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經濟系教授許成鋼

Ⅰ 為什麼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備受爭議

這屆諾獎可謂是看點頗多。不僅巴納吉和迪弗洛的夫妻雙雙獲獎足以大抓人們的眼球，迪弗洛以47歲的年齡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歷史上最年輕的得主也頗具話題性。而除了這些八卦之外，這三位得主所倡導的實驗方法更是備受爭議。有人認為這是洞察貧困本質的有力工具，但也有人斥之為無用的游戲。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有以上所述的各種缺陷，但瑕不掩瑜，RCT作為一種認識世界的工具，依然是值得重視和推廣的。另外，先實驗，看看效果，再逐步推開的思路本身，對於我們避免盲目出台政策也是大有借鑒的。

當然，RCT只是一種工具。這種工具只能幫助我們發現一些涉及貧困的面上問題，至於更深層次的問題，則需要更為直接的傾聽與調查。托爾斯泰說過，幸福的家庭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則各有各的不幸。貧困的成因是復雜的，為了根治貧困，我們還需要更多的努力！

Ⅱ 胡祖六簡歷

[編輯本段]人物簡介
胡祖六 高盛(亞洲)有限責任公司執行董事，博士
河南科技大學學士，清華大學工學碩士，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美國高盛投資銀行經濟研究執行董事。曾任瑞士日內瓦-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首席經濟學家與研究部主管。1991年至1996年間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官員，先後供職於亞太局、財政事務局和研究局，從事經濟研究，參與對許多成員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磋商與技術援助工作。其研究領域包括宏觀經濟學、公共財政、國際貿易與金融理論。其研究成果之一《全球競爭力報告》在國際上具有廣泛影響。從1996年4月起至今兼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與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他被媒體評為中國最英俊、最富有紳士風度的經濟學家。他出生在中國內地，風華正茂時求學海外，頂著洋學位，在財富500強企業中搏擊多年，擁有令人艷羨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在中國人迎接全球化的努力中，他以跨國企業中國代表的身份成就了自己……
[編輯本段]哈佛里的苦讀
胡祖六齣生在湖南的汨羅縣新塘鄉（原屬老湘陰縣，60年代從湘陰縣獨立出來成為汨羅縣），湖南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風起雲涌的省份，清末明初的郭松燾也是湘陰人，他給小時候的胡祖六留下了神秘感。縣志載，郭松燾早年海外留學，是中國人在英法公司里工作的第一人。他非常有遠見，從當時日本明治維新就斷言日本將成為中國的大敵。郭松燾可能為胡播下了今天生命軌跡的種子。
17歲時，胡祖六的第一個機遇降臨，那一年中國恢復高考，他從汨羅縣一中考上清華大學。他說,當時不知道有經濟學，那時科學救國很流行，於是他就報考了力學，天資聰穎的他一下考中清華大學，並在清華獲得了工學碩士。在北京開闊了眼界之後，胡逐漸認識到現代市場經濟管理的重要性。那時候，中國向美國公派了幾位留學生，學習宏觀經濟，就學美國哈佛大學。胡祖六從百里挑一的選秀中脫穎而出。那一班博士中，有一串當今中國經濟學界響亮的名字，包括許成鋼、李稻葵、樊鋼、王一江等人。
在胡祖六看來，枯燥的經濟學很有意思，彷彿大而無當，卻是和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匯率和利率的計算也非常有趣。盡管如此，胡祖六還是感到巨大的壓力。首先是語言關非常難過，因為他以前學的是工科英語，而經濟學對英語的要求特別高，不僅專業性強，而且要求非常能言善辯；其次是文化傳統的障礙，當時從中國出來的他們是完全沒有市場的概念。而同班的猶太學生有著語言的天然優勢，加上感性的直覺非常好，給他們幾個中國同學很大的壓力。
「非常難得的是，我們幾個都非常玩命，互相激勵。」胡祖六回憶起當時的學習情況時說，幾乎每天晚上都是兩三點，甚至四點睡覺。
嚴格的經濟學訓練，哈佛幾大經濟學家的弟子身份，博士畢業的胡祖六已很自然地進入世界經濟管理的核心圈子。
[編輯本段]入主高盛
1996年，胡祖六已經是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首席經濟學家，在此之前，1991年至1996年間，他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官員，先後供職於亞太局、財政事務局和研究局，從事經濟研究，參與對許多成員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磋商與技術援助工作。
但胡祖六覺得非常寂寞。歐洲太安靜了，而他的故土中國、亞洲卻熱鬧非凡，當時「亞洲模式」正風光無限。深受導師薩莫斯入世風格影響的胡祖六，怎可能拒絕如此誘惑。恰在此時，一位在高盛工作的同學向公司推薦了他。正欲開拓亞太，特別是中國市場的高盛投資銀行對他非常感興趣。
高盛在世界十大投行中名列前茅，而這些投行是世界經濟生態鏈中接近頂端者。在這個生態系中，為跨國公司OEM加工產品者在最底端，其上是一般傳統的跨國公司，再上是高新技術產業的工業壟斷巨頭（比如INTEL和IBM），而高盛等投行又是在他們之前，每年都要對這些公司進行財務資本等級，對經濟預期進行評定。金字塔頂的是標准普爾，它則來評價高盛們。
在投行模式中，高級經理人的經濟學功力和話語權至關重要。只有你有足夠的話語權，才能讓別人聽到你的聲音，讓別人坐下傾聽你的聲音，然後被你說服，讓你替他在資本市場服務，然後收取傭金。而在高盛的眼中，胡顯然已經是擁有一定話語權的人，而且年輕、精力充沛——投行是一個超級高負荷的工作，還是中國人，這顯然非常理想。雙方幾乎是一見鍾情。
1997年，剛赴任的胡祖六幾乎立刻遭遇亞洲金融危機的狂風暴雨。東南亞各國匯率極度動盪，金融危機導致經濟危機，有的國家經濟甚至在一夜之間被稱為倒退十年。正值世人震驚困惑之時，各種經濟學紛紛拋出假說，展開了異常激烈的辯論。這正是一個亂世出英豪的時期，胡祖六當然不會放過這一機遇。
亞洲金融多米諾骨牌一個個倒下之後，世界經濟界自然產生下一個猜想，即人民幣會不會貶值，中國會不會發生金融危機。西方的經濟學家大多預言中國難逃此劫，但胡祖六卻根據自己的研究分析斷言，人民幣不會貶值。在對中國的很多不利分析的背景下，胡祖六的良好預期給中國高層留下了初步印象。事後，市場證明了胡祖六的正確，胡祖六在國際資本市場也開始具有話語權。
[編輯本段]身在曹營心在「漢」
在有些中國人看來，愛國和為跨國公司服務是一對矛盾。胡祖六說，我在國外投資者面前，更多講中國的前景，而在國內，更多講問題，講差距。「我是身在曹營心在漢！」這也許是胡祖六最坦誠的內心獨白。
「經濟學不同於數學，需要一種直覺，靠經驗的累積，你越是參與現實中的各種思考和討論，你的悟性會越好。」胡祖六喜歡拉里·薩默斯這樣的行動型的經濟學家，他既可以成為哈佛最年輕的終身教授，也可以和格林斯潘、羅伯特·魯賓一起被《時代》稱為「他們拯救了世界」。
於是除了每日繁忙的工作，胡祖六喜歡寫作，雖然並未如願成為作家，卻保持了寫作的熱情與才華，「我在《金融時報》與《華爾街日報》上寫的東西使人很少相信我是個中國人」，在《關於中國與世界的五大神話》報告中他還流露出自己的審美趣味，這份報告以此引語開始：「真相總是雜亂無章、支離破碎、漫無目的、乏味的……真相永遠不會有趣，因此我們需要藝術。」這也許就是「中國經濟奇跡」的真正目的。
你幾乎意識不到他是高盛資本的代言人，更像是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推動者。
1996年，33歲的胡祖六已經是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首席經濟學家，卻覺得風景如畫的瑞士讓人寂寞。
10年後，這個不甘落寞的人頻繁出現在中國各種論壇與重要經濟會議上，人們關注他的理由只有一個：他所倡導的經濟變革方向，正與變化中的中國所契合。
早在2003年，胡即對外表示：不應把實行浮動匯率制和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開放兩個問題混為一談，人民幣匯率放開，依然可以對資本項目實行必要的管制。而2004年底，他更是積極宣稱，匯率制度改革條件已經成熟。這些聲音隨著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幣匯率改革而被證明是具有前瞻性的。
同時，胡祖六亦在各種場合積極呼籲，國內相關機構應消除外資進入金融業的「非理性恐懼感」，他的論據之一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銀行不良資產率與該國金融開放度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因其判斷力，胡被評價為「輕聲說重話」，也因此，你幾乎意識不到他是高盛資本的代言人，更像是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推動者。
作為高盛亞洲董事總經理，胡也切身實踐著他的理論。2005年股權交易和並購事件發生頻仍，高盛參與了中國網通集團和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的收購案，及平安保險公司10億美元的股權出售案。高盛在亞洲的業務收入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1/2，其中收入的50%來自於中國,超過了日本。據說，胡往往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高盛，國際金融炒家
[編輯本段]離開高盛
3月10日晚間消息，今日有媒體報道稱，高盛亞太區董事總經理胡祖六今日辭職。高盛高華媒體負責人隨後向新浪財經證實此事。 據悉，從4月開始，胡祖六將辭去高盛職務，但仍將是高盛的顧問董事。有報道稱胡祖六之後將投身私募行業。胡本人手機已關機。
胡祖六1997年進入高盛，已供職13年。

Ⅲ 許成鋼：為什麼不能以政府主導，強推技術創新

我們必須認識到，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對中國來說最重要的創新是制度創新，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制度改革。這是全面創新的基本條件。否則，當大規模強力推動技術創新時，會有大量欺騙性的項目蜂擁而至。這些項目或明目張膽或遮遮掩掩，有主動干壞事的，有被動干壞事的，有原本是干好事後來變成干壞事的，等等。干壞事的人可以很多，而且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迅速增多，壓倒真正的創新者、企業家。這就是為什麼大規模運動式推動創新令人擔憂。
我們一直在用一個詞，制度。制度是干什麼的？制度就是用來應對上述這些問題的。在創新的過程中，選什麼人、選什麼項目，朝什麼方向發展，出多少錢，怎麼出，誰做這些決定等，都是制度決定的。不同的制度提供不同的機制。在一個有法治秩序的市場制度下，以上的絕大多數問題能得到較好的解決。其中，政府維持市場秩序的作用有基本的重要性。但在多數投資決策上，政府的作用是間接的、輔助性的。這是因為，即便是在相當完美的法治制度下，不用市場機制，政府也無法有效解決上面提到的種種問題。
下面舉幾個實例，討論在不同制度下推動技術創新的不同結果。科爾奈教授2003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列出了近百年全世界87個革命性的發明，然後統計是哪個國家什麼公司什麼時間發明的。在這87項重大發明中，只有一項在蘇聯產生，而這一百年正好是蘇聯從生到死的過程，這唯一的一項非市場經濟產生的革命性創新，與軍事有關，就是人造橡膠。其餘的革命性創新全部都是產生於發達的市場經濟。
在發達的市場經濟里產生的革命性創新中，85%以上都產生在美國。如果再看美國最近半個世紀的革命性創新，絕大多數產生於風險資本資助的中小企業，而不是產生於大企業的實驗室或研發部門。
今天看到的巨無霸型高科技企業，絕大多數都是從中小企業演變而來。它們是在革命性創新產生之後，從無到有，再變成大企業的。與此同時，不斷有很多巨無霸型高科技企業，因落伍而在市場上衰落甚至破產。這是一百多年來，有秩序的市場經濟下創新和經濟發展的規律。這就是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機制。
第二個例子是歐盟國家在研發方面的努力。幾十年來，歐盟國家看到美國的風險資本在推動創新、推動經濟增長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於是，它們也設立了政府主導的風險資本，試圖用此方式模仿美國的風險資本。但是，這種政府模擬市場的努力非常不成功。
第三類例子是1989年之前的蘇聯東歐集團。蘇聯東歐集團從來就極其重視創新，他們的研發費用佔GDP比例曾經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是全世界最高的，遠遠高於市場經濟中佔比最高的國家。蘇東集團的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普及程度，科學家和工程師的總數及占工人的比例等都是世界上最高的地區之一。但是他們沒有能力在研發核心領域縮小和世界前沿的差距。在許多最前沿的領域，差距甚至在持續加大。這是逼迫他們改革的基本原因之一。但是改革一直無效，直到整個體系崩潰。
在基本事實和大量研究文獻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為近百年所有制度下的創新效率，從高到低排一個「技術創新的制度排序」。排在第一（即最高）的是英美法系支持的市場制度，它們是歷次產業革命的先驅。排在第二的是歐陸法系支持的市場制度，其中包括日本、韓國等。雖然這些經濟在革命性創新方面通常不在最前沿，但在歷次產業革命中，這些經濟體都能緊跟前沿，產生大量重要的互補性創新。排在第三的是國有制的計劃經濟。如以上討論的，這種制度的創新效率大幅度低於任何市場經濟，以致在投入巨量資源的情況下，都難以縮小甚至保持與發達經濟之間的差距。第四是群眾運動，例如「大躍進」時期全民從事高畝產、煉鋼，以及研究和應用超聲波的運動等。其結果是混亂、浪費和災難。以下概要解釋一下這幾種制度的機制。
英美法系國家以金融市場為中心。以金融市場為中心為什麼對創新重要？因為這是風險資本運作的基礎，是促成大量中小創新企業誕生發展的基礎。更完整地看，英美法系國家靠的是金融市場、知識產權市場、產品市場、人力市場，這四個市場交互作用，相互競爭，造成優勝劣汰機制的基本環境，從整體上解決創新各個環節的激勵機制。這個體系高度依賴法治，法治是整個體系的基礎。而形成法治最基本的核心制度是司法獨立。在不具備這種制度的環境里模仿風險資本，得到的是不同的機制和結果。

排在第二的制度是，歐陸法系支持的以銀行為中心的市場制度。在沒有發達的金融市場情況下，比如在德國、日本、韓國，金融市場對大型企業沒有壓力。在這一體系下，技術創新以大企業研發部門為主力，由大企業內部解決投資研發項目相關的激勵機制問題。該體系是由知識產權市場、產品市場、人力市場之間的競爭來解決整體激勵機制問題，形成優勝劣汰。但大企業內部無法模擬多方面市場的競爭，因此，大量與創新相關的激勵機制問題得不到好的解決。這決定了革命性創新技術難以從這種體制中產生。
面對與美國日益擴大的技術經濟差距，歐盟非常努力地推動創新，推動以政府為基礎的風險投資。的確，在創新相關的許多環節，市場可能失靈。因此，政府在協調創新方面有可能發揮很大的作用。但政府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介入的機制、技術的性質、經濟發展的階段等。
在追趕階段，在可以預測、可以規劃的科技研發方面，政府的直接介入可能有優勢。但是，面對最前沿的革命性創新，面對新興產業革命的時候，任何官僚體制，無論是政府還是成熟的大企業，在高度競爭的市場（包括金融、知識產權、產品、人力四個市場）面前，都沒有優勢。政府的作用必須只限於對基本制度的支持，是間接的、輔助性的。
一個著名的例子是20世紀80年代日本政府的第五代計算機計劃。在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生產半導體存儲器已經世界領先，美國人擔心日本會不會有一天在整個計算機方面超過美國，甚至整體超過美國（當時哈佛的傅高義出版的《日本第一》流行全球）。
日本政府的通產省，從1982年開始協調全國所有大企業和大學，依照通產省的規劃，試圖在他們認定的第五代計算機方面全面超過美國。但是所謂第五代計算機並未成為主流。市場中優勝劣汰產生了一系列全新的技術，包括個人電腦、互聯網、分布式計算技術等。這些啟動了新一輪產業革命。
問題是，這些創新不是某個人的成就使然。因此也不是任何政府和大企業可以預見的。同最前沿的美國相比，日本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蹶不振。其中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與這里討論的日本基本面的問題密切相關。當經濟的基本面有重大問題時，雖然是市場經濟，雖然是法治社會，有能力舉全國之力朝著某個方向努力，也很難超越。日本政府輸給了市場。同樣，歐盟的政府們也輸給了市場。
排在第三的是國有制經濟。在這種制度下，民間沒有資源。因此創新只能以自上而下的計劃方式或行政管理方式進行。自上而下的計劃式創新，在經濟相對落後的追趕階段，或者是對可以預測、可以規劃的科技研發，可能有某種優勢。
例如，中國和蘇聯在宇航、核領域等可以很快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因為這些領域需要巨大的資源，而且從科學和技術的角度，是相對可以預測、可以規劃的。實際上，在任何國家，，在這些戰略軍事領域都是舉國體制，包括美國。
但是，當涉及技術創新的整體，涉及產業革命性質的創新時，自上而下的官僚體制無法有效解決激勵機制和資源配置問題。這不僅是理論，更是反復驗證、幾乎沒有例外的基本事實。任何由政府掌握大量資源，由政府主導的規劃式、政策式創新，以及大量政府資金推動的所謂創新基金等，其基本機制都與此相似。至少可以歸到計劃或半計劃模式。而這類制度歸根結底無法解決創新中的基本激勵機制問題。
最後一種機制是搞運動。前面討論過的「大躍進」是歷史上的一個極端情況。中國改革以來，一個曾經行之有效，曾經起了正面作用的重要機制，是省、市、縣之間的競爭。地區之間競爭吸引外資、出口、經濟增長等。從機制的角度看，這與「大躍進」運動有很多相似之處。
改革早期的地區競爭之所以曾經發揮了很好的作用，有區別於「大躍進」的三個條件：第一，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市場經濟，逐漸向民企開放；而「大躍進」時期是關閉市場、消滅民企。

第二，改革時期朝著建立黨政部門的集體領導制，以及司法等制度，建立了一定的權力制衡，使下情上達不至過於失真；而「大躍進」之前和期間的時期，是破壞權力制衡的時期，甚至達到上層難以了解經濟實情的程度。在黨政機構里，吹牛欺騙者上，報告實情者下。
第三，改革早期地區競爭的主要目標，是以GDP增長速度為度量的經濟增長。GDP是市場活動的總體統計指標，單純從經濟上看，整體上比較平衡，而且存在多種不同方法進行獨立的數據收集與核算，使域外的機構可以在信息上起到某些制衡作用。
而「大躍進」競爭的是糧食畝產和鋼鐵產量等單項數量目標。作為競爭目標，不但不平衡，而且域外機構難以獨立核算。在這些條件下，改革早期的地區競爭，或者運動，在激勵地方各級領導、推動改革和經濟增長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政府的職責遠遠超過以GDP衡量的經濟增長，而在行政體制內以競爭方式提供有效激勵機制，需要局限於單個競爭指標。因此，靠地區競爭激勵地方政府有極限。人所共知，在唯GDP的地區競爭下，環境問題、不平等問題、社會穩定問題等普遍被忽略。
如果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作為地方政府競爭的目標，試圖用這種運動的方式推動創新，非常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單項指標的地方政府競爭，會嚴重扭曲政府的一系列基本行為。在對地方政府施以片面強激勵的同時，如果沒有健全的司法和公司治理結構，沒有健康的市場競爭，會使社會上產生大量有意或無意的以創新為名的欺騙作假。
真正的創新整體上高成本、高風險，多數需要長期的投資，而虛假「創新」可以表現為低成本、低風險，短期收益，使其具有極大的誘惑力。因此，虛假「創新」的大發展，會在市場上排擠真正的創新。在這種條件下，給地方政府的激勵越大，虛假「創新」就越盛行，災難就越大。
中國在經歷了三十多年改革後，今天的制度大體是國有計劃制和歐陸法系市場制的混合，如果不繼續改革制度，倒退回到第三種機制，甚至第四種機制的可能性不但存在，而且其危險在某些領域甚至有所上升。
我們必須認識到，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對中國來說最重要的創新是制度創新，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制度改革。這是全面創新的基本條件。全面創新包含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市場創新等。不顧制度條件和經濟發展水平，以政府主導方式，強推技術創新，不但面臨巨大風險，而且會製造更大的風險，在推動的力量超巨大時，甚至可能製造出大災難。而制度創新的核心是改革和完善市場制度、法治制度以及權力制衡的政府制度。

Ⅳ 許成鋼的現任職務

1. 香港大學 《國之基金》經濟學講座教授，自從2011年
2. 香港大學經濟學教授，自從2008年
3.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特聘教授，自從2002年
4. 歐洲經濟政策研究中心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研究員，自從1999年
5. 香港大學中國與世界發展研究所聯席董事；
6. 香港大學亞洲國際金融法研究所董事會成員；

Ⅳ 1919年，中國，美國，德國，法國，英國分別的GDP是多少

問題補充：分別查找2000年~2009年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中國、俄羅斯美國 97648 101280 104695 109608 116859 123761 131329 137765 14414.25 英國

Ⅵ 許成鋼的工作經歷

1950年生於杭州。
1964-1967年 清華附中 。
1967-1976年黑龍江綏濱農場（一度改編為建設兵團）。
1976-1979年待業青年，自學物理、哲學、工程、經濟學等。
1979-1982年清華機械工程系研究生（該系第一個計算機輔助設計研究生、全校唯一沒有本科學位的研究生）。
1982-1984年社科院數量與技術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參與改革辯論。
1984-哈佛經濟系訪問學者後轉為博士生。
他發表的幾十篇論文，見諸頂級經濟學學術期刊，包括《經濟學文獻期刊JEL》、《政治經濟學期刊JPE》、《美國經濟學評論AER》、《經濟研究評論REStu》、《美國法與經濟學評論ALER》、《歐洲經濟學評論EER》等。
被主要國際、國內機構及學術、政策會議邀請做主旨演講或特邀報告，其中包括國際經濟計量學會大會(Econometric Society World Congress)，世界經濟學會大會(International Econometric Association World Congress)、美國經濟學(AEA)會年度大會、歐洲經濟學(EEA)會年度大會、第五屆諾貝爾經濟論壇(The 5 Nobel Symposium in Economics)；中歐倡議國組織峰會經濟論壇(the 7 CEI Summit Economic Forum)，聯合國開發署、聯合國大學與世界發展經濟學研究所、歐洲開發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人民銀行、英國財政部、以色列中央銀行、芬蘭中央銀行等。

Ⅶ 什麼是許成鋼

許成鋼——著名經濟學家 *出生時間：1950年 *祖籍：臨海市括蒼鎮張家渡村 許成鋼，1950年出生。1979年考入清華大學研究生院， 1982年獲機械工程碩士學位。1984年赴美留學， 1991年獲 哈佛大學 經濟學博士學位。現任 英國倫敦經濟學院 教授 ，兼任 美國哈佛大學 國際 發展中心 高級研究員、全歐 經濟政策 研究中 心高級研究員、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特聘教授。

Ⅷ 《動物精神》pdf下載在線閱讀，求百度網盤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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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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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動物精神

作者：喬治·阿克洛夫

譯者：黃志強

豆瓣評分：7.3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9-7

頁數：234

內容簡介：

如果你看不懂當前的經濟形勢，如果你要跳槽卻又擔心失業，如果你想買房但總搞不清楚房價走勢，如果你想投資股票但又怕股市暴漲暴跌，如果你想為未來儲蓄但又想現在多消費，如果你在做這些決策時想明白其中的究竟，那就了解一下什麼是「動物精神」吧。它會告訴你為什麼經濟會陷入蕭條？為什麼有人會失業？為什麼房地產會有周期？為什麼股票價格和公司投資如此多變？為什麼通貨膨脹和失業此消彼長？為什麼我們給將來准備儲蓄缺乏計劃性？為危機當下，什麼樣的政策才能奏效？

本書既是宏觀經濟學理論和政策的顛覆之作，也是期待找到這些問題答案的許許多多普通人的解惑之作。

作者簡介：

喬治·阿克洛夫(George A.Akedof)，1966年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現為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因在分析不對稱信息市場方面作出的重要貢獻，於2001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阿克洛夫的研究借鑒了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以及其他學科以確定經濟學的影響和結果，他研究領域包括宏觀經濟學、貧困問題、家庭問題、犯罪、歧視、貨幣政策等。

羅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1972年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現為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希勒在金融市場、行為經濟學、宏觀經濟學、不動產等方面，著作頗豐。他和另一位經濟學家Karl E.Case開發的Case-Shiller房價指數是衡量美國住房市場走勢的主要指標。他的《終結次貸危機》、《非理性繁榮》和《金融新秩序》等著作是全球暢銷書。

Ⅸ 許成鋼的介紹

許成鋼，哈佛大學博士、香港大學《國之基金》經濟學講座教授1、清華大學特聘教授2、歐洲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員、三家國際國內主要學術期刊的聯合主編、《中國改革》首席經濟學家。曾任倫敦經濟學院教授(Reader)、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韓國首爾國立大學《世界級大學》講座教授、《亞洲法與經濟學學會》主席、世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顧問。獲2013年孫冶方經濟科學獎3。

Ⅹ 香港教授丁學良：誰是中國5個合格的經濟學家

中國到底有沒有合格的經濟學家？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家應該具備哪些條件？哪些經濟學家已經躋身世界主流經濟學家行列？由華爾街電訊（wswire.com）編制的2006年（第二屆）《中國10大最具影響力經濟學家》排行榜於2月24日正式揭曉，張五常教授繼續名列榜首，清華大學錢穎一教授名列第二，而倍受爭議的郎咸平教授位居第三。林毅夫、鄒恆甫、吳敬璉、張維迎、李稻葵、陳志武、田國強等七位教授也共同名列榜中。值得關注的是，除吳敬璉外，其餘9位經濟學家均畢業於歐美名校，受過正規而系統的西方經濟學訓練。在中國，被稱為「經濟學家」（Economist）的約有6000人，然而，能在國際主流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的經濟學者只有大約100人。目前而言，中國經濟學家在全球經濟學界和財經媒體界的影響力和話語權非常有限，他們的觀點仍然處於邊緣狀態，全球主流媒體很少關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根據華爾街電訊對全球著名學府279位經濟學教授(含4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書面調查，有39位中國教授被點名說有學術水準，除了上榜的10位經濟學家外，劉大中（1914—1975）、蔣碩傑（1918—1996）、楊小凱（1948—2004）等3人已故，鄒至庄、黃有光、石壽永、李其、李龍飛、王江、白聚山等23位經濟學家工作或旅居在海外。華爾街電訊董事會主席、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蒙代爾（RobertMundell）教授指出，「評判一名經濟學家是否合格主要有兩點：第一，他對經濟到底了解多少？第二，是否有創造力？有很多人有一流經濟學的教育背景，但他們沒有創新思維，這也是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經濟學家的。」蒙代爾表示，中國有很多名牌大學經濟系，但沒有一個躋身世界一流大學經濟系前列，無法與麻省理工、哈佛、耶魯、劍橋、牛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等世界名校相提並論，這也是制約中國經濟學家成長的關鍵因素之一。「經濟學是一門非常專業、非常嚴肅的學科，有一套完整的體系，必須經過長時間的研究才可能出成果。」華爾街電訊評選經濟學家的指標包括3個方面：學術影響力（70%）、經濟影響力（25%）和社會影響力（5%）。學術影響力主要考察候選人在國際國內一流學術刊物上發表文章的數量和被引用的次數；經濟影響力主要考察候選人對經濟增長、經濟改革和產業政策的影響；社會影響力主要考察候選人的社會責任感、社會知名度以及話語可信度。華爾街電訊總編輯丁海森說，「和第一屆評選相比，學術影響力的權重已經從60%提高到70%，以後這個權重還會持續增加。在美國擁有終身教職的中國經濟學教授有數百人，他們中有的已經躋身主流經濟學家行列，比如白聚山、洪永淼在計量經濟學；錢穎一、許成鋼在轉軌經濟學；石壽永在貨幣經濟學；張春、陳志武、王江、周國富在金融學方面等都是世界一流的學者。」2005年底，著名學者丁學良質疑中國經濟學家的學術水準，說「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國內有的著名經濟學家連在國際上最好的50個經濟系裡當研究生的資格都不夠」。華爾街電訊分析指出，中國經濟學的確有三多：一是經濟學正教授很多，二是經濟學教授帶研究生太多，三是經濟學博士多如牛毛。有過在美攻讀研究生院的人都知道，在美國當正教授的很少，副教授往往是系裡的研究骨幹。如錢穎一，90年開始在斯坦福任教，90年代中期就是公認的目前世界上轉軌經濟學中最好的學者之一，但他直到99年離開斯坦福時還只是助理教授（AssistantProfessor）。華爾街電訊對經濟學家的評測，目的是斧正被妖魔化的經濟學家形象，肯定經濟學家對經濟改革的貢獻，倡議社會(包括經濟學界)停止對經濟學家的人身攻擊和謾罵，回歸理性科學的爭論和探討。華爾街電訊（wswire.com）是全球領先的數據分析、財經新聞和商業媒體機構，將讀者定位為金融專才、商界領袖、經濟學人和媒體精英，為他們提供獨有的綜合財經信息平台，集財經解讀、金融工具、商業資訊、信用評級等產品於一身。據悉，華爾街電訊近期還將推出2006年《中國500經濟學人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