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大學副教授李又雲

1. 端午節的來歷與習俗

關於端午節的來歷，影響最深的主要有以下兩種說法：

一，源於紀念屈原

公元前278年，秦軍攻破楚國京都，五月初五日屈原抱石投汨羅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譜寫了一曲壯麗的愛國主義樂章。

楚國百姓哀痛異常，漁夫們劃起船隻，在江上來回打撈他的真身，有的拿飯和雄黃酒灑入江中，以後，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龍舟競渡、吃粽子、喝雄黃酒的風俗；以此來紀念愛國詩人屈原。

二，源於紀念伍子胥

關於端午的由來，如果從時間和史籍上考證，則首推紀念伍子胥說。伍子胥，名員，春秋時期楚國人。父兄均為楚王所殺，後來子胥棄暗投明，奔向吳國，助吳伐楚，五戰而入楚都郢城。吳王死後伍子胥建議其子夫差滅越國，可夫差不聽後又聽信讒言將伍子胥賜死，將於五月五日投入江中。

端午的主要習俗：賽龍舟、食粽、佩香囊、懸艾葉菖蒲。

(1)長安大學副教授李又雲擴展閱讀：

農歷五月初五，是中國民間的傳統節日——端午節，它是中華民族古老的傳統節日之一。端午也稱端五，端陽。此外，端午節還有許多別稱，如：午日節、重五節，五月節、浴蘭節、女兒節，天中節、地臘、詩人節、龍日等等。

從字面上來講，端午還有「端五」、「重五」、「重午」等名稱。端，古漢語有開頭、初始的意思，稱「端五」也就如稱「初五」。古人習慣把五月的前幾天分別以端來稱呼，元代陳元靚《歲時廣記》說：「京師市塵人，以五月初一為端一，初二為端二，數以至五謂之端五。」

古人紀年通用天乾地支，按地支順序推算，五月正是「午月」，而午時又為「陽辰」，所以端午也叫「端陽」。午，古人與「五」通用，故端午、端五同義。

還有一種說法，因唐太宗的生日是八月初五日，為了避諱，改五為午，從此，端午之稱更加普遍。又因其月日數相同，人們又稱端午節為「重五節」或「重午節」。

2. 馮承素的後記

據考，卷首「神龍」半印小璽並非唐中宗內府鈐印，而是後人所添，定馮承素摹也不可信，但仍是唐以來流傳有緒的古摹本。
本卷前隔水有「唐摹蘭亭」四字標題，引首乾隆題「晉唐心印」四字。後紙有宋至明20家題跋、觀款，鈐鑒藏印180餘方。其流傳經過，根據各題跋、印記和記載，大致如下：南宋高宗、理宗內府、駙馬都尉楊鎮，元郭天錫，明內府、王濟、項元汴，清陳定、季寓庸、乾隆內府。歷代著錄有：明汪砢玉《珊瑚網書錄》、吳其貞《書畫記》，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書考》、顧復《平生壯觀》、吳升《大觀錄》、阮元《石渠隨筆》、《石渠寶笈?續編》等書。刻入「蘭亭八柱」，列第三。
此本用楮紙兩幅拼接，紙質光潔精細。因卷首有唐中宗李顯神龍年號小印，故稱「神龍本」。後紙明項元汴題記：「唐中宗朝馮承素奉勒摹晉右軍將軍王羲之蘭亭禊帖」，遂定為馮承素摹本。
關於馮承素生平
1、家世與出身

古人志墓時常有攀附前代同姓名人的做法，「子明」、「敬通」究竟是否確為馮承素的遠祖，無法斷定，但是從籍里同在長安來看，可能性是存在的。作為數百年前馮家的祖上，馮奉世、馮衍一武一文，載諸青史，構成了家族的榮耀。但是不管馮承素祖上究竟是否煊赫，迨至隋唐，家族聲勢則漸漸衰落了。馮承素的曾祖父馮興，任北周的膳部下大夫；祖父馮伏，任隋朝的益州通義縣令；父親馮英，任唐朝的左監門長史。在這三代人中，馮家人的官職都不甚高，但是除了馮伏所任之地遠在巴蜀，其他人都屬於京官，這樣，此時的馮家雖然遠不如馮奉世時顯赫，但是總體上家族仍然保持了相對穩定。
北周歷時僅24年，繼起的統一王朝隋也不過維持37年後即被唐王朝取代，在改朝換代的亂局中，馮家的式微卻穩定的生存境況未嘗不是幸事。這種穩定對馮承素的幼年生活會有幫助，使他獲得基本的物質保障與啟蒙教育。《墓誌》記：「公重仁載德，積善摛靈，器彩韶深，風儀辯慧。年方刻鼠，先摽應務之姿，歲甫埋蛇，即著推恩之跡，摳衣鼓篋，已見賾而言幾，綴想儲精，亦菲華而掞藻。」馮承素自幼年時就表現出善良的德性、嫻熟的禮儀與良好的文化修養，雖然文辭鋪張，卻並非純然虛構。
2、首官「門下省典儀」的途徑
《墓誌》記馮承素「解褐門下省典儀」。「解褐」，脫去布衣，指開始為官，說明「門下省典儀」是馮承素擔任的第一個職務。
唐代的入仕途徑主要有四種，一是科舉考試，二是門蔭，三是流外人流，四是行伍與入幕。文人入仕主要經由前三種途徑。馮承素不可能是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的，因為唐初武德、貞觀之際，科舉制度尚欠完備，科舉選拔人數極少，每次科考錄取進士僅十餘人，如果能夠中選，那是文人莫大的尊榮，《墓誌》中不可能不提及。馮承素也不可能通過恩蔭入仕，因為此時的馮家地位低微，並無獲得照顧的資格。馮承素的入仕估計屬於流外入流。
「流外」是隋唐時期九品以下吏員的通稱。「流外」只要具備「工書、工計、曉時務」三者中的一項特長，可以在經過吏部銼選後進入流內。由於唐代規定流外出身者不能擔任清要官職，因此流外入流是中下級官吏的主要來源。唐代初年，因為國內戰事尚未全面平息，天下尚未歸為一統，海內士人心存畏懼，出仕的熱情不高，官員多有缺額的情況。馮承素世居京城，擁有地利之便，其父任左監門長史，擁有一定的社會關系與信息資源，這使馮承素獲得入仕的機遇與便利。
3、馮承素與魏徵的可能關聯
唐朝的中央官制基本沿襲隋朝，朝廷以三省六部為其中樞。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並立，各司其責。馮承素所在的門下省是非常重要的機關，負責審議中書省擬訂的文件，擁有封駁的權力，審議通過後則交由尚書省執行。門下省的最高長官是侍中，高祖武德年間，楊恭仁、高士廉先後任侍中。唐太宗即位後，一代名相杜如晦於貞觀二年任檢校侍中，後由王珪接任，貞觀七年王珪左遷同州刺史以後，魏徵開始接掌門下省。魏徵先後以檢校侍中、侍中、知門下省事的職務主持門下省近十年之久（貞觀十三年至十七年楊師道曾一度擔任侍中，但居於魏徵之下）。貞觀七年，馮承素才17歲，按照常理來推斷，即使如《墓誌》所說，馮承素早慧，也可以基本斷定他一定是在魏徵主持門下省之後而不是之前「解褐」為「門下省典儀」的。
魏徵書法現已無存，但是從有關史籍的記述可以推知，他的書法鑒賞力極高，書法修養深厚。《新唐書》卷五十七《藝文一》：「太宗出御府金帛購天下古本，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定真偽」。《舊唐書》卷七七薛稷傳提到：「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跡，自後罕能繼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跡，稷銳精模仿，筆態遒麗，當時無及之者。」在魏徵擔任門下省侍中的貞觀十二年（638年），81歲高齡的大書法家虞世南去世，魏徵向太宗舉薦了褚遂良來接替虞世南的侍書工作。褚遂良是與魏徵同為弘文館學士的褚亮之子，當時擔任門下省的起居郎，雖然只屬於中級官員，但是是可以接近皇帝的重要職務。
在魏徵推薦褚遂良的這一年，馮承素22歲，此時，他很可能已經進入門下省。馮承素擔任的典儀是門下省最低級的胥吏，九品，剛剛入流，其主要職責是在朝廷大型禮儀活動中擔任導引類的事務，《墓誌》中「瑣闥早班，璇階辯等」正是對其職責的描述。但是一個出身普通官員家庭的後生，躋身朝廷機要部門，雖然職位卑微，仍然受到社會上的人們尊重，「士流欽其雅望，朋執仰其清規」，也不誇張。
一般的想像，像馮承素這樣的品位低微的小吏是無法與魏徵、褚遂良等交往的。但是唐代初年自有它的特殊性：朝廷機構出奇的精簡。按照唐代的官制，門下省設侍中二人，唐初此職位列正三品。在最高長官侍中之下，還有侍郎、左散騎常侍、左諫議大夫、給事中、起居郎等高中級官員，以及錄事、主事、左補闕、左拾遺、典儀等小吏。但是從整個編制看，門下省僅有員額38人。就是這樣的編制，唐初也未必滿員，特別是高級官員的設置，常有空缺。這樣的機構，與現代社會相比，堪稱極端精簡、難以想像了。馮承素進入門下省之後，雖然職位卑微，但完全可能接觸中高級官員，向魏徵、褚遂良等人請教書法，獲得他們的了解與賞識。
《墓誌》說馮承素「尤工草隸，遂臨古法，奉進宸闈，載紆天睠，特蒙嗟賞，奉敕令直弘文館。」因為書法的傳統功夫優異，並積極表現自己的書法才幹，馮承素獲得了唐太宗的賞識。這對馮承素來說，堪稱特殊的人生機遇。這樣的機遇或許事出偶然，或許正是魏徵等人推薦的結果。
4、次任弘文館直學士的時間與職任
弘文館原為「修文館」，建立於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太宗即位的當年就改「修文館」為弘文館，選拔虞世南、褚亮（褚遂良之父）、姚思廉、歐陽詢等學士任職。弘文館設有學士、直學士、直館。學士由朝廷重臣兼任，直學士由從六品以下的官員充任，馮承素擔任的是將仕郎、直館，將仕郎是當時文散官中最低的一階，從九品。但是由於他是皇帝欽點的人員，他自然感覺榮耀，也發揮了特長。弘文館招收宗室與朝廷大臣子弟數十人，對其實施教育，同時還承擔整理圖書、修繕書畫等事務。
馮承素與趙模、韓道政、諸葛貞等人所進行的臨摹、修補、復制古書畫的工作應該就集中在這個期間。可以說，這是馮承素人生的一個重要階段。因為在這里，他能夠獲得常人罕逢的觀摩機會——連王羲之《狸骨帖》那樣的作品都可以隨時看到，並與幾位唐初的大書家接觸。他的書法水準在這個階段獲得了巨大提高，《墓誌》尤其強調了他在草書方面的巨大進步，說他的草書甚至超越了前代的張芝，而他對草書的理解已經比衛恆還要高明了。「由是鸞回妙跡，並究其精，狸骨仙方，必殫其美。張伯英之耽好，未可相儔。衛巨山之致言，曾何足喻。」這樣的評價很可能屬於過度誇張，但是對於逝者行溢美之詞是古來慣例，況且將它們寫入《墓誌》已經是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這時，唐初的幾位大書家早已過世，連晚於歐陽詢、虞世南一輩人的褚遂良也已經去世十三年，所以這種誇張也就失去了顧忌。
馮承素在弘文館的任職時間可以大體上確定了，至少不晚於貞觀十三年，此時的馮承素23歲。褚遂良《拓本〈樂毅〉記》：「貞觀十三年四月九日，奉敕內出《樂毅論》，是王右軍真跡，令將仕郎、直弘文館馮承素模寫。」這里明確提到了馮承素的在任時間與職銜。江錦世、王江的文章中說：「另外梁披雲《中國書法大辭典》馮承素詞條曰其為將仕郎，志文中並無此職記錄，可以此志文正其誤也。」這樣的推斷是應予商榷的，墓誌並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依據。將仕郎在唐代只是從九品下的文散官，墓誌忽略不提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馮承素大約何時離開弘文館的？可以根據他到太子府任典書坊錄事的時間來推斷，如後文將要推斷的，應該不早於貞觀十七年，即後來成為唐高宗的李治被唐太宗立為太子之後。貞觀十七年，馮承素27歲。
5、任典書坊錄事時的太子為誰
《墓誌》：「龍扉清切，鶴禁凝嚴。綜核之司，賢明是屬，改授典書坊錄事。糾察之智，譽滿於蒼闈。隱括之能，聲融於碧題。綸庭務廣，層掖事殷，永言管鎔，寔歸精裁。」關於典書坊，江錦世、王江的文章已做清晰介紹。鶴禁，指太子所居之處。在直弘文館之後，馮承素到太子府擔任典書坊錄事，這是他的第三個任職，從八品下階。
這里有一個問題：這個太子具體指哪一位太子？
圍繞太子之位，唐太宗與長孫皇後所生的幾個兒子李承乾、李泰、李治等曾經經歷了復雜而殘酷的斗爭。貞觀十七年，斗爭有了結果，原任太子李承乾被廢為庶人，曾經贏得太宗賞識的魏王李泰被貶謫，懦弱無能的晉王李治在鷸蚌相爭中僥幸得利，被立為太子。七年後，李治繼位登基，即唐高宗。馮承素去世於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這時所立的墓誌不可能再指廢太子李承乾。從邏輯上來講，只能是指李治，或者指李治登基後所立的太子。李治登基後於永徽三年（652年）所立的太子李忠四年後即遭貶黜，後又被賜死。顯慶元年（656年），李治更立太子李弘，李忠、李弘兩位太子的廢立均是在馮承素去世前的事件，所以，作為前太子的李忠應被排除。這樣，《墓誌》中所涉及的太子只能在李治與李弘父子中選擇。個人鄙見，以李治的可能性較大。理由是：《墓誌》上說到馮承素在典書坊錄事任上很忙碌也很成功，並且不久就得到了升遷轉任，這很可能是因為李治順利繼位的原因所致。
6、末任中書主書
馮承素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職務，為中書主書，從七品上階。中書省是朝廷中最高的執行機關。唐高宗永徽年間的中書省主要長官是褚遂良、高季輔等。後來，由於高宗、武後二聖並立，武後干政越來越深入，太宗臨終時候指定的顧命大臣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也面臨如履薄冰的境地。此時，許敬宗、李義府等人開始進入權力核心，他們讒事武則天，並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爭斗。最後長孫無忌遇害，褚遂良被貶。斗爭的一方褚遂良是馮承素在門下省、弘文館時期的長官，斗爭的另一方李義府則是馮承素任典書坊錄事時期的上級，現在隨著太子李治登基而進一步榮顯。馮承素身處下曹，一個小小七品的主書，自然是無力介入其中，但是身處權力的漩渦，他或許只能做到小心翼翼地艱難應對。馮承素去世的咸亨三年（672年），李義府已經因為貪贓枉法遭流放而敗亡。關於這一段生活，《墓誌》作者含混地以「在公以慎，奉上以貞，由其益浚，榮途顯，級行昭，寵於當年」草草地概括了一下。
江錦世、王江文章說：「馮承素歷有唐三朝，武德時其尚年幼且不論，其主要活動應在太宗和高宗兩朝。按年齡推算，其受寵主要在太宗一朝。……但到了高宗朝，顯然受到了冷落，因為高宗根本沒有像太宗那樣酷愛書法，連褚遂良都被貶出了京城，一個人輕言微的馮承素就更沒有辦法了。因此，馮承素的仕途也就再無大的發展了。」本文認為，這樣的推論是不恰當的，所以提出兩點不同的看法。第一，馮承素在唐太宗朝只是獲得欣賞並發揮所長，談不上「受寵」，從其獲得的職銜就可以看出唐太宗僅僅是用其所長而已。在唐高宗時期，馮承素的地位略有提升，而不是「受到冷落」。第二，褚遂良被貶出京城乃是因為朝廷政治斗爭尤其是與武則天的矛盾所致，與書法無關，由褚遂良被貶推測馮承素的仕途再無發展乃由於唐高宗不愛書法所致是不妥的。
關於《蘭亭序》「神龍本」的作者問題
今存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蘭亭序》「神龍本」的作者，現在流傳最廣的說法是馮承素。這一結論源起於元代鑒定家郭天賜。郭天賜在給「神龍本」《蘭亭序》做跋語時寫道：「右唐賢摹晉右軍《蘭亭宴集序》，字法秀逸，墨彩艷發，奇麗超絕，動心駭目。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榻書人直弘文館馮承素等奉聖旨於《蘭亭》真跡上雙鉤所摹，與米元章購於蘇才翁家褚河南檢校搨賜本、張氏石刻對之，更無少異。」郭天賜使用的是比較謹慎的「馮承素等」而不是「馮承素」，即是說他仍然不能斷定「神龍本」《蘭亭序》的作者具體為何人，只是大致判斷為唐代弘文館中的拓書人群體。對郭天賜的推斷，現代學界存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唐蘭對「神龍本」《蘭亭序》給予全面否定，認為宋、元間被人視作珍玩的「神龍蘭亭」盡系南宋楊鎮的作偽，今人所見的「神龍蘭亭」則純屬明代的贗鼎；穆棣則從傳本用印、郭天賜等人的學術聲譽、摹搨技藝等幾個方面極力維護郭天賜說。本人認為，唐蘭的論述固然有值得商榷之處，但是穆棣的推論也不夠充分。不管郭天賜是否學力深厚、識斷過人，由於他無法拿出鐵證並且所作論證並不充分，所以，「神龍本」的作者依然是值得討論的懸而未決的問題。
進入明代，大收藏家項元汴在「神龍本」後作跋：「唐中宗朝馮承素奉敕摹晉右軍將軍王羲之蘭亭序禊帖」。項元汴此跋有兩點可議：第一，他將郭天賜所推測的「馮承素等」簡化為「馮承素」，將「神龍本」作者斷定為明確具體的馮承素其人，實屬主觀臆斷，完全沒有出示任何可靠的學術證據，不足採信。第二，他稱馮承素為唐中宗時人。現在由於我們有了《墓誌》，可以肯定他的判斷錯了。唐中宗（656－710年）兩次在位，一次是684年1月—2月，一次是705—710年，馮承素都早已去世。當然，對於此點，我們可以原諒他的失誤，因為他當時並不擁有我們今天所擁有的出土《墓誌》資料之便，無從知曉馮承素的確切生卒時間。
由於《墓誌》的出土，「神龍本」的作者問題就又有了討論的必要。江錦世、王江文章對《馮承素墓誌》的文章內容作出歸納，認為：「唐代大多數墓誌常用很大的篇幅來介紹墓主人的家族淵源，祖、父輩所任官職及墓主人一生的任職情況，最後是贊譽墓主人的銘文。《馮承素墓誌》雖然也沒有脫出這種形式，但比較其它墓誌，還是有很大的不同。閱讀全文會發現一條有關馮承素擅長書法的主線一直貫穿其中。他僅有的幾次官職的升遷也都與擅長書法有很多的關系。」筆者贊成這樣的歸納，在《墓誌》中確實隱然而存一條主線：書法。但是，《墓誌》碑文中雖然提到了馮承素所承擔的書法臨摹、復制、鑒別等工作，關於《蘭亭序》，則隻字未提。可能有的讀者會認為，馮承素承擔的臨摹復制工作量大面廣，《蘭亭序》只是其中之一，無需專門提及。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馮承素去世前，《蘭亭序》已經在唐太宗廣泛搜求的眾多王羲之書法名跡中脫穎而出，成為君臣與朝野矚目的焦點。如果馮承素確實參與過《蘭亭序》的復制，《墓誌》即使不作濃墨重彩地渲染，至少也應該一語道及。而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墓誌》卻完全沒有涉及，這就意味深長了。我們由此推測，馮承素在弘文館期間或許參加過很多書法名作的復制工作，但是在《蘭亭序》的復制工程中，他或許只是一個不太重要的參與者，或許壓根沒有參與。
何延之所作的《蘭亭記》是《蘭亭序》公案中一篇影響巨大的文獻，該文記述唐太宗在獲得《蘭亭序》真跡後「命供奉拓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拓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但是，影響巨大並不等於合理可靠，仍然需要經受學術界的耐心檢核。
圍繞何延之的《蘭亭記》，前人早有質疑，北宋末年的王銍就已經指出其文章細節中的多處荒謬，郭沫若在1965年的蘭亭論辯中大體重申了王銍的意見。針對王銍以及郭沫若的質疑，當代學者也有為何延之辯駁的論述，如王汝濤的《論何延之<蘭亭記>乃是信史——附論<蘭亭>臨摹本的變遷》。從論辯雙方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他們都存在部分合理見解，但又無法徹底駁倒對方。在閱讀與分析既有文獻的基礎上，本文認為，何延之的《蘭亭記》是一篇比較典型的唐代傳奇，它在一定的史實基礎上敷演巧飾，雖大體可信，但細節可疑。唐代傳奇多以史家筆法，傳奇聞異事。唐代傳奇發軔於初唐盛唐，到了中唐時期，傳奇興盛，名作疊現，蔚成大觀，構成文學史的一個重要現象。其中的部分作品就是以現實生活中的某些故實為藍本敷演而成，如被譽為「中唐傳奇的壓卷之作」的蔣防 《霍小玉傳》即是以著名詩人李益為主角而撰成的一篇情愛悲劇傑作。魯迅先生評《霍小玉傳》說：「李肇（《國史補》中）雲：『散騎常侍李益少有疑病』，而傳謂小玉死後，李益乃大猜忌，則或出於附會，以成異聞者也。」正是揭示了傳奇「假實證幻」的構成方式。有時，傳奇甚至以貴為天尊的皇帝為主角，比如在流傳下來的唐代傳奇中，就有《長恨歌傳》、《開元昇平源》、《東城老父傳》等三篇描述唐玄宗其人其事。
何延之的《蘭亭記》之所以被收入張彥遠的《法書要錄》，是因為《法書要錄》在考證汰選方面並沒有一個嚴格的標准，它企圖通過資料的廣泛採集、包羅眾有，以達到「好事者得餘二書，書畫之事畢矣」的效果，因此，它收入《蘭亭記》是順理成章的。後來，《蘭亭記》又被收入宋初編輯的大型小說匯集《太平廣記》，這是得其所宜的。《蘭亭記》在談奇說異中縱橫自如，既情節曲折，又人物生動，且善於渲染氣氛，堪稱唐傳奇中的精品。即使放在今天，它也足以吸引大眾、激發想像，算得上一篇不錯的小說。
傳奇觸發後人的歷史想像，幫助後人勾勒還原歷史情境，但是其中也必然裹挾撰著者的虛構成分。虛構是傳奇刻畫人物、豐富情節必須徵用的藝術手段。藉助於必要的虛構，唐代傳奇達得了誘人的藝術效果，為後來宋元話本和明清演義的寫作積累了經驗並開拓了道路。在古代一般文人的觀念中，文史一體，水乳難分。但在今人的學科意識中，文學與歷史學截然兩途，必須恪守各自的學科規則。虛構屬於文學學科的常規策略，一旦進入歷史學科的領地，虛構立即成為丑聞。所以，在今天的古代書法史研究中，需要慎重對待《蘭亭記》這樣的文獻，努力剔除其中的虛構因素。
後人關於《蘭亭序》的認知多受到《蘭亭記》的左右。包括郭天賜在內的後人，在相當程度上採信了何延之《蘭亭記》的說法，這是導致「神龍本」被輕易發落到馮承素名下的一個重要原因。
唐人的其他記述對何延之《蘭亭記》構成挑戰。褚遂良記：「貞觀十三年四月九日，奉敕內出《樂毅論》，是王右軍真跡，令將仕郎、直弘文館馮承素模寫，賜司空、趙國公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特進、尚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特進、鄭國公魏徵，侍中、護軍、安德郡開國公楊師道等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並筆勢精妙，備盡楷則。」武平一《徐氏法書記》：「太宗於右軍之書，特留睿賞。貞觀初，下詔購求，殆盡遺逸。萬機之暇，備加執玩。《蘭亭》、《樂毅》，尤聞寶重。嘗令拓書人湯普徹等拓《蘭亭》，賜梁公房玄齡已下八人。普徹竊拓以出，故在外傳之。及太宗晏駕，本入玄宮。至高宗，又敕馮承素、諸葛貞拓《樂毅論》及《雜帖》數本，賜長孫無忌等六人，在外方有。」褚遂良是唐太宗、高宗兩朝的重臣，參與了王羲之書跡的整理工作，他的記述應該是比較可靠的。他明確記述了馮承素模寫的是《樂毅論》，並未提及《蘭亭序》。按武平一的記錄，復制工作分為兩個階段；太宗朝，湯普徹等復制了《蘭亭序》；高宗朝，馮承素、諸葛貞拓《樂毅論》及《雜帖》數本。武平一能夠出入宮禁，對宮廷法書的收藏、傳播等情況均比較了解，其所述可信度也比較高。可以看出，褚遂良、武平一的記錄均不構成對何延之《蘭亭記》中關於馮承素與《蘭亭序》的記述的支持。較早涉及《蘭亭序》的資料還有唐玄宗時劉餗的《隋唐嘉話》，但該書的記述並未提及《蘭亭序》復制人員的情況。
鑒於以上論述，本文認為：在沒有其他更新穎、更可靠的資料出現的情況下，對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那件傑出的《蘭亭序》復製品，合適的名稱就是《蘭亭序》「神龍本」，而不宜再繼續稱之為「馮承素摹本」。
【注釋】
江錦世、王江：《新出土唐<馮承素墓誌>考釋》，北京：《中國書法》月刊，2010年第九期，第131—135頁。本文引用文字除註明者外，均見該文。
張國剛：《唐代官制》，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139頁。
貞觀元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致治之本，惟在於審。量才授職，務省官員。故《書》稱：『任官惟賢才。』又雲：『官不必備，惟其人。』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攝，焉得儉？』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載在經典，不能具道。當須更並省官員，使得各當所任，則無為而治矣。卿宜詳思此理，量定庶官員位。」玄齡等由是所置文武總六百四十員。太宗從之，因謂玄齡曰：「自此倘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諸衣冠以為恥累。」具載（唐）吳兢：《貞觀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7頁。
《唐褚河南搨本樂毅論記》，見（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年，第131頁。
唐蘭：《「神龍蘭亭」辯偽》，上海：《書法》雜志，1983年第1、2、3期連載。該文後又收入華人德、白謙慎主編：《蘭亭論集》，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76—106頁。
穆棣：《八柱本<神龍蘭亭>墨跡考辯》，華人德、白謙慎主編：《蘭亭論集》，第345—375頁。
同5。
王銍的質疑載於南宋桑世昌的《蘭亭考》，亦看參看水賚佑：《宋代<蘭亭序>之研究》，載華人德、白謙慎主編：《蘭亭論集》，第175—184頁。
郭沫若：《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的真偽》，北京：《文物》雜志，1965年第六期。該文後又收入《蘭亭論辯》，北京：文物出版社，1972年。
王汝濤：《論何延之<蘭亭記>乃是信史——附論<蘭亭>臨摹本的變遷》，山東：《臨沂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24頁。
魯迅：《<唐宋傳奇集>稗邊小綴》，《魯迅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103頁。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九卷，第87頁。
（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序》，《法書要錄》，第131頁。
同4。
（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法書要錄》，第114—115頁。

3. 白居易的《長恨歌》中的「恨」你如何理解

恨就是遺憾、遺恨。作者描寫李、楊愛情，竟在諷刺當時和以後的統治者應以唐玄宗為戒，不要因「垂色」而荒淫誤國，給自己造成「長恨」。

這首詩就是通過唐玄宗因貪色而寵幸楊貴妃，從而使國家招致禍亂，也使自己陷於凄涼境地的故事敘寫，說明貪色誤國誤身，要統治者引為鑒戒。

創作背景：

唐憲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任盩厔（今西安市周至縣）縣尉。一日，與友人陳鴻、王質夫到馬嵬驛附近的仙游寺游覽，談及李隆基與楊貴妃事。王質夫認為，像這樣突出的事情，如無大手筆加工潤色，就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沒。

他鼓勵白居易：「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為歌之，何如？」於是，白居易寫下了這首長詩。因為長詩的最後兩句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所以他們就稱這首詩叫《長恨歌》。陳鴻同時寫了一篇傳奇小說《長恨歌傳》。

4. 高考議論文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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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國詩歌的「意境說」

意境是中國古典美學的重要范疇。在西方文論里恐怕還難以找到一個與它相當的概念和術語。人或以為「意境」一詞創自王國維，其實不然。早在王國維提倡意境說之前，已經有人使用意境一詞，並對詩歌的意境作過論述。研究意境固然不能拋開三國維的意境說，但也不可為它所困。從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實踐出發，聯系古代文藝理論，我們可以在廣闊的范圍內總結古代詩人創造意境的藝術經驗，探索古典詩歌表現意境的藝術規律，為今天的詩歌創作和詩歌評論提供有益的借鑒。
一 意與境的交融
在中國古代傳統的文藝理論中，意境是指作者的主觀情意與客觀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藝術境界。這個美學范疇的形成，是總結了長期創作實踐經驗的積極成果。
較早的詩論還沒有注意到創作中主客觀兩方面的關系。《尚書•虞書•舜典》說：「詩言志。」《荀子•儒效篇》說：「詩言是其志也。」都僅僅把詩看作主觀情志的表現。《禮記•樂記》在講到音樂時說：「凡音之起，由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雖然涉及客觀物境，但也只講到感物動心為止，至於人心與物境相互交融的關系也未曾加以論述。魏晉以後，隨著詩歌的繁榮，在總結創作經驗的基礎上，對於文學創作中主客觀的關系才有了較深入的認識。劉勰《文心雕龍•神思篇》說：故思理為妙，神與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
他指出構思規律的奧妙在「神與物游」，也就是作家的主觀精神與客觀物境的契合交融。唐代著名詩人王昌齡說，作詩要「處心於境，視境於心」，要求心與物相「感會」，景與意「相兼」、「相愜」，更強調了主客觀交融的關系。他又說：
詩思有三：搜求於象，心入於境，神會於物，因心而得，日取思。大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日生思。尋味前言，吟諷古制，感而生思，日感恩。
這里講了詩思產生的三種過程。取思是以主觀精神積極搜求客觀物象，以達到心入干境；生思是並不積極搜求，不期然而然地達到心與境的照會。感思是受前人作品的啟發而產生的詩思。其中，取思與生思，都是心與境的融合。《文鏡秘府論•論文意》按自傳為王昌齡的《詩格》，其中也多次講到思與境的關系。如：
夫置意作詩，即須凝心；目擊其物，便以心擊之，深穿其境。
唐末司空圖在《與王駕評詩書。中講「思與境措」；宋代蘇城在。東坡題跋》卷二中評陶詩說：「境與意會」；明代何景明在《與李空同論詩書》中講「意象應」；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中講「神與境合」；
至於意境這個詞，在《詩格》中也已經出現了。《詩格》以意境與物境、情境並舉，稱三境：
詩有三境：一日物境。欲為山水詩，則張泉石雲峰之境極麗艷秀者，神之於心，處身於境，視境手心，營然掌中，然後用思，瞭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日情境。娛樂愁怨皆張於意而處於身，然後馳思，深得其情。三日意境。亦張之於意而思之於心，則得其真矣。
後來，明朱承爵《存余堂詩話》說：
作詩之妙，全在意境融徹，出音聲之外，乃得真味。
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說：
「一年好處，是霜輕塵斂，山川如洗。」較「桔綠橙黃」句有意境。
不過，大力標舉意境，並且深入探討了意境涵義的，卻是王國維。「意境」這個詞也是經他提倡才流行起來的。意境，他有時稱境界。《人間詞話》說：
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抽出境界二字為探其本也。言氣質，言神韻，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氣質、神韻，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隨之矣。
這話似乎有自詡之嫌，但並不是毫無道理。中國古代詩論中影響較大的幾家，如嚴羽的興趣說，王士模的神韻說，袁枚的性靈說，雖然各有其獨到之處，但都只強調了詩人主觀情意的一面。所謂興趣，指詩人的創作沖動，興致勃發時那種欣喜激動的感覺。所謂神韻，指詩人寄諾言外的風神氣度。所謂性靈，指詩人進行創作時那一片真情、一點靈犀。而這些都是屬於詩人主觀精神方面的東西。王國維高出他們的地方，就在於他不僅注意到詩人主觀情意的一面，同時又注意到客觀物境的一面；必須二者交融才能產生意境。他在《人間同乙稿序》中說：
文學之事，其內足以攜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與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與境渾，其次或以意勝，或以境勝。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學。
在《人間詞話》里他又說：能寫真景物、真感惰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
境界乃是由美景物與真感情兩者合成。理想中有現實，現實中有理想，造境和寫境都是主客觀交融的結果。王國維在前人的基礎上，多方面探討了意境的涵義，深入揭示了詩歌創作的契機，建立了一個新的評論詩歌的標准，從而豐富了中國的待歌理論。他的貢獻是應當充分肯定的。
在中國古典詩歌里，意與境的交融有三種不同的方式。
一是情隨境生。詩人先並沒有自覺的情思意念，生活中遇到某種物境，忽有所悟，思緒滿懷，於是借著對物境的描寫把自己的情意表達出來，達到意與境的交融。《文心雕龍•物色篇》說：「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講的就是這由境及意的過程。在古典詩歌中這類例子很多，如王昌齡的《閨怨》：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攀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失婿覓封侯。
那閨中的少婦原來無憂無慮，高高興興地打扮了一番，登上翠樓去觀賞春景。街頭楊柳的新綠忽然使她聯想到自己和夫婚的離別，這孤單的生活辜負了大好春光，也辜負了自己的韶華，她後悔真不該讓夫婿遠去了。這少好的愁是由陌頭柳色觸發的，又是與陌頭柳色交織在一起的。這是詩中人物的隨境生情。詩人自己隨境生情，達到意境渾融的例子，如孟浩然《秋登萬山寄張五》：「相望始登高，心隨雁飛滅。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宿桐廬江寄廣陵舊游》；「山瞑聽猿愁，滄江急夜流。鳳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
情隨境生，這情固然是隨境而生，但往往是原先就已有了，不過隱蔽著不很自覺而已。耳目一旦觸及外境，遂如吹皺的一池春水，喚醒了心中的意緒。關於這個過程，李蟄描述得很細致：
且天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前意平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任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及時時有許多歌謠而莫可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燒自己之壘塊Z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
若沒有觸景之前感情的蓄積，就不會有觸景之後感情的迸發。所謂惰隨境生也還是離不開日常的生活體驗民意與境交融的第二種方式是移情入境。詩人帶著強烈的主觀感情接觸外界的物境，把自己的感情注入其中，又借著對物境的描寫將它抒發出來，客觀物境逐亦帶上了詩人主觀的情意。葛立方《韻語陽秋》說：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雲：「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香。」雪未嘗香也，而李太白詩雲：「瑤台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
李杜詩中的香竹、香雪，顯然已不是純客觀的存在，詩人把自己的感情移往其中，使它帶上強烈的主觀色彩，具有濃郁的詩意。
詩里移情入境的例子很多，如李白：「山花向我笑，正好銜杯時。」（《待酒不至》）杜甫：「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春望》）白居易：「休水流，泅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長相思》其一）這些詩句所寫的物境都帶有詩人的主觀色彩，是以主觀感染了客觀，統一了客觀，達到意與境的交融。《論語•先進篇》載，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詩坐，孔子讓他們各言其志。其它幾個人都是直截了當地述說，只有曾皙的回答與眾不同：「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導，詠而歸。」他借著對物境的描述來表達自己的情志，移情入境，意與境融，他的話雖不是詩，但已帶有濃郁的詩意。
移情入境，這境不過是達情的媒介。謝傣《四溟詩話》論情景關系說：
景乃詩之娛，情乃詩之胚，合而為詩。
情僅僅是詩的胚胎，要將它培育成詩，必須找到適合於它的媒介物，這就是景。詩由情胚而孕育，借景媒以表現，情胚與景媒交融契合才產生詩的意境。至於哪一類情胚借哪一類景媒表現，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傳統。中國詩歌常借蘭以示高潔，借柳以示惜別，外國就不一定如此。同一民族在不同時代也有不同的習慣。《詩經。里用石表示動搖：「我心匪石，不可轉也。」（《邶風•柏舟》）今天則用石表示堅定，發生了變化。
意與境交融的第三種方式是體貼物情，物我情融。上面所說的情隨境生和移情入境，那情都是詩人之情。物有沒有情呢？應當說也是有的。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它們在形態色調上的差異，使人產生某種共同的印象，彷彿它們本身便具有性格和感情一樣。這固然出自人的想像，但又是長期以來公認的，帶有一定的客觀性，與詩人！臨時注入的感情不同。我們不妨把它們當成物境本身固有的性格和感情來看待。正如宋郭熙《林泉高致》所說：
身即山水而取之，則山水之意度見吳。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凈而如妝，冬山慘清而如題。
明沈穎《畫函》也說：
山於春加慶，於夏如競，千秋如病，於冬加定。
他們指出四時之山各自不同的性情，要求作畫時既畫出它們不同的形態，又畫出它們不同神情，以達到形神兼備。作詩又何嘗不是同樣的道理呢？
有的詩人長於體貼物情，將物情與我情融合起來，構成詩的意境。陶淵明和杜甫在這方面尤其突出。陶淵明的「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讀山海經》）「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杜甫偽「岸花飛送客，符燕請留人。」（《發潭州)都達到了物我情融的地步。陶淵明《飲酒》其八：
青松在東園，眾草投其姿。凝霜珍異類，卓然見高校。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提壺撫寒柯，遠望時復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
青松即淵明，淵明即青松，「語語自負，語語自憐」（溫汝能：《陶詩匯評》），詩人和青松融而為一了。又如杜甫的《三絕句》之二：
門外鴿鵝去不來，鍾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回。
詩人體貼鸕鶿那種欲近人又畏人的心情，向它表示親近，歡迎它常來作客。詩人和鸕鶿達成了諒解，建立了友誼，他們的感情交融在一起。
二 意境的深化與開拓
意境的深化與開拓，是詩歌構思過程中重要的步驟。《文賦》曾把構思分成兩個階段：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既思旁訊，精騖八極，心游萬切。其效也，情瞳眈而彌鮮，物陽晰而互進，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灌下泉而潛浸。
構思的第一階段，精騖心游，追求意與境的交融。第二階段，意境逐漸鮮明清晰，進而尋找適當的語言加以表現。陸機在這里所講的是一般的構思過程，在詩歌創作中，意境的形成並不這樣簡單。詩人的寫作有時十分迅捷，信手拈來即成妙趣，意境一下子就達到鮮明清晰的地步。這種意境天真自然，是藝術中的神品。神來之筆看似容易，其實不然，沒有長期的生活積累和高度的藝術修養是達不到的。但意境的初始階段多半不夠鮮明清晰，需要再加提爆或雖鮮明清晰而失之於淺，失之於狹，需要繼續深化與開拓，以求在始境的基礎上另闢新境。《人間詞話》說：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眾里尋他千網路，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王國維所說成大事業大學問的三種境界，正可藉以說明詩歌構思的過程。構思的初始階段，詩人運用藝術的聯想與想像，上下求索，追求意與境的交融，好比是「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當意境初步形成立後，繼續挖掘開辟，熔鑄鍛煉，這是構思過程中最艱苦的一步。「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恰好形容此中的苦況。當意境的深化與開拓達到一定程度，眼前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嚴然」，進入一個新的境界。此所謂「眾里尋他千網路，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驀然」二字恰切地說明，意境的完成是不期然而然的一次飛躍。
古人有煉字、煉句、煉意之說。所謂煉意，就是意境的深化與開拓。而煉字，煉句又何嘗不是在煉意，前人有「煉字不如煉意」的話，其實，哪有離開煉意單獨煉字的呢，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新詩改罷自長吟」（《解悶》）；韋庄「卧著南山改舊詩」（《宴起》）。他們在錘煉字句的過程中，不是同時也在改變構思、另闢新境嗎？《漫叟詩話》說：
「桃花細逐楊花落，黃島時兼白馬飛。」李商老天：「償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跡，其初雲：『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字不厭改也。不然，何以有日鍛月煉之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八）
這兩句詩見於《曲江對酒》，是杜甫乾元元年在長安任拾遺時所作。「中興」以後，杜甫對肅宗滿懷希望，但仍不能有所作為。他既不屑於從俗，又不甘於出世，心情十分矛盾。他久坐江頭，細觀花落鳥飛，感到難堪的寂寞與無聊。這首詩就是在這種心情中寫的。原先的「桃花欲共楊花語」，偏於想像，意境活潑，與詩人此時此地的心情不合。改為「桃花細逐楊花落」，偏干寫實，意境清寂，正好表現久坐無聊的心情。雖然只改了三個字，意境卻大不相同了。又如來陳世崇《隨隱漫錄》卷四載：
「白玉堂中曾草詔，水晶宮里近題詩」，韓子蒼易為「堂深」、「宮冷」。……古詞雲：「春歸也，只消戴一朵茶蘑。」字文元質易「戴」為「更」，皆一字師也。
「堂中」、「宮里」，意淺境近；改為「堂深」、「宮冷」，意境深遠。「『戴一朵茶費力，意境也嫌淺露，「更一朵茶蘑」，從戴花的更替中體現了時序的變遷，意境就深入多了。清顧嗣立《寒廳詩話」：
張橘軒詩：「半篙流水夜來雨，一樹平梅何處春？」元遺山日：「佳則佳矣，而有未安。既日『一樹』，烏得為『何處』，不如改『一樹』為『幾點』，便覺飛動。」
「一樹早梅」固定指一處，顯得呆板；「幾點早梅」，著眼於廣闊的空間，而且未限定數量，所以意境飛動。
意境的深化與開拓必須適度，加工不足失之淺露，加工太過失之雕琢，過猶不及都是毛病。最高的境界是雖經深化開拓而不露痕跡，深入淺出，返樸歸真、譬如李白的《子夜吳歌》：
長安一片月，萬戶搗大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這首詩的語言是再淺顯真率不過了，意境卻極其深沉闊大。開頭兩句境界就不凡，在一片月色的背景上，長安城宏家戶戶傳出搗衣之聲，那急促而凄涼的聲音散布出多麼濃郁的秋意啊何況這寒衣是預備送給戍守邊關的親人的，聲聲寒站都傳遞著對於邊關的思念。「秋風」二句，通過秋風將長安、玉關兩地遙遙聯接在一起，意境更加開闊。北朝溫子升有一首《搗農》詩，構思與此詩相似：「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搗流黃。香作紋砧知近遠，傳聲送響何凄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擺略塞達逢候雁，鴛鴦樓上望天狼。」這首詩的意境也經過深化與開拓，但用力太過，雕琢太甚，結麗而不動人。不象李白那首之自然純朴，能夠一下子打入讀者心坎。
意境的深化與開拓，也就是意境典型化的過程。初始之境可能是印象最強烈的，但不一定是最本質的。初始之意可能是最有興味的，但不一定是最深刻的。在意境的深化與開拓過程中，略去那些偶然的、表面的東西，強調本質的、深刻的東西，最後才能熔鑄成為具有典型性的意境。典型化的程度，即決定著意境的深淺與高下。清許印芳在。與李生論詩書跋。中論王孟韋柳四家詩說：「人但見其澄澹精緻，而不知其凡經陶洗而後得澄澹，幾經熔煉而後得精緻。」「平者易之以拗峭，板者易之以靈活，繁者易之以簡約，啞者易之以鎂鋁，露者易之以渾融，此熔煉之功也。」可見意境的深化與開拓，須付出艱辛的勞動，不是輕易可以成功的。
三 意境的個性化
因為意境中有詩人主觀的成分，所以好詩的意境總是個性化的。詩人獨特的觀察事物的角度，獨特的情趣和性格，構成意境的個性。陶淵明筆下的菊，簡直就是詩人自己的化身，以致一提起陶就想起菊，一提起菊就想起陶，陶和菊已融為一體。李白筆下的月，陸游筆下的梅，也莫不如此。李白說：「山街好月來」（《與夏十二登岳陽樓》），「舉杯邀明月」（《月下獨酌》），「且就洞庭賒月色氣《陪族叔游洞庭》其二），他和月的關系多麼密切！那一輪皎潔的明月不就是詩人的自我形象嗎？陸游一生寫了許多詠梅詩，「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是他自身的寫照。《梅花絕句》：「聞道梅花拆曉風，雪堆通滿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億，一樹海花一放翁。」這雪白的梅花也體現了陸游自己的高傲與純潔。又如辛棄疾的《菩薩蠻•金陵賞心事為葉丞相賦》：「青山欲共高人語」；秦少游的《鵲橋仙》：「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龔自珍的《已亥雜詩》：「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這些意境都是多麼富有個性；正象中國古代繪畫注重寫意傳神一樣，中國古代詩歌也不追求對客觀物境作逼真的模仿，而是力求創造和表現具有個性特點的意境，這是中國古典詩歌的一條重要的藝術規律。
在這里有一個問題不能不略加辨析，就是王國維所說的「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他說：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有我之境也。「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浩浩起，白馬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放物我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
這個說法很精巧，但違反了創作與欣賞的一般經驗。朱光潛先生認為他所用的名詞似待商酌，「王氏所謂『有我之境』其實是『無我之境』（即忘我之境）。他的『無我之境』的實例……實是『有我之境』。與其說『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似不如說『超物之境』和『同物之境』，因為嚴格地說，詩在任何境界中都必須有我，都必須為自我性格情趣和經驗的返照。」（《詩論》）名詞問題姑且不論，朱先生指出任何境界中都必須有我，這是很精闢的。其實，在真正的藝術品里，「無我之境」並不存在。「有我之境一固然寓有詩人的個性；「無我之境一也並非沒有詩人主觀的情趣在內，不過詩人已融入物境之中，成為物境的一部分，暫時忘卻了自我而已。關於這種境界，借用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遊記》里說的一句話，叫作「心凝神釋，與萬化冥合」。羅大經《鶴林玉露》所載普雲巢論畫的一段話，也恰好可以說明這種境界的形成：
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為草蟲耶，草蟲之為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可有傳之法哉！
《詞筌》曰：
稗史稱緯干畫馬，人入其齋，見於身作馬形。凝思之極，理或然也。作詩文亦必如此給工。如史邦卿詠燕，見於形神俱似完．
可見真正的藝術家是在物我交融的陶醉中進行創造的，這樣創造的意境怎麼可能無我呢，王國維所舉的「無我之境」的例子，一見於陶淵明的《飲酒》詩：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田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詩人當採菊之始心情原是很平靜的，偶一舉首，望見南山的日夕氣象，悟出其中的真意。此時，南山歸烏彷彿就是陶淵明，陶淵明彷彿也進入了南山，和南山融成一片了。你說這是無我嗎？其實是有我，只是我已與物融成一體了。王國維所舉的另一個無我的例子，見於元好問的。敘事留別》：「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懷歸人自急，物志本閑暇。」詩人以寒波白鳥的悠閑反襯人事之倉卒。「寒波二句寄託了詩人的嚮往之情，他希望自己也化作寒波、白馬，融入那畫面中去。這意境中也有詩人自我的個性。
意境既然是個性化的，那麼它必然同風格有密切的關系。古人評論詩的風格，大都著眼於意境。唐皎然《詩式》說：
失詩之思初發，取境偏高，則一首舉體便高；取境偏逸，則舉體便逸。
他所謂體是指風格而言，高、逸是他所列十九體中最推崇的兩體。他認為體的不同，是由於詩思初發所取之境不同，也就是意境的不同造成的。這是很有見地的。《文心雕龍•體性》將各種風格總括為八作：
一日典雅，二日遠奧，三日精約，四日顯附，五日繁終，六日壯麗，七日新奇，八日輕廊。
其中精約、顯附、繁縟三種偏重於語言的運用方面。其它五種都是結合文思講的，既是五種不同的風格，也可視為五種不同的境界。司空圖《詩品》列雄渾、沖淡等二十四品，從他本人的解釋看來，這二十四品既是風格的差異，也是意境的不同。
意境中既包涵著詩人主觀的思想、感情和個性，而這些又都是社會存在的反映，那麼意境就必然曲折地反映一定的社會內容。王國維論意境，看不到它的社會內容，所以對意境的高下不能加以正確的評罵。他認為詩人越脫離社會，越能保持赤子之心，就越能寫出好詩來。他說：
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
其實，不論「客觀」或「主觀」之詩人，沒有豐富的生活閱歷，都不可能寫出優秀的作品。文學創作當然要出自真情，但這性情是在社會實踐中培育的，並不是天生就有的。至於性情的真偽則取決於詩人的寫作態度，詩人忠實於生活、忠實於藝術、忠實於讀者，就有真性情的表現。王國維又說：
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
李後主如果沒有長期宮廷生活的經驗，固然寫不出反映宮廷生活的作品；但正因為他只有宮廷生活的經驗，而與廣闊的社會生活很隔膜，所以他的詞題材境界都較狹窄。這怎麼能說是詞人之長處呢，
四 意境的創新
社會不斷發展，人的思想感情也不斷變化，所以詩的意境永遠不會被前人寫盡。然而詩人往往圍於舊的傳統，蹈襲前人的老路，不敢從變化了的現實生活出發，大膽創造新的意境。而詩歌沒有新意境，便失去了生命，好比一截枯木，不能引起人的興趣了。詩歌史上的擬古派之所以失敗，症結即在於此。明代李夢陽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成為前後七子擬古主義的綱領。這個口號雖有反對台閣體的積極意義，但象李夢陽那樣「刻意古范，鑄形宿鎮（模），而獨守尺寸」，亦步亦趨地摹仿古人，卻是從另一個方面毀壞了藝術。袁枚《答沈大宗伯論詩書》批評擬古主義說：
嘗謂詩有工拙，而無個古。……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至於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襲之，畏古人而拘之也。
寫詩要從各自的性情遭遇出發，從自我的真實感受出發，生動活潑地創造自己的意境，而不要讓古人束縛了自己。關於這一點，他在《與洪稚存論詩書》中說得更加痛快：
昔人笑王朝好學華子魚，惟其即立過近，是以離之愈遠。董文敏跋張即之帖，稱其佳處不在能與古人會，而在能與古人離。詩文之道，何獨不然，足下前年學杜，今年又復學韓。鄙意以洪子之心思學力，何不為洪子之詩，而必為韓子、杜子之詩哉，無論儀神襲貌，終嫌似是而非，就令是韓是杜矣，恐千百世後人，仍讀韓、杜之詩，必不讀類韓類杜之詩。使韓、杜生於今日，亦必別有一番境界，而斷不肯為從前韓、社之詩。
時代變了，環境變了，詩的意境也應變文創新。杜甫就是一位創新的能手，他處於安史之亂前後動盪變亂的環境之中，以真情與至城創造出他自己特有的新意境。他最善於描繪大江，渲染秋色，在其中傾注憂國憂民的深意。象《秋興》八首那種沉鬱蒼涼的意境，的確是他的獨創。杜甫既是一位勇於創新的詩人，學杜首先就要學他的創新，而不是摹擬他的意境。杜甫倘生於後世，也一定會另闢新境，而不肯重彈往日的老調了。
創造新意境，需要藝術的勇氣。謝榛《四僅詩話。說：「賦詩要有英雄氣象：人不改道，我則道之；人不肯為，我則為之。厲鬼不能奪其正，利劍不能折其剛。」葉燮花《原詩•內篇》中針對擬古主義，提倡詩膽，最能振聾發聵：
昔人有言：「不很我不見古人，很古人不見我。」又雲：「不假臣無二王法，但恨二三無巨法。」斯言特論書法耳。而其人自命如此。等而上之，可以推矣。……昔賢有言：成事在膽。文章千古事，苟無膽，何以能千古乎，故吾曰：無臉則筆墨畏縮。膽既詘矣，才何由而得伸乎，
這段話今天讀來仍有鼓動人心的力量。新時代需要新意境，也能產生新意境。今天同舊社會相比，社會制度、生活方式、風俗習慣都發生了巨變，大自然也得到改造。可惜我們的詩歌還沒有創造更多的足以和新時代相媲美的、令人難以忘懷的新意境。葉黨論詩講才、膽、識、力四字。我們的詩人生於科學昌明的今日，論識，遠出於古人千百倍之上之論才、論力，也未必遜於古人。所缺的恐怕就是一個膽字。惟有擺脫羈絆，大膽探索，大膽前進，才能創造出新的意境，出現新時代的屈原、李白和杜甫，使我們這古老的詩國的詩壇重放異彩！

6. 長安大學公路學院有哪些研究生導師

長安大抄學碩士研究生導師襲介紹：張崗、王曉峰、尤占平、張莎莎、邵海鵬、李岩、王龍飛、白樺、姜華、王曉明、孫昊、趙國、薛曉鋒、武雋、劉玉、沈照慶、游慶龍、蔣瑋、紀小平、王永崗。
李宇、羅彥斌、高小育、宋飛、翁效林、張崗、馬超群、楊雅勛、武芳文、鄧亞娟、來弘鵬、任偉、韓萬水、雷達、梅葵花、杜秦文、賴金星、周志軍、李哲、晏長根、葉飛、楊曉華、王亞瓊、王永東、李又雲、陳建勛、張宏光、梁燕、趙偉封、馮忠居、綠康成。

7. 婉約派的所有代表人物及資料

代表人物
綜述
婉約派四大旗幟之一，四旗中號「閨語」：李清照 婉約派四大旗幟之一，四旗中號「別恨」：晏殊 婉約派四大旗幟之一，四旗中號「情長」：柳永 婉約派四大旗幟之一，四旗中號「愁宗」：李煜
溫庭筠
（約812年—866年） 中國晚唐詞人。原名岐，字飛卿，並州祁（今山西祁縣）人，唐代溫彥博之裔孫，中國古代著名詞人，兩《唐書》有傳。溫庭筠雖為並州人，但他同白居易、柳宗元等名詩人一樣，一生絕大部分時間是在外地度過的。據考，溫庭筠幼時已隨家客游江淮，後定居於雩縣（今陝西戶縣）郊野，靠近杜陵，所以他嘗自稱為杜陵遊客。 關於溫庭筠的生年，史籍無載。溫集舊注斷為穆宗長慶四年（824年），夏承燾《溫飛卿系年》以為生於元和七年（812年）。近年陳尚君《溫庭筠早年事跡考辨》雲生於德宗貞元十七年（8O1年）。梁超然《唐才子傳校箋》同意陳尚君所考。以溫庭筠生干貞元十七年算，卒於咸通七年（866年），則他享年66歲。 溫庭筠少敏悟，同其他有成就的詩人一樣，自幼好學，苦心硯席，除了善鼓琴吹笛外，尤長於詩詞。《舊唐書》本傳中說他「能逐弦吹之音，為側艷之詞」。在當時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北夢瑣言》說溫庭筠「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所以時人稱為「溫八叉」。在中國古代，文思敏捷者，有數步成詩之說，而象溫庭筠這樣八叉手而成八韻者，再無第二人。 這樣有才華的人，卻數舉進士不中第。今可考見者，開成四年（839年），溫庭筠年將40時開始應舉，未中，只在京兆府試以榜副得貢，連省試也未能參加。究其原因，大約是受宮中政治斗爭之害。因為楊賢妃的讒害，庄恪太子左右數十人或被殺，或被逐，沙汰殆盡，隨後庄恪太子不明不白地突然死去。溫庭筠被卷進這起政治斗爭中，沒被禍已算不錯了，哪還指望中進士。在他步入科場前，便註定了不能及第的命運。開成四年應舉不第後，溫庭筠在雩郊住了兩年，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二年抱疾，不赴鄉薦試有司」。當時是真病，還是畏禍呆在家裡，不得而知。溫庭筠41歲時，到淮南與李紳相見。早在溫庭筠8歲時，便與李紳相識，可謂自幼為友。到55歲那年，溫庭筠又去應試。在這之前曾幾次應試，每次都名落孫山。這次應試，是大中九年（855年），沈詢主春闈，溫庭筠攪擾場屋，弄得滿城風雨。攪擾場屋的原因，是溫庭筠有「救數人」的綽號，即在考場幫助左右的考生，因此這次沈詢將溫庭筠特別對待，特召溫庭筠於簾前試之。溫庭筠因此大鬧起來，攪擾場屋。據說這次雖有沈詢嚴防，但溫庭筠還是暗中幫了八個人的忙。當然，這次考試又沒能中。從此之後，也就是說從56歲起，溫庭筠便絕了這門心事，不再涉足名場。 考場救人，雖屬不該，但從這里可看出溫庭筠的才能。同考場救人一樣，溫庭筠還幫過相國令狐陶的忙。溫庭筠出入令狐館中，待遇甚厚。當時唐宣宗喜歡歌《菩薩蠻》，令狐暗自請溫庭筠代己新填《菩薩蠻》詞以進，囑咐溫庭筠千萬不要泄漏出去，而溫庭筠卻將此事傳了開來，令狐陶大為不滿。溫庭筠看不起令狐陶的才學。宣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讓未第進士對之，溫庭筠「玉條脫」對立，宣宗很高興，予以賞賜。令狐陶不知玉條脫之說，問溫庭筠。溫庭筠告他出自《南華經》，並且說，《南華經》並非僻書，相國公務之暇，也應看點書，言外之意說令狐陶不讀書，又嘗對人說「中書省內坐將軍」，譏諷令狐陶無學。令狐陶因此更加恨他，奏他有才無行，不宜與第。由此可知溫庭筠一直未中第，非其才學不高，皆因當權者所嫉也。不僅才高不第，反倒落下了品行不好的壞名聲。又相傳溫庭筠在傳舍遇到微行至此的宣宗，因不識為皇帝，曾傲語詰之。 溫庭筠攪擾場屋後，貶隨州隨縣尉，當了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後徐商鎮襄陽，辟為巡官，此時溫庭筠已56歲。在襄陽，溫庭筠與皮成式、周繇等交遊酬唱。在襄陽呆了幾年時間，徐商詔征赴闕，溫庭筠隨後也離開襄陽，去了江東，此時已經61歲了，62歲那年冬回又到了淮南。此時的溫庭筠，雖詩名頗著，但已自潦倒，不檢行跡，與貴胄裴減、令狐高等蒲飲狎昵。當時令狐陶出鎮淮南，溫庭筠因其在位時曾壓制過自己，雖是老相識，也不去看他。後來，溫庭筠因窮迫乞於揚子院，醉而犯夜，竟被巡邏的兵丁打耳光，連牙齒也打折了。他將此訴於令狐陶，令狐陶並未處置無禮之兵丁。兵丁極言溫庭筠狹邪丑跡，說他品行怎麼壞。因此有關溫庭筠品行極壞的話傳了到京師。63歲老翁，被打折了牙齒，並且落了更壞的名聲，溫庭筠只好親自到長安，致書公卿間，申說原委，為己雪冤，隨後即居於京師。 咸通六年（865 年），溫庭筠出任國子助教，次年，以國子助教主國子監試。曾在科場屢遭壓制的溫庭筠，主試與眾不同，嚴格以文判等後，「乃榜三十篇以振公道」，並書榜文曰：「右，前件進士所納詩篇等，識略精進，堪神教化，聲調激切，曲備風謠，標題命篇，時所難著，燈燭之下，雄詞卓然。誠宜榜示眾人，不敢獨斷華藻。並仰榜出，以明無私。」將所試詩文公布於眾，大有請群眾監督的意思，杜絕了因人取士的不正之風，在當時傳為美談。而此舉又給溫庭筠帶來了不幸。他完全以文判等，且榜之於眾，已遭權貴不滿，又所榜詩文中有指斥時政，揭露腐敗者，溫庭筠稱贊「聲調激切，曲備風謠」，更為權貴所忌很。所以，宰相楊收非常惱怒，將溫庭筠貶為方城尉。因主持公道而招忌被貶，所以紀唐夫送其赴方城時，詩雲：「且飲綠（酉錄）銷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遭受此次打擊，再次被貶，年事已高的溫庭筠在這年冬抑鬱而死。《唐才子傳》雲「竟流落而死」。未知到方城後不久而死，還是未到方城便死了。一代才子，困頓失意而死，千載而下，人共憾之。他恃才傲物，蔑視權貴。所以紀唐夫送他赴方城詩又雲：「鳳凰詔下雖沾命，鸚鵡才高卻累身。」 當時權貴，可以排擠、壓制溫庭筠，使他仕途多舛，生活坎坷，卻壓制不了溫庭筠的才華四溢。溫庭筠終於成為文學史上千古不朽的詩人。 作為晚唐著名詩人，溫庭筠詩詞俱佳，以詞著稱。溫庭筠詩詞，在思想意義上雖大多無較高的價值，但在藝術上卻有獨到之處，歷代詩論家對溫庭筠詩詞評價甚高，被譽為花間派鼻祖。王拯《龍壁山房文集懺庵詞序》雲，詞體乃李白、王建、溫庭筠所創，「其文窈深幽約，善達賢人君子愷惻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論者以庭筠為獨至。」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雲：「詞有高下之別，有輕重之別。飛卿下語鎮紙，端已揭響入雲，可謂極兩者之能事。」又載張惠言語雲：「飛卿之詞，深美閎約，信然。飛卿蘊釀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懾，備剛柔之氣。」「針縷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跡，花間極有渾厚氣象。如飛卿則神理超越，不復可以跡象求矣。然細繹之，正字字有脈絡。」劉熙載《藝概》更雲：「溫飛卿詞，精妙絕人。」溫庭筠在詞史上的地位，確是非常重要的。 《花間集》收溫詞最多達66首，可以說溫庭筠是第一位專力填詞的詩人。詞這種文學形式，到了溫庭筠手裡才真正被人們重視起來，隨後五代與宋代的詞人競相為之，終於使詞在中國古代文壇上成蔚為大觀，至現在仍然有著極廣泛的影響。溫庭筠對詞的貢獻，永遠受到後人的尊敬。 溫庭筠的詩，寫得清婉精麗，備受時人推崇，《商山早行》詩之「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更是不朽名句，千古流傳。相傳宋代名詩人歐陽修非常贊賞這一聯，曾自作「鳥聲茅店雨，野色板橋春」，但終未能超出溫詩原意。 溫庭筠詩詞集，據《新唐書·藝文志》，當時曾有《握蘭集》三卷，《金荃集》10卷，《詩集》5 卷，《漢南真稿》10卷，又有與段成式、余知古等人詩文合集《漢上題襟集》10卷，知其創作頗豐。可惜其集不傳，今所見溫庭筠之詩詞，唯《花間集》、《全唐詩》、《全唐文》中所保存者。 除詩詞外，溫庭筠還是一位小說作家、學者。據《新唐書·藝文志》，溫庭筠撰有小說《乾巽子》3卷、《採茶錄》1卷，編纂類書《學海》10卷。可惜全部亡佚，現在無從探知其詳。尤其是《學海》10卷的亡佚，實在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大損失。如果《學海》能保存下來，必然會對學術研究和輯佚等工作大有貢獻。 作為晚唐著名詩人、中國詞史上的重要人物，溫庭筠詩文集的亡佚，是十分令人痛惜的，實在是古典文學寶庫中的一大損失。不但詩文集亡佚，連有關溫庭筠的重要史料也亡佚了，以至現在難以考知溫庭筠的詳細情況，《唐才子傳》所載溫庭筠傳，也時序顛倒，舛錯支離。雖經有關專家的研究，也只能知其大概。雖則如此，溫庭筠還是在文學史上大放光輝，名垂千古。
李煜
(937年－978年) 五代十國時南唐國君，漢族，在位時間(961年-975年)，字重光，初名從嘉，號鍾隱、蓮峰居士。隴西成紀（今甘肅靜寧）人。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於宋建隆二年(961年)繼位，史稱李後主。開寶八年，國破降宋，俘至汴京，被封為右千牛衛上將軍、違命侯。後為宋太宗毒死。李煜雖不通政治，但其藝術才華卻非凡。李煜精書法，善繪畫，通音律，詩和文均有一定造詣，尤以詞的成就最高。內容主要可分作兩類：第一類為降宋之前所寫的，主要為反映宮廷生活和男女情愛，題材較窄；第二類為降宋後，李煜因亡國的深痛，對往事的追憶，富以自身感情而作，此時期的作品成就遠遠超過前期，可謂「神品」。千古傑作《虞美人》、《浪淘沙》、《烏夜啼》皆成於此時。此時期的詞作大都哀婉凄絕，主要抒寫了自己憑欄遠望、夢里重歸的情景，表達了對「故國」、對「往事」的無限留戀。李煜在中國詞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被稱為「千古詞帝」。對後世影響亦甚大。他繼承了晚唐以來花間派詞人的傳統，但又通過具體可感的個性形象，反映現實生活中具有一般意義的某種意境，將詞的創作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擴大了詞的表現領域。李煜文、詞及書、畫創作均豐。其詞主要收集在《南唐二主詞》（中有其父李璟之作）中。 李煜才華橫溢，工書善畫，能詩擅詞，通音曉律，是被後人千古傳誦的一代詞人；本無心爭權奪利，一心嚮往歸隱生活的李煜能登上王位完全是個意外，無奈命運弄人，也是刻於歷史卷宗上的亡國之君，他痛恨自己生在帝王家。功過是非，已成歷史之軌跡…… 他嗣位的時候，南唐已奉宋正朔，多次入宋朝進貢，苟安於江南一隅。宋開寶七年（974年），宋太祖屢次遣人詔其北上，均辭不去。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明年十一月城破，後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違命侯。太宗即位，進封隴西郡公。太平興國三年（978年）七夕是他四十二歲生日，據宋人王至《默記》，蓋為宋太宗賜牽機葯所毒斃。追封吳王，葬洛陽邙山。 他精於書畫，諳於音律，工於詩文，詞尤為五代之冠。前期詞多寫宮廷享樂荒廢的生活，風格柔靡，但是這並不是他嚮往的生活，多為空虛無奈；後期詞反映亡國之痛，題材擴大，意境深遠，感情真摯，語言清新，極富藝術感染力。後人將他與李璟的作品合輯為《南唐二主詞》。後主前期詞作風格綺麗柔靡，還不脫「花間」習氣。國亡後在「日夕只以眼淚洗面」的軟禁生涯中，以一首首泣盡以血的絕唱，使亡國之君成為千古詞壇的「南面王」（清沈雄《古今詞話》語），正是「國家不幸詩家幸，話到滄桑語始工」。這些後期詞作，凄涼悲壯，意境深遠，已為蘇辛所謂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筆，為詞史上承前啟後的大宗師，如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言：「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至於其語句的清麗，音韻的和諧，更是空前絕後的了。後主本有集，已失傳。現存詞四十六首，其中幾首前期作品或為他人所作，可以確定者僅三十八首。 李煜在藝術方面，具有很高的成就。最有名的詞是虞美人和浪淘沙令. 書畫他能書善畫，對其書法：陶谷《清異錄》曾雲：「後主善書，作顫筆樛曲之狀，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作大字不事筆，卷帛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撮襟書』」。對其的畫，宋代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曰：「江南後主李煜，才識清贍，書畫兼精。嘗觀所畫林石、飛鳥，遠過常流，高出意外」。惜無書畫傳世於後。詞李煜的詞的風格可以以975年被俘分為兩個時期。他前期的詞風格綺麗柔靡，不脫「花間」習氣。根據內容可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描寫富麗堂皇的宮廷生活和風花雪月的男女情事，如《菩薩蠻》，《相見歡》 他後期的詞由於生活的巨變，以一首首泣盡以血的絕唱，使亡國之君成為千古詞壇的「南面王」（清沈雄《古今詞話》語），正是「國家不幸詩家幸，話到滄桑語始工」。這些後期詞作，凄涼悲壯，意境深遠，已為蘇辛所謂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筆，為詞史上承前啟後的大宗師。至於其語句的清麗，音韻的和諧，更是空前絕後的了。如《虞美人》，《浪淘沙令》 王國維認為：「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己之詞，骨秀也；李重光之詞，神秀也」。而且還說：「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周介存置諸溫、韋之下，可謂顛倒黑白矣」。此最後一句乃是針對周濟在《介存齋論詞雜著》中所道：「王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粗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卿，嚴妝也；端己，淡妝也；後主，則粗服亂頭矣。」。王氏認為此評乃揚溫、韋，抑後主。而學術界亦有觀點認為，周濟的本意是指李煜在詞句的工整對仗等修飾方面不如溫庭筠、韋庄，然而在詞作的生動和流暢度方面，則前者顯然更為生機勃發，渾然天成，「粗服亂頭不掩國色」。李煜詞擺脫了《花間集》的浮靡，他的詞不加雕飾，語言明快，形象生動，性格鮮明，用情真摯，亡國後作更是題材廣闊，含意深沉，超過晚唐五代的詞，成為宋初婉約派詞的開山，後世尊稱他為「詞聖」。李煜的詞，繼承了晚唐以來溫庭筠、韋庄等花間詞人的傳統，又受了李璟、馮延巳等的影響，將詞的創作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其主要成就表現在：①擴大了詞的表現領域。在李煜之前，詞以艷情為主，內容淺薄，即使寄寓一點懷抱，也大都用比興手法，隱而不露。而李煜詞中多數作品則直抒胸臆，傾吐身世家國之感，情真語摯。所以王國維說：「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人間詞話》） ②具有較高的概括性。李煜的詞，往往通過具體可感的個性形象來反映現實生活中具有一般意義的某種境界。「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浪淘沙〕）、「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相見歡〕）、「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清平樂〕）等名句，深刻而生動地寫出了人生悲歡離合之情，引起後世許多讀者的共鳴。③語言自然、精煉而又富有表現力。他的詞不鏤金錯彩，而文采動人；不隱約其詞，卻又情味雋永；形成既清新流麗又婉曲深致的藝術特色。④在風格上有獨創性。《花間集》和南唐詞，一般以委婉密麗見長，而李煜則出之以疏宕。如《玉樓春》的「豪宕」，《烏夜啼》的「濡染大筆」，《浪淘沙》的「雄奇幽怨，乃兼二雄」（俱見譚獻《復堂詞話》）《虞美人》的「自然奔放」、「如生馬駒不受控捉」（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兼有剛柔之美，確是不同於一般婉約之作，在晚唐五代詞中別樹一幟。正如納蘭性德所說：「花間之詞，如古玉器，貴重而不適用，宋詞適用而少質重，李後主兼有其美，饒煙水迷離之致。」（《淥水亭雜說》） 李煜本有集，已失傳。現存詞四十四首。其中幾首前期作品或為他人所作，可以確定者僅三十八首。他的舊臣說他有《文集》30卷及「雜說」百篇。《郡齋讀書志》載《李煜集》10卷，《宋史·藝文志》也載《南唐李後主集》10卷，均佚。《直齋書錄解題》中載《南唐二主詞》1卷，現能見到的有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墨華齋本，錄李煜詞34首，其中《望江南》一首可分為二首。後清代邵長光又錄得 1首，近代王國維為《南唐二主詞》補遺，增加了9首，不過其中有問題的似不少。據近代多數學者的意見，能確定為李煜詞的不過32首。其詞集注本有清劉繼增的《南唐二主詞箋》、近人唐圭璋的《南唐二主詞彙箋》、王仲聞的《南唐二主詞校訂》等。詹安泰的《 李璟李煜詞》，注釋頗詳。事跡見《新五代史》、《宋史》及馬令、陸游二家《南唐書》，今人夏承燾《南唐二主年譜》。
柳永
（987年？～1053年？） 中國北宋詞人。初名三變，字景庄，後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進士。先後做過睦州團練推官、餘杭縣令、曉峰鹽場（在今浙江定海縣）監和泗州判官等地方官。後官至屯田員外郎，世故稱「柳屯田」。 整個唐五代時期，詞的體式以小令為主，慢詞總共不過十多首。到了宋初，詞人擅長和慣用的仍是小令。與柳永同時而略晚的張先、晏殊和歐陽修，僅分別嘗試寫了17首、3首和13首慢詞。柳永大力創作慢詞，從根本上改變了唐五代以來詞壇上小令一統天下的格局，使慢詞與小令兩種體式平分秋色，齊頭並進。 小令的體制短小，一首多則五六十字，少則二三十字，容量有限。而慢詞的篇幅較大，一調少則八九十字，多則一二百字。柳永最長的慢詞《戚氏》長達212字。慢詞篇幅體制的擴大，相應地擴充了詞的內容涵量，也提高了詞的表現能力。 在兩宋詞壇上，柳永是創用詞調最多的詞人。他現存213首詞，用了133種詞調。而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個詞調中，有一百多調是柳永首創或首次使用。詞至柳永，體制始備。令、引、近、慢、單調、雙調、三疊、四疊等長調短令，日益豐富。形式體制的完備，為宋詞的發展和後繼者在內容上的開拓提供了前提條件。如果沒有柳永對慢詞的探索創造，後來的蘇軾、辛棄疾等人或許只能在小令世界裡左沖右突，而難以創造出像《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念奴嬌·赤壁懷古》、《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那樣輝煌的慢詞篇章。 柳永不僅從音樂體制上改變和發展了詞的聲腔體式，而且從創作方向上改變了詞的審美內涵和審美趣味，即變「雅」為「俗」，著意運用通俗化的語言表現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調。北宋陳師道說柳詞「骫骳從俗，天下詠之」（《後山詩話》），王灼也認為柳詞「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碧雞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詞面向市民大眾的特點。 唐五代敦煌民間詞，原本是歌唱普通民眾的心聲，表現他們的喜怒哀樂的。到了文人手中，詞的內容日益離開市俗大眾的生活，而集中表現文人士大夫的審美情趣。柳永由於仕途失意，一度流落為都市中的浪子，經常混跡於歌樓妓館，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歌妓和市民大眾的生活、心態相當了解，他又經常應歌妓的約請作詞，供歌妓在茶坊酒館、勾欄瓦肆里為市民大眾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詞的創作路數，而迎合、滿足市民大眾的審美需求，用他們容易理解的語言、易於接受的表現方式，著力表現他們所熟悉的人物、所關注的情事。
李清照
（公元1084年～1151年？） 中國宋代詞人。號易安居士，濟南章丘人，兩宋之交傑出的女詞人，婉約派的集大成者，人稱婉約派的一代詞宗。 李清照生於書香門第，父親李格非精通經史，長於散文，母親王氏也知書能文。在家庭的熏陶下，她小小年紀便文采出眾。李清照對詩、詞、散文、書法、繪畫、音樂，無不通曉，其中以詞的成就為最高。夫趙明誠，為吏部侍郎趙挺之之子，金石考據家。李清照早年生活優裕，工書能文，通曉音律。婚後與趙明誠共同致力於書畫金石的整理，編寫了《金石錄》。金兵入據中原，清照舉家南逃。後明誠病故，戰亂中書籍文物大部分散失，孤獨一身，各地漂泊，境遇極其悲苦。據傳清照曾改嫁，後世學者對此頗有爭議。其晚年生活情況缺乏資料記載，僅知她曾作《打馬圖經》及自序，還曾攜米芾墨跡訪米友仁求題跋。 李清照的詞委婉、清新，感情真摯。前期的詞，主要描寫少女、少婦的生活，多寫閨情，流露了她對愛情生活的嚮往和別離相思的痛苦。她後期的詞，多悲嘆身世，有時也流露出對中原的懷念，以表達她的愛國思想。李清照的文學創作具有鮮明獨特的藝術風格，居婉約派之首，對後世影響較大，在詞壇中獨樹一幟，稱為"易安體"。 她曾作《如夢令》，描述她少女時代在濟南的歡樂生活："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宋時，濟南城西確有"溪亭」。 另外一首《如夢令》，講述了主人公因憐惜花兒而痛飲後作了另外一首《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 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李清照十八歲時，在汴京與太學生、丞相趙挺之之子趙明誠結婚。婚後，夫妻感情篤深，常投詩報詞。一年重陽，李清照作了那首著名的《醉花陰》，寄給在外作官的丈夫："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銷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櫥，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秋閨的寂寞與閨人的惆悵躍然紙上。據《嫏環記》載，趙明誠接到後，嘆賞不已，又不甘下風，就閉門謝客，廢寢忘食三日三夜，寫出五十闕詞。他把李清照的這首詞也雜入其間，請友人陸德夫品評，陸德夫把玩再三，說："只三句絕佳。"趙明誠問是哪三句，陸德夫答："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 公元1127年，北方金族攻破汴京，徽宗、欽宗父子被俘，高宗倉皇南逃。李清照夫婦也先後渡江南去，第二年，趙明誠死於建康（南京）。 李清照獨身漂泊江南，在孤苦凄涼中度過了晚年。詞人連遭國破、家亡、夫死之痛，所作詞章更為深沉感人。比如那首著名的《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李清照在南渡之初，還寫過一首雄渾奔放的《夏日絕句》："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借項羽的寧死不屈反刺徽宗高宗父子的喪權辱國，意思表達得淋漓盡致。 李清照工詩，能文，更擅長詞。其創作以北宋、南宋生活的變化呈現出前後期不同的特點。 李清照前期的詞真實地反映了她的閨中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現了自然風光和別思離愁。如[如夢令]二首，活潑清新，語意雋秀。 南渡後的詞也與前期風格迥異，變清麗明快為凄涼沉痛，抒發了傷時念舊、懷鄉悼亡的情感。如[菩薩蠻]、[蝶戀花]以及慢詞[永遇樂]等，寄託了強烈的故國之思。她在詞中充分地表達了自己在孤獨生活中的濃重哀愁。如[武陵春]、[聲聲慢]、[清平樂]等，將亡國之痛與個人孤苦凄慘的生活晚景融為一體，悲傷愁緒渲染極致，可以說這是時代的苦難與個人不幸命運的藝術概括。
秦觀
（1049年-1100年） 中國北宋詞人。字太虛、少游，號淮海居士。高郵人。北宋文學家。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進士。曾任太學博士（即國立大學的教官）、秘書省正字、國史院編修官。政治上傾向舊黨，哲宗時「新黨」執政，被貶為監處州酒稅，徏郴州，編管橫州，又徙雷州，至藤州而卒。他與黃庭堅、晁補之、張來號稱為「蘇門四學士」，頗得蘇軾賞識。秦觀生性豪爽，灑脫不拘，溢於文詞。20歲，作《浮山堰賦》。24 歲，作《單騎見虜賦》，為世人所重。其散文長於議論，《宋史》評為「文麗而思深」。其詩長於抒情，敖陶孫《詩評》說：「秦少游如時女游春，終傷婉弱。」他是北宋後期著名婉約派詞人，其詞大多描寫男女情愛和抒發仕途失意的哀怨，文字工巧精細，音律諧美，情韻兼勝。代表作為《鵲橋仙》（纖雲弄巧）、《望海潮》（梅英疏淡）、《滿庭芳》（山抹微雲）等。《鵲橋仙》中「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被譽為「化腐朽為神奇」的名句（見《蓼園詞選》）。《滿庭芳》中的「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被稱做「天生的好言語」（《能改齋漫錄》引晁補之語）。張炎《詞源》說：「秦少游詞體制淡雅，氣骨不衰，清麗中不斷意脈，咀嚼無滓，久而知味。」生平詳見《宋史》卷四四四。著有《淮海集》40卷、《淮海詞》（又名《淮海居士長短句》）、《勸善錄》、《逆旅集》。又輯《揚州詩》、《高郵詩》。其《蠶書》，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蠶桑專著。又善書法，小楷學鍾、王，姿媚遒勁可愛，草書有東晉風味，真、行學顏真卿。建炎四年（1130），南宋朝廷追贈秦觀為「直龍圖閣學士」。高郵文游台、秦觀讀書台、《秦郵帖》石刻、揚州雲山圖、「淮東第一觀」石刻，保存至今。

8. 孔孟老莊、李杜、蘇軾、司馬遷的生平經歷，代表事件

孔子生於周靈王廿年陰歷八月廿七（前551年9月28日），出生於魯國。 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國的一位大夫，做過大司馬，在宮廷內亂中被殺，其子木金父為避滅頂之災逃到魯國的陬邑，從此孔氏在陬邑定居，變成了魯國人。 孔子父親叔梁紇居於魯昌平鄉鄹邑（今山東曲阜縣東南），為鄹邑大夫。叔梁紇的元配施氏為孔紇一連添了九個女兒，孔紇望子心切，於是續娶一妾，雖然生了一個兒子名為孟皮，卻腳有殘疾。所以孔紇在72歲時三娶18歲的顏征在，生孔丘仲尼。《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傳說中在孔子出世前顏征在曾夢見山神駕著祥雲，口中喃喃自語：「禱尼丘得貴子，繼衰周而素王，擇空桑為產地。」孔紇與顏氏遵循山神的吩咐，果然得一壯丁，即為孔子。（參見《中國文學史演義》第一冊，錢念孫教授著，正中書局，1999初版）大約三十歲左右，最初的一些弟子來到孔子身邊。此後，孔子一直從事教育事業，他廣收門徒，相傳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他首倡有教無類及因材施教，成為當時學術下移、私人講學的先驅和代表，故後人尊為「萬世師表」及「至聖先師」。

35歲時，魯昭公被三桓大夫擊敗，逃到齊國後，孔子便到齊國。齊景公數次問政於孔子，想封孔子為尼溪田，遭齊相國晏嬰進言勸阻。後來孔子得知不被受用後，便重回魯國，聚徒講學。

魯定公九年至魯定公十四年，孔子仕魯，初為中都宰（中都為今山東汶上縣），又做司空，後以大司寇行攝相事，這是他政治生涯的巔峰。魯定公十年，魯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取得外交上的勝利，使齊歸還侵佔魯的汶陽等地。魯定公十三年，為重新確立魯公室的權威，孔子策劃實施了「墮三都」的政治軍事行動，希望能夠削減三桓大夫的實力，於是先墮叔孫氏之郈，再墮季孫氏之費，然而圍攻成的攻勢最終功敗垂成。

孔子治下魯國頗有起色，引起齊人警懼，齊大夫黎鋤設計，向魯贈送女樂文馬，造成魯定公不問朝政。這使得孔子與魯公、季子等在道德與政見上的分歧難以彌合，孔子最終去魯適衛。其後，孔子率眾弟子周遊列國，輾轉於衛、曹、宋、鄭、陳、蔡、葉、楚等地，然而均未獲重用。其間，在匡、宋、蒲等地，孔子一行多次被困遇險。

顛沛流離凡十四年，前484年，年近七十歲的孔子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魯國尊為國老，但未受魯哀公的任用。這段期間孔子專注於教育和古籍整理。孔鯉、顏回、子路皆先他而去。孔子有所感慨：「昔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5年後，孔子逝世，被葬於曲阜城北的泗水岸邊。眾弟子為其服喪3年，子貢為孔子守墳6年。

回首一生，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生於周烈王四年，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名軻，字子輿。又字子車、子居。父名激，母仉氏。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山東鄒城人。著有《孟子》一書。孟子師承子思(一說是師承自子思的學生)，繼承並發揚了孔子的思想，成為僅次於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師，有「亞聖」之稱，與孔子並稱為「孔孟」。

孟子曾仿效孔子，帶領門徒游說各國。但是不被當時各國所接受，退隱與弟子一起著述。有《孟子》七篇傳世，篇目為：《梁惠王》上、下；《公孫丑》上、下；《滕文公》上、下；《離婁》；《萬章》上、下；）《告子》上、下；《盡心》上、下。其學說出發點為性善論，提出「仁政」、「王道」，主張德治。南宋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從此直到清末，「四書」一直是科舉必考內容。孟子的文章說理暢達，發揮詳盡氣勢充沛並長於論辯。

孟子遠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後家道衰微，從魯國遷居鄒國。據說，孟子三歲喪父，孟母艱辛地將他撫養成人，孟母管束甚嚴，其「孟母三遷」、「斷機教子」等故事，成為千古美談，是後世母教之典範。

老子（傳說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中國古代思想家。姓李名耳，字伯陽，有人說又稱老聃。在傳說中，老子一生下來時，就具有白色的眉毛及鬍子，所以被後來稱為老子。相傳生活在春秋時期。老子著有《道德經》，是道家學派的始祖，他的學說後被莊周發展。道家後人將老子視為宗師，與儒家的孔子相比擬，並認為孔子曾學於老子。在道教中，老子是一個很主要的神仙，被稱為太上老君。老子的作品的精華是樸素的辨證法。例如名句：「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雖然他的作品中存在許多時代的局限。但是這部流傳兩千多年的《道德經》，的確是跨時代的作品。在不同的時代，這部作品會被解釋出不同的含義。有人曾統計，道德經是僅次於基督教《聖經》被翻譯語言最多的一部作品。聖經是傳教士主動翻譯的，這部作品則是被許多民族欣賞而自行翻譯的。

在修身方面，老子是道家性命雙修的始祖，講究虛心實腹、不與人爭的修持。 在政治上，老子主張無為而治、不言之教。 在權術上，老子講究物極必反之理。 主要著作《道德經》，也直接叫做《老子》。

莊子（約前369年—前286年）[1]，名周，生卒年尚不能斷定，約與孟子同時。戰國時代宋國蒙（今河南商丘人[1]，另說安徽蒙城人），曾任漆園吏。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是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者。後世將他與老子並稱為「老莊」。他也被稱為蒙吏、蒙莊和蒙叟。老子認為「道可道，非常道」[30]，莊子也認為道不可言。但道不可言，又不得不言，所以莊子採用的是「卮言」的方法，「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31]這種方式讓莊子的思想像水一般，不會懼怕後人的肢解。同時讓他的觀點不會被歷史湮沒。不同的時期拜讀，會得更新的意義。莊周夢蝶、混沌開竅、庖丁解牛等都是其出色的寓言。莊子的文字，堪稱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宛奇葩，將先秦散文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

相對老子而言，莊子的思想傾向於對藝術及自由的追求。從莊周夢蝶、濠梁之辯（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等事情可見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號青蓮居士。中國唐朝著名詩人，有「詩仙」之稱。李白和杜甫合稱「李杜」。有《李太白集》傳世。李白的祖籍是隴西成紀（在現在甘肅秦安東）。他於武則天長安元年（701年）出生，關於其出生地有多種說法，現在一般認為是在西域的碎葉（位於今日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附近）。據《新唐書》記載其為興聖皇帝（涼武昭王李皓）九世孫，與李唐諸王實際上同宗。據《舊唐書》記載，李白之父為任城尉。705年，李白五歲時，和他的父親李客遷居到蜀郡綿州彰明縣（今四川江油縣）青蓮鄉，開始接受啟蒙教育。景雲元年（710年）開始，李白開始讀諸子史籍，開元三年（715年）——喜好作賦、劍術、奇書、神仙。在青年時期開始在中國各地游歷。開元五年左右，李白曾拜撰寫《長短經》的趙蕤為師，學習一年有餘，這段時期的學習對李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開元六年，在戴天山大明寺讀書。

據《舊唐書》記載，青年時期的李白顯示了超凡的才能，並且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其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沔、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於徂徠山，酣歌縱酒，時號「竹溪六逸」。

李白曾經在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供奉翰林。有一次皇帝因酒酣問李白說：「我朝與天後之朝何如？」白曰：「天後朝政出多門，國由奸幸，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惟揀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採用，皆得其精粹者。」玄宗聽後大笑不止。但是由於他桀驁不馴的性格，所以僅僅不到兩年他就離開了長安。據說是因為他作的《清平調》得罪了當時寵冠後宮的楊貴妃（楊貴妃認為「可憐飛燕倚新妝」幾句是諷刺她）而不容於宮中。

[編輯] 中年
後來他在洛陽和中國唐朝另一位著名詩人杜甫相識，並且成為了好友。安史之亂爆發以後，在756年12月，李白為了平復叛亂，曾經應邀作為永王李璘的幕僚。永王觸怒唐肅宗被殺後，李白也獲罪入獄。不久以後，他被流放到夜郎（今貴州桐梓一帶）。在流放途中遇赦，此時他已經59歲。

[編輯] 晚年
李白晚年在江南一帶漂泊。在他61歲時，聽到太尉李光弼率領大軍討伐安史叛軍，於是他北上准備追隨李光弼從軍殺敵，但是中途因病折回。第二年，李白投奔他的族叔、當時在當塗（今屬安徽馬鞍山）當縣令的李陽冰。同年11月，李白病逝於寓所，終年62歲,葬當塗龍山。唐元和十二年（817年），宣歙池觀察使范傳正根據李白生前「志在青山」的遺願，將其墓遷至當塗青山。關於他的死，還有多種不同的傳說，一說便是他在舟中賞月，為了摘月失足墮水而死。《舊唐書》記載，李白流放雖然遇赦，卻由於途中飲酒過度，醉死於宣城。

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字子美，號少陵野老，祖籍襄陽（今湖北省襄樊市），生於中國河南省鞏縣（今鞏義市），唐朝現實主義詩人。曾任檢校工部員外郎，因此後世稱其杜工部；又因為他居住在長安城外的少陵，也稱他杜少陵。他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後人稱為「詩聖」，他的詩也被稱為「詩史」。初唐詩人杜審言之孫。杜甫外公為河南鞏義大官,杜甫自小好學，七歲便能作詩，二十歲後漫遊吳越，齊魯各地，有志於「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於洛陽認識李白。杜甫35歲到長安應試，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鬱郁不得志，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安史之亂後，杜甫投奔肅宗，「麻鞋見天子」，任左拾遺，後因直諫被貶華州，759年棄官西行，於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築茅屋而居。四年期間，寫詩240餘首。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年）在四川省成都市劍南節度使嚴武的幕下任節度參謀，並檢校工部員外郎。「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舊唐書》〈文苑傳下·杜甫〉）。不久又再過著流離顛沛的生活，漂泊於今天的四川省、湖北省和湖南省一帶，以舟為家。唐大歷五年（770年）在從長沙到岳陽的湘江中的小船上，發病而死[1]。一說杜甫人在耒陽，遇見洪水，十餘日未進食，後來耒陽聶縣令雇小船來接他，並且贈送許多牛肉、白酒款待，杜甫一夜食盡，竟大醉大飽而死，終年五十九歲[2][3][4]。靈柩停厝在岳陽，憲宗元和八年（813年），由其孫杜嗣業移葬於河南首陽山下。

現存1400多首，寫詩可分四個時期：

[編輯] 求學早期
三十五歲以前。與李白、高適三人同游梁、宋（今開封、商丘）。有詩贈李白，雲：「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又雲，「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堪稱快意。

[編輯] 困居長安時期
天寶五載至天寶十四載。杜甫「嘗困於衣食」，不得不出入貴族府邸，奔走獻賦，取得少許資助。這時期有《兵車行》、《麗人行》、《前出塞》、《後出塞》、《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作品。

[編輯] 安史之亂時期
肅宗至德元載（756年）至乾元二年（759年）。這個時期有《月夜》、《春望》、《哀江頭》、《悲陳陶》、《北征》、「三吏」（《石壕吏》、《潼關吏》、《新安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等詩。

[編輯] 飄泊時期
肅宗上元元年（760年）至代宗大歷五年（770年）。代宗寶應元年（762年）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變，杜甫流亡梓州、閬州。作品有《水檻遣心》、《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病橘》、《登樓》、《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登高》、《秋興》、《三絕句》、《歲晏行》等名作。這時期寫詩千餘首，佔全部杜詩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後20多年的社會全貌。

杜甫詩集有60卷，早佚。北宋寶元二年（1039年）王洙輯有1405篇，編為18卷，題為《杜工部集》。錢謙益編有《箋注杜工部集》。楊倫說：「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為可厭。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脫去前人窠臼。」（《杜詩鏡銓》卷五）

杜甫有詩史之稱，最早見於晚唐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補史證史，故號詩史。此說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詩的情感特性。有人以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隱惡，不揚善」，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子美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此說亦可取。

亦有人以「杜甫之詩，備於眾體」的角度言詩史。

[編輯] 主要成就
杜甫一生經歷了唐朝由盛轉衰的時期，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憂國憂民情懷。

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鬱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杜甫對後人的影響還有道德方面的。文天祥在獄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詩，自序里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

1481年韓國將杜詩翻譯成韓文，叫《杜詩諺解》。美國現代詩人雷克斯羅斯認為杜甫所關心的是人跟人之間的愛，人跟人之間的寬容和同情。他又認為只有這種品格才能最後拯救我們這個世界，最後拯救世界的不是高科技，不是其他東西，就是人跟人之間的愛、寬容和同情。他又認為有這樣一種品格的杜甫，所孕育他的這樣一種文化，比孕育了《荷馬史詩》的希臘文化更加偉大。

蘇軾（1037年－1101年），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縣）人。其詩，詞，賦，散文，均成就極高，且善書法和繪畫，是中國文學史上罕見的全才。其散文與歐陽修並稱歐蘇；詩與黃庭堅並稱蘇黃；詞與辛棄疾並稱蘇辛；書法名列「蘇、黃、米、蔡[1]」北宋四大書法家之一；其畫則開創了湖州畫派。他既反對王安石比較急進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馬光盡廢新法，因而在新舊兩黨間均受排斥，仕途生涯十分坎坷。 宋仁宗景佑三年生，嘉佑二年進士，累官至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神宗時蘇軾任祠部員外郎，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職，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元豐二年，四十三歲時，發生了著名的李定「烏台詩案」，他因此事入獄，幾死，其弟蘇轍自請貶職以輕其罪才得以保全，翌年被貶至黃州。哲宗時任翰林學士，曾出知杭州、潁州等，官至禮部尚書。後又被章敦貶謫至惠州、儋州。北還後第二年病死常州，終年六十六歲。南宋時追謚文忠。在政治上屬於舊黨，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 他在各地居官清正，為民興利除弊，政績頗多，口碑甚佳，杭州西湖的蘇堤就是實證。

司馬遷（前135年－前90年），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是中國古代的史學家和文學家。他撰寫的《史記》被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因此後世尊稱他稱為史遷、太史公。漢武帝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李陵兵敗投降匈奴，漢武帝震怒，滿朝文武都認為李陵罪大，全家當誅，司馬遷則為李陵辯護，觸怒武帝，被投入牢獄並施以腐刑，對此他曾表示「禍莫大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丑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

[編輯] 著書
出獄後，司馬遷改任中書令，發憤撰寫史書，「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史記》最初沒有書名，司馬遷將書稿給東方朔看過，東方朔佩服不已，將其命名為《太史公書》，後世稱《太史公記》為《史記》。

「史記」原本乃各國史書的通稱，司馬遷的著述也正是參考戰國時期各國史記所作。但後來因為《太史公書》的影響，大約在東漢時期，就已經成為此書專名。司馬遷完成《史記》後，知道該書不被當世所容，故預先將副本存之名山，流傳後世。

《史記》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魯迅稱譽《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趙翼《廿二史札記》說：「司馬遷參酌古今， 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 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9. 為什麼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呢

一、敦煌重要的地理位置

敦煌位於祖國西北部、河西走廊西端，地處甘青新三省區的交界地帶。在古代敦煌是絲綢之路上最大的交通樞紐。 從敦煌東北行，過安西，可通往中原地區；西出陽關，沿絲綢之路南道與新疆的若羌縣（鄯善）相連；西北出玉門關，沿絲綢之路北道可通往哈密和羅布泊地區；敦煌向南行經過阿克塞，翻越阿爾金山，可達格爾木。

敦煌地處河西走廓的最西端，是絲綢之路上的明珠，是文化的寶庫。河西走廊天然的地理位置（北面內蒙古高原南端的一系列山脈：龍首山—合黎山—馬鬃山，南面是祁連山，這之間是天然的長條形地理通道。）北面為沙漠，南面為青藏高原。

藏經洞內的敦煌文書

敦煌文書的流散

1907年英國斯坦因取走第一批寫卷；

1908年法國伯希和又取走一批寫卷；

1909年秋，伯希和竟將他取走的敦煌寫卷在北京展覽，羅振玉、王仁俊、蔣伯斧等學者看到大為吃驚；

1910年清政府開始押運經卷，但遭到極大破壞；

1912年日本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竊走1000卷左右；

1914年斯坦因再次竊走一批寫卷；

1914—1915年間俄國的奧登堡多次到敦煌竊走18000卷左右；

三、敦煌學一名的提出

“敦煌學”一名則是國學大師陳寅恪於1930年首次提出來的。是年著名學者北平師范大學教授陳垣完成了《敦煌劫餘錄》一書，遂請陳寅恪先生為之作序。陳寅恪在序言中說：“一時代之學問，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自發見以來20餘年間，東起日本，西迄英法，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范圍，先後咸有所貢獻。”

回眸百年敦煌學歷程，敦煌學研究從小到大，從零到系統，從無序到有組織、有規劃， 研究保護相得益彰，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被動局面逐漸得到扭轉。如今，研究的重鎮與高地都在中國。這樣的成績，離不開幾代學者的推動。敦煌研究院已多次舉辦敦煌學國際研討會，使敦煌學更加深入人心。也印證了季羨林先生的那句話：“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

10. 急。。著名詩人的事跡和詩句及詩句的賞析。。

再別康橋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陽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艷影， 在我的心頭盪漾。
軟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搖； 在康橋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那榆蔭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間， 沉澱著彩虹似的夢。
尋夢？撐一支長蒿，向青草更青處漫溯，
滿載一船星輝， 在星輝斑斕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別離的笙簫； 夏蟲也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橋！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徐志摩（1896～1931年）現代詩人、散文家。浙江海寧縣硤石鎮人。名章垿，字志摩，小字又申。曾經用過的筆名字：南湖、雲中鶴。

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詩人，新月詩社成員。1915年畢業於杭州一中，先後就讀於上海滬江大學、天津北洋大學和北京大學。 1918年赴美國學習銀行學。1921年赴英國留學，入倫敦劍橋大學當特別生，研究政治經濟學。在劍橋兩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歐美浪漫主義和唯美派詩人的影響。
1921年開始創作新詩。
1922年返國後在報刊上發表大量詩文。
1923年，參與發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學研究會。
1924年與胡適、陳西瀅等創辦《現代詩評》周刊，任北京大學教授。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訪華時任翻譯。
1925年赴歐洲，游歷蘇、德、意、法等國。
1926年在北京主編《晨報》副刊《詩鐫》，與聞一多、朱湘等人開展新詩格律化運動，影響到新詩藝術的發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華大學、大夏大學和南京中央大學教授。
1927年參加創辦新月書店。次年《新月》月刊創刊後任主編。並出國游歷英、美、日、印等國。
1930年任中華文化基金委員會委員，被選為英國詩社社員。同年冬到北京大學與北京女子大學任教。
1931年初，與陳夢家、方瑋德創辦《詩刊》季刊，被推選為筆會中國分會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飛機到北平，因遇大霧在濟南附近觸山，機毀人亡，遇難。

詩集著有：《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游》；
散文集有：《落葉》、《巴黎的鱗爪》、《自剖》、《秋》；
小說《春痕》散文集《輪盤》；
戲劇《卞昆岡》（與陸小曼合寫），日記《愛眉小札》、《志摩日記》，譯著《曼殊斐爾小說集》等。
他的作品已編為《徐志摩文集》出版。
徐詩字句清新，韻律諧和，比喻新奇，想像豐富，意境優美,神思飄逸，富於變化，並追求藝術形式的整飭、華美，具有鮮明的藝術個性，為新月派的代表詩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亞於詩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飛》、《我所知道的康橋》、《翡冷翠山居閑話》等都是傳世的名篇。

徐志摩 1915年畢業於杭州一中，先後就讀於上海滬江大學、天津北洋大學和北京大學。1918年赴美國學習銀行學。1921年赴英國留學，入倫敦劍橋大學當特別生，研究政治經濟學。在劍橋兩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歐美浪漫主義和唯美派詩人的影響。
1921年開始創作新詩。1922年返國後在報刊上發表大量詩文。1923年，參與發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學研究會。1924年與胡適、陳西瀅等創辦《現代評論》周刊，任北京大學教授。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訪華時任翻譯。1925年赴歐洲、游歷蘇、德、意、法等國。1926年在北京主編《晨報》副刊《詩鐫》，與聞一多、朱湘等人開展新詩格律化運動，影響到新詩藝術的發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華大學、大夏大學和南京中央大學教授。1927年參加創辦新月書店。次年《新月》月刊創刊後任主編。並出國游歷英、美、日、印諸國。
1930年任中華文化基金委員會委員，被選為英國詩社社員。同年冬到北京大學與北京女子大學任教。1931年初，與陳夢家、方瑋德創辦《詩刊》季刊，被推選為筆會中國分會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飛機到北平，因遇霧在濟南附近觸山，機墜身亡，遇難。
著有詩集《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游》，散文集《落葉》、《巴黎的鱗爪》、《自剖》、《秋》，小說散文集《輪盤》，戲劇《卞昆岡》（與陸小曼合寫），日記《愛眉小札》、《志摩日記》，譯著《曼殊斐爾小說集》等。他的作品已編為《徐志摩文集》出版。徐詩字句清新，韻律諧和，比喻新奇，想像豐富，意境優美，神思飄逸，富於變化，並追求藝術形式的整飭、華美，具有鮮明的藝術個性，為新月派的代表詩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亞於詩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飛》、《我所知道的康橋》、《翡冷翠山居閑話》等都是傳世的名篇

賞析1：
其一：

《再別康橋》是一首優美的抒情詩，宛如一曲優雅動聽的輕音樂。1928年秋，作者再次到英國訪問，舊地重遊，勃發了詩興，將自己的生活體驗化作縷縷情思，融匯在所抒寫的康橋美麗的景色里，也馳騁在詩人的想像之中。

全詩以「輕輕的」「走」「來」「招手」「作別雲彩」起筆，接著用虛實相間的手法，描繪了一幅幅流動的畫面，構成了一處處美妙的意境，細致入微地將詩人對康橋的愛戀，對往昔生活的憧憬，對眼前的無可奈何的離愁，表現得真摯、濃郁、雋永。

這首詩表現出詩人高度的藝術技巧。詩人將具體景物與想像糅合在一起構成詩的鮮明生動的藝術形象，巧妙地把氣氛、感情、景象融匯為意境，達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詩的結構形式嚴謹整齊，錯落有致。全詩7節，每節4行，組成兩個平行台階；1、3行稍短，2、4行稍長，每行6至8字不等，詩人似乎有意把格律詩與自由詩二者的形式糅合起來，使之成為一種新的詩歌形式，富有民族化，現代化的建築美。詩的語言清新秀麗，節奏輕柔委婉，和諧自然，伴隨著情感的起伏跳躍，猶如一曲悅耳徐緩的散板，輕盈婉轉，撥動著讀者的心弦。
詩人聞一多20年代曾提倡現代詩歌的「音樂的美」「繪畫的美」「建築的美」，《再別康橋》一詩，可以說是「三美」具備，堪稱徐志摩詩作中的絕唱。

其二：

《再別康橋》第1節寫久違的學子作別母校時的萬千離愁。連用三個「輕輕的」，使我們彷彿感受到詩人踮著足尖，象一股清風一樣來了，又悄無聲息地盪去；而那至深的情絲，竟在招手之間，幻成了「西天的雲彩。」第2節至第6節，描寫詩人在康河裡泛舟尋夢。披著夕照的金柳，軟泥上的青荇，樹蔭下的水潭，一一映入眼底。兩個暗喻用得頗為精到：第一個將「河畔的金柳」大膽地想像為「夕陽中的新娘」，使無生命的景語，化作有生命的活物，溫潤可人；第二個是將清澈的潭水疑作「天上虹」，被浮藻揉碎之後，竟變了「彩虹似的夢」。正是在意亂情迷之間，詩人如莊周夢蝶，物我兩志，直覺得「波光里的艷影／在我的心頭盪漾」，並甘心在康河的柔波里，做一條招搖的水草。這種主客觀合一的佳構既是妙手偶得，也是千錘百煉之功；第5、6節，詩人翻出了一層新的意境。借用「夢／尋夢」，「滿載一船星輝，／在星輝斑斕里放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夏蟲也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橋」四個疊句，將全詩推向高潮，正如康河之水，一波三折！而他在青草更青處，星輝斑斕里跣足放歌的狂態終未成就，此時的沉默而無言，又勝過多少情語啊！最後一節以三個「悄悄的」與首闕回環對應。瀟灑地來，又瀟灑地走。揮一揮衣袖，抖落的是什麼？已毋須贅言。既然在康橋涅盤過一次，又何必帶走一片雲彩呢？全詩一氣呵成，盪氣回腸，是對徐志摩「詩化人生」的最好的描述。胡適嘗言：「他的人生觀真是一種『單純信仰』，這裡面只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他夢想這三個理想的條件能夠會合在一個人生里，這是他的『單純信仰』。他的一生的歷史，只是他追求這個單純信仰的實現的歷史。」（《追悼徐志摩》）果真如此，那麼詩人在康河邊的徘徊，不正是這種追尋的一個縮影嗎？徐志摩是主張藝術的詩的。他深崇聞一多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的詩學主張，而尤重音樂美。他甚至說：「……明白了詩的生命是在它的內在的音節（Internal rhythm）的道理，我們才能領會到詩的真的趣味；不論思想怎樣高尚，情緒怎樣熱烈，你得拿來徹底的『音樂化』（那就是詩化），才能取得詩的認識，……」（《詩刊放假》）。

反觀這首《再別康橋》：全詩共七節，每節四行，每行兩頓或三頓，不拘一格而又法度嚴謹，韻式上嚴守二、四押韻，抑揚頓挫，朗朗上口。這優美的節奏象漣漪般盪漾開來，既是虔誠的學子尋夢的跫音，又契合著詩人感情的潮起潮落，有一種獨特的審美快感。七節詩錯落有致地排列，韻律在其中徐行緩步地鋪展，頗有些「長袍白面，郊寒島瘦」的詩人氣度。可以說，正體現了徐志摩的詩美主張。

賞析2：
徐志摩是浙江海寧縣硤石鎮人，1897年出生，至1931年飛機出事，生活了35年，英年早逝。原名徐章垿，為什麼改名叫徐志摩呢？因為他小時侯特別可愛，清末時長著一個大腦袋，留著一個"豬尾巴"，所以他的父親就請了一個名叫志慧的和尚看相，說是將來必成大器。所以1928年，他出國時改名"徐志摩"——志慧和尚摸過的。

一：彩虹似的夢的追尋與幻滅

徐志摩家中富裕。其父徐深如辦有醬廠，錢庄，綢庄，燈泡廠，在上海，杭州有投資，是滬杭鐵路的股東之一，硤石鎮商會會長，且徐志摩是家中獨子，深受長輩喜愛。家庭對他有影響，他活潑好動，喜歡交友。

再者，他的婚姻對他也有影響。1915年，他在北大讀預科（當時先讀3年預科，再讀5年本科）時，認識了張幼儀，她端莊，善自理，會理財。有人把她比作《紅樓夢》中的王熙鳳，當然，王熙鳳的品質大大不如張幼儀。不僅如此，張家更有錢，所以徐家很高興找到這個媳婦。

大家都知道，解放前的婚姻，一為政治，二為經濟。而徐父是商人，自然很喜歡，更重要的是，張幼儀的大哥張家敖是中國銀行總裁，徐志摩知道而且認識張家敖。以前讀書時，張家敖曾視察過徐志摩就讀的中學，知道徐志摩的語文好，作文寫得好，所以同意徐志摩與張幼儀的婚事。二哥張學勵，是中國現代哲學史上有名的哲學家，民社黨主席。

張學勵介紹徐志摩認識了梁啟超，梁啟超深愛徐志摩這個弟子勸他出國深造。於是1918年8月，徐志摩赴美留學，同行有汪精衛。他先到克拉克大學學歷史，一年後取得學士學位。1919年9月份，他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政治經濟學，一年後獲碩士學位。1920年7月份，徐志摩不想讀了，到英國劍橋大學找羅素（一位自然哲學家，被徐志摩稱為英國的"梁啟超"），但兩人失之交臂了。因為羅素因反對英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遭"解聘"，而來中國教書，徐志摩卻赴英國找他，未果。當然，後來兩人成為非常好的朋友，徐志摩的愛情觀深受羅素影響。

進不了劍橋，只有在倫敦大學讀政治經濟博士，認識了陳西瀅，張世昭，林長民（林徽因之父，北洋軍閥司總長）。經林長民介紹認識劍橋大學教授迪根生，由此進入劍橋大學，當時叫康橋大學，這樣就與康橋發生了聯系。

一>確立志向： 彩虹似的夢。因為徐志摩想在中國建立英國似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他認為德國人太蠢，幹事機械；法國人太陰，幹事過分；南歐人太亂，頭腦混亂；美國人淺薄，文化歷史不長。所以比較像樣的是英國。他曾說過"英國人是自由的，但不機械；時保守的，但不頑固"。所以他認為在英國實施民主政治的條件，遠在大喊大叫的美國人之上。所以在他心目中就要樹立一個英國似的資產階級政治制度。

因此在他的一篇散文《吸煙與文化之辯》中，他說過："我眼是康橋叫我睜的；我的自我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的；我的求知慾是康橋給我振動的。"可見康橋對他的影響之大。客觀上看，英國的民主是自由的，他非常羨慕，主管上看，他有個追求：愛、美、自由。同時他最好的朋友胡適也說過"徐志摩一生追求愛、美、自由"，英國正好符合主客觀要求。

二>步入詩壇。徐志摩當時留學是想當類似美國國務卿的政治家，後來棄政從文是受到英國19世紀浪漫主義詩人影響，也包括當時一些作家，作品的影響。同時由於他喜歡結交上流人物，其中曼殊斐爾對他的影響最大。

一天晚上11點鍾，徐志摩去拜訪曼殊斐爾，雖然只有20分鍾，但連任談得十分投機。曼殊斐爾的美給他極大的吸引力，對她的話言聽計從，徐志摩說過"這20分鍾是不逝的20分鍾"，可見給他的印象很深。他曾說過她的美是完全的美，是純粹的美，是可感不可知的美，是不可分析的美，是自然界的傑作。所以曼殊斐爾說："徐志摩，你將來最好去搞文學，最好不要搞政治。"這對徐志摩觸動很大，也是徐志摩開始走向文學創作的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離婚與失戀的影響。他在倫敦大學讀書時，認識了16歲的林徽因，在當時稱為"中國第一才女"，所以徐志摩去追求她，但他是結過婚的。追求時當然遇到阻力，林徽因說："我是少女，你是有婦之夫，你得先離婚。"徐志摩聽後覺得很有希望，於是與1922年赴柏林找張幼儀離婚。因為浪漫的他認為林徽因是愛、美、自由的化身，雖然張幼儀很好，但是沒有浪漫氣質。他說："我要當中國第一個離婚男人"。通過很多朋友做張幼儀的工作，最後張幼儀同意了，之後兩人關系更好，一禮拜一封信。離婚後他立刻回到了英國，卻發現林徽因已經到美國學建築學。可能林徽因的父親認為徐志摩當女婿不適合。此刻，老婆沒了，戀人沒了。兩腳踏空，心悲涼，用詩抒懷，《春》中寫到他看到別人在草叢中戀愛，自己很眼紅，感覺自己很孤獨。所以開始步入詩壇。

三>迷戀自然。劍橋大學很美，古典建築群，藍天碧海，鳥語花香，田野里點綴著農舍，一條康河貫穿其中。若分析《再別康橋》，必須讀《我所知道的康橋》，介紹了他每天的生活——劃船，看閑書。這便是他的留學生活，但他不後悔，他說，他讀了三本書:自然書,人生書,社會書.康橋也在其生命中之深1922年回國後,他寫了第一首與康橋有關的詩《康橋再會吧！》，康橋是其生命的源泉，精神的依賴之鄉。自然風光陶冶之下，造成了他清高,超脫的英國紳士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