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教授狠批私有制

⑴ 發展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私有制之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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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先生讀研究生時候的老師是哪位

是趙儷生教授！
秦暉：《教澤與啟迪：懷念先師趙儷生教授》，此文在騰訊網上有刊登。

秦暉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趙儷生(1917－2007)，山東安丘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

我的導師趙儷生先生去世了。

回想1978年，我們這些「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進校時盡管都是動亂年代堅持讀書的人，畢竟剛經歷了「文化斷層」，對傳統用語不熟悉。一位師兄在文章中寫道「先師趙儷生」如何如何，他大概是覺得「先師」是類同於「先生」而更為尊敬的一種稱呼。結果趙先生讀了哈哈大笑：「我還活得好好的，怎麼成'先師'了？」

晚年趙儷生作者供圖

而今音容宛在，哲人已逝，趙先生走完了他坎坷、傳奇的91個春秋，真的成了我們的先師了。

先生對於我是有殊恩的。我1966年剛進中學就碰上「文革」停課，接著廣西發生慘烈程度冠於全國的「武鬥」——其實就是槍林彈雨的內戰，戰火甫熄，我就在不到16歲時「初中畢業」下鄉插隊了。此後是9年多的「早稻田大學」生涯，直到1978年我成為趙先生的研究生。所以除了「文革」前的6年小學，我真正的杏壇受業生涯就是在趙先生門下那一段。當年我雖然考得很好，但「早稻田大學」的出身不免於成見。尤其是我那「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視神經萎縮，裸視力0.2，矯正視力也僅0.7」的體檢表，令人印象強烈。因此後來聽說錄取我的阻力頗大。是趙先生力排眾議，我才得以跨入校門。據說當時先生曾言：如不招秦暉，我就一個也不招了。還說：秦暉就是失明，也可以成為又一個陳寅恪。

青年趙儷生

近30年過去了，我並未失明，愧對師恩的是也沒有成為「陳寅恪」。但趙先生對我的知遇之恩，實迥然別於一般師生。人生道路靠努力，也靠機遇。我想我一生最大的機遇就是能夠師從趙先生。是他把我帶入學術殿堂，而且我至今研究的農民問題也是緣起於先生當年對土地制度史、農民戰爭史的「拓荒」。如果不是遇見了趙先生，我的人生道路很可能完全是另一個樣子。

但作為學者，趙先生所給予我的又豈止於「機遇」而已。先生之學博大精深，對我的啟迪難以估量。雖然我和先生是兩代人，知識領域不可能重疊，時代賦予我們的「問題意識」不可能一樣，治學之路不可能雷同，甚至對許多問題的看法也不一樣，但即便就是在那些「不一樣」之處，也有來自先生給我的啟發。在緬懷先生的此刻回顧這些思想路程，是對先生的最好紀念。趙先生自己是個獨立思考者，他也這樣要求我們。因此我相信先生的在天之靈，會高興地看我寫下這段文字。

1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

《趙儷生文集》書影，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

趙先生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並因此差點死在夾邊溝。但在1949年前他卻是典型的左派學者。他不僅全程參加了「一二九運動」，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山西新軍並曾任營指導員之職，而且後來「卸甲讀書」後也仍然以左派思想、尤其是馬克思主義作為治學所依的主要思想資源。先生自謂「平生不喜餖飣之學」，重視宏觀研究和理論分析。盡管後來許多「主義者」由於趙先生被整肅而不承認，但在1949年前後形成的馬克思主義新史學體系中，他實屬於貢獻最大者之一。與他同時被打成「右派」的另一史學大師向達先生曾不無諷刺地稱當時的新史學為「五朵金花」，即主要討論古史分期、農民戰爭、土地制度、民族關系與民族融合、資本主義萌芽這五大問題。而趙先生對其中三朵「金花」都有很大貢獻：對農民戰爭史他有公認的篳路藍縷之功，土地制度史他建立了自己的研究體系，第三朵即「古史分期」和社會性質討論他也是其中「魏晉封建論」一派的重要學者之一。但是趙先生出名的並不在於對「魏晉封建」的具體論證，而在於他對此說的理論基礎，即馬克思關於「古代東方」和「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思想所做的闡釋和發揮。

「無私有、卻有'專制'和奴隸狀態」的「亞細亞國家」理論

馬克思的「亞細亞國家」理論與「共同體」概念密切相關。在19世紀，古代或「傳統」社會以身份性、強制性和依附性的「整體」為特徵，而近(現)代化意味著個性與個人權利的覺醒和自由人的契約聯合，這是啟蒙時代以來各種「進步」思想的共同觀點。舉凡盧梭、黑格爾、梅恩、密爾、滕尼斯、迪爾凱姆乃至馬克思、拉法格、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都是這么看的。馬克思認為：「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於一個較大的整體。」這些「整體」的演變過程是：最初是「完全自然的家庭」，然後由家庭「擴大成為氏族」，又由「氏族間的沖突和融合」形成各種更大的共同體。或者說是：「自然形成的共同體」包括：由家庭「擴大成為部落」，然後是「部落的聯合」。由這些「自然形成的」組織再合成「凌駕於所有一切小共同體之上的總合的統一體」，即「亞細亞國家」。在這些壓抑個性的「共同體」或「統一體」中，個人只是「狹隘人群的附屬物」，個人本身就是「共同體的財產」。由所有個人對共同體的依附產生出共同體成員對「共同體之父」的依附。而這，就是「亞細亞專制」之源。

在當時實證資料有限的情況下，上述見解實際上是從那些學者對自由的價值追求中邏輯地推出的。所謂「亞細亞國家」就是這樣一個與其說是事實判斷、不如說是價值判斷的概念。馬克思當時說的「亞細亞」，有如下基本特徵：它是社會的第一個發展階段；那時沒有私有制，而是「土地國有」、「農村公社」，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嚴酷的專制主義和「普遍奴隸制」。

「亞細亞方式」與後來的「五種社會形態」說的沖突

但是這種描述到了後來的「五種社會形態」說中，就面臨嚴重的解釋困難。根據斯大林時代的理解，「專制國家」和「奴隸制」只是「私有制」的產物。而「無私有」的、或者一切皆為「公社」的狀態則被塗上了「平等」的玫瑰色：或者是未來理想的「共產主義」，或者是據說為人類本初狀態的「原始社會」，而後者除了物質貧乏、「生產力很低」外，在道義上似乎很美好：那是個「無階級」、「無剝削壓迫」的「原始民主」、「原始共產主義」狀態。而馬克思的「亞細亞」卻把「無私有」、「共同體」、「公社」和駭人的「專制國家」、「普遍奴隸制」掛了鉤。這在「五形態」中往哪兒擺呢？你說它是「原始社會」吧，它又充滿「剝削壓迫」，你說它是「奴隸社會」吧，它又沒有「私有制」，而且馬克思明明是把它擺在初始位置，而不是繼「原始社會」之後的「第二階段」。

於是後來的蘇聯就出現了「兩種類型」說和「兩個階段」說的長期論戰。前者認為「亞細亞」只是東方「水利灌溉」地區的特殊社會類型，不適合於歐洲與其他非「水利灌溉」地區。後者承認「亞細亞方式」不僅亞洲有，但說它是介乎「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之間的過渡階段，「無私有」是原始特徵，「專制國家」是奴隸社會特徵，因此它似乎應該是「早期奴隸制」或曰「不發達奴隸制」，與後來的「典型奴隸制」或「發達奴隸制」共同構成「奴隸社會」的兩個階段。但是，這兩種說法在實證上與邏輯上都有大量的破綻。

沙俄時代，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借「亞細亞專制」之說批判現實

而且更重要的是：那種無「私有」卻有「專制」和奴隸狀態的說法容易引起現實的聯想。事實上，當年普列漢諾夫那一代馬克思主義者在俄國進行反專制斗爭時，的確運用了這種說法來抨擊當時的沙皇專制「公社國家」，他們斥責沙皇「用刺刀和鞭子強迫農民'共耕'」，指出「俄國農民分裂成兩個階級：剝削者的公社和被剝削的個人」，疾呼「農村公社對農民的危害越來越大了」，還把支持獨立農民、實現退社自由列為無產階級政黨第一個土地綱領的「惟一內容」。他們同樣抨擊當時的民粹派美化農村公社、抵制資本主義的主張是為「亞細亞專制」張目，是反動的「警察民粹主義」，是追求「古代中國或秘魯式的共產主義基礎上革新了的皇帝專制」。那時「亞細亞專制」之說在現實中既有如此作用，學術上又還沒有與當時並不存在的「五形態」官定模式發生沖突，所以它曾經是反專制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的銳利武器。從普列漢諾夫、早期列寧直到俄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山祖波克羅夫斯基，都嫻於此道。

蘇聯時代，關於「亞細亞」方式的討論成為敏感話題

然而到蘇聯時代形勢大變，布爾什維克自己搞起了更嚴厲的「公社國家」，同時確立了「五形態」的官方史學，「私有制」被判定為「剝削壓迫」的惟一根源，退社自由成了大逆不道，民粹派的罪過也從維護「專制公社」變成了鼓吹「小農自由」。於是關於「亞細亞方式」的討論就變得非常敏感以至危險。蘇聯時期為此曾屢興大獄，很多人為此掉了腦袋。

在我國，民國年間的社會史論戰中「亞細亞方式」說就被判定為「托派理論」，1949年後很多人也為此遭厄運。加上與認同歐洲的俄國人不同，身處東方和亞洲的國人對貶義濃厚的「亞細亞方式」理論還容易產生另一層反感情緒：這個理論除了「托派異端」，似乎還有「殖民主義的西方偏見」之嫌(盡管在馬克思那裡「亞細亞」是個普遍性概念，並無專指亞洲之意)。於是在我國，「亞細亞方式」理論更是長期成為學術禁區，直到1990年後還發生過一場對它的「大批判」。

⑶ 土地私有制的益處

《土地管理法》第四輪修改正在緊鑼密鼓的進行之中，伴隨著此輪修法，對於土地制度改革的討論也越來越激烈。很多專家都聚焦於本輪修法如何做實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在此之際，鳳凰網財經《財·知道》欄目獨家對話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教授。蔡繼明在對話中表示，中國應該逐步推行土地私有化。
土地私有化有利於保護農民利益
近年以來，中國出現了很多由土地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非法征地等糾紛不斷。幾個月前的河北香河，就出現過政府大規模違規圈地的現象。開發商與村委會簽訂了「土地流轉合同」，而大量的農民並未簽訂土地徵用合同。此舉也引起了村民的不滿與抵抗。
蔡繼明認為，在現行的政治制度與法律制度下，土地私有化可以增強農民保護自己土地的意識和能力。集體所有制的情況下很容易出現集體代替個人做主的事情，違背農民的意願，侵害農民的權益。
「要是土地私有了，那集體根本就沒有這種權利了。」蔡繼明說。
徵收集體的財產和徵收私人的財產又有一定的差別。蔡繼明認為，「國家通過徵收把集體土地變成國有土地，好像是公與公之間交易，比較容易達成默契。」
土地私有化並非全盤私有化並不違反憲法
中國的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調以公有制為主體。在這種體制下談土地的私有化，是一種比較敏感的行為，制度上的障礙成為現實的擔憂。
不過，在蔡繼明看來，這完全不是問題。他說，談土地私有化，並不是說全盤私有化。准確的表達應該是土地制度多元化。不排除一部分土地繼續實行國有，集體所有，但是有些土地就可以實行私有，比如說宅基地，非公益性的土地，沒有必要一定要實行國有。
「從憲法的角度來說，憲法在總綱裡面談到中國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生產資料的多元所有制。在城市裡邊，也允許有非公有制經濟大量的存在和發展。如果我們把土地制度做一個調整，由原來的單一公有制變成多元所有制，甚至也可以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並存，這個並不違反憲法。」
土地私有化可從宅基地做起50年或70年產權制度須廢除
在操作層面上，蔡繼明認為，私有化可以先從宅基地做起。
「其實農村的宅基地某種程度上已經具有私有的屬性，只不過我們還給了它很多權能的限制，比如說轉讓、抵押，包括小產權房等等。我們現在限制它的交易，以後取消就可以了。」
城市裡面的宅基地則有使用時間的限制，有70年產權或50年產權等。2011年初上海曾出台通知，規定土地70年產權到期將無償收回，這也引起了住房市場的恐慌。
改革開放到現在已經有33年，很多房屋距離使用期限越來越近，這也極大影響了住宅的價值與產權交易。
對此蔡繼明認為，城市的宅基地可以繼續保持國有，但至少要賦予它永久的使用權。
「永包制」等說法是掛羊頭賣狗肉其實都是推行土地私有化
在土地制度上，有學者提出過「永包制」，也有人提出過「永佃權」，對此蔡繼明笑言，這可能得叫做掛羊頭賣狗肉。

⑷ 學國學 楊傳統作文，國學與傳統文化相連接，字數在900字左右，跪謝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國民教育、中小學教育對一代代國民的基本素養的形成與提高最為關鍵。目前我們的中小學教育存在著很多問題，個人以為最大的問題是：知性教育太過，德性教育不足；科技教育偏勝，人文教育不及。本人在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於方家。不當之處，敬請指教。

中國的教育界太過功利化，目光短淺，問題很多。目前我國中學生數理化教育的水準，特別是數學教育的水平，已高出歐美四、五個檔次，還在不斷拔高、加碼、升級。在高考指揮棒下，當下的「課改」適得其反，只能是更加層層加碼，又增加了數理化，特別是數學的難度，揠苗助長，使不少中學生失去了學習數學（或數理化）的興趣。中小學，特別是中學理工科基礎教育與人文學科基礎教育嚴重失衡，理科太偏重了。如果拿智育與德育相比，智育太過，德育不及。兩者根本未達到所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的平衡狀態。在文科基礎教育中，政治教育取代人文、人性教育與道德教育的狀況又特別嚴重。整個社會的政治教育與道德教育（不用說中小學的）仍然是老一套，教條化，根本不能打動人心，管乎人心，滲透到人的信仰、行為中去。社會上多數大幹部尚且說一套做一套，賄賂公行，官德不在，遑論其他人呢？人性、心性、性情教育，文化理念與信仰的教育是根本的、管總的、長久的，是超乎政治意識形態之上的東西。我肯定適當的政治教育的必要性，但認為一定要有限度。政治的價值是短時效的，人文、人性的價值，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價值是長久的，根本的。這里有本末的關系，不可顛倒。我們現在最缺乏的是生動活潑的、適合不同學齡孩子的人性的教育，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價值觀、做人做事底線與終極信仰的教育，而這對於國家民族的長久利益，對現代法治社會、公民社會的公民底線倫理與倫理共識的建構，意義十分重大。做什麼人，培養什麼人，是根本。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手段。現在的社會風氣，聲色犬馬，唯利是圖，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學校教育都面臨很多難題。社會上成年人、老師、家長的生活方式、行多方式、情感方式、價值觀念，對孩子們的影響是最大的。中小學出現的校園暴力與其他現象，例如有的孩子受到性侵害的現象，令人憂心忡忡。故我們不僅希望學校師長，更呼籲整個社會，大多數家庭，特別是幹部、知識分子、大中小學教師都來整齊風俗，移風易俗，正心誠意，潔身自好，堅持做人的底線，並用心去做好人性、性情的教育。

一、為什麼要重視國文與國學教育

每一個中國人，更不要說承擔著傳承文明、教育下一代重任的中小學的幹部、教師（無論教哪一門課的教師），都應當掌握好母語，具有中國歷史文化的常識。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國民，有接觸本國經典的義務。一個西方人，不管從事什麼行業，在他經受的家庭、社會、學校教育中，起碼誦讀過、學習過荷馬史詩，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等希臘哲學，西塞羅等羅馬政論，莎士比亞的文學作品等。這都是視為當然的，是他們的人文修養的基本功。一個中國人，也應當掌握好母語，具有中國文化的常識。可是在我國，如果我們讓青少年讀一點有關孔子、孟子、老子、莊子的書，會被認為是舊守復古、大逆不道。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近年來，這種情況有所好轉。

2001年5月我在德國。有一天，萊比錫大學的一位女教師陪我到該校去作演講，途中她先送女兒上幼兒園。她對我說：「我送女兒到教會辦的幼兒園去，幼兒園的老師們常給孩子們講《聖經》中的故事。這是要讓孩子們從小接受我們這個文化最基本的做人的教育，博愛的教育。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是不允許傳教的，孩子們長大以後信不信教，由他們自己選擇，成年以後的事，家長不幹預。但作為家長，一定要讓孩子在幼小的時候就接受我們自己文化中最基本的倫理的教育。」

我的朋友、德國特里爾大學的文學院長、漢學家波爾教授（他的中國名字叫卜松山）曾經在北京與特里爾多次鄭重地對我說過：「你們中國有很好的倫理資源，特別是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做人的道理，可惜你們放棄了，沒有用這些本土的文化資源教育後代，這非常遺憾！」卜松山先生是中國通，他翻譯了鄭板橋，會唱道情，研究中國美學，也研究儒家道德哲學。

法國的小學、中學的國文教育，注重本土文化思想的訓練，中學生即開始學笛卡爾、馬勒伯郎士的哲學，孟德斯鳩、盧梭的政治學等。法國對所有大學生的國文教育，重視古典語言和希臘、羅馬的典籍，及有關宗教、歷史、哲學、倫理、政治、經濟等古典著作的閱讀。現代歐美大多數知識分子在成長過程中反復受到上述古典的教育，浸潤於其中。

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基本的倫理共識，那是非常危險、非常可怕的。再嚴密的法律，代替不了社會的倫理道德；進一步說，健康的現代化的法治社會恰恰是建立在民眾的底線倫理、民眾的倫理共識的文化土壤之上的。我們到美國去過的同志都知道，美國一些地方的治安狀況很好，真可以說是「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為什麼呢？除了法治健全之外，大凡這些地區的社區文化比較健康，或者基督教、天主教的道德教育做得好。這些地方的離婚率很低，家庭和諧穩定。

作為一個中國人，不能不讀《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之於中國，如同《阿含經》之於印度，《可蘭經》之於阿拉伯，《新約》、《舊約》之於西方。

法國的啟蒙思想家推崇儒家人道、人性的學說，用以反對神學，他們把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寫進1793年憲法及《人權宣言》。二戰結束後，國際聯盟（即今天的聯合國）在通過《人權宣言》時，中國代表張彭春先生（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研究生）起過很多作用，張先生把儒家的智慧滲透進去，並以儒家智慧來協調各方，使該宣言得以通過。聯合國大廈鐫刻著孔子的一句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1993年在芝加哥，六千五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宗教領袖，通過了一個《世界倫理宣言》，這個宣言有兩條基本原則，其中之一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的意思是：自己不想要的東西絕不要強加給別人，當然這不是指物質上的東西，而是指的人格尊嚴。自己不想受到別人的羞辱，那您首先就要尊重別人，不要羞辱別人。反過來說，您想要別人怎麼對待您，您就要那樣地去對待別人。這可以推廣為國家、民族、宗教、文化之間相互對話與交往的准則。

幾十年以來，中國大陸的幼兒教育、中小學教育中，缺乏國文、國學基本知識和傳統道德的教育，近十多年來雖有所好轉，但仍然不令人滿意。就取得全社會普遍的族群認同與倫理共識而言，就和諧社會的建構與可持續發展而言，幼兒與中小學教育中的國文、國學教育是基礎的基礎。因此，全社會都應當重視對幼兒、小學生和中學生加強中華民族人文知識與人文精神的教育。不然，大學人文教育就根本沒有辦法做好。

從公民的文化教養與民族文明的健康發展來看，應當有法律嚴格禁止中學生的文理分科。同樣的，我國應當為民族傳統文化的承傳立法，或者說，應當在法律上規定，必須對幼兒與中小學生進行傳統語言與文化的教育，維護民族語言與文化的純潔與尊嚴。必須改變目前青少年學英語的時間、精力大大超過學習國語的狀況。

人的一生中受到最大影響的，除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外，就是小學、中學的教師了。我十分感念我的父母兄長，我的小學老師、中學老師。他們在言傳身教中教會了我們如何做人。我們的中小學教師們都很辛苦。老師們的一言一行，直接影響著學生，甚至影響學生一輩子。但由於教育制度、結構和種種原因，今天的中小學教師以及今天的為人祖父母、為人父母者的國文與國學素養，卻不敢恭維。因此要大力培養師資。

我舉雙手贊同兒童讀經。2003年我在日本講學，曾專程去福岡看望了九五高齡的岡田武彥先生。岡田先生九十高齡時還在福岡的一家幼兒園給孩子們講《論語》。岡田先生說，東方文化中有很多珍寶還未開發出來，東方文化一定會勝過西方文化。兒童背一點蒙學讀物，如《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千家詩》等，背一點《論語》《孟子》《老子》，背一點古代詩詞等，很有好處。我認識一些兒童的家長，他們指導自己的子女或孫子女，適當背誦一點古代經典，對開發智力很有好處。十三歲以前語言記憶能力很強，多背一點，打一點童子功很有必要。這一年齡段只要背，以後再慢慢理解、反芻，終身受益無窮。這不僅對孩子們學人文有好處，而且對孩子們學科學有好處，對孩子們將來做人、立身行世都有好處。過去一些有名的自然科學家都有很好的文化修養、文史哲的功底，例如數學家華羅庚先生、李國平先生等，都善詩詞書法。他們從小都背過經典，接受的教育很全面。各位不用擔心孩子們現在懂不懂，擔心的倒是孩子會向家長與老師挑戰，老師與家長必須懂一點國學初步，也就是要略知經、史、子、集，略懂基本的經典。

從《光明日報》的報道中可知，不少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肯定兒童讀經，特別表揚了沈陽市皇姑屯區所有的小學生每天早上用20分鍾誦讀蒙學讀物與《論語》。我認為是非常值得推廣的。

我們應在中小學教育中恢復毛筆字的教育與訓練。我們的高小與中學語文課本中應按年級適度增加文言文的比重，到高二、高三，至少應有五、六成的古文。繁體字是中華文化的重要內容與載體，我建議認真考慮已故任繼愈先生的倡議，讓中小學生與國民「識繁用簡」。

人文教育事關孩子們的人格成長、心理健康。人文教育包括全人類、東西方人文精神的教育，其中外國的，特別是西方的人文精神的學習非常重要。但相比較而言，國學與國文教育又是基礎的基礎。國文、國學中有很多屬於博雅教育、心性修養與君子人格培育的范疇，屬於祖國歷史文化精神傳承的問題，故應當特別重視。

二、西方大學的通識教育給我們的啟示

斯坦福大學明確以博雅教育作為大學教育目標，該校要求同學們不局限於一個專業，要有廣博的知識與修養，要「均勻」，即接觸不同學科，同時了解不同文化的經典、觀念與價值。該校規定學生在下列九個領域中選修十一門課（每一門至少3學分）：1、文化、觀念及價值，2、世界文化，3、美國文化（以上為文化核心課程）；4、數理科學，5、自然科學，6、科技及應用科學（以上為科學核心課程）；7、文學及藝術，8、哲學、社會及宗教思想，9、社會及行為科學（以上為人文及社會科學核心課程）。以上每一領域中的課程，基本上都是經典導讀，其課程名稱為：荷馬的《奧德賽》或《伊利亞德》，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斯多德著作選或其《倫理學》、《政治學》，《聖經》，奧古斯丁的《懺悔錄》，中國思想家孔子著作選讀或《論語》，中國道家哲學選讀或老子的《道德經》，《孟子》選讀，《莊子》選讀，馬丁•路德著作選，馬基雅維利的《君王論》，密爾頓的《失落園》，蒙田散文選，但丁的《神曲》，摩爾的《烏托邦》，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及《論人類不平等之起源》，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及《暴風雨》，牛頓著作選，達爾文著作選或《物種起源》，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選或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或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與國家之起源》，韋伯的《新教倫理》，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培根的《新工具》，笛卡兒的《方法論》及《沉思錄》，洛克的《政府二論》，霍布斯的《利維坦》，尼採的《悲劇的誕生》，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可蘭經》，《藝術史》及《世界文明》等。

芝加哥大學的通識教育是非常有名的。該校大學生的畢業學分中有一半以上是涵蓋六個領域（人文類、外國語文類、數理科學類、自然科學類、社會科學類、文明研究類）的通識課程，名為共同核心課程，學生必修21門課，份量很重。[1]

哈佛大學的傳統也是通識教育，重視人文精神的培育。哈佛的理念是：最佳教育是開放式、創造性教育，不僅應有助於學生在專業領域內具有原創性的思想與能力，而且要創造條件讓學生善於深思熟慮，有追求的理想目標和洞察力，成為具有自由人格的、完美的、成功的人。哈佛本科生在校四年中，除在一個主要領域中學習外，也進行跨學科專業的學習。該校不少教授強調人文學習的重要性，主張理解、吸收不同的價值觀念。大學本科生必修8至10門課的「核心課程」。核心課程的主要領域有：外國文化、歷史研究、文學與藝術、道德思考、科學與社會分析，並須修習英文寫作、數理統計及外國語文。在「道德思考」領域，該校請不同的專門家講授不同的宗教、文化傳統的倫理道德課程，讓同學們選修一種。其中有杜維明教授的「儒家倫理」課，每次都有三百多位學生選修。杜教授只上大課，並定期主持助教會。該校規定，每20名學生必須配一名助教，助教參加學生的討論（每周一次），引導學生讀書，批解他們的讀書報告。

有的哈佛教授認為，任何復雜的文明必須發展社會資本，這個社會資本是看不見的。不能以淺短的目光看待我們教育的效果，最佳的教育不能以美元來衡量。有的教授認為，不能只重視經濟資本，還要發展文化人。這就要考慮文化傳承、心靈積習。除了智力教育、科技方法之外，還要培育倫理素養、人生智慧、精神價值、文化能力、道德信念等等。要培育公眾知識分子，關心社會，參與政治，批評當下，指引未來，為社會提供價值指導。

我國各大學現在也在推行通識教育。有的大學一下開出二百多門課。通識教育不是課開得越多越好，在諸多通識課中，要形成核心課程，建議學習《四書》《五經》等一二種中國文化的基本經典和一種西方文化的經典並作為核心課程（絕不要用中西文化概論之類的課程來代替）。所有大學生都應修一門《大學國文》，可以用《四書》或《古文觀止》作教材。傅斯年先生當台灣大學校長時，全校學生在大一時必上一個學期的《孟子》，一個學期的《史記》（選），增強歷史感，培育健全人格與浩然正氣，這個經驗值得借鑒。否則，光靠選修幾門比較泛一點的人文通識課或聽幾場人文演講，仍不能彌補大學生的人文素養方面的缺憾。現在大學生的語文、國文的基礎太差，文字寫作能力太差，連寫信（包括信封）的格式都成問題。

我國大學人文教育中的問題是人文學科自身的課程體系的缺失。我們一定要改變概論（原理）加通史（專史）的模式，使之變成以研讀中外古今之原著經典為主的方式。幾十年來受蘇聯影響，大學文科本身的最大的弊病是，課程體系成為概論加通史（或斷代史、專史）的模式。對此，大家已經習以為常了。學生們學一點概論、原理、通論、導論、通史、專史、斷代史是有必要的，但如果所有課程統統如此，不直接讀一些東西方文學、史學、哲學、道德、藝術、宗教等領域里的原創性經典，那就有很大的缺憾，不可能培養出具有原創力的人才。概論加通史的模式，是以否定東西方人文傳統和不相信師生們能讀懂、能分析與理解原著經典為前提的。概論、通論、原理、通史、專史等是一些專家們嚼過的饃，以此硬性地、填鴨式地喂養學生，養成學生學習的被動、怠惰，特別是思想的懶惰。長此以往，就喪失了思想的能力，只會人雲亦雲。我國大學人文學科的教育，往往變成背誦無聊教條的過程，學生所獲益的甚少、甚淺，只是為了應付考試，無關身心修養。中小學教師是大學培養的，故大學的弊病影響到中小學。

我國大陸各大學的中文系與台灣地區各大學的中文系（或國文系）的差距是，後者繼承了民國時期我國大學的傳統，以古文字、古文獻為基礎，以經、史、子、集為教學與研究的內容，而前者則反是，不重視古文字、古文獻、古思想，只偏重於集部之一部分（甚至只是現當代小說），愈來愈狹隘，影響了幾代師生的訓練與師資的培養。

不論是國學還是人文學還是自然科學的教育，課程設置是一回事，怎麼講課又是另一回事。課講得好不好，不在外在形式，而在於教師有沒有學問根底，以及如何調動學生的主動性的講課方法。課程排定後，講什麼，怎麼講，考什麼，怎麼考，是教師的自由，千萬不要用那些形式主義的條條框框加以限制。面對同一課程或文獻資料，應允許由具有不同見解的老師來講，也應允許學生來批評，提倡師生間的自由討論，交流互動，啟發學生有所見，有所得，即孟子所謂「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以意逆志」，「掘井及泉」，「深造而自得之」雲雲。

三、我國傳統心性情教育的優長之處

我還是認為讀書，特別是讀一點古書，比看電視、比去娛樂場所、甚至比上網更有收益，更有意義，更有涵詠。我還是提倡修身養性。中國古代哲學家、文化人講涵詠，講六藝之學，講禮、樂、射、御、書、數，講詩詞歌賦，棋琴棋書畫，講人的品味，人的意境。人不是行屍走肉。人活著，要活得有尊嚴，有格調，有價值，有意義。孟子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稀，小人去之，君子存之。」意思是說，人與他物、人與禽獸的差別其實很小很小，君子保留了這一界限，而小人卻抹殺了這一區別。故為人師表者，特別是大中小學的校長、幹部、教師，不要一天到晚忙於應酬、周旋，甚至沉溺在聲色場所，要讀書，要靜坐，要修養自己。

我們提倡博雅教育與君子人格。中國傳統文人很看重個體人的生存品味與品質，很重視人文的熏陶和修養。孔子講：「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論語·述而》）孔子又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優游、涵養、陶冶於禮樂教化之中，通過《詩》教、《書》教、禮教、樂教來培養社會精英，也提升民間的品位，是傳統知識分子的重要任務。孔子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品格，有「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的擔當意識，以「天命在我」「天生德於予」的自覺，一身系斯文傳續的使命，同時，也有「吾與點也」之嘆。其實子路、冉求、公西華三人從事軍政外交的志向，孔子不是不認同，相反，他總是鼓勵弟子有外王事功之實踐與建樹，但是在當時的語境中，孔子獨獨默許曾點的優游涵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論語·先進》）沒有這種生活意境的人是讀不懂「吾與點也」章的。曾點在這場對話中表現了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的意境，其志趣的特出、獨到，使夫子嘆息而深許之。可見個體人生存的意義世界，與個體人之身心的涵養有很大的關系。人有別於禽獸，自不待言。不惟如此，人不僅僅是語言、邏輯的動物，不僅僅是社會政治的動物，尤其是具有宗教性、道德性和美感的動物，這就需要涵養。要有所養，養氣，養心，養性、養情，養才。靠什麼養？在古代是靠人文的「六藝」之學之教，靠五經四書。

我們傳統的心性論是一富礦，可以開采發掘的資源甚多。即使是朱子的心性論，其實也不是那麼面目可憎，相反非常有親切意味。朱子誠然強調「天理」對於「人慾」的控制與調整，但主要是指的內在性的調控，不是外在強加。「情」需要節制，並非中國哲學家的專利，古今中外大的哲學家、倫理學家沒有不講導情、節情的，「情」之泛濫總不是一件好事。（例如在當代中國，聲色犬馬、人慾橫流已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不少官員與士人已到了不知羞恥的地步。）

現在我們講可持續性發展，講和諧社會，這都有古代文化資源的基礎。人與生存環境的共生關系，歷來為中國人所重視。《莊子·齊物論》講：「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這里表達的是「天、地、人、物、我」整體和諧的智慧：無論是類的人、群體的人還是個體的人，與無限的宇宙，與有形有限的世界，與天地萬物，可以達到契合無間的理想狀態。孟子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張載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正蒙·乾稱》）我們愛自己的親人，進而推己及人，愛周圍的人，愛人類，愛草木鳥獸瓦石，愛自然萬物和人造的萬物。這些愛當然是有差等的。但仁者把自己與天地萬物看成是一種共生的關系。程顥主張天地萬物與己一體，元無分別。《識仁篇》雲：「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又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二程遺書》卷二上）這當然是一種超越的理境，儒家主張通過仁愛之心的推廣，把人的精神提揚到超脫尋常的人與我、物與我之分別的「天人合一」之境。這同時也表達了一種共生共存的意識。在古代思想家看來，人與自然萬物，與草木、鳥獸、瓦石、山水，與馴養、栽培之動植物和衣食住行之器物等是密不可分的整體。天地萬物是不同差異的統一。在這個統一體中，萬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各得其所。

孔子是中國文化的偉大代表，是萬世師表，人家聯合國都以孔誕為教師節，為什麼中國反不以孔誕為教師節呢？難道就因為台灣地區以孔誕為教師節，我們就偏不嗎？這很奇怪。中國大陸是中國文化的正宗、正統，唯其如此，更應以孔誕為教師節。這是教師的尊嚴與光榮之所在。

國語、國文、國學的教育是國本，不可動搖。二十多年來，我一直在批評一種現象，即中國大陸地區的各層次教育中，忽視母語的教育，忽視本土歷史文化ABC的教育，把英語、西方文化教育看得比母語、本土文化的教育更為重要，完全是數典忘祖！現在中國的大眾文化已是美國文化的殖民地，所謂美國大片橫行無忌。反過來看一看法國及歐洲一些國家，他們嚴格限制大眾媒體把英語節目或所謂美國大片肆無忌憚地播放，他們是有限制的。法國知識界不斷批評、指導法國的傳媒與文化界，法國政府也十分自覺地捍衛法蘭西語言的純潔性與法蘭西文化的尊嚴。相反，我們都失職了！我不是反對學習西方，相反，我是積極主張擁抱西方文明的，我當院長時在本院的哲學教學中，為以西文學習西方哲學經典創造了很好的條件。我們開辦的國學試驗班、中西比較哲學國際班，都是開放的，有的課程也用英文上。但我認為，這一定得有一個界限，即中國的教育（從幼兒園到博士生），憲法與法律允許的中國教育，一定以母語與本土文化為主導和主要內容。我們現在講自主創新，講建立自主創新型國家，首先振興的應是中國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國人靠什麼走向世界？中國人的精神文化中當然包含著幾千年來與外來文化的融合，中國文化當然是變動著的文化。但中國之為中國，中國文化之為中國文化，一定有自己內在性的東西，有主導性與主體性的常道。這是不可動搖的。因此，我反對所謂「雙語教學」的提法，甚至有的大學提倡「全英語教學」，那是應當禁止的，是違法的。在大學里，適度有點漢英雙語教學是可以的，但大量使用英文原版教材，盲目提倡全英語教學，卻值得警惕，如同美國所謂大片在我國電影市場橫行無忌一樣，長此下去，我國會喪失民族文化與教育的主體性，變成美國或西方的文化與教育的殖民地。

⑸ 新中國成立60年有貢獻的人的故事

1、方誌敏

方誌敏參加起義領導，創建了「鐵紀律」的紅十軍；他還創建了「出其不意，出其不意，東攻西進，避實就虛」的十六字戰略要害。

方誌敏在蘇區推行股份制、發行股份；發動礦山戰爭，把人民戰爭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推行對外開放的邊貿政策，形成了幾條對外開放的貿易通道；創辦列寧公園，建立了一批學校、文化，教育和衛生單位。

2、王盡美

王盡美(1898-1925)，原名瑞俊，又名燼美、燼梅，字灼齋，他來自山東省某市直溝鎮大北興村。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山東黨組織最早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為建黨和早期革命活動作出了突出貢獻。

3、彭雪楓

彭雪楓（1907年9月9日-1944年9月11日），河南省南陽市鎮平縣人，中國工農紅軍和新四軍優秀司令員、戰略家，參加第三、四、五次反圍剿，組織了二萬五千里長征。他組織了土城嶺戰役。他率軍兩次攻打戰婁山關，直接攻佔遵義市，渡過金沙江，飛越大渡河，進軍天全市草原是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最高將領之一。

4、羅忠毅

1937年，羅忠毅被任命為新四軍第二支隊參謀長，他以非凡的組織指揮能力，率部積極開展蘇南抗日游擊戰爭，建立了以茅山為中心的蘇南抗日根據地。

1941年5月21日，羅忠毅參加新四軍指揮的金山戰役，不僅扭轉了皖南事變後茅山地區的危急局面，同時也為新四軍主力重返西部，恢復江、盪、黎地區原有陣地創造了條件。

5、黃公略

黃公略和彭德懷等將領發動和領導了平江起義，有力地推動了湖南、湖北、江西邊境革命斗爭的發展，並在江西西南地區建立了革命根據地，為中央蘇區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黃公略領導的紅軍在第一次反「圍剿」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導致蔣介石安排的第一次反「圍剿」徹底失敗。在第二次「圍剿」中，國民黨軍的指揮系統被打亂，國民黨工業連第三師全殲，在隨後的五次戰役和五次勝利中取得了第一次勝利。

⑹ 如何認識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經濟關系

一從人類歷史發展進程和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特點來看,促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和科技優勢的,主要有下列一些條件和因素:一是資本主義的先發優勢。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義日後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於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年版,第819頁)以英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課教學中,學生經常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既然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為什麼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水平要高於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如何看待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和科技的優勢?對於這一問題的研究和回答,涉及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認識資本主義新特點及其發展趨勢,如何看待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以及如何解決當代大學生的理論困惑等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尤其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和科技領域所取得的優勢十分明顯,並對世界政治、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但也必須注意到,在這一歷史事實背後,有著許多錯綜復雜的歷史和現實的因素。這就需要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深入研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上述優勢產生的條件、原因,從而澄清在這一問題上的模糊認識,進一步堅定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國為例,英國設在印度的東印度公司僅1793年一年的食鹽壟斷就為英國帶來80萬英鎊的利潤。殖民掠奪加速了歐洲國家的原始積累過程。二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管理體制的調整。二戰後,西方發達國家吸取了20世紀20、30年代經濟危機的教訓,採取國家干預政策,避免了單純的市場經濟自發性調節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如,通過調整財政收入占支出比重來影響社會總需求;通過中央銀行來控制利息率和貨幣供應量;通過對工資和物價的管理,調節工資、利潤和其他收入之間的關系,保持生產和消費的均衡和社會的穩定;通過經濟計劃這種綜合調節形式,對本國的經濟發展進行宏觀調控。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激勵工人的生產積極性,也改變了資本主義早期所採取的殘酷剝削的方式,注重研究企業管理中人的需要層次和動力結構,通過吸收工人參與一定的企業管理、支持工人入股等方式,來增強企業的凝聚力。這些調整,既緩解了國內階級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正常運轉。三是通過經濟全球化發展自己。經濟全球化意味著各國間的相互聯系空前密切。這是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但各國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利弊得失又是不盡相同的。與發展中國家相比,經濟全球化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顯然更為有利。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控制和操縱國際經濟組織,制定有利於自己的國際經濟規則,並力圖將這種不公平、不合理的政治經濟秩序固定化、合法化;它們在全力推進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以不等價交換關系,迅速獲取最大利益;它們還在開放的金融市場上,利用資金和技術的優勢,全方位地進行金融擴張和金融投機,造成他國利益的損失,自己從中獲利。四是科技、教育和經濟的互動。在當代社會,科學技術在生產力發展中起著先導和加速作用,對經濟增長起著決定和驅動作用。當代世界各國綜合國力的競爭主要表現為科學技術的競爭,而科學技術的競爭又直接表現為人才的競爭。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正是通過發展高科技,加緊人才的培養乃至爭奪,通過科技、教育和經濟的互動,有力地推動了生產力發展,在世界競爭的格局中占據了有利地位。面對知識經濟的浪潮,西方發達國家開始制定新的發展戰略,通過科技、教育和生產的現代聯合,搶占現代化發展的制高點。20世紀50年代,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科技因素在經濟增長中所佔的份額為20%;70年代上升至70%;到了90年代已上升至70%以上,其中教育和培訓的份額佔20%左右。中國目前科技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還不到40%。目前中國高校錄取率只有10%,而加拿大為100%,美國為80%,韓國為50%,世界平均水平為15%。可以說,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生產力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知識和人才的積累不足。二雖然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和科技方面取得了較大優勢,但並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就此消失,資本主義將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相反,這些優勢不僅不能最終解決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而且從長遠來看,還會使這些矛盾深化,進而導致資本主義更大的危機。因為從根本上說,資本主義私有制同以機器大工業和現代信息技術為代表的先進生產力是不相適應的。具體來說,這些矛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社會不公的程度越來越大。在現代自動化大生產的背景下,勞動結構發生了變化,一般的直接從事物質生產的工人呈遞減之勢,科技人員、管理人員的比重在增大,但勞動者受剝削的程度卻加劇了。因為許多從事技術和管理的勞動者所創造的勞動價值要遠遠高於簡單勞動所創造的勞動價值,自然地,技術勞動又比簡單勞動創造的剩餘價值。美國的剩餘價值率1909年為110%,1950年為237%,1970年為289%,1987年為365%。二戰後,盡管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關系有所調整,但卻沒有改變生產資料佔有的不平等狀況,而且這種狀況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擴張在量上又有新的發展。這在總體上表現為,雇傭工人人數在經濟活動人口中所佔比重增加,以及在資本進一步集中基礎上資本家人數相對減少。從分配角度來看,工人相對貧困在加劇,收入差距在擴大。美國公司經理1960年的平均收入是美國工人平均收入的40倍,1993年是149倍,1997年是326倍。在當代,佔美國人口總數2‰的富豪,擁有美國公司總資產的60%以上,收入最高的1%的人所擁有的財富,佔美國家庭財富總和的90%。二是南北差距在擴大。資本在一個國家的積累會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引起國內的兩極分化,在世界范圍內的積累則會導致全球的兩極分化,後者直接表現為南北經濟差距的拉大。美國《外交》季刊1995年冬季號第1期載文指出,「在世界上有20多個富國,100多個國家同富國的差距在拉大」。文章還指出,「30年前,世界上最富有的20%人口的收入是最窮20%人口收入的30倍,而今這一差距已經擴大為60倍」。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9年度《人類發展報告》稱,佔全球1/5人口的發達國家擁有全球生產總值的80%,佔全球人口3/4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所佔比重不足20%。保障世界所有人都能享受最基本的教育只需要60億美元,美國每年的化妝品消費就相當於這個數字;保障最不發達國家所有人都能夠得到最基本的醫療保障,需要130億美元,而美國和西歐每年在飼養寵物方面的花費就相當於這個數字。南北差距拉大,是北方國家利用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剝削南方國家的必然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非拉各國紛紛走上獨立解放的道路,世界范圍內舊的殖民體系也隨之崩潰,但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關系依然在限制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起飛。這表現為,在生產領域,不合理的國際分工格局未能徹底打破;在流通領域,不利於南方國家的貿易規則依然存在;在金融領域,一些重要的國際金融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繼續控制在少數發達國家手中;等等。三是資源和財富的極大浪費。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決定著資本主義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各個環節的經濟活動。資本家作為人格化的資本,就是要使資本價值增殖。他們為了生存和發展,通過企業組織和生產的技術改造,提高生產效率,不斷生產更便宜的商品投入市場競爭。在大量的產品生產出來以後,他們又利用各種現代技術和媒體來引導甚至誤導人的消費。正如西方學者馬爾庫塞所言,當代資本主義不顧人的真實需要和生活質量,通過製造一種虛假的需求,以實現強迫性的消費。這種經濟增長的結果,是資源和財富的浪費以及惡性消費、畸形消費的產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口佔全球人口的1/5,卻消耗了世界80%的原料和產品。其中美國佔世界人口不到1/20,卻消耗了世界1/5的能源、1/3的世界礦物質。據統計,每個美國人每天要扔掉約4磅的垃圾,每人每年要消耗120噸的自然資源,每個美國人每年要消耗的資源相當於12英畝農田和林地提供的可再生資源。資本主義這種急功近利、追逐利潤的本性,將阻礙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三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和科技優勢及其所帶來的問題,進一步思考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可以形成以下幾點認識:一是中國經濟和科技的相對落後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中國經濟和科技的落後,同近現代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有著本質的聯系。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方一些資本主義國家藉助於軍事力量,開始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它們在中國經營輕工業和重工業企業,直接利用中國的原料和廉價的勞動力,嚴重阻礙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另外,帝國主義列強還利用掠奪來的資金優勢,借款給中國政府,並在中國開設銀行,壟斷了中國的金融和財政。帝國主義不僅在城市以商品競爭壓倒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而且還滲透到了農村,形成了一個買的和商業高利貸的剝削網,殘酷地剝削廣大中國農民和其他勞苦大眾。帝國主義還勾結中國封建地主階級,企圖使它們在中國的統治永久化、合法化。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的經濟和科技是不可能發展的。二是社會主義制度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才能發展中國的經濟和科技。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的根本體現,就在於它比資本主義更合理、更迅速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並最終創造出比資本主義社會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新中國成立51年來,盡管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波折,但從總體上,我們在經濟和科技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新中國前30年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上,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的20多年時間里,創造了歷史的奇跡。由於中國堅定不移地走科教興國的道路,通過科技、教育和經濟相互作用,推動了產業結構的調整,提高了經濟運行的質量,大大增強了綜合國力。世界銀行1997年9月公開發表的《2020年的中國》評價:「在過去的15年中,中國經濟增長了四倍多。在1978年到1995年間,人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以8%的速度飛速增長。」為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精神,加快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步伐,進一步推動新形勢下高校「兩課」教學的改革和發展,10月28日,教育部社政司、高等教育出版社和本刊編輯部在京聯合召開了「學習貫徹五中全會精神,進一步推動高校`兩課'教學改革與發展」座談會。會議以如何根據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思想道德體系的新要求,進一步加強青年學生的思想政治和道德品質教育;高校「兩課」應如何結合新的實際,積極貫徹五中全會精神;面對新世紀,高校人文社會科學應如何加強學科建設和理論創新,切實重視對社會思潮的研究與引導為主要議題。參加這次座談會的有關專家學者有國家高級教育行政學院黨委書記兼常務副院長俞家慶教授、北京大學錢淦榮教授、清華大學劉書林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徐志宏教授及張雷聲教授、秦宣教授、張新教授、北京師范大學王章維教授、本刊編輯部任大奎編審。教育部社政司司長顧海良、副司長靳諾、思想理論教育處處長徐維凡、副處長萬志建等出席了會議。與會專家學者就認真學習和領會中央五中全會公報和《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精神的體會和感想,從如何在新形勢下「堅持正確的歷史觀」,如何結合五中全會精神「拓展鄧小平經濟理論研究與教學的新視野」,「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建設馬克思主義思想道德新體系」,在「`鄧小平理論概論'課中貫徹五中全會精神的設想」,「加強互聯網上的陣地建設,提高`兩課'教學實效」,如何正確看待和把握五中全會文件中的一些新提法等角度進行了座談和研討,提出了不少積極的帶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社政司司長顧海良就當前高校如何在「兩課」教育教學中,貫徹落實五中全會精神,加強對影響當前大學生思想的重大理論問題的研究,高校「兩課」教育教學將根據國家「十五」計劃的有關精神著手制訂的教材、大綱和教師培訓計劃和整體工作方案,以及社政司宣傳貫徹落實五中全會精神有關工作談了自己的看法和工作設想。三是社會主義只有充分吸收、利用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不斷參與國際合作,才能最終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社會主義要在全球范圍內取得勝利,有兩個基礎性條件:第一,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第二,與世界普遍交往關系的形成。這兩者又是相互聯系的。在當前,我們要充分利用資本主義科技和經濟成果,發揮我們的後發優勢,不斷增強社會主義經濟和科技實力。當今世界的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中國要在經濟全球化中學習和借鑒國外的先進管理經驗,引進國外資金和技術,廣泛參與全球經濟合作,並盡可能參與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一個長期的復雜的歷史過程。在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通過不斷調整,還有一定的發展空間,這使得它還能在較長的時期內穩定發展,其經濟和科技的優勢也不會在短期內消失。我們既不能由此對社會主義制度失去信心,認為它難以同資本主義抗衡,也不可急於求成,否定我國在現階段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合作。只要我們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堅定信念,就一定能夠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定能夠完成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夏文斌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孫蚌珠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