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大學馬茜教授介紹

❶ 武漢理工大學，文法學院有哪些老師，的老師列表，的老師，學人堂

學院現有專任教師146名，其中教授29名、副教授58名、講師54名；碩士生導師名、博士生導師7名。在教師中具有博士學位的24名，在讀博士37名。文法學院現有享受國務院政府津貼專家2名，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評審專家1人，省部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5名，湖北省跨世紀學科帶頭人2名，武漢理工大學名師2名。具體名錄如下：
法學系
教授
申來津
李明
李牧
余功文
汪煒
張麗琴
黃莉萍
謝薇
鮑曉慧
魏紀林
副教授
馬卉
王曉麗
向雅萍
劉介明
劉愛童
江海波
孫惠民
李鳳寧
李序南
何琳
何平
陳中澤
陳茂國
陳娜
孟奇勛
胡秀娟
夏倩
徐學偉
黃明欣
胡神松
講師
王麗
文婧
劉其永
劉曉贇
李琦英
羅勤
羅先平
夏彥才
徐江萍
陶雙文
龔曉川
唐子艷
陳穎
新聞傳播系
教授
王漢熙
尹章池
朱喆
劉永堅
楊學忠
賀子岳
漆詠德
劉錦宏
副教授
王素娟
方迎豐
尹傑
李明文
李銀波
林鶯
楊磊
邱子慶
周萍
周鴻
胡璟
錢正
唐丹
黃箐
翟紅蕾
講師
嚴茜
李曉丹
張勇
張雄君
夏穎
教育技術學系
教授
馬廷奇
馬欣（講座教授）
李志峰
吳時明
副教授
劉艷
李靜蓉
曹建霞
沈凌
張凌雲
賈勇宏
講師
江艷
楊聖華
周群英
胡群慧
彭 強

❷ 如何看待生活方式醫學專家馬欣教授反對張文宏每天吃三到五個雞蛋的建議

生活方式醫學專家馬欣教授反對張文宏每天吃三到五個雞蛋的建議是正確的，三觀正確。

區別表現在所指的內涵和范圍不同，世界觀面對的是整個世界，就是你認為這個世界是什麼樣的，比如是美好的，還是丑惡的，是如何運作的。

人生觀面對的是社會人生的領域，就是你認為人活在世上的意思是什麼，是工作，完善自身還是家人的幸福等。價值觀，指人在個人發展過程中的價值取向。比如說有人用金錢作為衡量別人的最高價值，也就是拜金，還有一部分人，他們衡量的標準是看人的本質，而並非外物。

人的三觀：

老三觀即傳統意義上面的三觀，即是平時網路上使用的毀三觀，三觀不正的說法的三觀，主要包括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❸ 介紹一下秦漢文化空前繁榮的原因

簡要的說有兩點：

1、秦漢時期文化的繁榮昌盛是建立在國家統一，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的，說明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
2、 秦漢時期許多重大的科技成就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表現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和科學家的聰明才智與非凡的創造力

詳細的原因在於以下部分：

一、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方面的研究文章,在欄目中佔有較重的分量。
政治制度與職官方面,簡修煒的《魏晉南北朝的歷史特點與農民的反封建斗爭》(1988年第2、4期)一文,揭示了魏晉南北朝社會的等級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等歷史特點與農民反封建斗爭的密切聯系,突出地顯示了該時期農民反封建斗爭的明顯個性。方北辰《釋九品中正制之一品虛設問題》(1989年第1期)一文,通過考察該制度的歷史淵源,認為魏晉之際,儒家作為正統思想的地位並未根本動搖,三皇五帝、禹、湯、文、武、周、孔這些儒家崇尚的「聖人」,仍享有極崇高的地位,儒家的名教仍然左右著士大夫的思想,而當世活人要躋身於位至極品的聖人之列是不可能的。陳琳國《試論魏晉南北朝地方官吏的考課》(1991年第2期)指出,魏晉以後,秦漢時期通過上計來考課地方官吏的形式已名存實亡。東晉南朝未能建立起合理的考課制度,只以輸入賦稅的多寡來衡量地方官吏的政績。北魏後期重新建立起考課制度。西魏、北周的考課卓有成效,因而地方吏治情況較好。趙昆生《曹魏侍中考釋》(2000年第6期)對曹魏的侍中進行了考察,認為它是曹魏重要的權力中樞,構成了君權實現方式的核心。
關於政治事件,在司馬睿對待祖逖北伐的態度問題上,劉偉航《司馬睿對祖逖北伐態度之我見》(1988年第2期),不同意歷代史家對司馬睿的責難和批評,作者認為:自司馬睿渡江直到祖逖北伐的七年中,南北形勢並沒有形成一個北伐的大好時機;東晉捉襟見肘的財政狀況也難以成為北伐的經濟保障;東晉派戴淵節制祖逖的目的在於對王敦形成威懾,阻止其叛亂活動。王永平《曹爽伐蜀之目的及其失敗原因考析》(1999年第3期)指出,歷來對曹爽伐蜀的動機及其失敗原因研究不夠,認識停留於表面。作者認為,曹爽伐蜀不是「輕舉妄動」,而是在軍事力量遠不及司馬懿的條件下採取的一種政治手段。通過伐蜀,曹爽既可控制軍隊指揮權,又能在政治上排斥司馬懿,專斷朝政;他所以失敗,也不僅僅因為軍事准備不足及蜀國尚有抵抗能力,主要原因在於司馬懿及其黨羽的破壞,這種破壞在出兵、作戰和退兵時都存在。孔毅《論曹魏之黜抑「浮華」》(2000年第1期)指出:魏武帝曹操之「破浮華交會之徒」,旨在打擊政治上的異己,為改朝換代清除障礙;魏明帝曹睿之罷退「浮華之不務道本者」,旨在打擊思想上的異己,最終卻自毀家門。
門閥士族是魏晉南北朝史中經久不衰的論題,馬欣在《士族新論》(1987年第2期)一文認為,研究「士族」遇到的首要問題就是稱謂復雜、概念混亂。不僅治史者深感棘手,也給後學者帶來困難。根據名實相符和傳統習慣的原則,該文對蕪雜繁多的概念進行清理篩選,認為較妥貼而且適合魏晉南北朝官僚集團的名稱,該是「士族」,其他都不規范。就士族的歷史地位問題,文章指出,就整個士族來說,它趨向腐朽,那是在它取得了特殊的社會地位並把持了政權以後的事情,無視士族的演化過程,一概罵倒的做法是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原則的。關於門閥政治的性質和歷史作用,孟聚在《北魏孝文帝門閥制度論略》(1990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不能將作為孝文帝漢化改革的門閥制度與南朝的門閥制度相提並論。北魏鮮卑貴族是在長期戰亂的廢墟上建立起北魏政權的,北方以門閥大族為領袖的塢堡不僅維護了當地的農業生產,而且保留了先進的生產關系和較高水平的漢族文化。因此北魏統治者不能不依靠門閥大族謀劃方略、制定政治禮儀、發展封建經濟,因而也就不能不實行門閥制度。針對張承宗「吳四姓」為「東吳四姓」之說,張旭華、王宗廣《「吳四姓」非「東吳四姓」辯》(2000年第4期)認為,「吳四姓」應是「吳郡四姓」,即吳郡之顧、陸、朱、張;其中張、朱二姓的代表人物就是吳郡張溫、朱桓和朱據。
社會組織、成分方面,1988年第1、2期上連載章義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奴婢及奴婢制度研究》,是作者整體研究中的兩個問題。一是對這一時期奴婢來源和數量的分析;二是對奴婢社會役使范圍的考察。前者的結論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奴婢主要有戰俘、價買、籍沒三大來源,較之兩漢,私屬奴婢的數額顯著增加。後者的結論是:這一時期奴婢的役使范圍不僅與奴隸社會的奴隸的役使存在著本質的差異,而且與兩漢時期也有著明顯的區別,即該時期奴婢的絕大部分已由兩漢時期的非生產者轉變為社會的直接生產者,都被普遍地役使於農業、手工業等生產部門。周國林的《論蜀吳圖籍中「吏」的身份》(1987年第2期),是具有考證辨析性質的文章。該文針對史學界對這一問題的多種看法,通過數據統計,文獻、文物的印證,認為蜀吳圖籍中的「吏」既不是指身份低賤的「吏」民,也不是指地位優越的士族,而是對包括上至三公、下至佐史之類的低級官員在內的所有國家官吏的總稱。張敏《東晉南朝賓客述論》(1999年第2期)認為,東晉南朝賓客的構成成分比前代更為復雜,有門第低、學品高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有避難的北方人士,有所謂材力死士、門生故吏,也有江湖遊客、隱士。賓客作為一個特殊社會階層,沒有與佃客、僮客等封建依附民合流,相反,一部分繼續受到王侯大臣的禮遇和重視。不過,賓客的社會地位確實有所下降。
二、經濟史研究
專欄文章中,篇幅較多,影響較大者當屬社會經濟史,1985年第2期學報刊發了施光明的《釋曹魏屯田制中的「分田之術」》,文章涉及的是一個古老的課題。因為曹魏屯田制度為歷代史家所關注,多有論述,但關於「分田之術」這個具體而重要的細節問題,幾乎無人問津。作者認為,「分田之術」是一種授田之法,其具體內容是確定給屯田民屯田土地的數量,大約是一夫一婦一百畝。文章刊出後,在全國范圍內產生了較大影響,不少刊物或復印全文或轉摘觀點,並馬上引起了爭論。同年第4期,專欄又刊載了周國林的爭鳴文章《「分田之術」是授田之法嗎?》,該文指出,「分田之術」不是「授田之法」,而是有別於「計牛輸谷」的征稅方式。專欄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一直延續到1988年第1期,長達三年之久,所發表文章均被《中國史研究動態》、人大報刊復印資料、《三國史研究四十年》等文獻轉載。
歷代史家關於曹操的研究文章多不勝數,但對他的整個經濟政策進行全面的論述,尚不多見。張雷的《曹操經濟政策述評》(1985年第4期)一文,從社會背景和思想基礎的角度進行綜合研究,認為曹操的經濟政策有著豐富而廣泛的內容,屯田政策是其核心,而租稅政策、獎勵政策也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並且是緊密圍繞屯田政策而展開的,在他整個經濟政策中佔有重要地位。曹魏時期的屯田規模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鄭佩欣的《曹魏許下屯田規模蟲蟲彖測》(1988年第3期),通過當時曹魏每年的地租所得和糧食總產量以及勞力的耕種能力等因素的層層分析剝離,得出建安初年許下屯田的大致規模———約擁有60萬畝耕地,8000多屯田戶,40000餘人。
商業、交通貿易史研究方面,馬志冰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海貿易的變遷與高漲》(1988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魏晉南北朝時期,廣州南海貿易得到巨大發展,奠定了廣州的通商貿易口岸的重要地位,為隋唐以後海外貿易的進一步繁榮打下了基礎,也為中西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創造了條件。鄭敬高《論六朝的商業資本形態》(1994年第1期)認為,六朝商業發展,以小商人資本興盛、官僚商業資本強勁、大地主側身市場為特色,基本實現了商業資本的封建化,它導致了商業資本的飽和。這種飽和以盤剝小生產者取得豐厚利潤為前提,是資本與特權結合的結果。超商業強制割斷了商業與經濟自由、競爭平等、法律秩序之間的必然聯系,阻礙了商業資本的正常積累,構成了中國古代商業發展的致命弱點。劉漢東《水路交通運輸與魏晉南北朝商品經濟的發展》(1998年第3期)指出: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與交通運輸的關系相當密切。特別是大批量的貨物運輸,對交通條件的要求較高。水路運輸既方便,載重量又大,沿途碼頭的設施以及較大船隻的使用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魏晉南北朝水路交通比較發達,推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是江南經濟逐漸趕上甚至超過了北方,水路交通是其重要因素。
區域經濟的發展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引人注目,牛潤珍的《3—6世紀海河流域城鎮布局的考察》(1991年第2期)令人耳目一新。該文不僅考證出魏晉南北朝時期海河流域縣級以上的城鎮數目,而且還從地形、地貌、氣候、氣象等其他學科入手,考察了當時海河流域城鎮的布局及其特點。極具學術價值的是,它著眼於史學與現實的密切聯系,體現了全新的選題角度,而且運用了不同學科相互交叉的研究方法。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
有關魏晉南北朝時期經濟問題的研究也引起了國外學者的重視。
韓國學者池培善先生的《就封裕上書論前燕慕容皇光時期的經濟政策》(1999年第3期),通過分析慕容皇光在位時期,記室參軍封裕的上書來探討前燕的社會經濟政策,試圖從社會經濟角度來解答北方游牧民族進出中原之後,異民族以何種形態發展國家。
三、思想文化研究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思想文化成就輝煌,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一大批重要的文化史課題受到學者們的重視,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施光明《論五涼文化與西域文化的交融》(1990年第2期)一文選題新穎,把當對許多人忽視的西北文化作為研究對象,代表著魏晉史研究的一個方向。作者指出,當中原動盪、文事荒落之時,在五涼統治的河西地區卻出現了一個具有濃郁的西北風采和異域情調的學術文化空前興盛的局面。他認為,這是西域與五涼之間學術文化雙向交流和雙向選擇的結果。正是在眾多不同的領域中各種文化現象的相互交流、相互選擇、相互融合的過程中,形成了瑰麗多姿的五涼文化。宗教問題仍然是文化討論中的重點之一。程有為的《魏晉南北朝河南地區佛教的傳播和興盛》(1986年第3期)一文,將佛教在河南的傳播和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漢末、曹魏時期初步傳播;西晉十六國時期迅速傳播興盛;至北魏達到極盛,由此他認為,河南是佛教在中國最早傳播的地區之一,其原因有四: 一、佛學東漸,河南居「天下之中」,為必經之地。二、其時作為都城的洛陽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河南地又在都城附近。三、佛寺的經濟來源主要靠朝廷官府的賜予和富人的施捨,而京城及其附近的佛寺是近水樓台。四、河南地區戰火連綿,人民苦難深重的現實,為以生死輪回、因果報應為教義的佛教提供了肥田沃土。黃修明《魏晉南北朝佛教的政治化特徵》(1992年第3期)認為,魏晉南北朝是佛教傳入中國後迅猛流播發展的時代,也是佛入中國而中國化的重要歷史時期,其重要特徵是受中國政治社會的改造和影響日益世俗政治化。無論是作為宗教形態的佛教或是作為宗教信徒的佛門僧尼,都沒有超然於世俗政治之外獨立存在,而是自覺或不自覺地依附政治、參與政治、服務於政治。孔毅、李民《魏晉玄學的衰落及其與佛教的合流》(1997年第2期)認為,東晉初年的批判思潮是玄佛合流的先聲,儒佛力量對比的變化是玄沸合流的關鍵,而魏晉玄學獨立性的喪失標志著玄佛合流的實現,玄佛合流實現後,佛教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但是,佛教的這種獨立是相對的,它作為一種外來的異質文化,始終不能也不可能擺脫中國傳統文化的軌道而獨立發展,只能是不斷趨於中國化。至宋代,則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形成理學。
關於這一時期的文化特徵,朱和平、白貴一《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化特徵及其歷史影響》(1998年第4期)認為,魏晉時期的文化特徵有三:其一、相對獨立的區域文化格局;其二、傳統文化改造與新文化創造相結合;其三、外來文化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些特徵的形成和發展,不僅改造了傳統文化固有的頹廢,創造了文化新精神,而且使中國文化呈現多樣化和豐富性,在文化發展中緩和了民族地域紛爭和敵對關系,出現了統一的要求。
對魏晉南北朝時期東西方文化進行比較研究,以前較少有人論及。
梅珍生《中國魏晉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人生觀比較研究》(1993年第4期),作者指出,在東西方人學史上,魏晉與義大利的文藝復興是兩個十分相似的歷史階段,在各不相同的歷史系列中,這兩個時代的功績無論是因其對過去傳統的反叛還是對未來的歷史命運的昭示,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社會生活動盪不安,價值體系的崩潰,對古典的領悟,藝術的成就,世界的發現,人的覺醒……在這些改變了歷史面貌的共同表象的背後,它們由於各自時代的歷史條件的制約,人生的路向表現出了不同的旨趣:魏晉時代風靡士林的價值取向是玄學人生觀,而義大利文藝復興呈現的則是以人文主義為內涵的世俗人生觀,而這種差異,又是他們對待人和自然的不同態度造成的。
四、軍事、民族研究
作為中國歷史上重要軍事制度之一的曹魏士家制,古今論者,不乏其人,但在諸如士家的身份等具體問題上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分歧意見,劉漢東《論曹魏士家制的發展變化及其階段性》(1988年第4期)一文,沒有將該制度看成靜態事物。他認為士家制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原因和時間,曹魏士家制經歷了一個萌芽、確立和完備的發展演變過程,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士家的身份地位也有相應的發展和變化。
張文強《南朝軍制述略》(1998年第1期)指出,南朝的中央軍事領導機構主要為中軍和尚書省兩個系統;地方軍事領導機構為都督與州郡兩個系統。南朝軍隊的編制序列為軍、幢、隊、什、伍等。兵種主要分水、步、騎。中軍訓練一般在京師建康進行,外軍訓練一般由各防鎮都督刺史主持。當時的兵器是傳統的弓、弩、刀、劍、矛,其製造由少府所屬的尚方負責,保存管理的機構有南、北二武庫。
關於戰役,潘民中《汲、獲之戰是官渡之戰的重要組成部分》(1996年第4期)認為,汲縣、獲嘉之戰與白馬之戰,延津之戰及官渡決戰有不可分割的關系,是官渡戰役的重要組成部分。汲、獲之戰發生在建安五年二月袁軍攻白馬之後、四月曹操解白馬圍之前的三月間。汲、獲之戰的戰略意圖一是消滅袁軍別營,解除側背之憂,二是破壞袁紹軍糧基地,陷敵於困境。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民族大融合時期,民族問題歷來為史家所重視。程有為、吳少珉《論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地區的民族問題》(1996年第1期)探討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地區的民族矛盾的形成、發展、激化和緩和的歷史狀況、統治者民族政策的優略得失、以及民族融合的進程。作者指出,曹魏、西晉時期是中原地區民族矛盾的形成和發展時期,十六國時期是爆發時期,北朝則趨向緩和。曹魏、西晉時期,允許少數民族內徙,有利於民族融合。但西晉江統提議將少數民族遷返塞外,則不利於民族融合,也是難以行得通的。十六國後期各國統治者的民族政策比前期為優。魏晉南北朝時期,伴隨民族融合的還有民族壓迫、沖突、仇殺,最後到隋唐時期內遷少數民族已完全與漢族融為一體。
五、大族個案研究方面
家族、尤其是豪門大族,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各方面都有著重大影響,由於當時特殊的歷史環境,有關這一時期某些著姓大族的個案研究,成為學術界研究的一個熱點,上世紀90年代該欄目先後發表了多位學者這方面的學術論文,他們分別對家族的源流、婚宦情況、文化特徵、家族興衰原因及其歷史地位與作用等方面進行了深入探討。
關於婚媾特徵:漢魏以來士族政治的建立與鞏固,主要依賴於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家族成員政治地位的升遷及其在學術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二是家族之間通過婚姻裙帶關系的彼此提攜與利用。因此,婚媾是士族,特別是東晉南朝僑姓士族維持高門地位的一種重要手段。同時,婚媾的變化也能反映某些家族社會地位的變遷。劉靜夫《京兆杜氏研究》(1993年第3期)對京兆杜氏的婚媾情況進行了分析,並與潁川荀氏的婚媾情況作了比較,作者指出,二者的婚姻之家基本上屬於高門大族,且都與皇室聯姻。杜氏的婚姻之家,已知者有河內司馬氏、京兆韋氏、河東裴氏、馮翊嚴氏、北地傅氏、太原與祁縣王氏、河南元氏等,與荀氏相同,基本上屬於高門大族。兩族雖然都與皇室聯姻,但對皇室的依賴程度不同。苟氏,�子惲娶曹操女,惲子娶司馬懿女,荀粲娶曹洪女,荀羨尚晉尋陽公主等,綿延兩晉,一直與皇室保持親戚關系,對皇室的依賴性也較大,幾乎是同命運,共興衰。杜氏,杜預娶司馬懿女,杜義女為晉成帝皇後,杜攢尚魏孝武帝妹,僅此而已。他們對皇室的依賴性小,其地位不全靠皇親。
關於仕宦:魏晉南北朝時期,仕宦是衡量門第高卑的標准之一。仕宦的演變最能反映士族地位的升降和家族的興衰。士族的仕宦是一個變動的歷史過程。
劉靜夫對京兆杜氏和潁州荀氏的仕宦特點作了比較,認為族大人眾,累世為官是其共同點。荀氏見於記載的約100人,而杜氏則達120人。荀氏主要仕於漢魏南朝,仕於北朝者極少;而杜氏則遍及南北胡、漢王朝。荀氏在上層交往廣泛,在中央做文職高官的多,主要是一個士大夫官僚世家。杜氏在上層交往少,做地方軍政長官的多,是一個帶有豪強色彩的官僚世家。苟氏門第高些,而杜氏生命力強些。潁川長社鍾氏也屬於漢魏舊族,謝文學《潁川長社鍾氏研究》(1991年第2期)對其家族成員的仕宦情況作了追溯:鍾氏自西漢至唐代中葉900多年,世系不斷,從東漢末年鍾繇到唐代中期鍾嘉壁兄弟的500餘年,幾乎代代有官宦,上至宰輔,下至縣令,屬典型的士族之家。其家族中不少人對我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關於庾氏家族,孟繁冶《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潁川鄢陵庾氏家族源流考》(1992年第3期)一文指出,庾氏家族自東漢至南朝13代,凡74人,近400年的歷史。其家族萌芽於東漢,掘起於曹魏、西晉,隆盛於東晉,衰落於南朝。漢代以前的庾氏先人鮮見寡·聞,正史中鄢陵庾氏的出現是在東漢,庾乘即為鄢陵庾氏家族人物的最早記載。庾乘子嶷,遁,嶷曹魏時官至太僕,大鴻臚。西晉時的庚氏家族已遠非曹魏時期,僅在朝中傳旨宣詔、教授經學,這時已經能聯合朝臣,干預朝政,具有朋黨之威、家族之望了。東晉時代,是庾氏家族建功立業的最輝煌時期,也是這個家族人丁興旺時期,庾亮是這個家族幾百年歷史上的代表人物。經過東晉廢帝年間的政治變亂,庾氏家族已明顯地由興盛走向了衰落。
關於學術文化:世家大族要取得社會承認,須符合當時社會的價值取向。文化素養在當時是衡量人才優劣的重要標志,也是人們入世做官及官職升遷的重要條件。魏晉士族多以家學明世,以士出身,雖初有軍功顯者,但後世也往往以學識見稱。這也是當時士族驕世傲人的一個資本。孟繁冶《論潁川鄢陵庾氏之倔起》(下)(1993年第3期)一文認為,魏晉時期是庾氏家族政治發展的重要積累時期,其間文化的特徵十分明顯突出。庾氏在東晉政治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此時也正是該家族文化最發達的時期,文化事業成為他們政治活動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庾氏家族成員無不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文化水平,他們在教育、文學、書法等方面都有令人矚目的成就。司馬氏江左政權與庾氏聯姻,除了在很大程度上與庾氏在西晉時期政治上已有積累外,應歸結於庾氏家族文化上的優勢。劉靜夫對荀氏與杜氏在文化方面進行了比較,認為兩族各有家學,荀氏以禮樂、律令為主,杜氏原本刑律名家,自杜預後又以傳《春秋左氏傳》出名。在文化層次上,就整體而言,荀氏高於杜氏,荀氏人才輩出,而杜氏多以吏能或軍功顯名。
六、社會史研究
近年來,有關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生活史的研究也引起了中外學者的重視。
日本學者關尾史郎《關於安徽曹氏一族墓葬的幾個問題》(1997年第3期),作者通過對安徽亳州曹氏宗族墓葬字磚的梳理、分類,釋疑、解讀,認為曹氏宗族墓葬是曹騰作為宦官進入中央政權以後開始營建的;曹氏宗族擁有大規模的墓區,說明自曹騰以後的三四代人中,都有上至中央下至郡縣的各級官員,相對而言,曹氏宗族是在短時期內迅速發展起來的。
婦女問題也是這些年來研究的熱點問題。
萬紅《試論秦漢到魏晉婦女風貌的變遷》(1991年第3期)指出:魏晉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與秦漢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因此魏晉女性得以大膽地與封建禮教進行抗爭,他們掙脫了秦漢時代禮教對婦女的束縛,為自己掙得了一些權力。但這種變化只是在封建專制制度相對衰微的時候出現的暫時現象,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繼續發展,隨著大一統封建集權專制的再次確立,婦女的社會地位就每況愈下。
黃雲鶴的《均田制與北朝婦女》(1994年第1期)從經濟角度對北朝的婦女問題進行了研究,作者認為,北魏均田制帶有濃厚的原始社會色彩,平均主義波及婦女、北方有大片荒蕪土地、戰亂打破了儒學一統天下的局面以及北方思想較為開放等原因導致了婦女受田。婦女受田意味著她們經濟上的獨立。
薛瑞澤、王大健《3—6世紀後妃變態心理剖析》(1995年第2期)從遺傳因素、心理因素和社會因素三方面剖析了3—6世妃後紀變態心理形成的原因、表現及其對社會的危害,作者認為,遺傳因素和心理因素是後妃變態心理形成的基礎,社會因素是誘發這些變化的直接動因。
關於家庭生活,趙建國《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家庭結構》(1993年第2期)如是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家庭結構有尊長卑幼、夫主妻從、嫡貴庶賤的顯著特點,形成這些特點有其政治原因:實行門閥士族制度;人身依附關系嚴重;宗法制度的影響;封建等級制度的影響;私有制的影響。薛瑞澤《魏晉南北朝婚齡考》(1993年第2期)認為,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戰亂較多的時期,這種特殊的歷史環境不但使婚姻形態多種多樣,而且使這一時期的婚齡基本呈下降趨勢。
限於篇幅,我們在此無法展示欄目中的所有內容,有不少好的文章不得不忍疼割愛,難以向讀者作重點介紹。好在本文沒有提到的許多文章,在史學界也同樣早已產生影響。現在許昌師專已升為本科院校,升本後的《許昌學院學報》本著打造名牌,錘煉精品,質量至上,凸顯特色的原則,不僅要一如既往地辦好一批重點欄目,而且要把「魏晉史研究」做為特色欄目,放在學報重中之重的地位,在稿源、篇數、稿酬等方面將採取新的激勵措施,近期內,該欄目除發表所有關於魏晉南北朝這一歷史時期各個方面的研究文章之外,將重點組織發表該時期經濟,文化交流、融合及社會生活方面的學術力作。歡迎廣大魏晉史研究者繼續關愛支持本欄目的建設與發展,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編、研合作,共同努力,把魏晉史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階段,為學術事業的繁榮進步作出新的貢獻。

❹ 馬欣的發展

馬欣教授，1982年9月至1985年7月，就讀於沈陽音樂學院；1999年9月至2001年7月，就讀於沈陽師范大學，學習高等教育學專業，並取得「碩士學位」；2006年1月，在武漢理工大學管理學院攻讀教育管理博士學位。自1985年7月參加工作以來，先後擔任沈陽音樂學院師范系政治輔導員、團總支書記、宿舍管理科科長、學生處副處長、社會教育中心主任、成人教育學院院長、職業教育學院院長、沈陽音樂學院南校區院長。
多年來，馬欣教授一直致力研究高等藝術院校的人才培養模式及教育、教學方法。2004年，被評為遼寧省（藝術教育）行業文化宣傳推介大使。在遼寧省成人教育教改實踐和教學研究活動中，多次被授予優秀工作者、科教先進工作者稱號。 2005年，獲得由教育部授予的「區永熙優秀音樂教育獎」。由其主講的《藝術概論》被評為院級精品課。2007年，被沈陽音樂授予「優秀導師」稱號。2009年，被文華藝術院校獎——第九屆「桃李杯」舞蹈比賽組委會聘為此次比賽開、閉幕式晚會總監制。
馬欣教授先後在省級以上刊物發表了《現代藝術理論對當今藝術發展的指導作用》（《文化學刊》，2009年9月；《理論界》，2008年8月）、《論藝術高校教育創新的制度保障》（《遼寧教育研究》，2007年9月）、《漫談音樂與音樂治療》（《音樂生活》，2007年7月）、《談音樂教學中文化背景知識的重要性》（《遼寧高職學報》，2007年7月）。撰寫的《略論「以人為本」與高校管理和運行機制創新》（《理論界》，2007年6月）2007年榮獲「全國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優秀論文」一等獎，《關於藝術高職教育改革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遼寧高職學報》，2004年2月）在2003年遼寧省成人教育研究優秀成果評比中榮獲一等獎，歌曲《汗王願》（《音樂生活》，2006年1月）於2005年在遼寧省成人教育科研優秀成果評選中榮獲優秀歌詞類一等獎，《中國戲劇簡史》在2002—2004年度沈陽市社會科學優秀學術成果評獎中被評為著作類優秀獎。
馬欣教授策劃、組織的《百萬市民藝術培訓工程》成功入選文化部「國家文化創新工程」 項目（文化部，2010年8月）、《現代藝術教育管理》取得「遼寧省『十一五』教育科學規劃立項課題」（遼寧省教育廳，2009年4月）、《現代藝術教育理論對中國當今藝術發展的指導作用》取得「遼寧省『十一五』教育科學規劃立項課題」（遼寧省教育廳，2010年）。
2011年9月4日，馬欣因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被刑事拘留，2個月後被正式逮捕。
在法院一審過程中，和平區檢察院指控馬某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故意傷害罪，國有事業單位人員濫用職權罪，故意銷毀會計憑證、會計賬簿罪，貪污罪，受賄罪等6宗罪。
一審法院判決，馬某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14年，並處沒收財產人民幣80萬元；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6個月，並處沒收財產人民幣20萬元；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犯招收學生徇私舞弊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犯故意銷毀會計憑證、會計賬簿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並處罰金人民幣5萬元；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根據數罪並罰的原則，決定執行有期徒刑20年，並處罰金人民幣5萬元，沒收財產人民幣100萬元。
2013年10月，終審裁定駁回馬某等人上訴，維持原判。

❺ 李韻熙的人物經歷

李韻熙，來自甘肅省，在重慶生活了近7年。「本科也是在重慶大學上的，讀的是播音主持專業。」李韻熙曾獲得「重慶市三好學生」稱號。在同學眼裡，她是當之無愧的學霸美女。大四那年，保送到本校新聞學專業讀研究生，前年，作為交換生，到台灣省交流學習半年。
伶牙俐齒的她還與本科時候的老師、重慶大學美視電影學院副教授馬欣搭檔，主持重慶大學85周年校慶晚會。
去年11月，李韻熙被推薦參加《一站到底》，「主持人曉敏是我師姐，所以當天走上台覺得倍感親切。」
「見好就收，因為臭美，不想從台上掉下去出現囧態。」最後，李韻熙手拿5項大獎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