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學教授王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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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第二十幕中國文庫
豆瓣評分：9.0
作者:王曉明
出版社:東方出版中心
出版年:1997-10
頁數:520
內容簡介：
本書為編選本文學史論著作，系統地匯聚了八十年代以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重要成果。全書由三卷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本書為第一卷，分四輯收錄22篇文章。第一輯為總論部分，計論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觀念、研究范疇、重要的文學現象和理論概念；第二、三輯研究了清末民初和五四兩個時期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思潮流變；第四輯為魯迅研究專輯，集中展示了在魯迅的小說、散文、魯迅的人生哲學及其後期思想研究等方面的成果。
作者簡介
王曉明,1955年生於上海。1982年畢業於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現為上海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2. 據說2020年的央視春晚請了黃曉明和baby夫婦是真的嗎
我感覺這個只是網上的謠言而已
3. 近年情更怯，春節回家看什麼》
「有故鄉的人回到故鄉，沒有故鄉的人走向遠方。」我很慶幸我有故鄉，可以隨時回去，尤其可以回家鄉過年。因為我的根在那裡，我的親人在那裡，我的生活經驗和記憶在那裡。
我的家鄉在湖北的大別山區，L縣。我導師王曉明教授在2004年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L縣見聞》，寫的就是這個地方。王老師以我家鄉為對象，揭示了當時農村的破產狀況，人的精神的頹敗，以及鄉村文明的沒落。我家所在的那個村子，是一個東西兩座大山夾住的狹長谷地。一個村子由十來個「塆子」組成，一個塆子有幾十戶人家，我家那裡叫王家塆。
直到現在，我每到一個地方，凡是碰見兩山相夾或兩排高大的建築物相夾，我的第一意識就是，這兩座山或兩排建築物，一個在東，一個在西，所以我在外面經常迷路，尤其在城市裡。上海7號線有兩個靠得比較近的站：「長壽路」和「常熟路」。我好幾次下錯站，以致現在每到這兩個站就緊張，怕弄錯了。為什麼呢？因為在我家鄉的方言里，「長壽」和「常熟」是完全一樣的讀法。人要靠語言來思維，這個事情讓我意識到：對有家鄉的人來說，是用方言來思維的。
我有一個初中同學群，群里90%的同學只讀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經過十七八年的積累，很多同學在城市裡有房有車，有的還有了自己的事業。平時在群里，他們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問題，車子問題等，言談中總少不了炫耀。
但有一次，有個同學忽然在群里說，他已經三年沒回家過年了，另一個同學緊跟著說，他五年沒回家了，接著很多人說起回家的情況。有一個說：不管怎麼樣，今年過年一定要回一次家！另一個說：如果能在家鄉找一個兩千塊錢的工作，就回去算了。還有一個說：能找個一千塊的工作，我這邊什麼都不要，也願意回家。
我有一個從小學到初中的同學，已經十年沒有回家。有一天他在qq里突然對我說，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因為小學四年級的時候他去我家玩，我爸媽用臘肉下面給他吃。這都是陳芝麻爛穀子的小事，他還記得，其實我知道，這是因為他太想家了。
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有位老師主持來滬青年工人的社會調查，最近在訪談工人。有一個打工者說：我真希望鄧小平沒有搞改革開放，我也願意日子苦些，因為這樣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回家過年，其實是沒有道理可講的一件事。套用賈平凹的話來說：家鄉對我們的影響，就像烏雞的烏，那是烏到了骨頭裡面。
回家的交通
十多年前我上本科的時候，從大西北到武漢，坐的是那種編碼沒有字母只有四個數字的綠皮火車，22小時，通常要晚點兩三個小時。西北往武漢的路線，不是人流最多的，但春運那個擠啊，大大超出了今天90後的想像。好在那個時候，學生一般都可以提前集體訂票，買得到座位。而站著回家的，幾乎全都是農民工。每次上車的時候，無論有票的還是沒票的，都一窩蜂往車上擠。
我對過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背著一個包，提著一個包，與同學一起，從第一節車廂狂奔到第十幾節車廂，然後被後面的人推著擠上了車。上車後一分鍾，車就開動了。我記得火車廣播里號召大家發揚風格，讓站著的乘客擠一擠。大家真的很友好，四個人的坐位，擠了五六個。火車過道里人貼著人，想蹲下來都沒有辦法，連廁所里也擠著好幾個人。
男乘客還可以想辦法，可苦了女乘客。記得有一次我身邊坐著一個在西安讀書的大學生，他要小便，就脫下外套讓我給他擋住身體，想把尿撒在礦泉瓶里，但他很緊張，用了十幾分鍾才勉強撒出來。我還記得有一次身旁坐著一個從西北打工回家的河南婦女，盡管有位子，但她實在太困，太想睡覺了，就把位子讓給別人坐，自己鑽到座位底下睡覺去了。
應該要肯定，我們國家這十年間的鐵路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鐵路線路的增加，尤其是動車和高鐵的開通，極大緩解了交通壓力。火車站、火車上，起碼不會像過去那麼擁擠了。
過年回家那種路途的遙遠、時間的漫長、競爭的激烈、擁塞以及不安全感，讓我對「男兒有志在四方」的觀念產生了極大厭倦。所以，本科畢業時，我找工作堅決要回到湖北。後來我就在家鄉隔壁的縣城一中當老師。自2004年到2011年來上海讀研之前，我再也沒有遭受春節回家難的痛苦。盡管從隔壁縣回家的汽車在過年時依然被塞得滿滿的，但畢竟只有兩個多小時，實在擠不下，還可以花兩百多塊錢請出租。我在上海讀研的這幾年，其實也沒有遭受回家難的痛苦，因為上海到武漢的高鐵和動車很多，普通車也有幾趟，買票很方便。
今天各位出行，如果坐火車，不是高鐵就是動車吧？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那種速度慢、見站停的普通列車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有沒有想過：到底是誰在乘坐普通列車？
我想大家肯定一下子就能給出答案：除非沒有其他更好的交通工具，學生不會坐，城市人不會坐，主要是那些底層的老百姓，比如農民、農民工在坐。
去年暑假和寒假回家，我特意選擇坐慢車，16個多小時的硬座。就是要看看是哪些人在坐慢車，看看慢車上還是不是過去那個樣子。的確，主要是農民、農民工在坐慢車。對農民工來說，選擇坐慢車，比動車起碼節約一半的錢，比高鐵節約三分之二以上的錢。從深圳到武漢，高鐵一等座要八百多，二等座五百多，但慢車硬座不到兩百。尤其對於全家在外打工的人，從深圳到武漢，可能要節約一千多元，這對農民家庭來說不是小數目。
不過，慢車也沒有過去那麼擠了，因為農民工雖多，但很多都被動車和高鐵分流了——既有主動的分流，也有被動的分流，因為價格便宜的慢車越來越少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年12306網站通告的春運期間的加班車，三分之二以上的是非動車高鐵。這個安排還是挺人性的，因為說到底，加班車就是為了農民工而加，低價位的車符合他們的需求。
而且，你會發現，普通火車與動車的氛圍完全不同。
在動車上，相對比較安靜，大家不是玩電子產品就是睡覺，相互間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車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熱烈地交流，還有打牌、吃東西的，做什麼的都有，也有用劣質手機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擔心打擾到別人，也沒有人認為別人的做法對自己是一種干擾。慢車上的風格是粗獷的，是人間生活的那種氛圍。
對比動車高鐵與普通火車，很容易就能發現這里的階層差別、生活方式的差別。而且你還能感覺到，底層人的心理，比我們想像的要樂觀得多，健康得多。底層的狀況雖然普遍很糟糕，但大家還是很聽話地活著，這裡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如果在外面活不下去，還有家園可以退守。
開私家車回家過年，在青年打工者中越來越普遍。我待會進一步講這個事情，因為它的意義大大超出了交通工具本身。
騎摩托車回家的情況，大家可能在新聞里看到了。每年春節，總有摩託大軍回家過年。我的一個表哥，每到過年時就讓他的兒子坐汽車回家，而自己騎摩托車帶老婆回家，路上要兩天一夜。另一個表哥也是騎摩托帶老婆回家，有一年在途中撞了人，不知是真撞還是被訛詐了，反正被人家扣了一天多，賠了一萬多塊才放人，半年的收入就這樣沒有了。
人與人之間聯系的失落
我覺得，當前農村的親情關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輩建立的關系維系著。在老一輩那裡，這種關系處在一種相對穩定的時空里，但對年輕一代來說，大家的關系早已被現實割裂了。比如，我和我的眾多表哥，小時候一起上山捉鳥，下河摸魚，關系好得不得了，但這一二十年來，他們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讀書和工作，一年最多在過年時見一次，平均下來每年還沒有一次，因為他們不是年年都回家。拜年的時候，大家也不再像過去那樣，在親戚家吃飯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現在大家都騎著摩托車拜年，去親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東西，客套幾句，就要離開了。平時的生活啊情感啊什麼的，都沒有來得及交流。大家拜年，不再是為了親戚間互相走動，饋贈禮物，交流感情，而只是為了完成傳統和長輩交代的一項任務。
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輩都不在世了，新一輩的聯系也就慢慢斷了。
更讓人悲哀的是：農村的日常生活充滿著深刻的悲劇。自打工潮於九十年代興起以來，很多農村人一直在外打工，二十多年來與父母團聚的時間，平均到每一年可能就十來天。很多農村老人倒斃在田間地頭，病死在床上，兒女都不在身邊。沒有來得及為父母養老送終，成為許多人終身的悔恨。
每次回家，看到我身邊的老人搖搖欲墜的樣子，我就覺得心裡難受得很。
如果一個人為了生存，連愛父母愛子女的機會都被剝奪了，你怎麼可能指望他去愛別人，愛社會，愛自然？你怎麼可能指望他能用超出金錢的標准來衡量別人的價值？所以我想說：現代生活是一種讓人心腸變硬的生活。
在農村，還有什麼可以將農民動員起來？
自從2006年免收農業稅之後，中國農村的基層組織主要起著上傳下達的作用，不再與農民的根本利益發生關系，也不再能將農民組織起來，農民處於「個人自治」的狀態。
（1）春節的力量。親人團聚，過年拜年。過年的力量，親情的力量，是當下動員中國人最有效的力量。這也是過年最讓人感覺溫暖的東西。當然，以前過年時的各種集體活動，都已消失殆盡了。
（2）祭祀。中國農村還是保持著過年、過十五給祖宗上墳「送亮」的習俗——家家戶戶都要去祖宗的墓地給祖先點蠟燭，燒紙錢，放鞭炮，與祖先交流。很多已經在城市安家的人，也會趕在大家三十這一天開車回老家給祖宗上墳。許多曾被廢棄的祠堂，這些年也逐漸恢復起來了。
（3）葬禮。很多老人沒有挨過冬天。過年前後，是老人逝世的高峰時段。喪葬在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生活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對今天的社會來說，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媒體上動不動就喜歡報道某某地方為舉辦葬禮大肆揮霍，讓大家誤以為這是普遍現象。其實恰恰相反。相比古代，今天的喪葬已是在最大程度上簡化了。「貴生重死」的觀念早已失衡了——大家越來越貴生，對於死，不再有敬重，不再讓死者享受哀榮；對於天地，不再有敬畏。
但喪禮，在現實中依然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去年快過年的時候，本家一個叔叔亡故——本家人和四面八方的親戚來給他守喪，守喪的時候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像過節一般，交流一年的生活情況、見聞和感想，稱贊中央的政策，譴責幹部的腐敗……深夜裡交談的聲音傳得很遠很遠。守喪完畢，大家集體出力，將他抬到山上，讓他入土為安。
社會學者經常用「原子化」來形容今天農村的現狀，說白了就是，農村原有的那種共同體已經消失了，人與人之間不再像原來那樣有著密切的關系和交往，不再像過去那樣每到過年時相互串門，集體上街玩等等。為死者守喪和送葬，在農村反而成了村裡人團聚和交流的一個契機。這也是我在家鄉看到的唯一能夠讓大家團聚的方式。
妻子 房子 車子
（1）妻子。這一點主要是針對農村的男青年來說的。在今天的社會，農村男青年在本地找媳婦越來越難。一來，這是由中國男多女少的現狀決定的。而且，農村稍微長得好看點的女孩子，基本都嫁到城裡去了，願意嫁在農村的女孩子越來越少。二來，農村青年討媳婦，要具備的物質條件很高，現在普遍的一個情況是：彩禮六到八萬，房子兩套：在老家一棟樓，在縣城一套房。這個壓力，並不比城市青年討老婆的壓力小。
過年的時候，打工的青年男女都回來了。只要哪一家有適齡女孩子，去她家的媒人可謂絡繹不絕。這在鄉村已成了一門生意，農村說親，幾乎到了「搶」的地步。如果初步說定一個，男方至少要給媒人五百塊，最終結婚時，還要給上千的報酬，有的甚至要給到兩三千。
傳統的農村婚姻，從相親到定親到結婚，要三四年時間，男女雙方有一個了解和熟悉的過程。現在卻不同，年裡看對的，過了年，馬上定親，然後女青年跟著男青年出去打工，等到半年過去，女方懷孕了，立刻奉子成婚。
曾聽過一個搞量化統計的學者對農民工的調查報告，得出的結論之一是：農村孩子結婚越來越遲。但我看到的情況恰恰相反：因為女孩子難找，男孩子一到二十歲，父母就張羅著給兒子物色對象，物色好對象之後，既怕女孩子變心，又考慮要到城市討生活的現實情況，就催著孩子趕快結婚。可以想像：在現代社會這種動盪不安的生活中，這樣的婚姻會出現多少問題！事實上，農村離婚的情況，也是與日俱增的。
（2）房子。剛才已經說了，現在農村人娶老婆要房子兩套：一套在家裡，一套在縣城。其實縣城的那套房，平時都空著，只是過年時回來住，但對年輕人來說，那就是城市生活的一種代表。過年時，有的也會把父母接到縣城過年，但父母住不慣，在縣城過了大年，初一就趕回來了。在老家的生活是「老米酒，蔸子火，除了神仙就是我」，而在縣城除了那套房，什麼都沒有。
但是，為了添置這兩套房，將來給兒子娶媳婦，很多家庭是舉全家之力在外打工。
下面給大家看我在去年過年的時候寫的一則筆記，涉及到房子和婚姻的問題，但還有其他的含義在其中。
2013年冬天的一則筆記
跟大哥、細哥到二郎廟水庫捕魚。（細哥承包的這座小水庫只有三十畝的水面，在海拔八九百米的山上，水很純凈，可直接飲用，魚放在裡面長得非常慢，一年下來甚至還要瘦。每年臘月底或者年初，細哥就要從外面進魚秧，雖說是魚秧，其實有三斤多一條——這種魚是在平原地帶的池塘里用飼料喂養的，進價是兩塊多，但是魚在純凈水裡清洗了一年之後，肉味大大改善，可以賣到五塊多一斤。）
一個拉磚的師傅把車停在壩上。我們問他，從山下往山上拉一趟要多少錢。他罵了一句話粗話，然後說：「兩百塊，劃不來！」又說，就是這樣的生意，也越來越少了。山裡的樓房基本都做完了，沒有做的也都在縣城裡買了房。大哥說：「在縣城買房又么樣，到時住在那裡做什麼呢？」司機說：「只要是人，總有個生存的法子。」又來了一個人，是細哥的同學，他的摩托車上帶著老婆和還在讀初中的兒子。得知他在這山裡做了樓房，還在縣城買了一套房。細哥問：「你要買那麼多房做么事！」他嘆了一口氣：「我們這時代不叫人過的時代！沒辦法！」「做了一棟樓，買了一套房，還叫沒辦法！明年還去打工嗎？」「不去打工，在家裡做么事？」而這座水庫上頭的兩個塆子的人家，基本上都在這里做了一棟樓，在縣城買了一套房。
其間來了一人，開小車，戴墨鏡，手腕上戴著很粗的黃金鏈子。老遠就用粗嗓子喊正在水上下網的細哥，問有魚沒有。細哥正劃著獨木船，一隻手劃，一隻手下網，笑著答：「你又不買，問著做么事！」同我們說話時，他的墨鏡始終沒有摘下來，神氣得不得了。墨鏡又對細哥喊：「別撲了麻雀（翻船）哈，我是秤砣，到水裡就沉了，幫不了你。」說完就獨自哈哈地笑。他同我們說起晚上要陪開挖機的鬥地主。說是挖山種天麻，規模很大，已經買了十五萬斤樹。從言談中得知，他平時在縣城住。細哥的同學也說，他准備將家裡幾面山的樹都賣了——分田到戶後交了幾十年的稅，沒有沾過任何光。後來聽細哥講，墨鏡小學沒讀完，就在外面混，替人討債，拿斧頭砍人，就這樣起家的。
一會兒又來了母女三人，帶著一個三歲的小孩。她們是來買魚的。跟墨鏡是親戚。墨鏡卻不認識那個年紀最小的女孩。「跟以前長得不一樣了呀！」墨鏡說，「在哪裡打工？」她說在溫州。「屬什麼？」「屬雞。（剛滿20）」 墨鏡說：「還沒有說人家吧？我幫你介紹個。」女孩的母親說：「她回來這幾天，已經有好幾個人來介紹。」「某某某正為兒子找媳婦急得哼，我把你說到他家。」（說，替人說親的意思）女孩母親連忙說：「那怕是不行，她想嫁到縣城裡。」墨鏡說：「他家在縣城有套房子。那男孩的娘脾氣不好，但你們又不跟她過，你們到縣里住，做點小生意。他家也有錢，你叫他們現在拿個四五十萬，輕而易舉就拿出來了。」墨鏡走的時候，表示過兩天，要帶那男孩上門相親。
（2013年臘月25）
（3）車子。近些年來，對在外打工五年以上的農村青年來說，對一種東西的渴求，可能比對房子和妻子更為強烈，那就是車子。車子不一定要多麼好，五萬，八萬，二十萬，各種檔次的都有。老百姓不認識車子的牌子，不知道車子的價位，只知道這些車叫「小車」。不管什麼小車，關鍵是要有！
在農村，房子是一個媒介，車子更是一個媒介——是你在外面混得好，有身份的代表，房子不能移動，車子卻可以四處招搖，表示衣錦還鄉。很多二代、三代農民工，當下最大的期待就是買一個車子。尤其對那些好些年沒回家的人來說，他再次回家，必須要有輛車，否則他怎麼證明自己？
春節的縣城，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這些車子絕大部分都是從外面回來的，與此同步的情況是：物價飛漲。
知識的無力感
這十多年來，外界對於農村的關注主要集中於農民工身上。眾所周知，他們在城市打工的日子很苦，而家裡的老人和孩子往往無人照料。其中酸甜苦辣自不待言。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現在農村日子過得較為殷實的，也恰恰是這些有幾個成員在外務工的家庭。（僅僅只有一個成員務工，通常不足以改變家庭的經濟狀況。）應該說，他們的辛勞和淚水還是得到了適當的回報。
倒是有兩類家庭，他們處於最困難的境地，卻往往被忽視。一類是孤寡老人。一類是舉全家之力，把子女培養成大學生的家庭。
在第一類家庭中，這些老人的年紀一天比一天大，身體一天比一天衰敗，沒有任何經濟來源，日子過得異常艱難。有人會問：國家不是有低保嗎？是的，他們中的確有部分人吃上了低保。在我的家鄉，低保的額度是每年八百。但是，絕大部分這樣的老人，仍在低保的福利之外。因為他們處在農村的最底層，沒有人替他們說話。低保名額通常被身強體壯者拿走。甚至，有些村幹部為了堵住所謂「刁民」的嘴，不讓他們到鎮上或縣里反映村裡的問題，就把這些人變成低保戶，有的甚至全家吃上低保。「有錢人吃低保」，早已成為農村公認的一樁怪事。過年的時候，大家也不再像傳統社會那樣，家家戶戶給這些孤寡老人送點東西。
這里所謂第二類家庭，主要是指有孩子在1980年代出生的家庭。這些孩子，從小學讀到大學，一直都在經受教育收費的最高峰，沒有哪一坎能夠躲過。並且，二十多年來，農村稅費多如牛毛，家裡一年的收入，不夠交稅。大人內外應付，心力交瘁。最要命的是，作為滿載家庭希望的大學生，畢業之後勉強找到一份餓不死的工作時，又面臨結婚、買房等種種壓力。可以說，幾乎每一個農村的80後大學生，都是以犧牲整個家庭的幸福為代價來讀大學的。但他們中的絕大部分，畢業後沒有希望收回成本，倒是讓年邁的父母繼續陷入困頓。
最近一個博士師兄請吃飯，他說他現在最害怕的就是回家，感覺很難融入到村子的生活，所以他每年過年他都回去得很遲，來學校很早。為什麼呢？因為當你一出現在村子裡，村裡人其他的不問，就問一個問題：「你現在能拿多高的工資？」所以，他過年回家，基本不出門。這個體驗跟我是一樣的。你要問我過年在家鄉看什麼，其實我沒看什麼，因為一大半時間是呆在家裡看書，看電視，寫東西。
作為農村大學生，當你回到家鄉的時候，你童年那些夥伴都衣錦還鄉了，而你連自己的問題都不能解決，你還能做什麼呢？沒有人信任你的知識！
小結
說了上面這些，相信大家能夠理解，對於我這樣漂在外的農村大學生，回家過年既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也是一件情怯的事情。
回家究竟看什麼？其實真的沒有刻意去觀察，但是很多事情卻不停地往你心裡撞，也就有了很多感受。越看，對鄉村的未來越迷茫。
4. 上海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的中國當代文學方向考哪些科目只對這專業感興趣，本科不是此專業，教授會想要嗎
上海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初試考：1．101思想政治理論 2．201英語一 或 203日語 或 242俄語（二外）或 244德語（二外）或 245法語（二外） 3．617作文 4．815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其中617作文不指定參考書，主要考察考生的寫作功底，815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指定參考書有：
《中國語言文學本科必讀書目》王曉明主編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0年
《中國當代文學史》洪子誠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陳思和主編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錢理群等 北京大學出版社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修訂版）王曉明主編 東方出版中心
《文學理論教程》童慶炳主編 高等教育出版社
《文學理論》南帆主編 浙江文藝出版社
上海大學的中文專業是上海大學非常好的專業，對於考生的要求比較高，從初試專業課的考試內容就可以看得出來，如果你本科不是本專業，那麼尤其需要在初試和復試好好的表現，建議你可以考慮參加一個專業課的輔導，節約復習的時間，提高效率，同時也能對於上大該專業的情況有所了解，不過專業課的輔導不是很好找，我所了解的就只有科興考研，在這方面很專業，你可以去問問看。
5. 國內外哪些大學的文化研究專業比較好呢
伯明翰大學是文來化研源究的發源地，但是自從stuart 走了以後也就日漸沒落了。很多文化研究都在傳播學院或者是新聞學院之下，也有些English literature專業會附帶著一些文化研究的方向。
內地大學專設文化研究專業的學校主要是北京大學和上海大學，都是碩士階段才有，本科沒有。上大文化研究系有王曉明教授等在此領域比較活躍的學者坐鎮，從面試經驗來看，他們對學生的理論基礎和學科思維要求應該比較高。
嶺南大學是香港最早開設文化研究的學校，十幾年前，一些文化研究學者想在香港有一個文化研究的學術基地，因為嶺南大學比較小，新建院系比較靈活，於是他們就選定嶺南大學，成立文化研究系。於是嶺南大學有很多比如像羅永生、陳清僑等比較出名的文化研究學者。他們立足於本土，討論香港社會的各種議題。其實文化研究和社會現象分不開，不同地方的研究內容多多少少會帶一些本土色彩，相信在國內上海或者是英國都是這樣的。
6. 王曉明的個人簡介
1978-1982：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工業企業自動化專業獲學士學位
1982-1984：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電機專業獲碩士學位
1984-1987：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電機專業獲博士學位
1988-1989：哈爾濱工業大學金屬材料及工藝流動站博士後
1989-1991：哈爾濱工業大學機器人研究所副教授
1991-1999：新加坡Hilamda Pte Ltd研發中心Senior Scientist
2000-2004：哈爾濱工業大學電氣工程及自動化學院副教授
2002-2004：哈爾濱工業大學電氣工程及自動化學院碩士生導師
2004-目前：哈爾濱工業大學電氣工程及自動化學院教授
7. 90年代代表性的文學評論家有誰
我最熟悉的在九十年代的文學評論/理論界較有名氣的應該數葛紅兵，文章寫得很犀利，並且直面當下的文學現實。
8. 上海大學，廈門大學，暨南大學現當代文學考研哪個比較好，認可度高
後兩者都可以，暨南大學在文學方面的認可度是這三個中最好的。上大我並不看好，文學類考研比較棘手的就是不好復習，他給的參考書有時純粹是做樣子的
9. 上海大學文學院的發展歷史
1994年5月四校合並組建為新的上海大學，經學科重組和調整，文學院成為以中國語言文學、歷史學、社會學與檔案學為主的文科基礎學院，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葉辛任學院院長，現有專任教師110餘人，高級職稱70餘人，有多名在國內外有重要影響的學者在該院任教。80%以上的教師具有博士學位。
2011年9月社會學系升格為上海大學社會學院，至此文學院下轄中國語言文學、歷史學、文化研究3個系。
其中，文化研究系成立於2004年，首任系主任由著名學者王曉明先生擔綱，這是一個跨專業的研究型系科，主要為文化研究方向的博士和碩士研究生提供系列課程，建立的當代文化研究網旨在創建一個具有鮮明特點的中國當代文化的研究平台。
學院擁有3個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予點，5個二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點，2個博士後流動站。另外，社會學屬於國家重點學科，「中國社會轉型與社會組織研究中心」被批准為上海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都市社會研究、中國近現代社會文化史被批准為上海市教委重點學科、中國現當代文學被批准為上海市重點學科、中國語言文學本科教育被列為上海市本科教育高地。學院還設有上海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上海黨政研究中心等二十餘個研究中心，學院師資力量雄厚，具有高水平的教學、科研隊伍。編輯發行有《社會》、《秘書》雜志。
學院融入國家「211工程」重點發展學科群，掛靠學院的上海高校社會學E-研究院是上海市教育委員會首批投入的上海高校六個「E－研究院」之一，建設周期10年。它吸收了國際上先進的E—Science的理念，依託現代信息化的基礎設施，實行獨特的組織運作機制，聯合國內外知名大學與科研機構的一流學者，圍繞「城市發展與社會轉型」開展具有突破性的基礎研究。
10. 唐山大地震最熱影評
《唐山大地震》引發熱議
災難敘事，究竟以何動人
●藝術家都是敏感的，他們知道今天的讀者和觀眾在哪些心理方面特別軟弱、特別容易被觸動。比較好的一種情況是，藝術家直面國人的精神現實，強有力地呈現其生活和精神的焦點，以藝術的力量推動人們正視自我、展開對人生和社會問題的主動追問和深思。同時，鼓勵更多的人積極地去改變現實，而不只是選擇逃避。
●主持人：本報記者 柳森
●嘉 賓：顧曉鳴 (復旦大學教授、上海電影評論學會副會長)
王曉明 (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
柳森：從馮小剛發表「不哭沒有人性」的評語，到後來的漲價風波，早在上映之前，《唐山大地震》就已經佔領了輿論制高點。影片正式上映後，觀眾大都首肯，「讓觀眾哭，馮小剛成功了」，但也有人在走出影院後，還感覺心裡少了些什麼。
顧曉鳴：《唐山大地震》這個題材非常特殊。應該說，千百年來，人類遭遇過很多災難。這里所說的「災難」，不僅包括自然災害，還包括直指人心的道德倫理災難，超越人類力所能及范圍的生理、心理困境。但真正臨到我們頭上、讓在世者親眼目睹的，更具其特殊意義。就好比親眼目睹至親的生命消逝在自己眼前，是真正意義上的心靈震撼。因此，對於大多數未曾親歷過唐山大地震的觀眾而言，影片對「震前」內容的敘說就非同小可了。劇中人對迫在眉睫的慘劇的無知覺，與觀眾對已知的、即將臨頭的災難的焦灼，構成影片藝術敘事和細節設計的巨大張力。
所以，當文藝創作者觸碰如此直涉人類傷痛的現實題材，恐怕不只是慎不慎重的問題了。他還必須在一定的高度上對人類生存遭際、社會處境和倫理困境進行開掘。這一點，不但能體現出文藝創作者是否對死難者、生還者、倖存者予以尊重和深刻理解，也成為鑒定藝術家究竟有無資格將這類人類特大事件作為作品標題的門檻。
柳森：在溝通歷史和當下方面，馮小剛作了一些努力。無論是1976年的唐山街道、工廠家屬區、宿舍樓，還是劇中父親開的黃河牌大卡，姐姐手裡的老虎頭電風扇，路邊賣冰棍老太太一身圍裙和袖套，無一不逼真，似乎能一下子把人拉回那個動盪而又樸素的年代中去。而為了完成32年的敘事跨度，毛主席逝世、高考、下崗、南下經商、出國、買房等元素成為推動劇中主要人物命運的線索。
顧曉鳴：這就要看，這樣的處理是否僅僅是一種時代背景的植入了。如果只是為了完成一個年代跨越感的塑造，或者停留在一些符號化的處理上，看起來似乎親切，實際上卻無特別的挖掘和再現，那就難免流於淺薄。對此，我們不妨問一問，常見於電視劇的煽情故事和活報劇式的情節串聯，是否就足以使觀者藝術地體悟到一種審美和心靈上的「地震」呢？
一次真正能夠感動人的災難敘事，必須洞悉和表達人類在日常生活中無法體驗和想像的超凡情愫和潛質，在因難以言表的痛苦遭際而變得乖戾悖謬的事態中，裂變出一種聖潔晶亮的真善美。否則，你就沒有必要選擇這個題材。
柳森：在過往的世界影壇上，災難題材並不鮮見。但真正做到內容大於形式的並不多見。這背後的難點，究竟在哪兒？
王曉明：難點不止一個，恐怕最難的是正視災難的成因。具體到大規模地震這樣的災難，它們已經給全社會、特別是直接的受災者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和慘痛的記憶，如果要在事後再去觸動這種記憶，那應該有充分的理由。說這個題材觀眾會有興趣，因此可以有大票房，這理由對於投資者當然是很充分了，但對於有起碼的責任心的作家或電影人來說，就顯然不夠。
文藝類的災難敘事的最重要的意義，可能就在於促進對歷史真相的了解，引發公眾在掌握事實的前提下展開深思。如何使後人在天災再度來臨時，能比前人少受傷害；如何通過對人類在重大災難中的頑強奮斗的再現，激發人們認識自己，煥發力量……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不能迴避的。
柳森：這次，我們也關注到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一段時間以來，人們都特別渴望能夠喚起內心溫暖與共鳴的片子，但當真的有一部片子打著「希望能打動全世界」的標簽，以親情和淚奔為賣點，來到你面前的時候，很多人反而猶疑了。這是一種怎樣的復雜心情呢？
王曉明：這多少折射出當下國人的一種比較普遍的精神狀況。三十多年來快速的經濟發展與劇烈的社會變遷，大多數人，特別是年輕人，或多或少都會焦慮，覺得生活的壓力很大。正是這種心態，使人一方面渴望正面的精神安慰，希望用一些樂觀的、溫馨的、積極向上的東西來支撐自己，另一方面又很脆弱，不願意陷入悲苦的情緒，甚至有意迴避人生嚴峻的一面。這其實也是一種本能的自我保護。
藝術家都是敏感的，他們知道今天的讀者和觀眾在哪些心理方面特別軟弱、特別容易被觸動。這時，比較壞的情況是，一些創作者運用種種技巧，故意去刺激這些方面，好像是在投大眾所好，其實卻是利用人們內心的軟弱，轉移其焦慮的方向，粉飾人生，同時大賺其錢。而比較好的一種情況則是，藝術家直面國人的精神現實，強有力地呈現其生活和精神的焦點，以藝術的力量推動人們正視自我、展開對人生和社會問題的主動追問和深思。同時，鼓勵更多的人積極地去改變現實，而不只是選擇逃避。
柳森：或許也是意識到了要向大眾求共鳴，《唐山大地震》在宣傳策略上經歷了一個微妙的變化：從一開始的自詡「催淚彈」，到後來轉而強調這不僅是一部悲情片。
顧曉鳴：影視創作，究其本質是在影片和觀眾之間架橋。很顯然，這次架橋，馮小剛打出了特效牌、IMAX牌、悲情牌、家庭牌，做了一系列積極的探索。對此，我一直深表敬佩。但他可能忽視了，正是對「催淚」的過分追求和炫耀，使其從《天下無賊》到《集結號》急劇地倒退下來。 「欲哭無淚」，是國人自古就有的一種切己的體驗和審美意義上的心領神會。如果老是讓劇中人哭泣哭喊，只能說明創作者手法短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