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唐武教授

㈣ 唐武宗為何滅佛而崇尚道教，最後卻死在道教的手裡

在中國歷史上曾發生過「三武一宗」的滅佛事件，「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周世宗柴榮。唐武宗滅佛就是指唐武宗在會昌年間的毀佛活動。唐武宗滅佛是佛教與封建國家發生經濟上的矛盾沖突、佛教與道教爭奪宗教上的地位的斗爭的結果。

唐代後期，由於佛教寺院土地不輸課稅，僧侶免除賦役，佛教寺院經濟過分擴張，損害了國庫收入，與普通地主也存在著矛盾。唐武宗崇信道教，深惡佛教，會昌年間又因討伐澤潞，財政急需，在道士趙歸真的鼓動和李德裕的支持下，於公元845年(會昌五年)四月，下令清查天下寺院及僧侶人數。五月，又命令長安、洛陽左右街各留二寺，每寺僧各三十人。天下諸郡各留一寺，寺分三等，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八月，令天下諸寺限期拆毀；括天下寺四千六百餘所，蘭若（私立的僧居）四萬所。拆下來的寺院材料用來修繕政府廨驛，金銀佛像上交國庫，鐵像用來鑄造農器，銅像及鍾、磬用來鑄錢。沒收寺產良田數千萬頃（此數過大，疑「頃」為「畝」之訛），奴婢十五萬人。僧尼迫令還俗者共二十六萬零五百人，釋放供寺院役使的良人五十萬以上。政府從廢佛運動中得到大量財物、土地和納稅戶。在滅佛同時，大秦景教穆護、祆教僧皆令還俗，寺亦撤毀。但當時地方藩鎮割據，唐中央命令因而不能完全貫徹，如河北三鎮就沒有執行；有的地方執行命令不力。這是一次寺院地主和世俗地主矛盾的總爆發，佛教遭到的打擊是嚴重的，佛教徒稱之為「會昌法難」。第二年武宗死，宣宗即位，又下令復興佛教。

武宗承繼其列祖列宗的崇道行為，大力提倡道教，表現有：

大增崇奉「大聖祖」的舉措。

武宗是文宗開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即位，二月即敕十五日玄元皇帝降生日為「降聖節」，全國休假一天。令兩京及諸州設齋，行道作樂，賜大?三日。此後，二月十五日紀念老君，即成定例。會昌五年（公元845年）正月，詔東孝太微宮，修成玄元皇帝、玄宗、肅宗三聖容，遣右騎常侍裴章往東都薦獻。

恢復祠祀九宮?神。

玄宗時依據術士蘇嘉慶建議設置的。九宮神為太乙（坎一宮），攝提（坤二宮），軒轅（震三宮），招搖（巽四宮），天符（中五宮），青龍（乾六宮），咸池（兌七宮），太陰（艮八宮），天乙（離九宮）。九宮?神的禮儀規模式格極高，僅次昊天上帝，在太清宮，太廟之上。這些?神是輔佐上帝管理水旱的神靈，對農業半欠，人民禍福和國家治亂的關系重大，所以尊為?神，給以崇高的禮儀。天寶三年（公元744年）十二月，玄宗親祀；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正月，肅宗親愛的祀。至文宗祭祀漸弛。所以，武宗於會昌元年（公元841年）十二月，准奏起祀。重用道士，親受法?

武宗剛剛即位，便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進入宮中，於三殿修金?道場。武宗親至三殿於九天壇親受法?。會昌元年（公元841年）六月，詔以衡山道士劉玄靖為銀青光祿大夫，充崇玄館學士，賜號廣成先生，並令其與趙歸真在宮中修法?。會昌四年（公元844年）八月，詔以道士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武宗立志學仙，拜趙歸真為師。大臣諫諍，武宗對輕者不予理睬，重者貶官了之。

大築觀台，煉丹服葯。

武宗一意孤行崇信道教，會昌三年（公元843年）五月，敕於宮中建造望仙觀。會昌五年（公元845年）正月，敕於南效造望仙台。又修降真台。武宗常齋戒沐浴，親臨祝禱，希冀天上神仙降臨，福佑自身。

武宗雖滅佛，自己成仙的願望卻沒能實現。武宗又遣道士趙歸真等，在宮中在觀台燒煉丹葯，他急切地想要得到道士們煉制的仙丹妙葯，多次催促。道士趙歸真告訴他，有一種仙葯只有在吐蕃才能得到，請求前往採制。趙歸真無計可施，就給武宗開出了一個煉制仙葯所需的永遠無法備齊用葯清單。武宗下詔天下及時採摘，進貢朝廷，以便煉制。不惜人力物力。

武宗由於服用所謂的仙丹妙葯，身體受到極大損傷。葯物作用之下，他開始變得容顏消瘦、性情乖張。趙歸真告訴他這是在換骨，是正常情況，所以身邊的人規勸他少服丹葯，他也不聽。對於長生的狂熱追求使武宗難以自拔了。

魂歸丹葯

會昌六年（846）的新年朝會，由於武宗病重也沒有舉行。這時候，道士們依然編造鬼話欺騙他。他們告訴武宗，生病是因為皇帝的名字「?e」從「水」，與唐朝崇尚土德不合。土勝水，「?e」名被土德所克制，所以不利，應該改名為「炎」，炎從「火」，與土德相合，可以消除災禍。然而，改名並沒有給他帶來鴻運，且病情日漸加重，旬日之間口不能言，宰相李德裕等請求覲見，也沒有得到允許。

會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即改名之後的12天，宮中就傳出了武宗駕崩的消息。他的妃子王氏殉節自縊而死。武宗成為太宗、憲宗、穆宗、敬宗之後，又一位因為服食仙丹妙葯而死的皇帝。

㈤ 唐武滅佛的原因

唐武宗生活的時代是唐代的中後期，開元盛世已經過去，唐王朝中央政權日漸衰落，藩鎮割據一方，民間土地兼並加劇。而當時的大地主中，居然有相當部分是寺院的主持和僧侶， 唐王室自來崇佛，歷代皇帝都大量賜予寺院土地供奉佛祖，而且幾乎不對這些「寺田」征稅。隨著世風日下，僧人們也巧取豪奪了大量土地，大量自耕農為了逃避稅賦，自願委身寺院為佃農。長此以往中央政府的稅收日益減少，從根本上威脅了唐王朝的統治。 唐武宗是一個很有雄心抱負的帝王，一直執著於恢復大唐盛世，消除藩鎮。對於所有敢於干擾他的勢力和人，都要下手清除。因此發生了後來的「武宗滅佛」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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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 三武滅佛的唐武宗

唐武宗會昌（841～846）年間之排佛事件。世稱會昌法難。
元和十四年（819），唐憲宗敕迎佛骨（即所謂舍利）於鳳翔法門寺。先在宮中供養三天，然後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禮敬，從而再次掀起全國性的宗教狂熱。是時，「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養者」（《資治通鑒》卷二四○)。
對此，韓愈從儒家立場出發，予以堅決反對。他上表認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國所固有，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說，佛教的流行使「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對封建統治有害而無益。他著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義，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於是他斷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諫迎佛骨表》，《韓昌黎全集》卷三九)並表示，「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表正與憲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觸，且歷數前代奉佛之君運祚不長，因而招致憲宗的盛怒，欲處韓愈以極刑。後經裴度、崔群等人的說情，最後被貶為潮州刺史。
韓愈反佛是在佛教勢力達於鼎盛的情況下進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為深刻的影響。史稱韓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他有感於安史之亂後藩鎮力量強大，中央政權削弱，又有感於儒學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寫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論文。他在這些論文中認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親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傳播，才能有效地鞏固中央集權的統治。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凈寂滅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意思是說，佛教背棄綱常名教，有礙國計民生，不合文化傳統，務必予以排斥。
韓愈反佛的出發點和立論根據，是為了強化中央政權的政治經濟利益，確立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會和思想問題要深刻得多。為了實現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口號，試圖以行政手段徹底廢除佛教。這一思想為此後唐武宗的滅佛提供了重要依據。而他所提出的儒學獨尊和儒家「道統」，則對宋代理學的形成有明顯影響。
憲宗在唐中期還算是個有作為的皇帝。此後朝政腐敗，朋黨斗爭，國勢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數繼續上升，寺院經濟持續發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實力，加重了國家的負擔。唐武宗繼位後，在整頓朝綱、收復失地、穩定邊疆的同時，決定廢除佛教。（《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的唯一辦法。這是武宗決心滅佛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即位後，武宗開始了對佛教的整頓。而趙歸真因曾遭京師諸僧的誚謗，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傳》卷十七)，這時便利用武宗對道教的偏信，於宮中「每對，必排毀釋氏」（《佛祖歷代通載》)。他向武宗薦引了道士鄧元起、劉玄靖等人，以聲氣相求，同謀毀佛，加強了唐武宗滅佛的決心。
會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殺天下摩尼師，剃發令著袈裟作沙門形而殺之」（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會昌四年三月，以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而「歸真乘寵，每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 唐武宗滅佛，實始於會昌初年，而至會昌末年達到高潮。早在會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違戒者還俗，並沒收其全部財產，「充入兩稅徭役」（《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會昌四年七月，敕令毀拆天下凡房屋不滿二百間，沒有敕額的一切寺院、蘭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還俗。
會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許天下寺院建置庄園，又令勘檢所有寺院及其所屬僧尼、奴婢、財產之數，為徹底滅佛作好准備。同年四月，即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全面毀佛運動。僧尼不論有牒或無牒，皆令還俗；一切寺廟全部摧毀；所有廢寺的銅像、鍾磬悉交鹽鐵使銷熔鑄錢，鐵交本州鑄為農具。八月，下詔宣布滅佛結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余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同時還「勒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以使「不雜中華之風」。 相傳 世宗下詔毀壞佛像時，鎮州有一尊銅制觀世音菩薩極為靈驗，因此無人敢去毀損。世宗乃親自前往該寺，用斧頭砍毀菩薩胸部。在這幾次滅佛事件中後周世宗滅佛，是最有影響的一次。其實五代十國時期，北方政權都前後採取過一些禁佛的措施，但其中周世宗滅佛則是比較大的一次。從現有的資料上記載，周世宗此次滅佛，並沒有大量屠殺僧尼、焚毀佛經，而是帶有一種整頓佛教的性質，還保留著很多寺院與僧尼。但由於整個中國佛教的發展，已經走向了勉強維持的階段，經過這一個打擊之後，就更顯得蕭條衰落了。在這一背景之下，三教之爭，就更趨於緩和從，這之後，儒佛道三教之爭，已不像過去那麼尖銳，也不像過去那樣明顯，雖然還是有，但相對而言，規模都比較小。

㈧ 為什麼唐武宗要滅佛

貌似為了尋找他的繼任爭奪者光王李忱，也就是之後的宣宗

㈨ 唐武宗為何要滅佛教

唐朝第十六位皇帝：唐武宗即李炎。本名?e，臨死前改名炎。唐穆宗第五子，文宗弟。武宗在位時，任用李德裕為相，對唐朝後期的弊政做了一些改革。武宗崇信道教，於會昌五年下令拆毀佛寺，沒收大量寺院土地。由於毀佛成功，從而擴大了唐朝政府的稅源，鞏固了中央集權。在位6年，終年33歲。武宗生於元和九年（814）六月十一日，本名李?e（ｃｈｎ），臨死前十幾天改名李炎。武宗即位的過程，正是文宗即位的重演。

武宗滅佛，主要是因為道士趙歸真等得到信任，宣揚佛道不能並存。武宗也認為佛僧的存在影響了他修煉成仙，當時的道士還散布輿論說：「李氏十八子，昌運方盡，便有黑衣天子理國。」他們解釋說：「黑衣者，僧人也。」就是說僧侶將取代李唐國統。這樣的情況下，武宗滅佛就理所當然了。據說，為了維護道教，天下不準使用獨腳車，這是因為獨腳車會碾破道中心，會引起道士心不安。為了防止黑氣上升，以防止「黑衣天子」出世，武宗還禁止民間豢養黑色的豬、黑狗、黑驢、黑牛等。這些說法未必可信，但是反映了武宗大舉滅佛時的心理狀態。文宗即位以後，一度想立長兄敬宗皇帝的兒子晉王普為嗣，不幸的是晉王普於太和二年（828）六月5歲時夭折，文宗追賜他皇太子的名號。一直到了太和六年十月，他立了自己的兒子魯王永為太子，第二年八月舉行了冊禮。文宗的楊妃不滿意太子永，一直謀求廢掉他，因為朝廷上阻力重重沒有成功，但太子永在開成三年（838）十月暴死，使此事劃上了句號。太子的死使文宗很是傷感，認為自己枉為天子卻不能保全兒子的性命，他除了追賜兒子為「庄恪太子」外，還把火氣發到太子身邊的宮人身上，從此文宗也抑鬱成疾。開成四年十月，文宗沒有同意楊妃立弟弟安王溶的提議，而是立了敬宗的第六子陳王成美為太子，還沒有來得及行冊禮，文宗就一病不起了。

會昌五年（845年）七月，唐武宗下令滅佛，篩汰寺院僧尼。先是拆毀在山野中的寺院，隨後下詔長安、洛陽的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30人。全國節度使、觀察使下的鎮地和同、華、商、汝各州留一寺，上等寺留僧20人，中等寺留10人，下等寺留僧5人，勒令其餘被沙汰寺院的僧人全部還俗。在沙汰之列的寺院，派御史前去督令限期拆毀，寺產收歸官府所有，拆下的木材用來建造官署，銅像鍾磐都用來鑄錢。至這年八月，武宗宣布全國共拆毀寺院4600所，還俗僧尼26萬人，山野中的小寺廟拆去4萬余所，收得良田數千頃，寺院奴婢15萬人。武宗在位期間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就是滅佛。武宗滅佛，歷史上稱為「會昌法難」，與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滅佛合稱「三武之厄」。唐朝建國，以道教為國教，但是佛道之爭一直沒有間斷。武宗身在藩邸之時就喜好道術，即位後更是崇尚道術，他將太上玄元皇帝老子的降誕日（二月二十五日）定為降聖節，全國休假一天；又在宮中設道場，在大明宮修築望仙台，拜道士趙歸真為師，對他們的長生不老之術和仙丹妙葯十分迷信。開成五年正月初二，文宗密旨宦官樞密使劉弘逸與宰相李珏等奉太子監國。但是神策軍左右護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為貪擁立之功，以太子年幼多病難當重任為由，提出重立皇太子。宰相李珏據理力爭，也奈何不了手握神策軍的仇士良、魚弘志，他們假傳聖旨，將文宗的五弟潁王?e立為皇太弟，從十六宅迎入宮中。太子成美仍然以陳王的爵位退居藩王府邸。文宗駕崩之後，潁王柩前即位，這就是唐武宗。武宗即位後，將已過世的生母韋氏追冊為皇太後。有人認為武宗之所以下令滅佛，主要是與當時的宗教斗爭有關。《舊唐書》說：「武宗想學神仙方術，拜道士趙歸真為師。歸真得寵後，每次與武宗談話，就一直講佛教的壞話，說佛教不是中國的宗教，只會蠹耗生靈，應該全部鏟除。武宗聽後覺得很有道理。」佛教傳入中國後，一方面和儒家思想常有沖突，另一方面又和土生土長的道教也矛盾重重。為爭取最高統治者的青睞，佛道兩家常常進行激烈的辯論，兩教的地位也常發生變化。根據這種說法，道教和佛教之間的嚴重矛盾，道士在武宗面前攻擊佛教，促成了武宗滅佛。

根據武宗的旨意，這年秋七月裁並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廢毀；下州寺院全部拆廢。長安和洛陽開始允許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後來又規定各留兩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師左街留慈恩寺和薦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嚴寺。天下各地鎏金伎樂紋八棱銀杯拆廢寺院和銅像、鍾磬，所得金、銀、銅一律交付鹽鐵使鑄錢，鐵則交付本州鑄為農器，還俗僧侶各自放歸本籍充作國家的納稅戶。如是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武宗身材高大，性情豪爽，他即位這年，已是27歲。多年來他迷信道教，周圍經常有一批道士相往來，比起純粹生長在深宮中的王子來說，他多了一些觀察社會的機會。與文宗不喜歡聲色歌舞不同，武宗經常騎馬游樂，還常常帶著他寵愛的那位邯鄲舞伎出身的王才人到教坊飲酒作樂，與樂人諧戲，就好像老百姓家的宴席一般。但又和敬宗無節制地游樂不同，武宗並沒有沉湎其中，聲色自娛過程中他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沒有因此耽誤了國家大事。他讀書雖然不如文宗，但是他更能知人善任，而且也似乎少了一些書生意氣和迂腐，能夠面對現實，很多時候他敢於向宰相當面認錯，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使得他們君臣在會昌年間內憂外患交織的時刻，能夠沉著應付，度過難關。

從一些材料看，這種說法的確是有一定道理的。由於佛教的教義在理論深度上遠遠超過道教，因果報應、輪回轉世等內容很能夠取得人們的信任，因此道教在教義上無法與佛教相爭，於是道教就利用政治上的優勢排斥佛教。武宗寵幸趙歸真後，朝官屢屢進諫，武宗說：「我在宮中沒有什麼事情，常常與他談玄說道來解除胸中煩悶。」看來趙歸真的話對武宗的影響越來越大，武宗滅佛是重用趙歸真等道士開始的。他剛做皇帝時就召趙歸真等81人入禁中，同時進行崇道活動。趙歸真一方面挑起了武宗要求長生的願望，另一方面又不斷地排斥佛教，使武宗的崇道思想不斷增強。武宗還任命趙歸真為右街道門教授先生，使趙老道一下子成了風雲人物，連宰相李德裕也看不下去了，對武宗說：「聽說近來趙歸真的家門，車馬畢集，希望陛下好好警戒他。」因此，持這種觀點者認為道教利用政治上的優勢排斥佛教，是武宗滅佛的直接原因。

㈩ 杜光庭的相關記載

杜光庭（公元850～933），字賓聖，號東瀛子。他是我國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道教集大成者，是「學海千尋,辭林萬葉,扶宗立教，天下第一」（《道藏》第32冊8頁）的道門領袖。唐僖宗李儇和前蜀王建兩位帝王視杜光庭為帝佐國師，並將他類比軒轅黃帝之師「廣成子」，進其號為「廣成先生」。他是著名的文學家。在《全唐詩》中有詩一卷，特別是他的傳奇小說《虯髯客傳》在文學史上有很高的地位，曾得到魯迅先生的高度肯定。當代武俠小說大師金庸考證認為，他及其《虯髯客傳》是中國「武俠小說」的鼻祖；他還是醫學家、書法家。他所著的脈學著作《玉函經》、《了證歌》等都很受歷世醫家推崇，對我國中醫脈學的發展和普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宣和書譜·卷五》說：杜光庭「喜自錄所為詩文，而字皆楷書，人爭得之……雖不可以擬羲（王羲之）、獻（王獻之），而邁往絕人，亦非世俗所能到也」，可見其楷書之精。他還擅長武術技擊，四川青城武術中的仙鶴拳、白鶴單刀、六合雙刀，為杜光庭等所初創並留傳至今。
縉雲是杜光庭的故鄉。但由於他在我國歷史文化中的地位很高，加上他雖著述甚豐，從不寫自己，所以在歷史上和當前的一些文章中，對杜光庭的鄉貫存在著一些誤說，很有必要予以甄別和澄清。
一
最早使杜光庭鄉貫引起歧義的可能就是北宋時的張唐英。他在《蜀檮杌·卷上》說：杜光庭「京兆杜陵人，寓居處州……」。因為歷史上杜姓分成京兆、襄陽、濮陽、漢陽、南陽等郡，所以張唐英原話的本意是說：杜光庭之「杜氏」宗祖、郡望是京兆杜陵。漢宣帝時，將京兆東南的杜氏集中地封為杜縣，後改杜陵。京兆杜陵杜族是杜姓的大宗，特別是唐代京兆杜陵的杜氏，官聲顯赫，名望很高。古人崇郡望、重門第，所以京兆杜陵成了杜姓最為尊貴的郡望，源於京兆杜陵的杜氏在當時也因顯揚的郡望而成為自己的榮耀。因此，盡管杜光庭祖上已遷居處州縉雲，但為了顯示杜光庭之「杜氏」族源的尊貴，張唐英還是首先把他說成是「京兆杜陵人」，然後寫明他的貫居地——「寓居處州」。其，「寓居」地就是杜光庭的實際鄉貫，歷代府（州）、縣志書的內容可以說明。歷代府（州）、縣志書內容中，都列有「流寓」一節，「流寓」的本意是轉徙。地方誌「流寓」所記錄的就是那些較有名望的人物或氏族轉徙、遷居本地或曾到本地、並留下遺跡的情況。所以，「寓居」地就是杜光庭出生、成長的地方，也就是人們習慣上說的「故鄉」。
到了北宋陶岳在著《五代史補》時，對張唐英的上述說法斷章取義，僅用「京兆杜陵人」的意思，又因「杜陵」系「長安」三輔之一，進而又主觀推斷地把杜光庭誤為「長安人」。
另有臨海的陳耆卿，在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寫台州之疆域志——《赤城志》時，也故意把杜光庭寫成「天台人，或曰括蒼人」。作為南宋學者型官員的陳耆卿明明知道杜光庭不是「天台人」，為什麼又把杜光庭說成是「天台人」呢？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因杜光庭是一個名人，把他寫為「天台人」是為了借名人之光，彰顯本地的歷史文化底蘊。《赤城志》是一部台州的地方誌，盡可能把更多的名人寫為本地人，也是歷來地方誌撰寫者一個潛在的慾望；二是杜光庭年輕時曾棄儒入天台山學道；三是想打一個「擦邊球」。因為他在說杜光庭是「天台人」後，又補上一句「或曰括蒼人」，似乎「天台人」與「括蒼人」不存在矛盾。這是因為他十分了解天台縣始置時稱始平（又稱南始），後改始豐，縣名幾度換用後，於「隋文帝開皇九年（589）平陳，並始豐入臨海縣，屬括州（即處州）」（《天台縣志》），可見天台縣域曾為括州（處州）所轄。陳耆卿想依此而借杜光庭的名人之光，其良苦用心可以理解，可杜光庭是「天台人」一說，卻著實難以使人認同。
針對北宋以來關於杜光庭鄉貫的不同說法，清內閣大學士、四庫館副總裁董浩（1740～1818）等人在奉詔編纂《全唐文》時，對杜光庭的鄉貫進行了全面綜合考證後，比較肯定地說：「光庭，字賓聖，縉雲人」，接著另加了一句：「一曰長安人」。清吳任臣撰寫的《十國春秋》以及以後的典籍也多沿用此說。
二
各個時期、各個地方的地方史志一般是當地人記錄當地歷史、地理、風俗、人物、物產、文化等情況的典籍，具有較強的可靠性。而歷代的《縉雲縣志》都記載杜光庭是縉雲人。也許是現存的縉雲縣志中最早的——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縉雲縣志·人物·仙釋》就載：
「杜光庭，邑人。唐咸通中與鄭雲叟賦萬言不中，遂入天台山學道。應制為道門領袖。僖宗（時）從幸於興元，後隱於青城山。蜀王建封為廣成先生，年八十五而逝，時人以為屍解。有文集百卷。」
這里很值得一提的是，被尊為中國偉大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魯迅先生在《古籍序跋集》中非常肯定地寫道：「杜光庭，字賓聖，處州縉雲人。」另外，現代杜光庭研究專家王瑛先生也在《杜光庭事跡考辯》一文中指出：「史籍記載杜光庭為括蒼人或縉雲人兩種說法均屬正確，區別只是前者是指大的處州府，後者是確切的縉雲縣。」
三
杜光庭的鄉貫在現代的研究中基本上統一於「處州縉雲」一說，但2005年12月，四川巴蜀書社出版了華東師大古籍研究所羅爭鳴博士撰的《杜光庭道教小說研究》中卻提出了一個理由很不充分的說法。羅博士在書中提出：
（一）「查上海圖書館《浣溪杜氏宗譜》〔縉雲〕兩種、《杜氏宗譜》〔縉雲〕，其始遷祖最早為北宋人，不見光庭的有關記載」。
（二）縉雲縣方誌辦原主任金兆法編撰的《縉雲姓氏志》（1999年方誌出版社出版）載：「唐代縉雲已有杜氏，著名道士杜光庭……。但縣內川集、三里、浣溪諸杜……以京兆為郡望，系宋相杜衍之後」。
羅博士因而得出「由此看來，杜光庭一族並沒有根於縉雲。所以認定杜光庭籍貫為處州縉雲，或許還有疑似之間」的錯誤結論。
說其是錯誤結論，理由之一是上述譜、志說當今縉雲杜氏是北宋遷入是對的，但這不能斷定北宋之前，縉雲沒有杜姓氏族居住。因為古代由於戰爭、自然災害、出仕等情況都會引起氏族的遷移或興衰。另外，有過硬的證據可以說明，唐朝時縉雲是有杜姓氏族居住的。唐朝是從公元608年開始到907年滅亡，而五代則從907年開始，至960年統一於宋。我們隨機選取早於五代遷入縉雲的謝、潘兩族古宗譜查檢：
據《五雲謝氏宗譜》載，五雲（謝山）謝氏於南朝劉宋年間入縉定居，唐、宋時的謝賢（902～970）、謝縞（944～1006）父子均娶本邑杜氏為妻。《箬川（今大洋鎮後村）潘氏宗譜》載，潘氏於唐武周年間遷縉後的第二世——泉州太守潘夢之次子潘佐（881～969），字經國，住箬川，娶妻杜氏（879～961），生二子，元、昌；潘佐弟弟潘鼎的長子潘奎（939～1017），字子星，住箬川，娶妻杜氏（942～1022），生子二，褕、顯，後遷居杜橋（今屬五雲鎮），為杜橋派。
以上縉雲謝、潘古宗譜明確記載，唐、五代時就有多人娶杜姓人氏為妻，足可斷定，在北宋之前的唐朝和五代時，縉雲絕對是有杜姓族群居住的，只不過是當時所居住的那些杜姓族群，不知是遷徙外地或是其它什麼原因，在縉雲消失了而已。
說其是錯誤結論，理由之二是封建氏族規定，凡出家入道者，都是不能寫入宗譜的，這是常理。誰又見過古代有哪一部古宗譜記載過本姓人氏的「方外」人物呢？所以絕不能拿縉雲杜氏宗譜有沒有記載杜光庭，作為判定杜光庭這個「方外之士」的鄉貫是不是縉雲的依據。
四
綜上所述，古今書籍所記載杜光庭的故鄉、鄉貫雖有不同表述，除「天台人」前文已作排除外，主要可歸納為兩類：一是浙江的縉雲、括蒼、處州；二是陝西的「京兆杜陵」、長安。
長安即今之西安，杜陵在今西安市東南，是唐時京畿三輔之一，所以京兆杜陵與長安可以認為是同一地域的不同表述。
而據有關典籍記載和分析，縉雲、括蒼、處州也是縉雲同一地域的不同表述。《括蒼匯記》載：括蒼縣置於隋開皇九年（589），隸屬於處州，現縉雲縣的西南半縣當時是括蒼縣的一部分（東北半縣屬東陽郡永康縣）。唐萬歲登封元年（696），分括州括蒼縣東北界及婺州永康縣南界置縉雲縣。唐天寶元年（742）至乾元元年（758）縉雲屬之的括州曾改名縉雲郡，後復為括州。唐大歷十四年（779）改括州為處州（《舊唐書·地理志》、《縉雲縣志》）。縉雲建縣以後曾是括州、縉雲郡、處州的屬縣，縉雲西南半縣是在括蒼縣改為麗水縣前的大括蒼縣劃入。所以，所謂的括蒼、處州指的都是縉雲縣而已。
浙江縉雲與陝西長安，一南一北，相距千里。杜光庭故鄉、鄉貫到底是南方的浙江，還是北方的陝西，這在杜光庭的一首詩中已經有答案。杜光庭的《題鴻都觀》（見《全唐詩》卷854）詩曰：
亡吳霸越功已全，深隱雲林始學仙。
鸞鶴自飄三蜀地，波濤猶憶五湖船。
雙溪夜月明寒玉，眾嶺秋空斂翠煙。
也有扁舟歸去興，故鄉東望思悠悠。
詩句表達了他離開故鄉，伴駕入蜀，在月明星稀的夜晚，思念久別的故鄉之心情。從「扁舟歸去」分析，其故鄉應該是可以用「扁舟」順長江而下「歸去」、而且舟楫方便的江南，而絕非必須翻越「難於上青天」的蜀道方可到達的長安；從「故鄉東望」分析，其故鄉肯定是在成都「東望」的浙江，而絕非偏北的長安。
至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認為，杜光庭具體出生地、鄉貫是縉雲。具體說，就是在原括蒼縣劃為縉雲的——現縉雲西南部那些地域。
五
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國編輯出版了一套共200部的《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其傳主是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數千年中各個領域、各個學科的4000多位歷史傑出人物中遴選出來的270位最具代表性的偉大人物，杜光庭入選其中，並單獨立傳（有的為合傳）。《杜光庭評傳》由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孫亦平女士承著，南京大學出版社於2005年3月出版發行。
再是浙江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在精心准備基礎上，啟動了該院最大的科研項目——「『浙江省文化名人傳記』系列叢書」的編纂。全方位精心選取古今最具代表性的浙江籍傑出名人100位。其中數千年的古代只選50位，二十世紀選50位。在古代的50位名人中，縉雲的杜光庭佔有一席之地。《道門領袖杜光庭傳》由浙江理工大學副教授蔡唐根承著，浙江人民出版社於2005年3月出版發行。
杜光庭越來越引起中外學者的重視和研究。目前已知的專著，除上述提及的《杜光庭評傳》、《道門領袖杜光庭傳》、《杜光庭道教小說研究》三部外，韓國的金兌勇先生（北京大學博士）撰寫的《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的道教哲學研究》，也於2005年12月由四川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杜光庭是縉雲、是麗水、是浙江、也是中國最著名的歷史文化名人之一，是一位非常值得家鄉人民重視、研究和開發的傑出人物。
金庸稱杜光庭為中國武俠小說鼻祖！
杜光庭是有數幾個非張姓天師之一，是傳真天師，道教宣傳家。杜天師在道門中威望很高，四川省都江堰市青城山建福宮和浙江省縉雲縣歷山騎龍宮都供奉他的神像。
廣成韻。這是杜光庭創建的道教音樂韻曲。音樂韻曲以其道號「廣成」來命名，這在中國音樂史上是罕見的。杜光庭在道教齋醮行道（道場）儀軌中，對道教音樂也予以規范化，以能更好配合道場靜壇與行壇的法事活動，達到娛神樂人、弘道宣教、祈福消災的效果。鼓板樂器有指揮行止、統一步伐、協調眾人的作用，在廣成韻有板有眼、聲調悠揚的伴奏中，唱步虛詞，誦經念唱，步罡踏斗、步虛旋繞、呼吸吐納、舞蹈散花等。杜光庭也是音樂家、表演藝術家、指揮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