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教授陳寅恪逸事

Ⅰ 陳寅恪先生為什麼沒去台灣

抗戰勝利後，陳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並順便到倫敦治療眼睛，經英醫診治開刀，不僅無效，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寅恪懷著失望的心情，辭去聘約，於1949年返回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廣州，拒絕了國民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台灣、香港的邀聘，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合並於中山大學。遂移教於中山大學。


解放後，他受到黨和政府的器重和無微不至的關懷，先後被選為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文史館副館長、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據《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僅有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函請陳寅恪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第二所長記載，並註明辭謝未就，薦陳垣代己。上述職務據《修水縣志稿》），繼續任中山大學教授。自1956年，陳毅、陶鑄、周揚、胡喬木等中央領導人，都先後去看望過他。

Ⅱ 陳寅恪的人物軼事

1932年，清華大學舉行新生入學考試，國文系主任劉文典約請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的著名史學家陳寅恪為國文考試代擬試題。當時陳寅恪已定次日赴北戴河休養，就匆匆草就普通國文試題——作文《夢游清華園記》。另一題為「對對子」，上聯為「孫行者」。
這次考試，結果一半以上考生交了白卷。對出「胡適之」而獲滿分的考生，僅周祖謨（著名語言學家、北京大學教授）一人。答「祖沖之」者，也視為符合要求，因「祖」「孫」尚可成對。還有一考生對以「王引之」，對得也不錯。考卷中凡答「唐三藏」「豬八戒」「沙和尚」等都不及格。
當時正是白話文運動蓬勃發展之時，因此有人在報上批評清華大學食古不化，不應出怪題「對對子」考學生。陳寅恪對於用「對對子」形式為考題，提出四條理由：一、測試考生能否區分虛字和實字及其應用；二、測試考生能否區分平仄聲；三、測試考生讀書之多少及語藏之貧富；四、考察考生思想條理。陳寅恪的解釋文章一經發表，這場「風波」即告平息，可見陳公名望頗能服眾。 陳寅恪對文字改革的鮮明態度，向為學界所知，他曾明示自己的著作一定要繁體豎排，否則寧可不出。從1956年1月1日起，中國報刊實行了橫排橫寫。1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漢字簡化方案》。1956年，陳寅恪有詩《丙申春日，偶讀杜詩「唯見林花落」之句，戲成一律》。陳寅恪歷來持有中國文化本位主義的觀念，此詩恰是借詠花之事，發出他對觸動中國文化根基的文字改革的反感。
此後，關於陳寅恪所著文集出版物無不遵其遺願，繁體豎排。如吳學昭所著的《吳宓與陳寅恪》一書，本書是通行的橫排簡體字，然而至陳寅恪的詩句或文章全部是用繁體字印刷的。 新成立的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第一位是開創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國維；第二位是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啟超；第三位是從哈佛大學回國的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三位導師性格迥異，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導師中最晚到校的陳寅恪，在當時並不出名，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相比，陳寅恪既沒有顯赫的聲望，又沒有鎮服人心的學位。無著作、無文憑的陳寅恪受梁啟超（一說吳宓）舉薦為導師時，一度為當時的清華校長曹雲祥所拒絕。但事實是，遠在德國游學的陳寅恪接到國學院導師的聘書時，年僅36歲。1925年，陳寅恪的身影出現在清華園里。令師生們驚嘆的是陳寅恪的博學，他在課堂上講授的學問貫通中西，連清華的教授們也常來聽。有人稱他為「活字典」，也有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
當年的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另一派是有留學經歷的。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你的學問再高，也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中國問題。留洋派就覺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狹，不掌握現代化的工具，因而兩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這在學術界堪稱傳奇。吳宓曾不無感慨地說道：「其歷年在中國文學、鳴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 按照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2002年增補本），陳寅恪「恪」應讀作「克」（拼音：Kè）。但有資料表明，由於陳寅恪是客家人，而「恪」在客家話中有「quó」的，因普通話（時稱「國語」）中無此音，於是到中國北方後，便被當然地稱為「yínquè」了。因襲相承，並成為習慣。所以，有學者認為，「陳寅恪」應讀作ChénYínquè。
不過，在使用漢語的人中間，知道這一點的人顯然為少數，包括陳寅恪本人也並不追究。因而，在使用普通話時，仍不妨將陳寅恪的「恪」讀作「克」（Kè）。況且，陳寅恪本人在1940年5月致英國牛津大學的英文親筆信的署名是「TschenYinKoh」。

Ⅲ 陳寅恪人物生平的介紹

陳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鶴壽，江西修水人。中國現代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大學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與呂思勉、陳垣、錢穆並稱為「前輩史學四大家」。

陳寅恪長期致力於史學研究工作，研究范圍甚廣，他對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別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語言學、敦煌學、中國古典文學以及史學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陳寅恪治學主旨「在史中求識」。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即從事物的演化和聯系考察歷史，探究史料，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一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並在這個基礎上，注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從許多事物的聯系中考證出關鍵所在，用以解決一系列問題，求得歷史面目的真相。他這種精密考證方法，其成就超過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發展了中國的歷史考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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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的著作，多屬考證性文字，但他的考據方法，已有別於傳統意義上的考據。他以考據為手段，在考證歷史事實的基礎上，還注意探求歷史發展的規律。陳寅恪在繼承乾嘉學者實事求是、精密嚴謹的考據之學時，也吸收了宋代學者追求義理的作風，注重探求歷史的規律。

在西方歷史語言考證學派的影響下，他十分重視對語言工具的學習，並掌握了十幾門外語。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語言工具，對中外文資料進行比較研究：在西方文化史學的影響下，他在歷史研究中引入文化史學觀點，從民族與文化兩個角度來進行研究，拓展了史學研究的范圍。在繼承傳統的前提下，陳寅恪對考據方法加以創新，形成了他獨具特色的新考據方法。其考據方法的特點即「詩史互證」與比較的方法。

「詩史互證」是陳寅恪在研究中用得最多，最具特色的一種考據方法。雖然首先提出這種方法的並不是陳寅恪，但他把這種方法大量付諸實踐並取得了豐碩成果。他首先注意到唐詩的史料價值。因唐詩的作者來自社會各階層，唐詩中許多作品直接反映了現實生活，可以補正正史之不足及訛誤。除唐詩外，小說也可以用於證史。他還提出了利用小說證史應注意的一些原則。

《柳如是別傳》是陳寅恪「詩史互證」的力作，此書通過箋釋錢謙益、柳如是的詩文，系統論述了明末清初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陳寅恪「詩史互證」方法的運用，既是對史料范圍的擴展，也是對考據方法的創新。

Ⅳ 著名學者陳寅恪是怎樣死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迫害致死。

1962年6月10日，73歲高齡的陳寅恪已經雙目失明，在入浴時不慎落入浴缸，右腿股骨跌斷，次日進入中山醫院第二附院醫治，三日昏迷未醒，因考慮到其年事已高，難以忍耐手術之痛，只得保守治療，但效果甚微。1963年元月21日，為了春節團圓，陳寅恪被抬回家中。此時已徹底喪失行動能力的陳寅恪，整日躺在床上。

文革爆發後，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聲浪中，陳寅恪由原來的反動學術權威升格為牛鬼蛇神，大毒草。助手黃萱被趕走，護士被移除，工資停發，個人存款被凍結。家中只剩下年老體弱的二老，再因工資停發，生活困難，當時的陳寅恪因疾病加重，已經只能進流食，再三向當權者請求動用自己的存款，每日購買四支牛奶，「以維持生命，不勝感激之至」。

1969年年初，陳寅恪一家被造反派掃地出門，從校園內所居住的二層小樓遷居至中大校園西南區五十號一所四面透風、搖搖欲墜的平房。此時，陳寅恪已不能說話，眼角不斷有淚流出，所見者無不凄然，在悲涼無助中，夫妻相對而泣。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氣若游絲的陳寅恪，被迫向當權者作口頭交代，陳寅恪曾有「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中」的話語，最終淚盡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同年10月7日凌晨5時三分，陳寅恪溘然長逝。11月21日，唐篔也撒手人寰，追隨陳寅恪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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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的父親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詩人陳三立；其祖父曾任湖南巡撫、是支持變法的開明派領袖人物陳寶箴。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在清華任教時被稱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陳寅恪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在家庭環境熏陶下，從小就能背誦四書五經，廣泛閱讀歷史、哲學典籍。

1969年春節後，陳寅恪在遷至中大校園西南區五十號一所四面透風的平房居住後。此時陳寅恪病體極度衰弱，已不能進食，只能進湯水流食。偶有親友偷偷登門拜望，看到他僵卧病榻，說不出話，只是眼角不斷流淚而已，望者無不凄然。

身處困厄絕望的陳寅恪自知將不久於人世，但面對幾次被登門的「革命者」亂拳打倒、心臟病日趨嚴重、幾乎癱瘓的唐篔，陳認為愛妻可能將先於自己命赴黃泉，悲涼無助中，夫妻相對而泣。奄奄一息的陳寅恪憐夫人之悲苦，嘆命運之不公，心懷無盡的怨憤與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後一曲輓歌《挽曉瑩》：

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

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當時住在中山大學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蘇在回憶錄《宗岱和我》中寫道：「那時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屬都特別害怕高音喇叭，一聽到高音喇叭聲，就戰戰兢兢，……歷史系一級教授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就這樣，終於給嚇死了。」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陳寅恪

Ⅳ 陳寅恪事跡的作文600字

真美呀!這是一個大地回春,萬物復甦的季節.像蛇,熊,青蛙……之類的冷血動物都停止了冬眠,爬上地面欣賞春天.小鳥鳴春,百花爭艷,小草發芽,燕子也飛回來搭窩了,春天使給大地恢復了萬紫千紅的氣氛. 連春雨,春雷都連綿不斷地來為我們報春.春天正是播種的好季節,農民伯伯正趁著這個好季節開始播種了,到了秋天就有好的收成. 春天,它不像夏天那樣乾枯炎熱,不像秋天那樣冷清,也不像冬天那樣寒冷.而春天是一個生氣勃勃,充滿活力的春天.這使我想到了我們的母親,母親就像大地,母親生下我們,我們就有了生命,大地回春了,就等於一切都要重新開始了,所有的生命都重新來過. 人們可喜歡春天了,因為這美麗的春天,給人以新的開始,新的收獲,新的生命,新的希望. 隨著春天的到來,大地完全被綠化了,從儀表到心靈都煥然一新,整個春天都被綠色覆蓋了. 這春天,既給人以新的生命,也給人以新的希望.我愛這美麗的春天. 「夏」雨的季節 又到夏天了,這是個既炎熱又下雨的季節! 夏天了,也下雨了.一年裡面,最多雨的季節就要數炎熱的夏天!我的英文名雖然叫「Rain」,就是雨的意思,但我不喜歡那無情的暴風雨,喜歡那可愛的毛毛雨! 我喜歡夏天,但又不喜歡夏天,為什麼呢?請各位稍安勿燥,聽聽我的解釋. 我喜歡夏天是因為在夏季的時候,我們可以在金黃的沙灘上玩耍,在一望無際的大海里游泳,在任何一個地方與陽光親近,與家人享受天倫之樂,在家涼空調,玩電腦,看電視,吃雪糕,在書的世界裡遨遊.而且還有一個漫長的暑假,在暑假裡我們想干什麼就干什麼,復習、玩都行!就連我的生日都在暑假裡面,這個原因當然也是我喜歡夏天的一個理由之一! 我不喜歡夏天是因為在夏天常常會有暴風雨,有時是紅色警告,有時是黃色警告,嚴重的時候還是黑色警告呢!每當我們聽到或看到天氣預報時說會下雨時,所有人都心驚膽寒,害怕自己或兒女被淋濕.就是因為這傾盆大雨,把周圍搞得人心惶惶,不得安寧.多少父母還要忍受擔心子女的痛苦,而且我們也會被淋濕,以至發燒、感冒.有時上著上著課,突然打起雷,下起雨,那這堂課就上不下去了,因為同學們的注意力都到課室外面去了…… 因為這些原因使得我既喜歡夏天也不喜歡夏天!你聽,我才剛寫完,外面就下起雨來了,我沒說錯吧!這是真個「夏」雨的季節! 秋天 南飛的大雁向人們報信：秋天來了. 秋天裡的菊花傲然怒放.有

Ⅵ 陳寅恪：無聲望、無學位、無著作，為何能被聘請為清華導師

1925年，「國學泰斗」王國維，「維新名士」梁啟超，「現代語言學之父」趙元任三人和當時無聲望、無學位、無著作的「三無素人」陳寅恪一起被聘請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對當時的清華校長曹雲祥而言，陳寅恪真的是一個謎一樣的人物。

他無聲望，但曾與魯迅同窗，其學術造詣也廣受吳宓、傅斯年等一眾名士的贊嘆與敬仰；他無學位，但卻曾在德、法、美等多國留學並通曉蒙古文在內的二、三十種文字；他無著作，但近乎著作等身的梁啟超卻說自己所有的著作也不及他寥寥數百字有價值。

何謂「國學大師」，忠於學術的同時亦要忠於內心，即文品與人品融於一體的「道德文章」者流。無聲望、無著作、無文憑又如何，正所謂「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治學為本，又何必圖此虛名。

Ⅶ 陳寅恪堅守信念的故事

陳寅恪：堅守一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中國知識分子歷經磨難的上個世紀幾十個年代裡，陳寅恪以他所承受的巨大身心苦痛為代價，恪守了自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信條，成為整整一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坐標，成為中國人的人生理想追求之信念。

1925年陳寅恪回國，成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共事。1940年，陳寅恪為了應英國牛津大學之聘，離開昆明
赴香港，准備轉英國，但是歐戰情勢加劇，他因此「卡」在香港。這個時候，陳寅恪留下，成為港大教授。香港在1941年底淪陷，陳寅恪在飢餓困頓的情況下閉
門治學。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就在這段艱苦時期內完成。

日本人佔領香港以後，當時生活物質極端困窘，有日本學者寫信給軍部，要他們不可麻煩陳教授，軍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憲兵隊照顧陳家，送去好多袋麵粉，但
憲兵往屋裡搬，陳先生陳師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敵人的麵粉。後來，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萬元強付陳寅恪辦東方文化學院，陳寅恪堅決拒絕。如果說上世紀四十年代
前，還有像陳寅恪那樣堅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的知識分子，那麼五十年代就是龍鱗鳳毛了。

五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包括原來的那些自由知識分子，爭相改造、學習，跟上形勢，跟上運動，甚至一些「泰斗」級的人物也競相表態。而陳寅恪卻不為所
動，他至死未有這種表態。他始終堅持了清醒的知識分子立場。早在1949年，陳寅恪就寫出這樣的詩句∶「競作魯論開卷語，說瓜千古笑秦儒」。這兩句詩真如
讖語，其含意令人驚駭。憑著一個具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的敏銳直覺，點出了思想整肅和焚書坑儒兩者間的那種必然。從五十年代起，哪場運動，他都不跟上湊熱
鬧，他的批判態度，從他當時寫的詩里隱晦地、卻也相當清楚地表達了出來。「八股文章試帖詩，遵朱頌聖有成規」，「改男造女態全新，鞠部精華舊絕倫。太息風
流衰歇後，傳薪翻是讀書人」，「墨儒名法道陰陽，閉口休談作啞羊，屯戍尚聞連江水，文章唯是頌陶唐」，「江安淮晏海澄波，共唱梁州樂世歌。座客尚謳君莫
訝，主人端要和聲多」。從五十年代起的這一場場學習、改造運動，最後必然達到頂峰 「十年浩劫」 。

高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並在中國思想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能堅持這一原則，乃是大師留給我們最可寶貴的精神遺產。過去幾十年的思想專制比任何歷史時
期都更嚴峻和殘酷，如貢斯當所說，你甚至連保持沉默的權利都喪失了，它「強迫人們說話，它監視人們思想中最隱密的部分，它強迫人們違背自己的良知而說謊，
它剝奪了人們擁有一個最後的避難所的權利」。但是，我們也看到，有許多知識分子，而且是相當有聲望，起碼與陳先生一樣有聲望，卻自覺自願地、爭先恐後地說
話，所說的話之肉麻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佞臣所能想像的。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太喜歡權力、太希望借著權力干一番驚世偉業，因此，他們沒有任何原則，即使偶爾有
點原則，也可以非常輕易地放棄。我們也許可以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大概從來就很少有人存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一原則，翻遍中國學人的皇皇巨著，又
幾人爭過自由，求過獨立？這才是他們最大的悲哀。

1953年，中科院長郭沫若和副院長李四光派人去廣州請陳寅恪出任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一職。陳寅恪寫了《對科學院的答復》一信，信
中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一脫
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
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
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
古今仁聖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
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
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
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系。怎樣調查也只是這樣。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
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有和我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

1958年，中山大學大字報批陳寅恪學術為「偽科學」，要「拳打老頑固，腳踢假權威」。陳寅恪為表達他「生命憤怒」，疾呼「辱不能忍」！上書中山大學校長
表示一不再開課，二馬上辦理退休手續，搬出學校，以討回做人的尊嚴。此後雖沒有搬出學校，但真的不再上課了。後來，學校讓他帶研究生。他負氣地表示：「只
要毛主席和周總理保證不再批判我才開課。」他要為「學術爭自由」。

1959年3月，周揚前去中山大學這位名聲如雷貫耳的老先生，料想不到是陳堅決不想見周揚，經陳序經再三相勸下陳寅恪才答應下來。周揚後來回憶說，「我與
陳寅恪談過話，歷史學家，有點怪，國民黨把他當國寶，曾用飛機接他走。1959年去拜訪他，他問，周先生，新華社你管不管，我說有點關系。他說1958年
幾月幾日，新華社廣播了新聞，大學生教學比老師還好，只隔了半年，為什麼又說學生向老師學習，何前後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襲擊了一下，我說新亊物要實驗，總
要實驗幾次，革命，社會主義也是個實驗。買雙鞋要實驗那麼幾次。他不大滿意，說實驗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侍太遠……」「我被突然襲擊了一下」
，一向慣於闡發時代精神的周揚，處於很被動的位置。周的「解釋」
底氣不足，不能使陳滿意。據那天陪同周揚的王匡回憶，「陳寅恪的態度是挑戰式的，他說我們『言而無信』，指『學生教學比老師還好』 及『學生需向老師學習』
這種矛盾說法。」「挑戰式的」這四個字，逼真描畫出陳寅恪的特別形象，他以獨特的氣質征服了周揚。

1961年3月上旬，郭沫若南方之行到達了廣州。期間，郭沫若走進了陳寅恪的居所——康樂園。新舊兩個史學界權威會面了。但這個會面有些不易。8年前的
1953年，郭沫若以學界領導人的身份邀陳寅恪進京一同共事，陳寅恪拒絕了，很使郭沫若感到不舒服。3年前的1958年，郭沫若公開宣布要在不長的時間內
在資料的佔有上超過陳寅恪。而陳寅恪可以「不問秦漢」地治史論學，但郭沫若卻不能不屑陳寅恪的存在，從而使被尊為「新史學」權威的郭沫若與被稱為「舊史
學」權威的陳寅恪，形成了一種無形相對峙的態勢。

據目睹了郭沫若和陳寅恪見面場面的郭沫若的秘書王廷芳及當時中山大學秘書劉瀚飛回憶，郭沫若和陳寅恪見面時是親切的，郭沫若詢問陳寅恪「今年高壽幾何？」
的寒喧中，當即吟了一副對子給陳寅恪：「壬水庚金龍虎鬥，郭聾陳瞽馬牛風」
。這副對子後來經馮乃超之口傳出，在中山大學流傳開來。郭沫若不愧是高才，這副對子將陳寅恪及自己的生辰、生肖之屬和對應的干支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
都鑲嵌在對子中。陳寅恪1890年（舊歷庚寅年）生，屬虎，按天乾地支的五行歸屬，庚為金，故聯中有「庚金」一詞；郭沫若1892年（舊歷壬辰年）生，屬
龍，壬為水，故「壬水」與「庚金」相對。更為巧合的是，郭沫若聽力甚弱，陳寅恪晚年目盲，故有「郭聾陳瞽」
之謂。這副對子雖是「游戲之作」，但回味無窮的是對子中相對的兩組詞——「龍虎鬥」與「馬牛風」。「龍虎鬥」是一種比喻，詞意奧秘，暗示了1949年後郭
沫若與陳寅恪「你來我往」
中，雖無「龍虎鬥」卻存在恩恩怨怨。「馬牛風」其意是作為「馬克思主義史學代表」的郭沫若，與作為「資產階級史學代表」的陳寅恪，實在是風馬牛兩不相及？
還是兩人的恩恩怨怨都歸於學術爭鳴，於個人私誼無關？陳寅恪當時對對子沒有什麼評價。這次會面，畢竟是「馬牛風」，是兩個陣線分明的史學大師的會面，缺少
一種心靈與氣質的呼應而消歇。十年後的1971年，郭沫若順應領袖的好惡，出版了《李白與杜甫》一書，極力不顧史實，揚李抑杜，開篇章節中毫不留情地多次
批駁陳寅恪關於李白身世的學術觀點，反復使用諸如「陳氏不加深考，以訛傳訛」 ，「他的疏忽和武斷，真是驚人」 等句式。此時陳寅恪已含冤去世二年了。「郭聾陳瞽馬牛風」
，歷史是無情的。郭沫若紅極一世，「聖之時者也」 ，成了南書房行走的「宋玉」。而陳寅恪雖已含冤而死，卻以一代學術嚴謹的史學大師長留後世。

1962年，康生悄然來到中山大學，當他趕到學校提出要見陳寅恪時，校長辦公室與陳宅電話聯系，才知陳病了，正在卧床休息。辦公室人員試圖說服陳家的人動
員陳接待一下，但沒有成功。陳寅恪是真的病了還是以此為藉口不願見康生？心胸狹隘的康生顯然只想到後者，他很快便用報復手段出了這一口被拒之門外的「惡
氣」。

陳寅恪一生堅守自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立場，這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是極為罕見的，確實是值得崇敬的。

Ⅷ 國學大師陳寅恪生平

陳寅恪（1890.7.3—1969.10.7），字鶴壽，江西修水人。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大學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與呂思勉、陳垣、錢穆並稱為「前輩史學四大家」 。先後任職任教於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廣西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等。
陳寅恪之父陳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詩人。祖父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夫人唐篔，是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在清華任教時被稱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著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金明館叢稿》《柳如是別傳》《寒柳堂記夢》等。

Ⅸ 國學大師陳寅恪「書生自有嶙峋骨」的出處

應該是出自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董每戡寫的一首詩：「書生自有嶙峋骨，最重交情最厭官。倘若推誠真信賴，自能瀝膽與披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