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強教授南京大學

Ⅰ 貴州省副秘書長吳強任哪個省長的秘書

吳強，男，籍貫湖南新晃，1988年8月參加工作，1994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南京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專業畢業，大學學歷，天津大學建築與土木工程專業畢業，工程碩士。現任貴州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辦公廳黨組成員，省鐵路建設辦公室主任（正廳長級）。

Ⅱ 吳強的學術成果

1．專著《政府行為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1
2．編著《公共支出管理》機械工業出版社，2007，5
3．專著《現代城市公共服務系統優化》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3 1．農業產業化論綱，《西北師大學報》2002，3（《新華文摘》「篇目輯攬）
2．美國協調區域經濟發展的政府行為及其特點，《財會研究》2004，1
3．適度的區域發展差距及政策建議，《財會研究》2004，10
4．政府在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光明日報》理論版2005年9月17日
5．政府行為的歷史演變，《中國改革》2005，11
6．政府幹預經濟的理由與行為局限，《財會研究》2006，3
7．和諧社會的政府行為構建，《中國財經信息資料》2006，11
8．構建和諧區際經濟關系的財政政策選擇，《北京工商大學學報》2008，4
9．新能源電力價格規制探討，《中國能源報》（人民日報主辦）2009，7，6 1．完成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中西部地區發展模式及政策研究》的分報告「西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李宗植教授主持，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003年結項）。
2．完成國家社科基金課題《財政或有負債與財政風險研究》的分報告「中國財政或有負債實證研究」（李朝鮮主持，2008年12月結項）
3.主持教育部規劃課題《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立體財政轉移支付模式研究》
4.主持地方規劃項目《吉林市昌邑區2011-2020現代服務業規劃》
5.主持國家發改委招標課題《加快特殊貧困地區發展的思路與對策》（2011,獲獎）、《我國區域合作的理論與實踐研究》（2012） 1．《西部大開發》系列研究，2003年獲甘肅省科技進步二等獎
2．和諧社會與政府行為構建研究，獲甘肅省財政協會科研論文一等獎，2007，3獲甘肅第十屆社科優秀成果三等獎。

Ⅲ 中國傳播媒介的發展史

中國近代報業在競爭發展的歷史嬗變過程中，無不與國際傳播的大背景密切相關。「所謂國際傳播，表現更多的是利用大眾傳播的交流，即特 定的社會集團通過印刷傳播（報紙、書刊）或者電子傳播（廣播、電影、電視）面向受眾的社會范圍最廣的傳播。」[1] 而信息的國際傳播交流地位，往往與一國的國力興衰有關。近代的中國，被動接受的是殖民化的媒介話語，西方傳教士披著中國傳統文化的面紗，攜媒介經營理念以虛偽面孔出現，但內質卻是赤裸裸的文化滲透；19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外國媒介資本規模及其強勢話語霸權的沖擊，我國近代報業幡然醒悟，改良派與革命資產階級報業紛紛出籠，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運作模式與近代國際接軌。而國際傳播並非現代媒介外部生存環境的專有詞，它和近代的「西學東漸」一脈相承，在中國報紙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它一直為媒介提供了豐富的時代背景，也深刻影響著中國近代報業匯入世界傳媒潮流的進程。

中國近代報業時間范疇界定

中國近代報刊的時間范疇，一般認為是從1815年（《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在馬六甲出版）到1915年（《新青年》雜志在上海出版）。[1]我國國人獨立創辦報刊，最先是艾小梅於1873年在漢口創辦《昭文新報》，但此報存在時間很短。隨後，1874年1月，由我國第一個報刊政論家王韜在香港主持創辦《循環日報》，同一時期，報人容閎在上海創辦中國大陸第一份由中國人主辦的中文報紙《匯報》。對此，關於中國近代報刊產生的時間頗有爭議。倪延年、吳強先生在其編著的《中國現代報刊發展史》中提到：「雖然，從19世紀初就有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大陸創辦了中文報刊，但畢竟不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報刊，稱之為中國近代報刊似乎稍失嚴密。而以艾小梅、容閎、王韜等人為首創辦的第一批中文報刊，則不是勢單力薄就是遠離大陸，故難以從中國近代報刊的社會作用角度來認識。我們認為：中國近代報刊產生的實質性標志應是康有為等人於1895年在北京創辦的中國大陸最早的政論性雜志《中外紀聞》。當然，這一標志的出現不是突發性的和偶然的，而是先人們（包括外國人和中國人）創辦報刊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自19世紀50年代起在香港、廣州、上海、漢口、福州等地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批中文報刊，可以看作是中國近代報刊的開端，同時也是中國資產階級報刊的萌芽。」[3]

倪、吳兩位學者的觀點表面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深究其觀點卻存在三個方面值得商榷：一是關於中國近代報刊產生時間的表述前後矛盾和含糊，既認為19世紀90年代是產生的實質性標志，又認為19世紀50年代是中國近代報業的開端，同時在該書的第9頁提到「中國近代報刊的發展歷史基本上與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歷程相一致，即當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具有積極進步意義的前期階段時，中國近代報刊也處於上升時期」；二是在理解「中國近代報刊」時，把「中國（人）」作為創辦者主體，而從客觀歷史來看應把「中國（人）」做作為地域性主體，這樣就不會割斷報業發展流程中的歷史聯系，畢竟「中國近代報刊」與「近代中國報刊」的內涵不同，如果是後者，則倪、吳觀點姑且可以自圓其說，但這樣會有悖報業歷史發展事實；三是在外國傳教士創辦報刊過程中，其報紙形式和內容逐漸趨向中國化，且有的報紙吸收中國報人參與合作，如王韜在英國人麥都思主持的墨海書館從事十三年，為他後來辦報提供了借鑒。有的報刊後來被中國人接手主持，如史量才接辦《申報》。因此，按照方漢奇先生的觀點，把中國近代報刊產生時間界定為1815年傳教士創辦第一批中文報刊開始，既符合報業發展的歷史，也便於問題的討論。

滲透與移植——近代西方報業的東漸

關於中國近代報刊產生和發展的背景，通過考察其歷史，歸納起來有兩大方面：一是內因。一方面由於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與發展，為報業提供了物質條件。另一方面，社會形勢的急劇變化，特別是鴉片戰爭前後，人們渴求對動盪社會信息的需求，這促進各種報刊不斷涌現；二是外因。主要因素是西方報業產業的發展和文化擴張，促使西學東漸，本文主要從後者即以國際傳播為背景進行歷史性考察與分析。中國近代的報刊業源於鴉片戰爭前西方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傳教士在南洋和東南沿海一帶共辦有6家中文報刊11家外文報刊。鴉片戰爭後的半個世紀里，傳教士創辦的中外文報刊近170種，約占同期中國報刊總數的95％。正是這些報刊在內容編輯、印刷、發行等方面都帶動了中國近代民族報刊的誕生。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前實行嚴厲的閉關鎖國政策和禁教政策，外國傳教士及其所創辦的報刊大都只能在南洋一帶出版，然後尋找機會傳入大陸。由於這些報刊的創辦者們很多來自工業生產比較發達?獸祱栮浴?????????
、科學技術比較先進、報業體系日益完善和發達的西方國家，他們在采編印發等業務和技能上比中國京報和官報具有明顯的現代性。19世紀以來，隨著西方傳教士的東進，中國近代報刊應運而生。外報傳入中國後，一些知識分子積極投身報界，引進「西學」，自辦報刊。從傳教士在1815年8月辦第一張中文報紙《察世俗每月統記傳》起，「無論是外國人辦的，還是中國人辦的報紙，均多少不等地承擔起了推動中國捲入文化全球化潮流的使命，只不過這些報紙因辦報人的不同而各自的出發點和目的不同罷了，但最終殊途同歸，緩慢地匯成向文化全球化潮流推聚的合力。」[4] 但中國近代報紙的發展，不管是它的宣傳效應，還是它的產業模式，無不深深打上西方傳播觀念或媒介資本運營理念的烙印。

一是理論層面：西方傳媒文化與意識的滲透。鴉片戰爭前，傳教士報刊重點集中在沿海，而且主要是以中國話語闡述西方基督教義和文化觀念。鴉片戰爭後，他們的辦報活動向內地深入，上海成為近代報業的中心。從19世紀40年代到90年代，以教會或傳教士個人名義創辦的中外文報刊多達170種，約占同時期我國報刊總數的95%，幾乎壟斷了我國的新聞事業。這時期外國人創辦的中文報刊主要有：《遐邇貫珍》《六合叢談》《中外新報》《中國教會新報》《中西聞見錄》《益聞錄》等，這類刊物一方面傳播了在當時還不失為進步的新學問，另一方面也表現了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在這些刊物中，尤其以《萬國公報》影響最大，它於1868年9月5日創刊於上海，長期擔任主筆的是林樂知和李提摩太。該刊採取了將基督教教義、西方文化和中外時政融於一體的宣傳策略，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在動盪的局勢中合法干預中國的內政，並且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滲透。正如近代新聞學者戈公振在論述外報對中國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時說：「初外報對於中國，尚知尊重，不敢妄加評論。及經幾度戰事，窘象畢露，言論乃肆無忌憚。挑釁飾非，淆亂聽聞，無惡不作矣。」[5] 在外報的刺激和影響下，一些接觸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開始在航運發達的香港創辦近代中文報刊。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王韜於1874年1月5日創辦的《循環日報》，而這也得益於王韜在歐洲濡染了西方政治、科學、文化以及先進的傳播觀念，同時形成了他的獨特的辦報思想和經營理念。如王韜在他的第一篇公開談論現代報紙的文章《論日報漸行於中土》中，對《泰晤士報》政治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英國之泰晤士，人仰之幾如泰山北斗，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為准則，蓋主筆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趨向也。」對此，激進的梁啟超有不同的認識和看法：「懷才抱德之士，有昨為主筆而今作執政者；亦有朝罷樞府而夕進報館者。其主張國事，每與政府通聲氣，如俄土之爭戰，德奧意之聯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觀泰晤士之議論」（見《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不過，綜觀兩人觀點，他們過分誇大了《泰晤士報》的政治作用。西方人鄙視政治與新聞業結盟，國人卻趨之若騖。

盡管如此，但中西傳播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促進了中國新聞學的創立和發展，這同時也歸功於新聞學的創立者們，他們對西方現代新聞學的學習與傳播盡了很大努力。如我國第一位在西方學習過新聞學的留學生徐寶璜，曾在日本新聞學會聽過課的任白濤、邵飄萍，以及當時雖沒有出國卻是中國全面掌握世界新聞學研究現狀的戈公振。他們當中的邵飄萍和戈公振分別是著名的北京《京報》和上海《時報》的主編，在新聞從業過程中，實現了西方新聞學基本理論與中國當時最高水平的新聞實踐相結合，構建了有特色的近代中國新聞學，融會了英、德、日、中四大語種著作提供的各種觀念、經驗和研究方法。其中，戈公振所著的《中國報學史》表現尤為典型，這本書的緒論部分，實際上是新聞理論，雖然只有一萬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參考書籍和文獻達二十二種。而整個緒論的思維結構和論證方式，基本上是中國文論的傳統模式。可以看出，創立時期的中國新聞學處於世界新聞學研究的比較前沿的地位。正如熟悉英文新聞學著作的徐寶璜在《新聞學》自序里所說：「本書所言，取材於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無完善之書，或為歷史之記述，或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讀之而窺全豹者，尚未一見也。……自信所言，頗多為西方學者所未言及者。」後來，蔡元培為徐寶璜書序中對中國新聞學地位作了准確的評價，他說：「我國新聞之發起（昔之邸報與新聞性質不同），不過數十年，至今而始有新聞學之端倪，未為晚也。」[6] 所有這些傳播意識和理論，對中國近代報刊實踐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二是實業層面：西方媒介資本和經營理念的移植。中國近代報刊主要包括宗教性報刊、政論性報刊、商業性報刊、專業性報刊、娛樂性報刊等幾類，但真正代表中國報紙產業的要數外國人創辦的以贏利為目的的綜合性商業大報，當時全國商業中心——上海也成為大報競爭的中心。

1872年4月30日，由英國人美查等人集資創辦《申報》，打破了於1861年11月創刊的《上海新報》獨家經營的格局。美查以商人的眼光來看待他所從事的報業，從報紙的內容、發行和價?獸祱栮浴?????????
格三方面與《上海新報》展開競爭。美查認為，「這報是給華人看的，文字應從華人方面著想。」因此在內容上盡量適合中國讀者口味，並且從創刊起就確立了「新聞、評論、文藝（副刊）和廣告」的辦報模式。大幅度降低報價，積極拓寬發行渠道。所以，對手《上海新報》不得不於1872年12月30日自動停刊。《申報》成為上海獨家經營的中文報紙。此前創辦於1861年的《上海新報》，被譽為「上海中文報紙的第一顆新星」，但是該報的主編都是傳教士，報紙的宗教氣息很濃，不能適應商業發展需要。《申報》一創刊就呈現出近代報紙比較完備的形態，有消息、廣告、京報全錄、副刊、經濟新聞、社會新聞、言論等體裁。在報道方式上值得借鑒，如在報道重大社會新聞時，經常採用連續報道或集中報道的方法。最為典型的是關於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的報道。此案發生於1873年浙江餘杭縣，當時《申報》在杭州有一個分銷處，楊案發生5個月後，《申報》在1874年1月16日首先刊登了題目為《記禹航生因奸謀命事細情》的報道，把楊乃武名字寫成「禹航生」並報道他如何風流放盪而導致犯罪。4月18日又登載了《記禹航生略》一文，報道了該案縣審時已判二人死罪，楊姐不服判決，上京控告，因病半途而折回，以及該案在省中復審的全過程。此後一段時期，陸續發表了關於楊案的報道，直到1877年4月《刑部審餘杭案》為止，連續報道達四年之久，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也提高了《申報》的知名度和發行量。在1899年11月4日，美國人福開森買下了由英國人丹福士於1893年創辦的《新聞報》，由汪漢溪擔任總經理，從此，上海報業又是兩軍對峙——《申報》與《新聞報》。《新聞報》的競爭手段有三：（1）迅速介紹商情，以經濟新聞為重點；（2）運用東借西還的資金周轉方式，不斷添置新式印刷設備；（3）不惜巨資，建立無線電收報台，直接收聽外國電訊，贏得新聞出版時間。到1929年，兩大報業並駕齊驅。

「外報的畸形繁榮，是外國資本輸入的一種表現。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旨在攫取巨大利潤，並往往與西方文化滲透並進而互為表裡。」[7] 民族資產階級報刊是中國近代報刊的主流，主要有兩類：一是商業報刊，它晚於傳教士創辦的宗教文化報刊，大多是脫胎於外國人創辦的報刊，但比較注重經營管理；另一類是資產階級政黨報刊。從文化底蘊上看，西方宗教文化無法與具有深厚傳統的中國文化匹敵，所以隨著歷史的推移，這些外國人辦的商業報紙逐漸轉移到中國民族資本手中。在中國創辦中文報紙的外國資本，為了溝通語言、迎合習俗、拓展業務，他們紛紛僱傭中國人參與報業采編出版等業務。後來華人資本的壯大以及其從業經驗的豐富，逐步控股外國報業資本，《申報》的發展就是這樣一個典型。

《申報》和《新聞報》作為英、美報紙，主要是為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活動提供講壇，為推銷他們的商品做廣告宣傳。但是，他們以贏利競爭為動力在新聞業務和生產工具的不斷變革，他們的報業資本以及先進經營理念的滲入，對後來中國本土報業的發展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如1874年創辦的《循環日報》，在版式上基本仿效外國中文報紙，廣告占報紙版面3/4左右。同時，它以印刷業為依託，進行各種文化事業經營，例如在1880年11月24日《循環日報》上所刊的「中華印務局告白」稱：「啟者：本局設在港中環百步梯，除發行《循環日報》外，兼印售月份牌、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王韜《蘅華館詩集》，代售《米利堅志》、《法蘭西志》等書籍。」又如《時務報》本是一家政論性很強的報刊，但又兼顧新聞性和娛樂性，以此吸引讀者。尤其是時務報館除定期出報外，還推行許多新式文化事業和實業活動，凸現報紙的綜合社會功能。如出版中外時務書籍，代售書報，協辦學堂，兼辦實業等等。它作為一份紳士辦的報紙，完全自籌資金，經營上自負盈虧。盡管沒有像《申報》《新聞報》那樣走企業化大報的道路，但其運作尤其是它的銷售發行具有明顯的產業特色，《時務報》的發行主要是通過報館在各地建立的代售點，18個省內達138處，就連日本和新加坡也設有海外銷售點。當然，在這一階段，商業報紙的運作開始採用企業化模式，但還沒有形成報業集團。而到了在20世紀30年代，著名報人成舍我考察西方報業集團，回國後在中國搞報業托拉斯，成立新聞公司，目標是辦成包括十家大報以及通訊社、新聞研究中心、定期新聞研究刊物、新聞畫報等的報業集團。這是中國現代新聞史上有意識、有組織地組建報業集團的萌芽，也是西方報業經營理念東漸的結果。

三是技術層面：西方報業印刷技術的引進。這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印刷術的傳入。首先以鉛活字印刷術為首的近代印刷術在西方國家出現，並且逐漸傳入中國。1807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奉到達中國，隨即展開了廣泛的翻譯、出版活動。從1815年起，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陸續出版了馬禮遜編寫的中、英文大型工具書《中國語文詞典》，這部書是含有中英文兩種文字的工具書，如用中國傳統的雕刻版，則大量細小的英文字無法雕刻，從當時的技術工藝來看，雕版既無法與鉛活字拼接?獸祱栮浴?????????
，也不能採用機械印刷。因此，要出版這部書只有採用中文鉛活字排印。為此，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製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中文鉛活字。當時還沒有發明中文字模，無法大批量生產中文鉛字，於是採用古老的辦法，用刀在一枚枚的鉛合金上刻制。這樣一項浩繁的工作，決非一人或幾人能完成，於是僱傭大量中國人參與其事，包括刻制、排字、審稿、校對、印刷等，才得以順利完成。1815年，傳教士米憐奉馬禮遜之命帶領中國刻工梁發在馬六甲建立了印刷所，這個印刷所早期使用雕版刷印，他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就是採用雕版刷印。19世紀初，西方近代印刷術與印刷油墨同時傳入中國。到1913年，國人自辦的第一家專業油墨製造廠上海中國油墨廠成為我國製造現代印刷油墨的開端，產品分為印書油墨和印報油墨，印刷上海《申報》、《時事新報》、北京《國民公報》、《大國民報》等。另外，通過西方傳教士，石印術也傳入中國，1833年廣州出版了石印中文月刊《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繼之有石印中文月刊《各國消息》的出版。1874年，石印技術傳入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是1876年點石齋石印書局成立。

第二，印刷設備的引進。由於動力的採用、捲筒紙輪轉鉛印機以及自動鑄排機等的發明使用，近代印刷術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百餘年時間里進入了成熟階段。19世紀歐洲主要國家及美國已建立起近代工業體系，動力、冶金、機械、化學、造紙等工業的發展，為印刷技術的進步提供了有利條件，在這一進程中，印刷生產擺脫了傳統的手工業模式，實現了工業化生產，顯著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到19世紀70年代，上海、廣州、天津、漢口等地的出版社（商）的印刷設備一直來自外國。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海申報館購置歐式手搖輪轉機，每小時可印幾百份報紙。1906年，由英國人發明的電氣馬達作動力的單滾筒機進入中國，開始新聞紙兩面印刷。1912年申報館購置雙輪轉機，每小時可印2000張。1916年，申報館購置法式滾筒紙印刷機，每小時可印8000張。1925年上海時報館購置德國的彩色滾筒印刷機，是當時先進的凸版印刷機械。在中日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期間，印刷機械開始作為民族工業出現，如1895年上海李涌昌機器廠創建，至1912年先後又有6家規模大體相似的印刷機械廠建立，這些印刷機械廠以維修為主，兼生產一些小型印刷設備。印刷術及設備的引進，積極推動了中國近代報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① 張桂珍《國際傳播與國際關系》見劉繼南主編的國際傳播：現代傳播文集[C]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頁

②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頁

③ 倪延年、吳強《中國現代報刊發展史》[M]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6頁

④ 蔣曉麗《全球化語境下的華文傳媒言述方式的嬗變》西南民族學院學報[J]2000（10）第104頁

⑤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M]三聯書店1955年版第110頁

⑥ 徐寶璜《新聞學》自序[M]，見《新聞文存》第281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

⑦ 胡太春《中國報業經營管理史》[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頁

Ⅳ 如何將課程思政融入課堂

「好的思想政治工作應該像鹽，但不能光吃鹽，最好的方式是將鹽溶解到各種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

高校人才培養是育人和育才相統一的過程。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高度重視高校人才培養和思想政治工作。黨中央、國務院的一系列重要決策部署，為解決好培養什麼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的根本問題指明了方向，為全面推進課程思政建設、實現全員全程全方位育人提供了遵循。

近年來，各地各高校也在不斷進行實踐探索，把課程思政建設作為加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高教育教學質量的重要抓手，因地制宜、以點帶面，目前已初步形成高校普遍重視、院系廣泛動員、教師積極參與的局面。

在此基礎之上，如何全面推進高校課程思政建設，實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躍升？經廣泛調研、深入研究，教育部出台《高等學校課程思政建設指導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對高校課程思政建設作出國家層面上的整體設計和全面部署。

「這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有效開展大學生思政工作的戰略一招、關鍵一招、管用一招。」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岩表示，課程思政建設要在所有高校、所有專業全面推進，讓每一位教師承擔好育人責任，讓每一門課程發揮好育人作用，將專業課程與弘揚真善美結合，讓「乾巴巴的說教」向「熱乎乎的教學」轉變。

這一轉變，如何實現？

以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能力為核心

《綱要》立足於教學工作，明確了課程思政建設「做什麼、怎麼做、誰來做」，對地方、高校、院系、教師各個層面，對公共課、專業課、實踐課各類課程，對文理工農醫教藝各個學科專業，提出了非常明確、非常具體的要求。

「把大水漫灌變精準滴灌，為高校和教師撥開了認識上的『迷霧』，讓每位教師都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干出自己的『特色』，提高思政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吳岩表示，在建設目標上，課程思政與思政課程同向同行，圍繞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能力這個核心點，推動課程思政建設在全國所有高校、所有學科專業全面推進，促使課程思政的理念形成廣泛共識，廣大教師開展課程思政建設的意識和能力全面提升，協同推進課程思政建設的體制機制基本健全，進一步提高高校立德樹人成效。

在復旦大學副校長徐雷看來，「課程思政建設是『三全育人』整體格局下的一項系統工程，不是只建幾門課的樣板房工程，要按照所有課程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師負有育人職責的『兩個所有』要求全面建設。」

上海市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探索，課程思政已實現3個「全覆蓋」，所有高校全覆蓋開設「中國系列」思政選修課程，所有高校全覆蓋開展綜合素養課程改革，所有高校全覆蓋開展專業課程育人改革。復旦大學課程思政示範課程已覆蓋所有院系，示範專業已覆蓋所有哲學社會科學院系，並向理工科院系持續延伸。

為充分發揮課程育人主陣地作用，中國農業大學將課程教學大綱變更為「育人大綱」，修訂突出以學生為中心，強化思政教育有機融入教學全過程的方式方法，明確課程教學目標與人才培養目標達成度的關系，推動課程育人改革走向深處、落到實處。

全面推進高校課程思政建設，教育部明確了主要工作思路，要堅持知識傳授和價值引領相統一，實現價值塑造與知識傳授、能力培養一體化推進；堅持顯性教育和隱性教育相統一，挖掘各類課程中蘊含的思政教育元素，既形成「驚濤拍岸」的聲勢，也產生「潤物無聲」的效果；堅持統籌協調和分類指導相統一，既加強頂層設計協調推進，也針對不同專業、不同課程的特點強化分類指導；堅持總結傳承和創新探索相統一，及時總結經驗、選樹典型、以點帶面、全面推進。

在佳木斯大學校長孟上九看來，「貫徹『四個相統一』，要處理好『食材』與『食鹽』的關系。『食材』與『食鹽』如同知識傳授與價值塑造、顯性教育與隱性教育的關系。食材視之有形、食鹽品之有味。課程思政追求的境界是『吃鹽不見鹽』。專業課教師如同『大廚』，要拿捏好『火候、口味』，烹制出課程+思政的育人『大餐』，以專業課程之體載思政育人之魂。」

抓好主力軍、主戰場和主渠道

高校教師的80%是專業教師，課程的80%是專業課程，學生學習時間的80%是專業學習。多年的調查表明，80%的大學生認為，對自己成長影響最深的是專業課和專業課教師。吳岩表示，4個80%是提出課程思政建設這一重大命題的現實依據。其中前3個80%也構成了課程思政建設的重要抓手，就是要緊緊抓住專業課教師「主力軍」、專業課教學「主戰場」、專業課課堂「主渠道」，深入推動專業教育與思政教育緊密融合。

全面推進課程思政建設，教師是關鍵，其開展課程思政建設的意識和能力，決定著課程思政建設能否取得實效。《綱要》提出，要注重能力提升、注重合作交流、注重示範引領、注重資源共享、注重理論研究，推動廣大教師進一步強化育人意識，找准育人角度，提升育人能力，確保課程思政建設落地落實、見功見效。

近年來，各地各高校也在因地制宜、因校制宜，開展積極探索。如天津市2019年組織了全市首場課程思政網上集體備課，集中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課程教學的方法途徑；江西省試點雙師同堂，部分高校試點推進思政課教師與其他學科專業教師同堂授課、指導實踐教學；武漢大學「六院士同上一門課」，面向本科新生開設「測繪學概論」專業基礎課；北京理工大學推出「以學生為中心」教學能力提升系列午餐工作坊，將「課程思政」作為每一位專家分享的必選內容；山東省成立高校課程思政研究中心，統籌負責省內高校課程思政研究與實踐工作，建設專門網站，定期推送課程思政教學案例。

課程是人才培養的基本單元，是課程思政建設的根本依託。明確教學內容重點、科學設計教學體系、分類推進課程思政，《綱要》要求，各地各高校在實踐中要抓住這些課程建設「主戰場」的重要抓手。

東北師范大學《新版人才培養方案修訂指導性意見》將「師德規范」「家國情懷」等育人指標置於畢業要求之首，並嚴格各門課程對其支撐關系及權重，確保課程育人落實落細；華北電力大學2019年啟動了「一院系一課程」課程思政示範課建設計劃；大慶師范學院以大慶鐵人精神為課程育人特色，將「培養具有鐵人精神特質的師范教育和石油石化行業人才」納入學校人才培養總體目標；南京大學李向東教授在「宇宙簡史」課程教學中，將哲學和天文學緊密融合，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同濟大學「科學、文化與海洋」課程由著名海洋地質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汪品先領銜打造，凝練「海洋強國」文化，塑造學生科學文化精神；南京農業大學在以「尚茶」「農業栽培學」等為代表的課程中，將「家國情懷、法治精神、社會責任、文化自信、人文素養」融入教學內容和教學活動中；北京中醫葯大學的「中醫葯與中華文明」課程，升華對中醫葯的認識，提振了中醫文化自信。

課堂教學是課程思政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抓住課堂教學「主渠道」，一方面要把課程思政融入課堂教學建設，另一方面要綜合運用第一課堂和第二課堂，將「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相結合。正如湖南大學副校長李樹濤所言：「每一門課程都蘊含著豐富的思政元素，但這些思政資源不是直接顯露在課程內容之中，而是蘊含在各個知識點的背後，隱含在科學理論的深處，需要教師主動去發掘、加工和利用。」

近年來，各地各高校深入推進創新創業教育，近千萬大學生參加了中國「互聯網+」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170萬名大學生參加了「青年紅色築夢之旅」活動，探索並實踐了「滴灌式」「浸潤式」「體驗式」課程思政模式，開出了一堂最大最有溫度的思政大課，積累了實踐類課程開展課程思政建設的成功經驗。

強化「三重保障」，讓學生「嘗甜頭」

「從前期各地各高校的實踐探索來看，課程思政的功能是綜合性也是突破性的。」上海科技大學紀委書記吳強表示，大家深刻體會到，高質量的教學不僅要回答「教什麼」和「怎麼教」問題，還要進一步回答「為誰而教」「為什麼而教」的深層次價值追問。

然而，課程思政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要真正落地落實、見功見效，必須長效化、常態化，務實有效、久久為功。吳岩表示，這需要建立一系列機制，比如教師培養培訓機制、優質資源共享機制、評價體系和激勵機制、組織保障機制，等等。其中，尤其需要強化「三重保障」，即強化組織領導保障，讓高校課程思政建設「有勢頭」；強化激勵機制保障，讓教師開展課程思政「有勁頭」；強化考核評價保障，讓學生通過課程思政「嘗甜頭」。

全面推進高校課程思政建設，此次新政明確要從3個層面健全組織領導，確保課程思政建設質量。在宏觀層面，教育部成立課程思政建設工作協調小組，組建高校課程思政建設專家咨詢委員會；在中觀層面，各地加強對課程思政建設的領導，結合實際研究制定課程思政建設工作方案，健全工作機制，加強政策協調配套；在微觀層面，各高校建立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教務部門牽頭抓總、相關部門聯動、院系落實推進、自身特色鮮明的課程思政建設工作格局。

課程思政建設的最終受益者是廣大學生，人才培養效果是評價的首要標准。在推進課程思政建設過程中，此次新政要求堅持學生中心、產出導向、持續改進，建立健全多維度的課程思政建設成效考核評價體系和監督檢查機制，研究制定科學多元的課程思政評價標准，把教師參與課程思政建設情況和教學效果作為教師考核評價、崗位聘用、評優獎勵、選拔培訓的重要內容。

「課程思政是專業課程與弘揚真善美的結合，這個結合要有一個勘探、發掘、冶煉、加工的過程。廣大教師要樹立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轉換表達方式，寓教於課、寓教於樂，不斷提升學生的課程學習體驗、學習效果。」吳岩表示，這個過程是一個化學反應，是把教師的「我要告訴你」向學生的「我想學什麼」轉變的過程，是讓課程思政有情有義、有溫度、有愛的過程。（本報記者 萬玉鳳）

Ⅳ 吳強的1、學術研究

吳強教授先後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教育部、原煤炭部、國家安監總局、省科技廳、省經委等科研項目18項。
作為從事礦井瓦斯災害防治與利用的專家，他組織哈爾濱工程大學等省內外專家組成項目組，承擔了黑龍江省重大攻關項目「煤礦瓦斯爆炸綜合防治及其關鍵技術研究」；
吳強教授開創了利用水合原理進行煤礦瓦斯災害預防和煤層氣固化儲運等研究領域，自主研發了瓦斯水合化實驗裝置，建成了國內外唯一開展水合物技術預防瓦斯災害和瓦斯固化儲運利用研究的專業實驗室，研究獲得突破性進展。研究成果在減少溫室氣體甲烷排放，促進煤礦瓦斯綜合治理等方面具有重大理論價值和應用前景，受到國內外專家高度評價，處於國際領先水平。
近五年以來，吳強獲省部級科技獎5項，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論文40餘篇，其中EI檢索、ISTP檢索18篇，出版學術專著2部，申報發明專利3項。

Ⅵ 吳強的介紹

吳強，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教授，碩士生導師，重合奏教研室主任。師從夏飛雲教授，錄制出版了《劍器》、《春到沂河》、《中國柳琴名家名曲》、《畢茲卡歡慶會》、《花》、《Soft Music —阮音樂》等柳琴、中阮個人獨奏專輯。

Ⅶ 吳強的介紹

吳強，吳強，北京工業大學電控學院信息與通信工程副院長，副教授，在職博士學歷。

Ⅷ 吳強的介紹

吳強，男，甘肅會寧人，博士，北京工商大學副教授。北京工商大學財政系主管專業建設主任，北京市優秀中青年骨幹教師，北京市財政金融創新團隊成員，中國區域經濟學會理事。

Ⅸ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機構簡介

國際政治學系
國際政治學系由世界政治、國際關系和中國政治三個教研室組成，現有教師16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7人，講師1人。現有3個碩士點（國際政治、國際關系和中共黨史）和2個博士點（國際政治、國際關系）。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為全國一級重點學科。
主要教學內容與研究方向：國際政治學基本理論，國際關系史，國際組織與國際機制，比較政治，中國政治，台灣問題，港澳及華僑華人問題，東北亞、東南亞問題。
系主任：李義虎， 副主任：張海濱、連玉如。
外交學與外事管理系
外交學與外事管理系（簡稱外交學系）成立於1996年。外交學專業下設中國外交與外交學兩個專業方向。現有教師7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3人，講師1人。
主要教學內容與研究方向：外交學的基本理論、體系和方法，外交制度、外交手段和外交實務；中國外交史，中國外交思想，現當代中國外交政策和中國外交戰略；各主要國家的外交史、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
系主任：葉自成，副主任：牛軍。
國際政治經濟學系
國際政治經濟學系成立於 2003 年。現有教師4人，其中教授1 人，副教授 3 人。
主要教學內容與研究方向：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國際經濟合作，區域化比較研究，比較政治經濟，中國對外經濟關系，亞洲區域化的政治經濟學，中國轉型的政治經濟學，以及國際貿易、跨國投資、發展和轉型、國家競爭力的政治經濟研究。
系主任：王正毅，副主任：朱文莉。
比較政治學系
比較政治學系成立於2012年3月，是中國高等院校中的第一個比較政治學系。 現有教師9人。
系主任：許振洲。
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
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是在原國際政治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教研室的基礎上於1994年成立的。1997年本所國際共運博士點與北大馬克思主義學院的科社博士點合並為科學社會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博士點。研究所現有教師5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2人。
主要研究方向：西歐社會政治和社會主義問題，俄羅斯和東歐的社會政治和社會主義問題，中國的社會政治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所長：張光明。
國際關系研究所
國際關系研究所創建於1985年，主要從事大國關系以及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的研究與教學。現有教師6人，其中教授2人，副教授3人，講師1人。招收國際關系專業碩士、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領域：美國與東亞關系、大國關系、東北亞國際關系、中國周邊安全環境、國際關系中的人權、媒體與國際關系、國際關系理論。
所長：袁明（兼），副所長：張小明。
亞非研究所
亞非研究所成立於1964年，是國內研究亞非地區歷史最悠久的學術機構。1998年與國際關系學院合並。
亞非研究所以亞非地區的區域綜合研究為目標，涵蓋亞非地區和國家的政治、經濟以及國際關系，兼及歷史、社會、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研究所下設亞太和西亞非洲2個研究室。現有教師13人，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8人，講師1人。招收國際政治專業碩士、博士研究生。
所長：李安山，副所長：吳強。
《國際政治研究》（季刊）
《國際政治研究》系北京大學主辦、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暨全國高校國際政治研究會編輯出版的國際政治類學術刊物。自1980年創刊（內部發行）以來，《國際政治研究》刊發了學院內外大量高水平、高質量的國際問題研究成果，其思想和學術影響日漸擴大，成為國內從事國際政治、國際關系教學和研究的重要學術園地。2002年起，在國內外公開出版發行。2004年，被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確認為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
《國際政治研究》為季刊，設有世界政治、地區政治、中國政治與外交、國際政治理論、短評、書評、學術動態等欄目。郵發代號：82—236。
主編：王緝思，編輯部主任：陳志瑞。
資料室
1996年國關學院成立後，原國際政治系資料室逐步同亞非所（含原南亞所）、國關所、日本研究中心資料室合並成為國際關系學院資料室。經過40多年的建設和積累，資料室業已成為以收藏國際政治、國際關系、外交學為主，其他學科為輔的專業圖書館。
資料室館舍充裕，擁有一個10萬卷冊文獻容量的密集書架庫，配備電腦等資訊設施的電子閱覽室。現館藏中外文圖書41800餘冊，中外文期刊資料19500餘冊，以較為系統、完整的專業書刊、資料（如《參考資料》專題剪報）收藏為特色。

Ⅹ 吳強的介紹

吳強，男，博士，南開大學 教授， 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