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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北京大學教授在新體育

發布時間: 2021-03-06 17:16:42

❶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歷史回顧

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創立於1898年,京師大學堂於1912年改名為北京大學。1925年北京大學建立了生物學系,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時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三校的生物學系合並,在此基礎上於1993年成立了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 北大生物學系初建
1918年,蔡元培校長聘請鍾觀光為北京大學副教授,籌建生物學系和標本館。鍾觀光對蔡校長說:「願行萬里路,欲登千重山,採集有志,盡善完成君之託也。」此後,歷時十載,在全國採集並製成蠟葉標本16,000多種,共15萬號;動物500多種,木材、果實、根莖、竹類300餘種。1924年北京大學以此為基礎,建立了我國第一個生物標本室。
1925年9月,北京大學生物學系建立。譚熙鴻先生為第一任系主任,兩年後由經利彬先生接替。1932年,張景鉞先生從歐洲回國,應當時北大校長蔣夢麟之聘,出任生物學系第三任系主任。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北大、清華、燕京三校的生物學系形成了我國北方近代生物學教育中心,培養了中國第一代生物學家。張景鉞、陳楨、李汝祺、李繼侗、吳韞珍、胡經甫等一批早期留學歐美的學者,將現代生物學知識帶回中國,並培養出嚴楚江、徐仁、王伏雄、談家楨、吳階平、趙以炳、吳征鎰、沈同、陳閱增、林昌善等生物學界的傑出學者,形成了一支中國現代生物學教育和科研的專家隊伍,對我國生物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20世紀20~30年代是我國生物科學研究的奠基時期。三校的教授和他們的學生們在我國生物學最重要的基礎研究領域,如動物、植物區系和分類學、遺傳學等方面進行了開拓性的工作。
張景鉞先生關於光照對植物形態建成作用的研究,李繼侗先生關於去頂燕麥胚芽鞘上新生頂端的出現研究,陳楨先生關於金魚家化過程的遺傳學研究,李汝祺先生對馬蛔蟲染色體研究和瓢蟲基因互作研究,都是具有一定水平的研究工作。吳韞珍先生進行了華北植物的調查和分類,繪制了近兩千種華北和雲南高原植物原色精圖,推動了植物分類學在中國的發展。胡經甫先生用幾十年時間,編寫了巨著《中國昆蟲名錄》,是中國昆蟲分類學的奠基性著作。李汝祺教授早年師從美國著名遺傳學家T.H.摩爾根和C.B.布里奇斯,是第一位把細胞遺傳學介紹到中國的學者,為我國遺傳學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抗日烽火中的「綠色園地」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南遷,在長沙合辦起臨時大學。11月1日,長沙臨時大學開學。李繼侗教授擔任生物學系主任。 1937年12月中旬,戰火逼近長沙,學校決定遷往昆明。1938年4月2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三校在雲南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同年5月4 日,西南聯大正式開學,生物學系主任仍由李繼侗先生擔任。
在抗日戰爭極其艱苦的環境下,西南聯大生物學系師生在交通閉塞的雲南,利用各種途徑與外界聯系,以開闊眼界,獲得新知識。當時,杜增瑞、殷宏章、沈同和吳素萱等四位年輕教師從海外歸來,帶回了國外的新知識和先進的教學方法,使學生們開闊了眼界。沈同教授常常組織學術報告會,大大活躍了當時生物學系的學術空氣,也培養了年輕教師。英國生物化學專家李約瑟博士1941~1942年來訪,他在生物學系作學術報告,贈送一批生物學書刊雜志及幻燈片,溝通了聯大和西方科學界的聯系。
在八年抗戰的艱苦環境下,參加湘黔滇步行團的吳征鎰先生一邊步行,一邊採集植物標本,幾十年來對世界植物區系分區系統的研究取得開創性成就;趙以炳教授不失時機地研究了海拔對中國人血相的影響;張景鉞教授指導助手對雲南的魔芋進行形態學的研究;殷宏章教授等在國外發表了有關氣孔中磷酸化酶的論文;牛滿江用當地兩棲動物蠑螈進行解剖及色素細胞和胚胎發育的研究工作;陳閱增草履蟲交配型的研究成果後來在美國發表;沈同教授領導的動物生理學實驗室通過動物實驗證實了雲南白葯對治癒傷殘的突出功效;沈嘉瑞教授研究了「昆明滇池及洱海中甲殼類」;趙以炳教授研究「蠑螈水鹽平衡」;黃浙進行了「昆明渦蟲分類和生殖發育」的研究;李繼侗教授指導學生開展了生態學研究;湯佩松教授主持的農業研究所植物生理學研究室開展了植物生長素的研究,完成了「離體活細胞水分關系的熱力學研究」。這一工作被國際上認為是植物生理學上一個重要的理論貢獻。
西南聯大是三校優良傳統的匯合。北大博大自由的學術空氣與清華、南開科學嚴謹的管理相結合,使西南聯大生物學系成為抗戰後方的一塊教育和科學研究的綠色園地。今天北大生命科學學院嚴謹而活躍的學風,勤奮進取的精神,正是在那個時期,那樣的環境條件下形成、繼承和發展下來的。
恢復、重建,三泉匯流燕園
—— 院系調整後的生物學系
抗日戰爭勝利後,1946年10月北京大學復校。復校後的生物學系分為植物學系和動物學系,由張景鉞先生任植物學系主任,汪敬熙、庄孝僡和李汝祺先生先後擔任動物學系主任。當時任教的著名教授有陳楨、李繼侗、湯佩松、趙以炳、吳素萱、崔之蘭、羅士葦、張兆騫、李銘新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進行院系調整。原北大、清華和燕京三校的文理科各系合並,成立了新的北京大學生物學系,在燕園東區建成生物樓。曾就讀西南聯大後留學海外的陳閱增、陳德明、曹宗巽等一批學子回到北大生物學系。
三校生物學系合並後,著名的植物形態解剖學家張景鉞先生任系主任。張景鉞先生1925年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1949年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5年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曾任中國植物學會副理事長。當時生物學系設立了植物學、植物生理學、動物學和動物生理學四個教研室,並於 1956年在全國率先正式建立生物化學教研室。
植物學教研室主任李繼侗教授是我國著名生態學家和植物生理學家,1925年獲耶魯大學博士學位,1955年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中國植物學會創始人之一,在北京大學生物學系創辦了我國第一個植物生態學及地植物學專門組,開創草原生態學研究。1957年李繼侗調內蒙古大學任副校長,將植物生態學及地植物學移植至內蒙古大學,並發展成為我國草原生態學研究中心。
植物生理學教研室主任湯佩松教授於霍普金斯大學獲博士,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曾任中國植物學會理事長。他在植物代謝的諸多領域,如呼吸作用、光合作用等方面均有重要研究成果,是我國有較高國際聲譽的科學家之一。植物生理學教研室的另一位學科帶頭人是當時剛回國不久、年輕的植物發育生理學家曹宗巽。
動物學教研室主任李汝祺教授是我國著名遺傳學家,早年師從T.H.摩爾根和C.B.布里欺斯,1926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他是發生遺傳學這一分支學科的早期開拓者之一,歷任中國遺傳學會理事長。動物組織胚胎學家崔之蘭、原生動物學、細胞學家陳閱增、昆蟲生態學家林昌善、昆蟲毒理學家張宗炳是動物學教研室的主要學科帶頭人。
動物生理學教研室主任趙以炳教授是我國著名生理學家,1934年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國生理學會理事長,是世界上率先研究冬眠生理的科學家之一。他的工作成為冬眠生理學經典工作的一部分。生物化學家沈同、張龍翔和生理學家陳德明是動物生理學教研室的主要學科帶頭人。後來,從動物生理學教研室分出生物化學教研室和生物物理教研室,由沈同和陳德明分別擔任這兩個教研室的主任。
陳楨教授在生物學系致力於中國生物學史的研究工作,並開設「中國生物學史」課程。陳先生早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專攻遺傳學,1955年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他關於金魚遺傳、變異和進化的研究是我國現代生物學的一項經典性工作。他1953年奉命籌建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後任所長,同時仍繼續在北大生物學系任教。
1954年沈同教授與張龍翔教授一起開始籌建生物化學教研室,並於1956經國家教育部批准在全國首先正式成立了北京大學生物化學教研室。張龍翔先生在多倫多大學生物化學系獲博士學位,後到美國耶魯大學化學系進行結核桿菌脂質化學的研究。1952年院系調整,張龍翔教授任清華、北大、燕大三校建設委員會副主任,1953年任北京大學生物學系副系主任,1978年任北京大學副校長,1981年至1984年任北京大學校長,同時任中國生物化學會理事長。
當時的北京大學生物學系匯聚了十多位全國一流的頂尖生物學家,國內許多高等院校紛紛派人到北大進修學習,生物學系的影響輻射全國,為我國高等院校中生命科學學科建設、教學建設、師資建設做出了貢獻。

❷ 北大教授魏坤琳在《最強大腦》中常以科學自居,他科學成就很高么

魏坤琳在《最強大腦》

魏坤琳在《最強大腦》有一句經典的台詞:「科學是我評判的唯一標准。」他在現場審判,選手的所有表現都會被他以數據形式匯總,然後得出分數,完全依賴數據的評分過程被觀眾視為最為公平的現場審判,而結果極少出現爭議。

總體而然,魏坤琳的科學成就還是不低的,而且還在不停的追求科學的嚴謹,並且將他運用到生活之中,我覺得算是一個了不起的科學家吧。

❸ 林忠平的北京大學教授

林忠平、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6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生物系並考取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生。研究生畢業後留植物所工作。曾任該所基因工程中心主任。1995年調入北京大學,在蛋白質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從事分子生物學和植物基因工程研究。早期研究靈芝人工培養技術和葯效。著有《靈芝》一書,推動了這一傳統葯物的應用。其後在植物生物化學和細胞生物學領域有不少研究。1986年起主要研究植物分子生物學。承擔國家高技術研究計劃(973計劃,863計劃)生物技術領域中的課題和多項國家重要科研項目。曾獲二個省部級科技進步二等獎和其它一些獎項。有多項科研成果通過鑒定,獲省部級成果。1991年升為教授。做為有特殊貢獻的科學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貼。曾任中國植物學會分子生物學專業委員會主任。在中科院曾獲優秀研究生導師稱號。在北京大學還擔任研究生課程《生命科學新思考》的主講,引導學生去探索生命科學的前沿,介紹生命現象中許多發人深省的哲理。兩次獲北大獎教金。發表學術論著近200篇,申請中國專利13項。編撰了《走向21世紀的植物分子生物學》一書。近年來多次到新疆考察和做了許多支援邊疆發展的工作。目前所領導的北大農業分子生物學實驗室(AgMoBiol實驗室)在以下幾個方面從事高新生物技術研究: (1)提高植物對逆境脅迫的抗性Plant resistance to environmental stress
(2)植物生物反應器生產葯用蛋白Plant bioreactor for proction of pharmaceutical protein
(3)植物次生代謝的基因調控Genetical control of secondary metabolite in plants
(4)轉基因食品的致敏性評估Assessment of GMO allergenicity
其中一些成果顯示了良好的產業化應用的前景:
關於利用高新生物技術培育耐旱、耐寒草坪草的工作(863計劃資助)於2005年通過了教育部組織的成果鑒定。已有轉基因草坪草獲准進入生產性試驗。一個非轉基因的優良草坪草品種,在大面積種植和比較的基礎上通過了國家品種審定。利用遺傳改良的植物和微生物用於污泥無害化處理和廢水凈化方面做了一些有應用價值的試驗。
利用植物和高等真菌做為生物反應器,制備口服型的人胰島素、人表皮生長因子等在動物試驗和培養細胞的試驗系統中取得可喜結果。利用基因操作技術進行植物次生代謝途徑的分子調控取得良好結果。其中包括在生菜中製造高含量的白藜蘆醇。在非豆科植物中產生大豆異黃酮。
建立了轉基因食品的致敏性評估的資料庫,血清學試驗方法,並通過電腦模擬過敏原蛋白進行致敏性預測的研究和蛋白可消化性的預測。

❹ 搖著輪椅上北大的原文

搖著輪椅上北大
李春雷
她曾有一雙彈跳如簧的腿啊。
在邯鄲市實驗小學讀書的時候,郭暉喜歡跳舞、長跑,穿著漂亮的裙子,跑著,跳著,風的翅膀擦過耳翼和雙腿,飄飄欲仙,像童話中的白雪公主。她還是班裡的衛生委員,教室在高高的四樓上,擦玻璃,她的雙腿像猴子一樣纏住窗框,身體探出窗外,搖搖欲墜,老師嚇得臉變色了,她卻在嬉嬉地笑……
一次體育課上比賽爬桿,她上不快,急得直哭。晚上,父親在操場上教她,告訴她如何用力,10顆蒜瓣般精靈的腳趾認真聆聽,心領神會,合力團抱,腿窩一用勁,「蹭」地就上去了,靈巧得像家裡豢養的貓咪。
那時,她的夢想是當一個舞蹈演員。
一切的轉折在1981年5月9日,她剛剛11歲,正讀小學五年級。
那一天上午,亮麗的太陽,輕柔的春風,天地祥靜。體育課上練習跳遠,她不小心崴了腳,腳踝處隱隱作疼,豇豆大的一片猩紅。
晚上睡覺的時候,細心的母親發現了,心疼得直唏噓。城裡的母親大都如此寵愛孩子呢,就帶她到醫院去了。
後來的一生中,母親是多麼地後悔啊。如果不去醫院,用不了幾天,孩子的腳會自愈的。可這一去,便把惟一的女兒拋進了一個黑色的無底深淵。
第一家醫院說是滑膜炎,連打了三四針封閉,紅腫未見消退;第二家是中醫院,建議用中葯,喝苦水;第三家是本市的權威醫院,白頭發、戴眼鏡的老權威粗粗看了看,說是風濕性關節炎,肌肉注射激素。一個多月,連打了17針,不僅未見好轉,而且身體也虛胖起來,嘴邊竟長出了毛茸茸的胡須。她嚇得直哭,父母小心地試探著上前詢問,可權威不容質疑,怫然變色,堅持說這是正常反應,應該繼續用葯,說著又開了10針激素。父母不寒而慄,奪門而逃。
另一家醫院的切片化驗結果終於出來了,是滑膜結核。
天啊,這鬼怪一樣的東西是如何附身的呢?為什麼偏偏染上了花季的蓓蕾呢?
結核在過去曾是不治之症,但現在是新時代了,是可以治癒的,那就治療吧。
北京的幾家醫院門檻太高,根本掛不上號。轉而向南,她的老家在湖南長沙,通過熟人,終於住進了當地一家專業醫院。
這時的她還能走路。醫生樂觀地說,過不了多久,你就會像以前那樣跳起來的。
天真的小姑娘笑了,心底里的天鵝湖又開幕了。
她曾注射過幾個月的激素,結核菌早已在體內擴散,可醫生確定的治療方針是保守療法,連片子也沒有拍。那時候,整個國家的醫療水平還是低下啊,拍片子是特權,要走後門的。
就這樣,陰險的黑色毒菌在骨髓里暗燃著、繁衍著,築起了一個個蜂窩般的病灶。只是可憐的她,她的家人,還有權威的醫生們,都不知道。
又是幾個月。腰椎隱隱作疼,再次要求拍片檢查。醫生笑笑說,沒事,北方孩子不習慣南方潮濕,挺一挺就好了。
機會就這樣生生地跑遠了。
1982年10月的一天,突然發起了高燒,連續不退。
三天後的一個夜裡,暈迷中的她突然問陪床的母親:「媽,我的身子呢?我的腿呢?」
媽媽摸著她的雙腿,驚奇地說:「不是在這里嗎。」
「沒有啊,我感覺不到呀!」郭暉用手狠命地擰著自己的腹部和雙腿,竟一絲兒痛感也沒有。想翻一下身,除了頭顱和雙臂外,渾身都不聽指揮了。而且,大小便也不自覺地流了出來。
煞那間,她明白:自己已經徹底癱瘓了!
天塌了,地陷了,母女兩人抱在一起,慟哭著,拚命地揪著自己的頭發,一綹綹地扯下來。醫生回家了,根本聯系不上。南方的夜空里,流浪著母女兩人無助的歇斯底里的嚎淘。
一夜之間,母親滿頭白發,滿臉皺褶,變成了呆若木雞的祥林嫂。
醫院趕緊拍片,這才發現,骨結核導致脊椎7至9椎嚴重畸型,壓迫神經,其中部分脊椎已經損壞殆盡。醫院無計可施,不得不勸他們另尋高明,去北京手術。
留在該院,無異於等死,可長途跋涉去北京,又無異於送死。走投無路時,家人只得把她抬進了長沙市人民醫院。
那是一次開胸手術啊。刀口是從腋下切開的,冰涼的手術刀下,自己的身體像拉鏈一樣被劃開了,她甚至清楚地聽到了自己肌肉和骨胳分裂的聲響,感到了溫熱的血液在汩汩湧出。她的夢呢?她的翅膀呢?她的羽毛呢?現在,不僅羽毛被拔掉了,連翅膀也被割除了。12歲的小姑娘,看著白白的天花板和醫生們在燈下忙碌的身影,忍受著人生的大痛苦和大悲哀!
手術只是清除了結核病灶,但高位截癱是定而無疑了。
父母是無論如何也不相信女兒會永遠這樣下去的,他們是不會放棄的。
1985年1月,父母終於將她送到了位於北京通縣的國內最著名的骨結核醫院,進行了第二次開胸手術。
這次開胸是從背後切入的,骨肉如泥,任醫生宰割吧。
術後的半年裡,她的身體再一次被嵌進了固定的石膏里。每天吃利福平等殺菌葯,輸紅黴素,每次五六個小時,劇痛如剮。她忍著,咬著牙忍著。對疼痛,她早已習慣了,她甚至渴望疼痛,疼痛是存在,疼痛是喚醒,疼痛是幸福,可大部分的身體連疼痛的感覺也沒有啊,只要能站起來,不,能爬起來也行啊。她在疼痛中堅持著,堅持著……她總相信,忍到最後是希望。
但,希望的影子最終也沒有光臨。
郭暉的世界只有兩平方米,以臂為半徑,連近在咫尺的窗簾,她也沒有能力去拉開或關閉。她只能仰躺在床上,不能側身,不能翻身,更不能坐起來。想想看,一個脊椎失效的人,能幹什麼呢?
白天,家裡只她一個人。父母都上班了,為了自己,家裡已累債兩萬多元,而父母的月工資相加也不過200元。家裡連一台電視機也沒有,她只能就這樣躺著,躺著……
「嘭,嘭……」有人敲門了,她不能去開。
忽然聞到一股臭味,原來自己大便了,她沒有感覺。
一次, 樓上人家裝修,天花板和牆壁劇烈地震盪,她還小,以為是地震,嚇得嗷嗷大
哭,想逃跑,身體卻動彈不得。
家裡養著一隻雪白的貓咪,小貓咪在房間內進進出出,上上下下,無憂無慮地睡覺,自由自在地唱歌。我的生命還不如一隻貓咪啊。
這樣活著有什麼意思呢?她想到了自殺,可她連自殺的能力也沒有啊。
父母覺出了她的心態變異,就把她安排到客廳里住。這樣,家裡來人可以說說話,大家圍坐在一起,消除寂寞。還給她買回來一個收音機,沒明沒夜地陪她說話。
樓上有幾個小夥伴,也不時地來看她。敲門後,她開不了門,她們就站在門外給她說話,唱歌,講學校里的事兒。
她仰躺在床上,靜靜地聽著,臉上綻開一縷縷苦笑。
生命的信念,如同一盞油燈,飄飄忽忽地亮著……
既然生命不能就此死去,那為什麼要讓時間白白流失呢?
於是,她決定開始自學,她又拿起了小學課本。
可是,她是一個連翻身的能力都沒有的重殘人啊。她不能坐起來,只能躺著看書,用雙手舉著書看。
就這樣,無腿的她開始了一場令世人匪夷所思的攀登。
一起上路的還有她的父母。母親日夜操勞,端水喂飯,梳頭洗臉,她生了褥瘡,後背潰爛,母親時時扶她翻身。大小便失禁,被子、褥子需要天天清洗。家裡積債如山,工資幾乎全部用於還債,連一台洗衣機也買不起。母親就是一台永不疲倦的洗衣機啊,洗白了黑夜,洗暖了寒冬,時間長了,手上的筋骨全變形了,其中九根手指竟變成了曲曲折折的樹根狀。
父親早年畢業於浙江大學,愛好音樂,拉得一手小提琴,可現在,樂器們全藏在了床下,被貓咪咬斷了弦。他學會了打針,成了女兒的保健醫,每天夜裡幫她按摩和屈伸雙腿,一次、兩次,直至2000次……固執的父母總希望突然有一天,女兒猛地站起來,笑盈盈地說:「爸,媽,我好了,上學去了。」說完就蹦蹦跳跳地跑出了門。
可這是一個怎樣的幻想啊。
在母親的搓衣聲中,在父親的按摩聲中,郭暉仰躺著,用三年時間自學了全部初中、高中課程。最讓人難以置信的是,物理、化學等需要做試驗才能弄通的原理和公式,她也全部揣摩透了。
胸中的世界慢慢大了起來,有了陽光,有了笑聲。
她還不由自主地喜歡上了文學,古典詩詞、外國名著,都讀遍了。在藝術的氤氳中,她悟到了生命的真諦,無意中也覓獲了通向未來的秘徑……
要活下去,首先要坐起來。
可要坐起來,是一項多麼巨大的工程啊。
胸部以下沒有知覺,脊椎無法用力,只有靠臂力帶動。可她現在是一個沒見過陽光的枯黃的女孩啊,就像溫室里一根殘缺的豆芽。母親在她後背下墊被子,一層、兩層、三層……天天加高,每次墊高四分鍾、五分鍾、六分鍾……日日增多。又買來兩個啞鈴,讓她練習臂力。有時,父母兩人一起動手,和她比賽掰手腕……
她已經習慣了仰視,剛坐起來的時候,眼光迷離而散亂,世界在她面前像一組組搖晃著的鏡頭。
這個過程整整適應了一年,她終於能坐起來了,世界在她眼裡各就各位,又恢復了秩序。
好幾年沒有出門了,她要走出去!
父母為她買了一輛手搖車,時時推出去曬太陽。她苦苦的生命第一次嗅到了陽光的暖香,嘗到了微風的甜潤,世界真是美好啊。明艷艷、鮮酥酥、香噴噴的陽光,滋潤著她枯黃的皮膚,悄悄地泛起了紅暈。像一棵孱弱的含羞草舒展開了葉片,她融入到大自然中了,她的生命活力又煥發了。
有時候,她也能自己搖著車出去了。雖然蹣蹣跚跚,但那是她再次邁向社會的腳步啊……
一次,在學校操場散步時,遇到了父親的同事張老師。張老師說,最近學校辦了一個英語自學考試大專班,像她這種情況可以報名。
大專班的教室在五樓,郭暉怎麼上去呢?只有藉助父母的後背了。父母已經六十歲了,
多年的心力交瘁,營養不良,瘦骨嶙峋,體重只有百多斤,還沒有她重。每次都是替換著背上去,父親背到二樓,再轉到母親背上,母親背上三樓後,父親又接過去。背進教室後,郭暉不能就坐,父母就用四張課桌把她的身體擠在中間。大小便時常失禁,怎麼辦?最好的辦法是從前一天就開始不吃飯、不喝水,但女兒餓著渴著,母親心痛啊,所以,總也沒有完全給她停飯停水。每次上課的時候,母親就拿著女兒在廁所用的特製木凳,在門口等候。每到課間休息時,就急匆匆地跑進去,把女兒背進廁所……
別的同學都是正規高中畢業,系統學過英語,只有她是小學程度。剛開始的時候,聽不懂,跟不上,氣得直想哭。
由於是成人自學考試,參加者都有穩定的工作,所以,上課的時候,這些健全人大都嘻嘻哈哈,心不在焉,窗外的誘惑太多了。只有她認認真真,字斟句酌,如春蠶食桑,全變成了腹中的經緯。
學校里有兩個來自美國的外教:英格和勞荔。郭暉與她們交上了好朋友,沒多長時間,口語水平大進,像流水一樣,她已經融入英語的海洋里了。
畢業考試的時候,全班30多名同學,只有郭暉一次性全部過關。
接著,她又報考自學本科。
兩年後,在父母的背負下,再次順利通過。
1996年初,山東大學在本市開辦英語研究生班,她想報名,可一打聽,三年下來,費用三四萬元,這對自己這個外債累累的家庭來說,是一個天文數字啊。可父母總是感覺有愧於女兒啊,如果當初不是小題大做,帶孩子去醫院,那麼女兒現在早已大學畢業了吧。咬咬牙,借了17000元,預交上了首期費用。
1998年7月,研究生課程全部考試完畢,第二外語——日語也考過了,就在准備申請碩士學位的時候,國家高教委出台最新規定。按照新規定,她三年後才有資格申請。
這時候,已在英語世界游曳幾年的她已經強烈地喜愛上了英語詩歌翻譯。她對中國古典詩歌有著天生的喜愛,接觸英美詩歌原著後,再看看國人的譯著,總感到缺少美感,那原本是一個美妙無比的世界啊。
她立志要在這個世界裡走自己的路子了,她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舞台。
2002年6月下旬,當三年期限結束的時候,她赴山東大學進行學位答辯,論文題目就是《詩歌翻譯的韻律問題》。
那是一次怎樣的旅行啊。陪同的有父母、哥哥、輪椅和行李,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夥伴,那就是母親的搓衣板。
從大專到本科,再到碩士研究生,郭暉最害怕的就是外出考試。
她害怕的不是考試的成績,而是考試的過程。每次考試,父母都要全程陪同,推著輪椅,因為無法乘坐出租,只有步行。到考點後,還要把自己背上樓。國家正規考試都是單人單桌,自己無法就坐,怎麼辦?還要把輪椅抬上來。
麻煩還遠不止這些,輪椅上如何答題呢?為了解決這個難題,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的父親曾想過不少辦法,但都不成功,輪椅上地方窄小,無法固定木板,極易滑落。後來突然發現,把母親的搓衣板翻過來橫放在輪椅的鐵架上,竟然不大不小,不寬不窄,穩穩當當,恰是一張最穩固的課桌。
母女倆苦命相依,真是人世間少有的緣分啊。
郭暉雙手搖動輪椅,靜靜地馳進了答辯現場,面對著以著名教授李玉陳為首的幾位資深評委,心底忐忐忑忑。
「什麼是詩?」答辯開始了。
「所有的文學都是詩」——好大膽的回答!
「假如給你一首漢語詩,讓你用英語格律譯成英詩,你感到困難嗎?」
「困難,但我能夠譯好。」
「茅盾先生認為,詩歌是不可譯的,你去譯,豈不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嗎?」最尖刻的問題出籠了。
她輕輕一笑:「茅盾先生是在閱讀了美國詩人艾倫坡的組詩《烏鴉》之後說這番話的,我曾經翻譯過這組詩,現在我想朗讀其中兩首。原詩每節6行,押door、your、more韻,我的譯詩也是6行,押說、著、么韻,諸位老師請聽:『曾有一個無聊的夜晚,我思索得困頓、疲倦 / 翻過一個離奇怪誕、被人遺忘的傳說……』」
母親在門外等候。兩個小時後,李玉陳教授出來了,問:「你是郭暉的奶奶嗎?」
「不,我是她的母親。」母親囁嚅著,擔心出了什麼意外。
李教授尷尬地打量了一會兒,接著快步上前,握住她的手,激動地說:「感謝你培養了一個好女兒,這是我們十年來聽到的最好的論文答辯……」
白花花的淚水簌簌而下,映照著白花花的銀發,那是幸福的白玉蘭啊!
一個月後,山東大學正式授予郭暉英語碩士學位。
2002年底,郭暉在網上查閱2003年度博士生招生情況,發現有四所大學所設專業與自己的方向相近。於是,她試探著向四位導師各寫了一封信。
一個周後,只有北京大學的沈弘教授回信了。這位從牛津大學留學歸來的博導歡迎郭暉報考,並「堅持擇優錄取」,至於殘疾情況,他隻字未提,沈教授還把自己的E-mail告訴了她。
全國博士統招考試在三月份,即使從現在開始准備,也不足100天了。自己不僅要學好第二外語——法語,還要通讀數十本專業書籍,而這些書,自己一本也沒有。怎麼辦?
哥哥到北京各書店跑了一圈,但仍缺少30本。
只能從網上下載、列印了。
可上千萬字的資料,要列印出來,談何容易?
父母從學校借了一台針式列印機,自己購買了三個色帶和20包列印紙。
連續三天兩夜,可憐的列印機「吱吱」地響著,直累得頭熱腦脹,氣喘吁吁,硬是把上萬頁紙全列印了出來……
郭暉一頭扎進書海里,開始了最後的沖刺。
不要以為郭暉聰明天賦,不,連她自己也承認,她只是一個普通智力的人。她的特點就是專心,專心持久,心無旁騖。她是一個重殘人,相對於兩次開胸手術的疼痛來說,學習對於她實在是太享受了。而且,她已經沒有別的希望和出路,她把生命的所有光亮全部聚集到了一個焦點上。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啊,一扇扇沉重的大門在她面前洞開了……
3月22日,郭暉在全家人的陪同下,趕到北京大學。
考試那一天,當郭暉父母再次把她背進考場時,由於監考人員不知道她是一位重殘人,早已把她的考號貼在考桌上,可她根本無法端坐在桌後。怎麼辦?這時,母親拿出早已准備好的搓衣板,放在輪椅上,轉眼間,一個特殊的課桌組成了。但,這是違背考場紀律的啊,監考官馬上請示考點主任,考點主任又立即請示招辦領導,經緊急協商同意後,這才把桌上的考號揭下來,重新貼在搓衣板上。
郭暉突然看到,搓衣板似乎變成了一雙瘦骨嶙峋、殘缺變形的手,在招喚自己,要攙扶自己。她又似乎聽到了父親沉重的喘息聲,看到了母親汗水涔涔的面龐……她不敢再想別的了,她趕緊俯下身去,拿起了筆,走進了另一個溫暖的世界,喬叟、莎士比亞、拜倫、雪
萊、埃略特和瓊生都在向自己微笑……
這真是一張天下絕無僅有的考桌啊!
考試結束後,郭暉才知道,與她一同報考的另幾位考生都是國內知名大學英語專業的教授或副教授,其中一位是與北大齊名的一所大學里的碩士生導師,為了爭取博導資格而報考的。而沈教授的招生名額只有一人。
她氣餒了,後悔了,直罵自己蚍蜉撼樹,不自量力。
很快,分數出來了,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考了第一名,各門分數都超出第二名許多。她真是又高興又悲哀啊。高興的是自己多年的辛苦終於沒有白廢,悲哀的是這些名校里聲名煌煌的教授們啊,你們身膺高位,貴為人師,怎麼竟不如自己一個小學未畢業的小女子呢?
但麻煩同時也敲門了。
北大百年歷史上從沒招收過如此高度殘疾的博士生,但從去年以來,國家明確規定:各大學不得以任何借口拒招殘疾學生。面對這個從未有過的難題,北大猶豫了。
招生辦的一位負責人試圖勸退郭暉,卻又不好明言,便試探著與她進行了幾次網上對話。
「北大是老建築,台級多,輪椅無法通行,你生活上能自理嗎?」
「據我了解,北大不少建築物有無障礙設施,只需對我進出的幾處台級略加改造即可,再說,我媽媽可以陪讀。」
「北大博士不好畢業,好多人都延期,你的身體和經濟條件能承受嗎?」
「北大是我兒時的嚮往,翻譯是我最大的心願,我從小沒有受過正規教育,我要在這里實現我的夢想……」
「我們完全可以以體檢不合格的理由不錄取你。」
「據我所知,(體操運動員)桑蘭也是一位高位截癱的殘疾人,去年被北大新聞學院(本科)錄取了……」
……
這時,沈弘教授站了出來,向學校寫信:「在國外,我從沒有聽說過因殘疾而被大學拒收的先例……」
北大招生辦經過多方權衡後,終於向郭暉伸出了歡迎的手。
那一天夜裡,這位可敬的負責人向郭暉發出了最後一個E-mail:「我本人敬佩你,北大敬佩你,歡迎你來北大讀書!」
那一天夜裡,沈教授在網上向這位惟一的新弟子發來他全家的照片和電話號碼。
那一天夜裡,新月如燈,春風蹈舞。郭暉一夜無寐,淚水浩淼。
……
北大,真是一座寬容的學府啊。郭暉報到的時候,校領導已經指示破例為她單獨分配一間宿舍,允許家人陪讀。更讓郭暉感動的是,第二天,她將經常出入的房間、樓道、廁所、教室等地方的台級被全部鏟平,代之以適應輪椅行走的平緩通道……
我采訪郭暉是在北大校園里進行的,我們一起在燕園吃飯、繞未名湖散步、進圖書館查閱資料,她用雙手搖動著輪椅,來去自如,長發飄飄,像魚兒在水裡一樣歡快,鳥兒在林里一樣自由……
這是她的生命之舞啊。

❺ 周國平是北京大學教授

周國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當代著名學者、作家、哲學研究者,專是中國研究哲學家尼屬採的著名學者之一。1945年生於上海,196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81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系。

❻ 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提出「兼容並包」辦學思想的重要歷史意義是什麼

大學應該成為「研究高尚學問之地」,這是蔡元培在1912年擔任教育總長時就強調過的。蔡元培認為教師不熱心學問,學生把大學當作做官發財的階梯,這是北大「著名腐敗的總因」。因此,他改革北大的第一步是明確大學的宗旨,並為師生創造研究高深學問的條件和氛圍。 1.改變學生的觀念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發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對學生提出三點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礪德行,三日敬愛師長,將「抱定宗旨」置於首位。蔡元培指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他要求學生從此以後,一定要抱定為求學而來的宗旨,「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以後蔡元培每年在學生開學的時候都要將此重申一遍,1918年他更明確地指出:「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 蔡元培 2.整頓教師隊伍,延聘積學熱心的教員 教師群體的學術水平是一所大學學術水平的標志,也是把大學建成學術研究機構的重要保證。蔡元培認為要打破北大的舊習慣,不僅在改變學生的觀念,還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他在教師聘任上採取的是「學詣」第一的原則,認為對於具有真才實學,教學熱心,有研究學問的興趣和能力的學者,則不管他的國籍、資格、年齡、思想傾向,都應加以聘任。根據這一原則對北京大學教師隊伍進行充實和整頓,一方面延請學有所成、富有聲譽的專家學者來北京大學任教,一方面辭掉了一些不稱職的中外教師。梁漱溟投考北大落選,但曾在《東方雜志》上發表過《究元決疑論》,對佛學有獨到見解,引起學術界注意,為蔡元培所賞識,被聘為北京大學的印度哲學教席,這可以作為北大聘人不拘資歷的典型例子。經過整頓,北大教師明顯表現出平均年齡輕,富於學術活力的特點。根據1918年統計,217個教員中,90個教授,教授平均年齡30來歲,對其中76人的統計顯示,50歲以上6人,35歲以下43人,像胡適、劉半農等被聘為教授時僅二十六七歲。 3,發展研究所,廣積圖書,引導師生研究興趣 蔡元培認為大學不僅是傳授知識的機關,而是要創新知識,推動學術的進步。為了從機構設置上有利於學術研究,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後,率先在國內大學中設立了各科研究所,至1919年底,北大已先後成立文科、理科、法科和地質學研究所。1922年成立的國學研究所,不僅培養了一大批國學研究人才,其研究成果也斐然可觀。蔡元培還十分注意豐富圖書館藏,為學術研究創造條件。針對北大圖書館新書偏少,他任校長後第一次公開講話中就強調將來要「籌集款項,多購新書」,以「供學生之參考」。以後李大釗執掌北大圖書館,各類圖書特別是介紹新思想、新學術的圖書得到了充實。 4.砥礪德行,培養正當興趣 在將北大導向注重學術研究的同時,蔡元培還努力在師生中提倡道德修養。他上任伊始即告誡學生要砥礪德行,敬愛師長。針對老北大缺乏高尚的娛樂和自動的組織,學生不得不於學校以外尋求不正當消遣的情況,他倡導成立了各種體育會、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演劇會等,培養學生的正當興趣。對於教師,蔡元培歷來以學識為重,認為個人的品行應由自己負責,學校不宜多加干涉。但是對於那些即使富有學術聲譽,但私生活糜爛,甚至誘引學生與之墮落的教師,也堅決解聘。

❼ 1981年北京大學生齊喊口號"團結起來,振興中華"是從哪場賽事中流傳出來的

1981年3月日,男排世界盃亞洲區預選賽決賽在香港進行,中國隊與韓國隊爭奪進軍世界盃的入場券。在0比2落後的局面下,中國男排連扳三局,擊敗對手。喜訊傳來,北大幾千名學生興奮地遊行,他們高唱國歌,並喊出「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

這個口號喊出了當時舉國上下奮發圖強的豪邁心情,激發了億萬中國人的強烈共鳴,形成一股激勵人們上進、奮斗報效祖國的滾滾熱流。

(7)1981年北京大學教授在新體育擴展閱讀:

一個口號的誕生:

當年的北大學子劉志達說,1981年3月20日晚,中國男排與韓國隊在香港伊麗莎白體育館決賽,勝者代表亞洲參加在日本舉行的男排世界盃。下午,北大各宿舍樓的電視室里早早就有人用小方凳佔了位子,准備觀看這場比賽的實況轉播。

比賽結果,中國隊反敗為勝,大家非常激動,那種興奮勁兒釋放不出去。李春歲數小,比較活躍,他對我說:「外面熱鬧著呢,咱們去看看!」我就跟他下了樓。不知誰找來了一面不大的鼓,兩個同學抬著,還有一個在敲,敲的是秧歌點兒,大家圍著看。

一開始大家喊的口號是「中國隊萬歲!」當歡慶的隊伍行進到留學生樓時,口號就變成了「中國萬歲!」後來,到了校外的馬路上,隊伍有些稀拉,人也沒有在校園里時多了。這時,有人起頭唱起了《團結就是力量》。

過一會兒,隊伍停住了,前面的同學在討論往哪個方向走。當時隊頭正在北大南大門外東邊不遠的丁字路口,往北可去清華大學,往南可去人民大學。

我正打聽這事,後面來了一個同學對我說:「咱們換個口號好不好?」我問:「換什麼口號?」他說:「團結起來,為中華的崛起而奮斗。」我想了想說:「太長了,不如喊『團結起來,振興中華』吧!」那位同學說:「行!」

我就對旁邊的幾個同學說:「把他抬起來,讓他跟大家說,換個口號。」幾個同學抬起了那個同學。他面朝大家,雙手握成喇叭狀,大聲說:「同學們,咱們換個口號,喊『團結起來,振興中華!』大家一齊喊『團結起來,振興中華!』」大家就跟著喊:「團結起來,振興中華!」

當時,大家把那個同學放下來,又回到了去哪兒的問題上。我看已是半夜,就說還是回校吧,大家全都同意了。這個口號當時沒喊多少聲。但第二天中午,北大廣播台報道了這件事,說北大學生昨晚喊出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

又過了一天,《人民日報》就此發了一篇新聞特寫,大標題就是《團結起來,振興中華》。

❽ 羅新的北京大學教授

羅新,男,1963年生,現任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1981年-1985年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學士學位
1989年-1992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碩士學位
1992年-1995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十六國時期中國北方的民族形勢與社會整合》。 1979-1981年,在湖北襄陽地區中學(今襄樊市四中)讀高中;
1981-1985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讀本科,獲學士學位;
1985-1986年,在武漢工學院(今武漢科技大學)任教;
1986-1989年,在湖北省地方誌辦公室工作;
1989-1992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獲碩士學位;
1992-1995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獲博士學位;
1995年-- 在北京大學中古史中心工作 1 《青徐豪族與宋齊政治》,《原學》,第一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2月。
2 《北大館藏<給事君夫人韓氏墓誌>辨偽》,《文獻》,1996年第1期,1996年1月。
3 《從依傍漢室到自立門戶---劉氏漢趙歷史的兩個階段》,《原學》,第五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年7月。
4 《從蕭曹為相看所謂漢承秦制》,《北京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1996年10月。
5 《五燕政權下的華北士族》,《國學研究》, 第四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8月。
6 《十六國北朝時期的樂浪王氏》,《韓國學論文集》,新華出版社,1997年9月。
7 《枋頭、灄頭兩集團的凝成與前秦、後秦的建立》,《原學》,第六輯,1998年5月。
8 《墨山國之路》,《國學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5月。
9 《陳敏「七弟頑冗」考》,《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2期,1998年5月。
10 《關注高聳天外的昆侖山——評新譯〈西域考古圖記〉》(書評),《光明日報》,1999年5月21日。
11 《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獲》,《文物》,1999年第5期。(與王素、宋少華合寫)
12 《走馬樓吳簡整理工作的新進展》,《北大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
13 《吐谷渾與昆侖玉》,《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1期,2001年2月。
14 《吳簡中的「督軍糧都尉」簡》,《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5 《元散曲所見祆教資料》,《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6 《跋北齊可朱渾孝裕墓誌》,《北大史學》第8輯,北大出版社,2001年。
17 《走馬樓吳簡中建安紀年簡問題》,《文物》2002年第10期。
18 《踏訪東巡碑》,《文史知識》,2002年第6期。
19 《五回道》,《文史知識》,2002年第7期。
20 《仇池行》,《文史知識》,2002年第11期。
21 《北朝墓誌叢札(一)》,《北大史學》第9輯,北大出版社,2003年。
22 《說〈文館詞林〉魏收〈征南將軍和安碑銘〉》,《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3 《話說飛狐道》,《文史知識》,2004年第4期。
24 《監池司馬簡及相關問題》,《吳簡研究》第一輯,崇文書局,2004年7月。
25 《吳簡所見之督郵制度》;《吳簡研究》第一輯,崇文書局,2004年7月。
26 《新見北齊豐洛墓誌考釋》,《北朝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年7月。
27 《十六國北朝的五德歷運問題》,《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8 《北魏直勤考》,《歷史研究》2004年第5期。
29 《從可汗號到皇帝尊號》,《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30 《走訪突厥三大碑》,《文史知識》2005年第1期。
31 《陳留公主》,《讀書》2005年第2期。
32 《可汗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
33 《回鶻牙帳城掠影》,《文史知識》2005年第5期。
34 《應重視草原社會及其歷史的連續性和統一性》,《中國民族報》2005年7月29日第7版。35 《跋北魏太武帝東巡碑》,《北大史學》第11輯,2005年8月。
36 《契丹古城青草長》,《文史知識》2005年第10期。
37 《跋北魏鄭平城妻李暉儀墓誌》,《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6期。
38 《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的立碑時間》,《文史》2005年第4期。
39 《吳簡中的「作部工師」問題》,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書局,2005年12月。
40 《北齊韓長鸞之家世》,《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41 《匈奴單於號研究》,《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2期。
42 《閑說呂無黨》,《書城》2006年第1期。
43 《北魏太武帝的鮮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44 《再說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
45 《也說吳平斛》,《吳簡研究》第二輯,崇文書局,2006年9月。
46 《另一個敕勒川》,《歷史學家茶座》第5輯(2006)。
47 《論拓跋鮮卑之得名》,《歷史研究》2006年第6期。
48 《匈奴:故事還是歷史》,《中國國家地理雜志》2006年第12期。
49 《虞弘墓誌所見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學》第12輯(2007年1月),50-73頁。
50 《柔然官制續考》,《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1期,73-97頁。
51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北魏元則、元宥墓誌疏解》,《中國歷史文物》2007年第2期,22-28頁。
52 《雪中的游思》,《歷史學家茶座》第7輯(2007年第1期),88-94頁。
53 《始建國二年詔書冊與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單於》,黃留珠、魏全瑞(主編)《周秦漢唐文化研究》第五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6月,181-184頁。
54 《近年における北京吳簡研討班の主要成果につぃて》,日本長沙呉簡研究會(編)《長沙呉簡研究報告》第3集,東京:2007年,103-108頁。
55 《試論曹操的爵制改革》,《文史》2007年第3期,51-61頁。
56 《跋前秦梁阿廣墓誌》,《出土文獻研究》第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57 《殺人石猜想》,《中華文化畫報》2008年第1期,第120-127頁。
58 《新出墓誌與現代學術倫理》,《南方周末》2008年3月6日。
59 《橫笛莫吹行路難》,《中華讀書報》2008年3月12日。
60 《斯德本與中國藝術史》,《書城》2008年第4期。
61 《論闕特勤之「闕」》,《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第192-202頁。
62 《橫絕大漠心飛揚》,《歷史學家茶座》2008年第2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138-144頁。
63 《高昌文書中的柔然政治名號》,《吐魯番學研究》,2008年第1期。
64 《松下憲一《北魏胡族體制論》評介》,《北大史學》,第13輯。
65 《跋北魏辛鳳麟妻胡顯明、辛祥及妻李慶容墓誌》,《紀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
66 《「真吏」新解》,《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1期,第121-131頁。
67 《從民族的起源研究轉向族群的認同考察》,《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前沿(2008-200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53-264頁。
68 《高句麗兄系官職的內亞淵源》,《東北亞國際關系史的性質》,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2009年。
69 《王化與山險》,《歷史研究》2009年第2期。
70 《吉木薩爾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銘的調查與思考》,《西域文史》第3輯,科學出版社,2009年5月。
71 《為你跋山涉海》,《書城》2009年第10期。
72 《跋敦煌莫高窟所出北魏太和十一年刺綉發願文》,《文史》2009年第4期。
73 《北魏申洪之墓誌補釋》,中國文物研究所主編《出土文獻研究》第九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
74 《北魏道武帝的鮮卑語本名》,《張廣達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31-42頁。
75 《2010年9月訪烏茲別克散記》,《傳承》2010年第3期(總第17期),2010年12月,第56-67頁。
76 《華夏文明西部邊界的波動》,《大觀》2011年第1卷(總第5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3月,第40-47頁。
77. 《茹茹公主》,《文景》2011年4月號(總第74期),第40-51頁。
78. 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nner Asian Political Titulary, in: Mehmet ?lmez ed., ?tüken』den ?stanbul』a Türk?enin 1290 Y?l? (720-2010) Sempozyumu Bildiriler, ?stanbul: ?stanbul Büyük?ehir Belediyesi Kültür ve Sosyal ??ler Daire Ba?kanl???, 2011, pp. 1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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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 》,Indiana University ,2012。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11月。(與王素合作)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叄】,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與王素合作) 鈴木宏節《暾欲谷碑文研究史概論》,《中國史研究動態》2006年第1期。
主持選、譯《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中華書局,2006年10月。 我年輕時,某個趕寫博士論文的冬夜,在FM97.4里聽了朱哲琴的《黃孩子》,那種空曠蕭索的孤獨感和無望感,恰好匹配了我寫不下去卻不得不寫的絕境。「在白人的大街上,有許多藍色目光。……在黃人的家庭里,有許多黑色目光。」歌詞把白人藍眼與黃人黑眼相比對,傾訴東方在西方面前的失落。歌里唱道, 「在那個時候,在那個時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個黃孩子。」和唱歌時的朱哲琴一樣,我聽歌的時候,已經知道了自己是「黃種人」。那首唱遍中國的《龍的傳人》里就有一句「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我們被教育去認知並認同自己的黃種人屬性,被教育承認自己的皮膚是黃色的,盡管肉眼看我們的皮膚一點也不黃,除非是生了某種特殊的病。
這許多年間,如同周伯通努力忘記《九陰真經》那樣,我們逐漸把一團又一團的教育漿糊從腦子里清除出去。種族思維邏輯下的眾多概念已經不再流行了,我們知道了人種分類是偽科學,也明白了人類體質特徵的差異其實是幾萬年來生存於地球不同環境所發生的適應性變化而已。在西方學術著作與公眾媒體上已很難找到「蒙古人種」、「黃色人種」這樣對東亞的標簽了。不幸的是,這些標簽及其代表的種族思維在兩百多年來種族思維的受害地區如中國,卻還遠遠沒有成為陳跡。即使在中國近年所出的考古報告中,我們依然很容易讀到骨骼分析的專章,其中常常有人種方面的數據與推測,特別是邊疆古代人骨的種族分析,諸如有多少屬於歐羅巴人種,有多少屬於蒙古人種,等等。等而下之的,還有對古代族群骨骼的細致分類,全然不顧古代族群的根本屬性其實是政治單元而不是血緣集合。毫無疑問,對於種族思維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們常識教育中的空白點。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現在恰好有了一部反思種族思維的上佳教材,這就是奇邁可(Michael Keevak)的新著《成為黃種人:種族思維簡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此書著力於再現西方社會對東亞人群進行描述和理解的觀念史變遷,考察了「黃種人」觀念的起源,人種分類理論中「黃色蒙古人種」在西方科學界的定型,以及這一學說如何傳播至東方並為東方社會廣泛接受的知識過程,是一部有關種族思維有趣卻沉重的社會文化史。
不難理解的是,「黃色人種」的本意是指皮膚為黃色的人種。可是,奇邁可此書一個令人吃驚的發現卻是,把東亞人的膚色歸類為黃色,並非經驗觀察的結果,而完全是一種近代科學的新發明。十八世紀中期之前的各類西人旅行報告中,對東亞人(主要是中國人和日本人)膚色的描述多是白皙、略暗的白色、橄欖色等,絕少認為東亞人在膚色上與歐洲人迥然有別。包括旅行家、商人和傳教士在內的觀察者注意到,東亞不同地區的人群體質特徵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比如中國南方人和北方人比起來膚色要暗一些,但這種差別與歐洲各國間的差異一樣,只是深淺之別。這才是經驗觀察的記錄。那時常常被西方觀察者歸類為「黃皮膚」的,恰恰是在十九世紀被納入「白人」范圍的印度人。
色彩不單單是對物理現象的客觀描述,還帶著各文化傳統所賦予的價值與情感。籠統地說(當然只是就奇邁可所要論述的方向而言),西方傳統中白色代表著神聖、純潔、智慧和高貴,黑色象徵著邪惡、污賤、死亡和野蠻,黃色則意味著不潔、低俗、病態與恐怖。當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被認為與西方一樣是文明社會的時候,西方旅行者看東方人的膚色是白的,一點也不黃。但隨著西歐工業革命的發展,古老的東方社會越來越顯得落後、停滯與衰退,東方人的膚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為白色的資格。奇邁可調查了這種轉變,他注意到越來越多的觀察者稱東亞人的膚色近似白色但並不是白色,到底是什麼顏色呢?棕色、橄欖色、灰白色、鉛色,等等,總之再也不是白色了。不過,幾乎還沒有人以單純的黃來描述東亞人的膚色,因為黃色的確並不是一個可以在東亞用肉眼憑經驗觀察到的膚色。白色被歐洲人壟斷之後,如何描述東亞人,似乎在相當長時間和相當廣的范圍內,難以達成一致。這個問題的解決,要等歐洲中心主義繼續成長,超越經驗觀察,由近代動植物分類學、人類學和進化論主導,才最終實現了東亞人膚色由白向黃的歷史性跳躍。
十八世紀中期開始的人種分類標志著近代自然科學中的種族思維取代了古典的經驗描述,自然體系中的人類在科學上得以分門別類。人種分類學史上第一個重要的學者是瑞典植物學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他在1735年出版的《自然體系》中把人類分為四種,其中歐羅巴白種人、美洲印第安紅種人和非洲黑種人都是那時已廣為西方社會所熟悉的說法,只有亞洲人的膚色他用了一個並不明確的拉丁詞fuscus,通常可以理解為深色或棕色。在1740年的德文譯本中,這個詞被譯為德語的gelblich「微黃」。奇邁可認為,這是亞洲人種的膚色從各種可選擇的顏色最終走向「黃色」的重要一步。而更重要的一步是由林奈本人邁出的。他在1758-1759年出版該書第十版時,把亞洲人的顏色由fuscus改為luris,而這個詞可以譯為黃、淡黃、蠟黃、蒼白、死一般的顏色,等等。奇邁可強調,林奈並非簡單地要在白與黑兩極之間尋找一個合適的過渡色,他其實是在找一個暗示病態和不健康的詞來指稱亞洲人,因為林奈說過,植物呈現luris顏色就意味著悲傷和可疑。
十八世紀後期,所謂的科學種族論(Scientific Racism)里程碑性的發展來自於人類學家布魯門巴哈(Johann F. Blumenbach, 1752-1840)。這位號稱體質人類學之父的德國科學家不滿意林奈等人以大洲為單位和以膚色為標准區分人種的做法,轉而採用體質特徵特別是頭骨形態分析的方法把人類分為五個種群,分別命名為高加索人種、衣索比亞人種、美洲人種、馬來人種和蒙古人種。他發明的人種名稱中,高加索人種和蒙古人種這兩個詞都具有不可思議的、巨大的生命力,即使在種族思維正在被拋棄的今天,它們仍頑強地頻頻出現在各種科學與通俗文字里。盡管布魯門巴哈認為膚色的分類不精確易混淆,而且他自己只專注於頭骨分析,但他還是把流行的膚色分類與他的頭骨分類相結合,從而出現了白色高加索人種、黑色衣索比亞人種、紅色美洲人種、黑褐色馬來人種和黃色蒙古人種的五大人種分類法。在奇邁可看來,正是由於蒙古名稱為學界所廣泛接受,與該人種相聯系的黃色也就穩定下來,一枝獨秀,成為所有各備選顏色中最終的勝出者。從此,東亞人種就具有了蒙古體質與黃色皮膚的雙重標簽。
1795年是科學種族論的一個重要年份,這一年布魯門巴哈創造了「蒙古人種」和「高加索人種」等全新概念。之後的數十年間,盡管仍有人對如何更好地描述東方人的膚色存有爭議,東亞人的「蒙古人種」屬性則已普遍視為定論。布魯門巴哈為什麼採用蒙古來命名東亞人種呢?奇邁可分析,這並不是一個隨意的、方便的選擇,也不是因為蒙古人頭骨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據說這是以高加索命名白種人的理由),而是因為蒙古人是歷史上最令西方驚恐的東方人,這個名稱足以喚起西方對於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兒的歷史記憶。布魯門巴哈反復提示蒙古與韃靼的區別,他把韃靼之名給予突厥人,認為包括韃靼在內的中亞以及中東、南亞和北非人,和歐洲人一樣都屬於高加索人種,蒙古人種則專指東亞人。
布魯門巴哈創立的體質人類學立即把人種研究當作該學科的全部內容,迅速把科學種族論推向極致。處在白人與黑人之間的紅種人、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如同處在黑夜與白天之間、文明與野蠻之間、完美與惡賤之間的過渡。人種之間的體質差異,不僅僅是生理性差異,還反映了道德與智力的差異。解剖學所證實的高加索人種較大的腦容量決定了白種人的智力優越於其他人種,而且淺膚色和高眉骨也與他們最高的道德水平有因果關系;蒙古人種特有的淺黃膚色和內眥贅皮,與他們生性中的狡黠陰暗、僵化死板有直接的相關性;而衣索比亞人種的深膚色、低眉骨與厚嘴唇,則表明他們仍然接近於猿類。既然人的道德與智力差異取決於生理差異,那麼,不僅人種之間,而且各人種的亞種之間的差異,也會指向血統的優劣之別,比如日耳曼人就比其他白人要優越得多,而對白人純潔性和高貴性威脅最大的是白人中的猶太人和吉卜賽人。這就進一步推動科學種族論走上更荒謬、也更邪惡的不歸路。
奇邁可的注意力集中在膚色上,特別是所謂蒙古人種的膚色上。他用了很大篇幅描述體質人類學家以科學研究的嚴謹和細致,百折不撓地投身於測定膚色的科學事業,他們設計各種方法,發明各種儀器,積累和分析有色人種特別是蒙古人種的膚色屬性的詳實數據。他們在進行這項工作之初,早已深信蒙古人種的黃皮膚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如果肉眼難以看到,那是因為黃色隱藏在表象之下,只有科學測量、科學實驗和科學計算才能還原黃色的真相。依據進化論理論,在人類進化的兩極之間,即完美階段高加索人與原始階段非洲黑人之間,黃皮膚的蒙古人種代表了進化過程的一個中間階段,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東亞雖然有過較高級的古代文明,到一定時候卻停滯僵化,以致遠遠落後於西方。有些東亞人看上去不僅不黃,而且似乎比許多歐洲人更為白皙,那也一定是因為東亞歷史上有過歐洲血統的混入。
奇邁可專辟一章講種族思維在醫學中的發展,圍繞三個以蒙古命名的病症來說明十九世紀科學種族論的深刻影響。第一個是「蒙古眼褶」。按照人種分類的生理學描述,蒙古人種眼睛細長且小,有明顯內眥贅皮(又稱蒙古褶),眼角上眼皮覆蓋下眼皮。醫生發現部分歐洲人兒童期也會出現眼內眥贅皮,在進化論的視野下,這種現象恰恰成為白種人進化程度高於黃種人的證據。第二個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是「蒙古斑」,這種骶部色素斑本是一種良性的先天胎記,普遍出現在世界各人群中,但因非洲人皮膚色素較深、歐洲人皮膚色素較淺,均不易察覺,故於東亞人群中最為常見,最初被認為僅見於東亞,因而被西方醫學界命名為「蒙古斑」。一種科學解釋把這種胎記看成人類進化中脫落了的尾巴的遺痕,而這種遺痕不見於白人,同樣說明白人的進化程度是最高的。對於部分歐洲嬰兒中也存在的這類胎記,有些學者解釋與中世紀蒙古人的入侵有關,這種解釋又被用來佐證人類混種的危害。第三個就是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生John L. Down發現並命名的「蒙古人病」。這種現已改以發現者姓氏命名的「唐氏綜合征」,是染色體變異造成的遺傳性智障疾病,最初只在歐洲人中發現,因為患者面容都很相像,臉部較寬,眼睛小而上挑,與人們理解中的蒙古人種的面部特徵頗為相似,發現者遂稱之為「蒙古人病」或「蒙古傻子」。白人患了智障疾病怎麼會呈現蒙古人的面容特徵呢?符合進化論的解釋是,智障疾病就是人類進化的反向衰退,高加索人種衰退的結果,就是回到較低級的蒙古人種階段,所以會有蒙古人的面容。按照這個荒誕的病理理論,如果蒙古人種也發生智障衰退,患者就應該呈現黑人的面部特徵。後來在白人以外、包括東亞在內的世界各人群中都發現了這類病患,舊的病理解釋也早已拋棄,這個有著強烈病態特徵的「蒙古病」名稱卻被醫學界沿用到差不多二十年前。
正如有些醫學機構所批評的,至遲從科學種族論興起以來,以種族為根據的病理分析已經成為某種本能反應,把種族、族群這類假定以血緣依據劃分邊界的社會單元,與某些病患的發生機理和流行范圍聯系起來。這種做法直到目前還頗有市場,盡管國際上一些著名的醫學雜志已開始要求作者不再以種族作為解釋變數。我們舉一個在中國廣為人知的例子,就是關於腳的小拇指趾甲分叉的種族或族群解釋。腳小拇指趾甲分叉,在中國有許多種解釋,其中很多都從種族或族群角度切入。比如,有人說這是蒙古人種的特徵,也有人解釋這是漢族的特徵,還有人認為這是滿族的特徵。最浪漫的解釋把這種疾病現象與明代洪洞縣的移民傳說聯系在一起,說具此特徵者都是洪洞縣大槐樹下移民的後裔。這種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指甲疾病(Onychoschizia),可能僅僅與營養缺陷或身體脫水有關,從種族角度尋求病理解釋只能是緣木求魚。
每個文化體、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種族思維傳統,但只有西方的科學種族論帶有科學的光環,並作為近代西方知識體系的一部分進入非西方世界。奇邁可考察了黃色蒙古人種觀念在中國和日本被接受的過程,發現中國人接受此一觀念更加主動,因為黃色在中國文化中幾乎沒有什麼負面意義(表色情涵義的「黃色」一詞是後來從西方yellow journalism轉化而來的),諸如黃帝、黃河等專名的傳統以及黃色的尊貴地位等因素,使中國人接受黃色人種歸類並無困難,需要剔除的僅僅是西方人附加於白色與黃色的種種價值褒貶。而日本傳統中黃色並無這種積極用例,因此接受過程較為曲折。奇邁可還發現,中國人最早接受這一觀念並積極推廣鼓吹的,是那些有機會接受西方教育或了解西方的知識分子。而對於日本的崛起,中國反西方的社會行動如義和團,西方的反應之一就是「黃禍論(yellow peril)」的出現。黃禍論雖然是針對近代中國和日本的,但歷史依據卻是十三世紀的蒙古西征,全然不顧歷史上中國是蒙古征服的受害者,而日本也差一點就遭受蒙古征服。蒙古人種與黃色人種這兩個標簽結合起來,才可能推動「黃禍論」的流行。
從1972年Richard Lewontin發表那篇人類基因多樣性在人群中分布比例的文章以來,以「種族(race)」這一類的標簽把人類劃分為不同集團與亞集團的傳統分類法,開始越來越失去其生物學的依據。研究者相信,人類基因多樣性主要存在於個體之間,比較而言,地域與族群間的差異反倒無關緊要,而且在種族與種族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根本不可能描畫出有科學依據的分界線。最近有關基因與種族、基因與族群關系的研究顯示,現代人類基因多樣性的現狀,是人類在約十萬年前走出非洲很久以後,晚至五六萬年前才加快速度形成的,是人類基因在個體之間、集團之間歷經長久的反復交換的結果,這個過程就是「網狀演化」(reticulate evolution),而所謂種族,則是更晚的「社會-文化建構」(socio-cultural construct)。這種「社會-文化建構」的本質,則是政治性的。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認識在中國社會還遠遠不是常識,即使在知識分子中,即使在研究歷史、民族和族群問題的學者中。事實上,我們經常聽到的是《龍的傳人》那種「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的種族認同。正如歌里反復唱著「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江」、「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河」,明明身在東亞的寫歌人和唱歌人,卻用「遙遠」這個詞來描述自己腳下的土地,說明他們不僅接受了西方的種族觀念,也主動以西方為中心點來測量和描述東亞。只是,蒙古人種、黃色人種、黃皮膚這樣的觀念與詞語,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體上,在西方科學論著中,卻基本銷聲匿跡了。這不僅是出於所謂「政治正確」,其實主要是出於「知識正確」,因為現代科學早已脫胎換骨,拋棄種族思維了。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奇邁可這本《變成黃種人》對中國知識界具有很高的科普價值。只有深入了解種族思維的歷史發展過程,我們才能知道種族觀念、人種分類知識是多麼的荒謬和危險。

❾ 北京市北京大學歷任校長的名字

1. 蔡元培(1868-1940),男,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漢族,曾任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

2. 蔣夢麟(1886-1964)原名夢熊,字兆賢,號孟鄰,浙江餘姚人。長期擔任北京大學校長。

3.胡適(1891.12.17—1962.2.24),漢族,安徽績溪上庄村人。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家、文學家,哲學家。北京大學校長。

4.湯用彤(1893—1964),字錫予,祖籍湖北省黃梅縣,生於甘肅省渭源縣。中國著名哲學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著名學者。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校長。

5.馬寅初(1882—1982), 回族人1882年6月24日出生在浙江省嵊縣浦口鎮。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教育學家、人口學家。1951年任北京大學校長。

6.陸平(1914-2002),男,原名劉志賢,又名盧荻,吉林長春人。1957年10月至1960年3月,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同年11月起任北京大學黨委第一書記。1960年3月至1966年6月,兼任校長。

7.周培源(1902年8月28日-1993年11月24日)著名流體力學家、理論物理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科學院院士,我國近代力學奠基人和理論物理奠基人之一。曾任清華大學教務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副校長和校長。

8.張龍翔(1981.5-1984.3),教授,生物化學家。浙江吳興(今湖州)人。1981年5月至1984年3月任北京大學校長。

9.丁石孫,男,漢族,1927年9月生,江蘇鎮江人,民盟成員、中共黨員,1950年參加工作,清華大學數學系畢業, 1984年至1988年北京大學校長、教授。

10.吳樹青,經濟學家兼教育家,教授。江蘇江陰人。經濟學家。1989年8月至1996年8月任北京大學校長。

11.陳佳洱(1934— ),上海人。著名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教育家、加速器物理學家。

12. 許 智宏 ,男,漢族,1942年10月出生,江蘇.無錫人,1965年9月參加工作,1999年12月至2008年11月任北京大學校長。

13. 周 其風 男,漢族,1947年10月8日(農歷)出生,湖南瀏陽人,中共黨員,理學博士。中國科學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導師。2008年11月開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

(9)1981年北京大學教授在新體育擴展閱讀:

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簡稱「北大」,誕生於1898年,初名京師大學堂,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也是最早以「大學」之名創辦的學校,其成立標志著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開端。北大是中國近代以來唯一以國家最高學府身份創立的學校,最初也是國家最高教育行政機關,行使教育部職能,統管全國教育。北大催生了中國最早的現代學制,開創了中國最早的文科、理科、社科、農科、醫科等大學學科,是近代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的奠基者 。

1912年5月3日,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校,嚴復為首任校長 。1917年,蔡元培出任校長,「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之義」,把北大辦成全國學術和思想中心,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中心、五四運動策源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北大與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遷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不久遷往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1946年10月在北平復學 。

北大由教育部直屬,中央直管副部級建制,是國家雙一流、211工程、985工程 、2011計劃重點建設的全國重點大學,九校聯盟 、中國大學校長聯誼會、京港大學聯盟 、亞洲大學聯盟 、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國際研究型大學聯盟、環太平洋大學聯盟、東亞四大學論壇、國際公立大學論壇、中俄綜合性大學聯盟重要成員。

北大始終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聚集了許多學者專家,培養了眾多優秀人才,創造了大批重大科學成果,影響和推動了中國近現代思想理論、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和社會發展的進程。

網路-北京大學

❿ 北京大學的歷任校長

1、孫家鼐(1898.07-1900.00)

2、許景澄(1899.07-1900.07)

3、張百熙(1902.01-1904.02)

4、張亨嘉(1904.02-1906.02)

5、李家駒(1906.02-1907.07)

6、朱益藩(1907.07-1907.12)

7、劉廷琛(1907.12-1910.09)

8、柯劭愍(1910.09-1911.11)

9、勞乃宣(1911.11-1912.02)

10、嚴復(1912.02-1912.10)

11、何燏時(1912.12-1913.11)

12、胡仁源(1913.11-1916.12)

13、蔡元培(1916.12-1927.08)

14、蔣夢麟(1930.12-1945.09)

15、胡適(1945.09-1948.12)

16、湯用彤(1949.05-1951.09)

17、馬寅初(1951.06-1960.03)

18、陸平(1960.03-1966.06)

19、周培源(1978.07-1981.03)

20、張龍翔(1981.05-1984.03)

21、丁石孫(1984.03-1989.08)

22、吳樹青(1989.08-1996.08)

23、陳佳洱(1996.08-1999.11)

24、許智宏(1999.11-2008.11)

25、周其鳳(2008.11-2013.03)

26、王恩哥(2013.03-2015.02)

27、林建華(2015.02-2018.10)

28、郝平(2018.10-至今)

(10)1981年北京大學教授在新體育擴展閱讀:

北京大學,創建於1898年,初名京師大學堂,成立之初為中國最高學府,同時也是國家最高教育行政機關,行使教育部職能,統管全國教育。中華民國建立後,校名改為北京大學校,後又改名為國立北京大學。

1916年至192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期,「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之義」,推行改革,把北大辦成以文、理兩科為重點的綜合性大學,使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五四運動的策源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北大與清華、南開合並組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日本戰敗後,北京大學回到北平復校。1952年院系調整後,北京大學聚集了原北大、清華、燕大三校的自然科學、人文學者,奠定了北大文理學科在中國高校中長期領先的地位。2000年,北京醫科大學回歸北京大學,成為北京大學醫學部。

如今,北京大學是一所兼具自然科學、人文學科、社會科學、醫學以及新型工科的綜合性大學,也是大中華地區和亞太地區綜合實力最強的高等教育機構之一。

北京大學現有六個校區。北京大學校址原本在沙灘紅樓、公主府等地,1952年院系調整後遷入位於北京西北郊的原燕京大學校園(燕園),燕園兼收中國古典韻味和西方校園規劃理念,主要景觀有未名湖、博雅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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