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學歷史教授謙厚
Ⅰ 1902年李叔同
李叔同
李叔同,近代著名音樂美術教育家、書法家、戲劇活動家,幼名成蹊,學名文濤,號漱筒,又號息霜,字叔同,以字行,法號弘一。清光緒六年(1880年)10月23日生於天津市經營鹽業錢庄的富家,父世珍為同治四年進士,官吏部主事,原籍浙江平湖,祖籍山西。5歲喪父,由母親兄長教讀經史詩文,少年即擅長吟詩作畫、書法印刻,多才多藝,欽佩康梁變法。1899年遷居上海,開始其輝煌的藝術生涯,出版了《李廬詩鍾》、《李廬印譜》,並與任伯年等設上海書畫公會,每周出一張畫報。1901年入上海南洋公學讀經濟特科班。1902年參加平湖縣鄉試不第。1903年翻譯出版《法學門經書》《國際私法》二書。1904-1905年與黃炎培共事二年。1904年在上海參加演出京劇《□�臘廟》、《白水灘》等。1905年出版《國學唱歌集》,他還填詞作曲了《祖國歌》,秋去日本。1906年入東京上野美術學校習西洋繪畫及音樂,並編輯從封面到繪畫、文章全由他一人包辦的《音樂小雜志》,組織"春柳社"研究新劇演技。他所作曲的幾首歌被選入《中華民國五十曲》一書中。同年參加同盟會。1907年,曾演《茶花女》,飾女主角,再演《黑奴籲天錄》,飾女角愛密柳和男角跛醉客,成為中國話劇藝術的先驅。 1910年畢業回國帶回一位日本女子葉子為妻,他任教於天津高等工業學堂和直隸模範工業學堂。1912年到上海城東女校授國文和音樂課,並加入"南社",任《太平洋報》主筆,與柳亞子創辦文美會,主編《文美雜志》,秋季到杭州任浙江兩級師范學校(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音美教師。1914年加入西冷印社,與金石書畫家吳昌碩交往密切。 1915年36歲時,應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江謙之聘,兼任該校國畫音樂教授,往來於寧杭之間,並組織寧社。東南大學歷史上第一首校歌--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歌是李叔同譜的曲。他在南高師因其非凡的才調學識高尚德行而被稱頌為最有權威的老師,實行人格感化的大教育家,他曾借佛寺展出書畫金石,江謙贈詩曰"雞鳴山下讀書堂,廿載金陵夢未息,寧社恣嘗蔬簡味,當年已接佛陀光。"果然,於1916年李叔同在有寺廟上百的佛地杭州,卻步入虎跑定慧寺試驗斷食17日,返校後開始素食,改名李嬰。到1918年秋入定慧寺拜師出家,改名渲音,號弦一,9月到靈隱寺受戒,從此專心研究佛學律學。到浙江新登、徽州、蘭州、寧波各大寺院閉關或客居,1921年撰《謝客啟》,1923年撰《印造經像之功德》,石刻《彌陀經》,著《四分律》。1926年在杭州招賢寺從事《華嚴疏鈔》之厘會修補校點,在上海住弟子豐子愷江灣之家,同游故舊,次年主持豐子愷皈依三寶儀式,豐子愷編《中文名歌五十曲》出版,內收李叔同歌曲13首。1928年與豐子愷、李國凈商編《護生畫集》。豐子愷、劉質平、夏丐尊、經亨頤集資為他在白馬湖築"晚晴山房"供其久居。 1929年至廈門,整頓閩南佛學院的教育,《護生畫集》第一冊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50幅畫皆由他配詩題寫。此時開始廣游浙、閩之開元寺、承天寺、妙釋寺、法興寺、伏龍寺、金仙寺、慶福寺、普陀寺、湧泉寺、南山寺講經講律,他規定一不迎,二不送,三不請齋。時人稱他為孤雲野鶴、弘法四方。1936年《清涼歌集》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1939年著《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篇》,為祝60壽,徐悲鴻為弘一法師作油畫肖像,到1947年徐悲鴻在畫上還題詞表述敬仰之情。1941年編著《律紗宗要隨講別錄》。 1942年10月13日晚8時圓寂於泉州不二祠養老院晚晴室,享年62歲。
Ⅱ 尚氏家譜排輩
尚姓字輩排行如下:
湖北省襄陽市襄州區朱集鎮尚寨村字輩:正大光明富豐先思善書。
湖北襄陽市南漳縣東鞏、肖堰一帶尚姓字輩:正世開德盛,萬仕廣明經,有志仁賢義,才柏之秀雲。
湖北十堰鄖縣五峰鄉尚家河尚氏字輩:應化克廣,文志從選;繼立學政,大啟榮顯;勛建天朝,恩垂邦典;世德振興,全修萬善;永發承祥,尊祖業傳;遠影康樂,道宏瑞滿;維敬群雄,英明佑賢;謙益儉良,代忠存延。
湖北襄陽歇馬河尚家壪尚氏字輩:川(廷春),乾(遇友)應(金錫),建其士瑞,玉麟發祥,宗功永秀,世代榮昌,承奉聖賢,書禮弘揚,文武全才,治國安邦,順之道正,仁義昭彰,祖德遺輝,明久興旺。
湖北襄陽谷城縣城關鎮尚家埠口尚氏排行:正大光明,安邦治世。
山東鄆城尚氏字輩:盛德伯作昭詩書可景習理成大宗興志先文懷繼余傳恩樹良善秀萬春效仰方俊耀乃延慶嘉隆昌。
山東德州尚氏字輩:文其明玉祥。
山東淄博尚氏字輩:曰大維宏家聲振宗善敬啟廣丕作保方良承佩貽肇錫慶長。
山東淄博王村尚氏字輩:仁義力志慎修克貞(zheng)可。
山東龍口尚氏字輩:大德玉福振(宗)作書香世守乃祖。
山東泰安尚氏字輩:其思永繼元希榮緒廷先大德傳宗廣延慶佰世芳。
山東萊蕪故事村尚氏字輩:憲緒念傳永,蕙蘭勝馨香,祖佑師叔第,富庶詔華堂。
山東濱州大尚村尚氏字輩:仁義禮智信,俊哲文明貴,忠厚傳家遠。
山東利津尚氏字輩:育蕃應攸敘憲祖自熙淳世傳忠孝德尊訓久茂祥。
遼寧大連尚氏字輩:文雲思德肇志忠厚傳家遠詩。
遼寧沈陽尚氏字輩:世德爾祖。
遼寧海城尚氏字輩:繼學可之崇玉維政宗昌其久世德爾祖承效克適偉佩紹憲本大乃永紀惠汝述。
遼寧鐵嶺花耳山尚氏字輩:雲起邦國永成明君發洪貴殿志文俊興。
遼寧鐵嶺李千戶尚氏字輩:宏玉新成慶尊崇國運昌德榮思守法寶善致發祥。
遼寧新賓尚氏字輩:傳緒振恆衍慶修陽培源思茂承宗宜凝。
遼寧新賓這一支應來自江蘇贛榆或山東日照,字輩:傳緒永德,衍慶修明,積善之家,濟世運昌,培源思茂,承宗貽榮。
吉林市郊尚氏字輩:崇登士永國廷有中希文起瑞雲殿昌榮名芳德峻才大聲鴻百祥連漢萬載豐恆。
河南孟津尚氏字輩:汝師恆弘景全修德乃成廷懷連去際芳遠照永清從玉金作寶如宗廣來明道長世法有守存本建興。
河南淅川尚氏字輩:德光宗士宏興良善花榮勝店家占坤明。
河南南召尚氏字輩:從春興廣泰久士相恆昌吉照迎增水仁義和友邦。
河南新鄉東曲里村尚氏字輩: 文、彥、春、家、祥、福、德、廣。
河南葉縣常村鄉尚氏字輩:應進宗明,克清鳳永。學書耀祖,振德家生。文行忠信,延年增榮。正新誠意,太和春景。堯邦舜國,浩志可興。平安久遠,同望盛隆。智豐惠沛,均建奇功。潤珍貴寶,澤善順禎。
湖南桑植縣一支:大啟正龍世、文華遺澤長。
二支:光大開文運、昌明啟後良、英賢先自立、家道永垂芳。
三支:本立道生、源遠流長、昭穆順序、孝友滋彰、名高三楚、聲振一堂。
河北磁縣尚氏字輩:西古祖而顯勤春林有清福祿禛祥慶大中正常生陽照苗盛旺萬物廣多興。
河北保定、遼寧遼陽尚氏字輩:增(昌)明(其)永(久)德(世)利(德)富(爾)貴(祖)。
河北省寧津縣,現居遼寧黑山:雲順文鴻志,百世永吉昌。
河北廊坊尚氏字輩:國、存、近、在、德、景、文、俊、振、海、宏。
現居北京市昌平區百善鎮半壁街村:如、德、志、紅。
黑龍江肇源尚氏字輩:之國登永崇守泄廷萬書廣大教育群英聖為人瑞德乃家聲。
山東泰安夏家莊、肥城安家莊、大尚庄、小尚庄是一支。其中字輩有:緒、乾、節、立、太、玉、隨、林、富、生。
山東泰安肥城老城鎮辛屯村(胡庄組)亦尚存一支。其中字輩有:成、永(金)、仁、義、禮。
安徽太和趙集鄉尚寨,馬營村一帶。其中字輩有:孔,學,鳳,守(照),成。
安徽懷遠後尚,前尚,西尚,尚廟,尚庄是一支。其中字輩有:成,登,守(佩),林(殿),元,國登。
安徽當塗縣黃池鎮,其中字輩有:師、玉、文、世、定、啟、賢、坤。
安徽霍邱縣花園鎮迎龍村尚大檯子,其中字輩有:習、顯、偉、德、發、傳、應、由、申、嘉。
山西運城永濟平壕村尚家字輩:修善積德廣前玉後。
四川成都尚氏字輩:作開宏俊。
尚氏一支字輩:正金大光明富豐先永祥。

(2)山西大學歷史教授謙厚擴展閱讀:
尚氏家譜文獻現狀
遼寧海城尚氏續修宗譜六卷,(清)尚玉德、尚維慎修,清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木刻活字印本五冊。現被收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吉林大學圖書館。
尚氏宗譜四卷,首一卷,(民國)尚淵濤等纂修,民國七年(公元1918年)飛熊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冊。現被收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
遼寧海城尚氏宗譜十一卷,末一卷,(民國)尚其憲纂修,民國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石印本。現被收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遼寧省海城市檔案館。
尚茂公三房草稿,著者待考,民國年間世德堂稿本一冊。現被收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
遼寧海城尚氏六修宗譜不分卷,(現代)尚久蘊、尚世海編修,1994年計算機排印本。
遼寧、吉林尚氏六修宗譜補遺一卷,(現代),尚久蘊等修,1997年鉛印本。
河南許昌尚集尚氏族譜三卷,(現代),尚德河等編,1999年計算機排印本。
Ⅲ 想了解下老子的生平和那個時代的背景文化...
1、老子大約於公元前571年(周靈王元年,魯襄公二年,宋平公五年)出生於楚(原為陳)國苦縣。老子即李耳,是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
2、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郭蘭芳在《論老子哲學思想》中寫道:老子姓李名聃,是楚國苦縣的厲鄉曲仁里人,生於春秋末期,曾任周王朝的圖書館長、管圖書,是孔子的前輩,曾向他問禮。
3、公元前551年(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老子入周王室任守藏室史(管理藏書的官員)。在被推薦入周室效力之前,老子跟隨常樅(商容)學習知識。
4、公元前535年(周景王十年、魯昭公七年),老子因受權貴排擠,被甘簡公免去守藏室史之職,出遊魯國。在魯國巷黨主持友人葬禮,孔子助葬。時孔丘17歲,問禮於老聃。
5、公元前530年(周景王十五年、魯昭公十二年),老子被甘平公召回仍任守藏室史。
6、公元前526年(周景王十九年,魯昭公十六年),26歲的孔子適周觀光,拜訪老子。
7、公元前516年(周敬王四年、魯昭公二十六年),老子因所管典籍被王子朝攜至楚國,被罷免守藏室史一職,回故里居住。後去往秦國,確切年代不詳。
8、公元前501年(周敬王十九年、魯定公九年),51歲的孔子南至老子故里向老子問學。
9、大約公元前485年(周敬王三十五年、魯哀公十年),老子看到周王朝越來越衰敗,就離開故土,准備出函谷關去四處雲游。把守函谷關的長官尹喜很敬佩老子,聽說他來到函谷關,非常高興。
10、可是當他知道老子要出關去雲游,又覺得很可惜,就想設法留住老子。於是,尹喜就對老子說:「先生想出關也可以,但是得留下一部著作。」老子聽後,就在函谷關住了幾天。幾天後,他交給尹喜一篇五千字左右的著作,然後就騎著大青牛走了。
11、相傳老子長壽,大約於公元前471年死於秦國,享年一百零一歲。《莊子·養生主》有:「老聃死,秦失吊之,三號而出。」胡適認為,老子至多不過活了九十多歲。
12、公元666年,老子(唐高宗乾封元年)被封為太上玄元皇帝;公元1013年(宋真宗祥符六年),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13、春秋戰國是中國文化大發展的時期,實現了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文化向以人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歷史轉型。
14、在春秋這個轉型期,盡管夏商周以來的傳統觀念仍在人們心中起著巨大的作用,普遍地發生著影響。
15、周天子及其諸侯政治權威的動搖與衰落,學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隨之而出現的學術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間等社會方方面面的變化,又引起了人們思想觀念的某種改變,這些變化正是春秋時期思想文化轉型得以實現的歷史條件。

(3)山西大學歷史教授謙厚擴展閱讀:
1、老子的成就主要體現在《老子》一書里。《老子》,又名《道德經》或《德道經》,和《易經》《論語》被認為是對中國人影響最深遠的三部思想巨著。
2、其成書年代過去多有爭論,至今仍無法確定,不過根據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簡《老子》年代推算,成書年代至少在戰國中前期。
3、此書共計五千字左右,最初稱為《老子》而無《道德經》之名。後來稱《道德經》,並分成八十一章,編為上下兩篇,上篇道經三十七章,下篇德經四十四章。
4、春秋戰國時期,經濟的發展,推動了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的變革,促成了思想的空前活躍和文學藝術的繁榮。
參考資料來源:
網路-春秋
網路-老子
Ⅳ 元太宗怎樣廢行科舉制的
元太宗窩闊台九年(1237),中書令耶律楚材建議以科舉選士,被採納。八月,「下詔命斷事官術忽角魯與山西東路課稅所長官劉中,歷諸路考試」。詔書稱:「其中選儒生,若有種田者納地稅,買賣者出納商稅,張開門面營運者依行例供差發除外,其餘差發並行蠲免。……與各住達魯噶齊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當著。宜後依照先降條例開辟舉場,精選人仕,續聽朝命。」第二年(元太宗十年戊戌,1238),「歷諸路考試。以論及經義、詞賦分為三科,作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聽,但以不失文義為中選。其中選者,復其賦役,令與各路長官同署公事」。得士凡四千三十人,稱戊戌選。按當初耶律楚材的設想,是以此為開端,逐漸恢復科舉選士制度。戊戌選合格者便取得了進一步參加「精選」的資格,而再辟舉場,則可取其中精英人仕。戊戌選是精選的初試或預試。但這次的選舉安排並沒有按計劃進行,因「當世或以為非便,事復中止」,由耶律楚材建議的恢復科舉取士的嘗試竟以失敗告終。中選的四千餘人中可考者約二十人。其中楊奐試於東平,賦、論皆為第一名,授官河南路徵收課稅使,兼廉訪使;趙良弼授趙州教授;許楫為中書省架閣庫勾當,兼承發司事;雷膺被史天澤任為萬戶府掌書記;張文謙試於大名,中選後得復本戶徭役。
此後,科舉取士停廢多年,不曾被提及。直至元世祖即位後,在積極推行漢法的同時,也曾反復多次議論恢復科舉。
至元初年,丞相史天澤提出恢復科舉,但未予施行。
四年(1267)九月,翰林學士王鶚等,請行選舉法,「遠述周制,次及漢、隋、唐取士科目,近舉遼、金選舉用人,與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科舉取士為當時切務。世祖詔中書左三部與翰林學士議立程式,似有意恢復,後又因「有司難之,事遂寢」。但有關恢復科舉的問題看來一直是在議論和籌備中。七至八年間(1270-1271),禮部擬定以詞賦、經義二科取士,尚書省擬罷詞賦,用經義、明經等科,舉子需由品官保舉方許入試。
八年,侍講學士徒單公履請實行貢舉。因知世祖對佛教的態度是重教而輕禪,為迎合帝意,竟將儒與佛教相提並論,稱「科舉類教,道學類禪」。殊不知忽必烈看重的是治國之術,對儒生「日為詞賦空文」深懷不滿。於是,他召宰臣廷辯,並對符寶郎董文忠說:「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董文忠素不善詩,也不必求通過科舉入仕,故回答說:「陛下每言: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為詩賦,何關修身,何益治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謂道學!而俗儒守亡國之習,欲行其說,故以是上惑聖聽,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國之意也。」
參加這場廷辯的還有姚樞、許衡。因科舉實行幾代後,其本身的流弊也逐漸暴露,讀書應試者死守章句,專心於場屋程文,不通世務,難成治國之才,科舉選拔人才的實際作用已大大減弱。當時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時,甚至有人把金朝的亡國歸咎於崇儒。故在當時擁有很高威望的許衡也並不熱心科舉而主張大興學校以培養、造就人才。元世祖需要的是務實治國之才,也認為「科舉虛誕」。對許衡、董文忠等的意見和傾向自然容易接受,因而對科舉一直缺乏熱情。
蒙元時期有大量宗室、勛臣和怯薛子弟入仕為官,又接收了金朝的降臣、降將,漢人世侯也各自辟置了官屬和幕僚,元廷沒有通過科舉選拔官員的迫切需要。但呼籲恢復科舉者顯然也大有人在,因而長期以來,關於恢復科舉的議論和籌備工作也一直沒有停止。
十年(1273),又有詔行科舉,命翰林老臣等擬定程式。
十一年十一月,翰林院上奏所擬科舉程式於太子真金。「奉令旨,蒙古進士科及漢人進士科,參酌時宜,以立制度」。
十二年正月,又議。參加者有竇默、姚樞和剛剮奉召入京的楊恭懿。恭懿言:「明詔有謂: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曰為賦詩空文。斯言誠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售,試以經義、論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才矣」。看來,這次討論的結果可能是確定了以經義、策論兩科取士。蘇天爵說,「條目之詳,具載於策書」。科舉的准備工作看來也已經完成,但最後還是未能付諸實行。
至元二十一年,中書右丞相和禮霍孫再一次建言設科舉,再詔中書省議。不久,「和禮霍孫罷,事遂寢」。
在官僚隊伍的補充和更新方面,由於不能以科舉選士,則不得不開辟新途徑。而某些低級官員出現空缺時,也常常以吏員升職,久而久之,吏員出職逐漸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科舉停廢造成的人才短缺現象。滅宋後,又搜羅了一些南宋儒生,世祖後期,多以儒臣任監察和詞苑職務,通過他們掌握輿情和整頓吏治,也能大體上維持元朝社會關系的平衡。元世祖時期這種用人政策的實施使科舉選士的重要性降低,科舉已不再是選士的重要途徑。成宗、武宗的經歷又是以領兵鎮守漠北為主,與儒生接觸甚少,對科舉取士更形隔膜。因而,歷世祖、成宗、武宗三朝,恢復科舉雖然曾多次被提及,到仁宗即位前,卻一直是議而不行。
就最高統治者對科舉的態度講,仁宗的情況與前幾位皇帝顯然不同,他自幼生長於漢地,一直有儒臣相伴,特別是名儒李孟,「仁宗在宮中,孟曰陳善言正道,多所進益」。在懷州四年間,他也始終隨侍身邊,「誠節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風」。李孟依然堅持「漢、唐、宋、金;科目得人為盛」;柏鐵木兒也特別提出「先朝嘗欲舉行而未果」。時故老凋零,吏員人仕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明顯而且嚴重,仁宗在潛邸時已「深見吏弊,欲痛劃除之」。久居漢地的蒙古、色目貴族的漢文化索養也有了一定提高,恢復科舉的條件終於成熟。
皇慶二年(1313)十月,中書省臣奏:「科舉事,世祖、裕宗累嘗命行,成宗、武宗尋亦有旨,今不以聞,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已治人之道,……今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義皆不用,專立德行明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於是,十一月,下詔行科舉,詔稱:「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議論了半個世紀的科舉問題,終於有了結果。
元朝科場,每三年開試一次。分為鄉試、會試、殿試三道。
鄉試科目,蒙古、色目人試二場。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至正時減為三條,另增本經義一道。第二場試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試三場,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也於四書內出題,並以己意結,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限一千字以上。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做一榜,漢人、南人做一榜。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兩榜並同。各行省、宣慰司、直隸省部按蒙古、色目人、漢人、南人分配名額。全國鄉試中選合格者三百名,送大都會試。會試科目與鄉試同,於三百人中錄取一百,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二十五人。一月後,於翰林院參加殿試。
殿試蒙古、色目人試時務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試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題目由儒臣草擬四首進呈,皇帝選定其二。監試官與讀卷官以所對第其高下,分兩榜公布。蒙古、色目人為右榜,漢人、南人為左榜。由於右榜取數常不滿,故元代每科所取多不滿百人。
元統元年癸酉(1333)科,取士百人,「左、右榜各三人,皆賜進士及第,余賜出身有差。科舉取士,於斯為盛」。
但是科舉恢復後,進展並不順利,英宗即位時,出現了一些周折;泰定即位時,幾乎又被停廢。「周旋扶護而潛彌之,一、二人是賴。蓋設科以來,列聖首詔。必有因而搖動者」。到元順帝元統三年(十一月改至元,1335)十一月,艱難推行的科舉還是被權臣伯顏所廢。
古代風景畫鑒賞元統二年三月有詔稱「科舉取士,國子學積分、鱔學錢糧,儒人免役,悉依累朝舊制」。重申舊制,看來正是舊制面臨危機的反映,不過,可能是經過一場激烈的斗爭或爭論,支持科舉者取得了暫時的優勢,舊制被重新確認,元統三年的鄉試得以照常於八月舉行。但很快,形勢便急轉直下,十月,監察御史呂思誠等19人彈劾中書平章徹里帖木兒變亂朝政,而徹里帖木兒在權臣伯顏的支持下,視事如故,台臣卻多被迫辭職。由於台臣多由科舉人仕,對權臣的為所欲為多有牽制,早已成為伯顏的政治敵手和擅權的最大障礙,自然也為他所嫉恨。而今伯顏的同黨又為御史所劾,自然遷怒於科舉,所謂「徹里帖木兒挾私憾,奏罷進士科」,實則不過是秉承伯顏的意志行事罷了。廢罷科舉也就成了他打擊政敵的一種手段。他既希望利用廢罷科舉打擊儒臣,也想以此換取反對科舉諸社會勢力的好感,於是科舉首當其沖,成了元朝後期社會各政治派別斗爭的犧牲品。在廢科詔書草就而未用璽印之際,參知政事、知經筵事許有壬向伯顏力爭,卻終不能挽回。十一月,廢科詔書下。
但是,儒臣為保衛科舉也可算不遺餘力。罷科舉的詔書頒下僅三個月,該年閏十二月,御吏台再以指斥武宗和取內侄女為己女冒領珠袍事彈劾徹里帖木兒,徹里帖木兒被流放於安南。於是他們又開始為恢復科舉奔走呼籲了。其不知徹里帖木兒的去留對科舉並無決定性影響,伯顏不去,科舉實不可能恢復。因此,直至脫脫配合順帝除去伯顏後,科舉才得以重新進行。
元朝科舉雖取人有限,卻依然是廣大士人階層的希望和利益所在,廢科之舉激起了士人普遍不滿,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給元政權帶來了不小的壓力。反對科舉的政治勢力也沒有從中得到更多好處。伯顏試圖以廢科舉排斥打擊政敵的結是加速了自己的垮台。
至元六年(1340)初,伯顏被貶死。年底,順帝下詔恢復斗舉。至正元年(1341),科舉再興。
有元一代,共開科試十六次。由科舉人仕者,包括國子監應貢會試中選者共計一千二百名。占仕途總數的百分之四點三。「這個比率,大致上只相當於唐代和北宋的十分之一。」同時,曲科舉入仕者,只許有壬一人得進相位。「復科後五十四年間,可以確定是以科舉進身的參相者有九人。把他們各自人相的年數相加,一共只有二十七個年頭,占同時期中參相官員各自在職年數總和的3%強。根據現在掌握的材料,進士中官至省、部宰臣(包括侍郎)的約二十多人,做到行省宰臣及路總管的也不過二三十人,在同級官僚總人數中的比率自然都低得驚人。」
因此,進士出身的官員,無論就數量還是就地位而言,在官僚隊伍中,都處於絕對的劣勢。「對有元一代宿衛出職皆居當道要津、品官來源多自掾吏人流的用人格局,基本上沒有什麼觸動。」故時人認為「元有科目,名有而實不副」。
但是,有限的科舉取士對元朝乃至後世依然起到了一定作用。
「中國傳統的封建國家法制,實際上是儒家意識形態的制度化。」「以儒家學說為標准考試取士雖然有各種弊端,但從根本上說,它在意識形態方面保證了入選官僚在素質上與其所維護的封建法度之間的內在一致性。這種一致性不僅意味著國家在保障地主對農民進行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方面的責能,而且意味著它作為各對立階級之間的調節器,必須用儒家思想來約束統治階級自身的過度行為,以便在某種程度上減緩統治階級的腐化速度以及對抗性矛盾不可避免的激化趨勢。封建國家機器能否最大限度地發揮這種調節作用,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取決於掌握這個機器的官僚的素質」。元代科舉被限制在最低限度內,官僚隊伍中湧入大量「缺乏正統儒家思想熏習教冶的胥吏令史」,「損害了官僚素質與封建法度之間的內在和諧,破壞了封建國家機器所具有的某種調節作用,結果,既加速了吏治的腐敗,也加劇了整個社會狀況的惡化」。而科舉的有限保留,自然也就有限地發揮了它的調節作用。
科舉的實行,不但在一定程度上使儒家思想文化在漢地得以繼承和傳播,同時,也帶動和提高了邊疆後進地區文化的發展和普及。全國各行省自嶺北至海南、雲南,從陝西、甘肅到遼東都按所定數額選舉子人試,再輔以學校的建立,則使先進的漢文化得以向邊疆地區推廣,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發展。尤其是西北地區,色目人中出現了不少漢文化修養很高的知識分子,這無疑是以各少數民族漢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為基礎的。
自元仁宗恢復科舉,試題多以朱熹及其門人弟子對四書、五經的註疏為准,《春秋》許用左氏、公羊、穀梁三傳,《禮記》仍用古註疏。這種專以理學取士的制度,自元朝開始,為明、清所襲,維持了近六百年,對理學,尤其是小學的普及與傳播起了促進作用,也給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政治、文化帶入了更多的消極影響。
Ⅳ 楊良瑤的生平
楊良瑤是唐朝宦官。歴事唐肅宗、代宗、德宗、順宗四朝皇帝,剔歴中外50餘年,特別是奉命出使黑衣大食,在唐王朝和阿拉伯世界之間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歷史性貢獻。根據當時國際、國內政治局勢來判斷,楊良瑤出使的政治目的可能是與起源於小亞細亞兩河流域的黑衣大食帝國一道,共同遏制崛起於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權,試圖徹底擺脫其對唐王朝西域的軍事威脅。據筆者考證,楊良瑤很可能是中國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節。作為唐王朝的外交使節,楊良瑤官階不高,但作用匪小。從碑文看,《唐故楊府君神道之碑》無疑是唐代後期的典型製作之一,足以反映所歷王朝的興衰脈絡,尤其是在「借兵回紇」、「出使嶺南」、「出使大食」、「平叛淮西」等重大歷史事件中,皆能看出楊良瑤不遑寧居的奔走身影,這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歷史細節之一。
從形制看,該碑體形高大,額篆「唐故楊府君神道之碑」9個篆字,周正圓渾,蒼遒大氣。碑文以楷體書寫,間以行書,結體活潑,字跡勁秀,線條華暢,文氣通透,具有相當高的書法藝術水平,不失其為中晚唐書法中的佳品製作。據宋佚名《宣和書譜》卷一載:「唐代宗宵旰之暇,留心翰墨,於行書益工。大抵有唐自太宗以還,世相祖襲,至代宗家學未墜。」唐德宗時,「觀其行書筆意,亦不愧前人雲」(宋佚名《宣和書譜》: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2011年12月第1版)。至憲宗初年,宮廷崇尚「集王聖教序」之風,仍不稍潛。足見中晚唐右軍行楷書體之興盛,當披靡於朝野上下。
從作者看,該碑由朝請郎、行虔州南康縣丞、雲騎尉、翰林待詔陸邳撰文;承務郎、守郴州司兵參軍、雲騎尉、翰林待詔趙良裔書丹;給事郎、守洪州都督府兵曹參軍、雲騎尉、翰林待詔湯陟篆額。唐朝官階明確,「朝請郎」為文官第18階、正七品上;「承務郎」為文官第25階、從八品下;「給事郎」為文官第22階、正八品上。均職階不高,正史未載,但就撰文、書法而論,仍屬非常可貴。
據當代學者考證,趙良裔,約當唐德宗、順宗和憲宗時人。其書跡見於《唐代墓誌匯編》(周紹良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元和142《乘著志》(元和玄枵之歲)。該志署銜「朝議郎、權知處州司馬、賜緋魚袋、翰林待詔趙良裔」篆題,楷書。又,陸邳,約當唐憲宗、穆宗時人。書跡初見於《金石錄》(宋趙明誠著)卷九,《金石錄》第1738《唐平淮西碑》,署名段文昌撰,陸邳八分書,元和十四年十二月(820年)。別的書跡還有《唐邠國公梁守謙功德碑》,楊承和撰並書,陸邳篆額,篆書。長慶二年(822年)。清王昶《金石萃編》卷107。陳思《寶刻叢編》(中華書局,1995年)卷七有著錄。另外,《唐左武衛將軍劉德惠碑》,唐嚴綬撰,劉繼元書,陸邳篆額,長慶二年;《唐兵部郎中郭晤碑》,唐陸邳隸書,長慶四年(824年);以上俱見《寶刻叢編》卷八。
從《唐故楊府君神道之碑》可知,陸邳、趙良裔兩人在翰林院內均有升遷。陸邳從朝請郎、行南康縣丞、雲騎尉升職為朝議郎、權知撫州長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亦即由文官第18階、正七品上晉升為文官第14階、正六品上;趙良裔從承務郎、守郴州司兵參軍、雲騎尉晉升為朝議郎、權知處州司馬、賜緋魚袋,亦即由文官第25階、從八品下晉升為文官第14階、正六品上。兩人初期官職懸殊,後來則臻於一致。盡管如此,卻都不改其「翰林待詔」的御用角色。兩人於元和元年為《唐故楊府君神道之碑》撰文、書丹,足以證明其由來已久的同事關系。陸邳擅長篆隸,卻奉命撰文;趙良裔擅長楷書,故一仍舊貫。
至於翰林待詔湯陟,尚不見於著錄,然其擅長篆隸,當時影響也不會低。刻字匠朱士良,吳郡(即蘇州)人,刻工灑脫,頗見功力,亦不見著錄。但刻家留其名,大約也是一種榮耀。
依據王海濱《唐代翰林書待詔制度綜考》(2008年,吉林大學碩士論文)一文研究,「(唐代翰林書待詔)為皇家的御用書家,其書法技藝水平是非常高的,都是名重一時的書法好手,他們在朝野內外的影響也是非常大的。」並認為,翰林書待詔的書法屬「院體」書法,「直接代表了皇帝的書法,翰林書待詔奉敕所書的碑誌,就是很好的例子。」這個觀點,洵非無識。
按:唐人墓葬勒石,向有「神道碑」和「墓誌銘」兩種。所謂「神道碑」,就是樹立在死者墓道上的石碑。唐代詩人白居易在《立碑》一詩中寫道:「勛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立作路旁碑。」所謂「神道碑」,正是這種「路旁碑」的一種。就內容看,該碑蹈常襲故,不乏溢美之詞,但就其深受信重、頻繁出使而言,仍有必要作進一步的研究和探索。尤其是其奉命出使黑衣大食,「使大食而聲教旁暢」、「聘大食兮聲教普」,也都成為出使獲效的直接標志。
據碑文載:楊良瑤終於元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葬於同年十月十四日。「元和」為唐憲宗李純的年號。元和元年,即公元806年。由此推斷,楊良瑤當生於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即公元736年。楊良瑤之死,從明幡發喪到歸里入葬,歷時共83天。依照關中民間葬俗:樹碑立石,通常在三周年之際完成,時當脫服之期。而此碑刻立的時間,則在喪葬期內。另外,神道碑為墓道用碑,均在地面之上,而墓葬內有墓誌銘,也是唐代定製。
值得注意的是,該碑正文用過許多簡筆字,與今日官方確定的《漢字簡化字總表》有相似之處。譬如「請」寫作「請」,「繼」寫作「繼」,「萬」寫作「萬」,「邇」寫作「邇」,「爾」寫作「爾」,「貌」寫作「皃」,「輔」寫作「輔」,「彌」寫作「彌」,等等。這些漢字簡化字的普遍使用,對於研究唐代文字史,有著相當重要的啟迪和幫助。
早在1984年4月,涇陽縣文物工作者從事田野文物調查時,在當時掃宋鄉(2002年後並入雲陽鎮)大、小戶楊村附近發現了一通晚唐石碑,此即《唐故楊府君神道之碑》。筆者於上世紀90年代初偶然見及,震撼於該碑珍貴的歷史價值和精湛的藝術價值,遂決意加以整理、研究。1998年,筆者最先在陝西師范大學史念海教授所主編的《唐史論叢》(第7輯)撰寫了一篇學術論文,當即受到西北大學文博學院院長周偉洲教授的深切關注。2001年,新編《涇陽縣志》(何平、李新榮、楊西安等編,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中第一次公布了該碑碑文,但差錯太多,難以卒讀。2005年,筆者又在咸陽師范學院學報刊發了《楊良瑤:中國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節》一文,再次公布了神道碑碑文並做了初步考釋。因拓本欠精,辨識困難,仍有錯訛。2012年冬,筆者赴北京出差,從文物出版社葛承雍總編輯處獲悉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據此有了新的深入研究,在《文史》2012年第3期上發表了《唐朝與黑衣大食關系史新證——記貞元初年楊良瑤的聘使大食》一文,經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張建林研究員聯系,得以獲讀,由此對碑文句讀做了個別修正。對於諸位學人的支持和幫助,筆者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謝。
據查知,該碑身首相連,碑首高85.5厘米,碑頭篆額「唐故楊府君神道之碑」9字,3行,每行3字。碑身高189.5厘米;上部寬93.5厘米,下部寬102.5厘米。正面鐫刻行書碑文,記敘了「唐右三軍僻仗、太中大夫、行內侍省內給事,賜紫金魚袋、上柱國、弘農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楊良瑤的家族淵源和生平事跡。該碑文彌足珍貴之處,正在於揭櫫了這位不見於正史文獻的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節的出使生涯。
經整理,對碑文標點、劃段如下(按:行文中的空格依照原碑格式處理,以示敬重):
唐故楊府君神道之碑
唐故右三軍僻仗、太中大夫、行內侍省內給事,賜紫金魚袋、上柱國、弘農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楊公神道碑銘並序
朝請郎、行虔州南康縣丞、雲騎尉、翰林待 詔陸邳撰
承務郎、守郴州司兵參軍、雲騎尉、翰林待 詔趙良裔書
給事郎、守洪州都督府兵曹參軍、雲騎尉、翰林待 詔湯陟篆額
公諱良瑤,字良瑤,其先周宣王子尚父,受封諸陽,寔曰楊侯。晉滅其國,因以為氏。厥後代濟勛德,遂為名家。至若王孫以薄葬稱,樓船以大功命,敞因謙畏為相,雄由辭賦榮名。洎乎伯起之慎「四知」,叔節之去「三惑」,大鳥集於葬墓,飛鱣降於講堂。或朱輪十人,或太尉四代,光照兩漢,裕垂後昆,氏族源流,遠矣盛矣。於是根蒂旁薄,枝葉蕃昌,有望表弘農,有族居天水,則公之先代,本弘農人也。
及公曾祖, 為唐元功臣,官至雲麾將軍、右威衛中郎將,以功多賞厚,賜業雲陽,至今家焉。遂為京兆人矣。
祖懷貞,皇許州別駕。
考彥昱,處士,高標世利,處士園林,公即處士之第四子也。
公質狀殊觀,心靈獨立,氣概感激,懾於時流。少以節義為志行,長以忠勇為己任,故得入為內養,侍玉墀以承恩;出使外方,將天命而布澤。累經試效,益著功勞;誠素既彰,委任方重。
當永泰中,慈、隰等州狼山部落首領塌實力,繼章掠眾,聚兵逼脅州縣,不顧王命,恣行剽煞,虔劉晉郊之士庶,震駭虢略之封疆。於時兩河初平,四遠猶聳,朝廷難於動眾,皇上姑務安人。遂遣中使劉崇進銜命招撫,以公為判官。崇進畏懦而莫前,公乃憤發而獨往,口宣恩德,氣激凶頑,遂使天威挫其鋩,皇澤流其骨髓,莫不交臂屈膝,棄甲投弓,革面回心,稽顙受詔。既而復命,闕下大愜,聖衷有詔賜祿,仍授文林郎、行內侍省掖庭局監作。由是恩顧稠迭,委任頻繁,奉使必適於所難,臨事未嘗有不當,是用東西南北,匪遑止寧;險阻艱危,備嘗之矣。
大歷六年,加朝議郎、宮闈局丞,守職不渝,在公無替;晝日三接,風雨一心;天顏不違,聖眷斯至。當信重之際,罔敢告勞;安梯航之心,何遠不屆。遂奉使安南宣慰,降雨露於荒外,委忠信於洪波。往返無疑,匪僭程度;復命至於廣府,會叛軍煞將,凶徒阻兵,哥舒晃因縱狼心,將邀王命,承公以劍求表,上聞公山立嶷然,不可奪志,事解歸闕,時望翕然。至十二年,遷宮闈令。內官式敘,中禁肅清,由公是拜也。洎建中末,遇鸞輿順動,隨駕奉天,勤勞匪躬,始終一致。
興元初,天未悔禍,蛇豕橫途。皇上軫念於蒼生,臣下未遑於定策。公乃感激出涕,請使西戎,乞師而旋,遮寇以進,覆武功之群盜,清盩厔之前途,風雲奔從而遂多,山川指程而無擁。興元既得以軴蹕,渭橋因得以立功,再造寰區,不改舊物,繄我公乞師之力也。其年二月,遷內侍省內給事。六月,加朝散大夫。此例驟遷,蓋賞勞矣。
貞元初,既清寇難,天下乂安,四海無波,九譯入覲。昔使絕域,西漢難其選;今通區外,皇上思其人。比才類能,非公莫可。以貞元元年四月,賜緋魚袋,充聘國使於黑衣大食,備判官、內傔,受國信、詔書。奉命遂行,不畏於遠。屆乎南海,舍陸登舟。邈爾無憚險之容,懍然有必濟之色。義激左右,忠感鬼神。公於是剪髪祭波,指日誓眾,遂得陽侯斂浪,屏翳調風,掛帆凌汗漫之空,舉棹乘顥淼之氣,黑夜則神燈表路,白晝乃仙獸前駈。星霜再周,經過萬國,播皇風於異俗,被聲教於無垠。往返如期,成命不墜,斯又我公扙忠信之明效也。
四年六月,轉中大夫。七月,封弘農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功績既著,恩寵亦崇;若驚之心,日慎一日。
十二年,加太中大夫,余如故。
十四年春,德宗虔虔孝思,陵寢是恤,將復修葺,再難其人。必求恪恭,祗奉於事。唯公愜旨,受命而行,夙夜在公,日月匪懈。不改經制,惜費省勞。煥乎咸新,無乖睿約。及乎卒事,議功莫儔,以其年八月,賜紫金魚袋、判、傔等,並加綠綬。非例也,特恩及之。其後貴主親王,監護喪葬,聖情念切者,必委於公。至於以勞受賜,金帛紛綸,亦不可備紀矣。
十五年,陳、許節使雲正,淮西承釁而動,剽掠陽翟,攻逼許昌,汝洛驚惶,關東大恐,天下激發二十萬師,韓全義統之,且撓戎律。國家難於易帥,議者知必無功。時,德宗皇帝負扆興嘆,凝旒軫慮,思安東都宗廟,念濟河洛蒼生,是用命公監東都畿、汝州軍事。聞命而三軍增氣,戾止而百姓咸寧。公知韓全義無才,烏合眾難用,淮西城小而固,遐邇易動難安,遂思遠圖,獨出奇策,使押衙東惟悟孫白身志和深覘寇情,觀釁而返,乃具所謀畫,遽獻表章,請緩天誅,許其悔過。當皇威未霽,事寢莫行。及全義大崩,詔用前計。遂申恩舍罪,罷討息人。公乃居安慮危,處否思泰,復請完城聚谷,繕甲理兵,用簡易而漸謀,不日月而功就,化怯懦為勇健,變藩籬為金湯。於是遠近獲安,道路斯泰,皆公之盡力竭忠經略所致也。
至永貞元年,以事既寧輯,戀闕誠深,懇請歸朝,供侍近密。夏五月,以本官領右三軍僻仗。公素積威望,久著勛庸,警蹕誡嚴,中外悅服。千官以之加敬,九重以之益深。日出彤庭而臣下朝蕭,月閑清禁而天子夜安。國朝之環拱得人,於斯為盛。
公以躬勤之故,衰朽易侵,心神秏消,體皃癯瘠,疾生而醫葯不救,善積而命運奈何,寒熱內攻,風露外迫,遂至不起,嗚呼痛哉!以元和元年秋七月廿二日,終於輔興里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一。
皇上軫悼,士庶同悲。以其年十月十四日,歸葬於雲陽縣龍雲鄉之原,順其先志。蓋以公之仲弟忠武將軍良彩、季弟游擊將軍光暉、夫人彭城郡君劉氏,皆先公而終,墳墓所在,則臨終之日,思及平生,友愛念深,遺命不忘之故也。
公自至德年中,入為內養;永泰之歲,出使有功。恩渥日深,委信漸重。至若震忠義以清慈、隰,明勇決以伏哥舒,乞師護於南巡,宣化安於北戶,使大食而聲教旁暢,監東畿而汝洛小康,供奉四朝,五十餘載,議勤勞而前後無比,論渥澤而流輩莫先。故得祚土分茅,紆金拖紫,名高史榮,慶傳子孫。況公壯年以忠勇自負,長歲以盡瘁勤王。及乎晚途,歸信釋氏,修建塔廟,繕寫藏經,布金買田,舍衣救病,可謂竭臣子人間之禮,盡生死區外之因,孜孜善心,沒齒無倦矣。
長子升,嗣子承議郎、內侍省內謁者監,賜紫金魚袋、華清宮使希旻,次子操,移孝為忠,光昭令德,祗奉前訓,罔極是思。謂福善無征,風樹不止,誠感未達,隙駒莫留,想像既難於攀追,德業實懼於堙沒,願琢貞石,紀勒芳猷,見托為文,敢不書實。
銘曰:
雲從龍兮風從武,聖功出兮忠臣輔。天降公兮竭心府,歴四紀兮奉四主。
雞常鳴兮忘風雨,躬盡瘁兮心神苦。伏哥舒兮剛不吐,撫慈隰兮懾戎虜。
西乞師兮清中宇,南奉使兮慰北戶。聘大食兮聲教普,監汝洛兮勛超古。
校切業兮無儔伍,賜賚繁兮莫得數。一命僂兮三命俯,恩彌崇兮孰敢侮。
垂金章兮結綬組,既分茅兮亦祚土。琢貞石兮表忠臣,昭令德兮示後人。
元和元年歲次景戌、十月庚申、朔十四日癸酉建
吳郡朱士良刻字
傳統學術界認為鄭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因而鄭和被認為是我國古代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節。但是,上述唐代碑文的發現證明,中國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節應是唐代中後葉的楊良瑤。
按:楊良瑤,字良瑤,原籍弘農郡人,後著籍唐京兆府雲陽縣龍雲鄉,即今陝西省涇陽縣雲陽鎮。
據碑文記載,其先祖為周宣王之子尚父,因受封諸陽,寔稱楊侯。「晉滅其國,因以為氏。厥後代濟勛德,遂為名家。」自先秦以降,名流輩出,家業興旺,「於是根蒂旁薄,枝葉蕃昌,有望表弘農,有族居天水,則公之先代,本弘農人也。」其實,由於唐人講究郡望,攀比門第,故此所列舉的楊氏名人,譬如楊王孫因首倡薄葬被稱道,楊仆(樓船將軍)因大功而有名,楊敞因謙虛敬畏作宰相,楊雄因撰寫辭賦獲殊榮(按:作為辭賦家的當是揚雄而非楊雄。歷史上確有楊雄其人,但不以辭賦見長),楊震(伯起)所謂要慎行「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楊秉(叔節)所謂「酒、色、才」三不惑等等,其實都是歷史附會,殊不足信。其曾祖為唐初功臣,官至雲麾將軍、右威衛中郎將。「以功多賞厚,賜業雲陽。」唐代雲陽縣隸屬京兆府,治所在今陝西省涇陽縣城北。祖父懷貞,為許州別駕;父親彥昱等,皆是處士。可見楊氏號稱世代榮耀,但楊良瑤這一支其實並無顯赫背景。
楊良瑤「少以節義為志行,長以忠勇為己任」,看來是個很有抱負、作為的人。曾娶妻劉氏(封贈彭城郡君,蓋劉氏均以「彭城」為族源發祥地),生有長子升,次子操。唐肅宗至德年中(756年至758年),楊良瑤21歲至23歲時,入為內養,也就是成為服侍皇帝的近身宦官,後收宦者希旻(曾任承議郎、內侍省內謁者監,賜紫金魚袋、華清宮使)為嗣子。他多次受命出使各地,久歷疆場,功勞突出。唐代宗永泰年間(756年),慈(治今山西吉縣)、隰(治今山西隰縣)等州發生武裝叛亂,狼山部落首領塌實力率眾劫掠,威脅州縣。這時,「西河初平,四野猶聳」,唐王朝無力興師東征,遂派遣中使劉崇進銜命招撫,讓楊良瑤充任判官。碑文稱劉崇進畏懦不前,楊良瑤毅然孤身前往,當場宣布皇帝口諭,迫使狼山部眾「交臂屈膝,棄甲投弓,革面回心,稽顙受詔」。此舉得到了唐代宗的高度賞識,除褒獎賜祿外,還授予文林郎、行內侍省掖庭監作。此後他「奉使必適於所難,臨事未嘗有不當」,深蒙皇帝的信任。
唐代宗大歷六年(771年),楊良瑤官升朝議郎、宮闈局丞。他守職不渝,風雨一心,先後奉詔宣慰安南(越南古稱,包含廣西一帶),震懾廣府(今廣東廣州)叛軍首領哥舒晃,因大義凜然,不辱使命,歸朝後備受贊譽。十二年(777年),遷官宮闈令,負責宮廷事務。頓時中禁肅清,秩序井然。
建中末年(783年),因京城顛危,唐德宗被迫西出奉天(今陝西乾縣),楊良瑤隨駕有功,被皇帝看重。興元初年(784年),國內各地割據勢力武裝叛亂,唐王朝無力彈壓,楊良瑤遂受命出使回紇,乞求援兵。因回紇援兵及時趕到,唐王朝才得以遏止叛亂,「再造寰區」。當年,楊良瑤因乞師有功,遷內侍省內給事。六月,加朝散大夫。
楊良瑤一生多次南北跋涉,東西奉使,但最為重要的一次重大出使活動,還是他作為唐王朝的外交使節航海下西洋,抵達遠在中東地區的黑衣大食。碑文中記載:
貞元初,既清寇難,天下乂安,四海無波,九譯入 覲。昔使絕域,西漢難其選;今通區外, 皇上思其人。比才類能,非公莫可。以貞元元年(785年)四月,賜緋魚袋,充聘國使於黑衣大食,備判官、內傔,受國信、 詔書。奉 命遂行,不畏於遠。屆乎南海,舍陸登舟。邈爾無憚險之容,懍然有必濟之色。義激左右,忠感鬼神。公於是剪髪祭波(至今廣東沿海一帶漁民出洋捕魚時,仍有剪下頭發,祭奠海神的習俗。宋代以後,逐步演變為媽祖朝拜),指日誓眾,遂得陽侯斂浪,屏翳調風,掛帆凌汗漫之空,舉棹乘顥淼之氣,黑夜則神燈表路(可能指阿拉伯人在印度洋的海岸上所建的航海燈塔),白晝乃仙獸前駈(當指海豚之類海洋生物,常在船前飛泳跳躍)。星霜再周,經過萬國,播 皇風於異俗,被聲教於無垠。往返如期,成 命不墜,斯又我公扙忠信之明效也。
據碑文載,「(貞元)四年(788年)六月,轉中大夫。七月,封弘農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短期內連續封轉,當是對其出使成功的褒獎。
原來,唐德宗登基時(779年),以安祿山、史思明為代表的分封割據勢力,表面上算是暫時平息了,但在事實上,分封割據行為卻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加強。唐德宗任用宰相楊炎推行「兩稅法」,因其迫害理財家劉晏遭到朝野抱怨。建中二年(781年),淄青鎮(治青州,今山東益都)節度使李正己、成德鎮(治恆州,今河北正定)節度使李寶臣、魏博鎮(治魏州,今河北大名)節度使田悅聯合反唐,假藉「清君側」的名義,要求在本鎮確立世襲傳子制度。德宗連忙調兵遣將,大發各路兵馬討伐叛軍,但因既無用兵策略,又未確定統帥,加之指揮失誤,遂使戰事擴大,屢戰不獲。後來唐德宗被迫出奔奉天,賴有渾瑊、李晟等中唐名將盡力反擊叛軍,唐王朝才得以絕處逢生,擺脫了當下覆亡的悲催命運。
興元元年(784年),唐德宗重返京城長安;貞元元年(785年),三藩平叛算是大體上結束了。但此時崛起於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權,自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年)開始,乘機奪取了河西諸鎮,虎視眈眈地垂涎唐都長安。德宗初期,吐蕃再攻陷瓜州(今甘肅安西)、沙州(今甘肅敦煌)等地。建中四年(783年),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尚結贊在清水(今甘肅清水)會盟。不久,吐蕃又悍然進攻涇(今甘肅平涼)、隴(今陝西隴縣)、豳(今陝西彬縣)、寧(今甘肅寧縣),陷落鹽(今陝西定邊)、夏(今內蒙古烏審旗南白城子)、銀(今陝西榆林東南)、麟(今陝西神木北)等州。嗣後,唐蕃雙方戰和不定,相互關系時松時緊。
為了抵制強大的吐蕃政權給唐王朝西域邊疆所造成的軍事壓力,唐德宗啟用一代名相李泌,制定了「北和回紇,南通雲南(南詔),西結大食、天竺」,以困吐蕃的外交政策,並在國內政局基本上穩定下來後立即實施。同時,大食國與唐王朝長期保持著通使外交關系。唐玄宗天寶十載(751年)怛邏斯戰役後,基本確定了兩國在中亞地區的勢力范圍,所以海洋上的絲路貿易空前頻繁。可以說,從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八月大食國遣使節朝貢開始,至唐德宗貞元十四年(798年)九月最後一次外交使節離唐回國,前後148年間進入唐都長安的大食使節便有39次之多。唐玄宗天寶十一載(752年)十二月黑衣大食(即阿拔斯王朝)謝多訶蜜首次派遣使節來唐,唐王朝授其使節「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勛位,到德宗貞元十四年(798年),「以黑衣大食使含嵯、烏雞(一作焉雞)、莎比(一作莎北)三人並為中郎將,放還蕃」,亦有16次之多。但現存的唐代正史文獻中,尚未發現唐王朝正式派遣使節航海下西洋的確切記錄,故而該碑有關派遣楊良瑤一行航海出使黑衣大食的記載顯得彌足珍貴。其時,年滿50歲的楊良瑤親率使團,以聘國使身份攜帶判官和國信、詔書,經過海路出使印度洋沿岸的南亞、中東國家,其政治目的顯然是為了開辟與阿拉伯、印度列國之間建立的「國際統一戰線」,以便共同對抗新崛起的吐蕃王朝。其出使結果,正如《新唐書·大食傳》所記載的:「貞元中,(黑衣大食)與吐蕃為勁敵,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鮮為邊患,其力不足也。」可見這次下西洋的外交活動還是頗見成效的。 據與楊良瑤同時期的著名地理學家賈耽(730年至805年。於貞元九年,曾任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有關記載,經由海路前往黑衣大食國首都縛達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的路線,應當先從廣州南海登船,沿南中國海向南行,先至門毒國(今東西竺昆侖洋),再至古笪國(一說真臘),經海峽(今新加坡海峽),北岸為邏越(即暹羅,今柬埔寨國),南岸為佛逝(今蘇門答臘島南部),路過天竺(今印度國一帶)等百數十個國家,抵達大食國弗剌利河(今伊拉克境內幼發拉底河),改乘小船北行至末羅國(今伊拉克巴斯拉鎮),再向西北陸行千里,便可到達茂門王所都縛達城(詳見《新唐書·地理志》)。與此相近,公元9世紀中後葉阿拉伯地理學家依賓庫達特拔(約820年或830年至912年)所著的《省道記》,亦詳記了從大食國到廣州(康府)的航程及貿易景況(參考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出版)。
應當指出的是,賈耽曾任鴻臚寺卿,負責接待蕃人賓客事務,稍後又擔任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官職。據悉他十分喜歡國家地理知識,晚年常向四夷來使及出訪四夷的使節詢問道里民俗,並寫入自家著作。其所記廣州至大食一段海上路程十分詳細,所取原始資料當來自楊良瑤一行的親身經歷。據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考證,賈耽所記通往大食海道的不少國名、水名,多與阿拉伯人的記載頗相一致,「足見其所見者,聞自阿拉伯人也。」依筆者拙見,阿拉伯人固然熟悉由大食至中國的海上航路,但賈耽在這里所記錄的從南海通過印度洋抵達黑衣大食首都縛達的海上航行路線,更當來自楊良瑤作為聘國使西行黑衣大食的海上日誌。照常例,楊良瑤歸國後,應當向朝廷做出詳盡的出使報告,賈耽因職務之便,獲悉這一信息並寫入著作,亦屬情理中事。故而賈耽之於楊良瑤,恰如邏斯梯謝奴之於旅行家馬可·波羅一樣。
楊良瑤回國後,因功勛卓著,恩寵更渥,頗受德宗皇帝的青睞。貞元十二年(796年),加太中大夫,余如故。十四年(798年)春,特受命主持修葺先帝陵寢。楊良瑤「夙夜在公,日月匪懈。不改經制,惜費省勞。」受賜紫金魚袋、判、傔等,並加綠綬。「非例也,特恩及之。」嗣後,舉凡唐德宗聖情眷顧的貴主親王,其喪葬事宜一律交委他籌劃辦理,因其功勞巨大,受賜「金帛紛綸,不可備紀矣。」 貞元十五年(799年),淮西吳少誠擁兵叛亂,「剽掠陽翟(今河南禹縣),功逼許州(今河南許昌),汝(今河南臨汝)、洛(今河南洛陽)驚惶,關東大恐」,唐德宗被迫派遣20萬大軍,由夏綏節度使韓全義率領平叛,但朝野上下,並不看好韓全義其人,而楊良瑤作為監軍也就顯得更加重要。果然,由於韓全義指揮失當,一敗再敗,楊良瑤於是奉命主持軍事。他安撫民心,派人偵察敵情,「復請完城聚谷,繕甲理兵,用簡易而漸謀,不日月而功就,化怯懦為勇健,變藩籬為金湯」。用了較短的時間,當即平息了藩鎮叛亂。至唐順宗永貞元年(805年),取得了平藩戰役的最後勝利。是年正月,楊良瑤以本官領右三軍僻仗。至此,他因素積威望,久著功勛,已經成為唐順宗非常倚重的掖庭重臣。

Ⅵ 錢泳的人物簡介
治水之法,既不可執一,泥於掌故,亦不可妄意輕信人言。蓋地有高低,流有緩急,瀦有淺深,勢有曲直,非相度不得其情,非咨詢不窮其致,是以必得躬歷山川,親勞胼胝。
昔海忠介治河,布袍緩帶,冒雨沖風,往來於荒村野水之間,親給錢糧,不扣一厘,而隨官人役亦未嘗橫索一錢。必如是而後事可舉也。如好逸而惡勞,計利而忘義,遠嫌而避怨,則事不舉而水利不興矣。
選自《履園叢話·水學》。 錢牧齋本是明朝大臣,官至禮部尚書,清兵下江南時,率領弘光朝廷的官員向多鐸投降,並派人四處張貼榜文,號召百姓不要抵抗,免得化為齏粉,故大節有虧,人所不齒。就在乾隆皇帝亦大罵錢牧齋「喪心無恥」,查禁他的著作,江南文人愈加鄙夷他是「江浙五不肖」之首時,錢泳卻毅然為荒廢已久的錢牧齋墓「集刻蘇文忠書曰『東澗老人墓』五字,碣立於墓前,觀者莫不笑之。」此若逆水行舟,要有多大的勇氣才敢這樣呵!
錢牧齋所著的《初學集》、《有學集》、《國初群雄事略》及《列朝詩集》,至今仍是明清史學者所研究的重要著作。錢泳為錢牧齋墓刻字,是尊重身為文人的錢牧齋,而不是屈膝投降的錢牧齋。一是一,二是二,錢泳沒錯。錢泳在《履園叢話》「血袍」一節中,對抗清殉節的楊廷樞更為尊重,敬仰之情溢於字里行間。 通常認為,女子裹足從宋代起,歷經元明清直至民國,前後經歷700餘年。所謂裹足,是把女子的腳從小用布裹起來,使其變得又小又尖,人稱「三寸金蓮」。錢泳自幼精通經史,博覽群書,尤其擅長於史學考辨。他在《履園叢話》「裹足」一節中,不厭其煩地追溯裹足的來由。他發覺古人推崇女子裹足,是因為喜歡看女人穿一種小巧玲瓏的舞鞋跳舞,認為舞鞋越小越好看,自然也希望女人的腳一個比一個小。錢泳考證,裹足「起於南唐李後主,至宋時有裹有不裹」。於是他在書中寫道:「大凡女人之德,自以性情柔和為第一義,容貌端莊為第二義,至足之大小,本無足重輕。」錢泳於每個女人都得裹足的清代,發出革除這一陋習的呼籲,使他與同樣反對裹足的袁枚、李汝珍、俞正燮和龔自珍等齊名。
梅溪居士、小漢碑、小唐碑、精鐫碑版、山水小景 古來書碑者在漢、魏必以隸書在晉、宋、六朝必以真書以行書而書碑者始於唐太宗之《晉祠銘》李北海繼之。
余弱冠時輒喜學山谷書雖老學見之亦為稱賞不置心甚疑焉。因求教於林蠡槎先生先生一見泳書便雲:「子錯走路頭矣。」因問曰:「將奈何?」先生曰:「必學松雪翁書方能退轉也。」後見馮定遠論山谷詩以為江西粗俗槎丫之病一入筆端便九牛撥不出必以義山、西昆諸體退之乃悟先生之言之妙。由此觀之山谷之詩與書皆不可沾染一點。余謂文衡翁老年書亦染山谷之病終遜於思翁沈石田無論矣。 (宋四家)學魯公者唯君謨一人而已蓋君謨人品醇正字畫端方今所傳《萬安橋碑》直是魯公《中興頌》《相州晝錦堂記》直是魯公《家廟碑》獨行草書又宗王大令不宗《爭坐位》一派。
米書不可學者過於縱蔡書不可學者過於拘。米書筆筆飛舞筆筆跳躍秀骨天然不善學者不失之放即失之俗。 有唐一代之書今所傳者唯碑刻耳。歐、虞、褚、薛各自成家顏、柳、李、徐不相沿襲如詩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可謂唐人諸碑盡可宗法也。大都大歷以前宗歐、褚者多大歷以後宗顏、李者多至大中、咸通之間則皆習徐浩、蘇靈芝及集正《聖教》一派而流為「院體」去歐、虞漸遠矣。今之學書者自當以唐碑為宗。唐人門類多短長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門類少蔡、蘇、黃、米俱有毛疵。學者不可不知也。
近日所稱海內書家者有三人焉:一為諸城劉文清公一為錢塘梁山舟侍講一為丹徒王夢樓太守也。或論文清書如枯禪入定侍講書如布帛菽粟太守書如倚門賣俏。余謂此論太苛。文清本從松雪入手靈峭異常而誤於《淳化閣帖》遂至模稜終老如商鼎、周彝非不古而不適於用。侍講早年亦宗趙、董唯自壯至老筆筆自運不屑依傍古人故所書全無帖意如舊家子弟不過循規蹈矩飽暖終身而已。至太守則天資清妙本學思翁而稍沾笪江上習氣。中年得張樗寮察真跡臨摹遂入輕挑一路而姿態自佳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纖終不莊重耳。
思翁於宋四家中獨推服米元章一人謂自唐以後未有過之此所謂僧贊僧也。蓋思翁天分高絕趙吳興尚不在眼底況文征仲、視希哲輩耶!元章出筆實在蘇、黃之上唯思翁堪與作敵。然二公者皆能縱而不能伏能大而不能小能行而不能楷者何也?余謂皆坐天分過高之病天分過高則易於輕視古人筆筆皆自運而出故所書如天馬行空不受羈束全以天分用事者也。
董思翁嘗論宋四家書皆學顏魯公餘謂不然宋四家皆學唐人耳。思翁之言誤也。如東坡學李北海而參以參寥;山谷學柳誠懸而直開畫蘭畫竹之法;元章學褚河南又兼得馳驟縱橫之勢;學魯公者唯君謨一人而已。……總之宋四家皆不可學學之輒有病蘇、黃、米三家尤不可學學之不可醫也。
坡公書昔人比之飛鴻戲海而豐腴悅澤殊有禪機。余謂坡公天分絕高隨手寫去修短合度並無意為書家,是其不可及處。其論書詩曰:「我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自請不學可。」又曰:「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真能得書家玄妙者。然其戈法殊扁,不用中鋒,如書《表忠觀碑》、《醉翁亭記》、《柳州羅池廟碑》之類,雖天趣橫溢終不是碑版之書。……余年過五十自分無有進境亦不能成家擬以蘇書終其身孰知寫未三四年,毛疵百出旋復去之。乃知坡公之書未易學也。
或問余宋四家書既不可學當學何書為得?余曰:「其唯松雪乎!」松雪書用筆圓轉直接二王施之翰牘無出其右。前朝如祝京兆、文衡山俱出自松雪翁本朝如姜西溟、汪退谷亦從松雪出來學之而無弊也。唯碑版之書則不然。碑版之書必學唐人如歐、褚、顏、柳諸傢俱是碑版正宗其中著一點松雪便不是碑版體裁矣。或曰:「然則何不徑學唐人而必學松雪何也?余曰:「吾儕既要學書碑版翰牘須得兼備碑版之書其用少翰牘之書其用多猶之讀三百篇《國風》、《雅》、《頌》不可偏廢書道何獨不然。
張丑雲:「子昂書法溫潤閑雅遠接右軍第過為妍媚纖柔殊乏大節不奪之氣。非正論也。褚中令書昔人比之美女蟬娟不勝羅綺而其忠言讜論直為有唐一代名臣豈在區區筆墨間以定其人品乎?
思翁書畫俱是大作手其畫宗北苑而兼得大小米之長尚茬第二乘。唯書法無古無今不名一格而能卓然成家蓋天資高妙直在古人上也。余嘗見思翁一畫卷用筆淹潤秀絕人寰後有款雲:「時年八十又一。又見一書卷臨鍾、王、虞、褚、顏、柳及蘇、黃諸家後有題雲:「此數帖余臨仿一生才得十之三四可脫去拘束之習。「書時年亦八十一。夫以思翁之天資學力尚作書作畫老而不衰自成大家也。
米元章、董思翁皆天資清妙自少至老筆未嘗停嘗立論臨古人書不必形似此聰明人欺世語不可以為訓也。吾人學力既淺見聞不多而資性又復平常求其形似尚不能況不形似乎?
錢泳之書法與金石之學頗為專門巨擘翁方綱所推許,只讀翁為其「徵刻金石圖序」,即可知矣.今錄於此,以供參考:
為錢梅溪徵刻金石圖序
集金石者歐陽、趙、婁皆有錄,而無圖。金石之縮圖於冊也自洪氏隸續始也。然圖其式而已,非圖其文也。近日滋陽牛氏、郃陽褚氏始縮其文而圖之。於是嗜古之士皆樂其便於檢核矣。然而豐碑巨制胥准丈尺而寸分之,又況泐蝕之形、古畫之秘,非可望而測識者,雖世南之畫肚、王粲之覆碁,無以儷其巧也。故凡執牛氏之圖而沾沾議其後者,皆不諒人之甚者也。然今日欲效牛氏之為圖,知作者之勤且艱矣。而先冀觀者之必吾諒焉,則又不可。竊嘗論之,考訂之與臨池,蓋二事也。工書法者必皆求其博極經史以討析之,猶之朴學之士必責以三真六草之擅能也,可乎哉?然而事有處於不得不兩能者,二者闕一,必致失之千里,則縮圖之作是已。鄭氏之說經也,曰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四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班氏之志藝文也,曰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古人於簡編之式不憚剖析若此,然未聞其著夫科斗、古隸之形皃者,道傳而藝不存焉耳。今也欲沿流以溯源,因末以知本,而漢唐已後真贗雜陳,後先紛糾,則雖下垂上曲之執筆跡小異之間,亦皆可以測景於圭而縣金於市也。非殫數十年之力,心營而目運者,烏足以為之哉?金匱錢子立羣視精而氣專,凡吉金貞石之跡,巾箱所輯,以燈取影,不爽銖黍,其於二者合一之途,應矩而不勞矣。蓋舉諸家之所難兼者,一旦從容擘理而皆有之,予故為系述其所以然,以俟夫博雅嗜古之君子相與贊其力而觀其成焉,事寧有快於斯者乎?士生典籍大備之日,固有後出而彌精彌信者,正不必以跨越牛氏之圖為矜詡也。
按:歐陽修也。趙氏明誠。婁者,婁機。洪氏,洪適。牛氏震運。褚氏峻。
《履園叢話》一則
年輕人每每遇到事情,總是說: 我不會做。」這是很錯誤的。無論做什麼事情,只要做了總是可以學會的;如果不去做怎麼能學會呢?還有,每做一事,總是說:「等到明日再說。」這也是很錯誤的。無論做什麼事情,要做就(應當抓緊去)做,如一拖再拖,就會耽誤終身。家族中鶴灘先生寫的《明日歌》非常好,附錄在這里:「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 空虛)!世人苦被明日累(束縛),春去秋來老將至。朝(早晨
看水東流,暮看日西墜(落下)。百年(人的一生)明日能幾何(有多少)?請君聽我《明日歌》。「 發現歷程
2005年,彭令在南京朝天宮發現。
2006年,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辛德勇確認為錢泳手跡。
2008年6月,香港《文匯報》副刊發表彭令《浮生六記》佚文發現及初步研究。
2009年10月下旬,台灣保釣協會的專家、學者提醒彭令關注文獻中琉球資料部分,發現釣魚島屬於中國的證據。
2009年12月3日,香港文匯報報道,《(清著佚文手跡面世 比日本文獻早76年)鐵證釣魚島屬中國》。
2010年9月,太平洋學會專家審閱評估,明確為錢泳手跡。
2010年12月20日,文獻在北京以1325萬元被拍賣。
散失抄本成釣魚島歸屬證據
2005年,山西書販彭令在南京偶然發現了一本名為《記事珠》的文稿,後經多位學者鑒定,屬於清代中期書法家錢泳的雜稿本手記,因其中有部分條目來自《浮生六記》,被認定為為《浮生六記》散失的第五本《海國記》。而這部分文字中,部分有關釣魚島的描述成為我國擁有釣魚島主權的又一新證。
據彭令此前介紹,《海國記》「冊封琉球國記略」頁,記載有「……十三日辰刻,見釣魚台,形如筆架。遙祭黑水溝,遂叩禱於天後。忽見白燕大如鷗,繞檣而飛,是日即轉風。十四日早,隱隱見姑米山,入琉球界矣。」這段文字中,確認以黑水溝為中國(清廷)與琉球國的分界線符合歷史事實,釣魚台(島)明顯在中國的領域內,不屬於琉球。
據媒體報道,錢泳手跡原件的抄錄時間為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其存世時間也比日本人所謂發現「尖閣諸島」(即釣魚島)的時間早了61年。

Ⅶ 郭巷鎮的歷史人物
顧雍(168—243) 三國時吳國丞相。顧氏為越王勾踐之後,封於蘇州城東澄湖邊之搖城(今屬車坊鎮),後世子孫散居蘇州城鄉,為蘇州望族。據《吳門表隱》記載,顧雍宅在葑門外曹巷村(今郭巷街道塘南村柴家浜、巷門里一帶,柴家浜實為曹家浜),該書編者顧震濤系顧氏後裔,諳熟鄉邦文獻,記述可信度高。
顧雍字元嘆,少時曾跟從蔡邕學習琴、書。二十歲經州郡表薦,任合肥長,後轉任曲阿、上虞等地,均有政績。建安五年(200年)孫權任會稽太守時,以顧雍為郡丞,負責處理太守事務。任內討伐寇賊,使境內恢復安寧,升左司馬。孫權建立吳國後,顧雍遷任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顧雍不喜聲張,拜侯後回到家鄉,家人竟然不知這件事。黃武四年(225年)改任太常,進封醴陵侯,又代孫邵為丞相,平尚書事。性不飲酒,平時寡言少語。為相十九年,所選文武將吏,能量才而用,使之各盡其職;獎懲功過,能明察秋毫,以國為重。因此孫權對顧雍的政見言聽計從,連兩朝元老、輔國將軍張昭上疏「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免」,孫權也要詢問顧雍,得到證實後才實施。孫權還經常派中書郎到顧雍處咨訪國事。 (資料來源:《郭巷鎮志》)
顧榮(?—312) 西晉官吏。字彥先,顧雍孫。豐神明悟,與薛謙、陸機兄弟等稱為五俊。任吳國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西晉滅吳後,與陸機兄弟一起赴洛陽,時號「三俊」,拜郎中,歷尚書郎廷尉正。相繼任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長沙王司馬乂等人的僚屬。晉惠帝司馬衷西遷長安,征為散吉期常侍。後以八王之亂南歸,擔任東海王司馬越的軍咨祭酒。司馬睿南渡後,在王導的引薦下,顧榮擔任了軍司和散騎常侍,聯絡南方人士,協助創建東晉政權。後卒於官,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元」。墓在黃天盪東巷門里(實在今塘南村盛頭浜)祖居附近,墓西有祠,題為顧將軍廟。該地因而俗稱顧墓。曾孫顧愷之(著名畫家,一說顧榮曾孫顧愷之與畫家顧愷之系兩個人)墓相傳在尹山巔。 (資料來源:《郭巷鎮志》)
袁易(1262—1306) 元代詩人、藏書家,赭墩村(今郭巷街道東部)人,字通甫,號靜春居士。出生官宦世家,從小受到良好教育,曾任徽州路石洞山長(一種在書院中負責講學、總領院務的職務),大德五年(1301)回赭墩,此後便不再出門任職,建江南園林式建築靜春堂。堂中有書萬卷,並且都親手校對。善於寫詩,著有《靜春堂詩集》(四卷)及《靜春詞》(一卷)。《四庫全書》評論袁易之詩說:「有元作者綺縟居多,袁易詩雖所傳無幾,而風骨遒上,故足以高步一時……」 (資料來源:《郭巷鎮志》)
永隆(1360—1392) 明初高僧。俗姓施,蘇州人。在襁褓中即不食葷腥,少年一心求學佛法。二十歲後入尹山(今屬郭巷街道)崇福寺,投奔禮天泉澤法師之孫永定,祝發為僧。重建崇福寺大雄寶殿。洪武二十五年,朝廷決定對僧人進行考核,然後確認其身份。永隆帶領徒弟們赴京試經,並請求給予度牒。當時各地到京沙彌三千餘人,許多人並不諳熟經文,只是想冒請度牒。朱元璋知道後大怒,下令將這些人都送到錦衣衛充當軍人,永隆奏請通過焚身免除對其他僧人的懲罰,得到朱元璋允許。焚身前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讓內臣上奏朱元璋,遇到旱災用此香祈雨,必定靈驗。後逢大旱,朱元璋召來僧錄司官,迎送永隆所遺之香到天禧寺率眾禱雨,以三日為限,當天夜裡就天降大雨,朱元璋大喜,對群臣說:「這真是永隆雨啊!」於是御制《落魄僧》詩表彰永隆。同年八月,永隆弟子時習把永隆的靈骨帶回蘇州,安葬在尹山寺內,並建造了一隻石塔。永樂二年(1404),著名僧人道衍(姚廣孝)為撰塔銘,由蘇州北禪講寺前住持德完書寫,南陽滕用亨篆額。
(資料來源:《郭巷鎮志》)
練塤,明初官吏。字聲伯,後更名則成。祖籍福建浦城,父練士章(字文達)曾任蘇州某海道萬戶府的總管,因之遷居郭巷鎮尹山,宅址在今尹山街8號一帶。練塤幼時即以氣節自負,與眾少合,洪武十一年(1378)在尹山澹臺書院中設義塾,延儒士高平人范煥為師,供里中子弟就學,還割田三十畝作為辦學經費。明初學者宋濂為作《長洲練氏義塾記》。後練塤以文學拜左春坊司直郎,充東宮經筵講官,負責教授太子。擔任言官,盡心盡責,遭到同僚的嫉恨。曾糾改尚書不法事,得到明太祖的贊許,特賜錦衣一襲,升河南道監御史(正七品)。後遭嫉恨者中傷,調任雲南廣西府推官。最後被人下毒而死,年僅三十七歲,時人都為之惋惜。歸葬光福鳳凰山。 (資料來源:《郭巷鎮志》)
練綱(1402—1477),明代官吏。字從道,南直隸蘇州府長洲(今江蘇蘇州郭巷鎮尹山街8號一帶)人。明宣德十年(1435)鄉試第二名舉人,入太學,以諳熟《春秋》著名。正統十四年(1449),蒙古瓦剌部大舉進攻明朝,八月明英宗朱祁鎮在土木堡被俘,弟朱祁鈺監國,後登位為代宗。因當時蒙古軍威脅猶在,朝廷內部斗爭也很激烈,大臣們都惶遽不安,不敢昌言得失。練綱不顧自身安危,上《中興要事八條》(也稱《中興八策》)。十月,蒙古軍圍攻北京,練綱又上《勤王急務》一疏,代宗採納了他的意見,並任命他為監察御史。
(資料來源:《郭巷鎮志》)
施禮(明初),明代官吏。字尚儀,南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父施宗義曾任福建建寧知府。施禮性情高邁,明朝洪武年間被地方上推薦給朝廷,永樂年間先後擔任過地官大夫(對財政官員的俗稱)、陝西清吏司員外、福建監察御史等職,後結廬於尹山湖濱、今郭巷集鎮所在地。 (資料來源:《郭巷鎮志》)
施悌(1451—?),明代官吏,字天祿,號介庵,郭巷集鎮人,施禮後裔,明代成化辛卯(1471)科舉人,弘治年間(1488—1505年)被選為湖廣永州府的同知,曾代理永州府知府事務,清惠相濟。掌管官吏升遷命運的考績中官劉瑾召見施悌,施悌避而不見。後任宗人府經歷,正德年間(1506—1521)出任姚安(今雲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帶)知府,用禮法恩信教育百姓,還修繕學校,督促種桑植麻,除惡獎善,修建城內外街道。兩年後疾病發作,死在姚安。棺木後來運回蘇州,葬於尹山西麓祖墳,墓前有石豬、石羊。1751年,清乾隆皇帝下令將施悌的牌位放進墓旁的澹檯子祠,一起受祭祀,由施氏後裔主祭。 (資料來源:《郭巷鎮志》)
袁學瀾(1804—1879), 清末詩人。渡橋村(今郭巷街道馬巷社區大橋頭村,又名袁村)人。原名景瀾,字文綺,別字春巢,自稱「巢史」,家境優越,勤於學業,以能詩著聲吳下。目前國內可見到他創作的詩詞近3000首,其中1200多首是吟詠吳地風俗民情、節令時序、名勝掌故之作,故被人們譽為「風俗詩人」。其《南宋宮詞》、《姑蘇竹枝詞》、《蘇台攬勝百詠》尤為時人所傳誦。另外如《田家四時絕句》、《游吳郡西山詩》、《編年詩》、《零錦詞》等影響也頗深遠。據《書舶佣譚》記載,他還有《適園詩》抄本24冊,共52卷,已流傳到日本人田中手中,目前國內尚未發現該詩集。人們以學瀾之詩能反映現實、針砭時弊,而稱其為「詩史」、「詩虎」。
1852年,袁學瀾購下蘇州城內官太尉橋西堍盧氏舊宅一所,營為宅園。因該宅鄰近名勝雙塔,於是自題為「雙塔影園」。該故居坐西向東,現有建築面積3275平方米,主要分南北兩路。南路第三進為大廳(系紗帽廳),舊額「仁德堂」;北路五進,三廳二樓,有花籃廳,額「怡軒」。 (資料來源:《郭巷鎮志》)
陳霆銳(1891-1976),民國著名律師。郭巷集鎮人,原名政,乳名翰臣,號霆銳,後以號行。父陳希濂(1867—1945年,字聆詩),1891年江南鄉試舉人第二名(亞元)。陳霆銳為美國密歇根大學法科博士。在他和同仁們的奔走呼號、多方交涉下,不允許華人進入、並將華人與狗相提並論的上海黃浦公園,從1928年6月1日起對中國人開放。此外,他還為「五卅慘案」受害紗廠工人維權;為「七君子」辯護;參與收回上海租界的會審公廨,維護了我國的法權。後任台灣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 (資料來源:《郭巷鎮志》)
施魁和(1886—1934),民國時期蘇州商業領袖。字筠清。父施仲榮(1851--1942),字松亭,郭巷集鎮人,後遷居蘇州城內西北街天後宮橋,開設「施和記緞庄。筠清6歲讀書,14歲輟學習商,1924年被選為蘇州商團團副,1928年擔任蘇州第一區行政委員,1930年改充第一區區長。職務最多時,曾兼任蘇州救火會聯合會會長、吳縣商會主席委員、國貨陳列館館長等十六職。1931年金雞湖重修李公堤,他率先襄助;又發起組織梅蘭芳、馬連良1933年1月到蘇州義演,並將義演收入全部用於慈善事業。鑒於日本侵佔我東北三省,他與人發起建造國貨商場(今蘇州人民商場),並擔任第一任董事長,以抵制東洋貨,保護民族工業,振奮國民精神。1934年秋蘇州大旱,10月18日筠清赴婁門外勘災,回家後即感不適,多方求醫不見好轉,第二天病故。
(資料來源:《郭巷鎮志》)
袁水拍(1916—1982), 著名詩人。原名光楣,字進修,小名壽官,渡橋村(今郭巷街道馬巷社區大橋頭村,又名袁村)人,袁學瀾哥哥袁學潮玄孫、清末詩人袁蘭升曾孫。1934年畢業於省立蘇州高中,次年考入上海滬江大學,三個月後報考上海中國銀行,當了一名練習生。抗戰爆發後,他隨中國銀行總帳室撤退到武漢,1938年再次撤退到香港,同時開展詩歌創作活動和參加文化界進步活動。建國後擔任《人民日報》社文藝部主任、《人民文學》、《詩刊》編委,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曾被選為第三、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粉碎「四人幫」後,水拍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1982年10月29日,一代詩人因肺間質纖維化病逝世。著作有《沸騰的歲月》、《人民》、《冬天,冬天》、《向日葵》、《馬凡陀山歌》等,他還單獨翻譯或與人合譯了《伐木者醒來吧》、《我的心呀在草原》、《土耳其詩選》、《馬克思主義與詩歌》、《論詩歌源流》、《聶魯達詩文集》等書,並輯譯了《現代美國詩歌》。長子袁懷雨,北京地質大學教授。
(資料來源:《郭巷鎮志》)
陳章(1900—1992年),郭巷集鎮人,字俊時,陳霆銳胞弟,美國普渡大學電機工程碩士,曾任南京工學院(今東南大學)無線電系主任20多年,是我國著名的無線電專家,被譽為「電壇宗師」,去世後一半骨灰撒在了郭巷市河和尹山湖的交匯處。 (資料來源:《郭巷鎮志》)
茭白又名菰、茭瓜、茭筍,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長在爛田裡,開花所結籽粒被稱為「菰米」或「雕胡」,是古代的「六穀」之一,煮出的飯香氣撲鼻,是招待貴賓的佳品。菰感染黑粉菌後不抽穗,但莖部卻不斷膨大,逐漸形成紡錘形的肉質莖,這就是茭白。
郭巷茭白栽培歷史悠久,農戶種植經驗豐富,質量上乘,是蘇州一帶的名產。這里的茭白分秋茭白和四月茭兩大類,主要種植在北部和中部。2000年,郭巷地區種植茭白達2000畝,總產420噸。
郭巷是我國三大燈草產地之一。2000年,全鎮種植燈草1549畝,年產約112.3萬公斤,主要種在境內的中部和北部。農閑時節,婦女們把曬乾的燈草一小扎一小扎蘸濕,然後戴上指頭箍,用「草刀」一根一根地劃,劃出的「草玉」賣給做中葯的或做燭芯的,剩下的殼就用來做蓑衣、絞繩索。郭巷的蓑衣做工考究,厚實耐穿,不漏水,是遠近聞名的特產。編織的時候,人們先搓好領頭繩,然後把草殼一小股一小股編上去,做成「軀體」,再編上「翅膀」和「裙子」。草殼每隔三四寸就用細繩橫向固定,以防日後鬆散。背部受雨最多,編的時候會多編些草殼。「軀體」的兩側還做上搭鈕、背帶,披上後可以扎緊,防止身前受潮。這樣的蓑衣精巧耐用,難怪有人稱之為「別致的工藝之作」。

Ⅷ 《三國演義》關羽敗走麥城的原因
1、他先前是一位義薄雲天的豪傑,英勇善戰的英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故事的發展,關羽由一個普通的馬弓手已經成長為勇冠三軍,功高卓著的「五虎上將」之首。他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迅速地膨脹,變得剛愎自用。
他違背諸葛亮制定的立國之本——「北拒曹操,南和孫權」的外交路線,擅自專行,拒絕東吳使者的友好,破壞了聯合戰線。尤其是他蔑視陸遜,認為孫權見識短淺,用孺子為將,終於上了陸遜的當,失荊州走麥城;關羽性格的發展,正是他個人悲劇命運的直接原因,也給蜀漢事業帶來了莫大的損失。
2、《三國演義》簡介
《三國演義》是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全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元末明初小說家羅貫中所著,是中國第一部長篇章回體歷史演義小說。描寫了從東漢末年到西晉初年之間近100年的歷史風雲。全書反映了三國時代的政治軍事斗爭,反映了三國時代各類社會矛盾的轉化,並概括了這一時代的歷史巨變,塑造了一批叱吒風雲的英雄人物。
3、作者簡介
羅貫中(約1330年-約1400年),元末明初小說家。名本,字貫中,號湖海散人,漢族,山西並州太原府人。羅貫中早年曾參與反元的起義斗爭。明朝建立之後,專心致力於文學創作。羅貫中編著的小說有《三國志通俗演義》、《隋唐志傳》、《殘唐五代史演傳》、《三遂平妖傳》。其中《三國志通俗演義》(又稱《三國演義》)是羅貫中的力作,這部長篇小說對後世文學創作影響深遠。羅貫中有多方面的藝術才能,除小說創作外,尚存雜劇《趙太祖龍虎風雲會》。
Ⅸ 章廷謙的個人經歷
父為教員、記者、幕僚。廷謙15歲隨父去太原,入第一中學就讀,後入山西大學哲學系。民國8年(1919年),轉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1年,北大畢業,留校任校長辦公室外交秘書,並兼哲學系助教,曾參與發起和編輯《語絲》,並長期為之撰稿,與魯迅過從甚密。後任北京中俄大學教授。 「三·一八」慘案後辭職。12月,至廈門,任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出版部幹事。次年,離閩赴杭,在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宣傳部工作,並任杭州《民國日報》編輯。8月,到浙江大學農學院、杭州高級中學任教。1919年,11月,在南京任教育部編審。1920年,回北平,任北京大學校長辦公室秘書,兼任講師。抗戰時期,在長沙臨時大學、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任秘書。抗日戰爭勝利後,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直至解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繼續在北京大學工作,1949年10月,參加中國民主促進會,1979年,當選為民進中央六屆常務委員,1957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Ⅹ 關於藺相如的資料
藺相如,生卒不詳,今保定市曲陽縣相如村人。戰國時趙國上卿,趙國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他生平最重要的事跡有完璧歸趙、澠池之會與負荊請罪這三個事件。
藺相如原為宦者令舍人。趙惠文王時,秦昭王寫信給趙王,願以十五個城池換取「和氏璧」。藺相如奉命帶「和氏璧」來到秦國,據理力爭,機智周旋,終於完璧歸趙。
公元前279年,秦王與趙王相會於澠池(今河南澠池西),他隨侍趙惠文王,當面斥責強大的秦國,不辱國體,使趙王沒有受到屈辱,因其功,任為上卿,居官於廉頗之上。
廉頗居功自恃,不服相如,恥居其下,並揚言要羞辱相如。藺相如為保持將相和睦,不使外敵有隙可乘,始終迴避忍讓。
藺相如以國家利益為重、善自謙抑的精神感動了廉頗,於是親自到藺相如府上負荊請罪,二人成為刎頸之交。

(10)山西大學歷史教授謙厚擴展閱讀:
廉頗的結局:
趙孝成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45年),廉頗帶兵攻取魏地繁陽(今河南內黃縣西北)。同年,趙孝成王去世,其子趙悼襄王繼位。廉頗趙悼襄王一繼位就解除了廉頗的軍職。
派樂乘代替在外領兵的廉頗。廉頗因受排擠而發怒,攻打樂乘,樂乘逃走。廉頗於是離趙投奔魏國大梁(今河南省開封市)。廉頗去大梁住了很久,魏王雖然收留了他,卻並不信任和重用他。
趙國因為多次被秦軍圍困,趙王想再任用廉頗,廉頗也想再被趙國任用。於是,趙王派遣使者去帶著一副名貴的盔甲和四匹快馬到大梁去慰問廉頗,看廉頗還是否可用。
廉頗的仇人郭開卻唯恐廉頗再得勢,暗中賄賂使者,讓他說廉頗的壞話。趙國使者見到廉頗以後,廉頗在他面前一頓飯吃了一斗米,十斤肉,還披甲上馬,表示自己還可有用。
但使者回來向趙王報告說:「廉將軍雖然老了,但飯量還很好,可是和我坐在一起,不多時就拉了三次屎。」趙王認為廉頗老了,就沒任用他,廉頗也就沒再得到為國報效的機會。
楚國聽說廉頗在魏國,就暗中派人迎接他入楚。廉頗擔任楚將後,沒有建立什麼功勞。他說:「我思用趙人。」
但趙國終究未能重新啟用他,致使廉頗抑鬱不樂,最終死在楚國的壽春(今安徽省壽縣)。廉頗死後不久,趙國便被秦國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