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法學院易顯河教授

❶ 國際爭端的仲裁是否可以超越國家權力

為期兩天的海洋爭端解決國際法研討會7月16日在香港落幕。此次研討會由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與中國國際法學會主辦，來自中國、美國、澳大利亞、法國等1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10多名國際法和海洋法專家學者與會。與會專家對中國不接受、不承認南海仲裁案臨時仲裁庭所謂裁決的嚴正立場表示支持，認為中國做法才是在捍衛國際法尊嚴，臨時仲裁庭越權擴權違反國際法，在國際法領域樹立了一個壞典型，政治操縱下的所謂裁決必將遭到唾棄。
不接受不承認裁決合理合法
菲律賓阿基諾三世政府2013年1月單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以來，中國始終堅持不接受、不參與的嚴正立場，並指出臨時仲裁庭明顯沒有管轄權。對臨時仲裁庭今年7月12日作出的所謂裁決，中國政府也表明了不接受、不承認的嚴正立場。在近日發表的《中國堅持通過談判解決中國與菲律賓在南海的有關爭議》白皮書中，中國政府再次重申了有關嚴正立場。
中國國際法學會會長李適時在會上表示，中國人民最早發現、命名和開發經營南海諸島，中國政府最早並持續和平、有效地對南海諸島行使主權管轄。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有著充分的歷史和法理依據。
台灣海洋大學教授高聖惕在會議期間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南海仲裁案所謂裁決是精心包裝的實質劃界行為。」高聖惕認為，盡管菲律賓口口聲聲說仲裁案不是為了劃界，但事實上就是把有關劃界的內容切割為幾個部分，雖然每個部分單獨來看都不等同於劃界，但是加起來產生實際上海域劃界的效果。
高聖惕認為，中國政府不接受、不參與仲裁是合理合法的，因為這一仲裁本身就是非法的，而且最後的裁決也是漏洞百出。菲律賓提出的訴求實質就是領土和海洋劃界問題，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臨時仲裁庭根本沒有管轄權，但最終卻越權做出這樣的所謂裁決，這也就解釋了中國為什麼從一開始就不參與仲裁。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易顯河指出，臨時仲裁庭的判決簡單地忽略了許多重要論據，例如中國與東盟國家在2002年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及眾多雙邊協議，這些協議構成了雙邊談判是解決爭端唯一途徑的共識，但這一點卻沒有被臨時仲裁庭採納。南沙群島作為整體，擁有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但仲裁庭卻違背常理，將南沙群島進行分割處理。
所謂裁決嚴重違反國際法
清華大學教授約翰·安東尼·卡蒂指出，臨時仲裁庭的問題在於是否有權做出裁決。在審理和判決過程中，仲裁庭濫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實質上對南海的領土主權問題進行劃界。許多國際法學家和律師都認為，這實質上是一場「法律游戲」。
英國外交部前副法律顧問克里斯·沃默斯利在會上表示，臨時仲裁庭把島礁的地位凌駕在主權問題之上，裁決結果無益於解決海洋爭端的根本問題。
台灣東吳大學法學院國際法教授程家瑞認為，所謂裁決否認《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和相關國家間協議，本身就是錯誤的。在島礁地位問題上，國際法學界普遍認為太平島是自然島嶼，而臨時仲裁庭卻在這一問題上荒唐地做出錯誤推斷。
卡蒂也認為，對於島礁的地位，臨時仲裁庭罔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越權提出評判標准，甚至荒唐地推定南沙群島「無一能夠產生延伸的海洋區域」。他提出質疑，「如果這樣的話，那日本等國的一些無人島礁，是否也適用這些評判標准呢？」
國際法院前法官阿卜杜勒·卡洛瑪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南海仲裁案所謂裁決充滿爭議，在不少問題上與國際法自相矛盾。他在提到歷史性權利時表示，歷史性權利可以確認領土主權。
李適時表示，臨時仲裁庭企圖否定中國在南海的歷史性權利和南沙群島整體論，從而否定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這是完全錯誤的，也絕不可能得逞。他表示，所謂裁決在程序和實體兩方面存在嚴重問題。從程序方面看，這項裁決既是越權裁判，又是侵權裁判。所謂裁決超越了仲裁庭的管轄許可權，侵犯了締約國自主選擇爭端解決方式的權利。從實體方面看，這項裁決是濫權裁決。臨時仲裁庭濫用對國際法規則的解釋權，錯誤解釋歷史性權利和大陸國家遠海群島規則的國際法依據，錯誤否定中國在南海的歷史性權利，錯誤否定中國將南沙群島作為整體主張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利，錯誤否定作為南沙群島一部分的太平島擁有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
雙邊對話才是解決之道
臨時仲裁庭所謂裁決出爐後，中國在白皮書中通過大量事實證明，中菲之間早已達成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南海爭端的協議，並重申中國願意堅持通過談判解決南海有關爭議，這得到了與會者的積極評價。
卡蒂對本報記者表示，所謂仲裁結果對於解決南海問題絲毫沒有意義，雙邊談判才是解決南海問題的唯一有效途徑。南海仲裁案在國際法學界樹立了一個壞典型。仲裁員的工作是使用法律而非創造法律，但遺憾的是，這些仲裁員的所作所為恰恰相反，以至於在國際社會「失去了權威」。
阿卜杜勒·卡洛瑪也認為，訴諸仲裁不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只有雙邊磋商才能解決這類問題。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教授邁倫·諾德奎斯特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98條之規定，中國已經發表過排除聲明，涉及海洋劃界等爭端排除適用仲裁等強制爭端解決機制。中國有聲明在先，因此當臨時仲裁庭涉及這個問題時，中國當然會不高興。裁決很糟糕，這是一個政治性的裁決，中國顯然不會接受。
高聖惕認為，菲律賓把與中國的爭議送到了不正確的地方，因為臨時仲裁庭無法解決主權爭端，只有雙邊談判才能最終解決問題。德國波恩大學國際法專家斯特凡·塔爾蒙表示，由於臨時仲裁庭對領土爭端沒有管轄權，因此也無助於南海領土爭端的解決，臨時仲裁庭的所謂裁決甚至會對問題的解決起到不利影響

❷ 吳川人的民俗民風

勤勞拼搏：
吳川人自古以來就有勤勞的傳統，拼搏的志氣，敢為人先的精神。遠古時期，吳川為蠻荒之地。過去連年風災旱災不斷，百姓衣食無著，生活十分困頓艱辛。如今，吳川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百姓安居樂業，這中間，浸透了吳川人多少辛勤的汗水，奮斗的淚泉！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為了減輕風災水災旱澇的侵害，吳川人民開鑿了兩條人工河流：一是博茂減洪河，對治理袂花江澇區取得較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另一是塘尾分洪河，使鑒江縮短28公里流程，直排入南海，大大減輕澇災，並蓄水灌溉，使近萬畝的旱地變為水稻良田。當時，生產力水平比較低，這兩條河流全靠吳川幾十萬幹部群眾自力更生，自帶糧食和工具，日夜苦戰，肩挑背扛開鑿而成。吳川人為改造家園，翻江倒海，戰天斗地，無私奉獻的精神的確可歌可泣，他們群策群力，勤勞奮進，致力改造山河的壯志豪情堪可載入史冊。
敢為人先：
吳川人敢為人先。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個體商人和手工業者便走街串巷，收廢品，從事各種小營商活動，這一時期，可以說是商品經濟的萌芽。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吳川的手工業十分繁榮，覃巴鎮手套針織廠、梅錄城區的麻紡廠、塘尾的漁網廠相當紅火。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吳川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大辦鄉鎮企業，民營經濟快速興起，呈現出「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蓬勃發展局面，創出鎮辦、村辦、聯戶辦、個體辦「四個輪子一齊轉」的「吳川模式」，與浙江「溫州模式」齊名，成為吳川發展的一面旗幟。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吳川人更是緊抓機遇謀發展，捷足先登。吳川的工業和民營經濟在湛江地區一直保持領先地位，區域產業迅猛發展，全市形成了羽絨、塑料鞋、機械製造、家電、農海產品加工等為主要支柱的產業群體。特別是羽絨業，吳川是全國兩大重要羽絨生產基地之一，被譽為「北有蕭山，南有吳川」，成為「中國羽絨之鄉」。塑料鞋業也有長足發展，鞋業企業發展到700多家，產量佔全國的三分之一，有「南國鞋城」的美譽。此外，吳川還是全國有名的糖酒食品機械製造基地、網具生產基地、海蜇加工出口基地、廢舊物資回收加工基地、家用電器生產基地等等。
崇文重商：
吳川文化底蘊深厚，歷史文物古跡甚多。從晉代開始，就建有私立學校茂山書院，元朝至正九年在縣城修建學宮，亦則孔廟。明清時期，官學私學並舉，設立了正疑書院、寥山書院、梅坡書院、川西書院等官立私立學校，講經讀書成為綿延不衰的人文風氣。因此，吳川自古以來才俊輩出。一個小小的縣，就出了1個狀元，18個進士，160多個舉人，現當代還出了2個外交官和3個將軍。清朝道光三年中了狀元的林召棠，是科舉取士以來廣東9位狀元之一，更是粵西地區唯一的狀元。此後中了進士的陳蘭彬，是清朝第一任駐美公使，為溝通中西方和維護中國公民在西方的合法權益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民國期間的著名愛國將領李漢魂和張炎，都為國為民立下過汗馬功勞。
如今的吳川人秉承傳統，繼往開來，讀書尚學的風氣仍然十分濃烈，很多村莊建有文化樓，設立了圖書館、閱覽室等文化娛樂設施。尤其是一些先富起來的村莊，投入大量的資金，興辦學校，引進外地教育人才，致力振興當地教育事業。
讀書與經商都是吳川人謀求出路的首選，尚文重商是吳川千百年來延續至今的良好風氣。吳川的地理交通環境，也為吳川人外出發展創造了非常便利的條件。
改革開放的浪潮風起雲涌，先知先覺的吳川人最先成為時代的弄潮兒。外出從事各種各樣商業貿易、製造業等等，他們的足跡踏遍中國的大江南北及遠涉海外。
聰明睿智：
吳川讀書成才者不計其數，每年考上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人民大學、中山大學等全國一流高校的都有一大批。他們當中，有前任外交部副部長劉華秋，有為「神舟五號」、「神舟六號」載人飛船安全著陸作出貢獻的中國地質大學信息工程學院院長吳信才，愛國巨商許愛周次子，地質工程專家、地理學家許士芬，有現任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康景軒博士，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首席專家。易顯河
熱情好客：
吳川人的人情味特別濃，到過吳川或與吳川人打過交道和相處過的，無不為吳川人的真誠、熱情所感動。
吳川人以誠待人、熱情好客的濃濃情意，單從吳川的「年例」上便可領略。吳川一年四季，民間傳統「做年例」連續不斷。做年例也是農村的「文化節」，各村各鄉都有自己不同的風俗。每到年例，外出人員一般都回來，把家園打扮一番，邀請聚慶。就算經濟並不寬裕的農家，也想辦法籌辦酒菜，款待親戚朋友，家家戶戶張燈結綵，喜氣洋洋。
真誠坦盪：
人無志不立，商以誠為本。吳川人誠實守信、真誠待人、熱情豪爽的秉性，有口皆碑。正是這樣，吳川人普遍贏得了四海朋友的信賴和尊重，也贏得了發展的機遇。他們走南闖北，打拚天下，靠的不僅是自己的聰明才智，還有遍天下朋友的鼎力支持。可以說，有建築的地方就有吳川人，這是吳川人艱苦創業的寫照，也是吳川人廣交朋友、誠信待人的佐證。
兼容務實：
吳川古屬百越之地，長期艱苦的生活磨礪了吳川人勤勞淳樸的民風特質；吳川歷史悠久，深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影響；吳川濱江臨海，本土江海文化別具特色；吳川銜接嶺南，飽受嶺南文化的輻射熏陶。因此，以厚重的儒家文化為根基，獨具特色的江海文化與嶺南文化交匯融合，在這種文化土壤上生活的吳川人有著開放兼容、務實奮進的精神。
追本溯源，吳川人很早就具有開放兼容的精神和務實奮進的品格。其中，吳川人林懷蘭把番薯從越南引入中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據《吳川縣志》記載，明朝年間，吳川人林懷蘭游醫交趾（今越南），見當地種植番薯，民不患飢饉，便借治癒國王之女，國王賜食熟番薯之機，求食生者，懷半截而出，歷經艱險，回歸鄉梓。自此，番薯遍種於南粵，後幾遍及全國。此外，上述的吳川人陳蘭彬，也曾是清朝第一批公派留學生的督學，為中西方文化交流和維護中國勞工的合法權益作出很大貢獻。林懷蘭、陳蘭彬是吳川人最早具有開放意識的傑出代表。
熱心公益：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改革開放的富民政策讓一大批外出務工經商的吳川人先富起來，他們富不忘本，富而思進，把熱愛家園的綣繾情懷化作回報家鄉、建設家鄉，紛紛慷慨解囊，爭著做有益於廣大人民群眾的公益事業，捐資辦學、架橋鋪路、扶危濟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構建和諧社會作貢獻，實踐新的人生價值。
改革開放以來，不少吳川人外出創業經商，人數超過20萬，他們經過努力拚搏、艱苦創業，有不少人成了大大小小的老闆，其中有的還創出了輝煌的業績，據不完全統計，超億元身家的企業家就有500多個，超100億元身家的有近10個。吳川老闆不僅敢想敢幹、熱愛家鄉、慷慨捐資建設家鄉，還積極支持各地的公益事業，贏得社會的廣泛贊譽，打響了「吳商」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