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授高仁山

1. 蔣夢麟的人物軼事

1916年陳獨秀擔任北大文學院長，極力推動文學革命。蔣夢麟與陳獨秀盡管政治主張不同，相處得倒也不錯。他倆都是前清的秀才。秀才有兩種：一種是考八股時進的秀才，稱為八股秀才；八股廢掉後改考策論，稱為策論秀才，好象也沒有八股秀才值錢了。蔣夢麟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有一次陳獨秀問我：「唉！你這個秀才是什麼秀才？」「我這個秀才是策論秀才。」他說：「那你這個秀才不值錢，我是考八股時進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個揖，說：「失敬，失敬。你是前輩老先生，的確你這個八股秀才比我這個策論秀才值錢。」在蔣夢麟看來，陳獨秀「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這一點很對蔣夢麟的脾氣：「我們兩個人，有一個相似的習慣，在參加筵席宴會的時候，一坐下來，我們總愛把冷盤或第一、二道菜盡量地吃，等到好菜來時，我們已經吃飽了。所以大家說笑話，稱我們這兩個急性子，『同病相憐』。」
盡管這對「同病相憐」的朋友，後來在政治道路上南轅北轍越走越遠，但當陳獨秀遇到危險時，蔣夢麟還是毫不含糊地救了他。有一天，蔣接到警察廳一位朋友的電話，說：「我們要捉你的朋友（指陳獨秀）了，你通知他一聲，早點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蔣夢麟便趕緊和一個學生跑到陳住的地方，叫他馬上逃走。於是由李大釗陪陳獨秀坐了騾車從小路逃到天津。 1918年秋風輕拂著故都的時節，毛澤東帶了23個湖南青年進京，為的是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的事。到京後，他把他們安排到北京大學、長辛店、保定等處的留法預備班，他自己卻既不想去法國留學，也不想進大學讀書，他一向推崇的是自學。但總得找一份工作以資糊口啊。他暫住在鼓樓後豆腐池胡同北大教授楊昌濟，即他後來的岳父家裡。通過楊昌濟，毛澤東得到了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的引薦，得到了一份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在第二閱覽室管理15種中外報紙，登記新到的報刊和閱覽者的姓名。毛澤東對這份工作十分滿意，後來在延安的窯洞里尤對斯諾津津樂道。他不但每月有了收入，而且得以大量閱讀各種新奇的書刊，更可以結識北大的名流和來自各地的有志青年。陳獨秀、胡適之、張國燾都是那個時候認識的。工作之餘，他還有機會跑到天安門廣場，聆聽李大釗演講《庶民的勝利》。
蔣夢麟在晚年所寫的《談中國新文藝運動》中這樣回憶道：「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書記，是在我代理校長的時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長室來說，毛澤東沒有飯吃，怎麼辦？我說，為什麼不讓他仍舊辦合作社？他說不行，都破了產。我說那麼圖書館有沒有事？給他一個職位好啦。他說圖書館倒可以給他一個書記的職位。於是我拿起筆來寫了一張條子：派毛澤東為圖書館書記，月薪十七元。」
關於這件事，蔣夢麟還說過：有一次，英國一位議員來華，他聽到了這個我不甚願意講的故事，就說：「那時候你給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總之只是十幾元，如果你那時候多給他一點錢，也許毛澤東就不會變成共產黨了。」我說那也難說，好多有錢的人不是也變成了共產黨了嗎？ 離婚再娶
蔣夢麟和高仁山是莫逆之交，陶曾谷是高仁山的遺孀。1928年，由於政治嫌疑，高仁山被奉系軍閥戕殺於天橋刑場。高仁山遇害之後，蔣夢麟同情陶曾谷的凄涼處境，對她呵護有加，照顧備至。不久，蔣夢麟出任國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部長，陶曾谷成為他的秘書。日久生情，二人墜入愛河。蔣夢麟宣布要同陶曾谷結婚，他向親朋好友宣稱，之所以要和陶曾谷結合，完全是為了盡朋友之間的義務，這一說辭成為當時知識界的一大笑談。胡適夫人江冬秀就一直反對胡適為蔣夢麟、陶曾谷證婚，認為蔣夢麟因陶曾谷而與原配孫玉書離異，有虧於道德，到了結婚當天還把大門鎖上，不讓胡適去參加婚禮。胡適最終只能跳窗「脫逃」，成其美事。蔣夢麟與陶曾谷結婚後，夫妻感情倒是相當和諧，婚姻生活也算美滿。
難展抱負
由於陶曾谷在為人處事上存在一些欠缺，這段婚姻並沒有給蔣夢麟帶來多少幫助。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44年北京大學「倒蔣迎胡」，反對蔣夢麟繼續擔任校長。抗戰時期，北京大學內遷，與清華、南開共同組建西南聯合大學，作為聯大常委的蔣夢麟雖然盡心盡力，但是依然對北京大學寄予厚望，希圖在抗戰勝利後重新復興北大，振興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然而正當他躊躇滿志，准備在復校的北大大展宏圖時，北京大學卻出現了一股反對他繼任北大校長的勢力，包括他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等一些知名教授。這些人反對蔣夢麟，固然是因為他以行政院秘書長兼任北大校長與當時大學校長不得兼任政府官員的規定不符，但是據知情人講「他的夫人與多位談不來」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傅斯年也承認蔣夢麟「與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總是陶曾谷女士的『貢獻』」。因為妻子的緣故而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負，這是蔣夢麟的一大遺憾。
朋友反對
1958年陶曾谷去世後，蔣夢麟與女兒女婿一家生活在一起。起初兩年，雖有不少人說媒，蔣夢麟卻不為所動，1960年蔣夢麟初見徐賢樂，便著了魔，繳了械。徐賢樂一直追求者甚眾，曾經嫁給楊傑，結婚7個月後，兩個人便因為金錢問題，以離婚收場。徐賢樂認識蔣夢麟時，她雖已年過半百，但風韻猶存。
蔣夢麟的朋友們非常著急，老友胡適一直站在蔣夢麟這邊，這一次，他也投了反對票。胡適住在醫院，就寫信勸說蔣夢麟，還為蔣夢麟支著兒，張群、陳誠等蔣夢麟的政界朋友也是紛紛表達了對婚事的異議。
驚動第一夫人
陳誠直截了當地告訴蔣夢麟：「我的太太接到蔣夫人（宋美齡）——第一夫人的電話，她堅決反對你跟這位徐小姐結婚，我的太太也反對，都要我轉告於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結婚，那麼我們以後不能見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們是不能見面了。」
蔣夢麟猶豫了，1961年7月11日，蔣夢麟去看望胡適，一進病房他說：「孩子不聽話，醫生要你住在城裡，你不聽醫生的話，又搬回南港了。你給我的信，我已聽了你的話了。現在我說的話，你也要聽了？」蔣夢麟對胡適信誓旦旦，說自己會取消婚禮，然而一個星期之後，胡適知道了一個消息，蔣夢麟居然舉行婚禮了。
心生不滿
1962年年底，蔣夢麟不小心傷了腳住院治療，住院未久，徐賢樂便心生不滿，於1963年1月19日借口回家做年糕，將自己原在蔣家的戶口遷了出去，並且把行李也搬回了自己原來在「中央信託局」的宿舍。蔣夢麟傷愈出院，徐賢樂已經不知去向。徐賢樂的所作所為令蔣夢麟再也不能容忍。1963年1月23日，他委託婚禮的證婚人、台灣有名的大律師端木愷致信徐賢樂，表示「由於兩人的生活習慣、思想志趣無一相同，相處愈久，隔閡愈深，此次折骨就醫，彼此意見更多不合」，經多日考慮後「決定分居」，但是可以每月給徐賢樂新台幣3000元。這一提議遭到了徐賢樂的拒絕。2月8日，蔣夢麟再經端木愷發出第二封信，指責徐賢樂擅自領去其應得之利息、股息。4月10日，蔣夢麟正式以「不堪徐娘虐待之苦」向台北地方法院正式請求離婚，繼而又專門舉行記者招待會。
離婚官司
此時蔣夢麟已是風燭殘年，腿傷未愈，體質孱弱，接受媒體采訪時，他當場老淚縱橫：「我堅決要和徐女士離婚，我有道理，也有原因的。我已是望百之年的老人了，在社會上做了幾十年的事，也不是小孩子，豈會這么容易受人挑撥？」「到現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淵，我深深地後悔沒有接受故友胡適之先生（此時胡適已經去世）的忠告，才犯下了錯誤。我愧對故友，也應該有向故友認錯的勇氣，更要拿出勇氣來糾正錯誤。在經過親友調處不諧之後，才毅然向法院起訴請求離婚，以求法律的保障。」
對於蔣夢麟的這些做法，徐賢樂也不甘示弱。她以「我與蔣夢麟」為題不斷在報刊上發表文字，否認她與蔣夢麟已經構成了離婚的條件。徐賢樂的反訴條理清明，也不能不算離婚官司中的好文章。尤其對「侵瀆先室」的反駁，列舉出蔣先生當年婚中戀慕陶女士，與原配夫人分居，後陶女士下嫁原告，「故原告此所謂『先室』究指何人，已滋異議」。對於蔣在離婚書中說「指責她趁著蔣開刀之際把存摺、股票、土地過戶」，她的回答也算工整，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小兒女撒嬌之態：「當初你說的，你的東西都歸了我，所以我今天做的無非是照著你的意願做罷了。」
1964年1月23日，這場曠日持久、轟動台灣島的離婚官司，最終經人調解而息訟，蔣徐二人協議離婚，由蔣支付給徐贍養費50萬元。塵埃落定後僅僅半年，6月19日，蔣夢麟便因肝癌病逝，終年78歲。

2. 陳翰笙的出任教授

出任北大教授結識李大釗和第三國際取得聯系
陳翰笙回國後，先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講授歐美通史和史學史，後又在法學系講授美國憲法史，當時他才27歲，是北大最年輕的教授。蔡元培主持北大，實行兼容並蓄的辦學方針，不同學派和政治觀點都可以上講台，陳翰笙是受學生歡迎的教授之一。他在北大任教期間，參加胡適、王世傑等創辦的《現代評論》，先後發表過55篇文章。1925年5月30日上海發生「五卅慘案」，他積極參加北京學生聲援運動，上街遊行。並與高仁山一起向李大釗提出參加中國共產黨的要求，李大釗告訴他們：「現在是國共合作時期，還是先參加國民黨好。」就由李大釗和於樹德介紹，加入國民黨。 北京爆發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賣國行為的革命運動，李大釗領導了這次斗爭，陳翰笙和他夫人顧淑型帶領學生參加了示威遊行，受到反動政府軍警的鎮壓，發生震驚中外的大慘案，當場被打死的學生47人，重傷300餘人，他夫婦倖免於難，他根據現場看到的情況，撰寫了《三月十八日慘案目擊記》發表在3月27日出版的《獨立評論》3卷68期上。
慘案次日，段褀瑞發出逮捕李大釗的通緝令，李大釗和國共兩黨在北京的領導成員躲進東交民巷的蘇聯駐華使館，陳翰笙仍經常與李保持聯系，並經李大釗介紹，認識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文化參贊加托諾維奇，以及俄專教師格里湼維基。受他們的影響和啟發，研讀《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著作，並了解蘇聯十月革命後的發展情況。李大釗還介紹他參加第三國際的工作，並為第三國際在柏林出版的《國際通訊》撰寫英文通訊稿。 陳翰笙夫婦回國，蔡元培有意邀他到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由於遭到王世傑反對，只好推薦他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負責審定《萬有文庫》有關書稿。1931年商務出版英漢對照的《網路名匯》，其中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和宗教部分就是由他審定的。他還擠時間，就中國農民捐稅負擔問題，廣泛搜集材料，加以統計分析，寫成《中國農民擔負的賦稅》長篇論述，以充分事實，闡明中國的財政負擔差不多都放在農民身上。這是他早期關於中國農村經濟問題的重要文章之一。他還根據西歐、東歐、俄國、日本的社會發展過程，分析研究了封建社會的農村生產關系，分成賦役制、強役制、工商制，並具體分列出它們的異同，為研究封建社會的農村經濟提供了有價值的基礎知識，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1930年作為農村經濟參考資料出版。
此外，中國20年代由於軍閥混戰，西北大旱，各種災害頻仍，豫、魯、陝、甘等省農民大批向東北流亡，陳翰笙對東北的土地農民問題，也搜集材料寫專文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集刊》第2號刊出。
1929年蔡元培正式邀請陳翰笙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並主持社會學組工作，為減輕阻力蔡以院長身份兼任所長，所內一切具體工作交陳翰笙主持。陳接任後，鑒於所內圖書資料極為缺乏，就答應鐵道部部長顧孟余之請，兼任鐵道部顧問，以其兼職月薪充實圖書資料。同時開展社會調查，搜集第一手資料。第一個調查目標，是上海日資紗廠的工人生活，揭露紗廠實行包身工制度下，包身工人身受帝國主義資本家和中國包工頭的雙重剝削。他將調查材料寫成小冊子加以揭露，這就引起代表賣辦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府某些人的不滿，促使他轉向農村經濟調查，實現他在莫斯科工作時萌生的願望。陳翰笙的農村經濟調查，從江蘇無錫開始，再擴展到河北保定和廣東。其用意是，「江南、河北、嶺南是中國工商業比較發達，而農村經濟變化得最快的地方。假如能夠徹底了解這3個不同經濟區域的生產關系為何在那裡演進，認識這些地方的社會結構的本質，對於全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序，就不難窺其梗概」。 農村經濟調查團在無錫成立，全團45人，採用挨戶調查的方法，調查全縣各種類型自然村的農村經濟實況。在無錫縣4鄉選定了有代表性的22個自然村，計有1204戶。調查人員分成4組，由張稼夫、錢俊瑞、劉端生、秦柳方分任組長，調查內容包括農戶和生產的基本情況，以及租佃、借貸、典當、捐稅負擔、商業買賣、生活消費、文化教育等等，共用了3個月，挨戶調查結束後又調查了55個自然村的概況和8個市鎮的工商業。其間陳翰笙曾親自陪同史沫特萊訪問了幾個自然村。
這項調查，是中國最初採用階級分析方法，了解農村生產關系的各個方面，以及生產力水平，農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等，從而有助於認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農村社會性質和農村革命的中心任務。無錫當時工商業比較發達，通過調查了解到：無錫農村地權比較集中，地租剝削占農民租入土地凈收入量的93.14%，貧農交租平均每人122.7斤，中農交租平均每人116.4斤，當時無錫農村還流行高利貸，年利率一般為50%左右，多為實物借貸，借一石米，一年要還本利一石半。此外還有僱工剝削、捐稅，以及商業剝削，在封建半封建生產關系束縛下，生產力陷於停滯狀態，生產水平很低（水稻畝產僅401斤，小麥畝產105斤），人均收入很少（中農47元，貧農25元；米價每100市斤8.4元，小麥每100市斤5.07元），生活極度貧困，14歲以上人口中文盲佔73.41%。
1930年又與北平社會調查所合作，對河北保定清苑進行農村經濟調查，選定10個自然村1578個農戶的勞動力、僱傭農業勞動、工資、畜養、住房及農舍、水井和水澆地、耕地佔有與使用、交租形式、復種面積和受災面積、各種農作物種植面積及收獲量、副業收入所佔比重、外出人口職業收入等進行挨戶調查，並作了全縣以及幾個集鎮的概況調查。調查結果說明，土地仍集中在地主富農手裡，但集中程度略低於無錫。交租形式，則有分租、糧租、錢租，而以錢租為主。租額占產值的56.65%。保定地區僱傭剝削和高利貸剝削比較普遍，中農每戶平均負債39.10元，貧農負債平均每戶21.22元，雇農16.92元。隨著帝國資本主義的侵入，逐漸破壞了農村自給自足的經濟，農民還受商業上的剝削，而且越來越重。
陳翰笙對這兩次的調查材料，還聘請王寅生、錢俊瑞、薛暮橋、姜君辰等參加整理。但調查報告寫出以後，中央研究院領導易人，未能正式發表，許多重要資料只有在陳翰笙和錢俊瑞、薛暮橋等發表的文章中透露，原始資料便保存下來。
調查發現，農村中計算土地面積的「畝」差異極大。陳翰笙在《畝的差異》一文中指出：「根據無錫22村1204戶調查，知道無錫的所謂畝，大小不同，至少有173種，最小的合2.683公畝，最大的合8.957公畝，就是在同一村裡，至少也發現有5種，邵巷一村就有20種，小的合2.683公畝，大的5.616公畝。工業資本主義還不發達的中國，不可能有統一的度量衡，這樣復雜的差異，使浮征稅捐的種種弊端更加厲害，同時使地主更可以浮收地租。」
1933年11月至1934年5月底，他又組織對廣東農村的經濟調查，這次調查得到孫夫人宋慶齡及中山縣縣長唐紹儀等的支持，進行得很順利。調查人員由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山文化教育館和嶺南大學共同組成。首先對梅縣區、潮安區、惠陽區、中山、台山、廣寧、英德、曲江區、茂名等16個區縣進行詳細調查，歷時三個半月；而後用一個半月時間對番禺10個代表村的1209戶進行挨戶調查，同時還進行50個縣335個村的通信調查。陳翰笙根據調查結果寫成《廣東的農村生產關系與生產力》指出：「勞動力在廣東這樣不值錢，而全省可耕而未耕地竟占陸地面積的15%，兵災匪禍更使已耕的田地很多被荒棄。有可用的人力而不用，香港、廣州、汕頭等處的銀行、銀號中堆積著大量貨幣資本而不能用到農業生產上去。這便是農村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耕地所有與耕地使用的背馳，乃是這個矛盾的根本原因。」並指出「農村勞動力沒有出路，更體現著這個矛盾的深刻。解除這個矛盾，然後可以使可耕的土地盡量地開發，可用的人力合理地利用，可投放的資本大批地流轉於農村，這樣，農村的生產關系便能改善，而農村生產力也會必然提高。這樣，中國今日的農村便不難從危機中挽救過來。」這本小冊子後來被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1933年，太平洋國際學會打算出版一套叢書，反映國際資本對各國人民生活的影響。陳翰笙抓住這個機會，又一次與中山文化教育館合作，組織王寅生、張錫昌、王國高等對山東濰縣、安徽鳳陽、河南襄城3個煙草產區、127個農村進行了實地調查，並從中選出6個典型村429戶進行挨戶調查，這項調查歷時兩年完成。陳翰笙又從美國搜集了大量有關資料，於1939年用英文寫成《工業資本與中國農民——中國煙農生活研究》一書（1985年復旦大學出版的《陳翰笙文集》有摘錄）。
當時，英美煙草公司在中國設廠大規模生產紙煙，壟斷中國的煙草市場。陳翰笙通過烤煙產區的調查，反映出國際壟斷資本同代表買辦資產階級的中央與地方政權，以及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奸商高利貸者相互勾結，剝削壓迫農民的真實畫面。一般認為商品作物的推廣會有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種植美國良種烤煙的大多數是貧農和下中農，而富裕中農和富農不需要借貸，也不熱心種那限價收購的烤煙。這是對中國煙草產區調查的新發現。
陳翰笙通過對中國各地的農村調查，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社會，純粹的封建已成過去，純粹的資本主義尚未形成，是正在轉變時期的社會，在這種社會里，土地所有者和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三者均以農民為共同剝削目標」。後來，他更明確地認定：「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廢除封建的土地制度，進行土地革命，使無地少地的農民得到土地，是發展農業生產，解決農村問題唯一正確的道路」。 陳翰笙被迫辭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職務，為團結廣大的農業和農村工作者，並在原來農村經濟調查的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便與吳覺農、孫曉村、馮和法、王寅生、錢俊瑞、薛暮橋、孫冶方、秦柳方、張錫昌、姜君宸等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他被推選為理事長。1934年在上海創辦《中國農村》月刊，由薛暮橋主持，發表了許多關於農村問題的論文、調查報告和農村通訊，對當時關於中國農村問題各種形形色色的謬論，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1936年發展會員500多人，並分頭組織讀書會，進行有關農村、政治時事討論和抗日救國活動。上海淪陷後，《中國農村》在桂林出版戰時特刊，被禁止出版後，便在重慶《商務日報》、上海《文匯報》出版《中國農村》副刊。對推動農村經濟問題的研究，反映農村實際情況，發動和堅持抗日戰爭發揮了重要作用。陳翰笙始終非常關心會務的發展，每個時期提出工作方針和工作計劃，並給予財力上的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農村經濟研究會完成了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歷史任務，以後可以在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工作，於1951年在北京宣告結束。
擔任工合國際委員會秘書促進戰時工業合作運動
陳翰笙被迫離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後，不能在國內公開活動。1933年冬偕顧淑型東渡日本，參加《東洋文庫》繼續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用一年時間寫出《中國的地主與農民》、《工業資本與中國農民》兩部著作（英文版，由太平洋國際學會分別於1936年、1946年在紐約出版，後者並出有日文版）。1935年4月回到上海，再度秘密去莫斯科，任東方勞動大學研究員，並協助蘇聯出版社校訂俄文中國地圖。同年，經當時在第三國際任職的王明、康生證明，將組織關系由第三國際正式轉入中國共產黨。 他和顧淑型離開印度前往美國西海岸，在華盛頓州立大學任特約教授，講授印度史。他在美國繼續查閱1927—1928年出版的《英國皇家印度農村調查團證詞》14巨冊，補充在印度調查所得的資料，用英文寫成《印度和巴基斯坦經濟區域》，後來譯成中文，1959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80年，英文本在印度出版。
陳翰笙這次在美國，正值蔣介石在美國支持下發動向解放區全面進攻的第3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利用美國各地講台進行公開演講，抨擊蔣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反動政策，喚起國際友人和愛國華僑華人的同情和支持。

3. 為了娶好友遺孀，拋棄妻子的北大前校長是誰

蔣夢麟，浙江餘姚人，我國近現代著名的教育家。從1919年代理北大校長算起，到1945年辭職，他是北大歷史上任職校長時間最長的人。蔣夢麟對中國的教育有一定的貢獻。但他在私生活上，卻令不少人詬病。

直到1964年初，蔣夢麟和徐賢樂才正式離婚。半年後，他因肝癌病逝。

4. 瞞著胡適娶校花，北大校長蔣夢麟究竟是個怎樣的人

蔣夢麟是北京大學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在民國教育史上的地位僅次於蔡元培，但其個人生活也是頗受人們關注。

不顧胡適、宋美齡等勸阻再次娶妻，終釀官司成笑談。

蔣夢麟72歲的時候陶曾谷去世了，過了兩年遇到了風韻猶存的徐賢樂，著了魔開始談婚論嫁了。所有的人都反對，包括胡適等好友，就連宋美齡都通過陳誠向他表示了反對意見，不過蔣夢麟還是固執的瞞著大家娶了徐賢樂。但不久後兩人即不和，徐賢樂將戶口遷出了蔣家並出走，蔣夢麟便提出了離婚。但徐賢樂拖著不離，並在報紙上刊文否認兩人已經構成了離婚的條件。該離婚官司可以說是轟動了台灣島，直到第二年才在中間人調節下，蔣夢麟在支付了50萬撫養費後兩人才協議離婚。

蔣夢麟先生對中國教育的推動作用是肯定的，在教育事業上他的功勞是不可磨滅的，至於個人生活問題，姑且用上這個詞--人無完人。

5. 摯友被害，他立馬拋妻棄子娶其遺孀，他後來過得怎麼樣了

“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這句話在高仁山身上算是十足的體現了出來，由於一些政治緣故，高仁行最終死在了“東北王”張作霖手中，然而高仁山去世後，他的朋友蔣夢麟和他遺孀卻上演了一場“鬧劇”。

結果就鬧出了一起胡適“跳窗”事件，胡適剛到婚禮現場就聽到蔣夢麟說：“我熱愛仁山兄，也熱愛他熱愛的，因此才娶了陶曾谷為妻”，他說這番話或許真的是心裡話，但是拋妻棄子娶好友的遺孀確實有些不道德，他說的這句話，也成了當時知識界的一大笑談。

6. 胡適為北大校長蔣夢麟做證婚人為什麼卻被妻子鎖在家中

蔣夢麟（曾任北大校長），在出國留學前，接受了父母包辦的婚姻，娶了農村姑娘孫玉書。

學成歸國後的蔣夢麟，仕途發展越來越好，見識也越來越廣，包辦婚姻的弊端就逐漸突顯：夫妻二人不是因為感情而在一起，沒有共同語言，生活了無情趣。

接受新思想的蔣夢麟想改變這一切。

▲蔣夢麟書法

蔣夢麟與陶曾谷婚後恩愛，二人經常到北海泛舟。每次蔣夢麟出差，陶曾谷都會到車站送行，依依不捨。

因為蔣夢麟有四個孩子，陶曾谷有兩個孩子，所以二人沒有繼續生育。他們對待這些孩子一視同仁。

這也是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之下，包辦婚姻悲慘結局的必然。魯迅、徐志摩、張恨水、顧維鈞等大家，均是因為包辦婚姻，給原配帶來莫大傷害。

7. 朋友遇害，他拋棄原配妻子娶其遺孀，婚後怎樣

據科學統計，人終其一生，大約只會遇到826萬人，而在這826萬人中，可以成為朋友的，卻只有寥寥數人。然而，即便是關系再親密的朋友，也不能無話不談，適當的距離還是有必要保持的。俗話說「朋友妻不可欺」，對朋友的妻子也要保持尊重，言語之間不能過於輕佻。然而，民國時期卻有一男子，在朋友去世之後便把發妻拋棄，轉而卻將朋友的妻子迎娶進門，令人大開眼界。

由於陶曾谷是蔣夢麟的秘書，所以兩人在工作中也常有交集，再加上蔣夢麟在生活上的適當關心，陶曾谷早就對他暗生情愫。不久之後，蔣夢麟宣布要與陶曾谷結婚。消息一出，整個文學界為之一震，好友胡適的夫人曾明確表示不贊同這場婚姻，畢竟要拋棄原配孫玉書，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

可是蔣夢麟卻鐵了心要與陶曾谷成婚，於是在結婚當日，胡適的夫人還把胡適鎖在房間里，不讓他去參加婚禮，無奈之下，胡適最後只有跳窗「逃脫」，只為成全朋友美事。結婚以後，很多人都會蔣夢麟不滿，他們紛紛指責蔣夢麟喜新厭舊，不是大丈夫該做的事。然而，蔣夢麟卻毫不在意，他輕飄飄地說了一句：我之所以和陶曾谷結婚，完全是為了進朋友之間的義務。

8. 民國才子多渣男：娶好友遺孀拋棄發妻，婚禮上辯解是在「盡義務」，他是誰

民國才子多渣男：娶好友遺孀拋棄發妻，婚禮上辯解是在「盡義務」！

對於婚姻，我們古人很是看重，在古代社會，因為以男權為主，所以女人的命運很苦，丈夫去世，不得再嫁，否則必定被人視為不忠貞，受到各種辱罵，到了民國時期，雖然已經是新時代，但是封建社會的很多陋習還是遺留了下來，很多名人，依舊無法逃脫包辦婚姻的枷鎖，不過對於自己的發妻，很多人做出的選擇並不完全一樣，今天就給大家來介紹一位，做法很是可恥的名士。

蔣夢麟的這一說辭成為當時知識界的一大笑談。但仔細想來，或許早在結婚之前，甚至更早的時候，蔣夢麟就已經愛上陶曾谷而不自知。所謂的因為義務照顧陶曾谷，不過是蔣夢麟為自己找的一個借口罷了。

畢竟如果不是愛，會有哪個男人為了亡友的遺孀拆散自己的家庭？

9. 有誰能告訴我幾個愛國人士的資料

人民的好總理
1910年春天，2歲的周恩來進銀岡書院讀書，一次,校長在課問大家為什麼讀書時,周恩來慷慨答道：「為了中華之崛起！」這一誓言，此後貫徹在他的一生中，他為中華民族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華羅庚毅然回國
大數學家華羅庚，在「七•七」事變後，從生活待遇優厚的英國回到抗日烽火到處燃燒的祖國，不為金錢和學位，回國後積極參加抗日救國運動。1950年，他已經成為國際知名的第一流數學家，並被美國伊里諾大學聘為終身教授，但他毅然帶領全家回到剛解放的祖國。

愛國英雄楊靖宇
楊靖宇21歲參加革命，1940初，他被日軍圍困，身負重傷，啃不動樹皮，只能將棉衣里的棉花和著冰雪吞下去充飢。日軍勸降不成，便放亂槍，年僅 35歲的楊靖宇壯烈犧牲。殘忍的日軍剖開他的遺體，當看到他的胃裡只有野草和棉絮時，這些被楊靖宇帶領的抗日聯軍弄得焦頭爛額的侵略者全呆住了。在冰天雪地的長白山密林中，支撐著楊靖宇與敵人戰斗的力量是對祖國的一腔熱愛之情。

李小龍
李小龍，在60年代時，國人地位不高，很多演員總是淡化自己的中國人身份，李小龍卻以身為中國人為榮，堂堂正正地說自己是中國人，最經典的一句話是電影《精武門》中的「中國人，不是病夫」，帶動了香港電影的一片愛國熱潮，我們熟悉的《霍元甲》就是那個時代的電影。

10. 蔣夢麟「專欺好友妻」，當著胡適的面他說了些什麼

這位曾經的北大校長現在人財兩空，什麼也沒有了，之後，蔣夢麟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打擊，身體沒愈況下，患上了癌症，至1964年6月18日，蔣夢麟走完了他78年的人生路程。

婚姻不是小事，決不能一意孤行。凡事要想清楚後果，不然受傷的就是自己。如果說蔣夢麟的第二次婚姻還不算是失敗，那麼他的第三次婚姻無論如何也算是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