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朱鋒教授

⑴ 什麼是春秋筆法,請舉例

1)初意卻不過貪圖少寫一個字，並非有什麼春秋筆法。（魯迅《反對「含淚」的批評家》）

2)這些陳述完全迴避了被告方關於作案情節的質疑，處處都讓人感受到了「春秋筆法」。雖然算不上「失實」，但是與非的界限卻變得模糊起來。（千龍新聞網《「槍下留人」案判決書是否用了「春秋筆法」》）

3）方鴻漸羞愧得無地自容……便痛罵《滬報》一頓，把干丈人和假博士的來由用春秋筆法敘述一下，買假文憑是自己的滑稽玩世，認干親戚是自己的和同隨俗。（錢鍾書《圍城》）

4）朱鋒：這一動作看起來不大，但是一種「春秋筆法」，在國民心理上，為未來日本可能的「擁核」選擇打「預防針」。（《南方周末》郭力《中國，如何不陷入「東亞核競賽」泥沼》）

例（1）的「春秋筆法」就是指微言大義。

例（2）在陝西高院因被質疑重新審理某個案件後維持原判而沒有給出清晰明確的說法之後，作者使用了加引號的「春秋筆法」，此處，「春秋筆法」已經僅僅被概括抽象為「不明言」、「模糊」和「隱諱」。

例（3）中的「春秋筆法」意為將不利於自己的信息「語焉不詳」，「一帶而過」。

例（4）訪談對象北大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朱鋒將日本政府把「即便是核武器，只要限制在這一程度內，擁有它們並不必然違反憲法」寫入以內閣名義公布的正式文件中的這一「做法」稱為「春秋筆法」，更是剝離掉「春秋筆法」原義中指某種寫作手法的含義，直接運用為指稱別有用意的某種行為。

語言的歷史和民族文化的歷史是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因此，無論是對語言歷史的研究或語言現狀的理解，都必須緊密結合說這種語言的人民的文化歷史背景加以論析。「春秋筆法」與儒家經典著作《春秋》有著密切關系。

(1)南京大學朱鋒教授擴展閱讀

據說孔子編寫《春秋》，在記述歷史時，從當時的倫理道德出發，以定名分、明等級作為評判人物和事件的標准，有時一字暗含褒貶。行文中雖然不直接闡述對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通過細節描寫、特定稱謂、材料的篩選等，委婉而微妙地表達作者的看法。如：《春秋》中對「鄭伯克段於鄢」一事的記載，就集中體現了「春秋筆法」的特點。

鄭國國君滅弟弟段的做法很陰險，所以稱其為「伯」，而不稱為「庄公」；弟弟不像弟弟，所以稱「段」，而不稱「弟」；兄弟間像兩國國君作戰，所以稱「克」。如此，作者對整個事件的好惡褒貶就都表現出來了。再如，同樣是殺人，又有「殺、弒、誅、戮」等不同字眼：「殺」可指殺有罪之人，也可指無罪之人；

「弒」在古代指子殺父、臣殺君，一般指下殺上；「誅」主要用於殺有罪，殺不仁者，可以下殺上，也可以是上殺下；「戮」的對象可以是有罪之人、不仁之人，也可以是無罪之人。簡單的言語就透露出社會價值觀和道德的評判。

⑵ 如何看待中國的和平發展的外交政策

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一直是我國現階段的外交政策, 但近期變化的國際形勢及有關國家的圍堵都對中國外交提出了嚴峻挑戰，2010年冬季從10月29日至11月8日起，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相繼訪問了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巴布亞紐幾內亞以及紐西蘭與澳大利亞。突然如此密集的訪問亞太地區國家，讓人不得不擔心這訪問背後所隱藏的外交威脅。
也有觀察家因此發出警告—在美國日益活躍的亞洲外交壓力之下，中國周邊外交數十年來構築的基礎，很可能功虧一簣。這樣的警告，並非聳人聽聞。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也曾在報刊雜志中說，東南亞周邊小國對中國心存疑慮，表面上說的跟它們心裡想的並不是一回事，明確的指出了中國外交在周邊花的精力遠遠不夠的事實。在美國訪問頻繁訪問亞太地區的這場政治角逐中，朱鋒教授指出「中小國家外交發生調整」，是說明它們都在利用中美兩強的競爭與矛盾漁利，而美國則利用亞太中小國家的恐華心理，順勢全面介入亞太事務，扮演「大哥」的角色，構築一個對華的「統一戰線」。 正因如此，當希拉里以及奧巴馬訪問亞洲時，無時不刻都在強調盟友關系、地區安全以及共同的價值觀。明眼人一看便知，美國人通過把中國塑造成威脅者角色，在中國的周邊大收「保護費」，以安全、價值觀為紐帶，獲得對方的市場回報。
自「天安艦」事件、中日釣魚島爭端，以及「南海核心利益論」的沖擊以來，中國跟周邊國家的外交屢著考驗，尤其是美國在背後推波助瀾，適時對中國施壓，使得我國外交壓力不斷上升，國周邊外交也出現了危機。
那麼我們要如何應對危機呢？我們該如何進一步完善我們的外交政策呢？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所長鄭永年教授曾提出：確立中國外交政策的國際話語權這一解決辦法，隨著中國的崛起和「走出去」，和西方的摩擦甚至沖突不可避免。盡管摩擦和沖突具有物質基礎，但很多沖突的發生是因為價值觀的不同。而價值觀層面的沖突往往又是因為雙方有效溝通的缺失。對中國來說，要和國際社會溝通，就需要確立自身的外交話語，要表明自己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的產生並非中國單方的自我認同，而應該是一種能夠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價值觀，因此我們所確立的「國際話語」必須是結合中國本身的經驗，並在和外在世界（既包括西方世界，也包括發展中國家）的互動過程中產生的。我十分認同鄭永年教授所提出的觀點，畢竟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平崛起」或者「和平發展」的話語已經遠遠不夠。雖然「和平崛起」說明中國本身「為什麼和怎麼樣」融入世界體系。也表明了中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願意承擔一個大國的責任的態度。但是，這個話語不能減少我國在「走出去」過程中和西方的利益發生沖突，尤其在價值觀層面的矛盾。因此我認為「確立中國外交政策的國際話語權」是刻不容緩的。

⑶ 北大教授朱鋒是不是特務

說賣國的話就是特務,美國欺負中國的時候連個屁也不敢放,到替美國說起話來版,標準的漢奸,陳嘉庚說權敵未出國土,言和即漢奸,現在可以說跑道黃海欺負我們的跑道南海欺負我們的美國還沒有離開就喊著說應該遵照美國的旨意去辦,既是漢奸/

⑷ 美國學者傅高義去世外交部深切哀悼，他為中美關系做出了什麼貢獻

傅高義是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他首次參加香山論壇，在發言中他表示：“現在我們必須設法重新贏得其他國家的信任，雖然信任一旦失去就很難恢復，但我們必須與其他國家恢復合作的傳統，發揮更專業的作用。”傅高義表示，目前中美關系處於歷史的低谷，這對兩個國家都是不利的。他認為，美國的一些政治家非常反華，他們對新疆、西藏和香港問題進行批評，但拜登為中美關系帶來了一個機會。“我認為我們需要在高層、專業人士以及工作層三個層次做出努力，盡快推動美中兩國高層會晤、專業人士進行專業應對，工作層則在細節方面進行溝通。”傅高義也表示，美國不應該詆毀中國在世界范圍內所做的建設性努力，比如中國在節能減排、在非洲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抗擊疫情方面等做出的貢獻，美國應該承認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公平地對待中國。

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朱鋒是發言嘉賓之一，他也認同拜登當選對中美關系而言的確是一個新機會，他認為，拜登是民主黨內的溫和派，他既會保持中美之間戰略競爭，也需要戰略穩定，也就是說中美之間既有難以避免的沖突和競爭，同時會對競爭關系進行管控得以保持穩定。“雙方會通過各種渠道來客觀理性地表達觀點和意識，這種做法我相信拜登政府還是會繼續延續。”

中美關系面臨的新機會是否會降低中美在南海擦槍走火的幾率？朱鋒認為，中美在南海的緊張局勢不會明顯降低，因為美國把中國視為整個印太地區最大的威脅，所以在地緣戰略上美國對中國的打壓不會停手。朱鋒強調：“無論中美如何競爭，都會通過對話與溝通管控危機，這是中美關系不可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沖突激化的後果對整個地區和世界安全穩定繁榮是巨大災難。兩國都必須向世界展示本國的決心、意志和戰略眼光。”

⑸ 百年大變局是指什麼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對事實的描述。人類歷史有周期性，有周期性的時間點，百年是一個很漫長的時間點，是一個世紀的時間點。這么長的時段，國際政治一定有大變局。

本文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朱鋒，盤古智庫顧問委員會高級顧問、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黃仁偉文在百年大變局專家高端論壇上的發言整理，文章來源於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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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鋒：百年大變局的深刻含義是什麼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對事實的描述。人類歷史有周期性，有周期性的時間點，百年是一個很漫長的時間點，是一個世紀的時間點。這么長的時段，國際政治一定有大變局。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樣一個描述和中國今天的發展結合在一起，它的意義就非常深刻而且具有戰略性。因為今天中國的發展正處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刻，不僅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夢，而且隨著中國的崛起，我們所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都在發生深刻而又嚴峻的變化。

在這種情況下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視角來思考中國的民族復興征程，這才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重要的戰略含義。所以，為什麼說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一般的判斷，或者說是世界政治人類社會生活的一般現象？很簡單，一百年前，1918年一戰結束，隨後創設了凡爾賽體系，第一次出現了人類社會合作治理的早期形態。二戰後建立了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多邊體系，涉及各個領域，歐洲實現了聯合。顯然，過去的一百年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今天我們面臨的大變局中的變動因素，第一是權力再分配和力量再分配的大變局，東升西降，這個態勢還在延續。

第二是世界秩序結構中規則結構的大變局，原來是由西方主導規則的制訂，而今天在全球或者世界秩序中，中國不僅是世界秩序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而且也會從規則的接受者變成一個重要的規則貢獻者，或者是規則的制訂者。

第三是全球化正在面臨新的挑戰。原來流行的觀點是，全球化由市場主導，世界就會產生繁榮，人民就會受益，但是現實並不是如此。特朗普上台代表一種勢力和訴求成為主流，民粹主義也代表一種勢力和訴求，全球化過程中如何能更多地照顧到民眾的利益，特別是底層民眾的利益，是亟須解決的問題。

⑹ 為提高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目前中國的戰略目標以及實施手段是什麼

中國的戰略目標也在重新置換了：中國到底怎樣實現強大？強大了到底要幹嘛？挖美國牆角？跟美國對抗？取代美國？這些對中國都沒有意義。中國國內有民族主義情緒，其症結之一就是到底怎樣看待美國。

4月5日，朝鮮試射火箭衛星；4月13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譴責朝鮮的「主席聲明」，4月15日，朝鮮宣布退出「六方會談」，聲稱要恢復已去功能化的寧邊核設施……朝鮮半島似乎重新黑雲密布。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朱鋒卻指出：朝鮮領導人出於一種「博弈心態」，要吸引奧巴馬的眼球。他還指出，中國需要置換自己的戰略目標：中國到底怎樣實現強大？強大了到底要幹嘛？最重要的不是單純的「國強」、而應該是「民富」；不是簡單的「國家至上」，而是應該「人民第一」；既不盲目挑戰美國，也不需要惟美國馬首是瞻。中國的戰略目標是在強國富民的條件下實現與美國的「共贏」。

美國商用衛星運營商數字地球公司發布照片，顯示朝鮮火箭尾部火焰與白色廢氣。

45歲的朱鋒教授，學術專長是國際安全、東亞事務、中美戰略與安全關系。4月18日，他應邀到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政策與國際事務學院出席「誰的世紀：締造全球安全新框架」國際學術討論會並做主旨發言。當天下午，在下榻的Hyatt飯店接受了多維社記者的專訪。

朝鮮要給美國新的「報價」

多維：您怎麼看朝鮮最近升高緊張局勢的舉措？

朱鋒：美國新政府上台了，朝鮮要給美國一個新的「報價」：你不能小看我，必須將我當成一個認真的談判對手來關注。我們知道，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柯林頓政府與2001年上台的布希政府，對朝鮮的政策有很大不同：柯林頓跟朝鮮認真談判它的導彈問題，布希卻拒絕談判這個問題。奧巴馬上任之後，在美國新政府的外交日程上，朝鮮問題列不上主要議程，白宮對於解決中東、伊拉克、伊朗、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關注要明顯優先於朝核問題。平壤執著地要發射導彈，就是為了吸引奧巴馬的眼球，「逼迫」美國展開與朝鮮的高層對話。這是其一。

其二，朝鮮希望能增設新的談判項目。平壤手中的談判籌碼非常有限，要跟美國人討價還價，爭取到更多的實惠和好處，只能自己不斷製造「事端」，增加手中可打的「牌」。導彈發射行動可以讓朝鮮為未來的美朝會談和六方會談增加「導彈問題」這一新籌碼，從而提出更多要求、爭取更多援助。

第三，在國內政治中傳達政權「強大」信息。成功的導彈發射可以成為金正日政權煽動國內民族自豪感、提高政權的合法性、增加在民眾中的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對於今天經濟低迷、食品供應長期成問題的朝鮮來說，導彈發射可以戲劇性地顯示朝鮮是個「偉大的國家」、金正日是個「偉大的領導人」，用另外一種方式說服朝鮮人民繼續進行「苦難行軍」。

聯合國安理會就朝鮮發射問題舉行多次會議，最後一致通過了一份表示譴責的主席聲明。

簡單來說，導彈發射是朝鮮設計好的方案。當2月中旬發現朝鮮准備試射活動，美、中、日、韓、俄等國都要求朝鮮取消發射，停止「挑?」，美國甚至高調揚言要「攔截」，中國也派出特使希望朝鮮「暫緩」發射，平壤根本不為所動。原因很簡單，不發射，金正日的這一步早就想好的「棋」就下不了。然而，4月5日的發射行動竟然直接被美國宣布為是「大浦洞2號」導彈試射，根本不接受朝鮮所謂是發射「光明星2號」衛星的說法。朝鮮想要通過發射爭取的「太空實驗權利」被否定，美國的反應不如他們所預期，於是再次升級。4月13日，朝鮮宣布退出「六方會談」，不再接受任何談判協議約束，驅逐美國與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核查人員。這一危機升級的措施，是平壤慣用的手段。其目的還是要通過故意抬高危機層級來迫使美國恢復美朝直接雙邊對話。

各方的「博弈心態」

朝鮮在多大程度是真的要退出「六方會談」？我看，可能性並不大。對朝鮮來說，如果離開這個談判和對話的機制，它什麼都拿不到。2006年10月16日聯合國通過制裁朝鮮的1718號決議時，朝鮮也曾一度宣布退出「六方會談」。結果呢？2007年3月，朝鮮又回來了。

許多人驚呼：美國已經衰敗、中國即將崛起。但是《美國衰敗，中國崛起？》指出，美國之禍並不一定就是中國之福。

從心理學上分析，我將平壤又一次宣布退出六方會談稱之為「博弈心態」。美朝雙方都存在博弈的困境：從平壤的角度來說，「六方會談」如果談不下去，朝鮮就得不到它想要的利益；從其他國家的角度來說，朝核問題拖得時間越長，朝鮮的核能力會越大，運載技術越可能不斷改進，甚至發展出能由長程導彈攜帶的核彈頭；因此，不談，朝鮮的核能力很可能不斷提高；就在目前情況下通過向平壤妥協來實現六方會談，各國又明顯地是遭朝鮮要挾。

今天上午在普林斯頓大學舉行的會議上，美國前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詹姆斯．辛（James Shin）發言就說：中國應該對朝鮮施加壓力，否則會被其它國家認為，中國是在縱容甚至支持朝鮮的行徑。他認為有三個「失敗國家」，都在中國周圍：朝鮮，巴基斯坦和緬甸，中國對這三個「失敗國家」都比較縱容，應該承擔責任。

辛的看法在美國保守主義勢力中很有代表性，也反映了今天中國在面對一個「無賴式」的朝鮮時北京所面臨的外交困境。中國當然很著急，希望六方會談能夠盡快啟動。「六方會談」如果不能夠恢復，不符合中國利益：第一朝鮮半島的局勢會緊張和動盪；第二，朝鮮核武器的長期化，會煽動起日本國內的「核武裝論」，對中國的戰略防?的戒心更重；第三，朝核問題時間拖得越長，未來解決起來可能需要付出的代價很可能越大

⑺ 川普和記者已經鬧到這樣了嗎

美國年總統大選進入白熱化階段。目前「大亨」川普已經跨越張黨代表票的門檻，鎖定共和黨內提名，而黨總統參選人希拉里由於優勢明顯，黨內提名也基本上不會有偏差。如無意外，此屆美國總統大選將會是「希拉里PK川普」的局面。在美國大選中，對華政策常常是競選人爭取選票的砝碼，一洋之隔的遙遠鄰居中國總會「躺著中槍」。年美國大選將會如何影響美中關系的走向？美國《僑報》記者采訪了多位國際問題學者，解析川普和希拉里兩人可能贏得競選後對華政策的變化。中國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對《僑報》記者表示，美國大選仍在預選階段，爭論的焦點主要是國內問題，外交議題佔比不大，7月份真正進入大選階段時，指責中國的言論將會更多，這是美國總統競選時的鐵定規律，經貿、南海、等問題可能會被提及。「不過，最終結果前的競選語言並不用太當真，真正當選後還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約。」在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朱鋒看來，不管是希拉里還是川普在大選中獲勝，其對華政策都會表現出一定的共性。例如，都會堅持在經貿、金融和全球議題上的對話合作；在亞太地區安全問題上，和中國保持磋商和對話的態勢，在兩國關系問題上仍然強調對華「接觸」的戰略選擇。

⑻ 朱鋒教授的簡介

朱翔，湖南師范大學教授、區域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政府顧問、專家咨詢組成員。主持湖南省重點科研項目多項，如《湖南省「十五」期間和到２０１５年城市化進程研究》、《長株潭經濟一體化控制規劃研究》、《長沙市桔子洲旅遊開發規劃》、《南洞庭湖濕地生態旅遊開發規劃》等；還主持完成了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洞庭湖水災減災的經濟學研究》，系統地提出了構建環洞庭湖經濟圈的區域發展戰略。這些研究大部分達到了國內領先水平。
參與主持湖南省重點科研項目３項：《三峽建壩後洞庭湖區環境生態變化趨勢及對策研究》、《湖南省山河庫湖開發整治規劃綱要》、《湖南省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發展研究》；參與我省與長沙市「十五」和中長期發展規劃的編制工作。參與國家教育改革重大項目，擔任國家新版中學地理教材主編。２００１年被評為全國模範教師。現兼任教育部課程核心組成員，湖南省經濟發展規劃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中國區域經濟研究中心兼職教授。
朱翔，上海廣電旅行社導游員。2005年榮獲首屆上海市導游大賽中文組第一名，並於同年免試晉升國家中級導游員；2006年被列為全國優秀導游員候選人；2007年榮獲第二屆上海市導游大賽中文組三等獎，被評選為上海市徐家匯旅遊宣傳大使；2008年榮獲上海市紅色旅遊導游大賽冠軍。主持導游棲息地論壇華東版、第一導游網論壇相關管理工作，並於2007、2008、2009年連續三次主持華東導游大會。為上海市著名導游員。
上海浦江之聲廣播電台「明星導游帶你游」節目、國內著名網站-----東方網、《文匯報》、《解放日報》等曾經專文介紹過其導游工作經歷。朱翔熱愛文學寫作，少年時期曾應邀遠赴東北擔任某文學雜志編輯。近年來，其文學作品散見於《青少年日記》、《日記報》、《新民晚報》、《南風》等國內多家報刊，達70萬字。並入集、獲獎。

⑼ 怎麼看待中國崛起與中國外交政策

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一直是我國現階段的外交政策, 但近期變化的國際形勢及有關國家的圍堵都對中國外交提出了嚴峻挑戰,2010年冬季從10月29日至11月8日起,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相繼訪問了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巴布亞紐幾內亞以及紐西蘭與澳大利亞.突然如此密集的訪問亞太地區國家,讓人不得不擔心這訪問背後所隱藏的外交威脅.
也有觀察家因此發出警告—在美國日益活躍的亞洲外交壓力之下,中國周邊外交數十年來構築的基礎,很可能功虧一簣.這樣的警告,並非聳人聽聞.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也曾在報刊雜志中說,東南亞周邊小國對中國心存疑慮,表面上說的跟它們心裡想的並不是一回事,明確的指出了中國外交在周邊花的精力遠遠不夠的事實.在美國訪問頻繁訪問亞太地區的這場政治角逐中,朱鋒教授指出「中小國家外交發生調整」,是說明它們都在利用中美兩強的競爭與矛盾漁利,而美國則利用亞太中小國家的恐華心理,順勢全面介入亞太事務,扮演「大哥」的角色,構築一個對華的「統一戰線」. 正因如此,當希拉里以及奧巴馬訪問亞洲時,無時不刻都在強調盟友關系、地區安全以及共同的價值觀.明眼人一看便知,美國人通過把中國塑造成威脅者角色,在中國的周邊大收「保護費」,以安全、價值觀為紐帶,獲得對方的市場回報.
自「天安艦」事件、中日釣魚島爭端,以及「南海核心利益論」的沖擊以來,中國跟周邊國家的外交屢著考驗,尤其是美國在背後推波助瀾,適時對中國施壓,使得我國外交壓力不斷上升,國周邊外交也出現了危機.
那麼我們要如何應對危機呢?我們該如何進一步完善我們的外交政策呢?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所長鄭永年教授曾提出：確立中國外交政策的國際話語權這一解決辦法,隨著中國的崛起和「走出去」,和西方的摩擦甚至沖突不可避免.盡管摩擦和沖突具有物質基礎,但很多沖突的發生是因為價值觀的不同.而價值觀層面的沖突往往又是因為雙方有效溝通的缺失.對中國來說,要和國際社會溝通,就需要確立自身的外交話語,要表明自己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的產生並非中國單方的自我認同,而應該是一種能夠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價值觀,因此我們所確立的「國際話語」必須是結合中國本身的經驗,並在和外在世界（既包括西方世界,也包括發展中國家）的互動過程中產生的.我十分認同鄭永年教授所提出的觀點,畢竟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平崛起」或者「和平發展」的話語已經遠遠不夠.雖然「和平崛起」說明中國本身「為什麼和怎麼樣」融入世界體系.也表明了中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願意承擔一個大國的責任的態度.但是,這個話語不能減少我國在「走出去」過程中和西方的利益發生沖突,尤其在價值觀層面的矛盾.因此我認為「確立中國外交政策的國際話語權」是刻不容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