欺詐罪逮捕，被指控隱瞞了參與中國的人才項目並獲取科研經費。而查爾斯李波不承認他從中國的實驗項目合作中獲取經費，並聘請律師為自己辯護，而哈佛大學沒有按照合同為他提供律師費，所以這個教授決定將哈佛大學告上法庭。

這個想要狀告哈佛大學的教授叫查爾斯李波，他1981年畢業於弗蘭克林馬歇爾學院。1991年成為哈佛大學的鄭教授，在2004年的時候被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在納米材料領域有很大的建樹。09年的時候，“武漢理工大學-哈佛大學納米聯合重點實驗室”成立，塔爾斯李波擔任實驗室主任，15年的時候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同年擔任哈佛大學化學與化學生物學系主任。2020年的時候，因被指控向美國國防部提供虛假虛構和欺詐性陳述被逮捕。

查爾斯李波被抓捕以後，就請了律師為自己辯護，他一直都沒有承認國防部對他的控告，一直想要證明自己的清白，但是哈佛大學卻拒絕幫查爾斯李博付律師費，理由就是查爾斯利伯隱瞞了這些事情。他們之間是有相關合同的，於是查爾斯就計劃將哈佛大學告上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