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授維
『壹』 王烈教授在北京大學
於 洸
( 北京大學)
2009 年,北京大學地質學系將迎來它的 100 周年誕辰,在慶祝建系 100 周年之際,人們很自然地十分緬懷為地質學系的建設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王烈教授。
王烈 ( 1887 ~1957) ,字霖之,浙江蕭山人,地質學家,地質教育家。1909 年京師大學堂 ( 北京大學前身) 創設地質學門,王烈是第一屆學生。1913 年 2 月畢業前不久,王烈赴德國留學。1914 年畢業後回國,先後任教於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農商部地質研究所。1919 年 8 月受聘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此後,他從未離開過北大,從未離開過地質教育崗位,從事地質教育 40 多年,是在國內學習地質學並終身從事地質事業的第一人。1924 ~ 1927 年及 1928 ~ 1931 年,兩度擔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系主任。1929 ~ 1933 年間,先後任北大學院第二院 ( 理學院) 代理主任、北大學院總務長兼第二院主任,北京大學秘書長。王烈先生畢生從事地質事業,特別是地質教育事業,為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的建設和發展,為我國地質科學人才的培養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
王烈,字霖之,1887 年 11 月 10 日 ( 清光緒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出生於浙江省蕭山縣臨浦鎮。10 歲時到省城杭州讀書,聰慧勤奮。1906 年被選送到京師大學堂預備科學習,1909 年夏畢業。1909 年8 月3 日 ( 清宣統元年六月十八日) ,學部奏請京師大學堂畢業生給獎折,其中,預備科 80 分以上為最優等,共 8 人,王烈名列第三,畢業平均分數八十八分三厘四毫。京師大學堂於 1909 年開辦分科大學,格致科大學首批設立的有地質學門。它是我國高等學校中設立的第一個地質學系,是我國高等學校中培養地質人才的肇始。當時規定,格致科大學以預備科德文班學生升入,當年入地質學門的有王烈等 5 人,他們是地質學門的第一屆學生,也是我國大學中學習地質學的第一批學生。當時在地質學門任教的主要是德國地質學家梭爾格博士 ( Dr. F. Solgar) 。1912 年 5 月 3 日,國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請,將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該班學生於 1913 年 5 月畢業。畢業前不久,王烈考取公費留學,1913 年 2 月,王烈赴德國勿蘭堡大學繼續攻讀地質學。當時,德國正忙於准備與英、法、俄 「協約國」的戰爭,國內形勢緊張混亂,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王烈於畢業後就匆匆回國了。
回國後,王烈在北京高等師范學校 ( 北京師范大學前身) 博物部任教。農商部地質研究所於 1913 年 6 月成立,前兩年附設於北京大學,是我國自辦的一所三年制地質專科學校。北京大學地質學門第一屆學生、留學德國的王烈也在地質研究所講授構造地質學和德語,並兼任地質調查所工作。1916 年 7 月,地質研究所 22 人結業,其中獲畢業文憑的18 人,13 人入地質調查所工作。自此,我國的地質調查工作才真正開始起步,並為以後地質工作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王烈為這批地質人才的培養也作出了貢獻。
二
地質研究所結束後,1917 年秋季,北京大學地質學門恢復招生,1919 年秋改稱地質學系。1919 年 8 月,王烈受聘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直至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一直在北大任教,先後擔任礦物學、礦物學實習、高等礦物實驗、地質學、岩石學及實習、高等岩石學及實習、地形測量及實習等課程的教學工作,往往同時上三四門課,每周多達15 學時以上,並專門安排出時間給學生答疑,還要指導學生野外實習。王烈所授的課程涉及許多不同學科,知識面廣,他的講課很受學生歡迎。1928 年還兼任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 ( 原北洋大學) 采礦冶金門地質學教授。
20 世紀 20 年代初期,我國中文地質文獻很少,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著的幾大部《中國》( Das China) 是重要的參考文獻之一。但當時能閱讀德文的人很少,王烈不辭辛苦,用筆譯或口譯向學生傳授。1920 年 10 月,美籍德裔地質、古生物學家葛利普應聘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講授古生物學、地史學等課程,他用英語和德語講課,初期由王烈口譯。葛利普教授為我國培養出一批著名的地質、古生物學家,人們都認為,王烈曾起過不少的協助作用。
1924 年 10 月至 1927 年 4 月及 1928 年 9 月至 1931 年 9 月,王烈兩度擔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系主任。在這段時間里,地質學系的師資隊伍有很大加強,何傑、溫宗禹、孫瑞林、王紹瀛、葛利普、李四光、朱家驊、孫雲鑄等教授都先後在系裡任教,特別是葛利普、李四光兩位教授 1920 年到系任教,對教學工作、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等方面都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這一時期課程設置不斷改進,課程分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普通科目與高等科目。從 1923 年秋季學期開始,三、四年級分礦物岩石學門、經濟地質學門、古生物學門三個學門,供學生選習。教師們傾心教學; 教學內容豐富,注意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 培養青年既嚴格要求,又熱情關心。重視野外實習。科學研究工作有很大進展。王烈對此作出重要貢獻。
王烈對青年人的成長是很關心的。1920 年 9 月,地質學系二年級學生楊鍾健等發起成立地質研究會,其宗旨是 「本共同研究的精神,增進求真理的興趣,而從事於研究地質學」。10 月 10 日舉行成立大會時,王烈因事未能參加。但他與其他教授都積極支持該會的活動。1920 年 11 月 28 日,研究會舉行講演會,王烈發表了 「中國之支那海侵時代及昆侖海侵時代」的講演,他從地質歷史、海陸變遷講起,並運用圖、表,著重介紹了中國地區寒武紀、奧陶紀的 「支那海侵」和志留紀、泥盆紀的 「昆侖海侵」的分布特徵,並講述了古地理、海陸變遷的研究方法,對學生很有啟發。這次講演的記錄稿刊登在《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年刊》第一期 ( 1921 年 10 月 10 日出版) 上。地質研究會《簡章》規定會務有四項,即: 敦請學者講演,實地調查,發刊雜志,編譯圖書。1920 年12 月 12 日,研究會召開茶話會,敦請老師參加,徵求學會如何開展活動的意見。翁文灝、葛利普、何傑、王烈等教授與會,並發表了意見。王烈對研究的方針提出建議,他說: 「( 一) 注意理論,不急於速求應用; ( 二) 科學上新說可以把舊說代替,故不必存絕對的觀念; ( 三) 應該用科學的方法把當時尚凌亂的中國地質調查報告加以整理」,「至於實地調查,可利用暑期假回家時去做。現在就能辦到的先辦。」地質研究會要按上述四項內容開展活動是有不少困難的,其中之一就是經費。王烈在茶話會上說: 「可以先向地質系的教員呈請捐助,也可以像葛利普教授所說的那樣,向國外人募集。」會後,系主任何傑教授發起地質學系教員捐助,至 1921 年初即募得 125 元,支援了研究會的活動。
王烈從多方面支持地質研究會的活動,並對他們做出的成績加以鼓勵。《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會刊》第三期 1928 年 7 月出版,王烈寫了 「卷頭語」,從礦業、工業、農業、水利、災害、商業、軍事等方面論述了 「近代地質學之關於近代文明者至深且巨」,但 「吾國人每以此為理論科學而漠然視之」, 「吾校地質系同人組織之地質研究會,歷有年所,年出會刊,將平日調查研究之所得貢獻於世,藉以喚起國人之注意,本屆循往例而刊行,其意仍猶是也。」1929 年 11 月 26 日,地質研究會全體會員大會議決改名為 「北京大學地質學會」。《國立北京大學地質學會會刊》第五期於 1931 年 4 月出版,王烈又寫了「卷頭語」,指出 「比年以來,吾國人士常自憾出版品的寥落,而尤疚心於科學論著之罕覯。今吾校地質學會會刊又將付梓矣,斯刊梓行後,其貢獻於學術界者或至微渺,而足供今中國人及肄習斯學者觀摩之資,則彰彰明甚。循是焉,而益求深詣,其前程固未可量也。」
三
王烈在主要從事教學工作的同時,還從事地質調查和科研工作。王烈回國時,我國地質工作還處於籌備草創時期,他所著 《河北省懷來縣八寶山煤田地質報告》,是我國早期的地質報告之一。1920 年 10 月 16 日晚,甘肅東部海原、固原 ( 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一帶發生里氏 8. 5 級大地震,災害嚴重,死亡 20 多萬人,房屋、牲畜、農田等損失不計其數。1921 年 2 月 15 日,教育部訓令北京大學教授王烈、測量助教楊鐸會同內務、農商兩部派員,前往陝甘地震災區調查。這是民國以來組織的第一次地震調查。王烈與翁文灝、謝家榮等 6 人於 1921 年 4 月 15 日出發,乘京綏車至綏遠,由綏遠取道寧夏至皋蘭,繼經固原、平涼、天水至蘭州,震災之重要地點都進行了調查。此行目的,尤注意於科學之研究,除調查震災狀況,勘察山崩、地裂等現象外,更注意地質之考察,以便了解此次震波之起源及與地殼之關系。此次地震甘肅海原、固原等地災情最為嚴重,其次為陝西西部與甘肅交界處,此外,山西、河南、直隸 ( 今河北) 、山東、湖北、安徽等省皆覺有震,但未成災。這次調查歷時近 4 個月,嗣後,謝家榮留該地繼續調查。這次調查後,翁文灝、謝家榮均發表了有關論文,謝先生在文中還寫道 「余師翁詠霓 ( 翁文灝) 、王君霖之 ( 王烈) 皆為赴甘之委員,同行時,對於調查材料,互相討論,獲教之處甚多。」此次調查後,王烈又向南至甘肅省南部之武都、陝西省南部之漢中等地調查。他在漢中的葯鋪中購得石燕貝化石,回京後請葛利普教授研究,經追索查明,該化石原產於廣西 ( 在湖南也有很多同類者) 。後來葛利普發表了 《中國古生物志》專著之一 《中國泥盆紀腕足類化石》,其中定了一個新種,命名為 「王烈石燕」,以示對王烈的敬仰。
四
王烈積極參加地質科學的學術交流活動。王烈是中國地質學會 26 名創立會員之一。1922 年 1 月 27 日,26 位地質學界人士應邀在北京地質調查所新建圖書館的會議室開會,逐條討論了學會章程草案。會議主席丁文江提議由 5 人組成籌備委員會,負責推舉學會職員候選人,章鴻釗任主席,王烈是籌委會委員之一 ( 另三人是翁文灝、李四光、葛利普) 。2 月 3 日召開會員大會,通過了章程,選舉了職員,宣布中國地質學會正式成立。王烈當選為首屆評議員 ( 相當於以後的理事會理事) 。
1922 ~ 1924 年,王烈連任了三屆評論員。1925 年 1 月 3 ~ 5 日,中國地質學會在北京舉行第三屆年會,1 月 4 日在北京大學二院大禮堂舉行大會,大會由王烈主持,會長翁文灝發表演說,題為 「理論的地質學與實用的地質學」。葛利普作學術報告,題為 「Misun-derstood Factors of Organic Evolution」。以後,王烈又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第五屆 ( 1926 ~1927 年度) 和第七屆 ( 1929 年度) 評議會副會長。
五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王烈還參加了北京大學的一些管理工作。1924 年即擔任學校庶務委員會委員。1928 年 9 月 21 日,南京國民政府決定設立北平大學區,將北京大學等北平九所國立高等學校及天津、河北的國立高等學校合組為北平大學。這一決定遭到北大師生的強烈反對,要求恢復北京大學。1929 年 1 月,南京政府教育部作出讓步,確定學校名稱為北平大學北大學院,包括第一院 ( 文學院) 、第二院 ( 理學院) 、第三院 ( 社會科學院) 。對外仍譯用國立北京大學 ( The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北大被迫停課九個多月之後,於 1929 年 3 月 11 日重新開學。1929 年 1 月 22 日,王烈任北大學院第二院代理主任。3 月 11 日,王烈任北大學院總務長兼第二院主任。3 月 17 日北大學院舉行評議會評議員選舉,王烈等 7 人當選為評議員。4 月 13 日還被聘任為財務委員會委員長,聘任校舍委員會委員和自然科學季刊委員會委員,研究所自然科學門委員。8 月 3 日,王烈致函北大學院陳大齊院長,請辭總務長及二院主任,陳院長請王烈打消辭意,職務照舊擔任至北大學院結束。8 月 8 日,王烈致函陳院長,表示暫不辭職,共任時限。
1929 年 7 月 1 日,北平大學區停止試行。8 月 6 日,國民政府決定,北平大學北大學院脫離北平大學,正式恢復國立北京大學名稱。8 月 8 日,北大學生會致電教育部,請頒令任蔡元培校長,並函陳大齊暫行繼續維持校務。8 月 23 日,北大全體教職員工緻電蔡元培先生: 北大幸得恢復,校長一席非先生莫屬,務乞北返主持,以慰眾望。並推舉王烈、劉復兩位先生赴滬敦請。王烈、劉復及學生會代表隨即赴滬敬勸蔡元培先生返校。蔡先生表示: 「深感諸先生維護北大,愛重鄙人之盛情。」9 月 16 日,國民政府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在蔡未到任以前,以陳大齊代理。
1929 年 10 月,王烈任北京大學評議會評議員 ( 共 13 人) ,校舍委員會委員長,財務、聘任、庶務、學生事業委員會委員。1930 年 9 月,北京大學取消原來的評議會,改設校務會議,決定學校的方針大政。1931 年9 月至1937 年9 月,王烈都是校務會議會員。1931 年 7 月至 1933 年 12 月,王烈任北京大學秘書長。此外,1931 ~ 1937 年還任圖書、儀器委員會委員,1931 ~1933 年任財務委員會委員,1932 ~1933 年任學生事業委員會委員。王烈在上述職務崗位上,為北京大學的建設和發展貢獻了力量。
在 《國立北京大學同學錄》( 1930) 中,王烈書寫了前言,對同學們提出希望。他寫道: 「在我國這種風雨飄搖的教育狀況之下,諸君居然完成了大學教育,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回憶這六年中,我校經過了多少困難,才得到今日這樣的地位。現在諸君畢業了。我一方面很榮幸地來慶賀你們; 一方面還希望諸君在學業上,本著精益求精的宗旨,去繼續研究,在服務上,本著我校飽受困苦的經驗,百折不回的精神,去繼續為社會為國家奮斗,發揚北大的光榮於全國。諸君前途無量,願各好自為之。」
王烈曾幾次請辭秘書長職務。1931 年 12 月 18 日,王烈致函蔣夢麟校長,寫道: 「烈素耽教學,不習庶事,前承畀以秘書長重任,屢次請辭,迄未獲許,荏苒數月,貽誤實多。近以同學赴京示威,承校務會議推舉,南下照料,舟車勞頓,舊症復發,實難再膺繁劇,務懇辭去秘書長職務,俾資休養,無任感荷。」12 月 24 日,校務會議議決: 在蔣校長未回校以前,仍請王秘書長照常繼續職務。王烈顧全大局,繼續履行職務,直至 1933年 12 月 6 日新任秘書長到任。
六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了盧溝橋事變,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中國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從此開始。7 月 29 日北平失守,7 月 30 日日軍佔領天津。北平、天津淪陷後,國民政府命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遷湖南長沙,合組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 年初又遷往雲南昆明,4 月,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王烈一生熱心教育工作,無論在軍閥混戰時期,或在抗日戰爭時期,他都堅持教育崗位。日本帝國主義佔領北平後,年逾半百的王烈,在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刻,不顧體衰,離別家庭,長途跋涉,顛沛流離,先至長沙,後到昆明,繼續為培養地質青年而努力。這種崇高的民族氣節,感動了不少滯留在淪陷區的教育界知識分子,他們以王烈等人的愛國情懷為榜樣,相繼走向大後方。
王烈任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地質地理氣象學系教授,一直講授礦物學、光性礦物學,也教過岩石學和測量學。他是我國最老一輩的礦物、地質學家之一,在地質地理氣象學系教授中也是年紀最長的一位。學生們對他上課時的情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教學經驗豐富,講課時不看講稿,常把老花鏡推到額頭上,許多數字都能背到小數點後第三四位。他作風嚴謹,往往講完一個段落,就摸出懷表來看看,下課鈴聲響起,他的講課也就告一段落了。當學生們拿著礦物、岩石標本問他時,他便拿起放大鏡,或用簡單的測試方法測試標本,很快就解答清楚了學生的問題。他指導學生鑒定岩石薄片時,在偏光鏡下轉幾下,就能准確定出礦物名稱。大家公認他是礦物學、岩石學方面實踐經驗相當豐富的老權威。在西南聯大期間,他還積極參與各種學術活動,他曾應邀為全系師生作 「中國地質教育史」的報告。
1945 年 8 月,抗日戰爭勝利。1946 年夏,北京大學復員北平。王烈不辭遠途勞累,首先由昆明回到北平,籌備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的復員工作,他雖年近花甲,但仍精神飽滿地為復員工作的大小事務操勞。1946 年 10 月開學後,他仍擔任普通地質學和普通礦物學的教學工作。1948 年秋,國民政府實行所謂 「幣制改革」,王烈因此精神受到強烈刺激,健康狀況嚴重惡化。
1950 年以後,先生年老多病,不堪教書之勞,退休在家,但仍然關心教育工作。先生平時忙於教學和行政工作,著述不多,退休後體病力衰,但病情稍愈、精神好轉時,即潛心從事礦物學、岩石學書籍的譯著工作,為地質科學事業發揮余熱,幾年中完成數卷。惜這是病中所作,精神不夠貫注,出版問世尚需加工,但書未完成,先生即仙逝了。
王烈晚年所患疾病主要在神經系統方面,時輕時重。1956 年底病情轉劇,入北京協和醫院治療,於 1957 年 2 月 2 日與世長辭,終年 70 歲。
先生故後,移靈於東城賢良寺。1957 年 2 月 10 日,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教授、北京礦業學院副院長何傑教授 ( 王烈的老友,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第一任系主任) 主持了王烈的公祭大會,王烈的同事、學生和親友參加了公祭大會,正在舉行的中國地質學會第二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的部分代表、學會理事和會員也參加了公祭大會。王烈先生的遺體安葬於北京西郊萬安公墓。
王烈教授在地質教育戰線辛勤耕耘了 40 幾個春秋,在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地質學系工作了 30 多年,為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的建設和發展貢獻力量,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地質科學人才。他為我國地質事業,特別是地質教育事業所作的貢獻,功不可沒,他執著的工作精神,永遠值得北大和地質學界的晚輩們學習和弘揚。
參 考 文 獻
[1] 高振西 . 王烈 ( 霖之) 先生小傳 . 地質論評,1957,17 ( 2) : 204 ~206
[2] 潘雲唐 . 載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編,王烈,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 . 理學編地學卷 2. 北京: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1 ~ 5
[3] 於洸,王烈 . 中國地質 1992 ( 7) 「地學人物」,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礦產部主辦 . 北京: 地質出版社,1992,33
[4] 王學珍等 . 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 ( 1912 ~1937) .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5] 王學珍等 . 北京大學紀事 ( 1898 ~1997) .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第二版
『貳』 北京大學刑法學哪幾位教授最牛
雖然不太了解哪位教授最牛,但建議你可以到北大的網頁,查詢師資介紹,先找到刑法學的老師有哪些,然後到網路查詢姓名,看看他們的情況對比一下,應該就會得出一些結論的
『叄』 號稱北京大學教授的教授的是什麼人
網上流傳的,
很多的北京大學教授,
一般有很多是冒名頂替的,
不是真的,
所以不要把北京大學完全帶入。
『肆』 韋紫影是北大的嗎
韋紫影就讀過北京大學。晚報訊,北京大學2014年新生獎學金評選結果揭曉並公示,柳州高中畢業生張首登、柳州鐵一中畢業生韋紫影等5名學子在全國眾多優秀學子中脫穎而出,獲得2014年北大新生獎學金。
北京大學創立於1898年維新變法之際,初名京師大學堂,是中國近現代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創辦之初也是國家最高教育行政機關。

學校情況
1912年改為國立北京大學。1937年南遷至長沙,與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遷至昆明,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1946年復員返回北平(現北京)。1952年經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成為以文理基礎學科為主的綜合性大學,並自北京沙灘等地遷至現址。2000年與原北京醫科大學合並,組建為新的北京大學。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北京大學
『伍』 北大老教授上世紀二十年代是誰投了昆朋湖
不知道是否說的是王國維先生,他是1927年自投昆明湖的,他是清華的導師,不是北大教授。
王國維是一位晚清學者,最有名的著作是《人間詞話》。
『陸』 北京大學為什麼要對教授玩弄高中女生事件遮遮掩掩
1.算年齡。「她和王學明相遇是在2009年元旦……小麗卻已年滿20歲。」「當晚就開房成為情人,兩人年齡相差26歲。」所以叫獸今年應該實歲48,虛歲49,是1962年出生。
2.猜姓氏。一般化名姓不變,所以應該姓王。
3.猜研究方向。「據見過她的證人描述,一看就是少數民族。王學明上前主動搭訕,詢問小麗是否納西族。」所以此人很可能研究民族學或人類學方向。
4.定人品。能做出這種沒品的事(利用叫獸身份玩弄高中生,完了不給錢還有臉報警)那麼人品一定很差。
綜上,此人極有可能是北大人類學叫獸王銘銘,附介紹:
王銘銘,1962年生,人類學家。現任教於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北大博導王銘銘1998年出版的著作《想像的異邦》共32萬多字,卻有10萬字左右來自他自己所翻譯的哈維蘭的《當代人類學》。
最後,本文純屬個人猜測,謝絕跨省。希望王銘銘和北大能現身說法,給公眾一個交待。
柳州電腦網
X北京大學為什麼要對教授玩弄高中女生事件遮遮掩掩?
『柒』 如何客觀評價北京大學法學院凌斌教授的學術水平
凌斌,北京大學教授、法學博士。2010年,北京大學仇皓然獎教金;2007年,北京大學優秀博士論文二等獎。
科研成果
編輯
論文:「界權成本問題」,《中外法學》,2010年第1期;
「村長的困惑」,《法律與政治評論》,2010年第1期
「改造我們的教學」,《中國大學教學》,2010年第1期;
「疑難案件中司法資源的優化配置」,《法律與社會科學》,2009年第5卷;
「孝公難題的法治要義」,《法制與社會發展》2009年第四期;
「中國法學三十年:學科斷代史的定量研究」,《開放時代》2009年第八期;
學術探討(3張)
「中國法學三十年:主導作品和主導作者」,《法學》2009年第六期;
「走向開放的中國心智」,《讀書》2009年第一期;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三十年(1978-2007):一個引證研究」,《清華大學學報》2009年第一期;
「肥羊之爭:產權界定的法學和經濟學分析」,《中國法學》2008年第六期;
「形成和克服中國當代信用危機的市場機制」,《陝西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四期;
「現代危機與政治實踐:托克維爾的歷史救贖」,《北大法律評論》2008年第二期;
「革新法治的孝公難題」,《法制與社會發展》2008年第三期;
「法律與自由——《沙堡監獄》與《阿甘正傳》的一個法哲學思考」,《清華法學》2008年第三期;
「思想實驗與法學研究」,《法學》2008年第一期;
「商鞅戰秋菊:法治轉型的一個思想實驗」,《北大學報》2007年第五期;
「法治的兩條道路」,《中外法學》,2007年第一期;
「尋求和諧法治——當代中國法治的反思與探索」,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
「中國主流法學引證的統計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三期;
「立法與法治:一個職業主義視角」,《北大法律評論》,2004年第六輯第二期;
「普法、法盲與法治」,《法治與社會發展》,2004年第二期;
「法學翻譯批評的病理學進路」,《清華法學》,2003年第四輯;
「南街村:改變中的『鄉土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2000年秋季卷;
「作為技術的意識形態——以南街村為例」,北京大學法學院學士畢業論文,2000年
評論:
「德先生、賽先生與蜜思勞:解讀賀衛方的『上書』——以孫志剛案為契機」,《法律書評》,2004年第二期;
「評《運送正義的方式》」,《中國學術》,2003年第四輯;
「洞悉法律的多維視角——讀波斯納《法律理論的前沿》」,《法律書評》,2003年第一期;
「洞穴里的微光——讀波斯納《性與理性》」,《清華法學》,2003年第二輯;「評《超越法律》」,《中國學術》,2002年第一期
『捌』 北京大學對中華民族有何歷史功勛
北京大學前身為京師大學堂,誕生於維新變法運動。其建校的目的是為了教育強國,因而從一開始北京大學便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百年來,北京大學聚集眾多著名學者專家,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優秀人才,創造了一批又一批重大科學成果,深刻影響和大力推動了中國近現代思想理論、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和社會發展的進程,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鋒作用。
1898年北大以中國最高學府身份創立,成為中國第一所國立大學。北大既傳承了中華數千年國家最高學府——「太學」的學統,又實現了中國現代大學建置的重大任務,辟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開端,催生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現代學制,在中國教育進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北大對中國的貢獻不僅表現在純粹的教育方面。回溯歷史,在中華民族陷入戰火紛爭的混亂時代,北大人始終發揮著激昂的愛國精神,不懈探索祖國救亡圖存之路,對中國的社會政治也做出了巨大貢獻。
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他堅持「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之義」的思想 ,積極推行改革,對北大進行思想解放及學術繁榮,使得北大學子在國人思想被禁錮的時代,率先突破思想重圍。為實現民族的解放,他們高舉民主和科學的旗幟,推動新文化運動發展,由此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推動了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使得國人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1919年,巴黎和約失敗,北大學生率先集合發起示威遊行,勢必要捍衛祖國權益與維護祖國尊嚴,從而得到了各地青年學生和人民群眾的同情和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國,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反帝愛國運動,北大成為五四運動的策源地。這場運動不僅取得中國代表團放棄在和約簽字,罷免親日賣國賊等重大政治上成果,同時由於青年學生始終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積極倡導民主和科學的精神,進而極大地推動了全社會的思想大解放,提高了中國人民的思想覺悟。人們也認識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由此拉開了新民主主義的帷幕。
五四運動後,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率先在中國系統地接受、傳播、實踐馬克思主義,北大成為中國研究與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1920年陳獨秀創建上海共產黨小組,李大釗創立北京共產黨小組,使得走無產階級道路獲得實現,從此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北大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等運動的中心發祥地,是多種政治思潮和社會理想在中國的最早傳播地,為民族的振興和解放、國家的建設和發展、社會的文明和進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在戰火紛爭的年代,北大人不僅擁有理論思想的創新精神,也具備獻身實際的勇氣。他們毅然勇赴戰場,先後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鋒隊」、「中國青年救亡先鋒團」,後將兩者合並,正式成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北京郊區開展多種形式的抗日救亡宣傳。「七七事變」爆發後,北大民先隊隊員奔赴延安或抗日根據地的有60餘人,為民族解放和革命勝利貢獻獨特的力量。
中國民族堅強地熬過最艱難的時代重獲新生,獲得獨立。在新生的年代裡,北大主動承擔起新的歷史任務,積極發展學術及科研優勢。1955年,北大建立了全國第一個原子能人才培養基地;1966年北大參與第一例人工合成牛胰島素完成;1973年8月,在北大研製成功我國第一台每秒運算一百萬次的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北大的畢業生和教師為中國的科教文衛及國防事業的發展做了奠基性和開拓性的貢獻。「十五」期間,北京大學共獲得1項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11項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8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共有10篇論文在Nature和Science上發表。在學術的研究下,北大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在激發國人的民族自豪感的同時,使中華文化不斷傳播,讓中華民族的璀璨文化瑰寶得到世人的認可與傳承,大大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影響力。
風風雨雨走來,北大學子始終秉承「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傳統北大精神,懷著對新中國的信心與熱愛,他們在1981年喊出「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時代強音,在1984年國慶35周年道出「小平您好」的由衷呼喚、在1997年初發出「再道一聲小平您好」的深情呼喚,始終站在了時代的前列,弘揚著時代的主旋律。
悠悠百年,北大深厚的人文底蘊和學術積淀將繼續引領北大走向更高點,為中華民族繼續做出他獨有的奉獻。
『玖』 北京大學優秀的哲學家、學者、歷史教授、文學家有哪些或曾在北大任教過的優秀學者
蔡元培
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學家。字鶴卿,號孑民。清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於浙江紹興府山陰縣。191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他在北京大學辦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創辦愛國女校,對近現代中國教育、中國革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胡 適
原名洪騂,後改名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現代學者,歷史學、文學家,哲學家。1917年任北京大學教授,加入《新青年》編輯部,撰文反對封建主義,宣傳個性自由、民主和科學,積極提倡「文學改良」和白話文學,成為當時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人物。
李大釗
字守常,河北樂亭人。1918年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發表《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號召全國人民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積極參加五四運動,對運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茅 盾
現代作家、社會活動家。原名沈德鴻,字雁冰,茅盾是他常用的筆名。1896年7月4日生於浙江桐鄉縣烏鎮,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著有《茅盾文集》10卷集等,並以自己的積蓄設立文學獎金(後定名為「茅盾文學獎金」),獎勵優秀的長篇小說創作。
馬寅初
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教育家、人口學家。1882年6月24日生於浙江嵊縣。曾在北京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並於1919年出任北大第一任教務長,1951年任北京大學校長。在他著名的《新人口論》中, 較系統的論述了中國的人口問題,提出了「我國人口增長過快」的命題。
錢玄同
原名錢夏,號疑古,浙江吳興人。1913年始,先後任北京高等師范、北京大學教授。1917年在《新青年》上發表雜感,力主「文學革命」。
劉半農
原名壽彭,改名復,初字半儂,後改半農。江蘇江陰人。1917年成為《新青年》重要撰稿人,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