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授蒙古族

Ⅰ 阜蒙縣蒙古族高級中學的辦學成績

學校狠抓教育教學管理，不斷發現培養高素質人才。多年來，教育教學碩果累累。許多教師擔當國家、省、市教研、教改課題，並積極撰寫學術論文。
其中：
石淑蘭《對待貧困生要循循善誘平等關愛》獲國家級優秀論文一等獎，並於2004年到北京參加首屆中國教育家大會；
韓桂英《探究式日語課堂教學》獲國家級優秀論文；
田金紅所承擔的「日語教學大綱和教材實驗」獲國家級優秀成果獎；
包瑞海《網路時代德育教育的幾點思考》獲省級優秀論文一等獎；
齊愛民、劉建華、牟向菊、吳英梅、包華等參加了遼寧省「十五」首批教育科研課題並獲優秀成果一等獎；
張寶成、齊秀雲等獲遼寧省「十五」首批教育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二十多年來，學校200餘篇教育、教學論文在市級以上學術會議上和刊物上發表、交流，60餘人次獲縣級以上榮譽稱號。 1987年程琪同學被選到日本網走市高等高等學校留學一年；
1998年趙海英同學在遼寧省中學日語作文競賽中獲一等獎；
1999年房凌超同學被選到日本石川縣高等學校短期留學；
2002年海力夫同學被省、市外事部門選送到日本神奈縣立保健福祉大學留學；
2003年楊芳同學代表阜新全體團員青年赴京參加共青團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同年海佳奇同學在全國中學生物理競賽中榮獲二等獎；
2004年郭瑩同學在全國中學生生物學聯賽中獲三等獎。
同年9月，白岩等4名同學被派往日本群馬縣伊勢崎高等學校進行短期留學。
另外，藝術人才不斷綻放光彩，考入北京體育學院、沈陽體育學院、魯迅美術學院、各類藝術院校學生上百名。還有50餘名同學獲市級以上三好學生、優秀學生幹部稱號。改革開放二十年間，學生思想品德合格率、體育達標率均為95%以上，受到政府及各級教育行政部門的好評和全社會廣泛贊譽。 在2004年高考中，蒙古高中共有526人參加高考。其中進入一批本科線80人，進入二批本科線198人，進入三批本科線129人，進入專科線77人，體育、藝術類進線22人。共有23人超過600分，過600分學生數居全縣各高中之首。全縣前5名中有蒙古高中學生4人，前10名中有蒙古高中學生7人。何健同學以667分的成績居全縣第一名，全市第三名，現就讀於清華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專業；陶烏日娜同學以663分的成績居全縣第二名，全市第五名，現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工商管理專業。漢生班學生張寶磊以606分的成績被大連理工大學化學工程與工藝專業錄取。
2005年高考縣蒙古高中又創佳績，海佳奇同學以665分的優異成績奪得全市高考狀元，吳向彪同學以660分的成績奪得全市第3名，另外郭瑩同學以642分的優異成績報考了清華大學土木工程專業。今年縣蒙古高中有582名學生參加高考，有119人進入一批本科線，有263人進入二批本科線，有115人進入三批本科線，進入本科線總人數為497人，另外還有58人進入專科線。今年蒙古高中漢生班有73名學生報考，進入一本線9人，二本線42人，三本線7人，其餘15名同學都進入了專科線。
2006年高考阜蒙縣蒙古高中又取得了可喜成績，在參考的606名考生中，有92人進入一批本科分數線，285人進入二批本科分數線，162人進入三批本科分數線，本科以上進線率達到89.94%，總進線率達到98.02%。總分超過600分的學生有4人。無論從本科進線率還是600分以上考生人數都位居自治縣各高中的前列。
在經歷數年沉寂後，2011、2012、2013年連續三屆高考中，來自阜蒙縣蒙古族高級中學的馮夷寧、王慧媛、白浩然分別高分考入清華大學，再度創造了阜蒙縣教育史上的神話。2014年高考中我校齊子萌考入中國人民大學，魏佳夫同學考入清華大學。 勤園丁育人才。自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以來，畢業生的升學率始終保持在60%以上。2001年升學率達85%，蒙古高中向包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在內的國內各級各類院校輸送了4500餘名學生，有的還在國外著名大學留學深造。這些畢業生走向社會，大部分成為各行各業的骨幹力量，也有許多人成為很有名氣的企業家。
其中：
金顯賀，1973年考入清華大學，1984年考取清華大學碩士研究生，此後留校任教，1991年榮獲清華大學優秀優秀教師獎，1993年，在美國加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現為美國加州大學博士生導師、李政道課題組成員；
吳海航，1983年考入阜新師專歷史系，1992年考取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1995年考取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1996年被推薦到日本新瀉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現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央電視台12演播室欄目曾為他作過專題報道「中華奇人——吳海航」；
齊岩鵬，1989年考入北京大學，後攻讀中國科技大學碩士學位，現在加拿大做研究工作；
張國林，1994年遼寧大學化學系畢業後攻讀碩士學位，1999年考取南開大學博士研究生，現為北京大學教授；
吳憲，1990年考入哈爾濱工業大學，1994年考取碩士研究生，1997年考取哈工大博士研究生，現為同濟大學博士生導師；
徐朝全，1991年考入清華大學，現在日本東京大學攻讀碩士學位；
楊濤，1996年考入清華大學，2000年畢業後考取清華大學碩士研究生，現就職於豐田汽車有限公司。
齊歡：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赴日公派留學資格(在中國、韓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四國中僅選2名學生），
劉冰：考取了海軍飛行學院。
另外，還有許多畢業生長期奮戰在自治縣工農業生產的第一線，並取得了卓越的成績。

Ⅱ 羅新的北京大學教授

羅新，男，1963年生，現任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1981年－1985年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學士學位
1989年－1992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碩士學位
1992年－1995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十六國時期中國北方的民族形勢與社會整合》。 1979-1981年，在湖北襄陽地區中學（今襄樊市四中）讀高中；
1981-1985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讀本科，獲學士學位；
1985-1986年，在武漢工學院（今武漢科技大學）任教；
1986-1989年，在湖北省地方誌辦公室工作；
1989-1992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獲碩士學位；
1992-1995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獲博士學位；
1995年-- 在北京大學中古史中心工作 1 《青徐豪族與宋齊政治》，《原學》，第一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2月。
2 《北大館藏<給事君夫人韓氏墓誌>辨偽》，《文獻》，1996年第1期，1996年1月。
3 《從依傍漢室到自立門戶---劉氏漢趙歷史的兩個階段》，《原學》，第五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年7月。
4 《從蕭曹為相看所謂漢承秦制》，《北京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1996年10月。
5 《五燕政權下的華北士族》，《國學研究》, 第四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8月。
6 《十六國北朝時期的樂浪王氏》，《韓國學論文集》，新華出版社，1997年9月。
7 《枋頭、灄頭兩集團的凝成與前秦、後秦的建立》，《原學》，第六輯，1998年5月。
8 《墨山國之路》，《國學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5月。
9 《陳敏「七弟頑冗」考》，《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2期，1998年5月。
10 《關注高聳天外的昆侖山——評新譯〈西域考古圖記〉》（書評），《光明日報》，1999年5月21日。
11 《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獲》，《文物》，1999年第5期。（與王素、宋少華合寫）
12 《走馬樓吳簡整理工作的新進展》，《北大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
13 《吐谷渾與昆侖玉》，《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1期，2001年2月。
14 《吳簡中的「督軍糧都尉」簡》，《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5 《元散曲所見祆教資料》，《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6 《跋北齊可朱渾孝裕墓誌》，《北大史學》第8輯，北大出版社，2001年。
17 《走馬樓吳簡中建安紀年簡問題》，《文物》2002年第10期。
18 《踏訪東巡碑》，《文史知識》，2002年第6期。
19 《五回道》，《文史知識》，2002年第7期。
20 《仇池行》，《文史知識》，2002年第11期。
21 《北朝墓誌叢札（一）》，《北大史學》第9輯，北大出版社，2003年。
22 《說〈文館詞林〉魏收〈征南將軍和安碑銘〉》，《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3 《話說飛狐道》，《文史知識》，2004年第4期。
24 《監池司馬簡及相關問題》，《吳簡研究》第一輯，崇文書局，2004年7月。
25 《吳簡所見之督郵制度》；《吳簡研究》第一輯，崇文書局，2004年7月。
26 《新見北齊豐洛墓誌考釋》，《北朝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年7月。
27 《十六國北朝的五德歷運問題》，《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8 《北魏直勤考》，《歷史研究》2004年第5期。
29 《從可汗號到皇帝尊號》，《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30 《走訪突厥三大碑》，《文史知識》2005年第1期。
31 《陳留公主》，《讀書》2005年第2期。
32 《可汗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
33 《回鶻牙帳城掠影》，《文史知識》2005年第5期。
34 《應重視草原社會及其歷史的連續性和統一性》，《中國民族報》2005年7月29日第7版。35 《跋北魏太武帝東巡碑》，《北大史學》第11輯，2005年8月。
36 《契丹古城青草長》，《文史知識》2005年第10期。
37 《跋北魏鄭平城妻李暉儀墓誌》，《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6期。
38 《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的立碑時間》，《文史》2005年第4期。
39 《吳簡中的「作部工師」問題》，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書局，2005年12月。
40 《北齊韓長鸞之家世》，《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41 《匈奴單於號研究》，《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2期。
42 《閑說呂無黨》，《書城》2006年第1期。
43 《北魏太武帝的鮮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44 《再說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
45 《也說吳平斛》，《吳簡研究》第二輯，崇文書局，2006年9月。
46 《另一個敕勒川》，《歷史學家茶座》第5輯（2006）。
47 《論拓跋鮮卑之得名》,《歷史研究》2006年第6期。
48 《匈奴：故事還是歷史》，《中國國家地理雜志》2006年第12期。
49 《虞弘墓誌所見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學》第12輯（2007年1月），50-73頁。
50 《柔然官制續考》，《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1期，73-97頁。
51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北魏元則、元宥墓誌疏解》，《中國歷史文物》2007年第2期，22-28頁。
52 《雪中的游思》，《歷史學家茶座》第7輯（2007年第1期），88-94頁。
53 《始建國二年詔書冊與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單於》，黃留珠、魏全瑞（主編）《周秦漢唐文化研究》第五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6月，181-184頁。
54 《近年における北京吳簡研討班の主要成果につぃて》，日本長沙呉簡研究會（編）《長沙呉簡研究報告》第3集，東京：2007年，103-108頁。
55 《試論曹操的爵制改革》，《文史》2007年第3期，51-61頁。
56 《跋前秦梁阿廣墓誌》，《出土文獻研究》第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57 《殺人石猜想》，《中華文化畫報》2008年第1期，第120-127頁。
58 《新出墓誌與現代學術倫理》，《南方周末》2008年3月6日。
59 《橫笛莫吹行路難》，《中華讀書報》2008年3月12日。
60 《斯德本與中國藝術史》，《書城》2008年第4期。
61 《論闕特勤之「闕」》，《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第192-202頁。
62 《橫絕大漠心飛揚》，《歷史學家茶座》2008年第2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138-144頁。
63 《高昌文書中的柔然政治名號》，《吐魯番學研究》，2008年第1期。
64 《松下憲一《北魏胡族體制論》評介》，《北大史學》，第13輯。
65 《跋北魏辛鳳麟妻胡顯明、辛祥及妻李慶容墓誌》，《紀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
66 《「真吏」新解》，《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1期，第121-131頁。
67 《從民族的起源研究轉向族群的認同考察》，《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前沿（2008-200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53-264頁。
68 《高句麗兄系官職的內亞淵源》，《東北亞國際關系史的性質》，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2009年。
69 《王化與山險》，《歷史研究》2009年第2期。
70 《吉木薩爾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銘的調查與思考》，《西域文史》第3輯，科學出版社，2009年5月。
71 《為你跋山涉海》，《書城》2009年第10期。
72 《跋敦煌莫高窟所出北魏太和十一年刺綉發願文》，《文史》2009年第4期。
73 《北魏申洪之墓誌補釋》，中國文物研究所主編《出土文獻研究》第九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
74 《北魏道武帝的鮮卑語本名》，《張廣達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31-42頁。
75 《2010年9月訪烏茲別克散記》，《傳承》2010年第3期（總第17期），2010年12月，第56-67頁。
76 《華夏文明西部邊界的波動》，《大觀》2011年第1卷（總第5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3月，第40-47頁。
77. 《茹茹公主》，《文景》2011年4月號（總第74期），第40-51頁。
78. 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nner Asian Political Titulary, in: Mehmet ?lmez ed., ?tüken』den ?stanbul』a Türk?enin 1290 Y?l? (720-2010) Sempozyumu Bildiriler, ?stanbul: ?stanbul Büyük?ehir Belediyesi Kültür ve Sosyal ??ler Daire Ba?kanl???, 2011, pp. 111-117.
79.《北魏皇室制名漢化考》（日文），《魏晉南北朝における貴族制の形成と三教文學》，東京：汲古書院，2011年9月，第247-258頁。
80.《說北魏孝文帝之賜名》，《文史》2011年第3期，第49-61頁。
81.《北魏太武帝東巡碑的新發現》（與李泉匯合著），《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年第9期，第99-109頁。
82.《一曲風高奏古宮——讀姚大力〈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中華讀書報》2011年6月22日第9版。
83.《蒙古國出土的唐代仆固乙突墓誌》，載台灣政治大學編《中原與域外》，2011年。 《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中華書局，2005年3月。（與葉煒合著）
《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3月。
《殺人石猜想》，中華書局，2010年5月。
《歷史的高原游牧》，中華書局，2011年1月。 《吳簡研究》第三輯（羅新、宋少華主編），中華書局，2011年6月。
《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 》，Indiana University ，2012。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11月。（與王素合作）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叄】，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與王素合作） 鈴木宏節《暾欲谷碑文研究史概論》，《中國史研究動態》2006年第1期。
主持選、譯《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中華書局，2006年10月。 我年輕時，某個趕寫博士論文的冬夜，在FM97.4里聽了朱哲琴的《黃孩子》，那種空曠蕭索的孤獨感和無望感，恰好匹配了我寫不下去卻不得不寫的絕境。「在白人的大街上，有許多藍色目光。……在黃人的家庭里，有許多黑色目光。」歌詞把白人藍眼與黃人黑眼相比對，傾訴東方在西方面前的失落。歌里唱道， 「在那個時候，在那個時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個黃孩子。」和唱歌時的朱哲琴一樣，我聽歌的時候，已經知道了自己是「黃種人」。那首唱遍中國的《龍的傳人》里就有一句「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我們被教育去認知並認同自己的黃種人屬性，被教育承認自己的皮膚是黃色的，盡管肉眼看我們的皮膚一點也不黃，除非是生了某種特殊的病。
這許多年間，如同周伯通努力忘記《九陰真經》那樣，我們逐漸把一團又一團的教育漿糊從腦子里清除出去。種族思維邏輯下的眾多概念已經不再流行了，我們知道了人種分類是偽科學，也明白了人類體質特徵的差異其實是幾萬年來生存於地球不同環境所發生的適應性變化而已。在西方學術著作與公眾媒體上已很難找到「蒙古人種」、「黃色人種」這樣對東亞的標簽了。不幸的是，這些標簽及其代表的種族思維在兩百多年來種族思維的受害地區如中國，卻還遠遠沒有成為陳跡。即使在中國近年所出的考古報告中，我們依然很容易讀到骨骼分析的專章，其中常常有人種方面的數據與推測，特別是邊疆古代人骨的種族分析，諸如有多少屬於歐羅巴人種，有多少屬於蒙古人種，等等。等而下之的，還有對古代族群骨骼的細致分類，全然不顧古代族群的根本屬性其實是政治單元而不是血緣集合。毫無疑問，對於種族思維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們常識教育中的空白點。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現在恰好有了一部反思種族思維的上佳教材，這就是奇邁可（Michael Keevak）的新著《成為黃種人：種族思維簡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此書著力於再現西方社會對東亞人群進行描述和理解的觀念史變遷，考察了「黃種人」觀念的起源，人種分類理論中「黃色蒙古人種」在西方科學界的定型，以及這一學說如何傳播至東方並為東方社會廣泛接受的知識過程，是一部有關種族思維有趣卻沉重的社會文化史。
不難理解的是，「黃色人種」的本意是指皮膚為黃色的人種。可是，奇邁可此書一個令人吃驚的發現卻是，把東亞人的膚色歸類為黃色，並非經驗觀察的結果，而完全是一種近代科學的新發明。十八世紀中期之前的各類西人旅行報告中，對東亞人（主要是中國人和日本人）膚色的描述多是白皙、略暗的白色、橄欖色等，絕少認為東亞人在膚色上與歐洲人迥然有別。包括旅行家、商人和傳教士在內的觀察者注意到，東亞不同地區的人群體質特徵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比如中國南方人和北方人比起來膚色要暗一些，但這種差別與歐洲各國間的差異一樣，只是深淺之別。這才是經驗觀察的記錄。那時常常被西方觀察者歸類為「黃皮膚」的，恰恰是在十九世紀被納入「白人」范圍的印度人。
色彩不單單是對物理現象的客觀描述，還帶著各文化傳統所賦予的價值與情感。籠統地說（當然只是就奇邁可所要論述的方向而言），西方傳統中白色代表著神聖、純潔、智慧和高貴，黑色象徵著邪惡、污賤、死亡和野蠻，黃色則意味著不潔、低俗、病態與恐怖。當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被認為與西方一樣是文明社會的時候，西方旅行者看東方人的膚色是白的，一點也不黃。但隨著西歐工業革命的發展，古老的東方社會越來越顯得落後、停滯與衰退，東方人的膚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為白色的資格。奇邁可調查了這種轉變，他注意到越來越多的觀察者稱東亞人的膚色近似白色但並不是白色，到底是什麼顏色呢？棕色、橄欖色、灰白色、鉛色，等等，總之再也不是白色了。不過，幾乎還沒有人以單純的黃來描述東亞人的膚色，因為黃色的確並不是一個可以在東亞用肉眼憑經驗觀察到的膚色。白色被歐洲人壟斷之後，如何描述東亞人，似乎在相當長時間和相當廣的范圍內，難以達成一致。這個問題的解決，要等歐洲中心主義繼續成長，超越經驗觀察，由近代動植物分類學、人類學和進化論主導，才最終實現了東亞人膚色由白向黃的歷史性跳躍。
十八世紀中期開始的人種分類標志著近代自然科學中的種族思維取代了古典的經驗描述，自然體系中的人類在科學上得以分門別類。人種分類學史上第一個重要的學者是瑞典植物學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他在1735年出版的《自然體系》中把人類分為四種，其中歐羅巴白種人、美洲印第安紅種人和非洲黑種人都是那時已廣為西方社會所熟悉的說法，只有亞洲人的膚色他用了一個並不明確的拉丁詞fuscus，通常可以理解為深色或棕色。在1740年的德文譯本中，這個詞被譯為德語的gelblich「微黃」。奇邁可認為，這是亞洲人種的膚色從各種可選擇的顏色最終走向「黃色」的重要一步。而更重要的一步是由林奈本人邁出的。他在1758-1759年出版該書第十版時，把亞洲人的顏色由fuscus改為luris，而這個詞可以譯為黃、淡黃、蠟黃、蒼白、死一般的顏色，等等。奇邁可強調，林奈並非簡單地要在白與黑兩極之間尋找一個合適的過渡色，他其實是在找一個暗示病態和不健康的詞來指稱亞洲人，因為林奈說過，植物呈現luris顏色就意味著悲傷和可疑。
十八世紀後期，所謂的科學種族論（Scientific Racism）里程碑性的發展來自於人類學家布魯門巴哈（Johann F. Blumenbach, 1752-1840）。這位號稱體質人類學之父的德國科學家不滿意林奈等人以大洲為單位和以膚色為標准區分人種的做法，轉而採用體質特徵特別是頭骨形態分析的方法把人類分為五個種群，分別命名為高加索人種、衣索比亞人種、美洲人種、馬來人種和蒙古人種。他發明的人種名稱中，高加索人種和蒙古人種這兩個詞都具有不可思議的、巨大的生命力，即使在種族思維正在被拋棄的今天，它們仍頑強地頻頻出現在各種科學與通俗文字里。盡管布魯門巴哈認為膚色的分類不精確易混淆，而且他自己只專注於頭骨分析，但他還是把流行的膚色分類與他的頭骨分類相結合，從而出現了白色高加索人種、黑色衣索比亞人種、紅色美洲人種、黑褐色馬來人種和黃色蒙古人種的五大人種分類法。在奇邁可看來，正是由於蒙古名稱為學界所廣泛接受，與該人種相聯系的黃色也就穩定下來，一枝獨秀，成為所有各備選顏色中最終的勝出者。從此，東亞人種就具有了蒙古體質與黃色皮膚的雙重標簽。
1795年是科學種族論的一個重要年份，這一年布魯門巴哈創造了「蒙古人種」和「高加索人種」等全新概念。之後的數十年間，盡管仍有人對如何更好地描述東方人的膚色存有爭議，東亞人的「蒙古人種」屬性則已普遍視為定論。布魯門巴哈為什麼採用蒙古來命名東亞人種呢？奇邁可分析，這並不是一個隨意的、方便的選擇，也不是因為蒙古人頭骨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據說這是以高加索命名白種人的理由），而是因為蒙古人是歷史上最令西方驚恐的東方人，這個名稱足以喚起西方對於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兒的歷史記憶。布魯門巴哈反復提示蒙古與韃靼的區別，他把韃靼之名給予突厥人，認為包括韃靼在內的中亞以及中東、南亞和北非人，和歐洲人一樣都屬於高加索人種，蒙古人種則專指東亞人。
布魯門巴哈創立的體質人類學立即把人種研究當作該學科的全部內容，迅速把科學種族論推向極致。處在白人與黑人之間的紅種人、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如同處在黑夜與白天之間、文明與野蠻之間、完美與惡賤之間的過渡。人種之間的體質差異，不僅僅是生理性差異，還反映了道德與智力的差異。解剖學所證實的高加索人種較大的腦容量決定了白種人的智力優越於其他人種，而且淺膚色和高眉骨也與他們最高的道德水平有因果關系；蒙古人種特有的淺黃膚色和內眥贅皮，與他們生性中的狡黠陰暗、僵化死板有直接的相關性；而衣索比亞人種的深膚色、低眉骨與厚嘴唇，則表明他們仍然接近於猿類。既然人的道德與智力差異取決於生理差異，那麼，不僅人種之間，而且各人種的亞種之間的差異，也會指向血統的優劣之別，比如日耳曼人就比其他白人要優越得多，而對白人純潔性和高貴性威脅最大的是白人中的猶太人和吉卜賽人。這就進一步推動科學種族論走上更荒謬、也更邪惡的不歸路。
奇邁可的注意力集中在膚色上，特別是所謂蒙古人種的膚色上。他用了很大篇幅描述體質人類學家以科學研究的嚴謹和細致，百折不撓地投身於測定膚色的科學事業，他們設計各種方法，發明各種儀器，積累和分析有色人種特別是蒙古人種的膚色屬性的詳實數據。他們在進行這項工作之初，早已深信蒙古人種的黃皮膚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如果肉眼難以看到，那是因為黃色隱藏在表象之下，只有科學測量、科學實驗和科學計算才能還原黃色的真相。依據進化論理論，在人類進化的兩極之間，即完美階段高加索人與原始階段非洲黑人之間，黃皮膚的蒙古人種代表了進化過程的一個中間階段，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東亞雖然有過較高級的古代文明，到一定時候卻停滯僵化，以致遠遠落後於西方。有些東亞人看上去不僅不黃，而且似乎比許多歐洲人更為白皙，那也一定是因為東亞歷史上有過歐洲血統的混入。
奇邁可專辟一章講種族思維在醫學中的發展，圍繞三個以蒙古命名的病症來說明十九世紀科學種族論的深刻影響。第一個是「蒙古眼褶」。按照人種分類的生理學描述，蒙古人種眼睛細長且小，有明顯內眥贅皮（又稱蒙古褶），眼角上眼皮覆蓋下眼皮。醫生發現部分歐洲人兒童期也會出現眼內眥贅皮，在進化論的視野下，這種現象恰恰成為白種人進化程度高於黃種人的證據。第二個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是「蒙古斑」，這種骶部色素斑本是一種良性的先天胎記，普遍出現在世界各人群中，但因非洲人皮膚色素較深、歐洲人皮膚色素較淺，均不易察覺，故於東亞人群中最為常見，最初被認為僅見於東亞，因而被西方醫學界命名為「蒙古斑」。一種科學解釋把這種胎記看成人類進化中脫落了的尾巴的遺痕，而這種遺痕不見於白人，同樣說明白人的進化程度是最高的。對於部分歐洲嬰兒中也存在的這類胎記，有些學者解釋與中世紀蒙古人的入侵有關，這種解釋又被用來佐證人類混種的危害。第三個就是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生John L. Down發現並命名的「蒙古人病」。這種現已改以發現者姓氏命名的「唐氏綜合征」，是染色體變異造成的遺傳性智障疾病，最初只在歐洲人中發現，因為患者面容都很相像，臉部較寬，眼睛小而上挑，與人們理解中的蒙古人種的面部特徵頗為相似，發現者遂稱之為「蒙古人病」或「蒙古傻子」。白人患了智障疾病怎麼會呈現蒙古人的面容特徵呢？符合進化論的解釋是，智障疾病就是人類進化的反向衰退，高加索人種衰退的結果，就是回到較低級的蒙古人種階段，所以會有蒙古人的面容。按照這個荒誕的病理理論，如果蒙古人種也發生智障衰退，患者就應該呈現黑人的面部特徵。後來在白人以外、包括東亞在內的世界各人群中都發現了這類病患，舊的病理解釋也早已拋棄，這個有著強烈病態特徵的「蒙古病」名稱卻被醫學界沿用到差不多二十年前。
正如有些醫學機構所批評的，至遲從科學種族論興起以來，以種族為根據的病理分析已經成為某種本能反應，把種族、族群這類假定以血緣依據劃分邊界的社會單元，與某些病患的發生機理和流行范圍聯系起來。這種做法直到目前還頗有市場，盡管國際上一些著名的醫學雜志已開始要求作者不再以種族作為解釋變數。我們舉一個在中國廣為人知的例子，就是關於腳的小拇指趾甲分叉的種族或族群解釋。腳小拇指趾甲分叉，在中國有許多種解釋，其中很多都從種族或族群角度切入。比如，有人說這是蒙古人種的特徵，也有人解釋這是漢族的特徵，還有人認為這是滿族的特徵。最浪漫的解釋把這種疾病現象與明代洪洞縣的移民傳說聯系在一起，說具此特徵者都是洪洞縣大槐樹下移民的後裔。這種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指甲疾病（Onychoschizia），可能僅僅與營養缺陷或身體脫水有關，從種族角度尋求病理解釋只能是緣木求魚。
每個文化體、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種族思維傳統，但只有西方的科學種族論帶有科學的光環，並作為近代西方知識體系的一部分進入非西方世界。奇邁可考察了黃色蒙古人種觀念在中國和日本被接受的過程，發現中國人接受此一觀念更加主動，因為黃色在中國文化中幾乎沒有什麼負面意義（表色情涵義的「黃色」一詞是後來從西方yellow journalism轉化而來的），諸如黃帝、黃河等專名的傳統以及黃色的尊貴地位等因素，使中國人接受黃色人種歸類並無困難，需要剔除的僅僅是西方人附加於白色與黃色的種種價值褒貶。而日本傳統中黃色並無這種積極用例，因此接受過程較為曲折。奇邁可還發現，中國人最早接受這一觀念並積極推廣鼓吹的，是那些有機會接受西方教育或了解西方的知識分子。而對於日本的崛起，中國反西方的社會行動如義和團，西方的反應之一就是「黃禍論（yellow peril）」的出現。黃禍論雖然是針對近代中國和日本的，但歷史依據卻是十三世紀的蒙古西征，全然不顧歷史上中國是蒙古征服的受害者，而日本也差一點就遭受蒙古征服。蒙古人種與黃色人種這兩個標簽結合起來，才可能推動「黃禍論」的流行。
從1972年Richard Lewontin發表那篇人類基因多樣性在人群中分布比例的文章以來，以「種族（race）」這一類的標簽把人類劃分為不同集團與亞集團的傳統分類法，開始越來越失去其生物學的依據。研究者相信，人類基因多樣性主要存在於個體之間，比較而言，地域與族群間的差異反倒無關緊要，而且在種族與種族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根本不可能描畫出有科學依據的分界線。最近有關基因與種族、基因與族群關系的研究顯示，現代人類基因多樣性的現狀，是人類在約十萬年前走出非洲很久以後，晚至五六萬年前才加快速度形成的，是人類基因在個體之間、集團之間歷經長久的反復交換的結果，這個過程就是「網狀演化」（reticulate evolution），而所謂種族，則是更晚的「社會-文化建構」（socio-cultural construct）。這種「社會-文化建構」的本質，則是政治性的。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認識在中國社會還遠遠不是常識，即使在知識分子中，即使在研究歷史、民族和族群問題的學者中。事實上，我們經常聽到的是《龍的傳人》那種「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的種族認同。正如歌里反復唱著「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江」、「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河」，明明身在東亞的寫歌人和唱歌人，卻用「遙遠」這個詞來描述自己腳下的土地，說明他們不僅接受了西方的種族觀念，也主動以西方為中心點來測量和描述東亞。只是，蒙古人種、黃色人種、黃皮膚這樣的觀念與詞語，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體上，在西方科學論著中，卻基本銷聲匿跡了。這不僅是出於所謂「政治正確」，其實主要是出於「知識正確」，因為現代科學早已脫胎換骨，拋棄種族思維了。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奇邁可這本《變成黃種人》對中國知識界具有很高的科普價值。只有深入了解種族思維的歷史發展過程，我們才能知道種族觀念、人種分類知識是多麼的荒謬和危險。

Ⅲ 薩本棟的個人履歷

薩本棟，字亞棟，蒙古族，1902年7月24日出生於福建省連江縣。其先祖系色目人。元代四大詩人之一薩都拉，曾官至南台侍御史，泰定帝鐵木兒欽賜其姓薩。此為薩氏家族立姓之始。其孫薩仲禮是癸酉年（1333）進士，官至福建行中書省檢校，舉家由雁門遷福州，子孫繁衍漸成望族。薩本棟是薩仲禮的第十七代孫。
薩本棟少年時代在福州求學。1921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清華學校。1922年，薩本棟赴美入斯坦福（Stanford）大學學習機械工程，1924年獲工學士學位。1924年入麻省伍斯特（Worcester）工學院，翌年獲電機工程學士。旋即轉習物理，於1927年獲理學博士學位，為中國留美學生中之佼佼者。1927—1928年，薩本棟應聘為伍斯特工學院研究助理及西屋電機製造公司工程師。在這期間，薩本棟先後在美國電氣工程師學會學報（Trans．AIEE）上發表了《關於空氣中的火花的研究》及《三相系統的非平衡因素》兩篇論文，二十五六歲就已經蜚聲學術界了。
1928年，薩本棟應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葉企孫之聘請回國任物理學教授，講授普通物理學、電磁學、無線電物理，及研究院課程向量與電路論，並從事電路和無線電方面的科研工作。他認真教學、自編教材，數年間編寫了《普通物理學》及《普通物理學實驗》，先後於1933年和1936年出版。這兩部書是首次用中文正式出版的大學物理教材。此書一問世便被各大學選用，獲得中國高等教育界的普遍贊賞。1940年該書被教育部正式頒定為大學教材，在國內流行使用10多年。我國當代科學技術專家中不少人在年輕時都學習過此套教科書，至今談起來猶感受益匪淺，可見其對我國大學物理教學影響之深。
薩本棟在清華大學任教的9年中，在研究電路、電機工程以及真空管性能方面，也取得了豐碩成果。他創造性地將並矢方法和數學中的復矢量應用於解決三相電路問題，先後撰寫了10多篇論文，深得物理學界前輩的推崇，並由此被清華大學教授會推選為評議員。
1935年9月，薩本棟應邀為美國俄亥俄（Ohio）大學電機工程系客座教授。在當時我國科技教育落後倍受西方歧視的情況下，薩本棟被聘為美國大學理工科客座教授，實為難得。1936年8月，他將講授的應用並矢方法解決電路的計算和分析加以總結，在美國電氣工程師學會學報上發表了論文《應用於三相電路的並矢代數》，引起國際電工理論界的強烈反響，被認為是開拓了電機工程的一個新研究領域。美國電氣工程師學會（AIEE）隨即將這篇論文列為當年冬季會議（1937年1月25日至27日）的討論課題。會後，經評選，該文獲得美國的「1937年度理論和研究最佳文章榮譽獎」。在此基礎上，他又匯進了同類問題的其他研究心得，並加以系統整理，用英文寫成一本專著《並矢電路分析》。這是一本新理論傑作，是「數學、物理、電機三角地帶」的新著，其理論在電機工程研究中屬於新開拓的前沿。因此，該書一出版，立即被選入國際電工叢書，並獲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第一次榮譽獎章。由於薩本棟在電機工程學上的突出成就，他被美國電氣工程師學會接納為外籍會員。
嘔心瀝血在閩西山區建設廈門大學
1937年3月，薩本棟從美國講學載譽歸來，回清華大學任教。其時，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因經營橡膠失敗，資財虧蝕殆盡，遂將其所創辦的廈門大學獻給國家。1937年7月1日廈門大學由私立改為國立。1937年7月6日薩本棟被任命為國立廈門大學第一任校長。 在電機工程上造詣高深、成就卓越且在國內外電機工程界中頗負盛名的薩本棟，於接到赴廈門大學當校長的任命時，曾考慮再三。他從事教學科研多年，原准備繼續深入研究，以期取得更大的成就。但為了發揚陳嘉庚先生毀家興學的偉大精神，為了把廈門大學辦成著名的具有特色的高等學府，為了家鄉福建培育精英人才，他不惜做出犧牲，毅然就任。
薩本棟接受任命的第二天，盧溝橋事變發生了。他在全面抗戰的炮火聲中抵達廈門，於7月26日正式上任。不久，戰火就燃燒到了祖國東南沿海。8月24日，旅廈日僑開始撤退；9月3日，日本侵略軍的炮彈和炸彈就落到了廈門市。地處廈門前沿的廈門大學受到了嚴重的威脅。為了師生的安全起見，翌日學校暫遷到當時的公共租界鼓浪嶼，借用英華中學及閩南職業學校的部分校舍上課。重要的圖書、儀器、標本等也盡量先移到鼓浪嶼。10月間，薩本棟經與有關方面研究後，認為祖國東南半壁的高等教育仍需維持，便決定將廈門大學內遷到閩粵贛交界的山城長汀，12月初開始搬遷。是時，福建交通極為不便，從廈門到長汀又關山阻隔。薩本棟周密籌劃，妥善安排，抓緊時機，指揮若定，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便將師生員工全部安全送達，於1938年1月17日在長汀復課。所有圖書、儀器設備也趕在1938年廈門淪陷之前移出。大部運抵長汀，其餘暫存鼓浪嶼、漳州、龍岩等處，充分顯示了他的組織領導才能。
從樓舍設備一應俱全的廈門校址遷到一無所有的偏僻山城長汀，教學與生活都遇到極大的困難。薩本棟迎難而上。他先租用長汀飯店和附近民房為教職員宿舍；借用專員公署，修整文廟祠堂為圖書館、實驗室；然後在北山之麓等處建造新校舍，挖修防空洞。他辦事極端認真負責，常說「現在不是一個推諉責任的時代，所以事無大小，我都要親為或與聞」。邊遠山區，沒有電力。改造的和新建的校舍，白天光線還可以，一到夜晚便漆黑一片，只有青油燈閃著如豆的黃光。這給師生的生活、工作、學習都帶來了很多不便。薩本棟是電機工程專家，立即想辦法動手解決。他帶領幾位理工科助教和儀器管理員，把學校分配給他乘坐的專用小汽車的發動機拆下來，改裝成照明發電機，並親自指揮安裝電路、電燈，奮戰幾晝夜，終於使全校大放光明。同學們莫不歡欣雀躍。
當時薩本棟兼任數理系主任。1938年，數理系只有教授、副教授、專任講師各1人，助教3人。為增強教師隊伍，原燕京大學物理系主任謝玉銘教授於1939年應聘來校。後來謝玉銘擔任數理系主任、理學院院長和教務長，協助薩本棟辦好廈門大學。
由於廈門大學內遷成功，物理實驗儀器十有八九運到長汀，物理實驗自始至終正常開設。開始時實驗室比較擁擠，僅有普通物理和無線電實驗室一、光學實驗用暗室一。1940年初，擴展成普通物理實驗室、光學實驗室、暗室、儀器室、高等物理實驗室及工房（儀器修理室）各一。
圖書在內遷中也無甚損失，以後又訂購大量中外圖書供師生閱覽。當時校內學術空氣濃厚，數理學會常舉辦學術報告會，薩本棟曾作過「方（矩）陣在電路上之應用」的報告。校內出版的刊物有10種之多，包括謝玉銘主編的《科學》和《廈大學報》。以後又出版西文版《理工論叢》。
當時國家十分需要大量的土木建築、機械、電機、航空等方面的人才，而福建省卻沒有一個工學院，即使廈門大學也缺乏開辦工科各系的必要設備和師資力量。為適應抗戰需要，薩本棟披荊斬棘、艱苦創業。他四面奔波、各方籌措，於1937年，創辦了土木工程系（歸屬於理學院）並暫兼系主任。到1938年，土木工程系學生數達45人，是理學院中學生數最多的系（數理15人，化學28人，生物19人）。1940年，薩本棟又增辦了機電工程系，且把理學院擴充成理工學院。1944年，他又籌備航空工程系，為廈門大學於1948年創設工學院立下了汗馬功勞。自1941年至1949年，廈門大學工科各系畢業生數達452人，分布在全國各地。抗戰勝利後，不少畢業生應聘到台灣省工作，為剛從日本佔領下回歸祖國的台灣的建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在閩西山區時，師資奇缺。特別是1940年機電系成立時，許多重要課程如電工原理、交流電路、交流電機、無線電工程等，均由薩本棟親自講授。他治學嚴謹，備課認真，在講授復雜而枯燥的交流電路時，旁徵博引，條理分明，把它講得生動有趣、深入淺出。他以種種物理及電磁現象為例剖析，務求大家融會貫通，讓學生們思想跟他打成一片，步步深入向前探索，漸漸進入問題核心，使學生們覺得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充實而有收獲。在內遷長汀期間，薩本棟患了嚴重的胃病，有時卧床不起。為了不耽誤學生的功課，他就讓機電系學生到他的床前聽講。胃病發作時，稍微停頓一下，然後又繼續講下去。他還患有風濕症，發作時非常嚴重，曾經撐著拐杖上課堂講課，乃至拐杖掉落在地而不能俯身拾起。他的這種自我犧牲、忠於事業的精神，使許多學生感動得流下熱淚。
薩本棟十分重視基礎學科的教育，特別是語文科。他認為要搞學術研究，除掌握專業知識及本領外，還必須有廣泛的基礎知識。他要求學生除能熟練地掌握本國語言外，還要較熟練地掌握一國以上的外語。在薩本棟的倡議下，對學生舉行了語文特殊試驗（即今考試），分國文及英語兩科，不及格者不能畢業。他要求文科學生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學知識，理科學生也不能沒有社會科學知識；他提倡名教授要教基礎理論課，並身體力行親自講授大學一年級的微積分。他為教好理工科基礎課而編寫的《實用微積分》，受到本校師生的普遍歡迎和各校的採用。在薩本棟的帶頭示範下，有一大批名教授走上一年級基礎課講台，對提高廈門大學的教學質量起到很好的作用。
薩本棟博學多才而且苦幹實干。抗戰期間，某些課程師資不足時，他都不辭辛苦地親臨第一線「救急」。他代教過的課程有普通物理學、普通制圖學、機械制圖等等。在那艱苦歲月里，他由此又被譽為一個「O型」代課者，每周上課時數曾經達20課時左右，超過專任教授的任課時數。一位校務極其繁忙的大學校長兼任如此之多的課時，簡直難以令人置信。
薩本棟不但在工作、教學上「身先士卒」，在廉潔奉公方面更堪稱楷模。1937年廈門大學剛改為國立時，「國、省庫經費迄未領到」，教職員工資無法照發。為克服困難，薩本棟發出布告，規定預支標准：「（一）校長薪俸按三成五支領；（二）教授及高級職員薪俸在200元以上者按六成支領；（三）副教授、專任講師、助教及其他職員薪俸在101元至200元者按七成五支領；在51元至100元者按九成支領；在50元以下者按全數支領。」其克己奉公精神深深地感動了全體教職員工。薩本棟的夫人黃淑慎畢業於北京師范大學，昔稱體育健將標槍名手。雖然當時廈門大學很需要女生的體育指導員，但由於校部規定領導人員或教授不能搞裙帶關系，不能安插自己的親屬到學校里工作，黃淑慎只能當義務指導而不能當正式教師，沒有領取薪俸及任何津貼。盡管如此，她上體育課依然非常認真，且十分關心女生的健康和生活，幾年如一日。薩本棟的堂弟薩師煊曾寫道：「他在廈門大學當了7年校長，除初去時帶了一個親戚當秘書外，沒有再引用我們家裡一個親人。在招生上，他也是堅持原則，不徇私情。我們家中有幾個堂弟、妹多次投考廈門大學，因分數不夠，照樣未被錄取。」薩本棟日常生活則飲食簡易、衣著儉朴，經常身穿布質中山裝，腳著雙錢牌球鞋在校內奔忙，新來的同學往往以為他是校內工友。由於薩本棟嚴於律己，為政清廉，他才敢也才能堅持原則，剛正不阿。當時駐長汀的國民黨某軍軍長親自登門找他，要求讓其兒子免試入學。薩本棟嚴詞拒絕，表示歡迎他的兒子通過考試錄取後來廈門大學學習。國民黨海軍某部司令也曾寫信給他，以其兒子能錄取入學為條件，願將所屬造船廠的機械設備送給廈門大學。薩本棟指著這位「慷慨」將軍的信對學校其他領導和教師們說，絕不能拿學校的規章制度做交易。
經薩本棟言傳身教，慘淡經營，廈門大學在長汀時期形成了勤奮、朴實、嚴謹、和睦的好風氣，校務蒸蒸日上，學生的學業成績顯著提高。廈門大學不僅成為祖國東南區唯一最高學府，且為國內最完備大學之一。外賓來校參觀者日益增多。例如，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劍橋大學生物化學教授、中英科學合作館主任J．李約瑟也曾蒞臨長汀廈門大學校舍；美國一位地質地理專家參觀之後，稱贊不止。這些成績，與校長薩本棟的嘔心瀝血、竭誠奉獻是分不開的。他剛到廈門大學時，還是一個青年學者、網球健將，容光煥發，精力充沛。僅過了7年，到1944年，才滿42歲的薩本棟卻因操勞過度而彎腰駝背，顯得異常衰老。為紀念薩本棟擔任校長8年的巨大功績，廈門大學於他剛調離後的1946年就設立了「本棟獎學金」，以鼓勵學生學習前校長的獻身精神，努力鑽研、掌握過硬本領以報效祖國。1944年5月，由於薩本棟辦學治校成績顯赫，同國內3名著名學者羅家倫、竺可楨、嚴濟慈一起，被國民政府授予三等景星勛章。
科技成就享譽海外
1944年6月，薩本棟接受美國國務院邀請，再度赴美講學，同時應邀的還有北京大學教授楊振聲、南開大學教授陳序經、金陵大學教授陳裕光、嶺南大學教授容啟東、中央研究院汪敬熙。在這一年期間，薩本棟先後在麻省理工學院、密西根（Michigan）大學、哈佛大學、伊利諾伊大學等處做了多場報告，其中關於交流電機學問題的講授最具特色。他首先提出了用標么值系統來分析交流電機，引起工程學界的強烈反響；然後他根據在廈門大學講授電機學所積累的資料，再加上在斯坦福大學授課的新材料，用英文撰寫成專著《交流電機基礎》（Fundamentals of Alternatinr Cur－rent Machines），提出了許多新的論點和論據，「言前人之所未言」。該書於1946年在美國出版，受到英、美各國科學界的極高評價，被譽為物理學、電機學巨著。用薩本棟自己謙虛的說法是「本書書名雖與多數大學教本相似，但寫的方法與同名的教科書則頗有不同。其中不少的章節如單獨分出，也可自成多篇短論文，因為這些章節所用方法多啟發前人所未道的地方。這一點也許就是本書出版後能受到英、美同行人贊許的原因吧！」「採用的學校也不少，如加州大學、卡內基理工學院等十幾所院校都採用它做教本。」這種情況，開創了中國科學家編寫的自然科學專著被外國人採用為教材的先例。
薩本棟在電機工程學上的成就及他在美國講學的特色，不僅獲得了美國科技界的贊賞，也吸引了英國的科技界。當他在美國的講學還在進行時，英國的學術界就曾三次電邀他前往英國。1945年5月，薩本棟完成在美國講學任務後，轉道趕赴英國，進行短期講學，受到英國科技界的高度贊譽。
但是，薩本棟在美、英講學時的心情並不愉快。他身患重病，仍然勉力工作。當時國內戰局危急，湘、桂相繼失守，國際輿論輕視中國。薩本棟處處感到「在那樣環境里，精神的不愉快，遠超身體不好所造成的痛苦」。因此，他放棄在美國療養治病的好機會，抓緊時間，咬緊牙關，克服重重困難，在做好講學工作的同時，寫成了那本為國爭光的好教材，表現出了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
由於身體健康等原因，薩本棟在美國講學期間，曾三次電函請辭廈門大學校長之職。雖經廈門大學及教育部多方挽留，最後仍以堅辭而獲准。1945年9月抗戰勝利後，他由倫敦回到重慶，應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之聘擔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他領導了中央研究院遷回南京的各項工作；接著，又為在南京建立一個數理中心而四方奔波，到處籌款。他還為物理研究所和新籌建的數學研究所在南京九華山附近各建造了一幢房屋。從1940年到1948年，他還兼任著多重職務。例如，中央研究院當然評議員（1940—1948）、評議會人事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設計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1940—1948）、物理研究所所長（1945—1948）。由於他出色的工作及成就，1943年12月，他被選為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董事。1948年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薩本棟是一個著名的物理學家，也是一個傑出的電機工程專家和教育家。他不僅以他的非凡學識、才智為世人所景仰，他的優秀品質、高尚修養、「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服務精神更使人難忘。他在科學技術上的最大成就是率先把並矢方法應用到電機工程中去；在教育上的最大貢獻是在抗戰的艱苦時期發展壯大了廈門大學，發揚光大了陳嘉庚的愛國辦學精神。
對於中國物理學會，薩本棟也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他是學會的創始人之一，學會一成立就擔任學會的會計和秘書（1932—1937）。1932年出版了他編的《物理學名詞彙》，為1932年以後的物理學名詞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1942年後，他又擔任學報委員會委員，學會副理事長（1945—1947）。1947年10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物理學會第14次年會，就由薩本棟主持會議。
薩本棟在抗戰的艱苦歲月，為了廈門大學「超負荷運轉」，嚴重地影響了他的身體健康，並延誤了他的疾病的診治時機。1948年底，由於病情惡化，趕赴美國治療，就醫於舊金山加州大學醫院癌症病房。他在彌留之際還對醫生述說他對祖國科技發展的設想，其報效祖國的心情感人至深。他還立下遺囑：「死後將屍體檢驗，為研究胃癌、關節炎及其他所有症狀，可將身體上的器官及組織，盡照所需分量取出。」其獻身精神確實可敬可佩。1949年1月31日，薩本棟逝世於美國加州醫院。是時，他還不滿47歲。遺下的兩個兒子薩支汗、薩支唐後來分別成為數學家和物理學家。
對於他的骨灰的處理，在薩本棟的遺囑中指出，希望獻給北京清華大學、國立廈門大學，或送給南京中央研究院。後來，廈門大學表達了強烈願望，請求全部接受薩本棟骨灰。經夫人黃淑慎同意，將薩本棟骨灰全部安葬在廈門大學校園內。鄭朝宗撰寫了墓碑文，將薩本棟抗戰時期治校8年的成績歸納為5項：1．「率全校師生急遷閩西山區長汀，途遙路險，而開學必需之圖書、儀器、文件、標本，均得安全轉移，迅速復課」。2．「親自擘劃、監督營造新校，舊房、衙署、文廟、廢園廣加改造，學校范圍賴以擴充，學生人數較前倍增」。3．「不辭辛苦力肩教學重擔，所授課程門數之多、分量之重甚於一般教授，又為適應國家需要，因陋就簡增設土木、機電、航空三系，延聘國內知名學者以造就人才，苦心經營，促其成長」。4．「注意學生品德教育，確保校內安定秩序。……校園內絕不許設立同鄉會，對各地來者一視同仁」。5．「既悉心治校，而又嚴於律己，勤政之餘，繼以力學……，抗戰時期，人民生活艱苦異常，公亦自奉如常人，食少事繁，積勞成疾」。刻在墓碑上，以垂永久紀念。

Ⅳ 李四光是蒙古人嗎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於湖北省黃岡縣一個貧寒人家。他自幼就讀於其父李卓侯執教的私塾，14歲那年告別父母，獨自一人來到武昌報考高等小學堂。在填寫報名單時，他誤將姓名欄當成年齡欄，寫下了「十四」兩個字，隨即靈機一動將「十」改成「李」，後面又加了個「光」字，從此便以「李四光」傳名於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學習成績優異被選派到日本留學。他在日本接受了帶有漢民族主義的反滿革命思想影響，成為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中年齡最小的會員，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己任。孫中山贊賞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紀這樣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氣。」還送給他八個字：「努力向學，蔚為國用。」

1910年，李四光從日本學成回國。武昌起義後，他被委任為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議，後又當選為實業部部長。袁世凱上台後，革命黨人受到排擠，李四光再次離開祖國，到英國伯明翰大學學習。1918年，獲得碩士學位的李四光決意回國效力。途中，為了解十月革命後的俄國，還特地取道莫斯科。

從1920年起，李四光擔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擔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後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會長。他帶領學生和研究人員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跡遍布祖國的山川。他先後數次赴歐美講學、參加學術會議和考察地質構造。

1949年秋，新中國成立在即，正在國外的李四光被邀請擔任政協委員。得到這個消息後，他立即做好了回國准備。這時，倫敦的一位朋友打來電話，告訴他國民黨政府駐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開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政協委員職務，否則就要被扣留。李四光當機立斷，隻身離開倫敦來到法國。兩星期之後，李夫人許淑彬接到李四光來信，說他已到了瑞士與德國交界的巴塞爾。夫婦二人在巴塞爾買了從義大利開往香港的船票，於1949年12月啟程秘密回國。

回到新中國懷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後擔任了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全國科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他雖然年事已高，仍奮戰在科學研究和國家建設的第一線，為我國的地質、石油勘探和建設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1958年，李四光由何長工、張勁夫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一個民族民主主義者成為共產主義戰士。60年代以後，李四光因過度勞累身體越來越差，還是以巨大的熱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預測、預報以及地熱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歲。李四光早年為悼念一個好學生曾寫過此詩，亦為其畢生從事地質科學研究的光輝寫照。

崎嶇五嶺路，嗟君從我游。
峰巒隱復見，環繞湘水頭。
風雲忽變色，瘴癘蒙金甌。
山兮復何在，石跡耿千秋

李四光的最大貢獻是創立了地質力學，並以力學的觀點研究地殼運動現象，探索地質運動與礦產分布規律，新華夏構造體系的特點，分析了我國的地質條件，說明中國的陸地一定有石油。從理論上推翻了中國貧油的結論，肯定中國具有良好的儲油條件。毛澤東、周恩來在認真聽取了匯報後，支持了他的觀點，並根據他的建議，在松遼平原、華北平原開始了大規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親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時間里，先後發現了大慶、勝利、大港、華北、江漢等油田，為中國石油工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從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勘探部門相繼找到了大慶油田、大港油田、勝利油田、華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國家建設急需能源的時候，使滾滾石油冒了出來。這樣，不僅摘掉了「中國貧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獨創的地質力學理論得到了最有力的證明。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出生日期：1889年10月26日，逝世日期：1971年4月29日
籍貫地：湖北省黃岡（今團風）縣回龍山香爐灣 家人：父親李卓侯，姐姐李希賢，夫人許淑彬，女兒李林（中國科學院院士）身份：我國著名的地質學家
李四光，出生於湖北省黃岡縣一個貧寒人家。他自幼就讀於其父李卓侯執教的私塾，14歲那年告別父母，獨自一人來到武昌報考高等小學堂。在填寫報名單時，他誤將姓名欄當成年齡欄，寫下了「十四」兩個字，隨即靈機一動將「十」改成「李」，後面又加了個「光」字，從此便以「李四光」傳名於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學習成績優異被選派到日本留學。他在日本接受了革命思想，成為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中年齡最小的會員。孫中山贊賞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紀這樣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氣。」還送給他八個字：「努力向學，蔚為國用。」
1910年，李四光從日本學成回國。武昌起義後，他被委任為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議，後又當選為實業部部長。袁世凱上台後，革命黨人受到排擠，李四光再次離開祖國，到英國伯明翰大學學習。1918年，獲得碩士學位的李四光決意回國效力。途中，為了解十月革命後的俄國，還特地取道莫斯科。
從1920年起，李四光擔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擔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後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會長。他帶領學生和研究人員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跡遍布祖國的山川。他先後數次赴歐美講學、參加學術會議和考察地質構造。
1949年秋，新中國成立在即，正在國外的李四光被邀請擔任政協委員。得到這個消息後，他立即做好了回國准備。這時，倫敦的一位朋友打來電話，告訴他國民黨政府駐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開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政協委員職務，否則就要被扣留。李四光當機立斷，隻身離開倫敦來到法國。兩星期之後，李夫人許淑彬接到李四光來信，說他已到了瑞士與德國交界的巴塞爾。夫婦二人在巴塞爾買了從義大利開往香港的船票，於1949年12月啟程秘密回國。
回到新中國懷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後擔任了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全國科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他雖然年事已高，仍奮戰在科學研究和國家建設的第一線，為我國的地質、石油勘探和建設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1958年，李四光由何長工、張勁夫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一個民族民主主義者成為共產主義戰士。60年代以後，李四光因過度勞累身體越來越差，還是以巨大的熱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預測、預報以及地熱的利用等工作中去。

「科學救國」

李四光在農村生活了近14個年頭。從五六歲起，他就在父親教書的私塾里讀書，還要幫著母親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艱苦的生活培養了他刻苦奮斗的精神和倔強的性格。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之後，洋務派興起，湖北辦起了許多新學堂，以講新學而標新立異。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隻身前去投考，以優異成績被錄取。

在新學堂里，他如飢似渴地學習新知識，由於每次考試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選作官費留學生，送到日本學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過了7年，在那裡，他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同盟會。

李四光回國後第二年，辛亥革命爆發，他參加了漢口的保衛戰，作為新被任命的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議，他親自組織碼頭工人和人力車夫運軍火、上前線。隨後，他被選為湖北軍政府實業部部長。正當李四光准備大幹一番事業之時，辛亥革命失敗了。他發憤專心於科學技術的研究，走「科學救國」之路。他去英國留學，先是學采礦，以後轉到地質。他祈盼著有一天，得見政治清明之世，為祖國貢獻自己的青春和熱血。

留學生活並不輕松。為了維持不斷上漲的學費，李四光假期到礦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學的6年裡，他不僅專業學習成績優秀，而且熟練地掌握了英語，先後獲得了學士學位和博士學位。畢業後，他婉言拒絕了一家礦山的高薪聘請，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請，回到祖國，在北京大學地質系擔任教授。

第四紀冰川的發現

李四光到北大地質系後，主講岩石學和高等岩石學兩門課程，他以嚴謹的冶學作風贏得了學生的尊重。他經常帶學生到野外進行實地教學，邊看邊講。一個山頭、一個溝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縫，他都不放過。學校經費不足，他帶領學生白手起家搞建設，將學習環境收拾得十分雅靜。

在教學的同時，他對研究工作也不放鬆，他一生中在地質學方面的主要貢獻，如古生物蜒科的鑒定方法、中國第四紀冰川的發現和地質力學的創立，都是在這期間開始的。在研究過程中，他從不為已有的觀點和學說所束縛，而是按照自然規律，去尋找尚未被人們認識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斷提出創造性的見解，並敢於向一些舊觀點提出挑戰。

例如，從19世紀以來，就不斷有德國、美國、法國、瑞典等國的地質學家到中國來勘探礦產，考察地質。但是，他們都沒有在中國發現過冰川現象。因此，在地質學界，「中國不存在第四紀冰川」已經成為一個定論。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間，就在太行山東麓發現了一些很像冰川條痕石的石頭。他繼續在大同盆地進行考察，越來越相信自己的判斷，於是，他在中國地質學會第三次全體會員大會上大膽地提出了中國存在第四紀冰川的看法。到會的農商部顧問、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輕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為了讓人們能接受這一事實，他繼續尋找更多的冰川遺跡。10年以後，他不僅得出廬山有大量冰川遺跡的結論，而且認為中國第四紀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並且可劃為三次冰期。

當李四光的這個學術觀點再次在全國地質學會上發表以後，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廬山辯論。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中國的科學家低人一等，外國學者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帶著民族主義和種族歧視情緒到中國來的。因此，盡管大量事實擺在眼前，幾位外國學者並沒有改變他們的觀點。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黃山考察，寫了「安徽黃山之第四紀冰川現象」的論文，此文和幾幅冰川現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學者的注意，德國地質學教授費斯曼到黃山看罷回來贊嘆道：「這是一個翻天覆地的發現。」李四光十多年的艱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國科學家的公開承認。可是，他知道，這還遠遠不夠，他乾脆把家搬到廬山上，又在廬山腳下建立了一個冰川陳列館，起名叫「白石陳列館」（後被國民黨海軍炸毀）更深入細致地進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關於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廬山》中得到全面闡述。可惜由於抗戰爆發，這部書10年後才得以出版。

回國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應蔡元培的約請，離開北京南下，主持地質研究所的籌建工作。1928年1月，地質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擔任所長。搞地質研究常常要餐風飲露，條件十分艱苦。況且剛剛成立的研究所經費少，設備缺，甚至沒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戰期間，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盡奔波輾轉之苦。那時，他抽的是用草紙做的煙，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們始終沒有放棄地質研究。由於生活的艱辛和工作的勞累，他患了心絞痛和肺結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從上海啟程赴倫敦，參加第18屆國際地質學會，他的夫人許淑彬也一同前往。會後，他們在英倫三島上又住了一年，一面養病，一面觀察國內外時局的發展。李四光雖遠在歐洲講學考察，但仍關注著祖國的命運。1949年初，他數次給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的許傑（地質學家、解放後曾任地質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院士）等人寫信，支持他們堅守南京，反對搬遷廣州，為新中國地質科學事業保留了一支隊伍及設備。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維護和平大會。出國前，郭沫若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給李四光帶了一封信，請他早日回國。看了這封由郭沫若領頭簽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動。新中國就要屹立於世界的東方，自己的本領可以施展，抱負可以實現了。他積極奔走起來，准備盡快返國。可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從英國到遠東的客輪船票要一年前預訂，歸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調養身體，一面把科研方面遺留的事情辦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著起程的日期。一天，倫敦的一個朋友給李四光打來電話，告訴他，國民黨駐英大使館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開發表一個聲明，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拒絕接受人民政協給他的全國委員的任命，否則就有被扣留的危險。

事情緊急，李四光當機立斷。他拿起一隻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備從那裡渡過英倫海峽，先到法國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寬闊且多風浪，是偏僻的貨運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會從這里渡海，因而能避開國民黨特工人員的追蹤。臨行前，他提筆給駐英大使寫了一封信，讓許淑彬兩天後寄出。第二天，國民黨駐英大使館果然派人來找李四光，許淑彬機警地對來人說，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兩天以後，許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我多少年來日思夜想的理想國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是我竭誠擁護的政府。我能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委員，我認為是莫大的光榮。我已經起程返國就職。他還規勸這位大使脫離禍國殃民的國民黨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國的懷抱……

兩星期後，許淑彬收到李四光的來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與德國交界的巴塞爾，便立即前去會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終於到了北京。這一年他60歲，但是他覺得，新的生活才剛剛開始。

新中國的誕生，揭開了李四光科學事業嶄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地質部部長和科聯主席。

他認真學習了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等著作，努力用辯證唯物主義指導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論學習，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決心扔掉那些舊日留下來的包袱，……達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國的地質事業中去，兢兢業業，鞠躬盡瘁。在他的具體領導下，我國的地質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績；1958年，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開端的日子裡，毛主席、周總理就詢問過李四光：我國天然石油這方面遠景怎麼樣？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個鑽井隊，在陝北膚施一帶，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萬美元，因收獲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布萊克威爾德來到中國調查地質，寫了 《中國和西伯利亞的石油資源》一文，下了「中國貧油」的結論。從此，「中國貧油論」就流傳開來。但是，李四光根據自己對地質構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敗，並不能證明中國沒有油田可辦。」以後他在《中國地質學》一書中，又一次提出：新華夏構造體系沉降帶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經濟價值的沉積物」。這個沉積物講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樂觀地回答了國家領導人的提問：「我們地下的石油儲量是很大的。從東北平原起，通過渤海灣，到華北平原，再往南到兩湖地區，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隊伍開往第一線。在幾年裡，就找到了幾百個可能的儲油構造。1958年6月，喜訊傳來：規模大、產量高的大慶油田被探明。地質部立即把隊伍轉移到渤海灣和黃河下游的沖積平原。以後，大港油田、勝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繼建成。地質部又轉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淺海海域繼續作戰。

1964年12月，周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起來的大慶油田，是根據我國地質專家獨創的石油地質理論進行勘探而發現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黨和國家的充分肯定。

李四光故居與「李四光小道」
在北京市海淀區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學南側，有一條又長又窄的小路，我國著名的地質學家李四光生前總喜歡在這兒休息散步、思考問題，人們習慣地稱它為「李四光小道」。
今天的魏公村已成為繁華的市區，而在解放初，這里只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只有十幾戶居民的小村落。「李四光小道」這條小路已被加寬變得熱鬧起來。
說到魏公村，這一名稱的來歷是和古代畏兀兒人（即今維吾爾族的前身）有著密切的聯系。明代官修《順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到明朝萬曆年間，這里除了稱作畏吾村外，又稱作「葦孤村」。萬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雜記》有如下記載： (宛平)縣之西北，出西直門一里曰高良橋，又五里曰籬笆房，曰葦孤村，又二十里曰韃子營。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溝、曰牛欄庄……這不僅為我們提供了畏吾村的異名，也說明畏吾村的具體位置與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直到清光緒七年(1881年)，這里仍稱作畏吾村。
「辛亥革命」勝利後，隨著民國的建立以及人們思想的轉變，北京市的許多舊地名被紛紛代之以新的稱謂。「文化大革命」時期又稱「為公村」，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橋仍稱作「為公橋」。所有這些都是依照語音，略作改動。而建國以後，李四光居住到這里，為魏公村這個地區增添了文化色彩。
李四光走得多了，便成了「李四光小道」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學正門南側是一片小樹林，樹林帶和民族學院南牆之間，有一條東西向的小路。這條路向西走到多半截向南一轉，就通向李四光家及其所在的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力學研究所。
當年這幾家單位所處的具體轄區，是北京市四季青公社萬壽寺大隊法華寺生產隊。顯然，當年這里應該屬於城鄉結合部。這條小路就是有名的「李四光小道」，現在叫民族大學南路。
十幾米寬的土路，中間隔著一個村子，附近的菜園子里、肥沃的黑土上，茂密地長滿了雜草和綠藤，就像傳說中的金銀島。據說，那曾是亂墳崗子。
小孩子每天下學，都會跟幾個小哥們拿個樹枝，把運動服綁在腰上，紅領巾扎在腦門上，玩探險游戲。穿過高高的圍牆、沙土堆、腳手架，從亂墳崗子、水塔、煙囪到民院深深的防空洞……
許多如今在北京早已銷聲匿跡的動物，冬眠的水蛇、像小臉盆一樣大的蟾蜍、從眼前飛一般穿過、不留一絲痕跡的黃鼠狼、縮成團兒的大刺蝟和小刺蝟，甚至還有狐狸。
其實這條路本沒有名，當時之所以叫「李四光小道」，不是因為這條路是給李四光家修的，也不是因為這是一條李四光出來進去的必經之路，而是因為工作之餘的閑暇時刻，李四光每天傍晚准時來這條路上散步。李四光走得多了，便也成了「李四光小道」。起點是家門口的銀杏樹下，終點是白石橋路，通常走一個來回，有時邊走邊和隨員討論工作，有時帶著馬扎兒，坐在門前的銀杏樹下思考問題。
當年周圍都是菜地，「李四光小道」也是一條田間小路，起初是周圍農民慢慢叫起來的，後來越傳越遠，據說還一度上了北京市的交通圖並在郵局備案。如今那片小樹林早已不存在，「李四光小道」一改再改，現在叫「民族大學南路」，這條路上也多了北京舞蹈學院等單位。
李四光晚年的兩部重要著作《地質力學概論》和《天文、地質、古生物資料摘要》，以及十多篇學術文章，就是在這條路上和銀杏樹下構思完成的。
李四光自1962年遷居於此
在尋訪李四光紀念館的著名的「李四光小道」上，路上除了很多人對我的打聽的茫然，沒有更多的人清楚它的位置。
早春，在第37個世界地球日——4月22日來臨的時候，我敲開那扇耳聞已久的宅門。而當公眾湧向地質博物館的時候，李四光紀念館卻很少有人前往。紀念館前大門緊閉，和地質博物館那邊形成反比。
我扣響了大鐵門，尋問……李四光紀念館的負責人白先生，領我走進這個我憧憬已久的世界。
李四光的最後十年（1962年至1971年）是在國家為他專門建造的宅院里度過的。幾十年過去了，這個院子還在，並於李四光誕辰一百周年（1989）時辟為李四光紀念館，當時的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題寫了館名。李四光故居是一幢兩層小樓，總建築面積989.1平方米，有院牆環繞，院門朝北（以前朝南），樓門朝西。院內曲徑通幽，有假山、噴泉、果木環襯。
看到了李四光用過的電視機、收音機、照相機、小提琴……他的辦公桌、他的書櫃、他喜歡的千萬種石頭……像跨越時空，與一位前輩聊天。
李四光解放後回國，搬過幾次家，曾落腳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溝。上世紀60年代，因備戰需要而遷居。有關方面請他去看過李濟深在城內東單的一處住宅，李四光感到那處房子過於豪華，與自己一貫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棄了。
此後，他親自選址、設計，並由國家建造了這棟小樓。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樹，都是當年李夫人許淑彬帶著大家栽的，李四光也親手種植了其中的幾株。
李四光自1962年遷居於此後，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這里生活、工作、做學問。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參加的小型會議，常在家裡召開；何長工、劉景范等原地質部負責人也常來家中匯報事情，因而一進大門右手那間面積較大的客廳，實際兼具會議室的功能，四周是書櫥和沙發，中間是一張長條桌和若干把椅子。現在，靠窗一側陳列著許多第四季冰川沉積物的地質標本，多為當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獲。
其他傢具則是那個年代留下來的，一個質感陳舊的皮沙發的扶手已經開裂，露出裡面的棉絮。這幾個沙發，還是李四光1950年回國時，在舊貨市場上買的便宜貨，看來年頭更為久遠。客廳的隔壁是辦公室，尚未恢復原樣，但一張大寫字台是李四光用過的。
辦公室一端牆上有一塊玻璃黑板，當年地質隊野外作業回來，向李四光匯報時，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講解或布置，也曾借這塊黑板給科技人員講授地質力學，這大概是多年執教生涯所養成的習慣。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寫著「鬥私批修」四個粉筆大字。
李四光有著很深的國學基礎，不光散文寫得好，舊體詩寫得好，即便是地質學的論文，同樣寫得「有聲有色」。他的音樂造詣也相當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寫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難》，是中國人創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國後曾請音樂家蕭友梅過目提意見。這首提琴曲寫於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後的北大百年校慶的晚會上，第一次得到公開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馬思聰是中國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說法。現在這首曲譜和李四光在國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陳列在紀念館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簡單，衣著也很不講究，得過且過，甚至補丁摞補丁。李四光去世後，工作人員想找幾樣遺物留下來，找來找去也沒發現什麼像樣的值得保存的東西。
李四光夫婦在世時，這幢小樓只他們兩人居住。他們去世後，女兒李林一家搬了過來。李林三年前過世，丈夫鄒承魯也患病在身。一門三院士，已傳為佳話。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樓，李家南門外那棵有上千年歷史的銀杏樹，以及明朝大太監劉瑾等歷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圍頗為扎眼的標志。如今高樓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夾在當中，小樓因年久失修，多少顯得有些殘舊。

李四光名言
· 我是炎黃子孫，理所當然地要把學到的知識全部奉獻給我親愛的祖國。——李四光
· 真正的科學精神，是要從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發展出來的。真正的科學成果，是要經得起事實考驗的。有了這樣雙重的保障，我們就可以放心大膽地去做，不會自掘妄自尊大的陷阱。——李四光
· 科學尊重事實，不能胡亂編造理由來附會一部學說。——李四光
· 科學是老老實實的東西，它要靠許許多多人民的勞動和智慧積累起來。——李四光
· 不懷疑不能見真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取懷疑態度，不要為已成的學說所壓倒。——李四光
· 真理，哪怕只見到一線，我們也不能讓它的光輝變得暗淡。——李四光

Ⅳ 北大蒙文系為什麼不收蒙古族學生

教授教學是這樣的：
教授：同學們，有懂蒙語的嗎？
學生：沒有
教授：那就好辦了……
教授：有知道蒙古史的嗎？
學生：沒有
教授：那就好辦了…..

你說他們能招收蒙古族學生嗎？

Ⅵ 李四光的資料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1971年4月29日)，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於湖北省黃岡市(今湖北省黃岡市團風縣回龍山鎮）的一個貧寒人家。李四光是世界著名的科學家、地質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是中國現代地球科學和地質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和主要領導人。他自幼就讀於其父李卓侯執教的私塾，14歲那年告別父母，獨自一人來到武昌報考高等小學堂。在填寫報名單時，他誤將姓名欄當成年齡欄，寫下了「十四」兩個字，隨即靈機一動將「十」改成「李」，後面又加了個「光」字，從此便以「李四光」傳名於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長春地質學院教務長兼地礦系主任。 1904年李四光因學習成績優異被選派到日本留學。因其在日本受了帶有漢民族主義的反滿革命思想的影響，成為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中年齡最小的會員，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己任。孫中山贊賞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紀這樣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氣。」還送給他八個字：「努力向學，蔚為國用。」 1910年李四光從日本學成回國。武昌起義後，他被委任為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議，後又當選為實業部部長。袁世凱上台後，革命黨人受到排擠，李四光再次離開祖國，到英國伯明翰大學學習。1918年，獲得碩士學位的李四光決意回國效力。途中，為了解十月革命後的俄國，還特地取道莫斯科。 1920年李四光擔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擔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後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會長。他帶領學生和研究人員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跡遍布祖國的山川。他先後數次赴
歐美講學、參加學術會議和考察地質構造。 1928年7月國民政府決定組建國立武漢大學，國民政府大學院（教育部）院長蔡元培任命李四光為武漢大學建設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並選定了武漢大學的新校址（武漢大學內還有李四光選址的雕像）。 1949年秋新中國成立在即，正在國外的李四光被邀請擔任政協委員。得到這個消息後，他立即做好了回國准備。這時，倫敦的一位朋友(凌叔華.陳源夫婦)打來電話，告訴他國民黨政府駐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開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政協委員職務，否則就要被扣留。李四光當機立斷，隻身離開倫敦來到法國。兩星期之後，李夫人許淑彬接到李四光來信，說他已到了瑞士與德國交界的巴塞爾。夫婦二人在巴塞爾買了從義大利開往香港的船票，於1949年12月啟程秘密回國。 回到新中國懷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後擔任了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全國科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他雖然年事已高，仍奮戰在科學研究和國家建設的第一線，為中國的地質、石油勘探和建設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1951年8月中國長春地質專科學校、山東大學地質礦產學系、東北工學院地質學系和物理學系合並為東北地質學院（後名長春地質學院，現為吉林大學地學部），李四光擔任首任院長。1952年李四光再次應邀回到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工作。 1958年李四光經何長工、張勁夫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一個民族民主主義者成為共產主義戰士。60年代以後，李四光因過度勞累身體越來越差，還是以巨大的熱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預測、預報以及地熱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歲。李四光早年為悼念一個好學生曾寫過此詩，亦為其畢生從事地質科學研究的光輝寫照。 崎嶇五嶺路，嗟君從我游。 峰巒隱復見，環繞湘水頭。 風雲忽變色，瘴癘蒙金甌。 山兮復何在，石跡耿千秋。 李四光與家人
李四光的最大貢獻是創立了地質力學，並以力學的觀點研究地殼運動現象，探索地質運動與礦產分布規律，他確立了新華夏構造體系的概念，分析了其特點，並運用這些理論概念探討了中國的地質條件和石油形成條件。早在20世紀40年代，我國地質學家潘鍾祥就明確提出了陸相生油學說，說明中國廣布的陸相地層一定有石油，從理論上反駁了西方所持的中國貧油的觀點。20世紀50年代，在李四光部長的領導下，通過我國著名地質學家黃汲清、謝家榮等地質學家的不斷理論探索和實踐，肯定中國東部特別是東北松遼盆地具有良好的儲油條件。毛澤東、周恩來在認真聽取了匯報後，支持了地質部的觀點，並根據地質部和李四光的建議，在松遼平原、華北平原開始了大規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在李四光的主持下，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時間里，先後發現了大慶、勝利、大港、華北、江漢等油田，為中國石油工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從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勘探部門相繼找到了大慶油田、大港油田、勝利油田、華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國家建設急需能源的時候，使滾滾石油冒了出來。這樣，不僅摘掉了「中國貧油」的帽子，也使中國人提出的陸相生油理論和李四光創立的地質力學理論得到了最有力的證明。
編輯本段科學救國
李四光的蠟像
李四光在農村生活了近14個年頭。從五六歲起，他就在父親教書的私塾里讀書，還要幫著母親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艱苦的生活培養了他刻苦奮斗的精神和倔強的性格。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之後，洋務派興起，湖北辦起了許多新學堂，以講新學而標新立異。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隻身前去投考，以優異成績被錄取。 在新學堂里，他如飢似渴地學習新知識，由於每次考試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選作官費留學生，送到日本學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過了7年，在那裡，他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同盟會。 李四光回國後第二年，辛亥革命爆發，他參加了漢口的保衛戰，作為新被任命的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議，他親自組織碼頭工人和人力車夫運軍火、上前線。隨後，他被選為湖北軍政府實業部部長。正當李四光准備大幹一番事業之時，辛亥革命失敗了。他發憤專心於科學技術的研究，走「科學救國」之路。他去英國留學，先是學采礦，以後轉到地質。他祈盼著有一天，得見政治清明之世，為祖國貢獻自己的青春和熱血。 留學生活並不輕松。為了維持不斷上漲的學費，李四光假期到礦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學的6年裡，他不僅專業學習成績優秀，而且熟練地掌握了英語，先後獲得了學士學位和博士學位。畢業後，他婉言拒絕了一家礦山的高薪聘請，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請，回到祖國，在北京大學地質系擔任教授。

Ⅶ 蒙古族報考北京大學給家分嗎

蒙古族報考北京大學給交費嗎？肯定是加分奶，少數民族在報考之前就已經加了少數民族的20分嘞 所以加了20分之後，你報什麼樣的大學，都是按那個分數來錄取的 所以不管你報哪個大學，都是加分的

Ⅷ 鍾秀勇提到的中國大陸民法學的最好的王毅是誰

一、鍾秀勇提到的中國大陸民法學的最好的是王軼教授，是梁慧星最為出色的學生。王軼，河南鎮平人，民法學博士、教授 、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副院長，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

二、主要著作有：

1、《物權變動論》，王軼，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2、《民法原理與民法學方法》，王軼，法律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3、《新合同法原理與案例評釋》，王軼（副主編），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4、《合同法新論·分則》，郭明瑞、王軼，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5、《租賃合同·融資租賃合同》，王軼，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8)北京大學教授蒙古族擴展閱讀

一、鍾秀勇，國家司法考試業內名師，中國人民大學民商法學博士，主編《民法》系列教材，2016成立北京瑞達成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北京瑞達成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獨家簽約主講教師。著有《三校名師講義》等法考培訓教材。

二、我國迄今為止的民法學研究，在總體上呈現出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過分側重製度性研究，並且在進行制度性研究的過程中過分依賴法律的邏輯分析方法，由此導致了以下兩個典型的缺陷：第一個典型缺陷是「自說自話」；第二個典型缺陷是「自我封閉」。

三、民法學界必須要致力於建構以下兩個學術平台：其一，民法學界應當致力於建構中國民法學內部的學術平台，民法學者對相關問題所進行的討論，能夠進行有效的交流和溝通，能夠進行有效的批評和檢證。其二，民法學界應該建構起民法學與民法學以外的其他法學學科，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進行良性溝通和交流的學術平台。

Ⅸ 中國鋰電池研究領域領軍人物其魯博士，為什麼有人質疑其學術造假

有人認為遮掩的學術不合理，存在危險的發生。其魯他在短短8年的自主創新過程中，榮獲了兩項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3項北京市科學技術一等獎及1項教育部科學技術一等獎，獲得數十項國內和國際專利授權，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體系，完成了「鈷酸鋰」國家標准和「錳酸鋰」行業標準的制定任務，成為中國鋰電池研究第一人。

其魯一邊從事化學與新材料科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一邊主持一個由國家有關部門投資上億元的鋰離子二次電池研究開發項目。其魯博士在回國後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在北京大學建起了一個高水平的基礎材料研究室，在中關村科技園區建起了一個現代化的生產與應用研究開發基地，由他主持研製開發的鋰離子二次電池材料取得了世界領先的水平，創新合成了「鈷酸鋰」材料。

Ⅹ 其魯的介紹

其魯，1957年10月出生，蒙古族，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材料科學家，我國鈷酸鋰、錳酸鋰電池正極材料主要奠基人。北京大學新能源材料與技術實驗室主任，2008年奧運會清潔能源電動車用動力電池項目首席科學家，國家「十一五」863電動汽車動力鋰電池項目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