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老教授談生教育

⑴ 清華北大有多少孤獨老教授

清華北大有多少孤獨老教授，沒有具體數字顯示。

⑵ 北京大學繼續教育學院上課是北大本校老師授課嗎 還有能住宿嗎

成人教育沒什麼好不好的，沒有什麼可比性，含金量很低的，周六日上課，課程跟統招生的一樣
，一半外聘，一半是北大本校老師授課
！畢業了考過就給畢業證，國家承認！
能住宿
3000一年

⑶ 全納教育和北京大學是什麼關系

加盟費是一種獨特的商業經營形式，它是品牌持有人將企業品牌的無形資產，如知識產權（包括發明、專利、商標、版權）、組織管理資產、市場資產和人力資產等以合同的形式授予加盟商使用，加盟商按合同規定，在統一的經營模式下從事業務活動，並向品牌持有人支付一定的費用。

⑷ 如何看待一位名為數學老師不上課難受的北大退休老教授楊世顯

不為掙錢不為出名來，源雖然並未多說自己為何要這樣賣力，但楊老師3年前的一篇微博似乎給出了答案。他寫道：「我不應該是一個功利的人，在我教書的時候，我的快樂常常來自於我的每一堂精彩的課，現在來讀書了，原來一直把這次的努力當做改善自己生活的嘗試，每次這么想我的心裡都極度的不平靜，我覺得我迷失了，我變得如此的功利，每天的學習毫無動力，今天聽的報告讓我恍然大悟，我現在缺的是熱情，缺的是對數學的那曾經的愛，我只把它當做謀生手段，讓我忘記了曾經在數學中挑戰帶給我的快樂，讓我忘記了思考帶給我的快樂。愛不是一種沖動，而是一種堅持，從明天起我要為我的熱愛而戰，沒有金錢，只有那一如既往的愛。」值得大家學習。
如滿意，請採納一下，謝謝。

⑸ 我要問湖北廣播電台10：27號早上7：10播出的由北京大學教授於凡講的《中小學生感恩教育》專題講座

值得每個學校去推廣！

⑹ 許智宏的訪談實錄

大學就是一個大家庭，校長作為大家庭的家長，必須兼顧到不同群體的利益，和他們溝通。1999年11月，57歲的許智宏赴任北京大學校長。九年以後，在北京大學110周年校慶的時候，他在《邁向一流大學之路》的講話中說，百年校慶以來的這十年，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計劃被正式確定為國家戰略。北大得到了國家和社會各界前所未有的巨大支持，原北京大學與原北京醫科大學合並，迎來了建校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 記者：回首在北大工作的九年，您最先想起的是哪些人和事？
許智宏：時間過得非常快，很多事情就像發生在昨天。這些年北大有很大變化。我記得剛來的時候，第一個去看望的學生群體就是在昌平園區學習的本科一年級同學。我也到校本部學生宿捨去看過，很有感觸。離開母校30多年了，但大部分宿舍還是很陳舊，只是由我當學生時候的8人一間改為6人一間。當時我心裡很不是滋味，所以首先想的就是要盡快改善學生的學習生活環境。
雖然我們說「大學非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我覺得，大師很重要，但沒有大樓也不行。六十年代的燕園，學生不到1萬人，而現在全日制學生就有2.5萬人，教師的數量也增加了。這些年，學校做了很大的努力，希望能給學生、老師提供更好的工作、學習和生活的環境。本來我想在任內讓所有的同學都能在宿舍樓里洗澡，這個願望沒有完成，但總算是啟動了。老師工作環境也一樣需要改善。文科老師的工作環境是比較艱苦的，我一直希望給他們營造一個好的工作條件，最好是那種安靜的、傳統的燕園人文環境。雖然做了很多努力，但由於種種意想不到的困難，沒能推進得那麼快。今年，文科大樓終於奠基了，心中多少感到一絲欣慰。
北大很大，事情要一點一點地做。我也不願意校園里一天到晚都是工地，有好多吊車。我本來希望在我任上把北大的重大基礎建設都搞完，使得同學們、老師們有一個比較安定的條件，接替我的校長可以安安心心、全力以赴搞好教學科研。總的來講，九年來我做了很多努力，也總算做了一些事情，但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做完，有些遺憾。 記者：經過九年的實踐，您如何理解大學校長的角色？許智宏：作為校長我有一個體會：大學就是一個大家庭，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大學校長就是一個家長的角色。「家長」，就要注意到方方面面，必須兼顧到不同群體的利益，經常和他們溝通。學生、職工、老師關心的東西都不一樣。作為校長，當然不可能什麼事都馬上就做，必須有個輕重緩急。
北大的工作難，也是在這個方面。比如，由於燕園里有不少歷史古跡，造一個樓就要考慮周圍的建築能不能動，會不會受影響。奧運乒乓球館邊上的治貝子園，還有幾棵古樹，原來的設想是整體平移。這樣建築可能會更整齊、周邊環境也更寬敞。但後來還是原地保留了。文物保護下來當然非常好，但也暴露出來很多問題。那次施工過程中失火，因為路太窄，大的救火車都進不去。
北大的事情，難就難在這個地方，要找到各方的平衡點。這樣做事情，步子可能會 慢一點，但是可以取得大家的理解。
中國學校在變革的過程中，特別需要溝通和理解。作為一名生物學家，我想大學的改革更多的應是「evolution」（進化），而不是「revolution」（革命）。 在2003年北大人事改革的時候，許智宏曾說：「北大不改革沒有出路，因為即使不動的話，再過5年，還是國內第一流的大學。但是15年以後怎麼辦？」這些年，北大推進「三級建制、兩級管理」的管理體制改革，重新組合學科，成立了10餘個學院，基本形成了學部、學院、系的三級建制；北大堅持「加強基礎，淡化專業，因材施教，分流培養」的本科教育「十六字」改革方針，啟動「元培計劃」；北大改革研究生招生考試模式，推行新的培養機制和導師遴選機制；不斷深化醫學教育改革。此外，北大在教師聘任制度、研究生獎學金制度、校務公開等方面都進行了改革，並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記者：這些年北大推出了很多改革，比如教學改革、人事改革等。您現在如何看待它們的成敗？
許智宏：我是搞自然科學的，我覺得像中國的改革一樣，大學的改革是一個逐步演變的過程。有人問過我，到北京大學上任，有沒有「新官上任三把火」？在工作中，我不主張「三把火」，就像搞研究，都是要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不能說來了一個校長，把前任的推翻重新搞一套東西。大學從某種程度上講，是一個比較保守的系統，她經不起一天到晚的變動。所以我講，北大需要一個穩定的時期，不能老變，老出新的政策。對於北大來講，我希望見到的是穩中求進。
改革需要理解，一個改革如果大部分人都反對，那就很難推行下去。讓每一個人知道為什麼要改，才能得到更多支持。
記者：2003年的師資人事制度改革曾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當時學校為什麼下這么大的決心推動它？
許智宏：這次改革是比較激烈的。當時正值世紀之交，北大有一大批老教授退休。如果這時候我們有一個好的人事政策，能夠制定一個好的規則，將來的人員有進有出，能夠不斷地選拔優秀的人才。這對於建設一支優秀的教師隊伍將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我們也希望穩妥地推進改革，但是因為北大的特殊情況，還是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實際上，北大的師資人事制度改革的方案還是反復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才推出的。比如對文科，經過了解，文科培養一個人才比理科時間長，所以給理科的副教授兩個聘期，給文科的三個聘期。有人講最終出台的改革方案是一種妥協，我不這么認為，因為本來第一個方案出去就是徵求意見稿。一個重大的政策，正式出台前聽取各方面意見，是不斷完善的過程。畢竟改革涉及到每個老師的切身利益，北大更要兼顧各方面意見。當然，個別院系出現了一些實際問題，但不能因為個別的問題影響整個政策的執行。
我們的師資人事改革的方向無疑是正確的，目的是能夠更好地調動教師的積極性。但在措施上必須非常的謹慎。解僱不是我們的目的，一個好的人事政策必須能夠更好地調動大家的積極性。這些年，有些老師從北大出去了，但是也有老師進來了。北大就是希望逐步形成一種人才流動的格局。我覺得，北大的副教授到別的大學當教授很正常。只有中國的大學教員真正形成了這種流動的局面，全面提高中國高等教育的水平才有可能。因此，大家觀念上的改變非常重要。 記者：近幾年，學校的建設步伐很快，很多老樓被拆，引起了討論甚至非議。您如何看待這些意見？
許智宏：同學們有的時候很浪漫，有一次我參加學生的演講比賽。一個男同學說自己住在28樓，聽說學校要把28樓改建了，覺得他幾年的大學生活即將消失。我在演講會的即興發言中說，我對同學們對學校一草一木的感情完全理解。我也一樣，我曾經住在34樓，老房子改建成了新的女生宿舍。但是北大在發展，我不能把28樓那個破舊的形象 留給以後的同學。
從這一點來講，我既理解同學的感情，但也希望同學們能夠理解學校。我們這么做是希望努力改善同學們的生活條件，要辯證地看學校的發展。的確有很多重要的東西要保留，但學校要發展，北大就這么一塊地，不能什麼都留著。所以我們作出一個校園建設的規劃，根據文物保護的要求，確定哪些地方是不能動的，對未來的建設也有一個整體的框架。 高考差10分、20分、30分、40分的學生沒什麼本質的差別。但畢業的時候，從北大出來的會有很大的不同。在大學「陶鑄群材、發明新理、引領文化、服務社會」的四個的使命當中，許智宏始終認為培養人才是最核心的一個。對於本科招生、研究生入學考試，他都提出過自己的見解。在「重基礎、寬口徑」的教學理念中，「元培計劃」、通選課設置、模塊化課程逐漸被引入北大。記者：您說過：「北大不是培養『書獃子』的地方，而是要給學生比較寬松的環境，培養自己的興趣。」如何實現這一點？
許智宏：大家都講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要通過教育來改造或者塑造一個人的靈魂。在這種師生關系中，更多的是把老師作為主動的，學生作為被動的。我是個植物學家，更喜歡把老師看作園丁。花園中的各種植物都不一樣，但它們都是這個花園中重要的成員。所以我覺得大學就應該為同學們的成長提供一個最好的土壤和環境。
大家能夠在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在一片良好的沃土中成長，這就是大學的意義所在。它並不是追求工廠化的生產，出來的都是一種樹苗、一種花卉。大學培養出來的應是各種各樣不同的人才，每個人應有自己鮮明的個性。
幾年前，一個理科院系的女孩子寫信給我。她在班上成績非常不錯，還是班幹部。但是她對理科沒有興趣，實在太苦惱了。她說許校長，我所有的業余時間都在看文科的書。我後來轉給林校長和教務部門，請他們研究一下。我說與其讓一個同學再苦惱兩年，為什麼在北大的環境中不能讓她追求自己的愛好？當然，轉系也要進行必要的考核，但是我們應該提供這樣的環境，讓同學們有更多的選擇。
這幾年轉系的百分比從當年的5%可以放寬到20%了。元培班的開放程度當然更大了，但全部放開一時還做不到，比如，理科院系的實驗要根據實驗室的容量安排，所以要有序地放開。我們提倡有更多的選擇。我60年代上學時候，只有一個模式，同班的同學課程都一模一樣。現在不管怎麼樣，同學們有很大的選擇餘地。這是北大應該做的。
記者：但是可能一個學生在某個領域學習很多年，他才會成才。現在有的同學興趣很多，有條件做各種事情，最後卻可能一事無成。這怎麼辦？
許智宏：「寬和深」是相對的。當然不同的人還是有區別的，跟你以後要做的工作也有關系。有的可能需要培養廣闊的視野，有的人需要專一些，比如科學家。我認為大學是打基礎的階段，還談不上太專。真正的科學家，在大學畢業以後通常還是需要長時間的實踐和鍛煉的。
我們把學分減到140分左右，在全國高校中是比較低的了。目的是減了學分以後，給同學們更多的時間開闊視野，多看些參考書。但結果我們的同學，40%都選第二學位了。4年要讀完兩個學位，是很辛苦的。面對全社會的就業壓力，很多同學想在大學盡可能多學一點，可以理解。但是在這方面，大家還是應該學會怎麼把握自己。
在比較寬松的條件下，有的同學往往把握不住自己，這是個問題。這跟來北大之前的基礎教育是有關系的，基礎教育現在基本是應試教育，大家大學以後，很長時間還是不知所措。我希望這種狀況能逐步改變。
坦率來講，大一進來的時候，北大和清華、復旦、交大的同學，我覺得在本質上沒有多大的差異。高考的時候差10分、20分、30分、40分，我個人認為沒本質的差別。關鍵是能不能給他一個最好的教育環境。要尊重人的選擇，給他一個寬松的環境。這是這些年來，北大所堅持的。
記者：您說學生剛上大學的時候，北大、清華和其他一些高校是差不多的，那您希望他們走出北大校園的時候，和其他學校有什麼不一樣？
許智宏：當然有很大的不同。不同體現在對事業的追求和個人的風格上。北大的學生善於思考，喜歡打破沙鍋問到底。我上學的時候，教我們有機化學的張滂院士到宿舍來給我們答疑，我問了他一個問題，他說「答不出來」。大家覺得很驚訝。他說，「問題都答得出來，還要科學家幹嘛？」作為學生，敢於在老師面前提問，有時候問題還很尖銳，這一點是很好的。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的特點，這沒什麼不好。學校就要有自己的風格。
北大的傳統與這所學校的歷史有關。從全世界來講，沒有一所大學像北大這樣與一個國家、民族的發展，關系如此密切。所以北大的師生也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不管它為社會所接受還是沒有接受。比如老校長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當時受到了舉國上下的批判，他面對了很多困難，但他依舊追求真理。從他身上體現出了他曾說過的，「北大主義」即「犧牲主義」的精神。這是北大歷史塑造的傳統，但是這並不影響大家個性的發展。我覺得這是這所大學的成功所在。 作為北大校長，做事情必須非常謹慎，弄不好社會要把你大大地「炒」一通。但不管怎麼樣，只要我們老師、我們同學們心很齊，沒有什麼困難克服不了。北大還是會前進的。近年來，隨著中國傳媒的迅猛發展，社會對於北大的一舉一動也愈加關注，學校在基礎建設、教學科研、校園環境等很多方面的舉措，都引起了爭論，「北大畢業生賣豬肉」、「北大拒絕遊人參觀」、「北大蓋五星級飯店」等負面報道見諸於報端、網路，其中不乏對於北大的「誤讀」。
記者：近幾年，常有關於北大的負面新聞出現。您覺得北大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有沒有受到影響？
許智宏：對北大總有兩種極端的意見，但是總體上來講，北大給人的印象還是好的。否則你不能設想每年有那麼多的學生，夢寐以求地要考到北大。
有時候媒體會抓住一個學生來講，我說這是不科學的。我們有很多同學畢業後從事科研、教學，也有不少在政府部門、企業工作，有很多同學投身邊疆、紮根基層，還有很多去支教的同學，大家表現都非常出色，得到了社會的認可。
正是由於北大在社會上處於風口浪尖，總會有人要找你說事。人家要「炒」，每天都能找到這樣的機會。比如「博雅國際會議中心」，當時我正在外地出差，一打開電視，看到香港的一家媒體正在辯論「北大該不該建五星級賓館」。我覺得這個問題的前提就不對，我們並沒有拿國家給的錢建賓館，而且那塊地本身就是開發用地，並不是北大的教學科研用地。當然，我們也很謹慎，聽取了大家的意見，把賓館的名字由「未名湖大酒店」改為「博雅國際會議中心」。
北大做決定很難，被誤解的事情很多。幾年前，有一份報紙講「許校長提出北大要取消研究生考試」，隨後就有人指出這「必然導致腐敗」。其實我並沒有講要立刻取消研究生考試。作為北大校長，做事講話必須非常謹慎，弄不好社會把你大大地「炒」一通，你沒那麼多時間去應對。當然，我還是要感謝媒體的朋友們，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北大進行了報道，其中也有不少很好的批評。這九年，我個人也結交了不少媒體的朋友。
不管怎麼樣，只要我們老師、我們同學們心很齊，就沒有什麼困難是克服不了的。北大還是會前進的。北大有很多優勢，但是也不是什麼都好，不應該隱晦北大的問題和缺點，要不斷完善自我。魯迅先生講「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當然我們力爭搞得更好，力爭走得更快一點。
現在回過頭看，最早的教育理念是在教育中塑造一個完整的人，後來逐漸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教育偏離了原來的方向，現在是我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記者：2008年新年，您的一首《隱形的翅膀》在網路上流行，您有沒有覺得意外？許智宏：一開始我也挺納悶，這首歌並不是特意為新年准備的，我是從科學院一位同事的小孩那裡學來的。在北大新年晚會唱歌，我沒看作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我只希望在那種場合能與同學們一起，在一個輕松的環境里迎來一個新年。有網友講，北大培養了一個「五等歌手」，我可從來都沒想過要當一名歌手。我一輩子只有一次不及格就是音樂———初中考五線譜，得了2分。但是我很喜歡聽音樂，古今中外的都喜歡。
後來我也看了網上的一些評論，我想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每個學校的同學們都希望自己的校長，希望院長、系主任能與同學們有更多的交流，關心他們。有位網友說，畢業的時候，別說校長，連系主任都見不到。這反映了學校管理層的問題。
我喜歡北大的同學。我離任後在《致全校師生員工和海內外校友的公開信》里第一段就感謝同學們給我的支持。剛來的時候，有同學叫我「許爺爺」還不能接受，現在已經習慣了。我覺得大學校長不應該是高高在上的，應該像一個「家長」。 記者：您卸任之前到學生宿舍和大家道別，當時心裡什麼感受？許智宏：那天，我遠遠地看到同學們夾道歡迎，手裡拿著一張張紙。走近一看才知道是一年級的學生拿著錄取通知書要我簽名。當時我也很感動，都給他們簽了名。走進樓道里，整個樓道和樓梯上都擠滿了學生。後來不知道哪個學生說，「我們唱個歌吧。」大家就一起唱《隱形的翅膀》。我很感動，我想這也是同學們真摯的感情。
卸任的那天，我把這些年一起合作過的校領導都請來了。當時韓啟德副委員長有一個即興講話說，許校長，你應該滿足了。作為一個校長，有那麼多同學們喜歡你、愛戴你，這是當校長最應該滿足的一點。的確，作為一個校長，這一點讓我感到非常欣慰。1999年底我剛來的時候，有人在網上說「北大又來了一個官僚」。現在，我比較欣慰的是，終於改變了同學們對我的印象。 記者：您對學生們的愛戴感到很欣慰。如果評價您是一個「好校長」，您是否同意？許智宏：我不敢這么說。離任的時候我說過，是非功過有待後人去評說。要說「好校長」，我最欽佩的校長解放前是蔡元培，解放後的是馬寅初。在離任前的一個周末，我去蔡元培先生的塑像那裡獻花，向他三鞠躬。我覺得，自己做了最大的努力，畢竟這九年我沒有偷懶。我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蔡校長的要求做的，但也沒有都做到。他有一些理念和想法，在他當校長的時候也沒有完全做好。很多教育理念，比如蔡校長講「德智體美」，現在說「素質教育」，其實現在都還遠沒有做到。他「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教育理念，永遠是我們北大人的追求。
回過頭看，最早的教育理念是要培養一個完整的人，後來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社會比較功利了，教育逐漸偏離了原來的方向。不僅中國，整個世界都是這樣。現在是我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很多大學現在提倡要回歸到教育本意上去，但隨著時代的變化，面對的事情不一樣了，當你偏離了，想把它轉回來的時候，總是有各種各樣的阻力。所以，從這一點上講，教育的初衷還沒有完成，還要繼續努力。
2000年因幹上殺豬這一行而聞名的北京大學畢業生陸步軒，近日受邀回母校演講時說，「我給母校丟了臉、抹了黑，我是反面教材。」說完幾乎哽咽。而北大老校長許智宏為此演講致辭時說，「北大學生可以做國家主席，可以做科學家，也可以賣豬肉。」

⑺ 北大教師秦朗走紅，她是如何被廣為人知的

在整個節目的進行當中沒有一個人，因為惡劣的天氣要選擇放棄，而是在他堅定的鼓勵下，一擁而上就是由於其餘的天氣導致他們的地面非常的滑，即使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他們也完成了他們的任務。在一個最難的托舉動作當中，舞台上已經鋪滿了積水，最後兩個人也是非常完美的完成。這個動作疾風的阻撓，雨水的敲打都沒有讓他們有任何的退縮。這個條件更是激勵了他們進行了更加完美的創作，被鼓舞的還有他們舞蹈的激情。

⑻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中引用北京大學一位老教授的話有何作用

我也想問這個？

⑼ 評述蔡元培對北大進行的改革及所體現的大學教育思想。

1、抱定宗旨、改變校風。

大學應該成為「研究高尚學問之地」，但是現在的北京大學，學生對研究學問沒有興趣，讀書只為做官，因此，蔡元培改革北大的第一步就是明確大學宗旨，並為師生創造研究高深學問的條件和氛圍。

2、貫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辦學原則。

大學的宗旨是研究高深學問，但它不是研究某一家某一派的學問，更不是研究被某些人指定的學問，「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是他辦理北京大學的基本指導思想。同時這一原則還體現在對教師的聘任上，蔡元培以「學詣為主」，羅致學術人才，使北大教師隊伍一時出現流派紛呈的局面。

在蔡元培的領導下，北大的改革是全方位的。以「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為指導的教育思想經蔡元培提倡，逐漸成為北大的教育、管理制度，使北大開始走上現代大學的道路。

(9)北京大學老教授談生教育擴展閱讀：

「教育獨立」作為一種思潮，萌發於「五四」之前，發展興盛於20世紀20年代。由於軍閥混戰，經濟凋敝，北洋政府又不重視教育，國家預算中教育經費比例極低，如1920年前後國家預算中教育經費僅佔1.2%左右。僅此有限的預算內經費還常被侵佔挪用，也不能如數到位，導致教育經費奇絀，教育事業陷於難以為繼的程度。

教育要平衡發展人的個性和群性，政黨則不然，它要造成一種特殊的群性，為本黨服務，抹殺受教育者的個性。

教育是求遠效的，著眼於未來，其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內表現出來，所以講「百年樹人」。而政黨是求近功的，往往只考慮眼前的利益。

在政黨政治背景下，政權在各黨派之間更迭，由政黨掌管教育，必然會影響教育方針政策的穩定，影響教育的成效。所以他認為教育要超脫各派政黨之外。

為實現教育的真正獨立，蔡元培設計了教育經費獨立、教育行政獨立、教育獨立於宗教的具體措施，其中關於教育行政獨立的方案是：分全國為若干個大學區，每區設立大學一所，區內的高等專門教育，中、小學教育，社會教育，文化學術事宜均由該大學校組織辦理。

大學的事務，由大學教授組成的教育委員會主持，校長由教育委員會選舉產生。各大學區大學的校長組成高等教育會議，處理各大學區間的事務。

教育部只負責處理經高等教育會議議決而與中央政府發生關系的事務，及教育統計報告等，不幹涉各大學區事務，教育總長必經高等教育會議認可。這一設想成為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實施「大學區制」的框架基礎。

⑽ 北大有個老教授叫閆信容的嗎

北大有個老教授叫閆心如嗎？是的。有一個確實有一個老教授姓嚴，叫嚴欣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