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老師巫永平
㈠ 我是二本生想考研跨考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請問清華對二本生有歧視嗎而且我還是跨專業的 謝謝
不歧視，主要看考試成績說話，還要看面試成績；當然，如果兩者差不多的情況，可能名校的會占點優勢。
下面是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師資情況，及其研究領域，特供你參考：
姓名 職稱 畢業學校及學位 研究領域
=============================================================================
程文浩 教授 美國耶魯大學博士 公共治理，公共管理，政府創新
楚樹龍 教授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博士 國際戰略問題，美國政治與外交，中國外交及安全戰略研究
崔之元 教授 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 國有企業改革與民營化，宏觀經濟政策，政府體制改革
鄧國勝 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博士 公共組織問責，績效與能力建設，非營利組織管理
韓廷春 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 經濟增長，金融發展與金融生態，計量經濟學
胡鞍鋼 教授 中國科學院博士 國情研究與公共政策
劉慶龍 教授 清華大學博士 政府公共關系，電子政務，社區管理
孟慶國 教授 清華大學博士 政府管理與創新，電子政務，政府能力與績效管理
彭宗超 教授 北京大學博士 公共政策，政府運作，危機管理，比較政治
齊 曄 教授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博士 資源環境，氣候變化，可持續發展戰略與政策
施祖麟 教授 清華大學碩士 區域與城市發展，能源經濟與可持續發展
蘇 竣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學博士 公共科技政策、公共政策與管理
王豐 教授 密西根大學博士 人口與經濟、社會保障、社會不平等
王 名 教授 日本名古屋大學博士 NGO，公民社會與治理，CDM與環境治理
王慶新 教授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博士 東亞國際關系與政治，儒家政治思想
王有強 教授 美國馬里蘭大學博士，美國俄亥俄大學博士 公共經濟學、政府治理、領導力
巫永平 教授 荷蘭萊頓大學博士 政府與市場，產業政策，地方政府與經濟發展
薛 瀾 教授 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博士 公共政策與管理，科技與創新政策，危機管理
楊燕綏 教授 比利時根特大學博士 政府組織與治理，社會保障，薪酬理論
殷存毅 教授 南開大學博士 兩岸經濟關系，區域發展與政策
於 安 教授 北京大學博士 行政法（社會行政法，行政應急法）
於永達 教授 吉林大學碩士 國際經濟理論與公共事務，集聚優勢，領導學
俞 樵 教授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博士 金融體制 ，公共金融，社會發展
陳玲 副教授 清華大學博士 科技與創新政策；產業發展與環境治理；政策制定過程研究
過勇 副教授 清華大學博士 廉政建設、公共治理、行政體制改革
賈西津 副教授 北京大學博士 公民社會與治理，戰略管理
李保明 副教授 山東大學博士 兩岸經濟關系，產業鏈與區域發展，博弈論
李應博 副教授 中國農業大學博士 產業政策，區域發展與兩岸經濟關系
梁 正 副教授 南開大學博士 科技政策，國家創新系統，研發全球化
劉求實 副教授 日本東京工業大學博士 非政府組織管理，事業單位改革
劉志林 副教授 美國康奈爾大學博士 城市規劃與管理，住房政策，區域經濟發展
孟延春 副教授 北京大學博士 區域與城市發展研究，城市治理
沈群紅 副教授 南京大學博士 人力資源，知識管理，組織變革與領導力
王亞華 副教授 清華大學博士 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水政策與管理，中國國情研究
熊義志 副教授 清華大學博士 公共領導力，國情研究，知識經濟與公共政策
楊永恆 副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博士 政府績效管理，公共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規劃
殷成志 副教授 "北京大學博士，德國斯圖加特大學博士" 城市與區域規劃、城市管理
戴亦欣 講師 美國錫拉丘斯大學博士 科技政策，新能源政策，研究方法
曹峰 講師 美國錫拉丘斯大學博士 公共治理與組織、財政與發展政策
梅賜琪 講師 美國馬里蘭大學博士 比較政治學和中國政治，政府職能轉換、幹部管理體制以及中央與地方關系
汝鵬 講師 清華大學博士 科技與創新政策，科技管理，公共政策過程，新能源政策
魏星 講師 清華大學博士 公共財政、區域經濟
張楠 講師 清華大學博士 電子政務與政府管理創新
張嚴冰 講師 英國設菲爾德大學博士 政治學，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學
鄭振清 講師 北京大學博士 比較政治與政治社會學、台灣政治發展、兩岸政治經濟關系
周紹傑 講師 香港中文大學博士 勞動經濟學，公共財政，區域經濟
周源 講師 英國劍橋大學博士 科技政策、技術創新與管理
㈡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齊曄教授厲害嗎
不歧視，主要看考試成績說話，還要看面試成績；當然，如果兩者差不多的情況，可能名校的會占點優勢。
下面是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師資情況，及其研究領域，特供你參考：
姓名 職稱 畢業學校及學位 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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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文浩 教授 美國耶魯大學博士 公共治理，公共管理，創新
楚樹龍 教授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博士 國際戰略問題，美國政治與外交，中國外交及安全戰略研究
崔之元 教授 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 國有改革與民營化，宏觀經濟政策，體制改革
鄧國勝 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博士 公共組織問責，績效與能力建設，非營利組織管理
韓廷春 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 經濟增長，金融發展與金融生態，計量經濟學
胡鞍鋼 教授 中國科學院博士 國情研究與公共政策
劉慶龍 教授 清華大學博士 公共關系，電子政務，社區管理
孟慶國 教授 清華大學博士 管理與創新，電子政務，能力與績效管理
彭宗超 教授 北京大學博士 公共政策，運作，危機管理，比較政治
齊 曄 教授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博士 資源環境，氣候變化，可持續發展戰略與政策
施祖麟 教授 清華大學碩士 區域與城市發展，能源經濟與可持續發展
蘇 竣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學博士 公共科技政策、公共政策與管理
王豐 教授 密西根大學博士 人口與經濟、社會保障、社會不平等
王 名 教授 日本名古屋大學博士 NGO，公民社會與治理，CDM與環境治理
王慶新 教授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博士 東亞國際關系與政治，儒家政治思想
王有強 教授 美國馬里蘭大學博士，美國俄亥俄大學博士 公共經濟學、治理、領導力
巫永平 教授 荷蘭萊頓大學博士 與市場，產業政策，地方與經濟發展
薛 瀾 教授 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博士 公共政策與管理，科技與創新政策，危機管理
楊燕綏 教授 比利時根特大學博士 組織與治理，社會保障，薪酬理論
殷存毅 教授 南開大學博士 兩岸經濟關系，區域發展與政策
於 安 教授 北京大學博士 行政法（社會行政法，行政應急法）
於永達 教授 吉林大學碩士 國際經濟理論與公共事務，集聚優勢，領導學
俞 樵 教授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博士 金融體制 ，公共金融，社會發展
陳玲 副教授 清華大學博士 科技與創新政策；產業發展與環境治理；政策制定過程研究
過勇 副教授 清華大學博士 廉政建設、公共治理、行政體制改革
賈西津 副教授 北京大學博士 公民社會與治理，戰略管理
李保明 副教授 山東大學博士 兩岸經濟關系，產業鏈與區域發展，博弈論
李應博 副教授 中國農業大學博士 產業政策，區域發展與兩岸經濟關系
梁 正 副教授 南開大學博士 科技政策，國家創新系統，研發全球化
劉求實 副教授 日本東京工業大學博士 非組織管理，事業單位改革
劉志林 副教授 美國康奈爾大學博士 城市規劃與管理，住房政策，區域經濟發展
孟延春 副教授 北京大學博士 區域與城市發展研究，城市治理
沈群紅 副教授 南京大學博士 人力資源，知識管理，組織變革與領導力
王亞華 副教授 清華大學博士 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水政策與管理，中國國情研究
熊義志 副教授 清華大學博士 公共領導力，國情研究，知識經濟與公共政策
楊永恆 副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博士 績效管理，公共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規劃
殷成志 副教授 "北京大學博士，德國斯圖加特大學博士" 城市與區域規劃、城市管理
戴亦欣 講師 美國錫拉丘斯大學博士 科技政策，新能源政策，研究方法
曹峰 講師 美國錫拉丘斯大學博士 公共治理與組織、財政與發展政策
梅賜琪 講師 美國馬里蘭大學博士 比較政治學和中國政治，職能轉換、幹部管理體制以及中央與地方關系
汝鵬 講師 清華大學博士 科技與創新政策，科技管理，公共政策過程，新能源政策
魏星 講師 清華大學博士 公共財政、區域經濟
張楠 講師 清華大學博士 電子政務與管理創新
張嚴冰 講師 英國設菲爾德大學博士 政治學，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學
鄭振清 講師 北京大學博士 比較政治與政治社會學、台灣政治發展、兩岸政治經濟關系
周紹傑 講師 香港中文大學博士 勞動經濟學，公共財政，區域經濟
周源 講師 英國劍橋大學博士 科技政策、技術創新與管理
㈢ 巫永平的介紹
巫永平，清華大學教授。1987-1993年，任北京大學歷史系助教、講師，同時擔任北京大學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助理，2001至2002年，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2002年4月回國進入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任教，同時擔任主編，創辦《公共管理評論》。2007年5月開始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
㈣ 哈佛大學高級訪問學者的要求是什麼
你好，哈佛大學高級訪問學者的要求是博士起步，然後，國外要是真要瘦還得是傑青。
㈤ 國家為什麼失敗
自亞當·斯密《國富論》以來，試圖解釋國家如何才能興盛的書籍汗牛充棟。年前年後一本名為《權力、繁榮與貧窮的根源：為什麼國家會失敗？》(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Why Nations Fail)的書在中國大陸知識界口口相傳，不脛而走，雖尚未有正式的譯本，卻也已引發如潮熱議。本刊也曾刊登相關書評（詳見《財經》2012年第31期「威尼斯、頁岩氣革命和改革前景」）。 在這本書中，兩名美國教授達榮·阿斯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提出了解釋國家繁榮與貧窮根源的兩個重要概念，即「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前者一種多數人參與、利益分享的多元制度，後者權力和財富高度集中，被少數人壟斷。根據作者的大量研究，世界上所有國家和地區，凡是選擇了前者的，都實現了經濟的持續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而選擇後者的則相反。 這本書和中國當下的相關性在哪裡？我們如何實現更包容性的增長？如何避免陷入「攫取性制度」怪圈？日前博源基金會青年委員會圍繞上述話題舉辦了相關研討會，本刊擇要刊之，以饗讀者。 韓國和中國台灣早期能夠發展，可能是因為政治上是榨取性的，而經濟一定程度上是包容性的，但為什麼能轉換到第二階段，政治變成包容性的，經濟還繼續更加地包容？ 巫永平：要更深入研究制度轉換的經驗 這本書我讀下來的感覺，就是覺得欣喜。原因有兩點。首先是方法論方面。本書在方法論上尤其讓人高興。200多年來，人們提出的對研究經濟增長原因的解釋可能不下十種。為什麼經濟增長，為什麼經濟不增長，這本書提到了三種，其實還有其他的解釋。作為中國人比較熟悉的，至少到我這一代人比較熟悉的，是馬克思主義對經濟增長的政治經濟學解釋。我覺得從方法論來說，它是有解釋力的，只不過我們把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教條化了，簡單化到只是幾句口號，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起反作用，沒有去研究真實過程，告訴我們這對關系是如何決定經濟演變的歷史過程，解釋真實的歷史過程是怎麼發生和如何演變的。 一 西方經濟學在早期的古典時期，從亞當·斯密開始，其實是把政治和經濟合在一起講，這兩個東西是沒有分開的，是政治經濟學。經濟學經過200多年演變到今天，尤其是新古典經濟學，已經變成一門非常精緻的學問，越來越科學了。從方法上、手段上還有整體上都越來越精緻，內在的體系也越來越系統。但對於我這個不是學經濟學的人來說，對經濟學一直有一個困惑，就是經濟增長或者經濟發展的問題難道僅僅是一個經濟現象嗎？或者說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嗎？我覺得至少現在新古典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它看成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只要把那幾個方面解決好了經濟就能增長了。這些問題都是技術性的問題，既然是技術性的問題就可以用技術的手段解決問題，甚至用模型就能解決問題。 制度經濟學在這方面有進步，強調制度的作用。它告訴我們新古典關心的那些技術問題是受另外的東西決定的，不解決這些東西，技術性的東西就不可能解決。這些東西就是制度。 但制度經濟學不太關心制度是怎麼來的，制度是怎麼產生的。你看諾斯就假設，人們從事制度創新跟從事經濟創新是一樣的，只要我投入的成本低於產出，也就是我的回報高於我的投入我就會去創新制度。他把制度如何產生這個問題就這樣簡單交待了。但是我覺得制度是怎麼來的這個問題是更重要的問題。但這個問題超出了經濟學的范疇。經濟學在它的范疇中可以不去回答這個問題，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因此作為假設就過去了，但恰恰被經濟學假設掉的東西，我認為可能是更重要的東西。所以我們在讀經濟學關於經濟增長的解釋時，就把經濟增長的問題看成一個純粹技術層面的問題，是屬於經濟領域的問題。但事實上不是這樣的。 經濟是社會的一部分，經濟活動是人類活動的一部分，這一部分會受到其他部分的影響和制約，經濟活動不是發生在真空里。我們不能把經濟從整個社會中抽離出來。其中，對經濟活動影響最大的是政治。到目前為止，我覺得把經濟和政治連起來的研究確實不多見，尤其在新古典中更難得一見。其實新古典在解釋經濟增長這個現象時越來越脫離現實了。 這本書的第一作者是MIT（麻省理工學院）的一位經濟學教授，我很欣喜看到今天在西方還是有經濟學家能夠有這么大的視野，在一個大的框架內來看經濟增長這個問題，把經濟與政治連起來，探討政治可能對經濟產生什麼影響、如何產生影響和這種影響的後果是什麼。 國內吳敬璉老師一直是把這兩個東西結合起來看的。而且他們說得很清楚，經濟發展是由經濟制度、包容性的制度決定的，而這個經濟制度是由政治制度決定的。這種視角與我們現在看到的絕大多數經濟學的解釋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從方法論來說，這是讓人眼前一亮的一本書，終於把我們拉到一個更大的視角來看待經濟發展問題。 二 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是一個很長的鏈條，但已經精緻化的經濟學所關注的是這個鏈條的末端。經濟要增長，要發展，顯然要投資，有人願意把資金投進去，有人願意去付出勞動，經濟學關心如何讓人投資，如何讓人勞動。但這些東西是由什麼決定的？這個鏈條其實拉得很長，一環決定一環。不只是經濟學現在關心的這些東西。這本書試圖把這個鏈條接起來了，從源頭來看決定人們是否願意把資金投入到生產活動，是否願意把勞動力出賣去掙錢，後面的很多因素是什麼。也就是把經濟問題放回到整個社會的大框架里，把它作為其中的一部分來看，而不是把它從中抽離出來。 第二，書里提出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回答我們現實生活中出現的很多現象。討論國家興衰是一個老問題，我們已經看到不少這樣的書。本書提出的包容性制度和榨取性或者攫取性制度的概念並不是很新的東西，兩個類似的概念之前已經都有人用過。但作為一個核心概念來解釋國家為什麼發展為什麼不發展，卻是新的嘗試。這種嘗試的意義在於把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聯系起來，看它們如何決定經濟發展。馬克思對經濟發展原因的解釋是一種政治制度的解釋，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決定了什麼樣的資源分配，也就決定了什麼樣的經濟發展。當一種政治制度阻礙了經濟發展，我們就應該去改變它，建立新制度。制度經濟學強調的制度是在經濟學范疇里的制度。 這本書把這兩種視角結合起來，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框架，並且在世界范圍里選取各種類型、各種發展程度國家的經驗，論證自己的觀點。至少這種嘗試是很有意義的。 在我看來，其中榨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轉換很重要。書中舉了韓國的例子，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例子這本書沒有提，就是中國台灣。參考文獻列了羅伯特·韋德的《管制市場》，這是發展型國家流派最有代表性的一本書，但主要討論中國台灣。但不知道為什麼這本書沒有直接去討論中國台灣。韓國和中國台灣的例子同樣重要，對於我們今天來說意義更大。 三 按照這本書的觀點，韓國曾經在政治上是一個榨取性或者攫取性的制度，具備了政權壟斷和政治上缺乏多元性的兩個特徵。它還符合另外一個條件，就是權力的集中。其實在這些特徵上，中國台灣和韓國都符合。它們都是在榨取性政治制度下取得經濟發展的典型例子。指出這一點其實並非什麼新觀點，發展型國家理論肯定的也是這一點，只是表述不同。但韓國和中國台灣對於我們的最大意義在於如何從榨取性政治制度變成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順利實現轉型。而這本書對韓國的解釋是不夠的。作者只看到是政治的轉型，對於導致政治轉型的其他因素分析不夠。如果結合我們自己對於東亞經驗的理解，可能這一點就更突出了。盡管韓國和中國台灣在發展的初期階段，政治上是榨取型的或者攫取型的，但經濟制度卻不是這樣。 恰恰在這一點上，韓國和中國台灣的特徵被忽視了。這一點其實更為重要：即使在發展的初期，韓國和中國台灣在經濟上都是私有制，都保護產權。我們在上世紀80年代初打開國門看到東亞欣欣向榮，我們看到的是什麼？看到的是一個外向型的工業化，是出口，我們看到了這個。我們就學這個，我們以為一個威權政治體制和一個出口型的、外向型的經濟再加上一個公有制就可以實現中國經濟的騰飛。這是我們的理解，我們這么多年也是這么做的。 然而，盡管韓國和中國台灣政治上是壓制的，經濟是外向型的，但它們還有一個保護產權的經濟制度，這個是很核心的，我們沒有看到這一點。這點到今天可能越來越重要。這正是這兩個地方在後來可以順利實現轉型的基礎。 但這一點在這本書里解釋得不夠。作者把轉型前的韓國和1978年後的中國都看成榨取性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也都是有一定包容性。但二者在保護私有產權這一點上具有本質不同。這個差別其實是韓國後來能夠順利轉型的一個重要基礎。但作者只看到政治的變化，沒有看到這個基礎。 也就是說，民營企業，就是非公有制經濟是支撐韓國和中國台灣最主要的力量。按照這個邏輯，韓國和中國台灣早期能夠發展，可能是因為政治上是榨取性的，而經濟上一定程度上是包容性的，但為什麼能轉換到第二階段，政治變成包容性的，經濟還繼續更加地包容，我覺得這個過程可能解釋得不夠。應該有更加復雜的解釋。 可能這一點，和這本書的比較研究有關，比較研究要照顧那麼多的面，你很難對一些例子能夠具體深入下去，比較研究方法本身就限制了這一點。但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尤其從中國現在的發展階段來看，我覺得我們對這個問題可能要有更深地挖掘，弄清楚這個轉換是如何實現的。 四 我們今天可能就面臨這個轉換的階段，我們這個模式支持了第一階段的發展。未來還能繼續支持我們發展下去嗎？ 實現這個轉換需要哪些條件，我們現在是否具備了這些條件，我們還缺哪些條件，我覺得恰恰現在我們對缺的那些東西不太注意，我們看到更多的是我們已經具備的這些條件，而且把具備的條件可能放大了，覺得有這些條件就可以了，可能危險就在這里。我覺得韓國和中國台灣在這方面對我們的啟示應該更大。 這本書避免一些概念化的說法，它不用民主，也不用市場，而是用更具體的說法。用民主這個概念來解釋經濟是否發展太空泛了，這是為什麼我們看到那麼多的研究，在民主是有利於經濟發展還是不利於經濟發展這些大而化之的問題上爭論不休，而對我們理解政治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絲毫沒有幫助。這本書認為，只有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才能保證經濟發展。這就比民主的概念更具體。 其實，民主制度並不一定就是包容性制度，盡管包容性制度一定是民主制度。作者提出了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是什麼，要有一定的集權，能夠保證國家的權力，保證能夠提供秩序和法律。很多非洲國家為什麼很難發展起來，它缺乏這一點。 我們過去30多年能發展起來，很重要的一個條件就是保證了秩序，20世紀上半葉，國家處於各種戰爭中。1949年後，建立了一個新政權，但又把自己置於無休止的政治運動中，國家動盪不安。直到1978年，我們才實現了政治穩定，有了秩序，盡管獲得秩序的代價很大，但我們畢竟有了秩序，這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前提條件，同時也確保發展有一個領導力量。下一步要繼續保持秩序，可能應該通過法治來實現。 另外，我自己於2005年在哈佛出了一本書，叫《經濟增長的政治解釋》，我是要解釋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台灣地區那一階段怎麼過來的，那本書一直沒有翻譯成中文。今年中文版就會出版，我覺得現在出中文版比幾年前出意義可能更大。 台灣地區走過來的歷程，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面鏡子，能照出我們自己的一面鏡子，台灣地區遇到的問題我們現在正在遇到，台灣地區做的選擇我們現在也在面臨。對於民營經濟怎麼看，公有經濟怎麼看，台灣地區在50年代末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選擇。50年代的時候台灣地區從政界到學術界滿腦子都是計劃經濟的思想，強調公有制。 在1960年前後，他們經歷了一場激烈的意識形態辯論，在雙方僵持不下的時候，政治領袖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抉擇，蔣介石說我們要支持民營經濟，我們要對民間開放，向國際開放。於是台灣地區才有了出口導向工業化，才有後來的經濟奇跡。我們今天其實就是面臨這個問題。 巫永平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
㈥ 哈佛大學高級訪問學者的申請條件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中國公共管理高級官員培訓班紀實
2001年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提出了一項被外界稱為是針對中國官員的「最大規模的海外培訓計劃」——「中國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的構想。在取得了中組部的全力配合與大力支持以及教育部的同意後，2002年1月18日，三方在人民大會堂正式高調簽約。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樓外溫度高達37攝氏度，樓內清涼可人，門口的保安警惕地盤問每一位企圖進入的行人。
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組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KSG)、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四方方共同舉辦的第五期「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清華內部簡稱「哈佛班」)是在一種悄無聲息的狀態中展開的。
有關該培訓班惟一的消息是掛在清華公共管理學院網頁上的快訊。該快訊稱，培訓班於6月27日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舉行了開學典禮，清華大學副校長岑章志主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孫曉郁、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陳清泰、中組部干教局局長李培元、國家外國專家局副局長孫照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亞洲項目主任托尼·賽奇等人出席。
不過，這還不是重點。「本期參加培訓的學員共有61人，均為司局級(地市級)以上的幹部。」一句話，點明了培訓班的分量。
「哈佛班」的來歷
采訪中記者獲知，「哈佛班」已經舉辦了四期，第五期剛剛開學，正處於清華受訓階段。而且這項規模宏大的官員海外培訓計劃也與20世紀末興起的政界培訓熱有關。曾給「哈佛班」授過課的清華公共管理學院的巫永平老師說，當時，曾經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取得碩士學位的盧邁(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下屬的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提出動議後，和熟識的清華公共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薛瀾以及哈佛肯尼迪學院的賽奇教授聊起這個事情，得到他們一致贊同。
巧合的是，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陳清泰本人就曾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黨委書記和副主任，兩家機構關系良好，而且，KSG的院長約瑟夫·S·奈，當時正受聘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顧問委員。雖然當時的清華大學公管學院成立才一年多，但清華的名氣、哈佛與清華的良好合作關系，加上公共管理學院沒有傳統的思維定勢，「更能接受新的改變」。
於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這所以培養過羅斯福、肯尼迪等美國總統和大量美國國會議員及其他領袖人才而在全世界最負盛名的政府學院，以及成立不久的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都被沒有培訓資格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列為首要合作夥伴。
對此，哈佛大學KSG中國項目部主任助理Edward Cunning向媒體承認，這是哈佛歷史上針對某一國政府官員進行的最大規模的培訓計劃。「我們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由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政府官員的素質和能力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哈佛有必要幫助受訓者豐富經濟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識，擴展他們的戰略遠見，以便使他們有效地應對變動中的公共政策環境」。
按照計劃，從2002年起的5年內，三方共同持續開辦針對中國政府官員的「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每年一期，每期為中國政府培訓60名左右的地方和中央官員，中組部負責從全國各地進行選拔。有資格接受這項培訓的官員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應當具備副廳以上的級別，在本崗位有至少兩年的工作經驗；45歲以下(副部級可適當放寬)；大學本科以上學歷，具有相當於大學英語四級的水平等。
培訓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在清華，為期六周，由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教授和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來華教授重點講授有關基礎理論和國內政策的課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有關專家將圍繞當前中國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做專題講座。
第二階段到國外培訓，地點在哈佛大學，為期六周，重點講授公共管理最新的理論和工作方法。學習結束後，將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和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三方共同向學員頒發結業證書。
按照培訓班的目的——「使學員掌握國際先進工作模式，提高分析能力、決策能力及領導能力，從而有效地適應市場經濟下的政府管理」，這當然是陽光之下的事情。但微妙的是，相對於剛開始在人民大會堂聲勢浩大的高調簽約，後來的「哈佛班」則愈顯低調。
此項目發起人之一的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盧邁告訴本社，關於此次培訓，中組部干教局是最清楚、最權威的部門。他們之所以低調，是不想引人注意，而且一些媒體的報道。盧邁沒有直接點明是哪些媒體給這個培訓帶來了麻煩，但是本刊記者查閱幾年來關於「哈佛班」的報道時，發現報道的基調隨著時間的推移，開始從一味的贊揚向有選擇的質疑轉變。
盧邁的擔心有他的理由，但是如此一項號稱「最大規模官員海外受訓」計劃不敢面對公眾，則公眾心意難平是順理成章之事。一些觀察家的擔心是，這些中國建設與政治發展的生力軍，從美國受訓歸來，是否會因此而染上什麼顏色？美國人幫助中國官員成長，是簡單的「國際互助」嗎？美國人有沒有「醉翁之意」？
「我們的官員到美國的政府學院學習城市規劃、公共投資、人力資源等專業課程，肯定會觸及價值觀，其中就涉及到認同與演變的問題。但不能因為這樣，我們就不能到美國培訓，就不能學習美國的優點。就像打開窗子，可能會有蒼蠅、蚊子的侵入，但新鮮空氣也是我們所需要的。」社科院的一位學者說。
收獲了什麼？
「哈佛班」集中培訓的時間不長，國內、國外的時間加在一起總共3個月，那麼，短短3個月時間，這些高官們究竟收獲些什麼呢？
五期學員中最年輕的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部長辦公室主任（兼中國之友雜志社社長）鄭祖軍坦率地告訴記者：「在哈佛學習的時間雖然很短，但收獲確實很大。上到觀念，下到處理問題的方式方法，短暫的培訓使我們的思維觀念有了突變。如果有可能，我們的幹部要多到外面去接受一些有意義、有成效的培訓。」鄭祖軍還說到「培訓班達到了當初設定的目標：使學員掌握國際先進工作模式、提高分析能力、決策能力及領導能力，從而有效地適應市場經濟下的政府管理」。
「哈佛班」第一期結業儀式上，該培訓班班長、教育部部長助理李連寧代表學員第一個發言。李坦承，在培訓前，他對「私有化問題」、「政府管理創新」、「外國投資優惠政策」等問題還心存困惑，但通過60多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案例分析及對美國的實地考察後，對這些問題不僅豁然開朗，而且在認知程度上獲得了提升。「隨著時間的推移，對國外投資實施優惠政策，使其享受超國民待遇的措施，將產生越來越大的消極作用，逐步取消對國外投資的優惠政策，並不會影響中國今後對外資的吸引力。」李連寧說。
愛給美國教授「挑刺兒」的北京市豐台區副區長鄧小鋼的發言形象而生動。他將培訓當中的60個案例比作是60道菜，一道道吃下來不僅強身，而且醒腦。
他說：「在基層工作最大的難題是水、電、煤、氣、路等樣樣都要，但基層財力往往不足，到底該先干哪樣，缺乏一個完整而有效的項目評價、組織決策與風險承擔體系，經過案例分析及實地考察後，對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及公共財政體制改革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也得到了新的啟發。」
濟南市副市長王天義剛開始參加培訓班時滿臉疑惑：「領導能力是培訓出來的嗎？3個月後他說：我收獲了「信心、知識和能力」。
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副主任史美蘭告訴本刊記者，在前幾期「哈佛班」受訓，讓她感覺收獲良多，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哈佛大學的案例教學。
「哈佛大學的案例聞名遐邇，我也很早就在書本上研讀過哈佛大學的案例。但是，只有當我真正到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學習之後，才知道書本上的哈佛案例和親身感受的哈佛案例是大不相同的，有許許多多的東西是在教科書上讀不到的。」史美蘭說，「應該在全國行政學院系統分階段和分班次地推廣案例教學。」
哈佛班的學員們自我感覺良好，作為培訓方的老師對他們也贊許有加。哈佛KSG的賽奇教授透露，一開始，美國的教授們還擔心中國學生「內向」、「不愛提問」、「不愛發表意見」。但他們很快就發現自己錯了。圍繞一個問題，學員們提出的不同意見竟達五六種之多。由於有豐富的行政管理經驗，學員們對一些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案有時連教授們都覺得很有啟發。
「中國學員培訓班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所經歷的最成功的一個培訓班，也是哈佛教授們遇到的最尖銳的一班學生。」賽奇說。
清華公共管理學院的巫永平老師告訴本刊，和普通的MPA學生相比，「哈佛班」的學生思想更開放、視野更開闊。「這與他們的經驗和所處的位置有關系，他們是中國政壇務實、開放的一代。」
采訪過程中，記者了解到，通過了中組部干教局的考核參加「哈佛班」培訓的許多學員，在結業之後，大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升遷：劉世錦調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康寧調任中國教育電視台台長等。
㈦ 我國水資源及對城市發展的制約
趙侖山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水與城市」是當前我國和全球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非常復雜的課題。長期以來在我國經濟建設中，水資源問題使全社會感到困惑、憂慮、爭論不休，同時又是需要迫切解決的重大難題。圍繞該主題，本文認為我國水資源狀況及其對城市發展的制約作用的認識最具基礎性和關鍵意義。同時也是地球科學最有依據切入進行研究分析的問題。本文僅就這一點以北京為例進行探討，並提出解決我國華北地區水資源匱乏的一個方案。
地球是目前已知宇宙間唯一存在液態水的星球，水在地球上孕育了生命，也滋養了人類文明。水是人類生存及社會經濟發展極端重要的基礎物質條件。大自然賦予了人類最寶貴的水資源，但是由於地球上的水遵循自己固有的規律循環運轉，使可利用的水資源在時空分布上很不均勻，一些內陸和乾旱國家水量匱乏，沿海地帶雨水過多，有時造成災害。我國地域遼闊、海岸線長，由於受氣候、區域地質和地形條件特殊性的制約，水資源的配置存在許多不利因素：東南沿海地帶水資源豐沛地區面積不夠大，而內陸缺水地區超過國土面積一半以上，因此總體上屬水資源不足的國家。但我國不是絕對缺水的國家，主要矛盾是降水時空分布極不均勻。因此在當前我國社會經濟高速發展、城市化快速推進，對水資源的剛性需求不斷增長，同時又有全球氣候乾旱化背景，以及水務管理方面的不足等因素，以致長期陷入「水多、水少、水渾、水臟和水不均」的尷尬局面。嚴重地影響和制約了全面建設小康事業的發展。當前，能不能充分挖掘水資源潛力和科學調配管理水利，以達到最大可能保障水源供給的目標，是對我國當代人特別是科技隊伍智慧的考驗。我們的祖先曾經給出了優異的答卷，我國歷史上在防洪、抗旱、水利灌溉及漕運上做出了值得我們驕傲的業績。當代許多發達國家也根據自己國土條件創造了先進的水資源開發、利用和水患防治的高效益工程。我國水資源的有效開發和科學管理只有依靠中國人的智慧和創新找出路。
一、城市發展強烈受制於水資源條件：以北京為例
（一）北京水資源開發歷史
北京城位於西山和軍都山交匯構成的山前高地，以及由4條水系沉積形成的沖積平原上，西北部高，東南低平開闊向海。古時北京地區河流泉水縱橫，湖泊濕地密集，地表及地下水資源類型齊全，儲量豐富，具備人口聚居建城的優越條件。北京建城歷史達3000年，自元代定為元大都已有近800年歷史。都城隨著人口和經濟總量的增長，每一階段都伴隨著不同性質和產狀水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以保障城市的需求，北京水資源開發簡史見表1。
表1 北京城市和人口發展與水資源開發歷史
續表
由表1可見，北京隨著城市規模擴展和人口增多，必須不斷開發各種類型的水資源：從地表水到地下水，直到開發超深地下水，從城近郊區到遠郊區到鄰省供水，以致引蓄遠源河水，如永定河上游的桑乾河水源於呂梁山區；以及遠調長江水。2007～2009年北京人口劇增，除超采深層地下水外，開發中水、加大人工降雨等幾乎所有的辦法都用上了。目前北京水資源開發已達極限，同時北京人均佔有水資源量持續在下降。
（二）目前北京水資源狀況和底線
據2007年報道，北京市年用水量為34億～36億立方米，目前年供水量為26億立方米，缺口為10億立方米。目前用5種辦法保證北京用水：①過度開采地下水，2000～2007年全市累計超采地下水56億立方米。造成本區地下水位下降，如圖1。②擴大循環用水，開發中水，提高利用率。③節約用水。④等外援供水，曾預計2010年調長江水進京，部分緩解北京用水困難（北京電視台，2007年2月15日）。⑤從河北、山西調水保北京。2010年南水北調到京落空，需再等5年。因此，目前北京市水資源狀況極不樂觀，2006年統計北京多年平均降雨量為585毫米，摺合降水總量為98.28億立方米，形成地表徑流17.72億立方米，蓄入地下水源量為25.59億立方米；本地自產水資源總量37.39億立方米。但近10年來北京年降雨量減少10%～20%，增加降雨的可能性不大。按北京2005年人口計算，人均佔有水資源量為248立方米，為全國人均水資源佔有量的1/8，全球人均水資源量的1/20；在全世界120個首都中排在100位以後。按2009年人口數計算，人均水資源量小於200立方米。
圖1 北京市城近郊區多年同期地下水位下降示意圖
（三）規劃、現實、爭議和出路
2011年1月報刊報導：2009年底北京常住人口1972萬人；按「十一五」規劃，2008年北京人口1625萬人，超約300萬人，規劃2020年北京人口到1800萬，提前10年超過規劃。「十一五」人口規劃已經是冒進的；事實結果是「十一五」期間人口年均增長54.3萬人，比「十五」期間年均多增20萬人，當前必須面對突破2000萬人口大關的考驗。目前北京正面臨人口暴增和水資源枯竭的危機局面。北京市水資源的底線在哪裡呢？據北京市地勘局一項研究結果顯示，在北京市150米深度范圍內地下水總儲量為600億立方米；北京2001～2008年平均年供水缺口為12.7億立方米，累計缺102億立方米。20世紀60年代打水井深度小於100米，而目前平原地區100米取水深井都已成廢井，新打井直深到150米。如按2500萬人口供水，大約20年內北京地下水將全部耗竭殆盡。這便是北京水資源的底線。
考查北京之所以發生近年來的人口暴增，與一段時期出現的似是而非的認識有關。一些經濟學家和媒體人對「城市人口承載力極限」的提法持否定態度。實踐證明，城市的發展和人口規模嚴格受自然基礎條件的制約，在我國北方首先是水資源的限制。2011年3月17日北京市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巫永平建議「將首都部分功能分散到周邊地區」，並指出這一問題應由中央政府下決心解決。筆者同意巫委員的建議。北京市的城市功能定位和人口規模應嚴格按科學發展觀的理念進行規劃。
然而，即便是嚴格按北京市原訂規劃壓縮人口，從建設「世界城市」的標准要求，也還需要給北京開辟一條具有大流量、穩定供水的廉價新水源，本文建議從解決華北區域水資源匱乏問題出發，從全國范圍尋找水源，提出從長江自流引水到京的解決方案。
二、我國水資源狀況和深入開發潛力
（一）我國水資源總體狀況
我國地域遼闊、氣候和地形復雜，受季風影響全國降水分布極不均勻；在地質構造背景上，由於自二疊紀以來青藏高原持續隆升，形成西南部地勢陡高，向東急降到低闊平原，構成階梯式偏陡地形，由此造成河流流速急，攜帶泥沙量大，同時土壤層較薄，不利於蓄存地下水和緩沖河水流速等不利因素，是造成洪、旱頻發的地質背景。據水利部年報2004年全國平均降水量600.6毫米，摺合降水總量為56876.4億立方米，當年全國佔有水資源總量為24129.6億立方米，比近40年來平均值28124.4億立方米少12.9%，居世界第6位。我國人均佔有水資源量2300立方米，為世界人均佔有水資源量的1/4，在全世界排名第21位，被聯合國列為世界13個貧水國家之一。我國耕地畝均佔有水資源量1770立方米，為世界平均值的3/4；中國人口佔世界總人口的22%，但可再生淡水佔世界總量的8%。總體上我國水資源量不夠豐富，人均和畝均水量少，水資源在地區間、年際和年內分布不均勻，屬自然條件不利的因素。我國歷史上洪、旱災害頻繁，加之近年來全球總體升溫，缺水區面積加大，目前全國655個城市中有近400個城市缺水，其中約200個城市嚴重缺水。
我國水資源匱乏狀況近年來明顯加劇，表現為：華北地區降雨量減少，2010～2011年冬春連旱，山東、河南遭遇60年來特大旱災，乾旱加劇；廣大的西北地區乾旱缺水依舊；2010年春夏雲貴高原大旱，重慶連年大旱；近年來兩廣及福建因台風減弱而降雨不足，中國南方的旱情引人關注。近年洪、旱災害頻發和擴大，除自然不可抗拒因素外，還與全國水資源管理中的某些缺位有關。
（二）我國的水資源潛力亟待重新評估
關於目前我國水資源是否還存在開發潛力的問題，多年來存在不同認識，一種意見認為我國水資源已無開發潛力，解決水問題只有靠節約用水和防治污染。大力推行節約用水，如提高農業灌溉效益、調整水價，以及治理水污染等都是必要的、有效的治水措施。但從深入開發水資源方面，一些基層水利部門的經驗值得重視和推廣。如山東省水利廳根據多年本省管理水利的實踐總結出「洪水資源化」的治水思路和一整套解決蓄洪防旱的水利管理和工程措施，保障了本省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對水資源不斷增長的需求。
從總體降水量來看我國不是絕對缺水的國家：全國年平均降雨量600.6毫米，人均水資源量2300立方米，問題是大量的水資源空流入海，或被蒸發。通過調查研究和一定的工程措施把無效損失的水資源找回來，即採取「開源節流」並重的方針管理水利，是我國克服水危機有效可行的出路。山東省提出的治洪與資源化相結合，化害為利的對策符合2006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第五屆世界水大會上提出的「水資源和流域綜合管理」及「可持續水管理」的當代水資源開發和保障理念。
（三）我國水資源深入開發的5個方面建議
（1）對全國大江河、大湖泊進行水資源開發利用率評估。表2為引自《水利規劃與設計》2010年第1期《長江流域水資源開發利用率初步研究》一文部分數據並補充。
表2 我國部分大河流域和湖泊水資源開發利用率
由表2可見，除海河和太湖水系開發利用率很高外，我國還有相當數量河湖開發利用率不高，特別是南方河湖，為解決南方頻繁出現的乾旱問題應充分規劃，並進行工程試驗，深入開發利用。我國北方因嚴重乾旱，一些水域過度開發，如黃河斷流、北京與河北超采地下水等，應及早進行研究，採取對策解決。但針對我國國情，國際上一般認為的流域水資源開發利用應不超過40%的認識需重新考慮。總之，全國大江河湖泊水域亟須進行一次水資源和污染現狀，以及深入開發潛力的調查研究與評估。
（2）把江河入海的淡水採用「御咸蓄淡」工程措施蓄洪。據水利部《中國水資源公報》，2004年長江流域降水總量為18546.8億立方米，但區內可利用的水資源量僅8754.6億立方米，在全國范圍內這組數字分別為：56876.4億立方米和24129.6億立方米。即大約有42.4%～47.2%的降水損失掉，主要是被蒸發或流入大海。2004年由長江口入海的水量為7974億立方米，全國為12921億立方米。通過一定工程調控可以分流儲蓄一部分入海淡水，輸導到北方乾旱地區，經過多年的補水將會大大增加北方水資源，緩解乾旱。這種治水思路在我國古代已有，稱為「御咸蓄淡」。為洪水資源化和以豐補歉的一種有效形式。
（3）青藏高原融雪水合理開發。青藏高原面積230萬平方千米，平均海拔4500米，號稱「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極」。自二疊紀2.4億年前開始隆升，形成面積達59406平方千米，總體積5590立方千米的高原冰蓋，平均水資源徑流量3590億立方米，構成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由一個國家享有主權的「固體水庫」，其融雪水是7條亞洲大河的發源。由於全球升溫，高原冰蓋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溶化，長江源每年退縮50米。青藏高原是我國獨有的寶地，世界第三極冰層是我國享有主權的固體水庫。但多年來我們對青藏高原的融雪水研究開發不夠，總計冰川數達46298條，觀測過有資料的只有數百條。冰川融化是個非常復雜的現象，一方面冰雪在溶融，有的地方在繼續生長，高原還在隆升，存在某種收支平衡。最近報道高原湖泊面積正在擴張，水源來自溶融的冰雪；作為水資源的大量融雪水應當開發利用，不研究、不開發利用，絲毫不能阻止冰雪的融化，而這樣融出的水絕大部分被蒸發散失掉。高原融雪的開發和利用的前提是深入的調查研究。
（4）暴雨資源化。我國是暴雨多發的國家，暴雨的發生主要與強氣流活動和一定的地形因素有關，具有一定的時空分布規律。如長江中下游江西、湖南等省春夏雨季頻發暴雨天氣，河北省太行山東麓如邢台等地也常出現局部強降雨。暴雨有破壞性，可能造成災害，但暴雨也是一種水資源，在暴雨多發地通過一定的工程措施，可以防止暴雨成災，並進行蓄存變害為利。我國基層水利部門已經總結積累了多年的經驗，應深入研究推廣。在這方面荷蘭用修建「水廣場」的工程措施存蓄強降雨，達到變害為利科學利用的目標，可供參考。
（5）界河水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我國有多條大江大河跨越國境，水資源屬兩國共有，其中在我國境內發源流出國境的水資源應引起特別關注，並研究開發，如2004年由我國流出國境或流入國際界河的水資源總量為7064億立方米，其中從西南諸河流出5855億立方米。按照國際法，我們有權根據與鄰國建立一定的協議，利用開發這些水資源。在國際關繫上界河水資源所有權屬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問題，應嚴肅認真地對待。
我國各地地理氣候條件復雜，變化多端，通過全國系統的水資源狀況普查，還可以找出更多的可開發水源。上列提出的幾個方面也應首先開展專題水況調查，在一定的工程試驗基礎上提出論證和工程規劃。
三、解決北方水資源危機的一個方案：擴建京杭大運河，實現「南洪北導」
（一）貫通我國東部繁華經濟區南北的一條黃金水道
與萬里長城齊名的京杭大運河，始建於春秋時期，1293年元朝時期全線開通達北京，全長1794千米，是世界最長和人類歷史上開鑿最早的古老水利工程。京杭大運河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歷經2000多年的風雨滄桑，古運河為我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發揮了重大而持久的促進作用，可謂是貫通我國東部繁華經濟區的一條黃金水道，也充分展現了中華民族高度的創造智慧和我國歷史上水利開發利用的先進水平。
在今天科學技術高度發展、全國全面建設小康的歷史時期，京杭大運河能起什麼作用，如何發揮運河的地理優勢，擴大開發它的航運、水利和調水等多種功能，是近年來許多專家和領導部門思考的問題。如南水北調項目的東線調水工程，以及沿河各省的航運、開發、引蓄水灌溉和運河古跡修繕等。2006年全國「兩會」期間，多位政協委員提出修繕運河文物古跡和大運河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建議，進行了考察。2007年山東省政府提出，南水北調東線工程兼顧河道開發，達到調水航運綜合功能目標的方針，並投資10年內擴建東平湖到濟寧101.19千米高標准通航河道。全國人民的「運河熱」在持續。
今天面對我國北方地區水資源的困境，京杭運河給我們提供了一條現成的輸水通道。它的東南起點正是水資源豐沛的沿海地區，終點是華北方最缺水的北京、天津及冀、魯、豫、晉；運河所經各省屬近海平原，地形起伏不大，便於施工，原有河道可用於擴展河漕，不必擴大征地，因此擴建開發京杭運河，使之變成疏導南方汛期洪水和部分入海淡水，自流到北方乾旱區的最佳水道。擴建運河的重點是跨流域自流輸水，在大規模增加徑流的基礎上，使運河保有充足的水量，進而發揮蓄洪、抗旱等大區域水資源調配管理功能。
（二）京杭大運河擴建和開發利用目標及工程可行性依據
（1）水源。擴大運河水量的依據條件是我國東南部長江和錢塘江流域1600～2000毫米的年降雨量，和長江巨大徑流量形成的春汛期洪水。2004年通過長江流入東海的水量達7974億立方米，佔全國入海流量的61.71%，因此，長江流域是我國第一大水資源區。通過修建一定的工程分流、蓄洪，並加以疏導引入運河，使自流引到華北地區。設把長江入海水量的1/20～1/10，即約1000億～2000億立方米水引入運河，就可以使運河增加近2～4條黃河的徑流量，通過合理的工程措施運河水量還可以加大。擴建的最基礎工程是拓寬和加深運河河道，及開拓多條出口由長江引水。
（2）實現自流。設以大運河揚州到天津段為第一期工程，全程長約1150千米。兩端地面都處於低海拔，據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等（1985）長江鎮江揚州段江底基岩面低於黃海基面10～40米，泥沙沉積層江底面低於黃海基面3～10米。南京站長江多年平均水位為5.48～4.97米，洪汛期峰值水位為10.22米，枯水期最低水位1.54米。如設天津海河入海口海拔為0米。據此計算，當運河全線河底深挖到黃海基面以下－2米（揚州）到－15米（天津），平均水位落差為15～20米，達到平水期水面比降為萬分之0.13以上，枯水期水面比降為萬分之0.10，可實現長江到天津自流引水，包括洪汛期長江高水位灌注和平水期緩慢引流。此外，運河還可以容納和消化淮河、黃河等的洪汛期洪水，蓄入運河水系，運河同時起到平原水庫的作用。
（3）運河擴建工程的相關項目。開發修建以運河為中心的包括沿河湖泊、支流、水庫、濕地，以及渠塘的大運河水系，並進行整治疏浚、清淤、深挖。並且在運河與5條大江河交匯口處修建堤、壩、閘、庫等調控運河水流向和流量的工程，還要進行運河生態環境建設和運河古跡修繕工程等，使古運河煥發新的活力和生機，綻放出21世紀華夏子孫智慧的風采。
四、結論
綜上所述，北京的發展需嚴格按科學發展觀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進行規劃，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和經濟總量及人口規模，應依據本地加外援可持續穩定供應的水資源量標准加以控制。解決京津水資源困境應從華北地區總體乾旱問題著手，可以從全國水源引水，但以自流輸水為上策。我國總體水資源還有潛力可挖，建議實行開源與節流相結合的水利方針治水。擴建京杭大運河工程，高效利用現有的運河河道、湖泊、渠塘等已佔有的地面，不需擴大征地、不移民，建成後高效益零風險，子孫後代長遠受益。充分利用現代科技，建成一套適應我國國情、功能齊全、運行高效、技術上屬21世紀世界領先的宏偉工程。新建運河引水功能的長期運行和對我國東部大水系水資源的科學調配與管理，將會大大改變華北地區水資源匱乏狀況，有力地保障我國國民經濟高速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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