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學教授彭慕蘭
㈠ 彭慕蘭簡介及主要理論貢獻
彭慕蘭教授是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中國史專家。
他在2002年第4期《歷史研究》的主要觀點是，無論是從農業、手工業、消費、市場發展水平上比較，還是從人口與資源的緊張關繫上分析，1800年之前，中國和歐洲都沒有太大的差距和差異。大分岔主要發生在隨後的世紀。使西歐最終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的原因，一是英國煤炭的採掘及其有利的蘊藏位置引發了動力革命，其次是新大陸提供的土地密集型產品緩解了歐洲在生態方面的制約。這本書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後引起了很大的國際反響，被認為是對西歐中心論的新的顛覆。《白銀資本》的作者弗蘭克在《亞洲研究雜志》上評論說，它對於重新了解東西方之間發生巨大分歧的原因和機制有著最重要的貢獻。《美國歷史評論》認為，這本書「每一頁都新見迭出」。
㈡ 加州大學教授彭慕蘭認為：英國及歐洲的工業化即「歐洲奇跡」，幾乎完全是 一種「歷史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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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中國人為什麼沒有發明蒸汽機——讀彭慕蘭的《大分流》
在此我想冒昧談一點自己的淺見。
首先，我試圖在學術潮流的框架內對彭著的立場予以理解。如同彭著反復強調的，著述《大分流》的背景是西方學術界長期以來以一種優越心態來看待歐洲經驗，認為歐洲之所以發生工業革命，並在很長時間內在政治經濟軍事各個領域統轄全球，乃是因為歐洲在工業革命之前在政治經濟思想各方面優於其他各洲。這種傳統思維方式，不僅有明顯的歐洲中心痕跡，在認識論上也有今天美國學術界竭力想避免的目的論teleology 傾向。目的論的問題在於，它設置了一個簡單的因果公式和必然性的套路——A 的發生，是因為B的存在，反過來，B 的存在，必定會導致A，而歷史研究就成為分析B和A 的因果關系以及B的特殊性的活動。打個比方，辛亥革命的發生，是因為清政府的腐敗，清政府的腐敗，必定會導致革命的發生，接下來的問題就只剩下一個——腐敗到什麼程度，導致了不可挽回的失敗？但是，這種認為已經發生的歷史現象一定不可避免（inevitable）的思維方式顯然會妨害對歷史的多重性和復雜性的理解，也使得歷史學家的工作變得有點無聊。在這一意義上，《大分流》挑戰了一個很大的認識偏差，指出歐洲經驗絕不是歐洲學者所自我想像的那麼優越和特殊，中國在社會經濟的很多方面在1800年前，並不比西方差，有的甚至比西方更為優越和完善。
《大分流》提出的問題，誠然是值得深思的，闡述是否令人信服是另一回事。彭慕蘭的闡述過程，首先存在黃宗智所說的兩大弊病。第一，彭慕蘭不是歐洲歷史專家，他對歐洲歷史的解釋依賴於二手資料，即他人的著述，第二，即便在對中國的研究中，他所依賴的還是二手資料。也就是說，彭慕蘭在《大分流》中進行的，並不是實證基礎上的分析，而是一種理論推演和假說。如果我們把《大分流》和黃宗智對長江中下游小農經濟的研究，杜贊奇對華北農村文化，權力的研究等著作放在一起，就會發現這一明顯區別，也正是因為「假說」的特性，彭慕蘭在寫作中其實不斷地犯論文寫作的一大忌諱——他不斷地使用英文中的「虛擬語氣」，大量用諸如「可能」probably，「多多少少」somewhat，「本該」could have been 這類含糊不清的語言來描述很多現象。由於沒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大分流》對黃宗智提出的「內卷化」問題，其實並不能提出有力的反駁。例如，《大分流》引他人的研究指出，長江三角洲的家庭手工業每年也能為一個家庭創造XX兩銀子的收入，但是假如按黃宗智的說法，這些收入是在家庭成員不計成本的投入勞力之後取得的，如果考慮所有的成本投入，收入的真實效益是值得懷疑的。彭慕蘭把中國土地自由買賣制度看成是優越於歐洲的一個方面，但是忽略了一個問題，在中國這個人口稠密的農業國，土地和其他商品不同，是人們賴以安身立命的生產資料，農民不到萬不得已，是絕不願意輕易賣掉自己的土地的，相反，所有人都盡可能地希望多佔土地，在這種狀況下，土地的買賣看起來是一個自由交易行為，實際上是一個爭奪有限資源和欺壓掠奪的過程，並成為社會動盪的一個隱患。
即便如彭慕蘭所說，歐洲的內卷化現象未嘗不比中國更小，歐洲也不比中國更先進，十九世紀的歐洲在政治經濟軍事技術各方面領先和壓制中國畢竟是個不爭的事實，那麼歐洲的突破點究竟在什麼地方，中國既然如此完善，為何還是落後就更讓人好奇，甚至正因為彭慕蘭為中國所作的「辯護」，反而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尖銳，但我們總不能堅持說，失敗了也還是比你優越吧。
在這一點上，彭慕蘭提出的解釋似乎就更加無力。在討論蒸汽機的發明和應用時，彭慕蘭提出，中國人理解蒸汽機的相關基本科學原理（basic scientific principles）——氣壓的存在——有很長時間，並精通活塞技術和把旋轉運動轉化為直線運動的動力系統。彭慕蘭的依據是，中國人懂得用活塞運動製造熱氣流，唯一缺乏的是反過來用熱氣流來推動車輪的應用。他又說， 「在嚴格的技術意義上，這一工業革命的中心技術本來也可以在歐洲以外發展出來，因此我們永遠說不清它為什麼事實上先在歐洲發展起來。」
在探討蒸汽機這一「中心技術」的時候，使用虛擬語氣的「本來也可以」和「永遠說不清」使得彭慕蘭的全書在最關鍵的問題上虛晃一槍，結果除了列舉中國平行和優越於西方的種種現象以外，在放棄深入分析的同時，失去了闡釋原因的能力。但是，「蒸汽機」問題被提出來，至少說明歐洲以外的文明何以沒有首先創造出近代科學技術這個老話題仍然有探討價值。我的想法是，首先，了解「基本科學原理」不能等同於實踐中的應用，不能代替復雜的實驗和分析，更不等同於大規模應用後對整個社會經濟產生深刻影響。古人在放沖天炮的時候，也明白後來火箭的基本原理，但會製造沖天炮不等於會製造火箭。一個小孩可以用吸管喝汽水，但他並不會製造抽水機，風箱和蒸汽機的關系無異於此，更何況，風箱的功能是製造風來加大火力，它本身並沒有象彭慕蘭所說的那樣製造「熱氣流噴射」（jet of hot air）。彭慕蘭似乎認為，通過活塞製造氣流，和通過氣流推動車輪只是一組相反的過程而已，它們之間只有一步之遙，歐洲人不過偶然地跨了過去，而且這一偶然的發生很難通過邏輯解釋。這顯然是一種過度簡化的看法，拉風箱是一種簡單的人力和手工活動，但用蒸汽機推動車輪已經進入到初步的自動化，用機械動力推動機械的階段，這一步決不是輕而易舉可以偶然跨過去的，從風箱到蒸汽機的跨度，一定遠大於蒸汽機到內燃機的跨度。這或許類似人類從爬行到直立行走所需的時間和從類人猿到人的進化時間之間的差異。
歐洲能夠跨出這一步，即使說是「目的論」也好，必然有其長期的社會的文化背景。從老生常談的文化思想的角度看，歐洲在文藝復興以後，自笛卡爾，培根已降，越來越注重實證科學的研究，對很多「基本科學原理」都進行研究，實驗和證明，並且注重在實際中的應用。而在中國的哲學思想中，儒家文化基本上是一種社會倫理和政治哲學，並不強調對客觀世界的研究；道家對中國人的影響在一種順其自然的人生態度及人和自然的和諧關系；這兩種學說都傾向於以極其簡明和高度含混的語言表達思想。後來的禪宗則主張不立文字，直接進行由「心」到「心」的暗示性的啟蒙。在印度，印度教基本追求是人生的圓滿和與「Brahman」融合的體驗，類似中國的天人合一；這兩種文化中高度的直覺化和情感化傾向有利於文學和藝術，但也並不太利於自然科學研究尤其是廣泛的社會應用，因為後者必須進行一絲不苟的長時間和客觀事物的實驗和研究，禪宗式的頓悟在這里幾乎起不了作用。中國宋代以後的「新儒家」更加強調人的自主性和對經典的自我理解和闡釋，其主觀唯心的一面同樣阻礙了客觀理性的科學精神。另外，從社會結構看，進行抽象思維活動的中國士人只讀人文經典，不從事工匠的實踐活動，而工匠由於教育程度所限，也不可能把實踐知識和技術上升到理論科學的高度，而兩個階層間基本是隔絕的。而在歐洲工業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投資型「企業家」——而非中國傳統意義上的作買賣的「商人」——在中國古代並不存在。因此，蒸汽機能夠被發明和應用，實際牽涉了相當多的值得探究的思想文化背景和體制因素。彭書中提到歐洲發明望遠鏡等物品，但是，美國學者在對伽利略的研究中已經指出，當時宮廷貴族實際是這類發明的贊助人和大量科學家的資助和保護者，望遠鏡也就是伽利略為他的恩主做來玩的。中國的貴族官僚也贊助大量的門人清客，但其間多是文人幕僚，乾的是出謀獻策，應對唱和的事，搞發明和科研的沒幾個，這里還是涉及到文化和體制問題。
上述的觀點只是我試圖從文化角度提出一種解釋，因為我同時認為，刻意迴避文化和制度因素，正是《大分流》的一大缺陷。正因為迴避文化和制度因素，竭力想避免目的論，彭慕蘭只能把歐洲的突破——他並不否認，當然也無法否認這一突破是存在的——歸結於偶然因素。比如，他似乎誇大了發現和使用煤炭資源在歐洲的意義，以及其巧合性。彭慕蘭把長江三角洲和英國作類比，但是提出，長江三角洲雖然有極好的自然條件，卻缺少煤炭資源，因為中國的煤炭資源遠在北方和西北地區，恰好是經濟文化欠發達的地方，而且交通不便。對煤炭資源的發掘的強調，在王國斌的《轉型的中國——歷史變化和歐洲經驗的局限》中也持類似看法，但把歐洲的崛起歸結為發現和使用煤仍然是偏狹的，因為讀者必然會提問，煤炭並非只有英國獨有，大量使用煤炭的動機和目的又是什麼？中國北方既然有豐富的煤炭資源，又為什麼不進行開采？晚清啟蒙思想家鄭觀應在《易言•論開礦》一文中也以英國為例，證明開礦帶來「富甲天下」，但前提是「格致之士能知五金之礦隨處皆有，因地制宜，按法開采，不惜經費，不畏艱難。」 這等於還是在強調體制文化的原因，因為礦是在的，但要人去找，去開，而人首先需要轉變觀念並具備一定的知識，資金，技術。
彭書中還有一種可供質疑的解釋方式，我稱為「不需要論」。中國為什麼沒有發明蒸汽機？彭書的一個解釋是，蒸汽動力首先是用來為煤礦抽水，中國的煤礦都在北方乾旱的地方，既然不積水，當然不需要抽水設備。王國斌教授也有類似的「不需要論」。他在分析中國古代的中央政府為什麼不象歐洲那樣建立起與商人階層的合作關系的時候，也認為中國政府不需要商業稅來維持自身運轉。但是，「不需要」只是對事物客觀一面的消極解釋。任何政府都需要稅收，中國古代政府「不需要」商業稅，也「不需要」發行國債來籌資，但是卻極度需要農業稅來養活自己龐大的官僚階層，那麼，中國古代政府有沒有和負擔農業稅的農民建立類似歐洲的王室與商人那樣的妥協和談判關系呢？如果沒有，客觀上的「不需要」可能還需要回溯到主觀上的「不想要」，即還是要回到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上尋找原因。
即使這樣勉強解答了關於歐洲的問題，也還是不能解釋中國在1800年後的的衰敗，總不能把衰敗歸結為煤炭資源的位置不合理，這必然陷入了一種地理決定論的目的論觀點：因為沒有開採煤，所以沒有工業革命，所以衰敗。另外，彭慕蘭的論述還使人感到另一種邏輯上的悖論。一方面，他和王國斌教授一樣，力圖證明在1800年前中國和歐洲並沒有太大差別，歐洲並不特殊，不值得仿效，但由於歐洲興起和中國衰落這兩個事實的存在，他必須證明歐洲擁有中國沒有的一些特殊條件，但這等於反而承認和證明了歐洲很特殊，而且特殊到無法仿效的地步，因為煤和鐵，市場，等等因素都剛好完美地在一個特定時刻結合在一起。那麼，論者究竟想說歐洲的例子特殊還是不特殊？這個悖論王國斌和彭慕蘭都未能很好解決。或者說，二者想證明歐洲在人文制度上並不特殊，只是在自然生態和資源上佔有優勢？但如果自然生態有如此重大的作用，又如何解釋中國被自然條件上沒有優勢的日本打敗的事實呢？
在這一點上，我以為王國斌教授雖然立場與彭慕蘭相同，但他在《轉型的中國》中的方法似乎更為全面，論述也更為准確和深刻，他以歐洲經驗和中國互為參照進行比較，同時，雖然他在開篇的時候聲明要強調技術和生產因素，也質疑了從哲學思想角度來解釋技術問題的方法，但他在後面卻花了大量篇幅討論中國內部國家政權的功能，能力，及其蛻變過程，並且指出「中國的社會秩序既缺少代議制和地方政府和一個公共領域。」在這里，王國斌並沒有象一些美國學者如William Rowe， Mary Rankin一樣對中國的「公共領域」進行理想化和較為樂觀的描述，而是指出了歐洲（哈貝馬斯意義上的）公共領域的實質和與中國的區別。王國斌還指出，中國的國家政權沒有能夠有力地發展能促進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而且事實上控制和塑造了中國的意識形態，道德，公共秩序，和民族認同諸領域，並有強大的再生和自我轉化能力。
我以為，對中/歐對比和中國受到何種制約的討論到這里終於觸及核心，它不單單是「生產技術」因素，即不是「能不能」，而是「願不願」的問題，歸根到底還是上述的文化和政治因素。沿著王國斌的論證再前推一步，就完全可以進一步探討中國國家政權的思想文化控制是如何阻礙了近代科學的產生，也等於回到了彭慕蘭覺得「永遠說不清」的那個關於製造蒸汽機的問題。事實上，王國斌對國家政權的深入研究等於已經無意間質疑了彭慕蘭和他自己以偶然性從技術層面來解釋歐洲和中國的差異的認識傾向——如果王國斌已經表明，國家政權對整個民族在各個層面都起了如此重要的控製作用，而國家政權的行為和組織又都是高度體制化，高度理性甚至具有哲學基礎的，某幾個特殊的地理和技術因素怎麼可能左右歷史的進程呢？在這里，王國斌自己的觀點似乎也是矛盾的，除非他同時證明中國的傳統國家政權結構和思想非但不阻礙，反而有利於現代需要。重要的是，傳統的中國的國家政權所信奉的價值觀中確實不是偏向經濟和技術，而是著眼於政治文化秩序的穩定和道德倫理完善的，而整個國家的知識階層都深受此一價值取向影響。這一特性決定了在要探討中國的獨特性的時候，恐怕必須深入到國家政權如何建立一個話語霸權，而話語霸權如何影響（即使不一定是決定）人的價值取向和社會經濟結構的問題上，而不能停留在技術的表層和對偶然性的假想。
因此，我認為進行中國與歐洲的比較研究是相當有啟發性的，但深入探討雙方各自內部的動力和制約，而不是急於證明中國的平行性和優越性，是一個更加有意義的問題。比如，在基層社會，中國的紳士和歐洲紳士究竟各自承擔了什麼樣的社會和道德功能？另外，王國斌的國家政權的挑戰，能力，訴求，責任的分別探討也有相當的啟發意義，只有把這些因素和彭慕蘭強調的技術，地理，生態因素綜合起來，對「大分流」這一歷史現象才會有更全面的認識。
㈣ 18世紀初英國發生什重大事件。（與工業革命有關）
為什麼工業革命發生在18世紀的英國 ——馬德斌教授在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史學講壇的講演為什麼工業革命獨獨在英國發生？我們喜歡找到一個轉折點，但工業革命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可能牽扯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只是聚焦在工業革命這一時點就會產生很大的誤解。馬德斌 1998年獲得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博士學位，曾在美國、日本等多所大學任教與訪問研究，現為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史系終身副教授、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史學系海外聯席系主任，新一屆國際經濟史學大會（IEHA）秘書長。主要研究興趣為中國以及東亞的長期經濟增長、制度與法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中國與東亞其他國家以及歐洲國家長期經濟發展的比較。在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等國際知名經濟史學期刊上發表十多篇論文，在海內外出版編輯多本專著文集等。工業革命與大分流18世紀末源於英國的工業革命是經濟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課題之一，這場革命意義十分重大，從根本上改變了生產力的動力源泉。亞當·斯密1776年出版《國富論》時，正是工業革命前夕，在他眼裡，專業分工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但他沒有想到技術革命有如此巨大的可能性和推動力，不僅改變了一個國家的命運，也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格局。工業革命把英國從歐洲的邊緣帶入世界的中心，把一個不起眼的陰暗、潮濕的小島變成了日不落的帝國。同時，在喬叟與莎士比亞文學中造就的僅六七百年的現代英語，通過殖民等渠道廣泛傳播，最終成為一種全球性語言。一些經濟學家和史學家，如加州大學的格雷戈里·克拉克和伽羅等人則把工業革命之前的世界簡化為馬爾薩斯的世界：1700年前，英國工人的實際工資曲線基本上是平的，只有在工業革命以後，工資水平才扶搖直上，走出了馬爾薩斯陷阱。有研究表明，在工業革命之前或之初，全球收入分配不均等的原因大部分可以由國家內部的收入分配不均等來解釋，而工業革命之後，則越來越需要由國與國之間的收入不均等來解釋，今天如果不扣除物價等因素，全球最富國家如瑞士的人均收入已經是非洲最窮國家的40倍。這在工業革命之前是無法想像的。我現在舉另外兩個學者（布羅德伯里和古普塔）的研究來進一步說明工業革命帶來的轉變。以工業革命中最重要的行業——紡織業為例，英國的棉紡業在工業革命之前本來是落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歐洲人趨之若鶩的是印度的棉織品、中國的絲織品，就跟今天中國富人到倫敦買奢侈品一樣，是一種時髦。對於荷蘭與英國的東印度公司而言，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到亞洲采購。但在當時，比如1680年英國工人的工資已是印度工人的4倍，原材料、資本的價格也和印度差不多，英國資本相對廉價但人工價格較高，英國的生產成本並沒有優勢，技術上也落後，這種情況下它的紡織業沒有競爭力可言。可到了19世紀，經過工業革命的洗禮，盡管英國總的生產要素成本仍高於印度，但它的棉紗卻能以印度一半的價格銷售，還不賠本。因為以動力為基礎的技術革命使英國能夠更便宜地生產這些東西，在成本不降低的情況下，大大降低了產品的價格。布羅德伯里和古普塔應用經濟學生產函數和費用函數的原理做計量分析，說明在17世紀到19世紀末的階段，工業革命使英國與印度在紡織業上發生了逆轉。事實上，英國的機制紡紗產品不但摧垮了印度的傳統手紡紗業，也解體了中國從黃道婆開始起源的手紡紗業，英國成為世界工廠，其紡織品與機器出口到全世界。為什麼工業革命會發生在18世紀的英國？從經濟史角度看，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題目，以前大家問的最多的是，工業革命為什麼發生在英國而不是荷蘭？因為荷蘭至少在英國之前是當時歐洲最發達的經濟體，英國工業革命前的很多制度都是從荷蘭借鑒而來。相比之下，英吉利海峽的阻隔，使很多先進的東西從歐州大陸傳到英國有時間差。還有，工業革命為什麼發生在英國而不是法國？法國的國家制度發展較早，一直想成為世界中心。而如果我們看得更長遠一點，文藝復興時代的威尼斯、佛羅倫薩，這些都是歐洲文化一度最燦爛、經濟最發達的地方，為什麼這些地方都沒有發生工業革命，而獨獨發生在英國的中北部，像曼徹斯特、蘭開夏這些英國相對貧窮落後的地區，並繼而席捲英國乃至世界？前些年彭慕蘭教授提出的「大分流」問題，也從另一角度提出了為什麼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18世紀中國發達的江南地區的命題。江南的手工業特別是紡織業也很發達。李約瑟很早就研究了中國的悠久技術傳統，他認為在宋朝，也就是西歐最黑暗的中世紀，中國的技術已經達到頂峰，四大發明領先世界，所以工業革命為什麼不在那時發生就是所謂的「李約瑟難題」。我們甚至可以擴展來看，為什麼工業革命不發生在印度？印度的孟加拉灣條件也可以。為什麼不是中東呢？中東有很悠久的歷史，伊斯蘭教的興起從公元600年開始，流傳到各地，古希臘的大量文獻被翻譯成阿拉伯語，歐州的文藝復興，也依賴於阿拉伯語的古希臘文獻轉譯與文化倒流，不僅如此，即使到近代，伊斯蘭文明的奧斯曼帝國也打敗了東羅馬帝國，並一直和西歐競爭到17、18世紀。為什麼工業革命獨獨在英國發生？我們喜歡找到一個轉折點，但工業革命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可能牽扯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光聚焦在工業革命這一時點就會產生很大的誤解。我將從第一次工業革命作為一個動力革命說起，倒溯到之前17世紀英國所發生的許多重大轉變，就是所謂的金融和財政革命。在財政、金融革命的背後是政治制度的革命。工業革命之前還有科學革命，像英國的牛頓、法國的笛卡爾都對科學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一般認為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科學並不重要，主要都是手工業匠人的一些技術改良，靠的是長時間的經驗積累，他們並沒有受過很高的教育。但是第一次工業革命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之後又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產業革命，這些顯然都是需要科學基礎的推動，17世紀歐州科學革命的重要性在這里就顯現了出來。工業革命與資源稟賦工業革命實際上就是動力革命，以前的驅動力是人力或畜力,有些會用風力、水力。但是工業革命最大的特點就是用燃料作為能源代替了人力，這也是英國的紡織業、特別是紗紡業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動力驅動能使紡紗工人的勞動生產率達到手紡工人的40倍。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英國在勞動力價格很高的情況下依然可以生產出有競爭力的產品的原因。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生有幾個必要條件：首先是燃料原料，這個就可以解釋工業革命為什麼沒有發生在荷蘭了，因為荷蘭雖然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但它沒有煤，同樣，中國最發達的江南地區也缺乏煤礦資源。當然，煤礦資源只是一方面。工業革命另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用機器來替代人的勞動，所以必須要有鐵礦業與機器製造業（哪怕是手工的）為基礎。最後一個重要的因素：由於工業革命用機器代替勞動力，所以很適合於一個勞動力工資比較高而煤礦資源價格比較低的地方，這樣看來，工業革命發生在工人工資相對較高(相對於南歐和其他地區)而煤資源又比較豐富的英國北部不完全是偶然的。生產要素相對價格影響生產技術的選擇是一個微觀經濟學的老命題，在同樣的技術下，英國的生產採用較多比例的資本與能源和更少的勞動力；而中國在同樣的情況下，是用較少的資本與能源和較多的勞動力，這種選擇符合兩地生產要素價格的相對差異。因為中國的勞動力相對來說更便宜。這一點在最近荷蘭學者范·贊登和中國學者李伯重的比較研究中也提到，比如中國以前有拉船的纖夫，但荷蘭是靠馬匹來拉動，因為人力太貴了。還有一個比較好的例子就是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是中國發明的，但中國最後應用得並不多，最常用的還是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在15世紀後對歐洲的新教革命起到很大作用，活字印刷出來的第一本書就是《聖經》。因為對於中國而言，雕版印刷的資本含量很低，手工含量較高；活字印刷需要製造鐵的機器，對資本要求較高，就不合算了。其實，要素價格的命題在史學家中也經常被提起，馬克·埃爾溫有一個很有名的理論叫「高水平陷阱」，說在元朝有一個很大的轉輪，可以節省很多勞動力，但是後來就慢慢消失了。他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勞動力過剩。另外，趙岡也提出過相同說法，與黃宗智的「內卷化」論點也相符。最近，牛津大學的羅伯特·艾倫教授在這個老命題中引入了新的計量和經濟學模型分析。工業革命的技術通過英國的要素價格組合才能產生利潤，而在最初中國勞動力非常便宜的條件下是不會有利潤的。但工業革命不是一次性發明、以後就一勞永逸了，恰恰相反，新技術發明的不斷更新使技術變得越來越有競爭力，機器的勞動生產效率提高到最後連勞動力最便宜的地方也不得不轉向開始用機器來代替勞動力，這就是後來手工業解體的開始，也是工業革命走向全球的開始。因此，英國工業革命的觸發有一個低能源價格、高工資、低資本價格的結合，但之後又有技術發明不斷更新的路徑依賴。從要素價格來解釋技術革新，從根本上說還是一個技術需求的理論，但它沒有一個供應的理論：即對能源技術的需求並不一定導致供應的產生。能源本身的技術開發也是一個過程，不能完全作為外在的條件，其背後也有制度等深層因素。這也是對這個所謂技術誘發創新的觀點所作的最根本的批評。所以有些學者，如喬爾·莫基爾，強調理解工業革命不能忽略17世紀科學革命與思想啟蒙運動的重要性。「工業革命不是一次性發明、以後就一勞永逸了，恰恰相反，新技術發明的不斷更新使技術變得越來越有競爭力，機器的勞動生產效率提高到最後連勞動力最便宜的地方也不得不轉向開始用機器來代替勞動力，這就是後來手工業解體的開始，也是工業革命走向全球的開始。」工業革命與體制變革建立在生產要素價格上的分析沒有能解釋為什麼英國和荷蘭在工業革命前夕工資已經比較高而資本的成本較低了，即已經達到一個比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了。一個重要的說法是工業革命前，英國已經經歷了商業與貿易革命。貿易革命對英國和荷蘭的崛起起了非常大的促進作用，大西洋航線的發現與開拓和整個大西洋貿易的興起，以及南美洲和北美洲的相繼開發，作用尤其明顯。歐洲的貿易中心慢慢走出了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海岸。但是這樣的分析帶來更大的疑問，因為大西洋最早的開發者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通過在南美洲的經營與殖民，特別是銀礦的開發與出口，西班牙與葡萄牙已經成為當時歐洲最強盛的國家，帶動了所謂的歐洲價格革命和後來的重商主義政策。但奇怪的是，即便如此，最終從中得利最多的卻依然是英國和荷蘭。阿西墨格魯等經濟學家提出，英國和荷蘭之所以發展起來，不只是由於外貿的興起，更同它的內在體制有關。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開放基本是以皇權和國家利益為驅動力的，英國和荷蘭的海外開發則是以公司為動力驅動的，東印度公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荷蘭和英國有發達的國會制度，商人參政很早就開始出現，政治本身的內在價值和貿易的興起，兩者結合使商人的政治力量大大加強，他們對規則加以干預和改變的力量也大大加強，而這些規則的改變就帶動了17世紀英國金融和財政制度的改革。中世紀歐洲的國會跟現在的概念很不一樣。那時的國會是代表地方勢力，或通俗地說是地方的土豪劣紳。以前召開國會也僅僅是在皇帝需要錢的時候，召集地方精英協商加稅。這和歐洲特別是英國中世紀大憲章以來的傳統有關，皇帝徵用子民財產的權力受到制約，精英們的產權也由漸漸發展起來的普通法界定與保護，地方的自治權力也較高。皇帝加稅需要召集國會，國會在一開始就跟稅收聯系起來，也就是所謂的「稅收與代議制的關聯」，這也是美國獨立戰爭最重要的口號。國會制度在中世紀大部分歐洲國家都有，但在有些國家不那麼系統，唯獨英國和荷蘭有一個全國性的框架，而它們的商人組織與影響在大西洋貿易發展之後越為強大。中世紀的歐洲皇權政府跟中國的封建政府有共通之處，沒有今天公共財政的概念，有的只是皇家的領地與財產，也可以靠臨時性借款、賣官、濫發貨幣甚至強制徵用或掠奪，所以財稅制度非常脆弱，沒有形成一個現代的納稅體系。今天的發展經濟學強調保護產權和制約國家權力，但實際問題是在國家綜合行政能力很低的時候，國家權力被濫用的機會也最大，一旦政府有財政問題，向商人掠奪、賴債甚至把債主趕出國門都可能會發生，這在某種程度上踐踏了產權。諾斯與溫格斯特在1989年發表的文章，把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解讀為國家轉型的一個關鍵點。很多革命都帶有偶然性。英國光榮革命起源於當時席捲歐洲的宗教革命，英國也發生了新教和天主教的爭斗，以英國國會勢力為代表的政治力量，通過引進外來的荷蘭皇帝，也引進了荷蘭的經濟制度。光榮革命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推進了英國現代國家制度的形成，執行了《人權法案》，規定皇帝要定期召集國會，國王要增加的財政預算必須經過國會通過。為什麼國會這么關心財政？因為國會代表了有產者和商人的利益，他們自己是交稅者，就必須知道這些稅是派什麼用途的，隨著國王權力的虛化，英國的政治架構朝著現代君主立憲制演變。國會制約王權和掌控稅收，反而導致稅收大幅增加，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所謂國家能力的增強，特別是建立了現代的納稅制度和文官隊伍。文官隊伍的中立化與專業化保證了稅收直接進入國庫，而不是被中飽私囊。更重要的是界定了納稅人的合法財產權，這是光榮革命之後一個重要的制度建設。公共財政制度的建立帶動了英國的公債市場，堅實的財政與國會的信譽，提高了英國國債的信譽。與此同時，在17世紀末由政府特許商人認股而成立的英格蘭銀行，也開始經營政府的公債市場，同時也帶動了倫敦的金融市場，使倫敦發展成比荷蘭阿姆斯特丹規模更大的金融中心。隨著介入歐戰與殖民開發，英國政府開支與借款也大幅上升，而公債的利率卻在下降，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信譽度高，風險低，這就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構成了17世紀的財政與金融革命。中國為什麼沒有走上工業革命道路諾斯與溫格斯特對光榮革命的詮釋引發了不少非議，特別是聚焦關鍵時刻的方法會忽略歷史的連續性，尤其忽視了英國的財政金融制度有一個漫長的從他國借鑒消化的過程。我們回到中國為什麼沒有走上工業革命道路這一問題上。命題的復雜性在於：首先，工業革命為什麼發生在歐洲，經濟史並沒有定論；其次，英國工業革命的道路是否具有普遍性，也沒有定論。從表面上看，傳統中國在歷史上最早建立中央集權體制和以科舉為中心的文官體系，而中國的皇權是無邊的。這似乎都意味著中國會有很強的國家能力。但從稅收來講，中國中央稅率按人均來算，自宋朝以降，是在慢慢下降的，同時稅收構成越來越依賴比較固定的土地稅，而英國、荷蘭更多轉向商業稅，商業稅又以城市為主，這對於歐洲的城市化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同時，中國正規的文官體系並沒有隨著人口增長而增加，依賴於吏治等體制外的制度操作，腐敗等問題在體制內並沒有解決，最終形成了一個我所說的「強政權與弱治理並存的矛盾體」。中國歷史上沒有產生嚴格意義上的公債。西方的公債跟戰爭有很大關系。但中國也不缺少戰爭，為什麼中國的戰爭不會產生公債？這個問題最早是馬克思·韋伯提出來的。有一種簡單的說法：中國的皇權是至高無上的，產權是絕對的，正像在晚清的時候，大臣跟皇帝提議要建立大清銀行，發行公債，皇帝說所有的東西都是我的，我怎麼還要去借呢？這個說法其實不完全，歐洲也有根深蒂固的絕對王權與產權的傳統。區別在於，給歐洲王權貸款的銀行家往往在這些國家的疆域之外。所以，要想繼續向銀行家貸款，這些歐洲皇帝就必須遵守「有借有還」的原則，這當然和歐洲政治分裂的架構有關。中國政治上的大一統始於秦朝，宋朝後得到鞏固，也許是大一統和絕對皇權這兩個條件並存制約了國債的發展。政府的稅收基本上都用於戰爭，也會帶來很多問題，畢竟，借公債去打仗、窮兵黷武也不是什麼好事。但是，借公債去打仗同讓軍人直接去山西商人家裡沒收財產相比，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維持公債需要政府建立一定的信譽，對隨意踐踏私人財產權就會有所顧忌。在清朝，每次戰爭都會導致銀庫庫存下降，乾隆在位時很自豪地說，大清的銀庫有八千多萬兩庫存。八千萬兩實際上就等於清朝兩年的收入，但到18世紀末鎮壓白蓮教時就差不多耗盡。與之相比，近代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權政府，它一年的公債就等於七年財政收入，它的公債依賴義大利不少城邦的銀行家，經常以來自南美殖民開發的白銀資源作為抵押，這就讓西班牙王權的財政不用受制於國會或國內的納稅體系。由此看出，國家能力、政治架構與公共財政有密切的互動關系。對英國工業革命的解釋，我從要素價格誘發技術創新開始，再倒推回到財政和金融革命，最後聯繫到國家的政治架構。最重要的是，與歐洲的高資本價格相比，中國不是一個簡單的例外，其背後可能有更深層的制度與歷史原因。當然，把工業革命的淵源直接和財政、金融革命乃至政治制度聯系起來，沒有一個簡單的結論，更沒有一個單一的因果關系。我希望這個討論能給有關工業革命的老問題提供新的視角。
㈤ 大分流的作者介紹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歷史系主任、歷史和東亞語言文學教授，加州大學系統世界史研究組主任。其大部分著作圍繞著中國和比較經濟發展、農村社會變革、環境變革及政府的形成等展開研究，但也著有民間宗教史和家庭結構及性別角色史方面的著作。
㈥ 歷史 選擇題 選C 為什麼不選A
18世紀末19世紀初是工業革命時期，中國閉關守國政策從明朝中葉，就是鄭和下西洋之後封閉的，時間明顯就不符合了，從這點就能把A排除
㈦ 明清之際中西方歷史發展呈現大分流態勢的表現
世紀中西方的歷史發展為什麼會出現大分流，即中國為什麼沒有在商品經濟十分活躍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類似西方那樣的理性資本主義?早在近一個世紀前，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1864—就曾提出並談論過這一問題。1915年韋伯在他有關中國宗教倫理的名著《儒家與道教》中，就提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不乏有利於資本主義產生的因素，但中國之所以沒有能發展出西方式理性資本主義的原因，在於中國文化中缺乏一種像西方新教教義那樣的精神心態。簡言之，中國缺乏一種類似於西方基督教新教那樣的宗教倫理作為必要的啟動力量。時至當代，美國加州大學的彭慕蘭教授2000年發表了其專著《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又引發了一場以美國學者為主的中英近代歷史比較的大討論。《大分流》的主題是從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相互聯系的角度來探究現代世界經濟的起源及其發展。在這一主題下，彭慕蘭也提出了韋伯已經提出的問題：為什麼工業革命會發生在西歐，西歐有什麼獨有的優勢?圍繞這一問題，彭慕蘭主要從地理、環境、人口與生態的角度進行了比較研究。 本文作為對上述討論的回應，提出導致18世紀中西方大分流的原因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主要包括東方獨特的地理環境所形成的集權制度和與之相適應的經濟政策。 馬克思提出要理解東方社會必須從東方特殊的地理環境人手。地理環境在東方早期的社會制度和文化的形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從地圖上對比東亞大陸與歐洲大陸，很容易發現一個差別是東亞大陸呈比較規則的橢圓形板塊，海洋未能深深切入陸地腹里。中國的西北廣大地區均距海一千公里以上，這種內陸區約佔全國版圖的百分之六七十。 馬克思指出：東方的這種「氣候和土地條件，特別是從撒哈拉經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韃靼區直至最高的亞洲高原的一片廣大的沙漠地帶，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成了東方農業的基礎在東方，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干預。 因此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馬克思在這里所講的「韃靼區直至最高的亞洲高原」就包含有中國的西北高原。馬克思關於東方國家水利、公共工程在國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所形成的中央集權國家形態的論述，是他在古代社會形態理論中的一個重要觀點。這一思想觀點，馬克思曾多次反復強調。例如，1853年6月2日，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指出東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恩格斯則在6月6日的復信中強調了東方的氣候、土壤性質，指出：「在這里，農業的第一個條件是人工灌溉，而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馬克思在文章中把他們通信的意義歸納在一起，強調了形成東方國家集權體制的基礎條件就是依靠集體勞動的水利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