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郵電大學彭濤老師怎麼樣

『壹』 2014公安巡邏民警先進個人事跡

該同志自參警以來，16年如一日，把根深深扎在社區，把情源源融入社區，無怨無悔，孜孜以求，憑著執著的敬業精神和強烈的責任心，在平凡崗位上，踐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忠實履行人民警察的神聖職責，展示了共產黨員和人民警察的嶄新形象，用實際行動，贏得了人民群眾的真心信賴和支持。近3年來，他先後榮立市政府個人二等功一次、市局個人二等功兩次、三等功兩次，先後被評為「湖北省青年崗位能手」、「湖北省優秀責任區民警」、「XX市雙創能手」、「XX市人民滿意政法幹警」、「XX市公安局優秀黨員標兵」、「XX市公安局十佳基層民警」、XX區「十佳文明公僕」，2005年榮獲XX市「五一」勞動獎章，被評為「全國優秀人民警察」，2006年榮獲XX市「十佳政法幹警」稱號，並被申報省、市勞動模範。他曾先後10次被評為年度市局優秀公務員。2006年1月24日，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公安廳長鄭少三、省政法委副書記魯志紅、省廳副廳長周厚震、尚武、政治部主任楊傳權等領導到新溝橋所親切慰問彭濤時，鄭廳長指出：「彭濤同志是基層派出所民警中的一面旗幟。」

一、面對選擇，他投身社區無怨無悔

沒有義薄雲天的壯舉，沒有豪邁的誓言，也沒有顯赫的功績，作為基層民警中的一員，彭濤無疑同其他民警一樣默默無聞。然而，正是在日復一日的普通而又平凡的工作中，彭濤用他16年的從警生涯實踐了一名公安民警對平凡的超越。從警以來，彭濤時刻牢記人民警察的職業道德，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愛崗敬業，恪盡職守，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模範執行國家的法律、法規和政策，自覺抵制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想群眾之所想，解群眾所難，幫群眾之所需，以實際行動詮釋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的深刻內涵，保持了共產黨人的蓬勃朝氣、昂揚銳氣和浩然正氣。他常說：「既然選擇了搞公安，選擇了當一名責任區民警，我就要把它干好。」

1990年，22歲的彭濤大學畢業，懷著對公安工作的無比熱愛投身警營，當上了一名普通的責任區民警，一干就是16年。在轄區里，他走家串戶，與居民們談心，拉家常，遇到熟悉的群眾，他都關切的打個招呼，遇到矛盾糾紛他會迅速上前調解，遇到誰家有點難事，他都要伸手管一管，遇到可疑的人，他都要認真詢問一番，從不讓任何線索從自己身邊溜過。從警16年來，他把黨的溫暖送到群眾家裡，把政府的關懷送到居民心裡，對群眾一往情深，傾注了全部的愛。他幫助下崗職工、特困家庭、孤寡老人度過一個又一個的難關。作為一名責任區民警，社區就是他第二個「家」。每天早起，他都要到社區轉上一圈；晚上，吃過飯後，他又悄悄地走進夜幕，來到轄區巡察一番，帶領巡邏人員走街串巷落實好安全防範工作。《楚天都市報》記者到新溝橋所采訪彭濤，從派出所隨彭濤到社區警務室去時，短短一段不到15分鍾的路程，他們竟然花了接近兩個小時。因為一路上總不停有群眾和彭濤打招呼，拉著他嗑家常，向他反映這反映那。碰到孩童，彭濤親切地撫摸著他們的腦袋詢問學習生活情況；碰到老人，彭濤關心地詢問老人家身體好不好，有沒有什麼困難需要解決；遇到門點，他都要走進去和店主交談一下，詢問有沒有什麼可疑的人出現或者可疑的事情發生。其間，他還幫一位大媽將菜提到了她6樓的家中，幫一個副食店主卸下剛進的貨物，牽著一個小女孩的手將她送到學校。彷彿整個新橋社區沒有彭濤不認識的人，沒有彭濤不管的事。記者覺得不可思議，小聲詢問旁邊彭濤的同事：「難道他每天都是這樣上班的么？」同事肯定地回答：「是的，他每天都是這樣上班的。」

認識彭濤的人都知道，彭濤一不抽煙、二不喝酒、三不打牌，他最大的愛好就是工作，他就是那種能夠在工作中找到樂趣的人，這一點從他臉上時刻掛著的微笑就可以看出來，那種微笑絕對是發自內心的微笑、滿足的微笑。

二、面對工作，他平凡之中鍛造輝煌

新橋社區是全區商業門點最多，人口流動量最大的社區之一。外來人口多，道口四通八達，治安狀況十分復雜。彭濤接管段前，轄區違法犯罪活動比較猖獗，一些外來經商人員經常受到流氓地痞騷擾。他接管後，逐步落實安全防範措施，加強治安巡查，嚴厲打擊違法犯罪活動，迅速扭轉了這里的混亂狀況。他以「發案少，秩序好，社會穩定，群眾滿意」為目標，不拘泥於傳統工作方式，從基層實際出發，以「三基」工程為重點，強力推進社區基礎工作，大力營造「打、防、控」一體化格局，迅速扭轉了這里的治安狀況。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為了整合社區治安防範力量，發揮作用，彭濤結合分局和所里的日常與專項工作部署，下大力氣，積極發展治安防範隊伍。他帶領社區群干積極發動群眾、認真宣傳，在居民心中逐漸樹立「社區是我家，安全靠大家」的觀念，在廣大居民的支持下，新橋社區從過去僅有十幾個治安關照員，發展到現在由安保隊員、物業保安、治安積極分子、低保人員等組成的100多人的群防群治隊伍。2003年10月，彭濤積極貫徹上級統一部署，在所支部的大力支持下，組建了XX區第一支自行車巡邏隊。自行車巡邏隊統一服裝，統一裝備，靈活機動，極大地提高了社區防範能力，形成了一個「門棟有人看，夜間有人巡，社區有人轉」的治安立體新格局。2004年3月10日的下午，彭濤在帶領新橋社區的自行車巡邏隊員在巡邏時，憑著高度敏感，發現並抓獲了一名撬門盜竊的犯罪嫌疑人，從而一舉破獲了一個流竄武漢三鎮的入室盜竊團伙，帶破案件30多起，涉案價值20多萬元；2005年7月22日凌晨，彭濤帶領安保隊員徙步巡邏時，發現1男1女十分可疑。他果斷將該男女帶回所內，並將此情況向值班領導進行了詳細匯報。經過上網核實身份，該男子是一名網上逃犯，名叫袁勤華，曾於2005年5月18日晚夥同他人在東西湖一磚廠將其老闆綁架至XX區龍陽村一棟三層樓房內勒索40萬元。

彭濤的基本功扎實，是青山分局公認的「資料庫」、「活地圖」。轄區里無論哪個單元哪一家有幾口人，姓甚名誰，小孩長啥模樣，他張口就來。在全市人口信息系統工程建設的工作中，彭濤同志作為責任區民警中的工作能手，深入調研，不斷探索，終於摸索創造了一套戶口核查的「五四三」工作法，並在全所進行推廣，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效果。目前，此工作方法已經在全青山分局推廣開來，並得到了市局有關部門的肯定。彭濤在積極為同志們提供幫助的情況下，對自己的工作仍然是嚴格要求，在他所管轄的新橋社區，人口1700多戶、5400多人，彭濤的人口核查差錯率僅為千分之一，無論是工作速度還是工作質量都在全局名列前茅，並得到了上級戶政管理部門的高度贊揚。在偵破2005年新溝橋「3.24」故意傷害案過程中，正是彭濤得知其中一犯罪嫌疑人的基本特徵後，馬上就斷定其就是轄區內重點人口趙葳，並提供了該嫌疑人的詳細情況，為最終成功破獲該案作出了不小的貢獻。

家住轄區24街49門的張傑（系彭濤親手抓獲送進監獄）刑滿釋放後，彭濤在第一時間上門探望。張傑見門口站著的人就是曾經把自己抓進牢里去的警察，對彭濤冷嘲熱諷。敦實厚道的彭濤笑了笑說：「還蠻記仇呢！我是這個社區的民警，叫彭濤，知道你今天回來，特地過來看你。」彭濤見張傑還未吃晚飯，便帶著他到夜市攤上吃宵夜，吃得張傑嘴裡香噴噴、心裡熱乎乎。分手時，彭濤又從身上掏出50塊錢塞到張傑手上。此後，彭濤幾乎每天都要抽空到張傑家裡轉悠一下。一來二往，張傑心靈上的防範之牆終於被推翻，和彭濤交起了朋友。得知張傑將想自謀生路，開家小餐館還差1500塊錢的事情告訴彭濤後。彭濤立即趕回家，向妻子要了1500塊錢，送到張傑手中。在社區里，彭濤還給街坊鄰居打招呼：「張傑本質不壞，就是從小太迷糊了，失過足，站起來不容易，大家都要幫襯他。」張傑倒也爭氣，他認認真真地開著小餐館，還參加了汽車駕駛培訓，拿到了駕駛執照。2000年的時候，彭濤做通了張傑女朋友蔡琴家人的思想工作，使原本強烈反對兩人交往的女方家人同意了兩人的婚事。張傑一提起彭濤就感動得不知道說什麼好，他甚至多次說彭濤就象他爸爸一樣。轄區有個叫楊平的吸毒人員，街坊鄰居見到他就象見到鬼一樣，唯恐避之不及。彭濤偏偏不信這個邪。為了幫助他戒斷毒癮，彭濤只要到社區去就會把楊平找到，與他談心，並把前來找他的一幫毒友抓的抓、趕的趕；為幫他自力更生，彭濤跑前跑後給他辦起早點攤。如今，楊平徹底擺脫了毒癮，成了遠近聞名的「戒毒明星」，從此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在彭濤的努力下，新橋社區連續15年未發生重特大火災及安全事故，連續11年未發生惡性刑事案件，2005年新橋社區發可防性案件15起，較2003年和2004年分別下降了11％和23％，社區治安狀況十分平穩。2004年5月，他所擔任輪值長的新橋聯勤片被授予XX市「五一勞動獎狀」。

三、面對群眾，他傾心盡力無私奉獻

在工作中，彭濤時刻牢記宗旨，對人民群眾懷有深厚感情，立足本職工作為民辦實事好事，體現出人民警察親民本色。2003年5月，市政府作出取締、禁止營運「三車」的決定後，彭濤管轄的新橋社區有不少「麻木」車主，為做通他們的思想工作，他接連幾天扎在社區，與他們交心談心，給予真誠的幫助。通過有情操作，使轄區所有車主都按時上交了自己的「麻木」車輛。殘疾人車主林學峰，想起彭濤幫其交車、買車、抱自己去學校的一幕幕，他飽含深情地給XX市公安局政治部寫了一封長長的感謝信。他在信中說：「彭濤與我們非親非故，但他卻比我們的親人還要親。他以一個普通民警的身份，默默無聞地為我這個飽嘗艱辛的殘疾人及居民群眾做出了一件件感人至深的好事，而不圖任何回報。」從2004年到如今的3年時間里，在彭濤默默的資助下，林學峰兒子的學費問題也得到圓滿解決。

一提起彭濤，24街特困居民何三詠就會感動得熱淚盈眶。從1991年至今的15年時間里，何三詠家裡無論大小事情，都是彭濤幫忙解決。其女兒娟娟從上小學到讀大學，每到學校快開學時，彭濤就會多次往返於學校找到領導申請辦理減免學費的手續。因為窮，何三詠一家經常受到別人歧視和冷遇，何三詠為此多次萌發輕生的念頭，總是彭濤在她最需要幫助的時候給了她無微不至關懷、支撐她頑強生活的勇氣。何三詠女兒娟娟讀初中時，曾有一段時間產生了不願意讀書的念頭，呆在家裡怎麼也不肯去上學。彭濤知道後，耐心細致地做通了娟娟的思想工作，並拿出錢來替娟娟繳清了學費，為她添置了學慣用品。兩年前，娟娟以較好的成績考取了大專，如今已經順利簽約一家合資企業。今年年初，何三詠在給彭濤寫的一封感謝信中說到：「彭濤在我們母女倆陷入絕望之際，一次又一次地伸出援助之手，他的恩情讓我們永生難忘。」轄區78門16號的居民郭昌林沒有一技之長，去年下崗後自暴自棄，成天不是牢騷滿腹、怨天尤人，就是泡在酒中一醉方休，甚至經常跑到居委會大吵大鬧，要求社區給他解決工作。彭濤看在眼裡，急在心裡，多次上門對其做思想工作，勸他放下包袱，憑借自己的勤勞重新開始新生活。起先，郭昌林態度非常冷淡，總說彭濤是多管閑事。彭濤毫不氣餒，他認為只有幫郭昌林找到工作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正巧去年12月份街道城管招協管員，彭濤通過工作讓街里將郭錄用。有了工作，郭昌林精神面貌為之一新，還積極參加轄區治保工作，成為了彭濤的有力助手。

2005年11月2日，是新溝橋所第二代居民身份證辦理的頭一天。彭濤挨家上門將新橋社區的孤寡老人、身殘人員，共10多位居民群眾，接到所里辦理第二代身份證，並親自為孤寡老人和身殘人員整理衣服和發型，等照完像後，彭濤又親自將他們送回家中，使孤寡老人和身殘人員再次感受到了親人般的溫暖與關懷。2006年1月份的某一天，85歲的轄區居民熊某到紅鋼城看望女兒，路過和平公園的時候突然摔倒在地上，不能動彈，周圍的群眾要打「110」報警，正巧路過的24街居民王某連忙說：「找彭戶籍還快些。」於是迅速撥通了彭濤的手機。3分鍾後，彭濤火急火燎地趕到現場，將老人扶了起來，確認老人身體沒有大礙後，駕車將老人送到目的地，並親自將老人背上6樓。今年3月份，老人不幸去世，彌留之際還不忘拉著子女的手念叨：「彭戶籍是個好人，好人啊……」。2006年2月份的一天，雪下得很大，新溝橋小學教師肖某在上班的途中被一輛富康車撞倒，車主迅速駕車逃離現場，肖老師無助地倒在雪地里動彈不得。與肖老師在一起的李老師，想追肇事司機又怕肖老師傷重，急得團團轉。情急之下，她想起彭濤說的話：「有困難，就找我。」於是她立刻撥通了彭濤的手機，彭濤二話不說，問清楚了地點後迅速趕到現場。他冷靜地將身上錢全部拿出來遞給李老師，要她先送傷者去醫院，並通知交警前來勘察現場，隨後又立即組織群眾追到了肇事車輛，將肇事司機交給了趕到現場的交通民警。

只要是做好事，無論是不是自己職責范圍內的事情，彭濤做起來也是不遺餘力。今年過年以後，新橋社區的一個廁所下水道堵塞了，糞水一直彌漫到小區的大路傷，過往群眾苦不堪言。社區也多次向城管和水務部門進行了反映，但相關部門一直以工作忙為借口進行推託，長達半個月時間無人過問。彭濤得知這一情況後，向居民承諾如果沒有人管他將親自上陣用長篙進行疏通。水務部門的工作人員被這個「管得寬」的民警所感動，終於抽出專門時間和彭濤一道將這個下水管道進行了疏通，徹底解決了群眾「出行難」的問題。新橋社區市各老社區，下水管網老化年久失修，經常滯水，彭濤設法和社區居民幹部一起，將社區內所有窖井全部沖洗了一遍，為社區居民營造了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

從2006年開始，彭濤就給自己定了「五個上門」制度：一是孤老、殘疾人、軍烈屬、下崗職工、困難戶的節假日上門看望制度。逢年過節的時候，彭濤都要把轄區孤寡老人、軍烈屬和特困戶聚在一起，請他們吃團年飯；二是居民幹部和治安積極分子生病上門慰問制度；三是群眾見義勇為抓獲罪犯，上門慰問並向其所在單位發建議獎勵函；四是為群眾代辦戶口送上門制度；五是群眾之間發生糾紛，主動上門調解。現在新橋社區的群眾只要有困難、有急事，第一個想到的總是彭濤，他的手機號幾乎成了新橋社區的「110」。因為在居民群眾的心中，彭濤就是社區的「110」，無論大事小事，他都有求必應。社區幾乎所有的老人、殘疾人都被他幫助拎過菜、拉過車、扛過煤氣壇子、修過水管、送過物資，可群眾感謝他的煙、酒等禮物他卻從未接受過。
四、面對未成年人，他悉心幫助促其健康成長

從2002年開始，彭濤利用擔任新溝橋小學法制副校長的有利條件，通過整治校園周邊環境、上法制課、為「雙差生」逐人建立檔案、定期上門走訪等措施，切實關心未成年人思想教育，使他們能夠健康成長，並做好了「三個一」，即：在每個學期的開學典禮上為全體師生上一次法制教育課；每個月為學校的問題學生進行一次心理輔導；每周到學校了解一次學生的特殊問題。

為維護轄區學校及周邊地區治安秩序，給學校創造良好的教學和生活環境，彭濤積極採取措施，大力整治校園周邊環境。他一方面規范校園網吧、錄相廳、檯球室等場所的管理，堅決取締非法經營的娛樂場所；另一方面他與衛生、文化、質量監督等有關部門加強聯系，強化對校園周邊環境的治理，加大對含有淫穢、色情、暴力的書刊、影碟、游戲盤等各種非法出版物的打擊查處力度，將關心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舉措落到實處。

針對中小學生普遍法制觀念淡薄、自我防範意識差的情況，彭濤積極深入校園，主動配合學校，對轄區中小學生廣泛開展法制教育、旅遊安全、交通安全、食品衛生、防火、防盜和預防洪水、雷電等自然災害等安全常識教育，教會青少年在特殊情況下自護自救、防衛逃生等生存本領，提高其法制意識、安全意識及自我保護能力。去年該小學一名學生家中發生了煤氣泄漏，當時家裡只有他和母親兩人，而且他母親正在午休，情況十分危急。聞到異味的學生非常冷靜地打開了家裡的窗戶，並搖醒了母親，成功避免了一場可能發生的悲劇。事後大人問他為什麼這么冷靜，他自豪地回答說是彭叔叔教的。2006年3月，彭濤組織了新溝橋小學全體學生前往青山綠茵廣場，觀看了禁毒宣傳展覽，並在「遠離毒品」宣傳條幅上簽名，使學生們認清了毒品的危害性，做到從小就遠離毒品。

未成年人往往自控能力差，面對網吧的誘惑常常力不從心，一不小心就會深受其害。2005年8月份的一天，新溝橋小學畢業班學生唐劍鋒的班主任發現他一連3天未來上學，打電話到家裡，父母還以為他在學校上課。彭濤得知這一情況後，發動師生在附近網吧尋找，終於在八大家一黑網吧內將唐劍鋒找到。在給唐劍鋒做思想工作的同時，彭濤深深認識到要讓學生徹底遠離網吧這一「毒瘤」，僅靠他一個人是不夠的，要發動多方面力量，群策群力，才能達到好的效果。他一方面積極和工商、文化部門取得聯系，加大對轄區學校周邊網吧的監管力度，另一方面加強了對學生的宣傳教育。2005年上半年，彭濤還特地發動社區離退休幹部、老黨員成立了新橋社區「四點半」學校，將放學後沒有地方呆的學生組織到社區活動室開展健康有意義的活動，並到學校周邊的網吧內將偷偷溜到裡面玩耍的學生「請」出來。目前，新溝橋小學附近的網吧內再也看不到該校學生的身影了。

彭濤在工作中發現，未成年人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其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會的因素，也有家庭的因素，特別是單親家庭、困難家庭、流動人口家庭子女容易出現此類問題。為此，他積極對單親家庭、困難家庭、流動人口家庭的子女給予關懷和幫助，了解他們的家庭、生活和學習情況，使這些特殊家庭的子女也能夠健康成長。2002年，彭濤了解到轄區一名輟學兒童潘燈遭父母遺棄，跟奶奶生活在一起。由於缺乏管教，他平時行為古怪，心理心態不正常，成天玩電子游戲，甚至染上了小偷小摸的不良習慣。為了給潘燈提供一個好的學習和生活環境，彭濤主動帶著潘燈到學校，懇請學校收下。而且在一段時間里，每天接他放學，盯著他做完作業，看著他睡下才離開。他經常利用工作之餘到學校了解潘燈的學習情況。考慮到潘燈的家庭經濟狀況較差，潘燈的奶奶每個月只拿低保，彭濤在每個學期開學前一定親手將學費交給潘燈的奶奶，並把他春秋遊的費用直接交到學校。當老人家看到一位與自家無親無故的民警這么關心自己的孫子及家庭，並無償資助學費時，幾次都感動得要給彭濤下跪，彭濤只是平靜地說：「這是我應該做的」。現在小潘燈改變了學習習慣，比較聽老師的話，見到彭濤就會親熱地叫他「彭爸爸」。幾年來，彭濤一共幫助了10多位因為家境困難或染上不良習氣而輟學的未成年人重返校園，使他們重新走上人生正軌。

新溝橋小學1000多名學生中沒有不認識彭濤的，見到彭濤，他們都會很親切地喊：「彭叔叔好」。在孩子們的心目中，彭濤就象一面鏡子，代表著千千萬萬公安民警的良好形象。2004年彭濤被光榮地評為XX市首屆「十佳校外輔導員」。

五、面對誘惑，他秉公執法不徇私情

彭濤在人民群眾的眼裡是一個好警察，在同事的眼中，他也是一個好朋友和好榜樣。從警15年來，彭濤身邊的同事有的提了所長，有的提了科長，與他一同走進警營，走進同一個派出所的同學如今已走上了基層領導崗位。但是彭濤的崗位一直沒有變，身份也一直沒有變。他深深感到，僅在工作上拚命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使用好人民給的權力，在身處公與私、情與法的尖銳矛盾中，他給自己約法三章：不以權謀私、不吃請受禮、不徇私枉法。他從警以來，從未因個人私事動用公車。他還給家屬規定了三個不準：不準替親戚朋友說情，不準收受別人的財物，不準在外面打他的招牌。彭濤說：「錢多多用，錢少少用，況且我追求的是人活著有價值、有追求、有理想，吃盡美味都是鹽，穿盡綾羅都是棉」。對待金錢，他不受經濟思潮影響，胸懷淡泊之志，守得住清貧，耐得住誘惑。他的岳父母在商場上經過多年的經營與積累，家資豐厚，經濟條件優裕。旁人不解地問：「幹了15年的責任區民警，都沒有撈個一官半職，還是個民警，你這樣干到底圖個啥？」岳母也時常嘮叨：「派出所社區民警這么辛苦，乾脆跟領導說說，換個輕松崗位。」對此，彭濤總是一笑置之。從警以來，他從來不以權謀私、吃、拿、卡、要，始終保持著共產黨員的清正廉潔，生活更是十分勤儉節約，從不奢侈浪費，用的手機還是從舊貨市場買的二手貨，買菜總是等到下午6時後再去。有時居民故意開玩笑問他為什麼不早上買菜，而等到晚上菜販收攤前買菜，他回答：「晚上別人要收攤回家，所以價錢便宜些。」一席話說得聽者唏噓不已。16年來，彭濤為居民群眾做好事、辦實事、解難事不計其數，救濟貧困群眾他慷慨解囊幾十元、幾百元甚至上千元從不吝惜，卻從未為自己和家人謀一分私利，從未接受任何好處。曾有人企圖用金錢開道，想在他的轄區搞違法經營，但都遭到彭濤嚴辭拒絕，其中不乏他的熟人好友。2003年11月的某天，有一名餐廳老闆想在店內擺放幾台賭博游戲機，通過一個熟人偷偷塞給彭濤一個鼓鼓的紅包。一向為人和氣的他頓時翻了臉，嚴厲批評道：「你要是合法經營的話我保護你沒二話，但想搞旁門左道的事別怪我翻臉。」當場將紅包重重地砸在桌子上，搞得熟人尷尬不已。

彭濤轄區內由一名叫趙葳的失足青年，經常同社會上的一些閑散人員混在一起，是彭濤的重點幫教對象。彭濤經常利用下管段或休息的時間找其談心，彼此之間非常熟悉，趙葳總喊彭濤叫「彭大哥」。2005年3月24日，新溝橋轄區發生一起傷害案件。彭濤發現其中一犯罪嫌疑人的特徵與趙葳比較相似。彭濤馬上找到趙葳了解情況。趙葳起先不敢承認，但禁不住彭濤的嚴厲質問，只得向彭濤下跪並苦苦哀求：「彭大哥，我對不住你，一時糊塗才跟他們去幫忙的。只要你能睜隻眼閉隻眼，我願意給你任何好處。」彭濤將他扶起，語重心長勸導了他一晚上，終於做通了趙葳的思想工作。趙葳連夜到派出所投案自首，並交待了案情和另外幾名犯罪嫌疑人的詳細情況，為該案最終成功破獲提供了重要線索。趙葳被關押以後，彭濤還多次買來書籍、生活用品和水果前去看望，勉勵他好好改造，爭取重新做人。

面對榮譽，彭濤總是淡然置之，他總說自己做的事情都是些小事，不值得大書特書。2003年12月3日，《楚天都市報》曾經刊載了一篇題為《默默奉獻13年，好事要說「一千零一夜」— —封信牽出「雷鋒」戶籍警》的通訊，大篇幅報道了他紮根基層、默默無聞、無私奉獻的先進事跡，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隨後，《湖北日報》、《長江日報》、《楚天金報》、《武漢晨報》、《武漢晚報》等多家新聞媒體又對彭濤同志的先進事跡作了深入報道。時任市委常委、市局黨委書記、局長黃關春同志在報道上作出批示：「彭濤同志以實際行動在實踐『人民公安為人民』的服務宗旨，值得全市公安民警學習。」

2005年12月24日下午，彭濤的述職述廉工作報告會在新橋社區舉行，分局黨委書記、局長張曉紅參加了會議。會上，由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居民群干、企事業單位領導、學校教師等30多名居民代表，對彭濤的工作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在隨後進行的民主測評中，代表們對彭濤的2005年度工作進行無記名投票，結果滿意率達到了100%。

平安，和諧。每當看到這樣的字眼時，總是有一種寧靜、祥和的意境降臨，總要勾畫一幅幸福和諧的盛世太平。在社區民警這個平凡的崗位上，彭濤以他對工作的熱愛和對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守護著整個新橋社區的安寧。「對於擁有彭濤這樣的社區民警，新橋社區居民是安寧的，也是幸福的」。而群眾的贊賞，也就是對彭濤的最大獎賞。作為一名責任區民警，彭濤心中裝滿了工作，裝滿了群眾，裝著千家萬戶，他願燃燒自己金色的年華，實現人生最大的價值。正如他在功模民警巡迴事跡報告會上袒露心聲：「明白比智慧更重要，我對人生的追求就是當棵小草，小草能夠綠社區，這也是一種幸福」。

『貳』 吉林大學珠海學院 舞蹈形體訓練老師 彭濤 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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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 乙丑年是那幾個年份清朝彭濤是什麼人

彭濤： 晚清
1645年6月，大清朝攝政王多爾袞下了一道命令：
向來剃發之制不即令畫一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畫一，終居貳心，不幾為異國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後，京城限旬日(十天)，直隸各省地方自文到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剃發。
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避惜發，巧辭爭辯，決不輕貸。該地方文武各官，皆當嚴行察驗。若有復為此事瀆進章奏，欲將已定(按指佔領)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隨本朝制度者殺無赦！[1]
改朝換代，要臣民「易服色」、「正衣冠」，把老百姓外表變一變，表示與前朝前代劃清界限，以正觀瞻，本屬正常，在北魏時期就有過，但從未像大清朝這樣嚴厲。滿人剛入關時，對漢人是否留發，也還是「姑聽自便」的，即使朝廷之上，滿漢官員，也各穿他們原來的服裝，為什麼轉彎這么快，就要「殺無赦」呢？原來，有個無恥的明朝進士孫之獬，降清之後，主動改從滿制，剃發留辮，以表忠心。但每逢朝會時，滿漢大臣都不買他的帳，滿班官員說他是漢人，漢班官員說他是滿人，都不讓他入列。孫之獬一怒之下，上奏順治皇帝：「陛下平定中國，萬事鼎新，而衣冠束發之制猶存漢制．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從陛下也」。清統治者於是順手推舟，把留發不留發，看作一個大是大非的政治問題，下令剃發留辮，違者視作反抗朝廷，殺無赦。於是，清兵一手拿剃刀，一手拿屠刀，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本來清軍鐵蹄所到之處，就是一片血雨腥風，如《揚州十日》、《東華錄》里記載的清軍屠城，這下因為剃發又找到一個大加殺伐的理由。
267年之後，也就是1912年3 月5 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發布通令——《令內務部曉示人民一律剪辮文》：
滿虜竊國，易於冠發，強行編發之制，悉從腥膻之俗。當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從被執，從容就義，或遁入流，以終余年。
今者滿廷已覆，民國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滌舊染之污，做新國之民。茲查通都大邑，剪辮者巳多。至偏鄉僻壤，留辮者尚復不少。仰內務部通行各省都督，特飭所屬地方，一體知悉：凡未去辮者，於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凈盡。有不遵者違法論。該地方官毋稍容隱，致干囿犯。又查各地人民，有已去辮。尚留其四周者，殊屬不合。仰該部一並諭禁，以除虜俗，而壯觀瞻。此令。[2]
孫中山的總統令，要求國民「滌舊染之污，做新國之民」，「除虜俗」，「壯觀瞻」，雖然沒有像清朝統治者那樣「殺無赦」，但還是「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凈盡，有不遵者違法論」。在孫中山看來，剪不剪辮子，也是個旗幟鮮明的政治問題。
一個政權的起幅和落幅，與頭發的干係這么多，這確實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事情。這往往使人感到迷惑。
辮子，漢人古已留之，只是不像滿人那樣要在腦門上先剃掉一圈毛再編起小辮子。在儒家的政治辭典里，頭發辮子之類的東西，是人體肉身的延伸，不僅是身體的一部分，而且還有更重要的意義，能否保全，事關孝道，不得輕率。孝經開宗明義就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頭發，實已成為漢民族的一種民族禁忌或記憶，成為一個文化符號，成為遵法度，守孝道的一種文化儀式。正因為如此，滿人入關後勒令剃發留辮才具有徵服的象徵意義，明末清初的人民逃避剃發才具有反抗意義，清末志士仁人斷發剪辮才具有革命意義。存在主義哲學家、直覺現象學的創始人梅洛·龐蒂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判斷："世界的問題，可以從身體的問題開始" 。或許，我們從頭發，或辮子這個角度入手，看看晚清及其五四一代學人，他們如何對待辮子問題的。
晚清及其五四一代人，許多人革命是從辮子革起的。
先說章太炎。
章太炎既是一代國學大師，也是條響當當的漢子，是民主革命的最堅定者之一。他一生曾經七次被追捕，三次下獄。清末任《蘇報》主筆，倡言反滿排滿，為鄒容《革命軍》作序，參加同盟會，組建光復會，作《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反對君主立憲，反對帝制。辛亥革命後，反對袁世凱復辟，「以大勛章做扇墜，臨總統之門，大詬袁世凱」，他把大學問家和大革命家兩個角色切換得如此優容自如，無論在近代學術史，還是革命史上，都是一個奇觀。
章太炎的辮子革命有強烈的儀式色彩。1900年7月26日，維新變法失敗以後，在上海張園，滬上名流八十餘人開會，組織了一個「中國議會」，准備以上海為基地，武漢為前線，湖廣為策應，組織南方軍隊，北上拘押慈禧太後，把光緒皇帝營救出來，然後推翻滿清，建立漢人執政的君主立憲國家。參加者有退隱的高官文廷式、馬相伯，有曾國藩的大幕僚容閎，還有知名學者嚴復、宋恕。會上，章太炎激昂慷慨，表示要徹底反滿，不與光緒皇帝共戴一天，於是咔嚓一聲，辮子應聲落地。據考證，這是中國文人在中國本土剪下的第一根辮子。[3]在章太炎落發剪辮之前，早在1895年，孫中山在廣州起義失敗以後，憤然剪掉辮子，表示與清廷勢不兩立。他的追隨者也紛紛仿效。而一些留學日本的學生，為了不被人恥笑的拖著條「豬尾巴」，他們或者把辮子盤起來，塞進帽子——日本人稱他們頭頂「富士山」，或者乾脆剪掉，以示新潮。由於他們身居海外，無論是出於反滿革命，還是追隨新潮，即使再大逆不道，安全性還是大得多。
倒是章太炎，遭遇了很大壓力。正是因為這件事，他的老師俞曲園對他嚴厲指責，還聲言要講其逐出師門。於是，就有了章太炎作《謝本師》，表示斷絕師生恩義。
五四幾個主將當中，幾乎每個人都演繹過一段關於辮子的故事。陳獨秀的辮子是什麼時候剪掉的，沒有直接的資料。朱洪在《陳獨秀傳》中，說到他第二次從日本歸來，「西裝革履，烏黑濃密的頭發向後梳去，一副留洋學生的派頭」，[4] 他與前夫人所生的三兒子陳松年回憶道：「在滿清時代，他是革命黨人，在日本剪辮子，回來戴假辮子」。 [5]據此推斷，他應該是留學日本時剪掉辮子的。比他本人剪辮子轟動的一件事是，他留學日本時"由張繼抱腰，鄒容捧頭，陳獨秀揮剪"，剪掉了清朝派出的學監姚昱的辮子。[6]事後，姚通過外交途徑與日本政府交涉，陳獨秀等人被日本當局遣返回國。他以剪辮子為革命標志的觀念與當時並無多大不同。
李大釗在日本同樣進行過一次辮子革命。1915年，他與留日學生司徒復興等一起發動了一個剪辮子風潮，把凡是還拖著辮子的留學生當作保皇派，把他們的辮子強行剪去。他是什麼時候剪掉辮子的呢？據說，他的堂兄在辛亥革命後曾經強行在村裡發動了剪辮子運動，先是把一起的幾個伙計的辮子剪掉了，然後再剪其他人的。據此推斷，他剪辮子大概在1911年後，最遲不會晚於1913年他去日本留學前。[7]而李大釗本人對辮子的直接看法，現在筆者手頭的史料里可以找到的是一是李大釗在唐山做工人運動期間，向當地的評劇藝人宣傳在戲台上放腳、戒煙和剪辮子。[8]他在這里把辮子當作惡習來看待；二是他當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時，向中文系教授劉復編訂的《歌謠選》供稿，他的來稿是：「不剔辮子沒法混，剔了辮子怕張順（勛）」，通俗地諷刺了張勛復辟時期，有無辮子都兩難的社會怪現象。[9] 胡適的辮子革命要平和得多。1908年，胡適到中國公學求學，學生中有些激進者，往往強迫有辮子的同學剪去辮子。而他在中國公學三年多，始終沒有人強迫他剪辮子，也沒有人來要求他加入革命黨。後來有人告訴他，說大家看他年紀小，又是個做學問的料，就有意保護他。[10] 但他的革命，還是免不了從辮子開始。關於他的剪辮子，有兩種說法，一說他去美國留學前在上海剪下的，並託人帶給了母親，一說是去美國以後剪的，總之，在他1910年去美國前後，他已經沒有了辮子這是千真萬確的，他的剪辮子，不如他人轟轟烈烈也是事實。但後來他在北大做教授時，對辜鴻銘的辮子卻很是反感，對蔡元培包容這等老朽也頗有微詞。而且，胡適與辜鴻銘還有段關於辮子的公案。 1919年8月，胡適在《每周評論》第三十三期登出了《隨感錄·辜鴻銘》，嘲笑辜鴻銘的辮子：
現在的人看見辜鴻銘拖著辮子，談著「尊王大義」，一定以為他是向來頑固的。卻不知辜鴻銘當初是最先剪辮子的人；當他壯年時，衙門里拜萬壽，他坐著不動，後來人家談革命了，他才把辮子留起來。辛亥革命時，他的辮子還沒有養全，他帶著假發接的辮子、坐著馬車亂跑，很出風頭。這種心理很可研究。當初他是「立異以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歸」了。[11]
辜鴻銘看到文章很不高興，甚至揚言要和胡適法庭上見。還在一個場合慎重解釋，他的辮子是在英國留學時，剪下來送給了一個可愛的姑娘。
在胡適看來，辜鴻銘的剪辮子最初是「立異以為高」，耍名士派頭，而後來是「久假不歸」，只是一種慣性，並不代表什麼特別的意義。
1903年，魯迅出國之前在上海剪掉辮子，還照了相，並在照片的背面寫了一首詩送給好有許壽棠。這首許壽棠命名《自題小像》的詩寫道：「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魯迅在剪辮子的時候，雖然慷慨悲歌，要「我以我血薦軒轅」，雖然龍庭還是大清的愛新覺羅氏坐著，但留發不留頭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即使早他三年剪辮子的章太炎，也並沒有因為剪辮子而遭到清政府的迫害，他後來（也是1903年）因「蘇報案」蹲監獄，也沒有被新帳老帳一起算。
為什麼清初連 「巧辭爭辯」 也不允許的嚴苛法律，這時候變寬鬆了呢？
其實，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強弩之末的大清朝，剪不剪辮子，不再是一件特別了不得的事情。維新變法時期，康有為曾經光緒皇帝載�?，請求「皇上先斷發易服，詔天下，同時斷發，與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12] 康有為都膽敢勸皇帝剪辮子了，可見到清末，剪辮子至少是一件可以討論事情。"今為機器之世，多機器則強，少機器則弱，辮發與機器，不相容者也。且兵爭之世，執戈跨馬，辮尤不便，其勢不能不去之。"變法失敗後，剪辮子依然是可以討論的。1903年初，《大公報》發起了斷發易服的討論，贊同者已佔了多數，有論者居然公開主張「今使皇上首易西裝，為國民倡，天下之人，有不靡然向風者乎?」。[13]同年《大公報》還報道，「江南新學國民及留學生多剪去辮發，以為不如此則形式上有缺點也」。[14]而清廷統治者自身，也以剪辮作為開明的象徵。作為國家機器的軍隊，也開始嘗試剪辮。1905年6月，清朝新編陸軍實行改服制，一些官兵為便於戴軍帽，將發辮剪去一束；軍界的剪辮之風氣也傳染到了政界，1905年清政府派端方等大臣出洋考察憲政，隨員40餘人中，"剪辮者已居其半"，其中"有翰林，有道府，有教員，有武員，一切皆有職銜者"。[15] 同時，最早實行警察制度的天津，警察也已"剪去發辮三分之一"。至1906年5月，由於"軍界中人紛紛截落發辮者不可勝數" [16]。當然，也不是沒有阻力。出洋考察政治大臣載澤、戴鴻慈等歸國後也分別呈請剪辯，均為慈禧壓下。1906年，"澤公歸國後，已有奏請官員剪發之折，兩宮深滋不悅"。[17]不久，"戴少懷待郎召見時，面呈削發之利便，皇太後但笑而不言，末蒙允許"。[18] 1907年5月6日，經學部奏准，清廷嚴禁學生和軍人剪辮。其中學生"一經查出，即當咨明學部，分別懲處"。軍人"如有不遵定製，改用他裝，以及剪去發辮等事，無論官員、兵丁，均即斥革"。[19]這是清中央政府關於剪辮的第一道嚴厲禁令。令下，各地官府採取了一些行動，如山東提學使發布告示："除留洋學生外，有割辮洋裝者，無論何項學堂之學生，一律懲辦。"[20] 剪辮風潮才稍稍平息。但即使如此，清廷裡面的開明派還是主張剪發。慈禧死後，保守派失去依恃。1909年光緒的兩位弟弟載濤（時任軍諮大臣）、載洵（時在外洋考察，歸任籌辦海軍大臣）分別提出："非剪發易服，不足振起全國之精神，懇請明降諭旨"。[21]著名立憲派人物、江西提學使湯壽潛也對攝政王提出，請"易服削發，一新天下耳目"。[22] 1910年，黎元洪被從床下拖出來，強行剪辮，被逼無奈，當上臨時總統。1911年12月3日，袁世凱剪辮。1911年12月7日，在各地起義、獨立聲浪中風雨飄搖的清廷下旨，允許自由剪辮。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引用上述資料，是想說明，經過中西文化幾十年沖突和碰撞，經過晚清激烈的政治變局，社會風氣漸趨開明。在晚清的政治生態中，從最敢於弄潮的學界，到畫貓似的仿效西方的軍界，再到保守勢力集中的政界，剪辮漸漸成為一個時尚化行為，甚至有 「秀」化的傾向。雖然還有來自保守陣營的若干阻力，但並不構成實質性的威脅，因而，剪辮行為本身也就不具有政治上的激進性。而且，以晚清政局的合理發展推斷，即使沒有辛亥革命，這條辮子終究還是會被主動剪掉。因此，從革命的政治意義上尋求的話，晚清及其五四一代學人的辮子革命，未必就有那麼大的意義。他們只是社會時尚風潮中的幾個引人注目的弄潮兒而已。與晚明那些抗清志士的寧可斷頭，不可落發相比，這個時期的剪發，在我看來，也不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
如果從這個視角出發，從晚清到民國有兩條著名的、屢屢為人所詬病的辮子——辜鴻銘、王國維的辮子——就不是我們通常的讀解了。中西混血的辜鴻銘，以西學做底子，再通國學，結果拜倒在中華文化的裙下；醇正中國血統的王國維，先工國學，後通西學，結果從他者的眼光中，窺見中華文化自身的某些堂奧。二人殊途同歸，都成為一代國學大師，二人又都因為那條辮子，身前身後遭受非議無數。王國維乾脆成了頑固派、保皇派的代表，說他的辮子的存在，甚至成了晚清遺老「令人鼓舞的標記」，具有「招魂的意義」。但這樣的政治意義是別人賦予的，他自己並沒有標榜或者解釋他為什麼一定要留那條辮子，即使他做末代皇帝的老師，在溥儀圖謀東山再起的時候，「他不曾發表過一片鼓吹復辟的宣言，也不曾從事陰謀家的復辟活動」，但是，他就是要決絕親友弟子的勸告，固執地留著那條辮子，在北伐軍將要進駐北京城，傳言要強行剪掉他的辮子時候，憤然沉湖。
辜鴻銘的辮子也一直拖到死。但他比王國維張揚。他不僅絲毫不以辮子為意，而且還對嘲笑他的人說：「你們腦袋上的辮子是剪掉了，腦袋裡面的辮子則不一定都剪得掉！」[23] 「辮帥」 張勛復辟失敗後，有次生日，他還送了副對聯："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擎雨蓋」，是指張勛的官帽，而「傲霜枝」 則是指他們二人還留著的小辮子。也許，我們從辜鴻銘的「傲霜」二字可以來讀解他和王國維這兩條辮子的意義。傲霜，是中國傳統文人所鍾愛的意象，指涉對象常常是菊花或梅花，菊花早植晚發、凌寒不凋、不妒群芳、獨占秋光的習性。梅花凌寒獨放，虯枝自由伸展的習性，被中國文人人格化，看作是冷傲高潔、桀驁不馴、遺世獨立、笑看風物的化身。不幸的是，辜鴻銘和王國維選擇了這樣一個曖昧不明、備受爭議的行為來「傲霜」，受到誤解和責難也不足為怪。不過，在我看來，這兩根辮子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文化的儀式。從這個儀式中，我們看到了自封建時代以來的史官血脈的流轉，也看到了魏晉時期文人高士的狷狂耿介、抗拒時俗的傳統。從眾易，逆流難。他們以一種可笑和古怪的方式，甚至以生命為代價，實踐了人格上的特立獨行。而這，是一種自晚清開始就要失傳了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最可貴品格。中國文化史上，因為有了這兩根特立獨行的辮子，而更加斑斕多姿。
但是，我也非常明白，我是處在當下語境，甚至是當下個別語境下來看待剪辮子這件事情。晚清排滿那些人不這么看，五四那代人也不這么看。周作人所說："男人的辮子在那時候只有政治的意義......"[24]因為這「政治的意義」 ，所以章太炎的剪辮，由於選擇了一個萬人矚目的場合，所以那個儀式搞得似乎像今天的一場「秀」；魯迅剪辮子，要照相，還要慷慨題詩：「我以我血薦軒轅」，他自己賦予了這個行動非同一般的意義。他把剪辮子當作革命的開始，當作把肉身奉獻給革命的開始。「血」這個意象，指的是身體，生命，這里他已經把作為個體的身體「共名」化了,宏大化了。共名是陳思和在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時使用的一個概念，指的是能夠涵蓋一個時代精神走向的一些概念或主題，如五四時期的科學和民主，五十年代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25]本文所借用的「共名」這一概念，指的是晚清及五四一代人，常常消解生命的個體意義，而把個人與國家前途、民族命運聯系起來的一種傾向。如譚嗣同的「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如魯迅的「我以我血薦軒轅」，陳獨秀的「英雄第一傷心事，不赴沙場為國亡」[26]李大釗的「何當驅漠北，遍樹漢家旗」。[27]
把自己的身體共名化的結果，就是寬泛身體的能指，使身體具有更豐富言說的功能。約翰·奧尼爾認為：「人類首先是將世界和社會構想為一個巨大的身體。以此出發，他們由身體的結構組成推衍出了世界、社會以及動物的種屬類別」，「我們的身體就是社會的肉身。」 [28]因此，人類是以自己最熟悉的身體為模型來構建自然與社會的關系，如此，人自然的肉身就和社會的肉身同構，而這個社會的肉身，就是章太炎、魯迅、陳獨秀們以身相許的民族國家。
章太炎、魯迅、陳獨秀們的辮子革命，還源自革命想像。當漢人的辮子或發髻被強迫依照滿人的辮子樣式改變的時候，對於漢民族來說，這根辮子成了身體的他者。魯迅說得很沉痛，也很精闢。他說「那時中國人的反抗，何嘗因為亡國，只是因為拖辮子」。[29]但是，在歷經二百六十多年的變化後，這個他者已經自認了。那些祖先曾經以鮮血和頭顱反抗身體他者化的子民，絕大部分再次把辮子體認成了傳統。但是，並不是所有人都忘記了那根辮子的他者身份，民族的記憶沉澱下來了。革命者不斷提醒人們，祖先的反抗還有繼續的必要；列強環伺的外部環境也時時提醒人們，那根「豬尾巴」可能拖累整個國家。至於說剪辮子會給這個國家帶來多大實質性的變化，章太炎、魯迅、陳獨秀們也許不清楚。但當時，辮子卻是先行者們在「鐵屋子」里可以順手抓得到的敵人。抓它來做革命的對象，比孤獨地到無物之陣去沖殺一陣，叫喊幾聲，沒人應聲要好。在《風波》里，魯迅是生動地描繪過剪辮行為給死水一般的偏僻鄉村攪動的一絲絲波瀾。但在《頭發的故事》里，魯迅似乎從《自題小照》的豪氣中脫離了出來，而說「我出去留學，便剪掉了辮子，這並沒有別的奧妙，只為他不太便當罷了。不料有幾位辮子盤在頭頂上的同學們便很厭惡我；監督也大怒，說要停了我的官費，送回中國去」。[30]他回到國內，雖然買了一條假辮子，變成了他自己筆下的「假洋鬼子」，但家鄉人正如阿Q生活的魯鎮的人們一樣不喜歡他，當地的一個鄉紳據說還要去告官。魯迅生動記述的這些景象，正好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以辮子為革命想像對象的合理性。
魯迅曾經喟嘆，「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只因為這不痛不癢的頭發而吃苦，受難，滅亡。」[31] 有個西方人也曾經感嘆：全世界如果想尋找一個像中國漢族人之罹患頭發之厄禍的民族，恐怕是沒有。為頭發而損失古今幾十百萬中國人的生命實在不能不算是世界上極少見的怪現象。從清朝立國到傾覆，頭發，辮子，卻是漢民族揮之不去的一個心結。晚清到五四一代學人辮子的或留或剪，都折射了超越身體以外的政治的、文化的意義。

『肆』 彭濤的先進事跡

2006年秋季學期，初三年級有300多個學生，近二十位教師，組織管理，教育教學任務很重，升學的壓力也很大。彭濤作為年級組長天天堅持早來晚走，深入掌握每個班級每個教師的情況，及時發現解決問題。另外，她還擔任初三(2)班班主任，上兩個班的數學課，備課、上課、測驗、批改作業、輔導學生，總覺得時間不夠用，恨不得生出三頭六臂。
12月6日下午6點鍾，彭濤老師像往常一樣勞累了一整天，抽出時間跑到伙食團草草吃了一點飯，出門時與其他兩位同年級女教師交談了教學方面的些情況。突然，有學生驚呼「要出事！」此時，只見在校園內一個面相兇狠的青年男子正把初三(3)班女生李某往學生寢室左側巷道里拉扯。彭濤見狀，與兩位女同事一起，疾步奔向前去，一聲斷喝：「住手，不能傷害我們的學生」。歹徒一見是女的上前，便有恃無恐，橫眉豎眼地辱罵開來：「你們幾個女婆娘，我找她說說話，關你們什麼事，謹防我捅你們幾刀」。彭濤同志理直氣壯地大聲說：「怎麼不關我們的事，學生的事，就是我們的事，有啥子事，就找我們說！」。面對窮凶極惡的歹徒，彭濤邊說邊沖上前去，迅速將學生拖回到自己身後，護住學生。歹徒惱羞成怒，惡狠狠地一耳光扇在彭濤同志臉上，並叫囂：「老子殺死你！」，彭濤勇敢地用自己手裡的包回擊歹徒，並死死抓住歹徒要將其扭送到治安室，紅了眼的歹徒凶惡地推開彭濤老師，從衣兜里掏出一把管制刀具極其兇殘地向彭濤老師的胸腹部接連捅了三刀，鮮血頓時染紅了衣服。此時彭濤心中只有學生，於自己的安危全然不顧，仍叫大家護住學生，不讓凶徒逃跑，學校教職工聞訊趕來，歹徒揮刀奪路逃遁……。
彭濤捨身護學生的英勇事跡感動著古藺人民，各級領導、社會各界、機關幹部、工人、農民都紛紛趕到醫院看望慰問她，她教過的學生，無論是工作的，還是在校的都流著淚來到醫院看望她。一個做貨運的學生出差回來已是晚上十一點了，聽說彭老師事跡後，丟下飯碗，跑到病房，拉住彭老師的手說：「我讀書時，雖然學習成績不理想，但你對我好，從不厭棄我，盡管明早我要忙跑重慶，但我也要來看看你，看到你度過了危險，就放心了」。

『伍』 廈門市竹壩學校彭濤資料（急用，求各位網友幫幫忙）

廈門市竹壩學校是一所九年一貫制學校，也是廈門市「市青少年綜合實踐基地」和「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學校在農村社會實踐、體育傳統特色、學生自主管理、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等方面做了積極大膽的探索，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為此，學校被評為福建省第十三屆運動會「先進集體」，2006年被省政府授予「文明學校」稱號，2007年被評為省「先進集體」，2008年又榮獲省「體育道德風尚獎」。學校的李月春老師還被評為「全國優秀教師」。

『陸』 有誰知道吉林大學珠海學院彭濤老師嗎

認識，我以前的英語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