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教授知名經濟學家羅奇

1. 史蒂芬·羅奇：中國如何行動

辯論階段已經過去。經過六年的反復權衡，中國現在堅定地致力於貫徹全新發展戰略。這一戰略的基本主旨不出所料，即中國轉變投資結構，從出口主導型經濟增長模式向著更平衡的消費和服務經濟轉型。這樣的轉型是主動為之，亦屬絕對必要。
說它必要，是因為持續疲弱的全球增長不太可能像以往那樣，為中國出口提供強勁的外部需求。同時也因為中國新領導層似乎決意解決威脅環境、加劇地區差距、擴大收入分配不均，從而影響穩定的各種內部失衡。
戰略轉型也是中國決策者為避開中等收入陷阱的深思熟慮之舉。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多數新興經濟體在人均收入接近1.7萬美元大關時陷入中期增長放緩。長期固守原有增長模式的發展中經濟體會落入該陷阱，而中國或將在三到五年內達到該收入水平。
今年的「中國高層發展論壇」有三個見解增強了我的信心，讓我堅信中國即將進行大規模結構轉型，從而得以避開中等收入陷阱。首先，作為消費再平衡重要支柱的明確的城市化戰略已經出台。這一點在中國新一代領導層開、閉幕講話中都有所強調，此外論壇期間的工作會議還給出了諸多細節。
城市化是消費的基石，可以強力撬動中國家庭的購買力。中國城鎮職工的人均收入是農村人口人均收入的3倍以上。2012年中國城鎮人口佔比52.6%，較1980年的18%增長了近2倍，且預計到2030年將佔比近70%。如果持續城市化能與創造就業相結合鑒於中國強調發展尚處在萌芽狀態的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家庭收入增長的前景是令人鼓舞的。
城市化步伐應當打消西方關於所謂鬼城和長期過度投資的疑慮。
據麥肯錫公司研究報告的統計結果，每年新湧入的城鎮居民高達1500萬-2000萬，這意味著到2030年，中國大城市的數量需要從2010年的125座增加到220座以上。
此外，因為城市化需要海量資金且中國的單位人工股本僅為美國和日本的13%，因此中國有充分理由在若干年內保持高投資。
當前的新課題主要是城市化的負面外部效應，特別是土地徵用和環境退化等棘手問題。今年的發展論壇提出了解決這兩個問題的「生態城市」框架，包含推動新型城市化模型的激勵機制，該模型主要關注集約型土地應用、地方交通混合模式、輕型建築材料及非碳能源。
2013年中國發展論壇的第二個見解是，新政府重點強化社會安全網作為現代消費社會的支柱。特別是戶籍導致公共服務和福利均不能異地享受，由此導致約1.6億底層農民工無法享受由政府提供的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
社會安全網路漏洞，導致高額且不斷增加的預防性儲蓄，進而妨礙勞動收入增加對可支配購買力形成推動。重要的是，
中國高層領導人在論壇上釋放出積極審議戶籍改革的強烈信號
。此外，在原有中央計劃機構當前翻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機構框架下，中國已經聚攏了大量資源制定深思熟慮的全方位經濟對策。
但歸根結底，單憑強勢政策和分析能力來應對嚴峻的經濟挑戰還遠遠不夠。近年來我們看到不幸的例子在西方一再上演，而中國的新任領導人也不一定能避開類似的陷阱。
目標和戰略對實現中國新任領導人所謂的「中國夢」至關重要。但
在對抗最大的障礙來自根深蒂固的地方及省級權力集團的阻力時，勇氣和堅定的決心同樣必不可少。在這個關鍵領域，擲地有聲的話語必須伴隨著大膽的行動作者為耶魯大學教授、摩根士丹利前任亞洲區主席作者：史蒂芬·羅奇

2. 039封：為什麼上大學，還要上好大學

好大學不只教你知識和技能，更教你怎麼學知識長技能
我認為，優秀大學和普通學校在學習上的關鍵性差異，不在於「學什麼」，而在於「怎麼學」——學習的方法和過程，有時真的很不一樣。因為好大學不只教你知識和技能，更教你怎麼學知識長技能。
同一個知識點，普通學校的學生可能只掌握了皮毛，背一背概念，練幾道習題，淺嘗輒止;名牌大學的學生卻可能通過教授講解、小班討論、課外研究、文獻閱讀、論文撰寫等多種方法，很深刻立體地消化一個知識點。
以博弈論(Game Theory)這門課為例。開課時，教授先帶我們一起看了《美麗心靈》這部講述博弈論大師、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約翰-納什的電影，讓我們初步了解了納什其人、感受到博弈論的美麗。學習博弈論最基本的「納什平衡」時，教授不但通過「囚徒困境」等經典例子解釋這個概念是什麼，還讓學生們試著設計出不同的博弈論情景題，發給班裡其他同學去找「納什平衡」。這樣，一個知識點的學習就能引申出各種learning practice，而每種practice又加深了我們對這個知識點的理解。直到今天，我還對博弈論的各種概念記憶猶新，這一定得歸功於當時的深度學習。
再舉個例子。在一些學校寫論文，有時不得不說就是個「東拼西湊」的過程。「稍微查點資料，這里抄一些、那裡再補一段話，改改措辭變成自己的「論點」，看上去八九不離十，只要教授別刁難就能過關。」
在耶魯，每篇論文都可以寫得艱苦卓絕。為了理出一篇論文的arguments，我經常要幹掉幾本書、跑上幾次圖書館、查過幾回期刊資料庫，有時還需要和面對面教授交流觀點。寫的過程更是絲毫不能馬虎，文章邏輯、遣詞造句等方面都需要「庄嚴」對待;引用別人的觀點和數據時，必須仔細做好注釋、寫全「參考文獻」，否則就算抄襲，可能被追責。有些大四學生甚至會用一整學期來「憋」一篇畢業論文。當終於得到教授的肯定時，我有兩個大四好友竟然當場喜極而泣。
經歷這么多的「折磨」與歷練，有必要嗎?作為過來人，坦率講，當年熬夜苦讀時，確實有過累得想罵人的時候。但學習之後的成就感和長進，就好像品過好茶後的無限回甘。知識學得很扎實這點自不用說，更重要的收獲，還是通過深度學習所提高的各種能力：閱讀力，寫作力，分析力，批判性思維等等。這些能力綜合在一起，就加強了一個人的自學力。而好的自學力不但在讀書時有幫助，在未來幾十年職場的摸爬滾打里，也會使一個人獲益無窮。
好大學，好在「好教授，好學生，好校友」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婦孺皆知。還有一條更通俗的理論，說一個人的水平，大約是與他交往最多的五個人水平的平均值。對大學生而言，這五個人幾乎就是朝夕相處的同學和教授，父母都不一定算得上。
20歲出頭的年輕人，三觀尚未完全形成，性格也仍有可塑性。在蛻變成大人的過程中，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受到身邊人潛移默化的影響。若想當一個優秀的人，就最好多和比自己優秀的人在一起。
好大學，關鍵的一「好」在於 「人」好。沒有一所好大學不是人文薈萃、牛人輩出的。在人才濟濟的校園里呆四年，你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人才，通過和他們一起上課、寫作業、運動、聊天、旅行、談戀愛，你將一直被他們的正能量氣場籠罩，不知不覺汲取到他們的優點、逐漸變成更好的自己。
耶魯四年，讓我倍感榮幸的一大收獲，就是與一群「超級厲害」的人成為師徒、同窗和校友。
每個耶魯學生的「厲害」都體現在不同方面。有才華方面的「厲害」：滿分學霸，音樂詩人，發明天才。有閱歷方面的「厲害」：十年級的暑假一路賣藝游遍南美寫出一本暢銷游記;18歲和22歲代表美國連續參加兩屆奧運會擊劍比賽並獲獎牌;幼時倖免於盧安達屠殺，與家人十年後在美國重聚，長大後代表非洲難民在聯合國演講。當然，還有家庭出身方面的「厲害」：美國前總統肯尼迪唯一的外孫，印度首富唯一的千金，全球著名金融大鱷的小兒子……
我和這些厲害的同學們一起揉著惺忪睡眼去趕清晨第一堂課，在圖書館啃書到天亮，在星期五晚上的大派對上喝酒唱歌，在周末乘火車去紐約逛博物館和藝術館……我們探討政治民主、生物實驗與倫理道德、同性戀權利等深奧話題，更會一起在星空下暢想人生未來。每個耶魯學生都在釋放著積極上進的氣場，在友好和諧的氣氛里你追我趕。和這樣一群人在一起，壓根不敢偷懶，更不可能頹廢。那些家世顯赫的學生，也絲毫沒有紈絝子弟之氣。從他們身上，我感受到了低調、謙遜、彬彬有禮。
耶魯的教授們，是一群實力引領學術界，影響力延至政商、文藝等各個領域的牛人。大學四年裡，我有幸跟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施勒教授學習「金融市場理論」，同摩根士丹利前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教授討論中國未來的經濟走勢，向著名的耶魯大學投資辦公室首席投資官大衛-斯文森教授討教投資秘籍。除了上課時能近距離接觸傳說中的各位「人物」，我還有幸和教授們在生活中切磋交流：跟日文教授學習劍道，到德國籍的歷史教授家裡啃豬手喝黑啤，幫英文寫作課教授打理後花園的花花草草。
因為四年的同學情誼美好而難忘，大家在畢業以後仍舊保持著密切聯系，以耶魯校友身份為傲。不誇張地說，地球的每個角落都有耶魯人在積極改變著這個世界，哪怕是一座只有兩個耶魯畢業生的小鎮，也可以成立一個校友會。而紐約、舊金山、倫敦等歐美大城市，更是有上千上萬耶魯人，從近百歲的老翁到二十多歲的小伙都活躍在校友活動中。
畢業後我喜歡穿著帶有「YALE」四個粗體字母的耶魯汗衫出遊。而這個耶魯人的標志，也幾次幫我邂逅校友。有次去北海道的函館旅行，穿著耶魯汗衫在漆黑的山頂看夜景時，走來一位日本老先生，激動地用英語問道：「你在耶魯讀書嗎?」聽聞我剛從耶魯本科畢業，他更加激動地握緊了我的手，祝賀我完成學業，「我是1972年從耶魯畢業的!」在這座偏遠的日本小城偶遇大學長，我也很激動，用日語跟老先生聊起耶魯往事。臨別前，老校友遞給我一張名片——原來他是三菱集團一位剛退休的關鍵高管。「Leo君，下次來日本，只要你在東京，就要聯系我哦。」
還有一次到洛杉磯出差。在半島酒店，我穿著耶魯汗衫坐在大堂吧寫文件。大堂的女鋼琴師滿臉笑容地朝我走來，「你一定是耶魯人吧?(You must be a Yalie?)」得到肯定答復後，鋼琴師說她的丈夫和女兒都是耶魯畢業生。「看到你真親切，你讓我想起了我女兒。Leo，如果你還能在這里呆上一陣，一定來參加校友會的活動。下周，洛城的耶魯校友會在好萊塢舉辦一場派對，梅里爾-斯特里普(耶魯畢業的著名女演員)可能也來參加。」
說起耶魯的人就激動，有些扯遠了。總之，若想在青春最好的幾年裡，結識一群高智商、高情商的人，和這群人成為朋友/事業夥伴/愛人，讓他們給你帶去源源不斷的積極影響和改變，你就應該努把力，考上一所好學校。我相信，哪怕是只有一丁點上進心的同學，也希望與優秀的人為伍，而不是和終日打游戲吃泡麵/發自拍修美顏/戀愛對象換不停/渾噩度日胸無大志的同學玩在一起吧。
名校 = 更好的平台，更多的資源 -->離「成功」更近
如果使人受益一生的學習能力塑造和出類拔萃的師生這兩點「好」還不能說服你下決心為名牌大學的入場券拼一把，那麼我們再聊一點實際的「好」。
好大學帶給學生的機會和資源往往是頂尖的。而抓住一個好機遇，你的起點就可能比別人高一截，畢業後直接進入人生發展的快車道。好大學，好平台，好機遇——這點其實挺不言而喻的，但我還是想分享一個在耶魯的小故事。
大三上學期，我決定申請投資銀行的暑期實習。每年夏天，華爾街的幾大投行都會錄取一些大三升大四的實習生，把他們分配到投資銀行部、股票銷售與交易部、研究部等部門實習8-10周。實習生最多能拿到一筆相當於人民幣8、9萬元的薪水，表現優秀的還能提前獲得全職錄用。這么好的香餑餑，自然受到一眾大三學生的爭搶。
實習面試開始前，幾大投行的招聘團隊通常會舉辦宣講會，跟申請者「親切見面」——告訴學生們投行是干什麼的、「高大上」在哪裡。那年9月，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瑞銀等幾乎所有投行陸續造訪耶魯。他們派出的公司代表，從大老闆到初級分析師，也多是耶魯校友，與學生們「嘮嗑」時毫無距離感，除了分享正經的實習申請秘籍外，還會聊聊哈佛耶魯橄欖球賽勝算、耶魯最好吃的食堂，甚至當年曾有過的校園羅曼蒂克。
一眾世界頂級投行的職員代表放下光鮮甚至自傲的姿態，在白天忙得焦頭爛額之後，再搭兩小時火車從紐約風塵僕僕趕到耶魯，就是為了能吸引更多這里的學生應聘實習崗位。他們青睞「耶魯」品牌，信任耶魯學生的能力。這種待遇，是普通大學學生幾乎沒法得到的。
與我同屆的一位高盛實習生來自美國南方一所普通大學，從大一便開始積累銀行、證券公司的工作經驗。平心而論，他能力出眾，踏實肯干，絕對不輸給任何一位常春藤大學的實習生。可他費了比我多得多的努力，才換來實習機會：沒有一家投行到他的大學開宣講會，他只得數次請假飛到紐約，參加各大投行在華爾街總部的「集體宣講會」(面向所有院校學生開放);幾乎沒有一位大學校友在投行工作，為了取經和「套瓷」，他只得千方百計在宣講會上要到了大佬的聯系方式，數次發郵件毛遂自薦，才爭取到一兩個珍貴的面試機會;面試時，他甚至收到「不公正待遇」——當他問到無法進入下一輪選拔的原因時，某投行招聘經理竟非常不專業而旁敲側擊地說是因為他來自xx大學，而不是哈佛耶魯等」target school」(「目標學校」，華爾街幾大投行通常在target school招收絕大多數實習生)……
作為耶魯學生，我比他幸運、幸福了許多。除了讓學生們在家門口參加宣講會之外，數家投行為進一步表達誠意，還在耶魯組織了幾十場一對一的coffee chat——員工請學生喝咖啡(注意，是投行掏腰包)，為他們的實習申請出謀劃策。高盛甚至專門請華爾街上著名的金融培訓師到耶魯，給學生們上課，一切免費。首輪面試，一些投行更是將考官團隊「運」到耶魯校園，免了學生們趕火車去紐約的麻煩。而普通學校的同學呢?「抱歉，我們不會在你校組織現場面試。」「抱歉，我們沒有針對你校學生的實習培訓課。」「抱歉，你需要自行預定航班飛到紐約面試。」
老實說，寫到這里，我真有點為普通大學的精英們抱不平——你們很努力，很優秀，也許比名校學生更出類拔萃。可因為你們的學校在名氣和資源上不夠給力，所以沒法給予你們一個高平台、一條快車道、一份加速度。
我們無法撼動這個現實，但我們可以繞過它——憑努力，考進一所好大學。同樣優秀的兩個人，那個擁有更好平台和資源的人，往往會有更大的勝算，不是嗎?
回到文章的最初——上一所好大學，有什麼好的呢?
希望上面的三點，給出了一部分答案。
大多數人一輩子只會讀一次本科，有的人會再讀個碩士/博士。一生就這一次，那麼為何不上個好學校呢?況且，好大學還有很多其他「好」：更棒的伙食，更美的校園，更多的獎學金……上大學，真的不只是為了拿一紙學歷，而更是為了——在各方面讓自己變得更好。

3. 中美貿易逆差產生原因

中美貿易逆差形成原因復雜，與兩國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相關，政策取向、貨幣地位、儲蓄率低，這幾個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產生了美國巨額貿易逆差，這實質是美國國內深層次結構性原因。

首先，從政策取向來看，目前這種格局是美國在政策上「一放一收」的結果。

「一放」，指的是20世紀60年代後，美國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對其國內產業結構進行重大調整，將鋼鐵、紡織等傳統產業逐步轉移外放，並在此後的時間里，在其國內主要致力於集成電路、精密機械、精細化工等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逐步利用其科技優勢、生產優勢等塑造出以服務業為主，低儲蓄、高消費的經濟格局。

「一收」，指的是美國多年來嚴格執行出口管制措施，尤其是在推動其本國經濟發展的高科技產業方面，幾乎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近年來美國對華出口限制不減反增，甚至擴大到部分民用的非美國獨有的科技產品。這進一步加劇了美中貿易的不平衡。

其次，從貨幣地位來看，貿易逆差是美元作為全球本位幣、美國作為世界最後消費者的必然結果。美國巨額貿易逆差的產生是利用別國剩餘儲蓄，來維持其超出自身生產能力的消費水平的必然結果。如果美國不能維持貿易逆差，則全球經濟將因失去美元流動性而失速，也會對美國經濟形成「反噬」。

第三，從儲蓄來看，美國貿易失衡是其國內「消費—儲蓄」結構失衡的表現。「寅吃卯糧」是美國民眾習慣和日常生活的常態，居民儲蓄率低短時間內無法得到扭轉，美國的政府支出也不可能短期內明顯壓縮。除非美國提高國民儲蓄率或者降低投資，否則美國實現經常賬戶的盈餘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3)耶魯大學教授知名經濟學家羅奇擴展閱讀

中美兩國貿易不平衡是結構性的。美國對華在貨物貿易上有逆差，但在服務貿易方面，美國對華長期保持著巨額順差。中美貿易統計也存在差異。據中國和美國統計工作組測算，美國官方統計的對華貿易逆差每年都被高估20％左右。

實踐證明，中美經貿規模發展到今天的體量，靠的是市場力量和商業規則，在中美經貿關系中，中方從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中美貿易狀態完全是由市場形成的，本質上是互利共贏的。

4. 斯蒂芬·羅奇的介紹

國際金融報記者蘇蔓薏綜合報道
一年以前亞洲以外很少有人談論人民幣問題，在2003年卻成為世界爭論熱點。在國際上一片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聲浪中，摩根士丹利全球經濟分析部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明確表示，這是個「嚴重錯誤」。
面對全球經濟失衡，這位華爾街具有影響力的人說：「中國不應該再成為替罪羊，緊要的解決之道是美元必須貶值。」
羅奇指出，改變人民幣的匯率機制將動搖已經納入全球化生產模式中的供給鏈，也會對積極進入中國的日本、美國、歐盟等帶來不利因素。如果向中國施壓以期改變其匯率政策，工業化國家將面臨白費自己節約成本的努力。中國不是依靠低估價值的貨幣來競爭，而主要靠勞動成本、技術、質量控制、基礎設施以及堅定的改革承諾。他說，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是其競爭力的具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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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羅奇現任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和全球經濟分析部總監，負責領導公司對美國經濟的預測和分析，以及管理摩根士丹利添惠在紐約、倫敦、巴黎、東京和香港等的經濟預測和分析工作。羅奇獲有紐約大學博士學位以及威斯康星大學學士學位。羅奇於1982年加入摩根士丹利公司，在此之前曾擔任過MorganGuaran-ty信託公司的經濟分析副總裁，並在首都華盛頓聯邦儲備局研究部門工作過六年，負責督促聯邦儲備局官員進行國內生產總值的估測。

5. 中美貿易不平衡分析

中美貿易不平衡產生的原因和對策

實現中美雙邊貿易相對平衡的基本條件是促進貨物、服務和投資的自由貿易。沒有雙邊的自由貿易，就不可能實現雙邊貿易持續的相對平衡

文/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陳東琪

全球化條件下，世界貿易不平衡成為一種常態，各國能夠做的只能是控制不平衡程度，實現相對平衡。目前中美貿易不平衡程度較高，基本特徵是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逆差。在全球產業鏈和分工體系的快速變革中，雖然過時的國際貨物貿易統計體系放大了中美貨物貿易的不平衡程度，但仍然存在較嚴重的不平衡。實現中美雙邊貿易相對平衡的基本條件是促進貨物、服務和投資的自由貿易。沒有雙邊的自由貿易，就不可能實現雙邊貿易持續的相對平衡。

一、從全球化看中美貿易發展的現狀

世界各國之間的貿易從來就不是絕對平衡的，即使經濟全球化對各國貿易流量分布有某種均衡效應，也不可能形成各國同時滿意的絕對平衡格局，國際貿易不平衡是一種常態。從1985年到2005年，世界主要國家貨物進出口貿易增長5.8倍，各年逆差呈現逐漸增加趨勢，總額從756.5億美元增加到3600億美元。這說明，全球化並沒有停止國際貿易的不平衡趨勢。

全球化既使貨物貿易流量快速增長，也使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勢頭。隨著全球需求結構變化，在產業發展中，依賴土地、地礦和能源資源的農業和工業所佔比重逐漸下降，依賴知識、技能和其他勞動服務的比重逐漸提高。隨著全球產業鏈和產業分工的重新調整，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不斷擴大，資本流動由單向(發達國家的過剩資本流入到發展中國家)向雙向(資本既從發達國家流入發展中國家，又從發展中國家流入發達國家)變化。在這種形勢下，衡量各國之間的貿易是否平衡不能沿襲傳統的貿易思維，不能只看貨物貿易流量的變化，還要看服務和資本貿易流量的變化。

中國「入世」以來，中美之間的總體貿易格局一直表現為「交互逆差」或「交互順差」。就是說，雙方中的任何一方既不是單純的順差，也不是單純的逆差，而是既有順差又有逆差。在貨物貿易方面，中國是順差，美國是逆差;在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方面，美國是順差，中國是逆差。

去年，美國對華的貨物貿易逆差按美方口徑為2325億美元。在這個數字中，實際上有大約60%是由美國公司或其他第三國(地區)企業在中國加工出口的產品,這是在中國的美國資本獲取利潤的載體。如果將這部分剔除掉，那麼美國對華貨物貿易的實際逆差就只有1000多億美元。如果將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考慮進來,近幾年美國對華的「總體貿易逆差」實際上明顯低於美國媒體宣傳的數字。

隨著「入世」過渡期結束，今年以來中國不僅擴大了工農業等實體性產業的市場開放，外商在這些領域的股權投資門檻大幅度降低，而且也加快了金融、保險、科技信息、公用事業(3757.711,-136.89,-3.51%)和其他服務領域的市場開放，比如允許外商以QFII方式進入資本市場，增加包括吸收人民幣存款在內的銀行業務，允許外商投資交通設施和公用事業等等。預計今年美國對華的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的順差將會顯著增加，從而美國對華的「總體貿易逆差」也會明顯減少。

二、中國貿易快速增長:誰是貢獻者？誰是受益者？

中國近30年對外貨物貿易增長經歷了從逆差到順差的周期性變化。從1978年到1988年的11年中共有408.5億美元貿易逆差。這個階段快速進行進口替代，以非常低廉的價格換取價格高昂的製造技術和設備。隨著進口替代帶來生產能力的提高，技術進步加快，進出口貿易結構逐步改善，貿易體制改革增加外貿活力，要素生產率提高，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期間被迫選擇出口導向戰略，促使進出口貿易出現了由逆差向順差的轉換。

對外貿易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引擎。近5年，中國貨物進出口貿易年均增長28%，佔世界貿易比重從3.6%提高到7.7%。中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給世界市場提供了價廉物美的商品，使歐、美、日等主要貿易夥伴獲得了類似於上個世紀60年代「高增長、低通脹」的成就。把工廠搬到中國的美國公司，利用廉價的土地、勞動力、緊缺資源和巨大的需求市場，獲得了巨額利潤。而中國以寶貴的資源和環境為代價在全球產業鏈的加工、組裝環節只是賺了一點加工費和勞務費，掙了一點辛苦錢。

在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融入世界市場體系的過程中，中國不僅實現了出口貨物貿易快速增長，而且也使進口貨物貿易保持持續強勁增長的勢頭。從2001年到2006年，中國的貨物進口額從2435.5億美元增加到7916.1億美元，5年增加2.25倍,年均遞增27%;中國的貨物進口額佔世界貨物進口總額的比重從3.35%提高到6.81%。在這個基礎上，今年頭4個月的進口增長速度仍然接近20%。可見，中國不僅為世界創造了價廉物美的供給市場，也為世界創造了容量巨大的需求市場，為美國和其他貿易夥伴創造了很多的就業機會。對外貿易快速增長，中國既是貢獻者，也是受益者，而中國的貿易夥伴是更大的受益者。

但應當客觀地看到，在勞動力供給處於高峰時期，中國這個巨大的進口市場需要有強勁的出口市場來支持。如果外部力量對其出口市場過分限制和打壓，就有可能打破中國進口高速增長的慣性。其結果，既會損害中國的利益，也會損害中國貿易夥伴的利益。

三、中美貨物貿易不平衡是多個原因造成的

從2000年到2005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佔全球貨物貿易逆差的比重從8.83%提高到28.33%，而同期德國和日本的貨物貿易順差佔全球比重從56.52%提高到76.75%。實際上，歐洲和中國以外的亞洲經濟體是美國和世界貿易逆差的主要來源地。

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女士和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羅奇教授，對美國貿易逆差的解釋比較符合現實。巴爾舍夫斯基女士指出，美國逆差「是多個原因造成的，並不僅僅由匯率決定」，「美國人消費慾望過於旺盛」，沒有儲蓄的習慣。羅奇教授也說:「美國貿易的真正的問題在於投資與儲蓄之間的失衡」，「進口飆升更多是美國所處在的國內消費過剩特殊時期的產物」。他們一致認為，美國人的過度消費和儲蓄不足造成了過度進口和貿易逆差。

造成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原因，既有外因又有內因，相對於外因，內因起主導作用。這個內因，除了「過度消費引起過度進口」以外，還與「美國的市場不夠開放和出口不足」有關。

第一，面對全球產業結構和全球市場格局的變化，美國沒有主動調整過時的貿易戰略和政策，而推行「出口保護主義」和「市場限制主義」，限制能源資源、高端技術和科技產品的出口，甚至對中國繼續採取一些違背WTO精神的歧視性措施和禁售。這樣做的直接結果是讓那些政策彈性較大的國家如德國可以獲得更多的對華出口，美國對華出口的一部分被德國等國家獲得，這種「國家賣方競爭」無疑會對美國產生「擠出效應」，減少美國的出口機會。

第二，面對全球化浪潮，美國「害怕與貧窮國家競爭」，「提高准入標准進而提高外國企業的成本，以削弱外國企業的競爭力」。比如，在能源、航空、農業和先進製造等領域，美國對外國特別是中國資本的限制有增無減。這樣做的結果是可出口商品減少，使得美國在全球出口總規模中的相對比重降低。

第三，美聯儲在較長時期內實行膨脹性貨幣政策，以低利率方式創造過剩的美元流動性，從而人為地造成美國資產升值和「財富效應」。在貸款利率很低的情況下，理性的美國人當然願意大量刷卡消費;在財政債券融資利率很低的情況下，財政部會不加節制地發行公債以滿足五角大樓的支出需要。在美國國內中低端產業出現空心化的背景下，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是美國消費品和公共投資品需求無限制擴大，它們中的很大一部分要靠進口來滿足。

第四，美國用超額發行的美元紙幣大量購買並囤積石油和其他稀缺程度較高的物資，加劇了內外需失衡。近幾年，美國和全球市場存在一個重要的循環:美國石油儲備增加-全球石油漲價-美國囤積更多的石油……石油儲備不斷增加和油價上升，必然花費越來越多的美元，使美國進口額顯著增加。

第五，無節制的對外戰爭和全球擴張使得美國政府的公共開支不斷膨脹。2004財年聯邦財政赤字達到歷史最高紀錄的4130億美元，去年仍然高達2482億美元。政府公共開支膨脹必然造成公共品需求膨脹，在國內一般公共品供給增長一定的條件下，只有靠進口來填補供求缺口，從而擴大對外貿易赤字。

在分析中美貿易不平衡產生的原因時，中美雙方都應當採取客觀而又理性的態度，應當更多重視像巴爾舍夫斯基女士和羅奇教授這樣的務實人士的看法，找到妥善解決的方案。只有這樣，才能取得雙贏的良好效果，並繼續推動中美貿易健康快速增長。

四、解決中美貿易問題，美國和中國能夠做什麼？

美國如果把雙邊貿易不平衡的原因簡單地推給對方，不重視自己的內因，不重視控制本國的過度消費和過度進口的慾望，不努力擴大市場的對外開放和增加出口，不僅對對方不公平，而且也會使貿易不平衡問題更加嚴重。因此，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的最好途徑是雙方共同致力於消除產生這些問題的因素，在雙邊市場共同促進自由貿易。

美國方面應該控制過度進口，實現自由出口。控制過度進口的首要措施是: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削減美元在全球的供應量和流動性;提高國民儲蓄率，逐步扭轉投資和儲蓄失衡的格局，限制高負債下過度的私人消費;緊縮聯邦政府開支，特別是通過改變全球擴張戰略緊縮美國在全球的軍費開支，國會應當停止不斷放寬債務發行限額標準的做法，嚴格限制國債發行，減少政府在高負債下過度的公共消費。只要家庭赤字和政府赤字控制住了，促使家庭和政府均做到收支基本平衡，不斷改善消費和儲蓄的關系，就可以為解決貿易赤字問題提供基本保障。

為了擴大出口，美國需要調整與全球化和WTO規則不夠和諧的貿易政策和體制，修改已經不合時宜的國內貿易法案，擴大產業和技術市場的對外開放。在中低端製造業和一般加工業不斷向外轉移的背景下，美國的優勢產業越來越縮小在「產業寶塔」的尖端位置上，比如高端信息技術工業、現代軍事工業、航天航空和鐵路交通業、新能源產業、生物制葯產業、環境保護以及金融和保險等現代服務業等。如果美國全面開放這些產業和市場，並實現出口貿易的自由化，可望為解決美國貿易問題做出直接貢獻。

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在理論上可以緩解中美貿易問題，但實際效果甚微。從2005年7月21日到今年5月25日，人民幣兌美元累計升值超過8%，但這期間中國對美順差或美國對華逆差並沒有減少，這說明匯率人民幣升值和順差減少並沒有明顯相對的關系。正如羅奇所說，匯率調整不可能解決中美和全球的貿易失衡問題，「匯率絕非當前全球失衡的『靈丹妙葯』」。

中國方面應該從內外兩方面採取措施。對內主要是:逐步調整國民財富分配的政策和制度，特別是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工資和農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改善消費與投資和儲蓄之間的關系，逐步改變工資增長慢於利潤增長、政府稅收增長和GDP增長的現實狀況，給中低收入者減稅，逐步降低國民儲蓄率，促使全社會消費需求持續較快增長。對外主要是:適當擴大進口，合理控制出口，促使人民幣匯率水平漸進提高以實現其合理均衡。擴大進口的重點是增加政府采購，增加有利於緩解國內能源資源供求矛盾、改進經濟結構、促進自主創新的資源和技術產品的進口。合理控制出口的重點是進一步調整出口導向政策，繼續較大幅度降低高能耗、高污染和資源加工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加強其出口資質管理，嚴格限制出口擴張勢頭。今年以來，為了實現「減順差」目標，中國政府多次派采購團到美國直接采購商品和技術設備，增加即期進口;對農、林、畜牧、漁、煤炭開采等81個行業實現鼓勵技術引進的政策，擴大長期進口;對高能耗、高污染和產能過剩行業降低出口退稅率或提高關稅稅率，限制過度出口。從煤炭進出口貿易最新變化情況來看，這些措施的效果正在逐步顯現出來。

隨著中國人的消費能力不斷提高，未來中國高端商品市場規模將快速擴大，金融、保險和信息等服務業發展進入「快車道」，節能環保產業的拓展需要引進先進的技術，而美國在這些方面都具有明顯的優勢，它可以搭上中國這輛「快車」，增加美國的對華出口。但要達此目的，美國應當更加開放對華出口市場，清除對華出口貿易的所有歧視性條款.特別是解除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等方面的限制。

中美建交以來的經貿關系發展迅速，現在美國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中國則是美國第四大貿易夥伴。按照美方的統計，2003年中國向美國出口達1632.5億美元；按照中方的統計，這一數據也達924.7億美元，而2004年前9個月便為885.1億美元。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2003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為1241億美元，佔美國對外貿易赤字總額的25%左右；據中方統計，美國對中國貿易赤字也佔美國對外貿易赤字總額的20%左右，而且這一比例近年來基本維持不變。
中美貿易不平衡狀況將長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兩國儲蓄率的差異。一般來說，如果一國的儲蓄大於投資，則表現為該國凈出口為正或貿易順差；如果一國的儲蓄小於投資，則表現為該國的凈出口為負或貿易逆差。中國國內的高儲蓄率導致較高的貿易順差；而美國之所以存在大量的貿易逆差主要是其儲蓄率偏低，以及因龐大的軍費開支、政府的減稅計劃、低利率政策所導致的高漲的國內投資缺口。
二、收入水平差異而導致的兩國消費需求的不對稱性。一般來說，人們的消費選擇與其收入水平密切相關，隨著收入水平的逐漸提高，人們的消費結構也會隨之逐漸升級和轉換。在收入水平較低時，人們的絕大多數支出都集中在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上，此時的恩格爾系數非常高；當人們的收入水平較高時，除了購買生活必需品，還可以購買高端產品來提高福利水平。顯然，無論人們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須購買的。中國在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具有很強的成本優勢，而且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這就導致了美國必然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美國生產的高技術產品屬於高檔產品，由於中國居民收入水平比較低，對美國生產的高端產品的需求也就非常低。這種因為收入水平的巨大差異而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性是造成兩國貿易不平衡的長期因素。
三、美國對華技術出口的限制。中美兩國經濟互補，美國的比較優勢在高科技、知識密集型設備與產品，中國的比較優勢在勞動密集型產品。美國對華技術出口控制趨於嚴厲，美國公司對華技術出口申請獲准率下降，抑制了美國比較優勢的充分發揮，進一步加大了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四、國際分工格局的重組。中國勞動力素質好，工資低廉，發達經濟體以及新興工業發達經濟體紛紛將工廠遷移到中國生產，依舊利用原來的貿易渠道銷往美國，增加了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實際上，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是整個東亞地區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即東亞各國對中國的產業轉移也將東亞各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轉移到了中國。因此，這種由東亞經濟結構轉換而產生的中美貿易差額短時期內是不可能消失的。
五、原產地規則的差異。由於原產地規則的差異導致許多產品被貼上"中國製造"的標簽，增加了中國的順差數字。著名經濟研究機構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羅奇說過，從1994年至2003年中，中國的出口從1210億美元發展到3654億美元，其中外國投資公司或合資公司貢獻了出口增長的65%。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發展，使得各國經濟國界日漸模糊，尤其是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使國際貿易已經完全擺脫了傳統的以國界劃分的模式，以往的統計方法不能客觀地反映國家間的貿易關系，因此，不能簡單地以所謂貿易順差或逆差來判斷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大小。
六、美國出口統計的不精確。據美國《商業周刊》報道，由於出口統計的不精確，每年約有10%的出口商品沒有向商務部報告，而商務部對進口的審計工作做得很好，致使政府統計的外貿逆差過高。以Microsoft公司為例，其向全世界銷售了近千億美元軟體產品，但它不是按照傳統的貨物商品的出口方式，在美國生產光碟，貼上標簽後在世界各地銷售，而是在銷售地生產，將銷售收入送回國內或在互聯網上發售產品，以電子方式收取貨款。這些銷售收入則不計入傳統國際收支中的出口所得。
可見，中美貿易不平衡是兩國經濟發展階段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以及美國貿易戰略造成的；從理性的經濟學角度來考慮，中美貿易不平衡不是大問題。但為什麼中美貿易不平衡又確實是長期以來造成雙方政治經濟摩擦的主要原因呢？
一、根據凱恩斯主義的對外貿易乘數理論，一國貿易順差越大，對本國國民收入增加的作用越大，解決失業和危機問題的作用越大；貿易逆差越大，往往伴隨著出現的是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從這一基本理論出發，美國決策者非常關注雙邊貿易差額問題，中國作為美國最大貿易逆差來源國，必然首當其沖。
二、從美國經濟發展的實際來看，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統計，1990—2000年美國經濟增長的20%功歸於出口的增加，而且通常認為，美國每出現10億美元的貿易赤字，就相當於損失2000個就業機會。按照美國官方公布的數字，2003年對中國逆差達1348億美元，相當於損失27.4萬個就業機會，因而美國將失業等國內問題歸罪於中國的貿易逆差就相當自然了。
三、美國具有全球最強的政治經濟能力和談判能力，以貿易逆差為借口引起中美貿易摩擦是美國實現"經濟霸權"和"政治霸權"的重要手段。
實際上，美國通過巨額貿易逆差，不但成功地實施了其全球化戰略，獲取全球利益，而且將全球經濟的波動緊密地與美國拴在一起，使世界經濟越來越難以擺脫對美國經濟的依賴，美國的"經濟霸權"與"政治霸權"得以相互促進，短期內其他國家難以有有效的抵制對策。......

6. 為什麼還要考大學

好大學不只教你知識和技能，更教你怎麼學知識長技能我認為，優秀大學和普通學校在學習上的關鍵性差異，不在於「學什麼」，而在於「怎麼學」——學習的方法和過程，有時真的很不一樣。因為好大學不只教你知識和技能，更教你怎麼學知識長技能。同一個知識點，普通學校的學生可能只掌握了皮毛，背一背概念，練幾道習題，淺嘗輒止;名牌大學的學生卻可能通過教授講解、小班討論、課外研究、文獻閱讀、論文撰寫等多種方法，很深刻立體地消化一個知識點。以博弈論(GameTheory)這門課為例。開課時，教授先帶我們一起看了《美麗心靈》這部講述博弈論大師、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約翰-納什的電影，讓我們初步了解了納什其人、感受到博弈論的美麗。學習博弈論最基本的「納什平衡」時，教授不但通過「囚徒困境」等經典例子解釋這個概念是什麼，還讓學生們試著設計出不同的博弈論情景題，發給班裡其他同學去找「納什平衡」。這樣，一個知識點的學習就能引申出各種learningpractice，而每種practice又加深了我們對這個知識點的理解。直到今天，我還對博弈論的各種概念記憶猶新，這一定得歸功於當時的深度學習。再舉個例子。在一些學校寫論文，有時不得不說就是個「東拼西湊」的過程。「稍微查點資料，這里抄一些、那裡再補一段話，改改措辭變成自己的「論點」，看上去八九不離十，只要教授別刁難就能過關。」在耶魯，每篇論文都可以寫得艱苦卓絕。為了理出一篇論文的arguments，我經常要幹掉幾本書、跑上幾次圖書館、查過幾回期刊資料庫，有時還需要和面對面教授交流觀點。寫的過程更是絲毫不能馬虎，文章邏輯、遣詞造句等方面都需要「庄嚴」對待;引用別人的觀點和數據時，必須仔細做好注釋、寫全「參考文獻」，否則就算抄襲，可能被追責。有些大四學生甚至會用一整學期來「憋」一篇畢業論文。當終於得到教授的肯定時，我有兩個大四好友竟然當場喜極而泣。經歷這么多的「折磨」與歷練，有必要嗎?作為過來人，坦率講，當年熬夜苦讀時，確實有過累得想罵人的時候。但學習之後的成就感和長進，就好像品過好茶後的無限回甘。知識學得很扎實這點自不用說，更重要的收獲，還是通過深度學習所提高的各種能力：閱讀力，寫作力，分析力，批判性思維等等。這些能力綜合在一起，就加強了一個人的自學力。而好的自學力不但在讀書時有幫助，在未來幾十年職場的摸爬滾打里，也會使一個人獲益無窮。好大學，好在「好教授，好學生，好校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婦孺皆知。還有一條更通俗的理論，說一個人的水平，大約是與他交往最多的五個人水平的平均值。對大學生而言，這五個人幾乎就是朝夕相處的同學和教授，父母都不一定算得上。20歲出頭的年輕人，三觀尚未完全形成，性格也仍有可塑性。在蛻變成大人的過程中，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受到身邊人潛移默化的影響。若想當一個優秀的人，就最好多和比自己優秀的人在一起。好大學，關鍵的一「好」在於「人」好。沒有一所好大學不是人文薈萃、牛人輩出的。在人才濟濟的校園里呆四年，你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人才，通過和他們一起上課、寫作業、運動、聊天、旅行、談戀愛，你將一直被他們的正能量氣場籠罩，不知不覺汲取到他們的優點、逐漸變成更好的自己。耶魯四年，讓我倍感榮幸的一大收獲，就是與一群「超級厲害」的人成為師徒、同窗和校友。每個耶魯學生的「厲害」都體現在不同方面。有才華方面的「厲害」：滿分學霸，音樂詩人，發明天才。有閱歷方面的「厲害」：十年級的暑假一路賣藝游遍南美寫出一本暢銷游記;18歲和22歲代表美國連續參加兩屆奧運會擊劍比賽並獲獎牌;幼時倖免於盧安達屠殺，與家人十年後在美國重聚，長大後代表非洲難民在聯合國演講。當然，還有家庭出身方面的「厲害」：美國前總統肯尼迪唯一的外孫，印度首富唯一的千金，全球著名金融大鱷的小兒子……我和這些厲害的同學們一起揉著惺忪睡眼去趕清晨第一堂課，在圖書館啃書到天亮，在星期五晚上的大派對上喝酒唱歌，在周末乘火車去紐約逛博物館和藝術館……我們探討政治民主、生物實驗與倫理道德、同性戀權利等深奧話題，更會一起在星空下暢想人生未來。每個耶魯學生都在釋放著積極上進的氣場，在友好和諧的氣氛里你追我趕。和這樣一群人在一起，壓根不敢偷懶，更不可能頹廢。那些家世顯赫的學生，也絲毫沒有紈絝子弟之氣。從他們身上，我感受到了低調、謙遜、彬彬有禮。耶魯的教授們，是一群實力引領學術界，影響力延至政商、文藝等各個領域的牛人。大學四年裡，我有幸跟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施勒教授學習「金融市場理論」，同摩根士丹利前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教授討論中國未來的經濟走勢，向著名的耶魯大學投資公室首席投資官大衛-斯文森教授討教投資秘籍。除了上課時能近距離接觸傳說中的各位「人物」，我還有幸和教授們在生活中切磋交流：跟日文教授學習劍道，到德國籍的歷史教授家裡啃豬手喝黑啤，幫英文寫作課教授打理後花園的花花草草。因為四年的同學情誼美好而難忘，大家在畢業以後仍舊保持著密切聯系，以耶魯校友身份為傲。不誇張地說，地球的每個角落都有耶魯人在積極改變著這個世界，哪怕是一座只有兩個耶魯畢業生的小鎮，也可以成立一個校友會。而紐約、舊金山、倫敦等歐美大城市，更是有上千上萬耶魯人，從近百歲的老翁到二十多歲的小伙都活躍在校友活動中。畢業後我喜歡穿著帶有「YALE」四個粗體字母的耶魯汗衫出遊。而這個耶魯人的標志，也幾次幫我邂逅校友。有次去北海道的函館旅行，穿著耶魯汗衫在漆黑的山頂看夜景時，走來一位日本老先生，激動地用英語問道：「你在耶魯讀書嗎?」聽聞我剛從耶魯本科畢業，他更加激動地握緊了我的手，祝賀我完成學業，「我是1972年從耶魯畢業的!」在這座偏遠的日本小城偶遇大學長，我也很激動，用日語跟老先生聊起耶魯往事。臨別前，老校友遞給我一張名片——原來他是三菱集團一位剛退休的關鍵高管。「Leo君，下次來日本，只要你在東京，就要聯系我哦。」還有一次到洛杉磯出差。在半島酒店，我穿著耶魯汗衫坐在大堂吧寫文件。大堂的女鋼琴師滿臉笑容地朝我走來，「你一定是耶魯人吧?(YoumustbeaYalie?)」得到肯定答復後，鋼琴師說她的丈夫和女兒都是耶魯畢業生。「看到你真親切，你讓我想起了我女兒。Leo，如果你還能在這里呆上一陣，一定來參加校友會的活動。下周，洛城的耶魯校友會在好萊塢舉一場派對，梅里爾-斯特里普(耶魯畢業的著名女演員)可能也來參加。」說起耶魯的人就激動，有些扯遠了。總之，若想在青春最好的幾年裡，結識一群高智商、高情商的人，和這群人成為朋友/事業夥伴/愛人，讓他們給你帶去源源不斷的積極影響和改變，你就應該努把力，考上一所好學校。我相信，哪怕是只有一丁點上進心的同學，也希望與優秀的人為伍，而不是和終日打游戲吃泡麵/發自拍修美顏/戀愛對象換不停/渾噩度日胸無大志的同學玩在一起吧。名校=更好的平台，的資源-->離「成功」更近如果使人受益一生的學習能力塑造和出類拔萃的師生這兩點「好」還不能說服你下決心為名牌大學的入場券拼一把，那麼我們再聊一點實際的「好」。好大學帶給學生的機會和資源往往是頂尖的。而抓住一個好機遇，你的起點就可能比別人高一截，畢業後直接進入人生發展的快車道。好大學，好平台，好機遇——這點其實挺不言而喻的，但我還是想分享一個在耶魯的小故事。大三上學期，我決定申請投資銀行的暑期實習。每年夏天，華爾街的幾大投行都會錄取一些大三升大四的實習生，把他們分配到投資銀行部、股票銷售與交易部、研究部等部門實習8-10周。實習生最多能拿到一筆相當於人民幣8、9萬元的薪水，表現優秀的還能提前獲得全職錄用。這么好的香餑餑，自然受到一眾大三學生的爭搶。實習面試開始前，幾大投行的招聘團隊通常會舉宣講會，跟申請者「親切見面」——告訴學生們投行是干什麼的、「高大上」在哪裡。那年9月，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瑞銀等幾乎所有投行陸續造訪耶魯。他們派出的公司代表，從大老闆到初級分析師，也多是耶魯校友，與學生們「嘮嗑」時毫無距離感，除了分享正經的實習申請秘籍外，還會聊聊哈佛耶魯橄欖球賽勝算、耶魯最好吃的食堂，甚至當年曾有過的校園羅曼蒂克。一眾世界頂級投行的職員代表放下光鮮甚至自傲的姿態，在白天忙得焦頭爛額之後，再搭兩小時火車從紐約風塵僕僕趕到耶魯，就是為了能吸引這里的學生應聘實習崗位。他們青睞「耶魯」品牌，信任耶魯學生的能力。這種待遇，是普通大學學生幾乎沒法得到的。與我同屆的一位高盛實習生來自美國南方一所普通大學，從大一便開始積累銀行、證券公司的工作經驗。平心而論，他能力出眾，踏實肯干，絕對不輸給任何一位常春藤大學的實習生。可他費了比我多得多的努力，才換來實習機會：沒有一家投行到他的大學開宣講會，他只得數次請假飛到紐約，參加各大投行在華爾街總部的「集體宣講會」(面向所有院校學生開放);幾乎沒有一位大學校友在投行工作，為了取經和「套瓷」，他只得千方百計在宣講會上要到了大佬的聯系方式，數次發郵件毛遂自薦，才爭取到一兩個珍貴的面試機會;面試時，他甚至收到「不公正待遇」——當他問到無法進入下一輪選拔的原因時，某投行招聘經理竟非常不專業而旁敲側擊地說是因為他來自xx大學，而不是哈佛耶魯等」targetschool」(「目標學校」，華爾街幾大投行通常在targetschool招收絕大多數實習生)……作為耶魯學生，我比他幸運、幸福了許多。除了讓學生們在家門口參加宣講會之外，數家投行為進一步表達誠意，還在耶魯組織了幾十場一對一的coffeechat——員工請學生喝咖啡(注意，是投行掏腰包)，為他們的實習申請出謀劃策。高盛甚至專門請華爾街上著名的金融培訓師到耶魯，給學生們上課，一切免費。首輪面試，一些投行更是將考官團隊「運」到耶魯校園，免了學生們趕火車去紐約的麻煩。而普通學校的同學呢?「抱歉，我們不會在你校組織現場面試。」「抱歉，我們沒有針對你校學生的實習培訓課。」「抱歉，你需要自行預定航班飛到紐約面試。」老實說，寫到這里，我真有點為普通大學的精英們抱不平——你們很努力，很優秀，也許比名校學生更出類拔萃。可因為你們的學校在名氣和資源上不夠給力，所以沒法給予你們一個高平台、一條快車道、一份加速度。我們無法撼動這個現實，但我們可以繞過它——憑努力，考進一所好大學。同樣優秀的兩個人，那個擁有更好平台和資源的人，往往會有更大的勝算，不是嗎?回到文章的最初——上一所好大學，有什麼好的呢?希望上面的三點，給出了一部分答案。大多數人一輩子只會讀一次本科，有的人會再讀個碩士/博士。一生就這一次，那麼為何不上個好學校呢?況且，好大學還有很多其他「好」：更棒的伙食，更美的校園，的獎學金……上大學，真的不只是為了拿一紙學歷，而更是為了——在各方面讓自己變得更好。

7. 關於美國經濟前景的問題

1.美國經濟學家看好中國經濟發展前景

盡管對當前世界經濟和美國經濟是否真正復甦看法不一，但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四位來京出席明天開幕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美國經濟學家則一致看好，所用的判斷詞有「前景樂觀」、也有「 謹慎樂觀」。

在今天下午「中國發展高層論壇」舉辦的記者招待會上，四位美國經濟學家就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發表了各自的看法。曾擔任過美國總統經濟咨詢委員會主席的斯坦福大學邁克

爾·伯斯金教授說，過去十年，在世界經濟和亞洲經濟遭遇不少困難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保持了高速發展。中國對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加入世貿組織，從經濟角度看是深謀遠慮的舉動，並有著極大的勇氣。他認為，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外資將進一步湧入，中國改革開放的力度會加大，只要中國認真處理經濟發展中面臨的銀行呆壞賬等問題，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前景是十分光明的。

中國經濟研究專家、美國布魯金斯學院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認為，中國政府決定加入世貿組織，是一項非常重要的重大決策。這一決策將使中國在今後更加開放，改革的步子更大。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德懷特·帕金斯教授在發言中說，中國要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必須要有一個良好的公司管理體系，這一點對於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是同樣重要的。好的公司管理的標志是對股東權益的保護，尤其是對弱勢股東的保護。他指出，一個好的公司管理對任何社會都是困難的，美國不也出了安然事件嗎？要使中國公司改革取得一定的成就，獨立的司法系統和監管機構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

全球最大的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師斯蒂芬·羅奇說，在剛剛過去的2001年，中國經濟又出色地度過了另一次嚴峻的考驗，這是4年來中國第二次面對較大的外部沖擊。第一次是1997年到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這一次是罕見的全球范圍的經濟衰退。羅奇對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持積極樂觀的看法。他認為只要中國繼續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拉動世界上最大的國內需求，那麼中國的經濟一定會保持強勁的增長，也能夠抵禦外來的巨大壓力。

2.中國經濟發展前景還需要什麼？（作者為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特聘教授。）

盡管官員腐敗與社會誠信在中國越來越成問題，為社會各界所深惡痛絕，但是關於這方面的很多報道在中國往往還要受到限制。主管媒體工作的宣傳部門經常會下發一些文件或者通過電話口頭「打招呼」，要求媒體不準報道某些「敏感」的或者「不利於社會穩定」的事件。新聞審查的加強對中國經濟有什麼影響？換句話說，我們能從新聞自由中獲得什麼經濟好處？新聞自由值幾個錢？當然，在我們都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而歡欣鼓舞的時候，可能很難讓人聽得進「開放新聞媒體對中國經濟是多麼多麼重要」的話。的確，幾百年來，新聞自由一直被看成是一項純粹的政治制度，只是對當權者的監督、對政府權力的制衡能夠起到關鍵作用；一提新聞自由就讓人感覺又要談政治了，等等。其實，不用這么怕，新聞自由對中國經濟的深化發展、矯正經濟腐敗、促進市場交易具有同樣關鍵的作用，開放新聞媒體也恰恰是為了增加中國的就業機會所必需邁開的一步。遺憾的是，這一點至今還被人們所忽視。

過去二十幾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故事從許多方面都給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從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GDP年均增長率超過9％，人均GDP（按真實購買力算）從338美元增長到2003年的約5000美元，超過兩億人口因而脫離了貧困線。中國的城市化程度也從1978年的16％上升到目前的41.8％。就在全球經濟因互聯網泡沫破滅而放慢增長的這幾年裡，中國經濟不但保持了強勁的增長勢頭，而且也帶動了許多其它國家的經濟增長。這樣的成就不勝枚舉。

中國的非凡經歷也令眾多學者和評論家迷惑不解：法學界和經濟學界廣泛接受「法律對發展至關重要」和「制度對發展至關重要」這兩項命題，而且制度經濟學的這些結論也是「華盛頓共識」所依賴的核心理念基礎。但眾所周知的是，中國雖然缺乏一個可靠的市場制度架構，既沒有可靠的法治又沒有自由的新聞媒體，可是其經濟卻仍在繼續快速增長。特別是與印度或新近轉型後的東歐國家相比，中國的現象更顯得像個悖論。與中國不同，印度擁有相對齊備的現代制度，既有民主與法治又有新聞自由，但其人均GDP卻僅從1978年的560美元（當年中國為338美元）增長到2000年的2358美元（那年中國為3976美元）。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答案在產業結構里

原因是中國這些年快速增長主要依靠的是製造業和住房基建業，這種產業結構對制度的依賴度較低。眾所周知，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來自以出口為導向的製造業和建築業（住房與高速公路建設）。雖然這些產業的發展也促進了服務業的繁榮，但後者並沒能充分發揮工業增長所提供的發展潛力。以2004年為例，中國GDP有15.4％來自農業，51.1％來自工業，33.5％來自服務業。而印度的服務業佔GDP之比為51％，美國的服務業則更是高達79.4％。實際上，在所有人口超過100萬的國家中，中國的服務業水平最低，位於最不發達的行列。由於中國經濟嚴重依賴「重型」工業，其增長需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資源、特別是能源。這種產業結構也當然讓中國經濟可以在不作政治改革、不開放媒體的情況下仍然能夠增長。

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可以將中國近幾十年來經濟增長的發動機——製造業與金融服務業作一下比較。以玩具製造業為例，它用來交易的產品是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購買者可以檢查玩具車的樣式、風格和顏色，從而確定其質量和價值。買者還可以在購買之前進行多次試車檢驗。製造商（或銷售商）與購買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現象雖然存在，但卻是很有限，買方較不容易受騙。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增強產品責任的法律保護與司法獨立是合乎人們需要的。然而，即使沒有這種可靠的司法制度，可能也還行，購買方頂多是在買之前多花些時間檢查、多試該產品幾次，由此來克服法律上的缺陷。除此之外，就算買者在買貨之後發現產品有瑕疵，或許只要該產品「還能用」，他也可能就接受了，就「將就將就了」。因此，製造品的「看得見摸得著」這一特點足以幫助購買方規避其在信息方面的不利局面，從而降低他的交易風險。這樣一來，即使在不可靠的市場制度下，製造業也能發展，只要有很多很便宜的勞動力即行。

相比之下，在股票等證券交易中交易的則是金融契約，或說對未來現金流的收益權。第一，契約本身就是一種法律構建的「東西」或說概念，如果沒有相應的證券法以及獨立有效的司法制度，這種金融契約就沒有任何意義，就一文不值。第二，恰恰由於金融契約「看不見摸不著」這一隱蔽性特點，使其購買者在信息方面處於一種非常嚴重的不利：被交易的金融契約無色無味、也無形狀，購買方無從檢驗它。他們不得不依靠證券發行方披露的數據和媒體所提供的信息來評估證券的價格。在這種情況下，暢通無阻的媒體信息流動、自由的新聞調查報道以及有關證券發行人和其相關實體的評價意見就變得非常關鍵，這些獨立的信息和評價可大大增加投資者對證券市場的信心，培養市場交易中的誠信基礎。

與無形的「服務」市場相比，「實物」市場對法治環境和新聞制度的依賴性要小得多，特別跟金融服務業比更是如此。因此，那些不具備「對市場發展友善的制度」的國家也許只能集中精力發展其製造業和其它實物業，當然也可側重農業，但不能對服務業有太多指望。而那些有新聞自由以及可靠法治制度的國家則既可選擇專注於工業，也可發展服務業，專挑在價值鏈中利潤最高、最賺錢的行業去做，把「苦力活」留給那些制度欠缺的國家去做。

我們也可從跨國數據中看看這一結論是否離譜。為了證明這一點，根據Freedom House在1990年對106個國家新聞自由程度的評分，我把這些國家分為三等份組，然後計算出每組國家中服務業佔GDP的份額。結果顯示，在2002年，服務業份額在有新聞自由的國家中平均為62.4％，在中等新聞自由的國家中為57.1％，在新聞不自由的國家中為48.5％。當我用各國的人均服務業經濟增加值來取代服務業佔GDP份額，以此來衡量一國的服務業發展水平，那麼得出的結論基本不變。看來，新聞自由確實可減少市場交易兩方間的信息不對稱，增加參與者對市場交易的對象——「服務品」的信心，減少「服務」市場上的交易風險，從而促進服務業的發展。公正、完整的信息和知識可以增加市場交易中的誠信，而誠信又更是服務業市場發展和深化的基礎。

在理解了製造業和服務業對制度機制有著不同的依賴度之後，我們現在可以明白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增長故事並不能否定製度經濟學的命題，而是跟後者非常一致。中國的故事是：在不進行實質性政治改革的情況下，憑借其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重點發展其製造業、建築業等「重型」行業，由於這些行業對新聞媒體和法治環境的依賴度低，所以到目前為止這種經濟發展模式還可以成功。然而，這一「重型」發展模式是不能持久的，今天的中國經濟現實實際上已在挑戰這一模式。

新聞自由是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必要基礎

對這種「重型」發展模式的挑戰來自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這種以高能耗、高自然資源消耗為特徵的發展模式不但抬升了世界能源價格，促使許多人預言地球能源供應危機即將到來，而且已經嚴重破壞了中國的生態環境。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是有代價的，環境與資源遭受重大損耗，河流與湖泊也遭到重度污染。

第二，作為紡織品、服裝、機械和電子產品的出口大國，中國正面臨著日益嚴重的貿易壁壘挑戰，這會使中國難以進一步擴大其在眾多製造品市場中的份額。貿易問題已是近幾個月來報紙頭版報道最多的問題。

第三，製造業已不能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而中國只能靠服務業來增加新的就業。舉例來說，雖然製造業產值自1978年以來以每年14％的速度增長，但在1995年時製造業從業人數達到9800萬的頂峰，到2002年製造業就業數已減少到8300萬人。隨著效率的提高和技術革新，製造業的生產力將得到提高，而這只會進一步減少其從業人數。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估計，中國農村有大約兩億閑置農民，他們都需要工作。官方的城市人口失業率多年來維持在3.6％左右，真實的失業率我們不得而知。不管怎麼說，每年新增的可就業人數為1500萬（包括350萬大學畢業生），但每年新增的就業機會目前是800萬，這就意味著每年新增的失業人口是700萬（這還不包括新的失業人數）。中國的就業形勢十分嚴峻。

最後，中國長期以來希望改進在價值鏈的產業地位，慢慢減少對低經濟增加值的製造業的依賴度，而服務業的經濟增加值普遍較高，可取得更多的利潤。

從上述這些因素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明顯的結論：中國必須進一步發展其服務業。確實，既然中國的服務業佔GDP的份額是世界最低的，這同時也意味著它蘊涵著最大的發展潛力。在有13億人需要服務的情況下，這種潛力尤其巨大。但是，正如上面講到的，發展服務業需要法治，需要獨立的司法，需要新聞自由。在近些年裡，這些制度機制已經得到了改進，但還是遠遠不夠。

以上海為例，在1949年前，上海是中國甚至亞洲的金融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其服務業十分興隆。在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中央政府決定將上海重新塑造為未來亞洲的金融中心。十多年來，政府把相當多的金融業務都安排到上海，以此來重點把上海發展為服務業中心。比如，第一家證券交易所是1990年12月在上海建立的。過去幾年裡，證監會把新公司股票上市都安排到上海證券交易所，而不放到深圳證交所。在官方的鼓勵下，外國銀行和金融公司也陸續落戶上海。然而，雖然這只「看得見的手」多麼偏重上海，給它提供最好的服務業發展機會，但結果如何？上海服務業在其2004年GDP中所佔份額只有47.5％。而且，服務業份額在過去兩年裡每年下降了0.5個百分點。實際上，過去幾年上海房地產市場的持續紅火給了其服務業不少推動，但它的服務業還是連續兩年在衰退。1995年，上海金融服務業的經濟附加值占其GDP的10％。在2000年，這一份額創下15％的新高。但在2004年，金融服務業的份額又降回到10％。造成這一趨勢的原因之一是自2001年夏天以來股價一直在下跌。因此，在未能改進新聞媒體和法治環境的情況下，連具備最好的服務業發展機會的上海也無法提高其服務業水平，其47.5％的服務業GDP份額甚至低於印度全國的水平。

制度改革勢在必行

過去多年，政府將經濟發展與政治改革分開。政治性的刊物受到嚴格審查，而財經類報刊則「在一定的模糊范圍之內」享受一定的自由。但是，在一個以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為主導的經濟社會里，其政府對經濟的行政管制又不受到民選議會的制約，那麼經濟和政治實際上很難分開，因此財經類報刊實際上難以有真正的自由空間。

比如說，國有商業銀行的董事長和行長都是由中央組織部任命的副部級幹部，對他們的工作言行的追蹤報道常常就與政治性新聞沾邊，因而屬於政治新聞審查的范圍。雖然關於金融風險和銀行不良貸款問題多年來討論得非常熱烈，各界也一再呼喚著加強金融風險管理，但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數量到底有多少，在很長時間里一直是一個機密。在「安然事件」發生之後，上市公司的治理問題開始受到重視。但是，1300多家上市公司又多數為國有控股，其最高管理層又大部分由相關行政部門任命。因此，如果記者敢於調查報道這些公司的負面消息，他們將面臨著工作被炒甚或吃到官司的危險。在股市價格走低之時，財經新聞編輯會受命只刊登正面報道，不登負面新聞，以此塑造出一個經濟與金融市場的積極景象。新聞審查限制了有用信息的供應，扭曲了市場中的真實信息，從而阻礙了市場尤其是對信息依賴度極高的金融市場的發展。

與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不同，中國現在有了高速公路、鐵路和航空網路，這些運輸網將各個地區整合成了一個全國統一市場。貨物和服務的交易已跨越了地域的界限。股票、債券、保險和其它金融產品在不同地區之間進行交易。在這么廣泛的市場經濟里，如果公司管理層行害，或者產品與服務的提供商行害、行騙，那麼他們對投資者和消費者的潛在損害都會是極為廣泛和深遠的。這種復雜市場里，信息的自由流通涉及到太大的公眾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哪個政府能僱傭足夠多的管理員、監督員來監督、揭露並矯正市場中的不良行為，即使政府能僱傭很多很多的市場與企業監察員，他們也不可能有足夠的激勵把監督做好，或許由此帶來的反而是新的尋租與腐敗機會。一個自由的、不加審查的新聞媒體則不僅可以獨立地提供完整的、公正的市場信息，而且他們能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的重要糾錯機制，我們知道「陽光是最好的殺菌劑」，由媒體將公司作假與商業腐敗曝光，這本身就可起到對商業和市場糾錯的效果，也是一種最自然的規避金融風險的手段。因此，新聞自由不僅對政治民主十分必要，而且可以對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hlm

8. 中國已成美國最愛找的替罪羊嗎

近日，美國知名經濟學家、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史蒂芬-羅奇指出，不少美國國內因素是造成美國同中國等102個國家存在貿易逆差的重要原因。然而，羅奇認為，美國卻總喜歡把自己的問題怪罪到別國頭上，「中國正在成為美國最愛找的一隻外國替罪羊」。羅奇曾在美國投資銀行摩根斯坦利工作30餘年，並在擔任公司亞洲區主席期間，同中國企業深度合作。針對白宮指責中國的所謂「強迫技術轉讓」，羅奇現身說法表示摩根斯坦利等美國企業同中國企業是「自願自主」合作。

或許曾有個案，但整體上看我不認同這種觀點。當我在摩根斯坦利擔任亞洲區主席期間，我們同中國本土公司有過合作。我們同中國建設銀行合作建立了中國第一家投資銀行：中國國際金融投資公司。我們當時是自主、自願同中國公司合作，合作期間我們當然要互相共享人員、系統、方案以及戰略。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人強迫我們做什麼，我們只想要聯手打造一個成功的商業，這也是建立合資公司的意義所在。

美國為什麼要把自身的問題責怪到別人頭上，我想這源自我們的政治體制背景和其背後的價值觀。 我們的政治制度造成了政客的「目光短淺」。我們國會的眾議院每兩年要選舉一次，參議員每六年選一次，總統每四年一次，為了選舉政治他們都不願承認自己在執政或立法過程中犯過錯誤。他們不願認錯，卻願將美國的國內問題責怪到他人頭上，比如收入不均，工資停滯和就業。

9. 中美兩國商業談判比較研究

中美貿易不平衡產生的原因和對策

實現中美雙邊貿易相對平衡的基本條件是促進貨物、服務和投資的自由貿易。沒有雙邊的自由貿易，就不可能實現雙邊貿易持續的相對平衡

文/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陳東琪

全球化條件下，世界貿易不平衡成為一種常態，各國能夠做的只能是控制不平衡程度，實現相對平衡。目前中美貿易不平衡程度較高，基本特徵是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逆差。在全球產業鏈和分工體系的快速變革中，雖然過時的國際貨物貿易統計體系放大了中美貨物貿易的不平衡程度，但仍然存在較嚴重的不平衡。實現中美雙邊貿易相對平衡的基本條件是促進貨物、服務和投資的自由貿易。沒有雙邊的自由貿易，就不可能實現雙邊貿易持續的相對平衡。

一、從全球化看中美貿易發展的現狀

世界各國之間的貿易從來就不是絕對平衡的，即使經濟全球化對各國貿易流量分布有某種均衡效應，也不可能形成各國同時滿意的絕對平衡格局，國際貿易不平衡是一種常態。從1985年到2005年，世界主要國家貨物進出口貿易增長5.8倍，各年逆差呈現逐漸增加趨勢，總額從756.5億美元增加到3600億美元。這說明，全球化並沒有停止國際貿易的不平衡趨勢。

全球化既使貨物貿易流量快速增長，也使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勢頭。隨著全球需求結構變化，在產業發展中，依賴土地、地礦和能源資源的農業和工業所佔比重逐漸下降，依賴知識、技能和其他勞動服務的比重逐漸提高。隨著全球產業鏈和產業分工的重新調整，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不斷擴大，資本流動由單向(發達國家的過剩資本流入到發展中國家)向雙向(資本既從發達國家流入發展中國家，又從發展中國家流入發達國家)變化。在這種形勢下，衡量各國之間的貿易是否平衡不能沿襲傳統的貿易思維，不能只看貨物貿易流量的變化，還要看服務和資本貿易流量的變化。

中國「入世」以來，中美之間的總體貿易格局一直表現為「交互逆差」或「交互順差」。就是說，雙方中的任何一方既不是單純的順差，也不是單純的逆差，而是既有順差又有逆差。在貨物貿易方面，中國是順差，美國是逆差;在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方面，美國是順差，中國是逆差。

去年，美國對華的貨物貿易逆差按美方口徑為2325億美元。在這個數字中，實際上有大約60%是由美國公司或其他第三國(地區)企業在中國加工出口的產品,這是在中國的美國資本獲取利潤的載體。如果將這部分剔除掉，那麼美國對華貨物貿易的實際逆差就只有1000多億美元。如果將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考慮進來,近幾年美國對華的「總體貿易逆差」實際上明顯低於美國媒體宣傳的數字。

隨著「入世」過渡期結束，今年以來中國不僅擴大了工農業等實體性產業的市場開放，外商在這些領域的股權投資門檻大幅度降低，而且也加快了金融、保險、科技信息、公用事業(3757.711,-136.89,-3.51%)和其他服務領域的市場開放，比如允許外商以QFII方式進入資本市場，增加包括吸收人民幣存款在內的銀行業務，允許外商投資交通設施和公用事業等等。預計今年美國對華的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的順差將會顯著增加，從而美國對華的「總體貿易逆差」也會明顯減少。

二、中國貿易快速增長:誰是貢獻者？誰是受益者？

中國近30年對外貨物貿易增長經歷了從逆差到順差的周期性變化。從1978年到1988年的11年中共有408.5億美元貿易逆差。這個階段快速進行進口替代，以非常低廉的價格換取價格高昂的製造技術和設備。隨著進口替代帶來生產能力的提高，技術進步加快，進出口貿易結構逐步改善，貿易體制改革增加外貿活力，要素生產率提高，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期間被迫選擇出口導向戰略，促使進出口貿易出現了由逆差向順差的轉換。

對外貿易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引擎。近5年，中國貨物進出口貿易年均增長28%，佔世界貿易比重從3.6%提高到7.7%。中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給世界市場提供了價廉物美的商品，使歐、美、日等主要貿易夥伴獲得了類似於上個世紀60年代「高增長、低通脹」的成就。把工廠搬到中國的美國公司，利用廉價的土地、勞動力、緊缺資源和巨大的需求市場，獲得了巨額利潤。而中國以寶貴的資源和環境為代價在全球產業鏈的加工、組裝環節只是賺了一點加工費和勞務費，掙了一點辛苦錢。

在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融入世界市場體系的過程中，中國不僅實現了出口貨物貿易快速增長，而且也使進口貨物貿易保持持續強勁增長的勢頭。從2001年到2006年，中國的貨物進口額從2435.5億美元增加到7916.1億美元，5年增加2.25倍,年均遞增27%;中國的貨物進口額佔世界貨物進口總額的比重從3.35%提高到6.81%。在這個基礎上，今年頭4個月的進口增長速度仍然接近20%。可見，中國不僅為世界創造了價廉物美的供給市場，也為世界創造了容量巨大的需求市場，為美國和其他貿易夥伴創造了很多的就業機會。對外貿易快速增長，中國既是貢獻者，也是受益者，而中國的貿易夥伴是更大的受益者。

但應當客觀地看到，在勞動力供給處於高峰時期，中國這個巨大的進口市場需要有強勁的出口市場來支持。如果外部力量對其出口市場過分限制和打壓，就有可能打破中國進口高速增長的慣性。其結果，既會損害中國的利益，也會損害中國貿易夥伴的利益。

三、中美貨物貿易不平衡是多個原因造成的

從2000年到2005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佔全球貨物貿易逆差的比重從8.83%提高到28.33%，而同期德國和日本的貨物貿易順差佔全球比重從56.52%提高到76.75%。實際上，歐洲和中國以外的亞洲經濟體是美國和世界貿易逆差的主要來源地。

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女士和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羅奇教授，對美國貿易逆差的解釋比較符合現實。巴爾舍夫斯基女士指出，美國逆差「是多個原因造成的，並不僅僅由匯率決定」，「美國人消費慾望過於旺盛」，沒有儲蓄的習慣。羅奇教授也說:「美國貿易的真正的問題在於投資與儲蓄之間的失衡」，「進口飆升更多是美國所處在的國內消費過剩特殊時期的產物」。他們一致認為，美國人的過度消費和儲蓄不足造成了過度進口和貿易逆差。

造成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原因，既有外因又有內因，相對於外因，內因起主導作用。這個內因，除了「過度消費引起過度進口」以外，還與「美國的市場不夠開放和出口不足」有關。

第一，面對全球產業結構和全球市場格局的變化，美國沒有主動調整過時的貿易戰略和政策，而推行「出口保護主義」和「市場限制主義」，限制能源資源、高端技術和科技產品的出口，甚至對中國繼續採取一些違背WTO精神的歧視性措施和禁售。這樣做的直接結果是讓那些政策彈性較大的國家如德國可以獲得更多的對華出口，美國對華出口的一部分被德國等國家獲得，這種「國家賣方競爭」無疑會對美國產生「擠出效應」，減少美國的出口機會。

第二，面對全球化浪潮，美國「害怕與貧窮國家競爭」，「提高准入標准進而提高外國企業的成本，以削弱外國企業的競爭力」。比如，在能源、航空、農業和先進製造等領域，美國對外國特別是中國資本的限制有增無減。這樣做的結果是可出口商品減少，使得美國在全球出口總規模中的相對比重降低。

第三，美聯儲在較長時期內實行膨脹性貨幣政策，以低利率方式創造過剩的美元流動性，從而人為地造成美國資產升值和「財富效應」。在貸款利率很低的情況下，理性的美國人當然願意大量刷卡消費;在財政債券融資利率很低的情況下，財政部會不加節制地發行公債以滿足五角大樓的支出需要。在美國國內中低端產業出現空心化的背景下，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是美國消費品和公共投資品需求無限制擴大，它們中的很大一部分要靠進口來滿足。

第四，美國用超額發行的美元紙幣大量購買並囤積石油和其他稀缺程度較高的物資，加劇了內外需失衡。近幾年，美國和全球市場存在一個重要的循環:美國石油儲備增加-全球石油漲價-美國囤積更多的石油……石油儲備不斷增加和油價上升，必然花費越來越多的美元，使美國進口額顯著增加。

第五，無節制的對外戰爭和全球擴張使得美國政府的公共開支不斷膨脹。2004財年聯邦財政赤字達到歷史最高紀錄的4130億美元，去年仍然高達2482億美元。政府公共開支膨脹必然造成公共品需求膨脹，在國內一般公共品供給增長一定的條件下，只有靠進口來填補供求缺口，從而擴大對外貿易赤字。

在分析中美貿易不平衡產生的原因時，中美雙方都應當採取客觀而又理性的態度，應當更多重視像巴爾舍夫斯基女士和羅奇教授這樣的務實人士的看法，找到妥善解決的方案。只有這樣，才能取得雙贏的良好效果，並繼續推動中美貿易健康快速增長。

10. 為什麼一定要上一所好大學

211、985最大的優勢還在於環境，從優秀人的比例也是大於普通高校的。和優秀的人在一起時間多了，對自己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說了這么多，誠然，學習靠的是自己，不能把學不好的原因都歸結於學校。但不可否認的是，一個好的學校和一個好的氛圍以及優質的校友資源都會對孩子人生帶來巨大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和不可估量的機會。

985大學雖好，也要根據自己的實力合理定位。既不可好高騖遠，又不能毫無鬥志，給自己設定一個目標，並朝之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