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

❶ 重大發現

兄弟你搞錯了吧，發現比夏朝更早的應該是在浙江

浙江省考古所11月29日發布重大考古成果：在距今5300~4000年的良渚遺址區內發現一座面積290萬平方米的古城，其年代不晚於良渚文化晚期，具體的建築年代，有待進一步考古確定。考古學家指出，這是長江中下游地區首次發現的良渚文化時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發現的同時代中國最大的城址。當時「良渚」勢力占據了半個中國，新發現的這座古城，相當於良渚時的首都。

有專家認為中國朝代的斷代應從此改寫：由現在認為的最早朝代為夏、商、周，改成良渚。

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說，說明良渚古城的意義，得站在「良渚文化對中國的影響」這個高度著手。已經發現的良渚遺址，從其位置、布局和構造來看，專家認為當時有宮殿，生活著王和貴族，如今又找到了城牆，相當於良渚時的首都。

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餘杭良渚這里，還有嘉興南、上海東、蘇州、常州、南京一帶；再往外，還有擴張區，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蘇北部，接近山東，曾經良渚人為了佔領這里，還打了一仗；再往外，還有影響區，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帶。

可以看出，當時「良渚」勢力占據了半個中國，如果沒有較高的經濟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

有的考古專家，認為良渚古城其實就是「良渚古國」。良渚古城的發現，有人認為中國的朝代的斷代應從此改寫——由現在認為的最早朝代為夏、商、周，改成良渚。

專程趕來的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這樣評價古城：這是目前中國所發現同時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稱得上「中華第一城」；它改變了原本以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認識，標志著良渚文化其實已經進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是繼上世紀河南安陽殷墟發現之後，中國考古界的又一重大發現，將極大推動中國文明史研究進程和考古學發展。

良渚文化是分布於環太湖地區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學文化，距今5300～4000年。良渚遺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遺址和文化命名地，位於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的良渚、瓶窯兩鎮。1986年，良渚反山遺址先被發現，發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這幾年，良渚文化遺址從40多處增加到135處，有村落、墓地、祭壇等各種遺存。

❷ 嚴文明的主要觀點

六十年代，在河南偃師附近的二里屯又發現了一個宮殿區，這個地方有一個墓葬，裡面有很多的青銅器，考古學家把他稱做二里頭文化。它的年代比鄭州商城還要早，但早在什麼時候，學術界一直有爭議，有的認為是商朝，有的認為是夏朝，有的認為是一個發展過程，前段時間是夏朝，後來發展到了商朝。在九十年代，在二里頭的旁邊又發現了一個偃師商城，年代和鄭州商城差不多，在兩個挨近的地方不可能有兩個商的都城，因此有的學者推斷是商滅夏以後，在夏原有的都城附近建了一個都城。又經過夏商周斷代工程，以及炭十二的檢測，基本確定了二里頭為夏文化。因此人類文明又推進到了夏朝，但是人類文明不可能一個早晨就形成了，夏文化的形成也一定是有個形成過程的，不管怎樣講，文明應是野蠻人創造的，因此學者都很一致的認為應在新石器時代去尋找人類文明的起源。
關於中華民族起源、中華文明如何發展演化的問題，一直夾雜在歷史和考古的雙重辨證發展中。嚴文明指出歷史的論證不同於考古發現。考古是科學，講究的是實證。因而在考古中，黃帝、炎帝究竟是否存在，它們是否具有不同文明體系，這些問題都是被忽略的。考古是拿具體的發掘實物——比如說石器物、骨器來說話。
嚴文明教授在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的同事趙輝教授對此也表示認同。趙輝指出，由於缺乏文字的記載，對於黃帝、炎帝是否有其人，是否同為一人，都無法得到確切的結論。因而，在考古學上只是承認有黃帝、炎帝時代的存在，但具體的歷史細節卻無法得知。「雕龍碑遺址發掘情況表明了當時的一些基本情況，比如說房屋建築、新的發明，這些都是實在的，考古研究人員所做的恰恰只是這些，卻不能將其發現成果與神話傳說一一劃上等號。
嚴文明表示，對於中華民族的起源，考古學上已可以追溯到一二百萬年之前，那些都是有科學依據的，但黃帝、炎帝的傳說卻不能作為考古推論的依據。盡管上世紀90年代便提出了牛河梁「女神廟」是否為炎帝族文化，但那一推論學界沒有得到共識。考古界一般將中華民族文明起源的問題劃歸到仰韶文化、紅山文化、龍山文化等概念范疇內。

❸ 北大有哪些教授

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著名經濟學家劉偉教授

❹ 浙江嵊州小黃山遺址的趙輝（北京大學教授）

小黃山遺址主要遺存的年代顯得很早。在權衡了整個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情況後，嚴文明先生提出，這些遺存應當屬新石時代中期的范圍，是非常有見地的看法。按照發掘者的觀點，這些遺存還可分為三段。從器物群的面貌看，小黃山一段和浦江上山遺存有密切關系。二段出現了大量和蕭山跨湖橋遺址十分相似的文化因素，或者兩者本身就是性質相同的一類遺存。由於二段中跨湖橋類因素的大量出現，小黃山一二段之間的銜接顯得有些跳動，聯系似乎不甚緊密。但兩段都有的細頸壺、大敞口斜壁盆、圈足碗等，又顯示它們之間確有承襲演變的關系。跨湖橋遺存自上個世紀80年代發現以來，其淵源和去向就一直是令人困惑的問題。這類遺存和長江中游皂市下層、湯家崗等遺存有諸多相似之處，卻出現在距離頗遠的浙江，顯得十分突兀。這次小黃山遺址的發掘，為跨湖橋這類遺存在本地找到了部分淵源，是繼續探討這一問題的重要線索。跨湖橋遺存的碳十四年代較河姆渡文化略早，在後者中至今沒有識別出多少跨湖橋的蹤跡。但兩者畢竟地域比鄰，從各自出土的動植物遺存看，它們的經濟生活內容很是接近。因此，文化面貌上的不同究竟是因為兩者分屬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統，還是另有原因，也是需要探討的問題。隨著小黃山遺址發掘工作的繼續開展，其第三段遺存進一步豐富，可否為上述問題提供線索，也是頗令人期待的事情。總之，小黃山遺址的資料對於進一步探討長江下游地區文化區系及其演變發展的復雜性問題而言，將發揮非常關鍵的作用。
小黃山遺址面積約5萬平方米，是目前已知中國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遺址中面積最大的一處。從發掘開來的1000多平方米的情況看，從一段開始，聚落生活就已經呈現出比較復雜的面貌。遺址A區橫寬25米多的南坡明顯為人工切成了現存寬5米余的水平檯面，北側沿下切的生土壁，再挖一道基槽，似為一頗具規模的建築之殘部。這以南30多米多的區域，約同一高度上，也發現了縱橫多道類似基槽的遺跡，唯發掘面積有限，整體情況尚待進一步把握。更為矚目的該區域還發現了多座被發掘者稱為儲藏坑的遺跡。典型的坑深1米左右，一側敞出，有台階進入坑內，坑底往往置放多塊石磨盤。B區有部分儲藏坑的坑口還發現了似為棚戶類圍苫設施的跡象。雖然其功用尚待進一步探討，但集中發現在一個區域，顯示出整個聚落是有一定功能區劃的。由於埋藏環境的原因，遺址的動植物遺存幾乎都已消失殆盡了，但仍檢點出稻屬植物硅酸體。連同石器群中比例甚高的磨盤、磨石等現象，構成復原小黃山聚落生產生活的重要線索。進而隨著對具有如此規模的小黃山聚落定居生活方式和經濟生活內容的綜合研究的展開，也將為南方稻作農業在江浙地區的早期發展研究提供一個關鍵性註解

❺ 嚴文明的介紹

嚴文明，1932年生，195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從事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中國文明的起源研究。

❻ 良渚人出現時間

根據考古發現，良渚人出現5300前後。
良渚文化是環太湖流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發現於良渚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對「良渚遺址」出土的人物，經基因鑒定確認，良諸人是駱越後裔。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中國東南地區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類型，代表遺址為良渚遺址，距今5300-4500年左右。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區在太湖流域，而遺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區則在太湖流域的東北部、東部和東南部。該文化遺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鉞、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鐲、玉管、玉珠、玉墜、柱形玉器、錐形玉器、玉帶及環等；另外，陶器也相當細致。
良渚文化遺址位於杭州城北18公里處餘杭區良渚鎮。1936年發現的良渚遺址，實際上是餘杭縣的良渚、瓶窯、安溪三鎮之間許多遺址的總稱。是新石器時代晚期人類聚居的地方。年代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是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代表性遺址，1959年依照考古慣例按發現地點良渚命名，是為良渚文化。遺址總面積約34平方公里。2012年良渚遺址被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2016年，將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❼ 什麼被稱為遠古文明的曙光

日前，《凌家灘考古發掘報告》正式面世，其首發式吸引了包括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嚴文明、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石興邦、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張忠培等在內的國內外120多名考古專家的到來。《報告》中透露出的有關中華文明起源的信息震驚了學術界。凌家灘在1985年是一處無人問津的亂墳崗，如今卻已經轟動全世界，被國內考古專家認定為中華史前文明的源頭，並被稱為「中華遠古文明的曙光」。

❽ 介紹一下良緒文化

良渚文化是我國長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銅石並用時代文化，因發現於浙江餘杭良渚鎮而得名，距今約5250~4150年，在1936年被發現，經半個多世紀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初步查明遺址分布於太湖地區。在餘杭市良渚、安溪、瓶窯三個鎮地域內，分布著以莫角山遺址為核心的50餘處 良渚文化遺址，有村落、墓地、祭壇等各種遺存，內涵豐富，范圍廣闊，遺址密集。八十年代以來，反山、瑤山、匯觀山等高台 土冢與祭壇遺址相復合，。

陶器以黑陶為特色，製作精美，有的甚至塗漆。良渚文化時期最先進的的陶器製作方式是輪制，黑陶豆盤的形狀有圓形和橢圓形。良渚文化時期炊器大多是鼎。玉器非常發達，種類有珠、管、璧、璜、琮、蟬。其中玉琮個體大，高達18~23厘米，上面雕刻圓目獸面紋，工藝精湛，是中國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譽為「玉琮王」。形狀為內圓外方，與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玉器上刻有似神似獸的神人形像和神人獸合一的形像，它們可能是當時人們的崇拜對象。玉器上的紋飾除神人獸面圖像外，其他出現最多的圖案是鳥。

良渚文化的錢山漾一地出土有絹片、絲帶和絲線，是中國遠古時代最重要的家蠶絲織物。此外，還發現了許多祭壇遺址，如餘杭瑤山遺址發現的祭壇，平面呈方形，從里向外為紅土台、灰土圍溝和礫石台，外圍的邊長約20米。祭壇上一般都有大墓，可能是人們祭祀先祖、天神的地方。良渚文化時期的食物以水稻為主。

良渚文化中物質文化十分發達,以鼎、豆、盤、雙鼻壺、帶流壺、帶流杯、尊、簋為典型器,用於祭禮的玉器更為發達,墓葬規格、聚落布局體現出嚴格的等級差別。良渚文化遺址主要分布在東到上海,南至錢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為界,北達寧鎮地區邊緣的長江以南,圍繞太湖大致呈三角狀,其影響達浙東、浙西南、皖南、華南、山東、蘇北等地。

良渚文化源於崧澤文化,由於北進失利及水患,良渚文化主體很快衰落。良渚文化中文字和城址已露端倪,從社會形態特徵來說, 良渚文化第三期已進入原始文明社會。良渚文化刺激了中原地區原始文明的極大發展,並產生劇變,最終形成了中國繁榮的早期文明,夏商文明禮儀制度中的琮、鉞和神人獸面紋即來自良渚文化因素。

發現和命名

1934年發現浙江吳興1936年發掘了具有代表性的良渚遺址。良渚的陶器中有引人注目的黑陶，當時被認為與山東的黑陶相類似，因此，也稱作龍山文化。1939年，有人把龍山文化分為山東沿海、豫北和杭州灣三區，並指出杭州灣區的文化相與山東、河南的有顯著區別。1957年，有人認為浙江的黑陶干後容易褪色，沒有標準的蛋殼黑陶,在陶器、石器的形制上有其自身的特點,於1959年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現經發掘的重點遺址，還有江蘇吳縣草鞋山和張陵山、武進寺墩，浙江嘉興雀幕橋、杭州水田畈，上海市上海縣馬橋、青浦縣福泉山等。

文化特徵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夾細砂的灰黑陶和泥質灰胎黑皮陶為主。輪制較普遍。一般器壁較薄，器表以素麵磨光的為多，少數有精細的刻劃花紋和鏤孔。圈足器、三足器較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魚鰭形或斷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節形把的豆、貫耳壺、大圈足淺腹盤、寬把帶流杯等。琮、璧一類玉器數量之多和工藝之精，為同時代其他文化所未見。石器磨製精緻，新出現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鐮和階形有段錛等器形。

文化分期

良渚文化大體可分為早、晚兩期。早期以錢山漾、張陵山等遺址為代表。陶器以灰陶為主，也有少量的黑皮陶， 器形有魚鰭形足的鼎、袋足、 鏤孔豆、貫耳壺、球腹罐、附耳杯、附耳、大口圜底缸等。晚期以良渚、雀幕橋等遺址為代表。陶器以泥質黑皮陶較為常見,並有薄胎黑陶,器形有斷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節形把的豆、貫耳壺、貫耳罐、侈口圓腹罐、簋、大圈足盤、寬把帶流杯等。

社會經濟

良渚文化居民以農業生產為主，主要作物是水稻。據在錢山漾發現的稻穀鑒定，有粳稻和秈稻兩種。在錢山漾、水田畈等遺址中還發現有花生、芝麻、蠶豆、甜瓜等植物種子，有人認為是當時的農作物，也有人對其出土層位和鑒定結果有所懷疑。農業工具種類較多，製作大都較精細。其中三角形犁形器，器體扁薄，背面較平，正面稍隆起,常穿有1～3孔,有人認為是安裝在木犁床上的石犁鏵。斜柄刀的器身略呈三角形，頂端有一個斜向的柄，製作較粗糙,往往僅在刃部磨光,有人認為是安裝木柄後用來在土地上劃出溝槽的，稱為「破土器」。這兩種新型工具,在良渚文化時期使用較多,對其定名和確切用途尚待深入研究。

手工業也很興旺，有的可能已形成專業性的生產部門。玉器製作在全國同時期的原始文化中，顯得十分突出。玉器主要有珠、管、墜、、瑗、璜、鐲、琮、璧、蟬等。外方內圓的長筒形玉琮，磨製拋光並雕刻紋飾，規格定型，表現出很高的工藝技術水平。如出土的一件玉琮高33.5厘米，琮身淺刻橫道分為15節。另一件玉琮高達23厘米,雕刻有幾組獸面紋,一件大玉璧直徑達26.2厘米。類似的琮、璧在張陵山、草鞋山、福泉山等地墓葬內也有發現。制陶普遍採用輪制，器形規整，造型優美。有的陶鼎上刻有漩渦鉤連紋和曲折紋圖案，有的貫耳壺上刻有簡化鳥紋和曲折紋，或以圓渦和雙線構成的編織紋。這些紋飾，線條精細，繁雜而富於變化，是陶器中的佳作。在發現的陶紋，透露了當時社會文化進步的信息。

手工紡織業也有迅速的發展。錢山漾遺址發現有國內早期的絲麻織物。殘絹片經鑒定是家蠶絲織成，採用平紋織法，每平方厘米有經緯線各47根。絲帶為30根單紗分 3股編織而成的圓形帶子。從現有的考古資料來看，蠶的飼養可能以太湖地區為最早。但也有人對絲織品的時代持懷疑態度。麻布片經鑒定為薴麻紡織品，也是採用平紋織法，每平方厘米經緯線一般各有24根，有的細麻布經線31根、緯線20根。這是迄今中國最早的薴麻織品實物。竹器的編織比較發達，製品集中發現在錢山漾遺址,共200多件。竹篾多數經刮光，容器類的下半部使用扁篾，接近口沿部分則用較細密的竹絲。編織方法多樣，有呈一經一緯的人字形，也有二經二緯和多經多緯的人字形，還有菱形花格、密緯疏經的十字形等，特別是產生了梅花眼、辮子口這一類比較復雜的編織法。製品種類有捕魚用的「倒梢」，有坐卧或建築上用的竹席，以及簍、籃、谷籮、簸箕、箅等，較廣泛地用於生產和生活方面。此外，良渚文化還有槳、槽、盆、杵錘等木器。木槳的使用，說明生活在河道縱橫地區的原始居民，已有了舟楫交通工具。

居址和墓葬

良渚文化居民過著較穩固的定居生活。在錢山漾遺址發現 3座的。其中一座東西長約2.5米，南北寬約1.9米，木樁按東西向排列，正中有一根長木，似起「檁脊」的作用，其上蓋有幾層竹席。另一座只在東邊保存下一排密集而整齊的木樁，上面蓋有大幅的蘆席和竹席。在吳縣澄湖還發現一批土井，井底遺有多件陶器和石斧。崑山太史淀的水井還有木構井圈，系用4～5塊長約2米的弧形木板鑿孔連接而成。

各地共發現墓葬數十座，墓坑呈長方形，以頭向南的仰身直肢葬為主。有大、小墓之分。在浙江海寧、嘉興、平湖和餘杭等地發現的小墓，隨葬陶器的質量一般遠遜於實用品，有的小墓用豬下顎骨或穿孔石斧和大型玉璧隨葬。大型墓不僅墓坑規模較大，而且隨葬器物數量多，質量也高。如草鞋山198號墓，東西1.7米，南北4米,有60多件隨葬器物，其中有5件玉琮、2件玉璧以及鐲、管、珠、錐形飾、穿孔斧等共30多件玉器。福泉山遺址6號墓雖遭破壞,仍遺有玉、石、牙、陶器119件,其中玉琮5件,玉璧4件。寺墩3號墓隨葬玉琮、玉璧多達57件。用如此大量玉器隨葬，這是以往所沒有的，在良渚文化中也屬特殊現象，有人把這種現象稱為「玉斂葬」。張陵山遺址的一座墓葬，隨葬陶、玉、石器共40多件,其中以獸面紋的玉琮和玉瑗、玉蟬等較為突出,在墓主人腳下，與隨葬陶器一起還發現3個人頭骨,有人認為其身份應是奴隸。上海市松江縣廣富林遺址的兩座墓鄰近處，分別有一具豬、狗的骨骸，可能是殉牲。以上表明，在農業、手工業發展的基礎上，當時已出現財富佔有的差別，並且出現了只有特殊地位的人才擁有的玉琮、玉璧等禮器。有的玉琮上還刻有數組象徵威武的獸面紋飾。良渚文化時期，氏族社會已走上解體的道路。

與其他文化的關系

從草鞋山、張陵山等處的地層疊壓關系和器物對比分析，良渚文化是由崧澤文化演變而來的。崧澤文化的墓葬，以頭向南的仰身直肢葬為主，這與良渚文化的基本一致。崧澤文化的石錛，背面逐漸出現脊線，正處於良渚文化階形有段石錛的前一階段。兩者的穿孔石斧也相近似。崧澤文化的扁方側足鼎、細高把豆、高領扁腹壺等，與良渚文化的魚鰭形足和扁方形足的鼎、黑陶細高把豆、高領貫耳壺等有著繼承關系。

關於良渚文化的發展去向，馬橋中層的青銅文化遺存提供了線索。馬橋中層疊壓在馬橋下層即良渚文化晚期遺存之上，發現的石鐮、有段石錛、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與良渚文化的接近，而後兩種石器的數量比良渚文化時期又有所增加。馬橋中層的黑衣陶與良渚文化的黑皮陶存在承襲關系，兩者的鼎、簋等器形也有密切的關系。至於馬橋中層含有較多數量的印紋陶，目前尚無材料說明與良渚文化存在聯系，其來源有待進一步研究。

良渚文化與和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的關系。有段石錛和貫耳壺，是良渚文化的基本特徵之一，在大汶口文化後期階段的遺存中有少量發現，是受良渚文化影響的產物。大汶口出土的玉笄，與良渚文化的玉錐形飾可能有聯系。在上海縣馬橋、金山縣亭林等地的良渚文化遺址中，出土了數片渦紋彩陶片，可能是受到了大汶口文化的影響。馬橋、雀幕橋等良渚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陶，也當與大汶口文化、山東龍山文化有關。良渚文化和山東龍山文化陶器都普遍採用輪制,黑陶佔有顯著的地位,盛行磨光素麵陶，三足器、圈足器都很多，等等，則表現出兩者具有一定的共性。

良渚古城

浙江省考古所上周發布重大考古成果——歷經18個月，在良渚遺址區內發現一座面積290萬平方米的古城(面積和北京頤和園差不多)。這座古城，大致以良渚遺址區內的莫角山遺址(上世紀90年代初發現)為中心，東西長約1500~1700米，南北長約1800~1900米，略呈圓角長方形，正南北方向。 城牆部分地段殘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墊石塊，寬度達40~60米(我國現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間建造的西安古城牆，底寬18米，頂寬15米)，上面堆築純凈的黃土，夯實。 根據城牆中出土的陶瓷碎片，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於良渚文化晚期，也就是說，距今4000年以前。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這樣評價古城：這是目前中國所發現同時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稱得上是「中華第一城」；它改變了原本以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認識，標志著良渚文化其實已經進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是繼上世紀河南安陽殷墟發現之後中國考古界的又一重大發現。

城牆，是氏族社會和文明社會區別的一個重要標志。嚴文明教授說，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年，這個時代，目前中國大地上發現的古城約有60多座，小的只有10多平方米，大的為280萬平方米，面積達290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最大的。
良渚文化玉器距今越4200~5300年。
上個世紀30年代中期，首次在浙江餘杭良渚鎮發現這一遺存，所以稱作「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包括浙江餘杭反山、瑤山，江蘇吳縣、張陵山、草鞋山，武進寺墩，常熟羅墩和上海青浦縣福泉山，安徽阜寧等長江下游的太湖流域這一時期的文化。
良渚文化和紅山文化是新石器時期玉文化的兩大中心。
良渚文化的玉器不僅品類眾多，而且琢磨精緻，紋飾華麗。專家們贊譽良渚文化玉器的工藝水準達到了「鬼斧神工般的超卓高度」，而紋飾則是將新石器時期玉器的創作「推到了頂峰」。
良渚文化玉器創造性的器型，為後代玉器的造型奠定了基礎。
良渚文化玉器特徵
一、良渚文化玉器直線深而直，線沿光整平滑。
二、良渚文化玉器折角線深而寬，線底略呈弧形。
三、良渚文化玉器環線有手工磨接和管鑽旋磨兩種加工方法，前者線痕淺細，線沿多「毛碴」。
四、良渚文化玉器射線細密緊湊，接續痕明顯。
五、良渚文化玉器多淺浮雕，利用減地平凸的手法，凸出主要紋飾，強化主題表達。
六、良渚文化玉器常有「拉鋸痕」。良渚玉器鏤雕時，先在玉片上掏出小孔，再用「鋸」鋸去多餘部分，俗稱「鎪」，又稱「拉絲」，所用弦狀拉條猶如無齒鋸條，會在鏤孔表面留下拽拉痕跡。
七、良渚文化玉器紋飾華麗，新創紋樣琳琅滿目，有：神人獸面紋、束絲紋、絞絲紋、蚩尤紋、立人紋、獸眼鳥紋、雲雷紋、蒲草紋。
八、良渚文化玉器特別注重眼形的琢磨，「良渚眼睛」較之紅山文化玉器的「線刻眼」，在細節的刻畫上更為豐富多彩。「良渚眼睛」除了單圈、重圈之外，還出現了卷雲形、菱形、耳朵形、短直線形眼眶。
九、良渚文化玉器表面打磨光滑，有些玉件有「包漿」，俗稱「玻璃光」。

❾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名師名家

一個學科是否真正的強大，還有賴人才的聚集。北大考古專業自建立以來，就注重教師隊伍的培養，而今考古文博學院師資力量雄厚。50多年來，在考古專業已逐步形成了一支穩定的、老中青相結合的師資隊伍。其中，60歲以上各研究方向的領頭人，均屬全國該研究方向的頂尖人物，他們分別擔任了中國考古學會的理事、常務理事、副理事長和理事長；由他們主編的教材多年來也一直為其他高校所使用；由他們帶出來的中青年教師，已逐漸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嶄露頭角，並形成了很好的梯次配備，陣容之強大，在全國高校中是僅有的。考古文博學院的學科分布比較齊全，這種情況在國內也不多見。考古文博學院已開出各類課程100多門，在全國高校相關專業中是最多的，其中許多課程是國內首開的新課，具有開創性。一些教材亦為全國各高校相關專業所採用。
50多年來，考古文博學院充分利用北京大學綜合性大學的優勢，已為國家培養了數千名從事文物考古工作的中、高級專門人才，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建設了一支學有專長且梯次配備的教師隊伍，其中有較深造詣的、國內外相關領域有一定知名度的專家教授就有20多名。這些專家長期在中國考古的第一線，不僅對中國的考古學做出了拓荒的巨大貢獻，而且如今已經是桃李滿天下了。蘇秉琦、宿白、鄒衡、嚴文明、李伯謙等五位先生便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蘇秉琦先生所創建的學科理論推動了全國各地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從1934年起，蘇秉琦先生在陝西省的渭河流域從事田野調查，並參加了寶雞斗雞台墓地的發掘。在他所著的《斗雞台溝東區墓葬》（1948）報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進行了分析，並且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問題。1950年，他參加了河南輝縣戰國墓的發掘和《輝縣發掘報告》的編寫工作。1954年，他主持了洛陽中州路（西工段）沿線的發掘工作，這對認識洛陽地區的仰韶文化和商殷、兩周、漢唐各時期的物質文化面貌及其發展的階段性，是一項基礎性的有意義的工作。在《洛陽中州路(西工段)》（1959）報告的結語中，他運用地層學和類型學，對仰韶文化和商、周、漢、唐幾種不同文化遺存的分期和性質進行了理論性探索。其中對東周墓葬的分期研究，為建立中原地區東周墓葬的斷代標尺奠定了基礎。1957～1960年間，他先後主持了河北省邯鄲市澗溝和龜台龍山—商周遺址、陝西華縣泉護村遺址和元君廟墓地以及洛陽王灣遺址的發掘，這些工作對揭示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面貌及其類型劃分，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他發表的《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考古類型學的新課題》等學術論文，就一些考古學文化的淵源、特徵、發展途徑等問題作了嘗試性分析，對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區域分布的格局、系統等問題，提出了創見，並對此賦予研究方法的意義，在考古學界有廣泛影響[ ]。
宿白先生是我國歷史時期考古和佛教考古的開創者。曾多次主持北京大學石窟寺遺跡的考古實習，對國內主要石窟都作過測繪或部分測繪、記錄和研究。1959年，還參加對西藏文物的調查。宿白先生運用類型學方法，對魏晉南北朝隋唐墓葬作過全面的分區分期研究，從而為研究這一時期墓葬制度的演變、等級制度和社會生活的變化奠定了基礎。同時，他結合文獻記載，對這個時期城市遺址作了系統的研究。對當時都城格局的發展、演變提出了創見。宿白先生對宋元考古曾作過若干專題研究，其中《白沙宋墓》（1957）一書，成功地運用了文獻考據與考古實物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是宋元考古學的重要著作。在佛教考古方面，宿白先生開創性地用考古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石窟寺遺跡。宿白先生的主要學術論著還有：《中國石窟寺研究》（專著）、《藏傳佛教考古》（專著）、《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專著）；《北魏洛陽城與北邙陵墓》、《西安地區唐墓壁畫的布局和內容》、《隋唐城址類型初探》等，這些都成為歷史時期考古的經典性著述。
鄒衡先生素有「商周考古第一人」之稱，在國際學術界享有極高聲譽。1952年，鄒衡先生大學畢業後考入考古專業攻讀副博士研究生，是新中國第一位考古學研究生。50多年來，他一直從事夏商周考古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對商周考古工作有開拓之功，在大量田野考古實踐的基礎上，創立了夏商周三代考古學的體系和基本框架，提出了一系列在世界考古界和史學界引起震動的學術觀點。如提出二里頭文化即夏文化、鄭州商城即商湯毫都、先周文化為姬姜二姓文化的融合等論點。他最早提出並論證了河南二里頭遺址1至4期均為夏文化，首次對殷墟進行了文化分期，發現了西周燕國與晉國的都城遺址，指導和參與過西周晉侯墓地等重要遺址的考古發掘。主要著作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天馬——曲村1980—1989》等，並參與編寫了由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其中《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被學術界認為「在20世紀後半葉的夏商周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嚴文明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專家。從1958年起長期從事考古教學與研究，並且與田野考古緊密地結合起來。教學方面，他先後開設了新石器時代考古、中國考古學（上）、田野考古學、考古學導論和考古學理論與方法等8門課程，絕大部分為首次開設。培養了數十名碩士、博士、博士後研究人員和外國留學生，曾獲北京市高校教學一等獎。田野考古方面，嚴文明先生主持或參與主持了河南洛陽王灣、鄧州八里崗、山東長島北庄和江西萬年仙人洞等數十處考古發掘項目，發現了中國最早的陶器和稻作農業遺存，揭示了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多種類型的聚落遺址，為復原中國史前和早期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科研方面，首先提出了比較全面的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分期與分區方案，對農業發生、聚落形態演變、文明起源、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等主體文化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比較完整的體系。對考古類型學和考古學文化等基礎理論也有所充實和發展。先後發表的著作主要有《仰韶文化研究》（1989）、《遠古時代》（合著，1994）、《走向21世紀的考古學》（1997）、《史前考古論集》（1998）、《農業發生與文明起源》（2000）和《長江文明的曙光》（2004）等。
李伯謙先生自1961年以來，一直在北大講授中國考古學課程，參與建立完善了中國考古學相關課程的教學體系，培養了30多位碩士、博士研究生。1993年，獲得教育部頒發的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李伯謙先生參加和主持過河南偃師二里頭、安陽小屯殷墟、山西曲沃晉侯墓地、江西吳城、湖北盤龍城、青海柳灣等遺址的發掘。30多年來，圍繞教學開展科學研究，李伯謙先生累計發表學術論文60餘篇，對夏文化、先商文化、西周晉文化、燕文化及中國北方與南方地區的青銅文化進行過深入研究。出版有專著《中國青銅器文化結構體系研究》，系統勾劃出了以夏商周文化為中心的中國青銅文化網路體系，探討了中國文明起源、發展的進程。1995年，李伯謙先生提出考古學研究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得到學術界的重視和廣泛應用。同年出任國家「九五」國家科技攻關重大課題「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首席科學家、專家組副組長。2000年又參與主持國家「十五」科技攻關重大課題「中國文明探源工程：華夏文明的形成及其早期發展研究」項目的工作。2000年，出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主任。
他們不僅為中國的考古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而且如今都已桃李滿天下。
北大考古文博學院不但擁有老一輩學者的高山仰止，而且如今中青年教師也已經在各個領域獨領風騷或嶄露頭角。目前，考古文博學院有教授19人（其中博士生導師16人），副教授12人，講師9人。另有客座教授2名，兼職教授2名。老一輩學者的學術傳統在他們身上得到真實的再現。他們通過教學和科研又在實現著中國考古學學脈的傳承。
長期堅持在田野考古第一線的他們，涌現出不少感人事跡。劉緒、趙化成和王迅等三位教授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們盡管身體有恙，卻始終堅持在考古工地指導學生，不僅保障教學工作的順利進行，而且也屢有重大考古發現。劉緒教授自從1985年畢業留校任教以來負責田野考古實習的課程，累計野外工作時間有10多年。1997年，他主持的北京琉璃河燕國都城考古發掘獲國家文物局優秀工地獎；1999年獲北京教學成果一等獎。在2002年「北京大學十佳教師」選舉活動中，他以216票高居榜首。2006年，趙化成教授更獲得「中國十大教育英才」的至高榮譽。
在田野考古的日子裡，考古文博學院師生跟當地村民也結下了深情厚誼。2007年暑假期間，學院20餘名師生在河北邢台市臨城縣臨城鎮補要村發掘。8月26日深夜，某村民家因電線橡膠燃燒而起火，學院師生在領隊王迅教授的率領之下，迅速趕到火場，與村民一起分工提水、運水滅火，並數次沖進火海搶救財產。經兩個多小時將大火撲滅，保全了該村民的大部分財產，參加救火的村民與師生毫無傷亡。次日，補要村村委會代表全村兩千多戶村民向考古文博學院考古隊贈送一面寫有「夜半民宅撲火，村民有口皆碑」的錦旗。臨城縣政府領導也前往補要村，對考古文博學院師生表示感謝，並為考古隊送來了米面糧油等給養表示慰問。考古文博學院師生的行為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也得到北京大學的表彰。

❿ 嚴文明的古城評價

浙江省考古所發布重大考古成果——歷經18個月，在良渚遺址區內發現一座面積290萬平方米的古城(面積和北京頤和園差不多)。
專程趕來的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這樣評價古城：
這是目前中國所發現同時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稱得上是「中華第一城」；
它改變了原本以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認識，標志著良渚文化其實已經進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
是繼上世紀河南安陽殷墟發現之後，中國考古界的又一重大發現，將極大推動中國文明史研究進程和考古學發展。
4000年前的城牆
比西安古城牆寬兩到四倍
這座古城，大致以良渚遺址區內的莫角山遺址(上世紀90年代初發現)為中心，東西長約1500-1700米，南北長約1800-1900米，略呈圓角長方形，正南北方向。
城牆部分地段殘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墊石塊，寬度達40-60米(中國現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間建造的西安古城牆，底寬18米，頂寬15米)，上面堆築純凈的黃土，夯實。
根據城牆中出土的陶瓷碎片，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於良渚文化晚期，也就是說，距今4000年以前。
稻田下的溝渠原來是護城河2007年6月，餘杭瓶窯鎮的葡萄畈村要建農民安置房，由於是遺址所轄范圍，考古人員先進場考古。
「先是在一片稻田下發現一條南北向溝渠，寬40多米，溝里有不少碎陶片，是良渚晚期的東西。」浙江省考古所良渚工作站站長劉斌說。
考古人員在溝渠東側挖了個坑，結果發現整塊土地其實都是人工夯築而成——土質為黃土，不同於良渚一帶灰黑色淤泥，明顯是人工從外面搬運而來。在黃土下面，鋪著一層石塊，石塊比較圓滑，應該是從周邊現成撿來的。
考古人員第一想法是，可能是河堤之類的水利工程；但也有人說，可能是城牆，因為在東側200米處，就是良渚文化中心的莫角山遺址——之後的挖掘證明了這個猜想，這大堆的黃土就是良渚古城的西城牆，稻田下的那條溝渠是護城河。
西城牆全長約1000米，寬約40-60米，南連鳳山，北接東苕溪；接下來，南城牆、北城牆和東城牆依次被發現，同樣是底部鋪墊石頭、大量黃土夯築；城牆環繞著中間的莫角山遺址。
與西城牆相比，其他三面城牆相對更考究：鋪墊的石頭尖銳很多，明顯是人工開鑿；城牆外側石頭相對大點，越往裡越小；堆築的黃土層中，有時會摻一層黑色的黏土層，增加了城牆防水能力。
考古人員推測，這些痕跡說明古人最先造的是西城牆，等到建其他三面城牆，經驗更豐富了。
曾經影響了半個中國
城牆，是氏族社會和文明社會區別的一個重要標志。
嚴文明教授說，說明良渚古城的意義，得站在「良渚文化對中國的影響」這個高度著手。嚴教授是這樣說的：
1986年，良渚反山遺址先被發現；這是個人工堆築的土丘，發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
瑤山遺址在反山東北約5公里，1987年發掘出12座墓葬，還有一座祭壇。
匯觀山東距反山約3公里，發現一座完整的祭壇和四座大墓。大墓中發現大量玉器，有意思的是，一般有玉鉞隨葬的，通常也有玉琮隨葬。
玉琮內圓外方，琮上一般雕刻著「神人獸面紋」的神秘圖案，只有掌握宗教權力的巫師才能持有；鉞是古代一種兵器，是軍事力量的象徵，持鉞者應是軍事首領；琮、鉞合葬，說明墓主既是軍事首領——王，又是宗教首領——巫。
很多人問，葬在反山、瑤山、匯觀山的這些權貴人物，生前生活在哪裡呢？不久，在良渚遺址群的中心地帶，發現了莫角山遺址，解決了這個疑問。
這是一個面積達30萬平方米的人工營造土高台，發現大片夯土層和夯窩等建築遺跡，以及成排的柱洞，說明上面曾經有大型建築，另外還有6個供祭祀時用的大土坑。
這處罕見的良渚文化建築群遺址，從位置、布局和構造來看，有「中心祭壇」和「中心神廟」的性質，不少人認為良渚時期的中心就在這里，上有宮殿，生活著王和貴族。
既然有王，有統治者，那是否當時已形成一個國家？「國」字外圍有個框，說明能稱為「國」的，外圍都有城牆。城牆，是氏族社會和文明社會區別的一個重要標志。所以，現在終於找到了圍繞著莫角山的城牆，也可以說是期盼已久的事。
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年，這個時代，目前中國大地上發現的古城約有60多座，小的只有10多平方米，大的為280萬平方米，面積達290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最大的。
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餘杭良渚這里，還有嘉興南、上海東、蘇州、常州、南京一帶；再往外，還有擴張區，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蘇北部，接近山東，良渚人為了佔領這里，還曾經打了一仗；再往外，還有影響區，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帶。
良渚古城的發現，有人認為中國的朝代的斷代應從此改寫——由現在認為的最早朝代為夏、商、周，改成良渚。
嚴文明教授說，需要留待考古進一步證明。但他也認為，良渚文化沒有消亡，而是在歷史的過程中，逐漸發展繼承下來了，並且明顯影響著以後的夏、商、周時代，像商周的青銅器上有一些良渚玉器上的花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