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廣州大學教授

Ⅰ 民國時期的大學教授工資為什麼那麼高

‍‍民國那麼高的文盲率，當時的大學教授和今天的院士一樣稀缺。收入確實高，但是也沒太離譜，300大洋是很高了。當時北京的物價比上海便宜，20年代北京的大洋購買力相當於80-100元人民幣。（按照當時的糧食，豬肉，雞蛋等價格折算，下同）。一個月3萬，放到今天，互聯網、金融行業的小中層而已。知乎不敢提收入的水平。今天的院士各種收入加起來不止這個數吧。社會總體創造財富的能力差，高薪也沒高到哪去。當時公務員，老師收入也是不低的。慘的是體力勞動者，特別是沒有特殊技能的。30年代上海普通行業男工20大洋，購買力折算相當於現在1200元。（上海30年代一個大洋大約60元人民幣的購買力）技術工種，印刷，造船，郵政工人工資高的多，4000的也有。但是崗位稀少。當時工作時間比996狠，兩周或者一個月休息一天正常，工作10個小時以上正常。更低的是女工和童工，掙600元是常見的。收入最低的是保姆，住家一個月給100元到200元就打發了。農村吃飽都難，進城當保姆有吃有住，有點錢就不錯了。當時廚師，服務員，商業員工資都低，所以外出吃飯很便宜，原料價格加不多就是菜價，和今天的菜價完全不同。有人說毛當圖書管理員8塊大洋的事情，說800元怎麼活下去的。其實，也很簡單，當蟻族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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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民國時期清華北大著名的學者教授

這就多了。梁啟超、陳寅恪、王國維、趙元任、蔡元培、錢穆、顧頡剛、吳宓、陳垣、胡適、傅斯年、陳夢家、李濟、容庚。太多了，建議去看岳南先生的大作《南渡北歸》全集

Ⅲ 民國時期的大學教授為啥如此硬氣

結合當時的背景想想

Ⅳ 請問，在民國時期一個大學教授月薪為多少大洋（銀元）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月薪600銀元；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月薪300銀元；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學研究室主任胡適，月薪300銀元；北大教授兼國史編纂處主任周作人，月薪240銀元；徐志摩當時在上海同時兼著三個大學的教授，還平時做一些兼職，如翻譯、寫評論、發小說等月平均收入約600銀元。

Ⅳ 民國時期的教授工資真的比現在大學教授高嗎

中華民復國（1912——1949），位於亞洲制東部、東臨太平洋。是辛亥革命以後建立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簡稱民國。[1] 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戰勝國及聯合國五個主要創始會員國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革命黨在南京建立臨時政府，各省代表推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月民國正式建立。[2] 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勢力主政中國，北洋政府分崩離析後政局動盪不安，孫中山南下廣州，召開國民黨一大，建立黃埔軍校隨而建立國民政府，促成國共合作後的孫中山不久病逝。[3] 1926年蔣介石繼承孫中山遺志領導國民北伐，意欲統一中國，到1928年東北易幟，國民政府從形式上統一中國，[4] 蔣介石成為繼孫中山之後的國民黨領袖。[5-6] 統一之後，民國進入黃金十年建設時期，此間社會穩定，教育穩步發展、趨於定型。[7]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中國成為反法西斯同盟國，國際地位大大提高，一舉成為美英中蘇四大國。1949年後因國共內戰失利而遷台。

Ⅵ 民國時期有哪些教授去了廈門大學教書

民國時期。魯迅，郭沫若很多都到大廈門大學教過書。

Ⅶ 廣州大學有哪些著名教授

最著名的要數三位院士吧

Ⅷ 民國時期的一位北京大學的教授，曾將《四書》等翻譯給西方，他好象是東南亞的華僑，能告訴我他叫什麼名字

20世紀初，西方人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辜鴻銘何許人也？他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第一個將中國的《論語》、《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譯到西方。憑三寸不爛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講孔學，與文學大師列夫·托爾斯泰書信來往，討論世界文化和政壇局勢，被印度聖雄甘地稱為「最尊貴的中國人」。

辜鴻銘，字湯生。1857年7月18日生於南洋馬來半島西北的檳榔嶼一個英國人的橡膠園內。早年，他祖輩由中國福建遷居南洋，積累下豐厚的財產和聲望。他的父親辜紫雲當時是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發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這種家庭環境下的辜鴻銘自幼就對語言有著出奇的理解力和記憶力。沒有子女的橡膠園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子。自幼讓他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國的炮艦1840年就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辜鴻銘的義父布朗先生對他說：「你可知道，你的祖國中國已被放在砧板上，惡狠狠的侵略者正揮起屠刀，准備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學通中西，擔起富國治國的責任，教化歐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婦返回英國時，把十歲的辜鴻銘帶到了當時最強大的西方帝國。臨行前，他的父親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誡他說：「不論你走到哪裡，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

到了英國，在布朗的指導下,辜鴻銘從西方最經典的文學名著入手，以最樸拙的死記硬背辦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並以優異的成績被著名的愛丁堡大學錄取，並得到校長、著名作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卡萊爾的賞識。1877年，辜鴻銘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文學、哲學。後來，蔡元培去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已是聲名顯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後，當林語堂來到萊比錫大學時，辜鴻銘的著作已是學校指定的必讀書了。14年的留學生活使富有天賦的少年辜鴻銘成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學者。

完成學業後,辜鴻銘聽從當時在新加坡的語言大家馬建忠的勸說,埋頭研究中華文化,並回到祖國大陸，繼續苦讀中國典籍。他在晚清實權派大臣張之洞幕府中任職二十年，主要職責是「通譯」。他一邊幫助張之洞統籌洋務，一邊精研國學，自號「漢濱讀易者」。

辜鴻銘博通西歐諸種語言、言辭敏捷的聲名很快在歐美駐華人士中傳揚開來。他給祖先叩頭，外國人嘲笑說：這樣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飯菜了嗎？辜鴻銘馬上反唇相譏：你們在先人墓地擺上鮮花，他們就能聞到花的香味了嗎？他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在輪船上用純正的德語挖苦一群德國人。英國作家毛姆來中國，想見辜。毛姆的朋友就給辜寫了一封信，請他來。可是等了好長時間也不見辜來。毛姆沒辦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進屋，辜就不客氣地說：「你的同胞以為，中國人不是苦力就是買辦，只要一招手，我們非來不可。」一句話，讓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毛姆立時極為尷尬，不知所對。

同時作為東方文化的捍衛者，辜鴻銘的聲譽也逐漸顯赫起來。辜鴻銘在北京大學講課時對學生們公開說：「我們為什麼要學英文詩呢？那是因為要你們學好英文後，把我們中國人做人的道理，溫柔敦厚的詩教，去曉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樣的時候，他還嘴硬，叫西方為「四夷之邦」，為此，許多人僅僅把他當成一個笑料的製造者，卻忽略了他內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對東方文化的積極思考，忽略了他對這片土地命運的深切關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堅定而絕望的掙扎。

自1883年在英文報紙《華北日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學」的文章開始，他昂首走上宣揚中國文化、嘲諷西學的寫作之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幾年裡，他還將《論語》、《中庸》譯成英文，相繼在海外刊載和印行。後來又翻譯了《大學》。他的工作是創造性的，古老的東方理論中還加入了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在他之前，中國的古經典從來沒有好的譯本。

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分五次發表了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反復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國的牛津運動》（德文譯本名《為中國反對歐洲觀念而辯護：批判論文》）出版，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一些大學哲學系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1915年《春秋大義》（即有名的《中國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同時，他對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銳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義》德文版出版了，在正進行「一戰」的德國引起巨大轟動。

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麼樣子的人，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朴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朴，此外還有「靈敏」。

辜鴻銘從這一獨特的視角出發，把中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進行了對比，凸顯出中國人的特徵之所在：美國人博大、純朴，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朴，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朴；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朴，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只有中國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後，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中國人「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辜鴻銘生活在一個不幸的時代，在那樣一個時代里，只要你是一個中國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爭，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價。面對當時內憂外患的祖國,辜鴻銘為中華傳統之斷落而憂患，為炎黃文明之塗炭而憂患,他在筆記《張文襄幕府紀聞》中表達了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自尊與憂患的深層嘆息。

辜鴻銘狂放的姿態，是他帶淚的表演，是以狂放來保護強烈的自尊。當時西方人見到中國街市當中，遍掛「童叟無欺」四字，常對辜說：於此四字，可見中國人心欺詐之一斑。辜頓時語塞，無以自遣。實際上，因為眼界比同時代的人要開闊許多，那種不幸辜鴻銘比任何人都體會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執的態度來表達自己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他學在西洋，卻喜歡東方姑娘，尤其喜愛中國姑娘的小腳。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腳，他一見鍾情、終身不負。民國建立後,他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用偏激的行為方式--留辮子,穿舊服,為納妾和纏足進行頭頭是道的辯解,來對抗整個社會棄絕中華傳統的畸形走向。辜鴻銘一生主張皇權，可他並不是遇到牌位就叩頭。慈禧太後過生日，他當眾脫口而出的「賀詩」是「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袁世凱死，全國舉哀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家裡大開堂會，熱鬧了三天。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梳著小辮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鬨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聞聽此言，狂傲的北大學生一片靜默。

Ⅸ 私立廣州大學的沿革

1927年，私立廣州大學由陳炳權（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國立廣東大學商學系主任，廣東大學專修學院院長）、金曾澄（廣東省教育廳廳長）、鍾榮光（私立嶺南大學校長）、胡春霖（北京大學教授）、黃隆生（前中央銀行行長）、陳嘉靄（前廣州市教育局局長）、馬洪煥（前廣東省政府秘書長）、王志遠（國立廣東大學教授）、司徒堯（財政部統計處處長）、陳友琴（國立廣東大學教授）、溫仲良（國立廣東大學教授）等人在原國立廣東大學（中山大學的前身）專修學院的基礎上創辦，開設夜校課程，以滿足日間工作的青年的學習需要。
私立廣州大學成立初期，設文學院、法學院和預科。不設校長，採用委員制，由陳炳權任主任委員兼教務主任；王志遠任委員兼訓導主任；陳友琴任委員兼總務主任；馬洪煥、陳嘉靄任委員，主持校務。後改校長制，金曾澄任校長，陳炳權任副校長。李長全（時任法官學校委員）任法學系主任；熊銳（前任廣東大學教授）任政治系主任；司徒堯任經濟系主任；李應南（時任廣東大學、協和大學教授）任教育系主任。 1928年，私立廣州大學接辦位於廣州市天香街的私立廣州女子中學，後改為廣州大學附屬中學初中部。1930年8月，購買東橫街12號的舊警署，改建為大學本部法科校舍，而文學院暫遷到文德路的萬川樓上課。東橫街新校舍建成後，文法學院集體遷入永漢路東橫街，而附中則遷入萬川樓。
1930年，教育部頒布1930年第222號訓令，停止招收預科生。廣州大學增設高中部，大學部也開始招收日班學生，下設文學院和法學院。文學院設有中國文學系和教育學系；法學院設有法律學系，政治學系和經濟學系。此時學校為2院5系，學生人數達到1200多人，但不能滿足1929年國民政府頒布的大學組織法規定：「凡具備3學院以上者始得立為大學，不合上項條件者為獨立學院。」
1931年陳炳權改任校長。隨後，譚維漢任教務長，黃毅芸任訓導長，陳夢周任總務長。增設理學院，開設數學系，使學校的院系數量上升為3院6系，真正成為一所受政府認可的獨立大學。
1932年，陳炳權因事未能返粵，未能參加8月份的校董會，函請辭職，改推金曾澄為校長。金曾澄代理校長職位，在沙河白雲山麓購地60多畝，改建為新校舍，同時改建原校圖書館。1933年2月，新教務處、校長辦公室及理化實驗室建成遷入，3月3日新建的圖書館落成，同時學校增建學生宿舍，修建體育場、槍械室及體育辦事處，以供學生鍛煉運動之用。1933年9月，理學院增設數理學系，至此，大學部共設有3個學院8個系，分別是：文學院教育系、中國文學系；法學院法律系、政治系、經濟系、政治經濟系；理學院數學系、數理學系。
1934年6月，為了達到國民政府《大學規程》對大學各學院各科開辦費及每年經常費的最低限度要求，學校校董會派校董黃克勤（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碩士，私立國民大學教授）赴美洲募捐，校董陳友琴赴南洋募捐。
1937年，廣州大學奉教育部批准附設職業教育訓練班，聘該大學教授黃文袞碩士（廣東國民大學教授）為班主任，計劃開設計政、測繪、建築工程、電氣工程、公牘、農村合作社、工商管理等7個班，由於時局緊張，只開設了計政班，下設會計組和統計組。招生對象為高等中學畢業生或擁有同等學歷者，訓練期限為1年，計政訓練班的教授多由廣州大學的教授兼任。 抗戰爆發，廣州飽受日軍轟炸，廣州大學仍然堅持在原校教學。為了照顧逃到香港的學生，私立廣州大學在香港九龍新界粉嶺元洲街分設臨時授課點，共收學生300餘人。1938年2月授課點遷到香港荃灣，8月再遷到九龍油麻地。1941年底又在青山道附近租地建校，設有課堂20個，11月已完成。新校舍的門額「廣州大學」由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賜題。但不久之後12月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香港淪陷，各課室被日軍用作馬房。
1938年10月，廣州淪陷。為了堅持在中國辦學的理想，陳炳權先生將大學部遷往開平縣沙塱村，同時在九龍附屬中學和中山縣灣仔兩處增設大學分教點，另外又在澳門白馬行街設立附屬中學及計政班，實現抗戰不忘教育的本旨。1940年，由於開平縣沙塱村地方狹小，學校遂遷往台山縣原寧陽鐵路公司舊址，將理學院擴充為理工學院，增設土木工程學系。1941年，法學院增設銀行學系，各地的計政班均有發展。
1941年12月，自日軍發動太平洋攻勢以來，香港、九龍以及澳門等殖民地相繼落入日軍手中。廣州大學各分教處（香港、中山、澳門）的員生在各教授的帶領下分兩部分內遷躲避戰火：一部分由文學院院長譚維漢、計政班班主任黃文袞率領間接取道韶關；一部分由訓導長黃毅芸、教授黃兆棟、梁式文率領偷渡，在台山集中。陳炳權離開香港奔赴韶關，選定韶關上窯村作為校址。學校在曲江孝悌路籌建計政訓練班（分校），為大學復課做准備。1942年2月，計政班復課。
由於戰亂造成了校產的巨大損失，廣州大學得到教育行政當局的撥款救濟，得以建成曲江上窯校舍，有大禮堂1座，球場4處，宿舍5區，其餘房屋若干。廣州大學與附屬中學於1942年9月按時開課。復課後，廣州大學將文學院與法學院合並為文法學院。廣大新成立商學院，開設工商管理學系，並將原法學院的會計學系、銀行學系一並加入。計政班方面，增設銀行班和新聞班，並在廣西桂林設廣州大學桂林計政班，先後聘劉興序、曹美成、袁功甫為班主任。在戰時，廣大的學生人數由戰前的1000多人增加到了3000多人。
1941年，陳炳權兼任財政部曲江區銀行監理官，並接受財政部委託廣州大學開辦稅務訓練班，聘梁式文教授為主任，為財政部訓練大批稅務人才，加強財政建設。1943年8月，陳炳權赴美國考察戰時經濟，並為私立廣州大學募捐基金，乃由王志遠代理校長。由於時局緊張，部分員生轉移到羅定復課。1944年7、8月間，日軍為打通大陸交通線而發動的豫湘桂戰役攻勢蔓延到粵漢、湘桂鐵路，在這年秋冬至次年春，廣州大學從曲江上窯遷往興寧。1944年秋，私立廣州大學在興寧設立分教處，借用文山小學校舍上課，分教處只開辦計政班，分為高級和初級，共招生兩次，錄取新生100多人。 1945年8月，抗戰勝利，私立廣州大學復員廣州，在東橫街原址復課。1948年，呈奉教育部批准設立經濟研究所，招收研究生，畢業成績及格，報教育部授予碩士學位。這是私立大學之佼佼者。根據《廣州大學校刊》有關統計資料：1949年上半年，全校以大學廣州大學紅橋部為主，設立文學院、法學院、理學院、工學院、商學院、經濟研究所及附設會議專修科、計政訓練班，附屬中學及小學，並在香港、澳門、台山設立「廣大中學」。又推行生產教育，將沙河白雲山麓60 多畝校地辟為農場。總計當時教職員工800多人，學生共有1.4萬多人。
1945年，陳炳權在美國結束戰時經濟考察工作後，走遍美國48個州，為廣州大學募捐基金，獲得美國波士頓、紐約、羅斯福等30多所大學贈給廣州大學免費學額數十名，捐贈圖書8萬多冊，儀器一大批。又向美洲華僑募得122328美元，作為興建校舍之用。興建嶄新建築物如：華僑堂、文化堂、全美至孝篤親紀念堂、理工實驗場、圖書館等，並進一步增加設備，開拓業務。
1948年8月，陳炳權由美歸來，重掌私立廣州大學，先後選派梁國材、勞潔靈等30多人赴美免費留學。1949年10月，陳炳權與譚維漢赴香港，籌設分校。同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全市歡騰，私立廣州大學立即進行復課和開展慶祝解放活動。私立廣州大學竹苑清晨同年12月，陳炳權偕同譚維漢等人，攜帶賬冊和款項由港返穗。陳抵校以後，先將帶回來的數萬元港幣清發全校教職員工工資，隨即公布華僑捐款和私立廣州大學歷年收支賬目，又派人將廣州解放前夕疏散往香港廣大中學的10萬冊圖書和教學儀器、樂器等全部物資，滿載一個火車車卡悉數運回廣州。當時主持香港分校的黃毅芸拒絕交出物資，後經陳一再親筆函請在港校董協助，終於把上述的圖書等物運回廣州。1950年初，陳因病離穗赴港就醫，旋僑居美國。
解放後，私立廣州大學董事會進行改組，推舉吳奇偉為董事長，陳炳權、許崇清為副董事長，司徒美堂、肖雋英、蟻美厚、盧燡為董事，並推許崇清兼任校長。在人民政府和文教廳的領導下，私立廣州大學積極進行校務和教學改革。
1951年初，私立廣州大學與市內的國民大學、文化大學、珠海大學、嶺南大學、廣州法學院、南方商業專科學校合並改組為華南聯合大學。 1983年，廣東省人民政府批准籌建新的廣州大學。
1993年1月，廣州市教育委員會發文（穗高教【1993】1號文《關於廣州大學與私立廣州大學銜接問題的批復》），同意「廣州大學可與原私立廣州大學的關系銜接，以利於加強海內外校友的聯系，並為廣州大學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1996年11月，在廣州市政府的牽引下，廣州大學與原私立廣州大學隆重舉行銜接大會。市委副書記、市政協主席鄔夢兆出席大會並代表市委、市政府、市政協向新老廣大順利銜接表示祝賀。
2007年11月，私立廣州大學全球老校友近200 人齊聚廣州大學大學城新校區，祝賀私立廣州大學建校80周年，並設立「廣州大學全球校友獎助學金」。

Ⅹ 民國時期的大學教授工資為什麼那麼高

民國時期的大學教授工資高，
是因為那個時候也是比較重視教育。
你若喜歡，
便是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