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解剖學教授

『壹』 沈麗的簡介

1983年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基礎醫學系，獲醫學學士學位，1986年在北京醫科大學獲醫學碩士學位，1986年8月至今在北京醫科大學解剖學系任教，1992年9月至1993年8月在香港大學解剖學系CMB進修，任RAⅡ。現任北京大學幹細胞研究中心及解剖學與組織胚胎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貳』 鄧稼先的妻子

鄧稼先妻子是（許鹿希）

拓展：
許鹿希，女，中共黨員，1928年8月生於上海，1953 年北京醫學院（現專北京大學醫屬學部）畢業後，留校在解剖學教研室任教，先後被聘為講師、副教授、教授等職，並且是北京醫科大學較早確認的博士生指導教師之一，在教育戰線上，辛勤耕耘已有四十六個春秋。現為九屆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許德珩之女，「兩彈元勛」鄧稼先夫人。

『叄』 胡正海的簡介

胡正海，男，1930年生，浙江省湖州市人。1949年就讀於蘇州東吳大學生物系，1953年畢業於江蘇師范學院生物系，同年支援西北建設分配到西北大學生物系任教。1957—1959年在北京大學生物系進修植物形態解剖學，1959年返回西北大學任教至今。現為西北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胡正海教授先後兼任西北大學生物系主任、西北大學教學委員會副主任、學位和學術委員會委員、中科院系統與進化植物學開放研究實驗室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評委、教育部生物教學指導委員會成員、中國植物學會常務理事、陝西省植物學會理事長、陝西省葯會常務理事、陝西省科普作協常務理事、《西北植物學報》主編等職。現任西北大學植物研究所所長，植物學博士點和植物學全國重點學科帶頭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胡正海教授長期從事結構植物學的研究工作，重點研究經濟植物的發育解剖和被子植物比較形態學。在植物分泌結構、異常結構以及葯用植物的結構與主要葯用成份的關系等方面取得系統的創新性的成果。發表學術論文300餘篇，出版專著3部。代表作有《植物比較解剖學在中國50年的進展和展望》等。他先後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9項，獲部級鑒定成果2項，國家科技進步獎三等獎一項，陝西省和寧夏回族自治區科技進步獎一等獎1項，教育部自然科學二等獎1項，陝西省科技進步獎二等獎2項，三等獎獎4項，商業部科技進步獎三等獎1項，陝西省自然科學優秀學術論文獎一等獎5項。並先後到德國、日本、以色列、美國進行學術交流。9次被評為「西北大學優秀教師」，還榮獲過「陝西省優秀教師」、「陝西省勞動模範」、「全國高等學校先進科技工作者」、「陝西省有突出貢獻的專家」、「陝西科技精英」等稱號。

『肆』 哪裡教授解剖學

建議到各醫科大學或醫學院的網站上去看一看
現在許多醫學大學都有精品課程
包括解剖學的
你可以找到整個解剖的教學內容及相關內容
比如遼寧醫學汕頭醫學院等都有網上精品解剖學課程

『伍』 當年聲稱中醫是偽科學，並不能治病的北大教授王福重，他後來如何

隨著國家越來越發達，醫療水平也飛速前進，高科技已經貫穿了我們的生活。有很多古代文明被遺棄了，但是時代在發展，科技肯定是要進步，自然就會淘汰一些跟不上時代的東西。在古代看病都是中醫把脈，還沒有醫院一說，而現在中醫已經慢慢的被大家遺忘了，其實中醫治好了很多疑難雜症，像這次的新冠疫情也運用了中醫的理論。

所以那些專家的貶低和指責也是毫無根據可言，中醫醫術博大精深不是一兩句話就可以否定的，而北大博士王福重並不是醫學領域的專家，而是一位經濟學家，所以他站在醫學道德的角度來質疑中醫的專業性，完全是嘩眾取寵，想蹭熱度而已。他還曾經公開辱罵殘疾人士，暗諷中國女排等等。

我們也相信公道自在人心，面對他這種自導自演的行為，通過貶低中華文化來蹭熱度的行為，實在是感覺可恥。但是中醫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有歷史的強大背書，有豐富的知識理論，不是它不願意離開我們，而是我們離不開它，而後來王福重也不敢出現大家的面前，默默無聞的在大學里擔任教授，對此你是怎麼看待的呢？歡迎在下方評論區留言。

『陸』 羅新的北京大學教授

羅新，男，1963年生，現任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1981年－1985年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學士學位
1989年－1992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碩士學位
1992年－1995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十六國時期中國北方的民族形勢與社會整合》。 1979-1981年，在湖北襄陽地區中學（今襄樊市四中）讀高中；
1981-1985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讀本科，獲學士學位；
1985-1986年，在武漢工學院（今武漢科技大學）任教；
1986-1989年，在湖北省地方誌辦公室工作；
1989-1992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獲碩士學位；
1992-1995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獲博士學位；
1995年-- 在北京大學中古史中心工作 1 《青徐豪族與宋齊政治》，《原學》，第一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2月。
2 《北大館藏<給事君夫人韓氏墓誌>辨偽》，《文獻》，1996年第1期，1996年1月。
3 《從依傍漢室到自立門戶---劉氏漢趙歷史的兩個階段》，《原學》，第五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年7月。
4 《從蕭曹為相看所謂漢承秦制》，《北京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1996年10月。
5 《五燕政權下的華北士族》，《國學研究》, 第四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8月。
6 《十六國北朝時期的樂浪王氏》，《韓國學論文集》，新華出版社，1997年9月。
7 《枋頭、灄頭兩集團的凝成與前秦、後秦的建立》，《原學》，第六輯，1998年5月。
8 《墨山國之路》，《國學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5月。
9 《陳敏「七弟頑冗」考》，《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2期，1998年5月。
10 《關注高聳天外的昆侖山——評新譯〈西域考古圖記〉》（書評），《光明日報》，1999年5月21日。
11 《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獲》，《文物》，1999年第5期。（與王素、宋少華合寫）
12 《走馬樓吳簡整理工作的新進展》，《北大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
13 《吐谷渾與昆侖玉》，《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1期，2001年2月。
14 《吳簡中的「督軍糧都尉」簡》，《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5 《元散曲所見祆教資料》，《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6 《跋北齊可朱渾孝裕墓誌》，《北大史學》第8輯，北大出版社，2001年。
17 《走馬樓吳簡中建安紀年簡問題》，《文物》2002年第10期。
18 《踏訪東巡碑》，《文史知識》，2002年第6期。
19 《五回道》，《文史知識》，2002年第7期。
20 《仇池行》，《文史知識》，2002年第11期。
21 《北朝墓誌叢札（一）》，《北大史學》第9輯，北大出版社，2003年。
22 《說〈文館詞林〉魏收〈征南將軍和安碑銘〉》，《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3 《話說飛狐道》，《文史知識》，2004年第4期。
24 《監池司馬簡及相關問題》，《吳簡研究》第一輯，崇文書局，2004年7月。
25 《吳簡所見之督郵制度》；《吳簡研究》第一輯，崇文書局，2004年7月。
26 《新見北齊豐洛墓誌考釋》，《北朝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年7月。
27 《十六國北朝的五德歷運問題》，《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8 《北魏直勤考》，《歷史研究》2004年第5期。
29 《從可汗號到皇帝尊號》，《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30 《走訪突厥三大碑》，《文史知識》2005年第1期。
31 《陳留公主》，《讀書》2005年第2期。
32 《可汗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
33 《回鶻牙帳城掠影》，《文史知識》2005年第5期。
34 《應重視草原社會及其歷史的連續性和統一性》，《中國民族報》2005年7月29日第7版。35 《跋北魏太武帝東巡碑》，《北大史學》第11輯，2005年8月。
36 《契丹古城青草長》，《文史知識》2005年第10期。
37 《跋北魏鄭平城妻李暉儀墓誌》，《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6期。
38 《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的立碑時間》，《文史》2005年第4期。
39 《吳簡中的「作部工師」問題》，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書局，2005年12月。
40 《北齊韓長鸞之家世》，《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41 《匈奴單於號研究》，《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2期。
42 《閑說呂無黨》，《書城》2006年第1期。
43 《北魏太武帝的鮮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44 《再說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
45 《也說吳平斛》，《吳簡研究》第二輯，崇文書局，2006年9月。
46 《另一個敕勒川》，《歷史學家茶座》第5輯（2006）。
47 《論拓跋鮮卑之得名》,《歷史研究》2006年第6期。
48 《匈奴：故事還是歷史》，《中國國家地理雜志》2006年第12期。
49 《虞弘墓誌所見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學》第12輯（2007年1月），50-73頁。
50 《柔然官制續考》，《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1期，73-97頁。
51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北魏元則、元宥墓誌疏解》，《中國歷史文物》2007年第2期，22-28頁。
52 《雪中的游思》，《歷史學家茶座》第7輯（2007年第1期），88-94頁。
53 《始建國二年詔書冊與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單於》，黃留珠、魏全瑞（主編）《周秦漢唐文化研究》第五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6月，181-184頁。
54 《近年における北京吳簡研討班の主要成果につぃて》，日本長沙呉簡研究會（編）《長沙呉簡研究報告》第3集，東京：2007年，103-108頁。
55 《試論曹操的爵制改革》，《文史》2007年第3期，51-61頁。
56 《跋前秦梁阿廣墓誌》，《出土文獻研究》第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57 《殺人石猜想》，《中華文化畫報》2008年第1期，第120-127頁。
58 《新出墓誌與現代學術倫理》，《南方周末》2008年3月6日。
59 《橫笛莫吹行路難》，《中華讀書報》2008年3月12日。
60 《斯德本與中國藝術史》，《書城》2008年第4期。
61 《論闕特勤之「闕」》，《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第192-202頁。
62 《橫絕大漠心飛揚》，《歷史學家茶座》2008年第2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138-144頁。
63 《高昌文書中的柔然政治名號》，《吐魯番學研究》，2008年第1期。
64 《松下憲一《北魏胡族體制論》評介》，《北大史學》，第13輯。
65 《跋北魏辛鳳麟妻胡顯明、辛祥及妻李慶容墓誌》，《紀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
66 《「真吏」新解》，《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1期，第121-131頁。
67 《從民族的起源研究轉向族群的認同考察》，《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前沿（2008-200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53-264頁。
68 《高句麗兄系官職的內亞淵源》，《東北亞國際關系史的性質》，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2009年。
69 《王化與山險》，《歷史研究》2009年第2期。
70 《吉木薩爾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銘的調查與思考》，《西域文史》第3輯，科學出版社，2009年5月。
71 《為你跋山涉海》，《書城》2009年第10期。
72 《跋敦煌莫高窟所出北魏太和十一年刺綉發願文》，《文史》2009年第4期。
73 《北魏申洪之墓誌補釋》，中國文物研究所主編《出土文獻研究》第九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
74 《北魏道武帝的鮮卑語本名》，《張廣達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31-42頁。
75 《2010年9月訪烏茲別克散記》，《傳承》2010年第3期（總第17期），2010年12月，第56-67頁。
76 《華夏文明西部邊界的波動》，《大觀》2011年第1卷（總第5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3月，第40-47頁。
77. 《茹茹公主》，《文景》2011年4月號（總第74期），第40-51頁。
78. 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nner Asian Political Titulary, in: Mehmet ?lmez ed., ?tüken』den ?stanbul』a Türk?enin 1290 Y?l? (720-2010) Sempozyumu Bildiriler, ?stanbul: ?stanbul Büyük?ehir Belediyesi Kültür ve Sosyal ??ler Daire Ba?kanl???, 2011, pp. 111-117.
79.《北魏皇室制名漢化考》（日文），《魏晉南北朝における貴族制の形成と三教文學》，東京：汲古書院，2011年9月，第247-258頁。
80.《說北魏孝文帝之賜名》，《文史》2011年第3期，第49-61頁。
81.《北魏太武帝東巡碑的新發現》（與李泉匯合著），《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年第9期，第99-109頁。
82.《一曲風高奏古宮——讀姚大力〈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中華讀書報》2011年6月22日第9版。
83.《蒙古國出土的唐代仆固乙突墓誌》，載台灣政治大學編《中原與域外》，2011年。 《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中華書局，2005年3月。（與葉煒合著）
《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3月。
《殺人石猜想》，中華書局，2010年5月。
《歷史的高原游牧》，中華書局，2011年1月。 《吳簡研究》第三輯（羅新、宋少華主編），中華書局，2011年6月。
《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 》，Indiana University ，2012。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11月。（與王素合作）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叄】，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與王素合作） 鈴木宏節《暾欲谷碑文研究史概論》，《中國史研究動態》2006年第1期。
主持選、譯《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中華書局，2006年10月。 我年輕時，某個趕寫博士論文的冬夜，在FM97.4里聽了朱哲琴的《黃孩子》，那種空曠蕭索的孤獨感和無望感，恰好匹配了我寫不下去卻不得不寫的絕境。「在白人的大街上，有許多藍色目光。……在黃人的家庭里，有許多黑色目光。」歌詞把白人藍眼與黃人黑眼相比對，傾訴東方在西方面前的失落。歌里唱道， 「在那個時候，在那個時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個黃孩子。」和唱歌時的朱哲琴一樣，我聽歌的時候，已經知道了自己是「黃種人」。那首唱遍中國的《龍的傳人》里就有一句「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我們被教育去認知並認同自己的黃種人屬性，被教育承認自己的皮膚是黃色的，盡管肉眼看我們的皮膚一點也不黃，除非是生了某種特殊的病。
這許多年間，如同周伯通努力忘記《九陰真經》那樣，我們逐漸把一團又一團的教育漿糊從腦子里清除出去。種族思維邏輯下的眾多概念已經不再流行了，我們知道了人種分類是偽科學，也明白了人類體質特徵的差異其實是幾萬年來生存於地球不同環境所發生的適應性變化而已。在西方學術著作與公眾媒體上已很難找到「蒙古人種」、「黃色人種」這樣對東亞的標簽了。不幸的是，這些標簽及其代表的種族思維在兩百多年來種族思維的受害地區如中國，卻還遠遠沒有成為陳跡。即使在中國近年所出的考古報告中，我們依然很容易讀到骨骼分析的專章，其中常常有人種方面的數據與推測，特別是邊疆古代人骨的種族分析，諸如有多少屬於歐羅巴人種，有多少屬於蒙古人種，等等。等而下之的，還有對古代族群骨骼的細致分類，全然不顧古代族群的根本屬性其實是政治單元而不是血緣集合。毫無疑問，對於種族思維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們常識教育中的空白點。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現在恰好有了一部反思種族思維的上佳教材，這就是奇邁可（Michael Keevak）的新著《成為黃種人：種族思維簡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此書著力於再現西方社會對東亞人群進行描述和理解的觀念史變遷，考察了「黃種人」觀念的起源，人種分類理論中「黃色蒙古人種」在西方科學界的定型，以及這一學說如何傳播至東方並為東方社會廣泛接受的知識過程，是一部有關種族思維有趣卻沉重的社會文化史。
不難理解的是，「黃色人種」的本意是指皮膚為黃色的人種。可是，奇邁可此書一個令人吃驚的發現卻是，把東亞人的膚色歸類為黃色，並非經驗觀察的結果，而完全是一種近代科學的新發明。十八世紀中期之前的各類西人旅行報告中，對東亞人（主要是中國人和日本人）膚色的描述多是白皙、略暗的白色、橄欖色等，絕少認為東亞人在膚色上與歐洲人迥然有別。包括旅行家、商人和傳教士在內的觀察者注意到，東亞不同地區的人群體質特徵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比如中國南方人和北方人比起來膚色要暗一些，但這種差別與歐洲各國間的差異一樣，只是深淺之別。這才是經驗觀察的記錄。那時常常被西方觀察者歸類為「黃皮膚」的，恰恰是在十九世紀被納入「白人」范圍的印度人。
色彩不單單是對物理現象的客觀描述，還帶著各文化傳統所賦予的價值與情感。籠統地說（當然只是就奇邁可所要論述的方向而言），西方傳統中白色代表著神聖、純潔、智慧和高貴，黑色象徵著邪惡、污賤、死亡和野蠻，黃色則意味著不潔、低俗、病態與恐怖。當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被認為與西方一樣是文明社會的時候，西方旅行者看東方人的膚色是白的，一點也不黃。但隨著西歐工業革命的發展，古老的東方社會越來越顯得落後、停滯與衰退，東方人的膚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為白色的資格。奇邁可調查了這種轉變，他注意到越來越多的觀察者稱東亞人的膚色近似白色但並不是白色，到底是什麼顏色呢？棕色、橄欖色、灰白色、鉛色，等等，總之再也不是白色了。不過，幾乎還沒有人以單純的黃來描述東亞人的膚色，因為黃色的確並不是一個可以在東亞用肉眼憑經驗觀察到的膚色。白色被歐洲人壟斷之後，如何描述東亞人，似乎在相當長時間和相當廣的范圍內，難以達成一致。這個問題的解決，要等歐洲中心主義繼續成長，超越經驗觀察，由近代動植物分類學、人類學和進化論主導，才最終實現了東亞人膚色由白向黃的歷史性跳躍。
十八世紀中期開始的人種分類標志著近代自然科學中的種族思維取代了古典的經驗描述，自然體系中的人類在科學上得以分門別類。人種分類學史上第一個重要的學者是瑞典植物學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他在1735年出版的《自然體系》中把人類分為四種，其中歐羅巴白種人、美洲印第安紅種人和非洲黑種人都是那時已廣為西方社會所熟悉的說法，只有亞洲人的膚色他用了一個並不明確的拉丁詞fuscus，通常可以理解為深色或棕色。在1740年的德文譯本中，這個詞被譯為德語的gelblich「微黃」。奇邁可認為，這是亞洲人種的膚色從各種可選擇的顏色最終走向「黃色」的重要一步。而更重要的一步是由林奈本人邁出的。他在1758-1759年出版該書第十版時，把亞洲人的顏色由fuscus改為luris，而這個詞可以譯為黃、淡黃、蠟黃、蒼白、死一般的顏色，等等。奇邁可強調，林奈並非簡單地要在白與黑兩極之間尋找一個合適的過渡色，他其實是在找一個暗示病態和不健康的詞來指稱亞洲人，因為林奈說過，植物呈現luris顏色就意味著悲傷和可疑。
十八世紀後期，所謂的科學種族論（Scientific Racism）里程碑性的發展來自於人類學家布魯門巴哈（Johann F. Blumenbach, 1752-1840）。這位號稱體質人類學之父的德國科學家不滿意林奈等人以大洲為單位和以膚色為標准區分人種的做法，轉而採用體質特徵特別是頭骨形態分析的方法把人類分為五個種群，分別命名為高加索人種、衣索比亞人種、美洲人種、馬來人種和蒙古人種。他發明的人種名稱中，高加索人種和蒙古人種這兩個詞都具有不可思議的、巨大的生命力，即使在種族思維正在被拋棄的今天，它們仍頑強地頻頻出現在各種科學與通俗文字里。盡管布魯門巴哈認為膚色的分類不精確易混淆，而且他自己只專注於頭骨分析，但他還是把流行的膚色分類與他的頭骨分類相結合，從而出現了白色高加索人種、黑色衣索比亞人種、紅色美洲人種、黑褐色馬來人種和黃色蒙古人種的五大人種分類法。在奇邁可看來，正是由於蒙古名稱為學界所廣泛接受，與該人種相聯系的黃色也就穩定下來，一枝獨秀，成為所有各備選顏色中最終的勝出者。從此，東亞人種就具有了蒙古體質與黃色皮膚的雙重標簽。
1795年是科學種族論的一個重要年份，這一年布魯門巴哈創造了「蒙古人種」和「高加索人種」等全新概念。之後的數十年間，盡管仍有人對如何更好地描述東方人的膚色存有爭議，東亞人的「蒙古人種」屬性則已普遍視為定論。布魯門巴哈為什麼採用蒙古來命名東亞人種呢？奇邁可分析，這並不是一個隨意的、方便的選擇，也不是因為蒙古人頭骨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據說這是以高加索命名白種人的理由），而是因為蒙古人是歷史上最令西方驚恐的東方人，這個名稱足以喚起西方對於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兒的歷史記憶。布魯門巴哈反復提示蒙古與韃靼的區別，他把韃靼之名給予突厥人，認為包括韃靼在內的中亞以及中東、南亞和北非人，和歐洲人一樣都屬於高加索人種，蒙古人種則專指東亞人。
布魯門巴哈創立的體質人類學立即把人種研究當作該學科的全部內容，迅速把科學種族論推向極致。處在白人與黑人之間的紅種人、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如同處在黑夜與白天之間、文明與野蠻之間、完美與惡賤之間的過渡。人種之間的體質差異，不僅僅是生理性差異，還反映了道德與智力的差異。解剖學所證實的高加索人種較大的腦容量決定了白種人的智力優越於其他人種，而且淺膚色和高眉骨也與他們最高的道德水平有因果關系；蒙古人種特有的淺黃膚色和內眥贅皮，與他們生性中的狡黠陰暗、僵化死板有直接的相關性；而衣索比亞人種的深膚色、低眉骨與厚嘴唇，則表明他們仍然接近於猿類。既然人的道德與智力差異取決於生理差異，那麼，不僅人種之間，而且各人種的亞種之間的差異，也會指向血統的優劣之別，比如日耳曼人就比其他白人要優越得多，而對白人純潔性和高貴性威脅最大的是白人中的猶太人和吉卜賽人。這就進一步推動科學種族論走上更荒謬、也更邪惡的不歸路。
奇邁可的注意力集中在膚色上，特別是所謂蒙古人種的膚色上。他用了很大篇幅描述體質人類學家以科學研究的嚴謹和細致，百折不撓地投身於測定膚色的科學事業，他們設計各種方法，發明各種儀器，積累和分析有色人種特別是蒙古人種的膚色屬性的詳實數據。他們在進行這項工作之初，早已深信蒙古人種的黃皮膚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如果肉眼難以看到，那是因為黃色隱藏在表象之下，只有科學測量、科學實驗和科學計算才能還原黃色的真相。依據進化論理論，在人類進化的兩極之間，即完美階段高加索人與原始階段非洲黑人之間，黃皮膚的蒙古人種代表了進化過程的一個中間階段，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東亞雖然有過較高級的古代文明，到一定時候卻停滯僵化，以致遠遠落後於西方。有些東亞人看上去不僅不黃，而且似乎比許多歐洲人更為白皙，那也一定是因為東亞歷史上有過歐洲血統的混入。
奇邁可專辟一章講種族思維在醫學中的發展，圍繞三個以蒙古命名的病症來說明十九世紀科學種族論的深刻影響。第一個是「蒙古眼褶」。按照人種分類的生理學描述，蒙古人種眼睛細長且小，有明顯內眥贅皮（又稱蒙古褶），眼角上眼皮覆蓋下眼皮。醫生發現部分歐洲人兒童期也會出現眼內眥贅皮，在進化論的視野下，這種現象恰恰成為白種人進化程度高於黃種人的證據。第二個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是「蒙古斑」，這種骶部色素斑本是一種良性的先天胎記，普遍出現在世界各人群中，但因非洲人皮膚色素較深、歐洲人皮膚色素較淺，均不易察覺，故於東亞人群中最為常見，最初被認為僅見於東亞，因而被西方醫學界命名為「蒙古斑」。一種科學解釋把這種胎記看成人類進化中脫落了的尾巴的遺痕，而這種遺痕不見於白人，同樣說明白人的進化程度是最高的。對於部分歐洲嬰兒中也存在的這類胎記，有些學者解釋與中世紀蒙古人的入侵有關，這種解釋又被用來佐證人類混種的危害。第三個就是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生John L. Down發現並命名的「蒙古人病」。這種現已改以發現者姓氏命名的「唐氏綜合征」，是染色體變異造成的遺傳性智障疾病，最初只在歐洲人中發現，因為患者面容都很相像，臉部較寬，眼睛小而上挑，與人們理解中的蒙古人種的面部特徵頗為相似，發現者遂稱之為「蒙古人病」或「蒙古傻子」。白人患了智障疾病怎麼會呈現蒙古人的面容特徵呢？符合進化論的解釋是，智障疾病就是人類進化的反向衰退，高加索人種衰退的結果，就是回到較低級的蒙古人種階段，所以會有蒙古人的面容。按照這個荒誕的病理理論，如果蒙古人種也發生智障衰退，患者就應該呈現黑人的面部特徵。後來在白人以外、包括東亞在內的世界各人群中都發現了這類病患，舊的病理解釋也早已拋棄，這個有著強烈病態特徵的「蒙古病」名稱卻被醫學界沿用到差不多二十年前。
正如有些醫學機構所批評的，至遲從科學種族論興起以來，以種族為根據的病理分析已經成為某種本能反應，把種族、族群這類假定以血緣依據劃分邊界的社會單元，與某些病患的發生機理和流行范圍聯系起來。這種做法直到目前還頗有市場，盡管國際上一些著名的醫學雜志已開始要求作者不再以種族作為解釋變數。我們舉一個在中國廣為人知的例子，就是關於腳的小拇指趾甲分叉的種族或族群解釋。腳小拇指趾甲分叉，在中國有許多種解釋，其中很多都從種族或族群角度切入。比如，有人說這是蒙古人種的特徵，也有人解釋這是漢族的特徵，還有人認為這是滿族的特徵。最浪漫的解釋把這種疾病現象與明代洪洞縣的移民傳說聯系在一起，說具此特徵者都是洪洞縣大槐樹下移民的後裔。這種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指甲疾病（Onychoschizia），可能僅僅與營養缺陷或身體脫水有關，從種族角度尋求病理解釋只能是緣木求魚。
每個文化體、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種族思維傳統，但只有西方的科學種族論帶有科學的光環，並作為近代西方知識體系的一部分進入非西方世界。奇邁可考察了黃色蒙古人種觀念在中國和日本被接受的過程，發現中國人接受此一觀念更加主動，因為黃色在中國文化中幾乎沒有什麼負面意義（表色情涵義的「黃色」一詞是後來從西方yellow journalism轉化而來的），諸如黃帝、黃河等專名的傳統以及黃色的尊貴地位等因素，使中國人接受黃色人種歸類並無困難，需要剔除的僅僅是西方人附加於白色與黃色的種種價值褒貶。而日本傳統中黃色並無這種積極用例，因此接受過程較為曲折。奇邁可還發現，中國人最早接受這一觀念並積極推廣鼓吹的，是那些有機會接受西方教育或了解西方的知識分子。而對於日本的崛起，中國反西方的社會行動如義和團，西方的反應之一就是「黃禍論（yellow peril）」的出現。黃禍論雖然是針對近代中國和日本的，但歷史依據卻是十三世紀的蒙古西征，全然不顧歷史上中國是蒙古征服的受害者，而日本也差一點就遭受蒙古征服。蒙古人種與黃色人種這兩個標簽結合起來，才可能推動「黃禍論」的流行。
從1972年Richard Lewontin發表那篇人類基因多樣性在人群中分布比例的文章以來，以「種族（race）」這一類的標簽把人類劃分為不同集團與亞集團的傳統分類法，開始越來越失去其生物學的依據。研究者相信，人類基因多樣性主要存在於個體之間，比較而言，地域與族群間的差異反倒無關緊要，而且在種族與種族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根本不可能描畫出有科學依據的分界線。最近有關基因與種族、基因與族群關系的研究顯示，現代人類基因多樣性的現狀，是人類在約十萬年前走出非洲很久以後，晚至五六萬年前才加快速度形成的，是人類基因在個體之間、集團之間歷經長久的反復交換的結果，這個過程就是「網狀演化」（reticulate evolution），而所謂種族，則是更晚的「社會-文化建構」（socio-cultural construct）。這種「社會-文化建構」的本質，則是政治性的。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認識在中國社會還遠遠不是常識，即使在知識分子中，即使在研究歷史、民族和族群問題的學者中。事實上，我們經常聽到的是《龍的傳人》那種「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的種族認同。正如歌里反復唱著「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江」、「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河」，明明身在東亞的寫歌人和唱歌人，卻用「遙遠」這個詞來描述自己腳下的土地，說明他們不僅接受了西方的種族觀念，也主動以西方為中心點來測量和描述東亞。只是，蒙古人種、黃色人種、黃皮膚這樣的觀念與詞語，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體上，在西方科學論著中，卻基本銷聲匿跡了。這不僅是出於所謂「政治正確」，其實主要是出於「知識正確」，因為現代科學早已脫胎換骨，拋棄種族思維了。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奇邁可這本《變成黃種人》對中國知識界具有很高的科普價值。只有深入了解種族思維的歷史發展過程，我們才能知道種族觀念、人種分類知識是多麼的荒謬和危險。

『柒』 兩彈專家鄧稼先妻子

鄧稼先的妻子是許鹿希。
許鹿希：1928年8月生於上海，1953 年北京醫學院（現北京大學醫學部）畢業後，留校在解剖學教研室任教，先後被聘為講師、副教授、教授等職，並且是北京醫科大學較早確認的博士生指導教師之一。「兩彈元勛」鄧稼先夫人。

『捌』 北大醫學院 前身是什麼學校 北大哪年有醫學院的

北京大學醫學部的前身是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創建於1912年10月26日，是中國政府教依靠自己的力量開辦的第一所專門傳授西方醫學的國立醫學校。

1903年，清朝政府在京師大學堂設立醫學實業館，1904年，醫學實業館改稱醫學館，遷入北京和平門外八角琉璃井由興勝寺廟宇改建的館舍，1907年停辦。1910年，此館舍被施醫總局（當時的衛生部門）買去，為日後創立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提供了條件。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在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向西方學習的風潮下，西醫在中國的地位，有了明顯的變化。一批從海外留學回來的醫學教育家立志通過發展醫學事業，增強人民的體質，以洗刷長期壓在中國人頭上的「東亞病夫」的恥辱。

1912年9月，中華民國教育部電召從日本留學歸來正在籌建浙江省立醫學專門學校的杭州人湯爾和到京，籌劃創立醫學校事宜。教育部以價銀10，000兩購買了已經停辦的醫學館館舍，劃撥給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使用，10月16日，中華民國教育部任命組織學教授湯爾和先生為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校長，並於10月26日頒發校章。至此，中國第一所國立西醫學校正式誕生。當時教職工9人，首批學生72人。湯爾和在開學典禮上以「促進社會文化，促進文明，減少人們痛苦，用學術來和列強競爭」，定位學校之辦學目的。湯爾和在建校後當年，根據醫學教育的需要，結合中國國情制定了中國的《解剖條例》，多次呈文教育部請求公布，於1913年11月獲准公布，這是中國第一個解剖法令，是北京醫學專門學校對中國醫學教育的一大貢獻，使中國的醫學發展真正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

1915年2月，學校診察所正式開業。

1923年9月，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奉命改建為國立北京醫科大學校，並首次將醫學生學制設為六年制。

1927年北京醫科大學校與北京所有國立高等學校被改組，合並成立國立京師大學校，成為京師大學校的一個科，更名為國立京師大學校醫科。同年，學校附設的診察所擴充為學校附屬醫院。

1928年11月，京師大學校改組為國立北平大學，醫科改為醫學院，成為北平大學醫學院。1929年，根據北平大學的《組織規程》，規定醫學院以研究高深學術，培養醫學專門人才為宗旨。

1931年，建立我國醫學校中第一個法醫教研室。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國立北平大學西遷，部分醫學院師生一同西遷。留在北京的醫學院院務完全停頓，1938年1月，當時的教育部將原北京大學和北平大學合並辦起「國立北京大學」，醫學院為下設的六個學院之一。5月復課，並接收燕京大學和協和醫學院師生繼續學院的教學。

1945年12月北京各公立大學被統一編為「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北平大學醫學院被編為「臨時大學補習班第六分班」。

1946年7月，北京大學在北平復校。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第六分班連同附屬醫院一同並入北京大學，成為北京大學醫學院。院長先後為解剖學教授馬文昭先生、生理學教授沈鈞淇先生和皮膚科學教授胡傳揆先生。胡傳揆教授同時任醫學院附屬醫院（亦稱北大醫院）院長。從此，學校作為北京大學的一部分，開始了新的歷程。

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北京大學醫學院脫離北京大學，獨立建院並更名為北京醫學院，院長為胡傳揆教授。直屬中央衛生部領導，辦學經費由中央財政部轉中央衛生部撥付。北醫校址遷至今日的北京市海淀區學院路38號，由此，醫學院開始了較大的發展。

1959年北醫被國家確定為全國十六所重點院校之一。

1984經國務院批准，在全國重點建設10所大學，北京醫學院是唯一所醫科學校，院長為醫學教育專家馬旭研究員。

1985年學校更名為北京醫科大學，運動醫學專家曲綿域教授任校長。

『玖』 半工半讀的名人

平遙名人-郝維靖

� 郝維靖(1916-1942)，原名郝廣仁，出生於果子溝村一個貧窮的家庭。民國23年，在平遙中學半工半讀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為平遙中學黨支部成員之一，領導過學潮。中學畢業後，在太原報考山西軍官教導團。由於身份暴露，易名郝維靖，入軍政訓練班學習。結業後，分配到駐太谷的國民兵軍官教導團工作。民國26年(1937)8月，任決死縱隊四總隊一營四連政治指導員。次年8月，調任決死二縱隊文工團團長。民國28年(1939)後，歷任五團四營教導員、保安十二團二營教導員、六團一營教導員。在" 晉西事變 "後的反"頑 "斗爭中，郝維靖將所屬部隊中的舊軍官大部分改造過來，轉向革命，並及時清除了部隊內的隱患，受到縱隊領導的通令嘉獎。民國29年，任縱隊直屬隊政治處主任，參加百團大戰和交城反"掃盪"戰斗。民國31年(1942)，赴晉東南遼縣八路軍總部(中共中央北方局黨校)學習。同年5月，日軍集中兵力"掃盪 "八路軍前方總部活動地區，郝維靖在突圍中英勇戰斗，不幸中彈犧牲。年僅25歲。

冼星海（1905——1945）作曲家，音樂教育家。
曾用名黃訓、孔宇，祖籍廣東番禹，出身於澳門貧苦船工家庭。1918年考入嶺南大學附中學習小提琴。在廣州嶺南大學附中半工半讀時，就參加樂隊並擔任小提琴、單簧管演奏員，還擔任指揮。1926年，先後就讀於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國立藝術專科學校音樂系，選修小提琴。1928年，入上海音樂專科音樂學校，學習小提琴、鋼琴。此期間，發表有《普遍的音樂》等音樂評論。1929年夏因參加學潮被迫退學後赴巴黎勤工儉學，師從丹第（V.D'INDY）學提琴，從師杜卡斯（Paul Dukas）學作曲理論與作曲，1931年考入巴黎國立音樂學院肖拉·康托魯姆作曲班。留學期間，創作有《風》、《遊子吟》、《d小調小提琴奏鳴曲》、《中國古詩》等十餘件作品。1935年畢業回國，積極投入抗戰歌曲創作和救亡音樂活動，創作大量群眾歌曲，並為進步電影《壯志凌雲》、《青年進行曲》、及話劇《復活》、《大雷雨》等作曲。後參加上海救亡演劇二隊，並赴武漢與張曙一起負責開展救亡歌詠運動。1935年到1938年，創作有《救國軍歌》、《只怕不抵抗》、《游擊軍歌》、《路是我們開》、《茫茫的西伯利亞》、《莫提起》、《黃河之戀》、《熱血》、《夜半歌聲》、《拉犁歌》、《祖國的孩子們》、《到敵人後方去》、《在太行山上》等大量各種題材、各種類型的聲樂作品。1938年任延安魯迅文學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並在延安女子大學兼課。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任音樂系主任時，為光未然創作的「黃河大合唱」的歌詞寫下了這部名垂青史的音樂名作。並創作有《生產大合唱》等著名作品。1940赴蘇聯留學；次年蘇聯衛國戰爭爆發後。無法回國，因生活艱苦，疾病纏身，於1945年10月30日病逝於莫斯科克林姆林宮醫院。在莫斯科病逝，年僅40歲。

由於他在音樂創作方面的巨大貢獻，後來他蠃得了「人民音樂家」的稱號。

馬文昭（1886－1965），男 ，中國科學院院士，我國組織學、細胞學的奠基人。
馬文昭教授生於1886年5月31日河北省保定市郊農民家庭，在教會學校半工半讀。1905年被送到河北省通縣協和書院學習，1915年完成學業。畢業後，先後在山西汾陽和河北通縣作醫師。1919年馬文昭教授到協和醫院解剖科進修。在美國細胞學家E.V.Cowdry 指導下學習組織學，第二年被送到美國作為師資進行培養。在R.R.Bensley 導師指導下對線粒體和高爾基復合體進行研究。在美國的「解剖記錄」和「美國解剖學雜志」發表三篇文章。1921年馬文昭回到協和醫學院解剖科任教。 1940年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去美國講學。1946年擔任北京大學醫學院院長，兼任解剖學教研室主任。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央衛生部首先撥款為馬文昭建立了細胞學研究室，1956年他當選為全國先進工作者，成為全國勞動模範。同年中國科學院成立，又當選生物學、地質學部委員（即院士）。1963 年當選全國政協委員。馬文昭是中國是中國解剖學成立的發起人之一，自1947年任常務理事、理事長。1965年12月31日因病故去，享年79歲。
他一生致力於組織學、細胞學的教學與科研，並作出了重大貢獻。 關於線粒體和高爾基復合體的研究在顯示線粒體和高爾基體的技術進行了多種研究。他從兩種細胞器對不同的固定液和染色劑的反應探討兩者化學本質。他總結兩者主要成分是磷脂類，並提出磷脂在形成分泌過程中在這兩種細胞器中轉化的結論。現在知道磷脂是細胞的膜結構的主要成分，而膜結構有高爾基轉化到分泌顆粒已成眾所周知的事實了。關於嗎啡中毒的研究馬文昭在30年代開始對嗎啡中毒進行了系列的動物實驗和臨床實踐。他從大鼠嗎啡成癮前後的各種細胞的高爾基體的數量變化總結出檢查嗎啡中毒的技術方法和治療方案。他發現動物在犯癮時各種細胞的高爾基體較少或消失，而注射嗎啡後動物顯示機能亢進，各種細胞的高爾基體增多。在動物飼料中加喂卵磷脂則在動物犯癮時期補充損失的高爾基體，從而減輕動物的症狀。關於造血器官結構的變化在研究嗎啡中毒和X線損傷的研究中，馬文昭注意造血器官的結構變化。他提出了脾、淋巴結和骨髓結構的動態變化的假說。他認為這造血器官的組成部分，特別是血管的分布是處於不斷消失、再建和互相轉變之中以適應機體機能變化的需要。這些器官的結構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處於隨時調整的動態性變化中的。磷脂類對於組織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衛生部為馬文昭建立了細胞學研究室，他的工作有了很大的發展。他從磷脂類增強細胞器的結構和機能出發，探討了磷脂對皮膚、軟骨、骨、肝、血液、造血器官、神經組織、內分泌器官的作用。廣泛研究了各種類型細胞的線粒體高爾基體的形態變化。除實驗室內的研究外，又與臨床合作，1963年他編寫了《磷脂類對組織作用》一書，總結了他的一生研究的成果。
馬文昭在舊社會備受飢寒、歧視和壓抑。解放後政府的關懷使他感到溫暖，激發了他的愛國熱忱和對社會主義的擁戴，不時以個身經歷教誨他的學生。在醫學教育事業上為國家培育了大批人才，在組織學、細胞學的研究上做出了許多貢獻。數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勤奮工作，他是一位在醫學教育和科學研究上傑出的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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