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子英上海財經大學教授

1. 中國各省GDP何時出爐

2018年1月18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17年中國經濟年報：GDP首破80萬億元，增速6.9%，實現2010年來首次回升。十幾天里，全國31個省份也陸續公布了其一年來的經濟數據。觀察各省份的數據，「狀元」廣東、「榜眼」江蘇兩省攜手邁上8萬億GDP台階，而從增速角度看，我國西部地區延續了2016年的勢頭持續領跑。客觀上，這些「細分」的經濟數據讓中國的經濟年報更為「立體」。另外，隨著天津、內蒙古主動「擠水分」，各省份的GDP數據變得更加「有看頭」。

速
中西部省份GDP增速名列前茅
眾所周知，如果根據GDP總量畫一張中國地圖，一定是一張「南高北低」的情景。而2017年的增速，同樣顯示出這樣的趨勢。
根據統計，全國31個省份中，只有8個省份去年GDP增速低於全國GDP增速，其中就包括了京津冀以及東北三省。其中，天津的GDP下跌趨勢最為明顯，僅為3.6%，和甘肅省一並排名最末位。
提起天津的GDP，其在1月還未過半的時候就曾占據輿論熱點。不過，其來由並不讓人欣喜：天津濱海新區將2016年地區生產總值調整為6654億元，調整後，天津濱海新區2016年地區生產總值減少約三分之一，同比則出現負增長。
雖然天津當地統計局稱更改統計口徑對經濟數據沒有影響，但是客觀上主動「擠水分」後，其經濟增速從2016年的9%折損過半跌至2017年的3.6%。
同樣是北方省份的內蒙古自治區和天津類似，1月3日，內蒙古自治區第十屆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暨全區經濟工作會議上，自治區黨委「自曝家醜」：自治區政府財政收入虛增空轉，應核減2016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2900億元，2016年地區生產總值基數也相應核減。雖然當地統計部門同樣在官網貼出聲明稱該舉動不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太大影響，但數據顯示，其2017年增速比上一年下跌3.2個百分點，僅為4%。
反觀前兩年就曝出經濟數據造假主動「擠水分」的遼寧，去年迎來了「翻身之戰」。數據顯示，2017年遼寧省GDP增速4.2%，實現了由負轉正，並且這個逆轉的幅度十分可觀達到6.7個百分點，是自2015年「擠水分」以來的最好成績。遼寧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2011年以來經濟增速單向回落的狀況發生了趨勢性改變。」
將增速視角放在全國范圍，名列前茅的絕大多數省份仍然地處中西部。按照增速排名，貴州、西藏、雲南奪得前三名，其中貴州和西藏保持在兩位數的增長率，分別為10.2%、10%。
西部地區速度搶眼和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脫不開關系。有專家曾指出，相較於東部，中西部地區經濟數據基數相對小，近些年承接了多項產業轉移，並且得到國家政策傾斜，這些因素都會促進西部經濟的發展。
量
江蘇、上海實現「整數突破」
2017年全國GDP總量首次站上80萬億台階，具體到省份，江蘇同樣在這一年實現了突破：首次超過8萬億大關，排名GDP總量第二。它的前方，是穩坐頭把交椅的廣東，逼近9萬億大關。
提到絕對值，西部地區由於存量較少便占不上太多「便宜」。GDP總量前十位的排名實際上和2016年並沒有發生改變，除了廣東、江蘇，隨後依次為山東、浙江、河南、四川、湖北、河北、湖南和福建。
值得一提的是位於長江經濟帶上東西兩端的三個節點省市：四川、重慶和上海。
首先，雖然重慶去年的經濟增速沒能保持兩位數，但其還是以9.3%的成績位居增速第四，勢頭依然強勁。另外其經濟總量也不容小覷，今年的數據已經超越天津，攀升至近兩萬億。
再來看四川，天府之國2017年的成績喜人，實現了總量、速度雙高。經濟總量位列第六的情況下，其增速較上一年回升0.4個百分點，以8.1%的成績進入增速前十名。
而長江入海口的上海，經濟中心的地位不是白叫的。其經濟總量緊隨福建省，進入3萬億元大關，同江蘇一樣在去年實現了整數突破，成為中國第一個跨過3萬億門檻的城市。
提到經濟數據的絕對值，北青報記者注意到，雖然屢見省份主動「擠水分」，但卻未見中國經濟數據因之調整。那麼各地數據不實會不會影響到中國的經濟數據？開頭所提「進入80萬億」大關還是否可信？
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的回答是，地方數據作假不影響中國數據真實。
對此，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范子英告訴記者，簡單而言可以理解為這兩組數據目前是由兩班人馬統計而出的。目前國家對於GDP 的核算遵循「分級核算、下管一級」的原則，使用的是國家、省、市、縣的四級核算。「也就是說，國家統計國家的，地方統計地方的。因此地方數據核減，不會影響中國經濟數據。」
國家統計局18日召開的發布會上，寧吉喆曾坦言中國各省份的GDP總量加總後總會超過該局公布的中國GDP總量。之所以造成這樣的現狀，同樣與核算體制有關。「由於核算體系不一樣，省與省之間會經常出現沒有去除投入產出因素的重復核算問題。此外，一些由於生產主體的注冊地和生產活動發生地不一致等問題，同樣也會造成經濟數據的重復統計。」范子英坦言，除此之外也無法排除地方主官運用行政手段人為干預數據的可能。

2. 稅收負擔下降最明顯的是哪一類人

答:
毫無疑問，中低收入者稅收負擔下降最明顯。
從具體內容看，將綜合所得基本減除費用標准（編者註：即起征點、免徵額）提高至5000元，加上稅率級距（編者註：指累進稅率表中，每一等級的最低所得額與最高所得額之間的距離）調整，並新增子女教育支出、繼續教育支出、大病醫療支出、住房貸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與人民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專項附加扣除，一攬子政策帶來的減稅力度超過以往。
「此次個稅法修改，個稅納稅人普遍減負，但是具體減多少還得看綜合因素，比如專項扣除多少、附加扣除多少，另外還有稅率級距調整多少。」中國法學會財稅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研所原所長劉佐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說。

3. 多地涉房政策松綁，"房住不炒"基調未變

新冠疫情陰霾尚未褪去，房地產企業終於感受到了一絲春天的暖意。

2月12日，包括無錫、西安、南昌、上海、浙江在內的多個省市，相繼推出了各類涉房支持政策，從暫緩土地出讓金、暫緩貸款償付等多個維度，給予了房地產企業極大的關懷和支持。至此，全國超過10省市出台各類涉房地產行業政策。

受此類消息提振，地產股在13日迎來逆勢普漲潮，300地產（399952）收盤上漲2.15%，走出與三大股指相悖的行情。

在樓市交易近乎半個月沒開張的背景之下，利好政策的頻頻出台，對於房地產從業人員而言可謂大為鼓舞。一位地產10強企業的高管在朋友圈評論稱：西安、無錫等地政策針對房企痛點和難點，對症下葯，保護企業健康、穩定發展，這也是行政部門的擔當所在。

不過，各個地方政府一連串利好政策的推出，讓市場聯想到了2003年非典疫情之後國內樓市走向。

2003年8月份，國家印發《關於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簡稱18號文件，明確將房地產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這是中國經濟的一個轉折點，讓房地產踏入15年的黃金發展周期。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與非典存在諸多相似性，經濟受到同樣的重創，疊加地方政府的救市政策相繼出台，市場上關於「地產拉動經濟」的幻想和擔憂再度浮現。

不過，截至目前，房地產行業主流觀點並不那麼樂觀。一家TOP20地產公司高管告訴記者：「實際上地方政策對於房企而言的影響是有限的，主要都是針對土地出讓金方面的，這就是相當於給房企讓利，希望穩住市場。」

更為重要的是，在行業人士看來，當下的國內房地產市場與2003年處於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已不可能單純復制當年走勢。

總體來看，本輪出台的涉房松綁政策特點鮮明，其中，一線城市樓市政策多涉公積金緩繳等，整體較審慎，以釋放正面預期為主；二線城市多以土地出讓金或住房公積金緩繳、開竣工時間順延等，幫扶為主；以無錫為代表的三線城市則救市色彩明顯。

樓市政策放鬆預期升溫

2月12日，無錫連夜發布的《關於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業共渡難關保障經濟平穩運行的政策意見》（下稱「無錫樓市17條」）幾乎涉及房地產開發、融資、預售、銷售等前端各環節。

具體來看，其中有涉及房地產開發企業、建築業企業、房屋中介企業、房屋租賃企業，納稅申報及稅款繳納最長可延期3個月；引導房地產和建築施工企業信貸合理適度增長；保障住房貸款有序投放、預售資金監管放鬆至累計申請使用額度不超過重點入賬監管資金的95%；商品房預售條件放寬至完成投資額25%以上即可；組織網上房交會等，幾乎涉及房地產開發、融資、預售、銷售等前端各環節。

同日晚間出台的《西安市人民政府關於有效應對疫情促進經濟平穩發展若干措施》（下稱「西安樓市10條」）則涉及緩繳或分期繳納土地出讓金、土地保證金比例降至20%、土地款繳納50%可預辦理不動產登記等。南昌市自然資源廳同日發布的政策與西安發力點類似，涉及土地出讓競買保證金比例調整為20%、商品住宅或商住混合用地出讓金緩繳為6個月等。

此前，已有承德、嘉興、天津等近十個省市出台疫情期的「涉房」財政支持政策，或調整土地價款繳付方式和期限，或優化審批服務、調整履約監管等，力度不一。

以「賣地大戶」杭州為例，於2月11日出台的政策主要涉及緩繳土地出讓金21天、開竣工時間可順延、減免臨時改變土地用途從事商業活動、利用劃撥用地進行經營性活動的企業2個月的土地年收益等。

整體而言，房地產行業開始逐步走進各級政府惠企、暖企政策關懷的范疇內。

此前，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政策主要圍繞降低企業經營性融資成本，國有物業讓利以實現企業租金減免，企業稅費緩繳少繳，重點關懷餐飲、商貿、交通企業，實施援企穩崗等一攬子政策。

肺炎疫情持續至今，令原本已經低迷的土地市場進一步走弱。百城住宅類土地成交溢價率自2019年4月的25%高點持續降至12月的8%；土地流拍率自2019年1月低點9%，持續上行，並在2019年下半年開始加速上行，至2019年12月百城住宅類土地流拍率為44%，創2009年以來新高。

與之對應的是疫情期間土地供應意願高漲。華創證券梳理的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春節後初十至十八，包含北京、上海、深圳、廣州、杭州、南京等在內的17個重點城市合計掛牌土地建面548萬方，較去年同期同比增長107%。南京等不少城市新近的土拍，地塊多以底價成交，資金實力較強的國有房企成為競拍中的活躍力量。

華創證券地產行業首席分析師袁豪指出，在當前土地市場趨冷下，政府卻一反常態，更顯示出了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之大。但在政府供地節奏加快、供地力度加大下，土地市場大多以底價成交。而這或是近期多地密集發文的原因，也將預示後續地方政策放鬆力度也將進一步加大。

因城施政主基調未變

具體來看，相較於西安、無錫為代表的二線、三線城市而言，一線城市樓市政策整體較審慎，以釋放正面預期為主。

以上海為例，其政策主要涉及緩繳或分期繳納土地出讓金；同樣為一線樓市的深圳，它的「涉房」政策主要著力點在支持困難企業和因新冠肺炎住院治療或隔離人員降低公積金繳存比例或緩繳公積金，力度並不大。

疫情重創地武漢，也是常年位居賣地榜前列，住房剛需和改善需求旺盛。2月7日，武漢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發布《關於做好疫情防控期間住房公積金服務保障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其中，一方面將防疫一線人員的首套房公積金貸款額度由70萬元提至84萬元；另一方將放開外地支援漢醫護人員在武漢購房異地公積金貸款的戶籍限制。相較於武漢近年大力度的降低落戶門檻及購房要求，通知稱得上是疫情尚未迎來拐點之前，地方政府有限范圍內的提振樓市騰挪之舉，但力度並不大。

業內認為，這與一二三線城市的樓市處不同的發展狀況直接相關，這或成為樓市接下來因城施政落實的政策主軸。

作為50強房企青睞的三線城市無錫，無錫樓市17條貫穿樓市前端政策各環節，是名副其實的「救」市措施。這背後是因為疫情對返鄉置業潮影響較大。三四線房企和樓市普遍面臨較大壓力，對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收入亦是壓力。

以西安、武漢、杭州等為代表的明星二線城市目前政策整體力度不敵無錫，多涉及土地出讓金或住房公積金緩繳、開竣工時間順延等，以幫扶為主，穩定樓市預期。這與二線樓市受返鄉置業潮停擺影響不大有直接關系。

「類似於武漢這樣的明星二線城市樓市起色大不大，主要看三四月的『小陽春』。」美聯物業全國研究中心總監何倩茹表示，武漢、杭州、西安等大多數的二線樓市在近兩年整體處於橫盤調整狀態，房價早已夯實、供需面活躍，城市基本面扎實，如果疫情能在2月底控制，則疫情對當地樓市的影響基本在可控區間內。因此，二線城市「救市」態度，並不急迫。若疫情持續至三月仍未有「拐點」，不排除地方政府加大樓市救助政策的力度。

目前，上海、深圳為代表的一線城市，則主要以市場預期為主。

「一線城市是政策風向標，在上層沒有明確的樓市刺激政策信號之前，頂多出台類似緩繳公積金、激發改善性需求等細化政策，大動作暫時不會有。」華南一家房企的市場人士表示，這類利好政策有利於穩定市場信心但對樓市影響並不大。

截至當前，央行、財政部、國務院等在內的中央出台的頂層政策主要涉及公開市場操作、常備借貸便利、再貸款、再貼現等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向市場提供流動性以保持金融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給予疫情防控重點保障企業貸款貼息等，穩經濟和保財政訴求顯著。這也意味著後續逆周期調控政策力度或將進一步加大。

但另一面，「涉房」頂層政策僅涉及「對受疫情影響嚴重的企業到期還款困難的，可予以展期或續貸。靈活調整住房按揭、信用卡等個人信貸還款安排，合理延後還款期限」等，並未觸及核心的土地出讓金、土地款繳納等「救市」基調，回歸住房「居住」色彩開始逐步顯現。

數位受訪人士認為，無錫、西安等多地政府密集發布房地產前端支持政策，在中央穩經濟+保財政訴求下，預計「一城一策」力度將進一步加大。

至於地產行業是否會像2003年SARS時期，站在經濟舞台中央，成為驅動宏觀經濟的核心力量，業內持謹慎態度。

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公共財政研究院副院長范子英表示，基於住房短缺時代早已告結束、國內住房已偏離了居住屬性、房地產帶動產業鏈上下游的國民經濟支柱性地位、中國的城鎮化率距主要發達國家仍存差距等因素，房地產的經濟地位短期內仍不會發生改變。

「『房住不炒』政策基調不會改變，但會從前期著力的重點『不炒』逐步回歸至涵蓋改善型需求等在內的「居住」功能，繼續驅動經濟增長。」范子英續稱，政府也會通過加大基建、民生、醫療、互聯網等領域投資為經濟穩健增長培育中長期核心引擎。

中指控股CEO、中指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黃瑜也表達了類似觀點，「因城施策」仍將是行業調控主基調，本輪疫情過後行業調控尤其是重點疫區政策或將出現靈活調整，但不會與中央層面「房住不炒」定位出現沖突。

4. 稅制改革撬動「共同富裕」：個稅、房地產稅有何新動向

在完成脫貧攻堅後，中國瞄準共同富裕，並給出一個有挑戰的長遠目標：在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居民收入和實際消費水平差距縮小到合理區間。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除了要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外，規范和調節高收入也是一大重點。
近日，《求是》雜志發表了重要文章《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下稱「文章」)。文章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我們說的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
文章在談到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六大要點工作中，其中之一是加強對高收入的規范和調節。而具體舉措中不少跟稅收制度改革相關，涉及個人所得稅、房地產稅、消費稅等。
多位財稅專家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要實現共同富裕需要加大稅收對收入分配調節作用，文章在加強高收入的規范和調節上，指出了稅制改革新方向：個人所得稅中高收入人群的資本所得征管將明顯加強；房地產稅在立法推進同時，近期有望選取部分城市率先開展試點；消費稅在徵收環節後移的同時，一些奢侈品、高消費行為有望納入征稅范圍；公益慈善稅收優惠支持力度會加大，以鼓勵捐贈。
高收入個稅征管強化
目前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較大。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自2008年達到峰值(0.491)後，呈現波動下降態勢，2020年降至0.468。不過這一數值仍處於較高水平。
而縮小居民收入差距，需要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合理調節過高收入等。
文章指出，在依法保護合法收入的同時，要防止兩極分化、消除分配不公。要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規范資本性所得管理。要積極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做好試點工作。要加大消費環節稅收調節力度，研究擴大消費稅徵收范圍。要加強公益慈善事業規范管理，完善稅收優惠政策，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
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告訴第一財經，個人所得稅是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稅種。目前真正的高收入人群中，不少收入來自於利息、股息、紅利、財產轉讓等資本性收入，部分人通過隱瞞這部分收入或惡意稅收籌劃等手段偷逃稅。因此需要規范資本性所得管理，即通過強化征管，使得高收入人群資本性個稅收入應收盡收，來合理調節過高收入。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范子英也認為，未來個稅改革，將會進一步加強對資本所得的征管。
事實上，高收入人群征管已經在不斷強化。9月底國家稅務總局罕見首次披露三起高收入偷逃稅案例，一起是安徽某葯業公司老闆利用「陰陽合同」隱瞞股權轉讓收入逃稅案，另兩起是網紅主播偷逃稅案。
稅務總局表示，為維護正常的經濟稅收秩序，各地稅務稽查部門與公安等部門通力合作，持續加強對高風險行業和個人的稅收監管，嚴厲打擊增值稅發票虛開騙稅和隱瞞高收入未如實申報納稅等各類涉稅違法犯罪行為，持續凈化稅收營商環境，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今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進一步深化稅收征管改革的意見》，其中明確要依法加強對高收入高凈值人員的稅費服務與監管。隨後包括北京等省市出台的深化稅收征管改革方案中，要求提高對重點行業、重點領域高收入高凈值人員的稅費服務和監管水平。
北京國家會計學院李旭紅教授告訴第一財經，資本利得的征稅關繫到高收入的調節，但是，高收入規范的稅收調節不一定從稅率上調節，也可以從有效徵收率上著手，當有效征稅率提高之後，稅收的調節效應更為顯現，不但促進了稅收公平，更重要的是提高了稅收的調節效率，使其發揮實際作用，促進共同富裕，並不會抑制高收入人群及企業對於社會貢獻的積極性。
2019年個稅改革一大要點，是首次將工薪、勞務報酬四項收入合並為綜合所得，施行3%~45%統一超額累進稅率，邁出綜合稅制第一步。財政部也曾公開表示「十四五」時期將進一步擴大綜合所得范圍。學界熱議資本所得是否納入綜合所得范圍。
粵開證券研究院副院長羅志恆告訴第一財經，目前勞動所得最高邊際稅率為45%，而資本所得稅率為20%，未來可能推動實現所有收入一視同仁，將資本所得納入綜合所得。
房地產稅試點
除了個稅外，房地產稅也是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稅種。中國對個人住房免徵房產稅，而當前稅制改革一大方向，正是對個人住房開征房地產稅，取代當前的房產稅等稅種。房地產稅法正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會同財政部組織起草。
文章指出，要積極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做好試點工作。
「房地產稅涉及方方面面，較為敏感，因此推進非常慎重。中國不少成功改革採取先試點，然後發現問題總結經驗後，再全面推開。房地產稅改革也是如此，在立法推進的同時也開展試點，而試點經驗可以更好地推進立法工作。」施正文說。
5月11日，財政部官網發布消息稱，當天財政部、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稅務總局負責同志在京主持召開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聽取部分城市人民政府負責同志及部分專家學者對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
李旭紅表示，房地產稅在促進共同富裕上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由於其是重要的財產稅，可以發揮對於所得稅補充的調節收入分配效應，因為財富分配的調節，不僅僅是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的調節，還包括資本利得、財產性收入的調節，所以房產稅與所得稅相互配合才能夠發揮協同效應。
「但是畢竟房產稅徵收與房產的所在地密切相關，而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結構、特點及規模不一樣，運用試點的方式可以更為結合中國地方經濟的現實情況，並且發揮更好的調節效應。」李旭紅說。
羅志恆認為，房地產稅開征是大勢所趨，且試點箭在弦上，先試點再總結經驗並全國推行，這是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非常重要的方法論。在全面貫徹「房住不炒」以及推動中國從房地產繁榮走向科技和製造強國的大背景下，房地產稅不能缺位。
他表示，房地產稅開征有利於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推動其回歸住房屬性。在當前共同富裕背景下，房地產稅能夠削峰填谷，促進社會更加公平。在當前房地產調控繼續強力進行，土地出讓市場快速降溫，此時必須要有新的稅種彌補土地出讓收入不足，並且要盡快實施。
消費稅擴圍
中國消費稅是針對特殊消費品征稅，其中包括高檔手錶、遊艇、高爾夫球及球具等奢侈品，也能起到一定的收入分配調節作用。2014年起實施的消費稅改革，對徵收范圍、部分稅目稅率進行調整，比如2016年對超豪華小汽車加征10%消費稅等。
文章指出，要加大消費環節稅收調節力度，研究擴大消費稅徵收范圍。
施正文表示，目前消費稅徵收環節主要在生產端，而目前國務院明確的改革重點之一，正是將消費稅徵收環節後移至批發零售端，因此即便稅率不變，由於徵收環節後移就能起到加大消費環節稅收調節力度。文章明確要研究擴大消費稅徵收范圍，未來更多的奢侈品、高檔會所等服務消費、高污染產品有望被納入。
羅志恆認為，可以考慮對新增奢侈品(如私人飛機)和高消費行為(如高級會所消費等)、高碳產品徵收消費稅。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蔣震的研究表明，消費稅擴圍可以將高標准、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納入，比如私人飛機、高檔皮草產品、高檔箱包、紅木傢具、不可降解包裝物等。一些高檔生活性服務、高耗能、高污染服務類產品也可以考慮納入消費稅徵收范圍，比如高爾夫、高檔演出等文化娛樂產品、高檔醫療保健服務類產品、高檔桑拿洗浴、賽車等高檔體育等。
文章指出，要加強公益慈善事業規范管理，完善稅收優惠政策，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
為了推動共同富裕，中國正在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其中第三次分配主要體現在公益慈善，而這基於自願並非強制，為了鼓勵高收入人群慈善捐贈，國家通常給予稅收優惠政策支持。
施正文表示，目前在慈善捐贈激勵力度上還不夠，比如實物捐贈視同銷售需要繳納增值稅等，捐贈扣稅有比例限制等等。上述文章明確完善相關稅收優惠政策，未來這方面激勵力度會加大。
李旭紅認為，可以擴大對個人捐贈所能享受的最高優惠扣除比例額度，同時適當降低對於慈善捐贈稅收激勵的門檻限制，包括適當擴大公益性社會團體的范圍等。此外，還應當合理簡化免稅退稅的程序，讓企業和個人真正享受到捐贈相關稅收優惠的好處，提高其開展慈善事業的積極性，助力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從而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羅志恆建議，可以考慮不設置慈善捐贈的稅前扣除金額限制，據實扣除。減少認證程序，降低抵扣的認證成本。

5. 個稅修訂引熱議：邊際稅率 45% 還會調整嗎

還未確定公布，修改就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