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出土文獻中心教授

1.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的資料建設

中心的資料建設包括紙質資料建設和電子資料建設兩部分。
中心現有八十餘平米資料室一間及十餘平米期刊室一間。存放各種書刊七千餘種。除自行購置外，中心還接受社會捐贈的資料。譚朴森先生與馬辛寒先生家屬先後向中心捐贈圖書共計一千餘種，極大地豐富了中心的藏書。
中心現建有電子資料庫，採用硬碟和光碟結合的形式存放各類資料一萬余種，以補充紙質資料的不足。

2. 清華楚簡是古書大發現嗎

是的。

清華楚簡是古書大發現。

2008年，清華大學搶救回一批走私到香港文物市場的珍貴竹簡，依慣例命名為「清華簡」。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錫圭這樣評價：「近年出土材料中，清華簡最為重要，以後還能不能出這樣的資料，還能不能出更重要的資料，這都很難說；清華簡出來以前，誰也想不到有這么一批東西，是可遇不可求的。」

為了更好地保護這批竹簡，2008年9月，清華大學成立了由李學勤先生帶領的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十載光陰，倏忽而逝，清華簡的整理和研究也在此期間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11月17日，紀念清華簡入藏暨中心成立十周年紀念活動在清華大學隆重舉行。本刊簡要梳理回顧圍繞這批竹簡而展開的工作，以紀念「清華簡」的第一個十年。

2008年，清華大學搶救回來一批珍貴的竹簡。7月15日，一批用保鮮膜包裹的竹簡，共計2500餘枚，運抵清華大學圖書館老館，盡管此前已在香港見到過其中幾枚，清華大學的專家們依然激動不已。

在李均明老師帶領下，文物保護專家馬上對竹簡進行搶救性保護，用了三個月時間，首先對2500餘枚竹簡逐枚進行清洗、殺菌。

根據竹簡形制和字體特徵，初步判定為戰國中晚期的楚簡，與以往發現的荊門郭店一號楚墓竹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近似。

清華簡是戰國中晚期即被埋藏地下的竹書，逃過了「焚書坑儒」，也逃過了秦漢戰火。因此，清華簡就其內容而言，大多為古書佚籍，這就意味著，清華簡為了解、研究中國先秦時代新增加了諸多重要的歷史文獻。

在搶救保護清理工作緊鑼密鼓進行的同時，當年8月，清華大學決定成立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10月14日，來自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吉林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國家文物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上海博物館、荊州博物館等單位的11位相關專家對這批竹簡作了全面鑒定。出具的《清華大學所藏竹簡鑒定會鑒定意見》認為：「這批戰國竹簡是十分珍貴的歷史文物，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是前所罕見的重大發現。」

3. 38歲三輪車夫蔡偉，被復旦破格錄取讀博，是奇才還是笑料

高中畢業生，三輪車夫，還有下崗的工人。看似三個詞語代表著截然不同的三個人生，恐怕大家都不會想到，這三個詞語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將一個復旦大學的博士生聯絡起來。有這么一個特殊的人物，是一個只要高中學歷的三輪車車夫，名叫蔡偉，被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討中心破格的錄取為博士研討生。往常的蔡偉，在貴州的一個學校授課。

畢業以後，由於年齡較大，第一學歷的緣由，找工作不順利，但是接納到了遠在貴州的安順學院的約請，從此，蔡偉終於在閱歷了多年的災難生活之後，紮根下來。

蔡偉也深深的曉得本人的閱歷特殊，也走過許多坎坷的道路，如今的他在努力的惡補那些曾經沒有學習過的根底學問，這也為他在研討學問上帶來了極大的艱難，這也是別人生當中的遺憾。

許多事情都能通知我們，勝利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經過持之以恆的努力，不怕吃苦不怕流汗的拼勁。而蔡偉固然本人的年齡曾經大了，但是他在學習的道路上，仍然像一個年輕的學子，在廢寢忘食的學習著。蔡偉的故事充沛地通知我們，人的終身起點不論有多低，都要想盡方法要往高處走，前方總會有本人的伯樂。

4. 復旦大學的姜鵬在百家講壇講了幾次

2000年9月姜鵬開始隨朱維錚先生治學，成為當時朱維錚先生門下年齡最小的弟子。而就在那時朱維錚先生在時隔十數年後，首度重新開設「中國經學史」的課程，朱先生這門課有個習慣，每次都預先布置下堂課的主題，並要兩名學生在他開講前做讀書報告。姜鵬這個新兵便光榮的在第三堂課就要做讀書報告。而不巧的是那時候姜鵬當時正中了「秋毒」患上帶狀皰疹。於是便忍著疼痛寫了一篇《孔子與儒的角色轉變》。雖說朱維錚先生在前一堂課中已然說過，甲骨文中沒有「儒」字，但姜鵬考察了可靠資料，發現甲骨文中已經識別出「儒」字。於是這個小牛犢便在課堂上向學術界泰斗朱維錚教授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了並提供了可考察的資料。姜鵬講完自己的意見後，朱維錚先生非常高興，認為姜鵬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資料，並且改變了他的看法。事後先生還用這些材料寫了篇《難說的說儒公案》，發表在《文匯讀書周報》上。
同時姜鵬因為這件事給朱維錚教授以及師兄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姜鵬年紀輕輕的便有機會同師兄們參與朱維錚教授主持編校的書籍《利瑪竇中文著譯集》
2012年偶然的機會，百家講壇的編導看到姜鵬的一些關於上海青年讀書活動的公益性講座後，便邀請姜鵬參加百家講壇這樣一個能發表自己獨特見解的平台上來，於是便有了百家講壇之行。[1]
同時我們也發現王立群先生以前在百家講壇講《史記》的時候也石也讀「shí」，也曾遭受質疑。看來這個問題並不簡單。隨後部分網友指出《古漢語常用字字典》（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4版），其中「石」字沒有「dàn」的讀音；一本《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5版），其中「石」字「dàn」的讀音後括弧中有一段說明：「在古書中讀shí，如二千石、萬石等。」

姜鵬
據了解北京師范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副教授、歷史小說家史傑鵬先生表示，「石」和「擔」的情況屬於同義換讀，把「石」讀作「擔」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因為「一石」和「一擔」的分量相同，因此產生換讀。宋代以後，把「石」讀為「擔」日趨普遍，但也只限於民間，「石」的「dàn」這個音，在《康熙字典》中也不見載，可見這個字的俗讀當時並沒有得到官方承認。史傑鵬為此專門在《文匯報》文匯學人版發表了文章《「二千石」之「石」究竟怎麼讀》來闡述這個問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郭永秉先生認為，漢代的「二千石」肯定不能讀「dàn」音，當時還沒有這個讀音。[2]
朱維錚病危那幾天，姜鵬反思，「自己這幾年就像個貪玩的孩子，耽於藝文，忘乎大道。總以為有先生在，不用自己操心。」在最後的日子裡，朱維錚用整整兩個晚上和姜鵬長談。姜鵬曾對人說。他承認先生批評他在「百家講壇」上做《漢武帝的三張面孔》節目，告誡還是要把根基牢牢扎在學術上。這些年來，大家從這個節目中了解歷史，也把歷史變成了消費文化的一部分。學者明星化，泛濫成災的歷史劇，使歷史成了娛樂場。這和史學家守護的原則勢同水火，朱維錚難容對歷史的輕佻，直言：「於丹不知《論語》為何物」。「那些粉絲中了毒，像喝了毒奶粉一樣。」[3]
在「百家講壇」主講並創作《兩宋風雲》的袁騰飛被爆不少片段有抄襲小說《柔福帝姬》的嫌疑。針對袁騰飛回應「如有雷同，純屬巧合」，復旦大學歷史系講師、宋史專家姜鵬表示，作為教師、講史人，應該有起碼的道德自律和學術真誠，他的回應完全看不出這一點。姜鵬說，「學術界有個標准，在相同主題情況下，如果連續13個字元與其他作品相同，則視為抄襲。」而袁騰飛抄襲作者原創作品的情節，更是對作者創意的抄襲。

5. 誰知道百家講壇中復旦的姜鵬

個人簡介姜鵬，祖籍浙江寧海，中共黨員，歷史學博士，著名史學家朱維錚先生最年輕的愛徒，現任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講師。中國宋史學會會員，台灣何創時藝術基金會客座研究員。上海公益活動「中智杯」上海青年人文經典讀書活動2010年度最受歡迎的老師。2012年以最年輕的演講人身份[1]在CCTV-10央視科教頻道《百家講壇》6月首播的「漢武帝的三張面孔」系列中擔任主講，視角獨特，獲得好評。曾參與編校朱維錚教授主編的書籍《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等。 生平經歷姜鵬，男，漢族，祖籍浙江寧海，出生於1978年11月23日，中國共產黨黨員。
2000年開始在復旦大學歷史系深造，走上了揭開探索歷史的道路。跟隨中國著名史學家朱維錚教授專修中國思想文化史。 2000年9月——2003年1月，在復旦大學歷史系學習，攻讀專門史專業中國思想文化史方向碩士學位，師從朱維錚教授。 2003年3月，經導師同意，系、校等相關部門批准，提前攻讀專門史專業中國學術史方向博士學位，依舊師從朱維錚教授。 2006年7月博士研究生畢業，獲博士學位，並在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任教。 初生牛犢不怕虎2000年9月姜鵬開始隨朱維錚先生治學，成為當時朱維錚先生門下年齡最小的弟子。據說每次姜鵬見到朱維錚先生都很惴惴不安，敬仰已久的大師，忽然就在眼前。而就在那時朱維錚先生在時隔十數年後，首度重新開設「中國經學史」的課程，朱先生這門課有個習慣，每次都預先布置下堂課的主題，並要兩名學生在他開講前做讀書報告。姜鵬這個新兵便光榮的在第三堂課就要做讀書報告。而不巧的是那時候姜鵬當時正中了「秋毒」患上帶狀皰疹。於是便忍著疼痛寫了一篇《孔子與儒的角色轉變》。雖說朱維錚先生在前一堂課中已然說過，甲骨文中沒有「儒」字，但姜鵬考察了可靠資料，發現甲骨文中已經識別出「儒」字。於是這個小牛犢便在課堂上向學術界泰斗朱維錚教授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了並提供了可考察的資料。據說姜鵬當時心裡極其忐忑不安，師兄們都倒吸冷氣，因為先生留給大家最重要的印象就是威嚴。不知對一個剛入門的毛頭小子提反對意見，朱維錚教授會是怎麼樣的態度。可誰知，姜鵬講完自己的意見後，朱維錚先生非常高興，認為姜鵬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資料，並且改變了他的看法。事後先生還用這些材料寫了篇《難說的說儒公案》，發表在《文匯讀書周報》上。 同時姜鵬因為這件事給朱維錚教授以及師兄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姜鵬年紀輕輕的便有機會同師兄們參與朱維錚教授主持編校的書籍《利瑪竇中文著譯集》 登百家講壇以自己的所知所學回饋社會，做一些公益性的文化宣傳工作，是一名學者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 2012年偶然的機會，百家講壇的編導看到姜鵬的一些關於上海青年讀書活動的公益性講座後，便邀請姜鵬參加百家講壇這樣一個能發表自己獨特見解的平台上來，於是便有了百家講壇之行。 漢武帝的三張面孔所謂的『三張面孔』，就是指在《史記》、《漢書》和《資治通鑒》這三部史學名著中，各有一張漢武帝的面孔，對漢武帝形象的描繪、把握，大異其趣。本書嘗試著解讀各部史書中漢武帝的形象，比較這三種形象有什麼不同，分析他們為何不同。 客觀地說，大眾對歷史的了解仍限於野史雜記和網路全書上的內容，如果說還有一些更理性的了解，那應該就是時常看卻從未研讀完的《史記》和《資治通鑒》。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漢武帝的三張面孔》打碎了大眾的一些曾經固持的歷史見解。心理上的反彈，讓人手捧此書幾度翻讀。[2] 一「石」激起千層浪隨著央視百家講壇節目《漢武帝的三張面孔》的播出，一位年輕的學者逐漸走入了觀眾的視野，他就是復旦大學歷史系講師姜鵬。在節目中，主講人姜鵬以其獨特的講述方式，冷靜客觀的分析贏得了很多網友的好評。同時，也引發了不少質疑，其中一項就和上面提到的「石」字的讀音有關。姜鵬在節目中將「二千石」的「石」讀作「shí」，有不少網友認為應該讀「dàn」，並稱「作為一名大學老師，將這么簡單的字都讀錯，太不應該」，甚至有網友直斥其「誤人子弟」。那麼，「石」字在這里的正確讀音到底是什麼呢？一個連中學生都會讀的字，大學老師真的不懂嗎？ 同時我們也發現王立群先生以前在百家講壇講《史記》的時候也石也讀「shí」，也曾遭受質疑。看來這個問題並不簡單。隨後部分網友指出《古漢語常用字字典》（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4版），其中「石」字沒有「dàn」的讀音；一本《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5版），其中「石」字「dàn」的讀音後括弧中有一段說明：「在古書中讀shí，如二千石、萬石等。」 據了解北京師范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副教授、歷史小說家史傑鵬先生表示，「石」和「擔」的情況屬於同義換讀，把「石」讀作「擔」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因為「一石」和「一擔」的分量相同，因此產生換讀。宋代以後，把「石」讀為「擔」日趨普遍，但也只限於民間，「石」的「dàn」這個音，在《康熙字典》中也不見載，可見這個字的俗讀當時並沒有得到官方承認。史傑鵬為此專門在《文匯報》文匯學人版發表了文章《「二千石」之「石」究竟怎麼讀》來闡述這個問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郭永秉先生認為，漢代的「二千石」肯定不能讀「dàn」音，當時還沒有這個讀音。 由此可見姜鵬在節目中讀作「shí」並不錯。對於網友的質疑，姜鵬顯得頗為坦然，他表示：網路上的質疑是一個健康現象，問題就是應該被用來討論，這樣才能使大家進一步理解某些有疑義的問題。對於「石」字的讀音，他中學時也是讀「dàn」的，上了大學才知道應該讀「shí」。關鍵是討論的過程中不能先入為主，固執己見，一看到與自己不同的意見和觀點，就立刻認為是錯的。豁達的心懷贏得很多人都贊許，這也許就是姜鵬如此年輕就能在史學界有這么好的造就吧。

6.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的主辦刊物

中心辦有《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集刊，刊登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領域的相關論文，計劃每年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一輯，已辦至第三輯。
中心還辦有《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通訊》，以介紹中心最新動向和研究成果為主，計劃每年年底出版一期，已出版三期。
此外，中心還為商務印書館協辦《中國文字學報》年刊，已出版至第二期。

7.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招研究生嗎

博志復旦考研為你解答：我只知道這幾個復旦的專業有招： 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古籍所）
中國文學古今演變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典文獻學漢語言文字學
文物與博物館學系
考古學 文物與博物館（專業學位）
文獻信息中心
圖書情報(專業學位)

8. 蔡偉的代表作品

1997年1月，裘先生在《文物》上發表文章《〈神烏賦〉初探》，文中提及尹灣漢墓出土的簡牘篇目《神烏賦》，其中的「佐子」不明其意。蔡偉寫信告知「佐子」應讀為「嗟子」，亦即「嗟」，是嘆詞。後來裘先生就在1998年第三期《文物》上，發表了《「佐子」應讀為「嗟子」》，稱蔡偉「其言甚為有理」。
2003年之後，蔡偉在國學網上陸續發了一些文章，「他寫東西不多，很謹慎，難得的是，能把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結合起來看。」裘先生說，蔡偉一些想法很有見地，「比如郭店楚墓竹簡《老子》中有一句『莫之其亘』，『亘』通常認作『恆』，從詞義上講不太好理解，蔡偉提出，楚簡中常把『極』寫成『亘』，有終極的意思。對我很有啟發。」
「我曾建議蔡偉考研究生，他說，英語基礎太差，怕是考不取。大概2006年後，我感覺蔡偉有些沉寂，後來聽說他為了生計，蹬三輪去了，讀書時間少很多。我當時就想，如果蔡偉因為環境不好，就這么放棄了，實在太可惜。老實說，現在搞古文字的，很多名義上是教授了，實際上沒有他這個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沒有他這個水平。」裘先生告訴記者。
「古文字這門學問，沒十幾二十年坐冷板凳的功夫是不行的。」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說，蔡偉沒有受過專業的學術訓練，很多最新出土的文獻也沒機會讀到，但自學了大量傳世典籍，許多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蔡偉心無旁騖，對古書的文字、句法及古人用語習慣都爛熟於心，甚至比許多專業研究者更熟悉，他較常人更容易融入到古代的語言環境中，對於古人的行為和想法更能夠感同身受，時間久了，對古書有了觸類旁通的能力。」
國學網上，他的網名叫「抱小」
能力是一方面，也許更打動裘先生的，是蔡偉對古代典籍和古文字學的真心熱愛。
蔡偉在國學網上的網名叫「抱小」，有「志向小學」之意。「小學」，為中國古代對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的統稱，後來章太炎將其易名為「語言文字之學」。「小學」作為專門的學問，可以追溯到秦漢之際，只是當代大多數人可能對其很陌生。裘先生告訴記者：「中國幾千年的文明，我們對過去的認識，大多從古書中來，但古書有流傳下來的，也有散佚的，還有被後世篡改的。要了解歷史的全部，還需要不斷地發現和修正，比如近年出土的馬王堆帛書、郭店楚簡、上博楚簡，里邊有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讀懂這些文獻，搞清楚真正的古代是怎樣的，我們的思想、習慣和生活根源又在哪裡，古文字研究是基礎。」
此層意義蔡偉並未深思，他出身普通，父母都是工人，對古代典籍的熱愛，出於天生的興趣。他自幼熱愛書法，學生時代迷上了唐詩宋詞，高二時在《文史》上偶然看到裘先生的一篇論文，從此被傳統「小學」吸引。
蔡偉給記者看他抄寫的《方言》和《爾雅》這兩本典籍。發黃的紙頁，褪了色的鋼筆字跡，扉頁上的時間顯示是1993年，那時蔡偉已經高中畢業兩年。他高中時嚴重偏科，除了語文，其它科目的成績一塌糊塗，最終沒能考上大學，而是進了一家膠管廠當工人。「在錦州，這些書只有圖書館有，復印費對我來說太貴了，只能抄下來。」蔡偉說。
1994年，膠管廠效益不好，蔡偉下崗了，在一家商場門口擺了個小攤。對物質生活，蔡偉沒有野心，掙的錢只圖個溫飽，他的業余時間都用來看書。「家裡人不懂我在讀什麼，也不幹涉，反正不花錢。」蔡偉說，父母和妻子都是普通人，沒求他飛黃騰達，「只是偶爾覺得很孤獨，周圍沒人能跟你交流。」
2007年，妻子生病，為掙更多的錢，蔡偉開始蹬三輪，「多的時候一天能掙30來塊，比擺攤強，看書的時間卻越來越少」，他寫信給北大的年輕學者董珊說。董珊把這事告訴了自己的老師劉釗教授，恰好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要與中華書局、湖南省博物館聯合編纂《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在和裘先生商量後，中心決定臨時聘請蔡偉。
去年9月，蔡偉來到上海。今年，在裘先生的推薦下，已38歲的他，又獲得了考博的機會。

9. 裘錫圭的學術經歷

1952年入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1956年大學畢業後考上研究生，從師著名甲骨學家胡厚宣教授專攻甲骨學與殷商史。同年胡厚宣教授奉調北京，裘亦隨其師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現屬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1960年研究生畢業後，裘錫圭任教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並在朱德熙教授影響下，對戰國文字產生濃厚興趣。
1974年開始先後參加國家文物局組織的整理銀雀山漢墓竹簡、雲夢秦簡、馬王堆漢墓帛書、曾侯乙墓文字資料、江陵望山楚簡、郭店楚墓竹簡和尹灣漢墓簡牘等出土文獻的整理工作。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古文獻研究室主任、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從事漢字學、古漢字學和古典文獻學（先秦秦漢部分）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現為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10. ''三輪車夫''蔡偉 是誰 那個人

蔡偉，男，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蔡偉，當過工人，下崗十餘年，擺過小攤，蹬過人力三輪車。經過20多年的自學，2009年3月，在來自北大、復旦等名校的三位教授的聯名舉薦下，特別為蔡偉爭取報考博士的資格，參加了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博士生考試，4月23日，復旦大學經過專家考試和校招生領導小組討論，把蔡偉列入了2009年度博士生擬錄取名單。導師為古文字學泰斗裘錫圭先生。

2009年9月，蔡偉正式成為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