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德義教授東南大學

⑴ 圖畫中的三個人物是誰

中土為古文明之國，一切文化，均獨自萌芽，獨自滋長，與域外無相關系。稍後，以文化、武力、商業、交通、進展等諸原因，漸漸發生域外與中土交互之事實。換言之，文化、武力、商業、交通等愈進展，交互之事實，亦愈綜錯，而文化學術之互相影響變化，亦愈甚；此為人類進化上之自然現象。繪畫為人類文化之一部，其進展，亦自不能離開自然現象之例。茲為域外繪畫與中土繪畫交互上便於研究起見，將域外繪畫流入中土之時期及影響變化等，作一慨略。

夏禹治洪水，分九州，鑄九鼎，《左傳》雲：「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為備，使民知神奸。」有人頗以此為域外繪畫最先流入中土之證。然考夏代版圖，僅為九州之地，所謂遠方者，顧無名稱地域之可考，以意度之，總不外九州不遠之邊陲，則仍屬中土范圍，未可以較擴大之域外相看待也。

又《拾遺記》雲：「周靈王時，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身長一丈，垂發至膝，以丹沙畫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勢，可照耀百餘步。」按《拾遺記》為符秦方士王嘉所撰，其言多荒誕，為《齊諧》志怪一例；證之史傳皆不合。而韓房之各，既未見於中土談畫之書；記載之事實，亦全近神話。所雲日月盈缺之勢，亦不過一種極簡單之形象，不能謂為較完成之繪畫。如據此以為域外繪畫之流入中土，殆始於周季，自是不妥。

域外繪畫之流入中土，比較近於事實者，厥為秦始皇時騫霄國畫人烈裔來朝一事。故予以秦代烈裔來朝，為域外繪畫流入中土之第一期。次為後漢佛教繪畫之流入中土為第二期。再次為明代天主教士歐西繪畫之流入中土為第三期。末為近時之歐西繪畫之流入中土為第四期。在事實上較顯著者，自然須從第二期起，即依次簡述於下：

(第一、第二時期略)

(丙)第三時期

中土與歐洲之交通，雖開始於元代，然自元人武力衰微以後，並因歐、亞大陸交通之不便，以致中斷。至西歷十四五世紀間，歐、亞兩洲，各亟謀彼此之交通；在中土，則有明永樂至宣德時，三保太監鄭和七下西洋；在西方則有地亞士(Bartholomew Diaz)發現好望角等。至西歷1514年，葡萄牙人阿爾發耳(Jorge Alvares)至廣東之三洲島後，荷蘭、西班牙、英、法諸國，俱相繼而至澳門廣州等處。並漸漸沿漳、泉、寧波而達北京。西方天主教徒，亦隨之而來中土，亦即為西方繪畫之隨來中土。

明季天主教徒，時由海道來中土之廣東，福建諸沿海地傳教，然多不為中土官民所信仰，無甚成績。至1579年，耶穌會教士羅明堅(Michael Ruggseri)至廣州。1580年，利瑪竇繼來金陵，建天主教堂，天主教始植其基礎於中土。後並至北京，於是中土人士之信天主教者，亦漸增多。當時中土學者，如徐光啟等，即為篤信天主教義而受洗禮者。利氏，住中土甚久，通華文華語，東來時，挾有歐西之圖畫，及雕版圖像書籍器物等甚夥，西洋之歷算格致哲理等諸科學，亦由利氏之傳教而傳入中土，明萬曆二十八年，西歷1600年。宗表文有雲：

「謹以《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即聖母像。《天主經》一本，真珠鑲嵌十字架一座，報時鍾二架，《萬國圖志》一冊，雅琴一張，奉獻於御前。物雖不腆，然從西極貢來，差足異耳。」

利氏所獻之《天主像》、《天主母像》，當然為其東來時，挾帶圖像中之一部。姜紹書《無聲詩史》雲：「利瑪竇，攜來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嬰兒，眉目衣紋，如明鏡涵影，踽踽欲動，其端嚴娟秀，中國畫家，無由措手。」張氏所謂《天主像》，即《聖母像》也。當時顧起元既曾見利氏其人，並見利氏所攜之聖母像。顧起元《客座贅語》雲：

「利瑪竇，西洋歐羅巴國人也。面皙白，虯須深目，而睛黃如貓。通中國語，來南京，居正陽門西營中。自言其國以崇奉天主教為道，天主者，制匠天地萬物者也。所畫《天主》，乃一小兒，一婦人抱之，日天母。畫以銅板為幀，而塗五彩於上，其貌如生，身與臂手，儼然隱起幀上，臉之凹凸處正視與生人不殊。人問畫何以致此？答日：『中國畫，但畫陽，不畫陰，故看之面軀正平，無凹凸相。吾國畫，兼陰與陽寫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輪圓耳。凡人之面，正面迎陽，則皆明而白；若側立，則向明一邊者白；其不向明一邊者，眼耳鼻口
凹處，皆有暗相。吾國之寫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畫像與生人無異也。」

顧氏所記，較《無聲詩史》為詳。且記述利氏談西洋畫用光學以顯明暗之理，是則西洋畫理，亦由利氏而開始萌芽於中土。繼利氏而來中土者，有利氏之徒羅儒望(Joao da Rocha)，德國耶穌會教士湯若望(Joannes Adam)，均挾來相當之畫像器物，並有由郵寄而來中土者。崇禎二十二年間，湯若望曾進呈《天主降凡一生事跡像》。黃伯祿《正教奉褒》記其事雲：

崇禎十三年十一月。先是有葩槐國(Bavaria)君瑪西理(Maximlianus)飭工用細致羊蔣，裝成冊頁一帙，彩繪《天主降凡一生事跡》各圖，又用蠟質裝成三王來朝天主聖像一座，外施彩色，俱郵寄中華，托湯若望轉贈明帝。若望將圖中聖跡，釋以華文，工楷譽繕。至是，若望恭齎趨朝進呈。

蓋當時西洋教士，深知中土人士之愛好繪畫，故以此為宣傳之具。與漢、魏、南北朝時之西域及印度僧人，攜來佛畫，以為佛教宣傳之工具者，全為一轍。1615年，利瑪竇所著拉丁文《中土布教記》(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apud Sinas)，1629年畢方濟(P．Franciscus Samdiaso)所著之《畫答》，皆言及西洋畫，西洋雕版圖畫，為中土傳教之輔助而收大效之事，蓋可想見。中土人士，亦因西洋教士攜來之繪畫，應用陰陽明暗之法，儼然若生，為中土所未見，而生愛好。並因喜新之心，中土畫家，亦漸漸受其影響。然明季傳入中土之西畫，大率為《天主像》、《聖母像》，及《天主一生事跡》等，純系寫像人物畫。故中土最先受西畫影響，而採用西法者，厥為寫真派。此派之開始者，為明末閩莆田人曾鯨。鯨，字波臣，流寓金陵，寫照如鏡取影，妙得神情；其傅色淹潤，點睛生動，雖在楮素，盼睞顰笑，咄咄逼真，若軒冕之英，岩壑之俊，閨房之秀，方外之蹤，一經傳寫，妍媸唯肖。然每圖一像，烘染至數十層，必窮匠心而後止。陳師曾謂「傳神一派，至波臣乃出一新機軸，其法重墨骨而後傅彩，加以暈染，其受西畫之影響可知」。蓋波臣流寓金陵，正在利氏傳教金陵之時，定與徐光啟、顧起元等同目睹利氏懸在金陵教堂中之《天主》、《聖母》諸像，所謂烘染至十數層者，即為參用西洋畫法之明證，非曾氏以前之寫真家所知也。日人大村西崖雲：萬曆十年，義大利教士利瑪竇來明，工歐西繪畫，能寫耶穌、聖母像，曾波臣乃折中其法，而作肖像，所謂江南派之寫照也。傳波臣之學者殊眾，有謝彬、郭鞏、徐易、劉祥生、張琦、沈韻、沈紀諸人，均有聲譽。徐瑤圃寫真，不獨神肖，至筆墨烘染之跡，亦與之俱化，為沈韻入室高弟。

清初，主事欽天監者，多西洋教士，彼輩通歐西之科學藝術，每於無形中，與以西畫入中土有力之幫助。中土人士，亦於潛移默化中，濡染其影響。例如欽天監五官正焦秉貞，以西畫遠近諸法，而成中西折中之新派，是以中畫而參與西法者。張浦山《畫徵錄》雲：焦秉貞，濟寧人，欽天監五官正。工人物，其位置，自遠而近，由大及小，不爽絲毫，蓋西洋法也。清聖祖並謂「秉貞素按七政之躔度，五形之遠近，所以危峰疊嶂，中分咫尺於萬里」。按焦氏，在康熙二十一年間入直內廷，工山水界畫，深明測算之學，悟會有得，取歐西繪畫之方法，變通而成之耳。焦氏之後，有冷枚、唐岱、陳枚、羅福曼等，均以折中新派見稱於世。

又張恕，字近仁，工泰西畫法，自近及遠，由大及小，皆準法則。崔鮮，工人物仕女，學焦秉貞法，傅染凈麗，風情婉約，均屬焦氏一派。

明季西畫之傳入中土，為數殊夥。然東來之諸敦士中，兼通繪事，供奉畫院，從事內庭繪事者，尚屬無人。至清初康熙末年，始有義大利教士郎世寧、艾啟蒙、王致誠等，供奉畫院。按郎氏，康熙五十四年至北京，工歐西繪畫，後兼習中土繪畫，因參酌中西畫法，別立中西折中之新體。人物山水花卉翎毛，無不擅長，住中土甚久。人謂郎氏所繪之花卉等，具生動之姿，非若彼中庸手，詹詹於繩尺者比。畫馬尤工，掩仰俯側，姿態各異，陰陽明暗，盡形體之能事。艾氏亦工歐西繪畫，參與中法，工翎毛。《石渠寶笈》載其畫跡者凡九。其他如潘廷璋(Giusephepanyi)、安德義(Tean Damascene)均長中西新體，與郎、艾諸氏，奉清高宗之命，畫《平準噶爾部凱旋圖》，純為以西法為本，而參以中法者。

西畫法自明末已漸興盛，至郎氏時代，實為最高潮。一因當時西洋教士之來中土者日多。二為因喜新，而造成時新之潮流。三為郎氏諸人之技藝，非通常畫史所能希及。實與中土繪畫之一大波動。

此外，尚有純以西法寫真者，莽鵲立為此派之代表。《畫徵錄》雲：「莽鵲立，字卓然，滿洲人，工寫真。其法本於西洋，不先墨骨，純以渲染皴擦而成，神形酷肖，見者，無不指是所識某也。」傳其法者，有諸暨人金介，又丁允泰及其女瑜，《畫敞錄》渭其一遵西洋烘染之法，亦屬此派。

總之，西洋畫，自明萬曆初年，至高宗乾隆末，凡二百年，其勢力殊盛強；宮廷之間，尤為活動。漸漸由寫真而至山水花卉，以及於《西清研譜》等器物圖譜，均受其風化。惟民間畫家，受其影響者較少。自乾隆末年，開始嚴厲之禁教後，西洋繪畫，在中土之勢力與影響，均驟然中絕。其原由固甚復雜，然西洋繪畫，終不甚合中土皇帝人士之目光，實為一總因。雖當時王致誠、郎世寧等之供奉內廷，頗思以西畫之風趣，及明暗遠近諸端，輸之中土；於是寫真花卉等，一遵西法。然色彩之渲染，濃淡之配合，陰影之投射，終不為皇帝所欣賞，因強師西土畫家，而習中土畫法。王致誠曾馳函巴黎而言其事雲：「是余拋棄平生所學，而另為新體，以曲阿皇上之意旨矣。然吾等所繪之畫，皆出自皇帝之命。當其初，吾輩亦嘗依吾國畫體，本正確之理法而繪之矣；乃呈閱時，不如意，輒命退還修改，至其修改之當否，非吾等所敢言，惟有屈從其意旨而已。」(見戴岳所譯之中國美術)

福開森《中國畫史》又雲：「王致誠初入北京，以畫受知於高宗，於郎世寧為後進。高宗不喜其油畫。因命工部轉諭曰：『王致誠作畫雖佳，而毫無神韻，應令其改學水彩，必可遠勝於今。若寫真時，可令其仍用油畫。』」

由此，可見西洋畫家供奉內廷而受束縛拘執之苦矣。當時中土畫家，亦每譏評貝乏斥，殊少贊許之評論。吳漁山雲：「我之畫，不取形似，不落窠臼，謂之神逸。彼全以陰陽向背，形似窠臼上用工夫，即款識，我之題上，彼之識下。用筆亦不相同，往往如是。未能殫述。」鄒一桂亦雲：「西洋畫菩勾股法，故其繪畫，於陰陽遠近，不差錙黍。所畫人物屋樹，皆有日影。其所用顏色與筆，與中華絕異。布影，由闊而狹，以三角量之。畫宮室於牆壁，令人幾欲走進。學者，能參一二，亦具醒法。但筆法全無，雖工亦匠，故不入畫品。」對於西敦士及焦秉貞之折中新派，亦多致不滿。張浦山雲：「焦氏，得利瑪竇西洋畫法之意而變通之，然非雅賞，為好古家所不取。」此蓋為東西民族性格之不同，與文化基礎之各異，有以致之耳。唯至清代末年之康有為氏，對於郎氏之折中新派，備致推崇。謂「郎世寧乃出西法，他日當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日本已力講之，當以郎世寧為太祖矣。如仍守舊不變，則中國畫學，應遂滅絕」。(見《萬木草堂藏畫目》)康氏不諳中西繪畫，主以院體為繪畫正宗，是全以個人意志而加以論斷者。恐與其平見之由維新而至於復辟者相似，不足以為准繩。

(丁)第四時期

中土自道光二十二年鴉片戰爭後，致成五口通商。隨後即繼以八國聯軍，使中土沿海各門戶，洞然開啟。因之西洋之文化學術等，亦漸由五口等地為根據，侵入中土內地。中土人士之有識者，亦以國勢衰弱，非維新中土之學術思想等，不足以自強。致釀成戊戌政變，廢科舉，興學校，派遣中土青年，留學東西洋諸舉。西洋耶穌天主諸教士，亦以通商故，重來中土，布教於中士內地．《天主像》及雕版圖像等之歐西繪畫，亦隨西教士重來中土。然當時中土人士，對於此等繪畫，．一因已屬慣見，大不似明末清初新來時之驚奇駭異。二因《天主像》等古典派之作品，離純粹之藝術基點尚遠，不足以饜足中土畫家之追求。三因明末清初時，中西折中之新派，終不為中土人士所欣賞，致被公認為品格不高之匠品。故西畫，雖自道光末年，重來中土，直至光緒末年止，其影響於中土之繪畫者，實屬有限。在江南僅有吳石仙等幾人而已。吳氏，金陵人，光緒末年間，僑寓上海。喜參用西法，作煙雨秋山諸景。黃賓虹氏曾評之雲：「金陵吳石仙，以字行。初畫山水，略仿藍田叔，喜作秋山白雲紅葉。繼參西法，用水漬紙，不令其干，以施筆墨，獨誇秘去，凄迷似雲間派而筆力遒勁之氣泯焉。」自光、宣後，至民間初年，西畫在中土之勢力，始漸漸高漲。其原因，一為歐西繪畫，近三五十年，極力揮發線條與色彩之單純美等，大傾向於東方唯心之趣味。二為維新潮流之激動，非外來之新學術，似無研究之價值。三為中土繪畫，經三四千年歷代天才者與學者之研究，其揮發已至最高點，不易開辟遠大之新前程，殊有迎受外來新要素之必要。四為歐繪畫，其用具與表現方法等，有特殊點，另為一道，而有試驗之意義。緣此中土青年，有直接徹底追求歐西繪畫之傾向。當時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竭力迎受歐西學術，已為迎受歐西學術之先進國。故在光緒三十年間，即有李叔同先生息，叔同先生。為予幼年業師，初名岸，長文學書法，攻歐西音樂繪畫，與曼殊和尚等，同為南社諸子。民國六年間，剃度於杭州，法名演音，號弘一，現雲游閩省。東渡日本入東京美術專門學校，研習西畫。至宣統初年，即返中土，為中土赴域外專習西畫之第一人。亦為赴域外研習西畫最先返中土之一人。次為陳抱一，約在宣統末赴曰本，至民國四年春，回中土，亦算較早。至民國初年，始有李超士、王靜遠、吳法鼎等直接赴法之巴黎，專習西回。超士，民國七年返中土，靜遠較遲。此後，直接赴歐，學習西畫者，曰漸增多，以致英、美、意、法諸國，無不有人，可謂盛矣!至中土研究西畫之學術機關，以三十年前之南京兩江優級師范學堂民國成立後，改為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繼又改為東南大學。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後，改為中央大學。為最早。該校開辦在清光緒二十八年，簡派李梅庵名瑞清，號清道人，為監督。即今校長．道人固篤學君子，尤長於書法繪畫，壹志提倡藝術教育；且以既廢科舉而興學校，則直接需要之藝術師資，為數甚夥．與其輸耗巨大經費，派遣多數學生出洋留學，不如添辦藝術專科，延聘少數外國學者，來華教授之為經濟與簡便。但當時該校學制，僅規定開設文學、數理、史地、衣博、理化等科，而藝術不與焉．道人乃咨詢校中之諸外國教授，匯集東西各國師范教育設科之成例，擬訂藝術專科之方法，條陳學部，奏准添設。乃於光緒三十二年，實行創辦此科，連開兩班，約造就師資五六十人。所聘西畫及中畫教授，為日人鹽見競、亘理寬之助及蕭屋泉名俊賢，別號天和逸人，等．如凌直支、文淵、呂鳳子浚以及姜敬廬先生輩，皆該校畢業生也。查該科辦法，約略與東京高等師范之藝術科相仿。當是時，公家財力，尚稱寬裕，物價又低，故設備頗善。關於藝術之中外圖書，及石膏模型，油畫材料，用器畫標本儀器等，皆從東西洋直接采辦。此等藝教用品，當時國內，尚乏買賣之處。上海，僅有別發洋行一家，備有少數油畫顏料，供給少數西人購用。雖惜於辛亥革命時，大好文物，皆毀於兵燹；然此輩藝術人才，多分布服務於蘇、皖、贛、浙、湘、粵、川、晉，及北京等各中學師范等校，此為歐西畫法，直接由國人率先推行於新藝術教育上之嚆矢也。同時北方之保定優級師范，亦援例開辦藝術科一班，造就若幹人，又同時上海徐家匯土山灣教會內，亦有若幹人練習油畫，且自製油畫顏料。惟所畫，均為宗教性質之題材；指導者，為法國教士；學習者，則為中土信徒；此點，當亦有多少影響於當時之社會。然在此等人材未造成之前，各省師范學校之規模較大者，即普通科之西畫教師，亦多聘日人任之，例如光、宣間之浙江兩級師范學堂，圖畫教師，初為日人吉加江宗二。至宣統三年，以中土既有相當師資，自可收回教育職權。遂辭退客鄉，而改聘姜敬廬先生繼任。至民國元年秋，該校長經頤淵先生亨頤，以浙江省各中學藝教師資缺乏，特設藝術專科一班，聘李叔同先生王其事。其組織及教學，亦仿行東京高師藝術科之大略；設備及教室等，亦極完善；高年級，均以半身真人體，為西畫之基本練習。即所謂人體模特兒者，已見用於中土矣。民國七年間，在上海創辦藝術專科師范之吳夢非等，即在該科畢業者。斯時上海方面，尚無研究西畫之較好團體與學校，茲錄汪亞塵四十自述中雲：

「高小畢業後，十四歲那年的春天，民國前三年。同我的父親，到上海來遊玩，遇著甬人烏始光和陳漢甫。漢甫深知書畫，一見我，便很鼓吹我學習繪畫。那時，小花園文明雅集茶館內，有一個書畫研究會，由漢甫介紹做會員，每晚同漢甫到文明雅集看許多上海畫家，當場揮毫。一位矮胖的蒲作英，常到書畫會作畫。那時吳昌碩一幅四尺整張，不過買十幾塊錢。倪墨耕、黃山壽諸畫家，常常合作。我自入文明雅集以後，每夜必到，差不多就是我研究中國畫的場所；同時就是自己練習。……武昌革命起義，杭州也光復了，我再隨父親來上海，復訪烏始光。那時候，烏始光在一個布景畫傳習所里學畫，主辦人是周湘。畫的是照相背景，學的是水彩畫，專畫些中西合璧的題材。那時候，上海的洋畫，簡直沒有，幼稚得可憐。一般學洋畫者，專在北京路舊書攤上覓雜志上的顏色畫；不管是圖案畫、廣告畫，只要看見，就買回來，照了模仿。因為沒有真正的洋畫，也找不著學習的場所，我們幾個朋友，就杜造範本，還去騙人。我由國畫而改習洋畫的動機，便在於此。當時在上海有伊文思與普魯華兩家洋書店，有西洋畫印刷品經售，將那種印刷品買回來，臨摹臨摹，便充作至上的西洋畫。現在想起，著實可笑!

民國二年春季起，我每天到烏始光家裡補習英文，晚間在四川路青年會夜館念書。這一年冬月，有一天早晨，在始光家裡，遇見了劉季芳，就是現在上海美專校長劉海粟。季芳和始光，都是周湘背景傳習畫友。從那天起，還合了丁悚、夏劍康、楊柳橋等五六人，想籌備一個圖畫學校。那時候，季芳比我小二歲，始光比我大九歲，始光在上海住得久，普通的英語，很能對付，所以比我們的經驗都豐富些。我會見季芳那一天中午，始光請客，邀季芳與我三個人，便到乍浦路日本人開的西洋料理店——寶亭——午餐，正在進餐，從窗門中望出去，看見對過牆上，有一張召租字條；那幢半中半西式的房子，又緊閉著，知道是出租。餐後，打聽房價不貴，就由始光去賃定那間房子，試辦學校的起點，也就在那個場所。上海圖畫美術院，是最初的定名，兼辦臨摹稿本的圖畫函授學校。最初，人數寥寥，繼續二年間，也不過二十餘人。那時候，要在上海社會，樹立美術學校的招牌，確難號召。而且有許多連自己都還弄不清，練習造型藝術，從何處入手?可說茫然不知。不過那時圖畫美術院里幾個年輕小夥子，確抱著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主義，耐心干去，這一點，我個人便覺得勇氣直沖。

民國四年春，陳抱一由日本歸來，講給日本人學洋畫的方法，須用石膏模型，為練習初步。另外又組織一個研究所，定名叫做東方畫會，地點在西門寧康里。起初徵集會員，有二十餘員，因為每月收納研究費，石膏模型既少，研宄的興趣，便提不起，學員漸漸減少，辦了半年，便收旗鼓。」

據上所述，則中土上海方面之西畫，至民國元年，或宣統末年。始有周湘所辦之布景畫傳習所。至民國二年冬，始有上海圖畫美術院之刨立。至民國四年舂，陳抱一由日本回中土後，才產生東方畫會，始用石膏模型，為西畫基本之練習。其幼稚簡略，實非意想所及。大約至民國七八年間，始有上海圖畫美術院所改名之上海美術專門學校，與吳夢非等所辦之藝術專科師范等，較臻完善。稍後，北京亦有中等程度之藝術專修學校之創設；至民國十三年，改為國立北京藝術專門學校。此後，在上海又有上海藝大、新華藝大等之產生；在內地，則有成都、武昌、蘇州、廣州等各藝專，相繼設立；在南京中大師范院，又有藝術組之添設；真是為數不少。然為五年制之正式大學制者，尚屬無有。有之，自民國十七年，部派林風眠在杭州所開辦之國立杭州藝術院始。又民國十四五年間，上海美專、北京藝專，並聘俄國畫人普特爾斯基，法國畫人克羅多，任西畫課程，教授中土青年。至此純粹之歐西繪畫，在中土各地之發生滋長，直是風起雲涌，不可一世矣。然自東西各國學習歐西繪畫而回中士者；或在中土學習西繪畫者，大多數只能周旋於歐西某派某系一部之間者，已屬不弱。若僅此即謂為有所建樹，則予尚抱奢望。凡吾同道及有志青年，希共同努力之耳。

至中土畫家，受歐西畫風之影響，而成折中新派者。民國初年間，在上海則有洪野等。全以西畫為本，而略參中法者。在北平則有鄭錦等，略帶歐西風味，全為抄自日本者，力量均不強，無特別注意之必要。較有力量而可注意者，則為廣東高劍父一派。高氏，於中土繪畫，略有根底，留學日本殊久，專努力日人參酌歐西畫風所成之新派，稍加中土故有之筆趣；其天才工力，頗有獨到處。其作風，與清代郎氏一派，又絕不相同。近時陳樹人、何香凝、及高劍父之弟高奇峰等均屬之。惜此派每以熟紙熟絹作畫，熟絹作畫，始於唐，盛於五代及宋，至元已漸見衰減；明清之世，僅有少數院派及工整作家，尚沿用之。近時東瀛諸畫人，則仍襲吾國唐宋人舊法，以熟絹為中心畫材。蓋熟絹熟紙，光滑不沁水，易於落筆落墨，尤宜於工描細寫，第不能盡量發揮筆情墨趣耳。並喜渲染背景，使全幅無空白，於筆墨格趣諸端，似未能發揮中土繪畫之特長耳。

原來無論何種藝術，有其特殊價值者，均可並存於人間。只須依各民族之性格，各個人之情趣，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選擇而取之可耳。英人秉雍氏Laurence Binyon謂：

「東方繪畫，最初形為宗教美術，與古義大利之壁畫同宗。其後漸形發達，致入於自然主義一途；然宗教唯心主義之氣味，固時彌漫於其間也。西洋近代之畫學，使無文藝復興以後之科學觀念參入其中，而仍循中古時代美術之古轍，以蟬嫣遞展，其終極，將與東方畫同其致耳。」

原來東方繪畫之基礎，在哲理；西方繪畫之基礎，在科學；根本處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極則。秉雍氏之言，固為敘述東西繪畫異點之所在，實為贊喜雙方各有終極之好果，供獻於吾人之眼前，而不同其致耳。若徒眩中西折中以為新奇；或西方之傾向東方，東方之傾向西方，以為榮幸；均足以損害兩方之特點與藝術之本意，未識現時研宄此問題者以為然否?

此後之世界交通日見便利，東西學術之互相混合融化，誠不可以意想推測；只可待諸異日之自然變化耳。

⑵ 中國近代歷史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的重大變化,談談為什麼必須要實行對外開

近代中國：
1.禮儀習俗的變化：在鴉片戰爭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傳統的社交禮俗和祭典禮俗，包括稱謂、見面禮等仍在社會上占據主導地位。人們見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請安等禮。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勢，但在封建時代成為敬重、臣服的一種禮節，以體現封建社會的等級尊卑，跪拜主要對尊長，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禮，平輩之間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與此相適應還有一套「大人」、「老爺」、「太太」、「老太太」等稱謂。然而，開國以後，在沿海通商地區，受西方平等觀念影響，先是在新式知識分子內部，逐漸採用握手、鞠躬等見面方式，並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稱謂。1912年民國成立後，明令祭孔時「除去拜跑之禮，改行三鞠躬，祭服則用便服。」（註：《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報》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廢除社交中實行的叩拜、相揖、請安、拱手等舊禮節，改行鞠躬禮為主。同年8月17日，民國政府公布了《禮制》，用法律的形式，確立了新式禮節的合法地位（註：《東方雜志》第9卷第4號，1912年9月。）。行鞠躬禮，使用「先生」、「君」的稱呼，反映出近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總之，脫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禮俗逐漸成為中國通常的「文明儀式」、「文明禮」，反映出社會禮俗的進步趨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際舞的流行、生日聚會以及同事宴請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際習俗的新變化。
2.消費習俗的變化：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侵入以及中國新式商業的產生和迅速發展，對傳統消費習俗產生巨大沖擊，並直接導致了消費習俗的變遷。在鴉片戰爭後的道光年間，享用洋貨在上層社會已漸成時尚，不過開始僅限於通商口岸等少數地區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紀末，隨著通商口岸增加到70餘個，於是洋貨消費遍及各階層，即使在雲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裡，也可見到不少洋貨，包括各種哈剌呢、嗶嘰、羽紗、法蘭絨、鍾表、玻璃等，一應俱全，而且其售價「並非貴得驚人」（註：姚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頁。）許多「農民亦爭服洋布」，中產之家更是「出門則官紗紡綢不以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註：宋延齋：《蒲圻鄉士志》，轉引自嚴昌洪：《中國近代社會風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頁。）。此外，賽馬、賽船、網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點心、西式飲料、業余劇社、公園、室內音樂會、電影、電燈、電話、自來水、郵政、電車等西式生活方式無不影響到中國人消費方式的改變，使中國人消費結構、消費內容均發生重大改變。此外，以上海為例，色情消費、游樂消費也成為商人、富人等消費方式中的重要內容。
3.服飾習俗的變化：中國服飾習俗源遠流長，各時代都有絢麗多彩的服飾。至清代中國服飾則多以長袍馬褂為主，女子則穿旗袍。民諺有「孔雀翎，馬蹄袖」之說。服飾具有體現等級森嚴、褒衣博帶特點，這些弊端與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節奏很不協調。為此，部分中國人開始接受西式服飾。在19世紀50年代，香港、廣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華商更多有穿洋裝者。戊戌時期康有為力倡「易服」。20世紀初，當時青年穿西服的人漸多起來。1903年胡漢民任教的廣西梧州中學允許學生可以在歲時年節「披洋衣揖孔孟」（註：《胡漢民自傳》，〔北京〕《近代史資料》1981年第2期。），可見在學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數。當時的出「洋」留學生更多著洋裝。清亡後，曾出現過「洋裝熱」，在通都大邑，人們「趨改洋服洋帽，其為數不知凡幾」（註：《潘月樵請用國貨》，〔上海〕《申報》1912年3月4日。），在偏遠小城，「文武禮服，冠用氈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歐式」（註：民國《慈利縣志》卷17，風俗。）。此外，洋式襯衣、絨衣、針織衫、西褲、紗襪、膠鞋、皮鞋等都漸漸普及推廣，總之，中國服飾中的西方因素不斷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裝則是近代中西服飾合璧的最典型標志。
在廣義的服飾民俗中，穿著和「打扮」是有機的統一體。例如紋身、化妝、發式、飾物、纏足等。鴉片戰爭前後，西方人到中國，首先看到的就是蓄著長辮子的男人和裹著小腳的女人，「許多年來，全歐洲都認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荒謬最奇特的民族；他們的剃發、蓄辮、斜眼睛、奇裝異服以及女人的毀形的腳，長期供給了那些製造滑稽的漫畫家以題材」（註：〔英〕哈利：《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王維周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頁。）。男人拖著大辮子、穿著寬大的褂袍，女人裹著小腳，這是清代中國人的基本裝束。然而，19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人這種裝束形象有了顯著改觀。首先，一批來華的傳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維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對纏足，主張放足，1883年康有為在廣東南海縣成立不纏足會，1896年又在廣州成立不纏足會，1897年梁啟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纏足會，不久不纏足會遍及東南沿海地區。戊戌變法期間，光緒皇帝還發出上諭禁止纏足。1901年慈禧太後下達了勸禁纏足的懿旨，1912年民國成立後，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下令內務部通飭各省勸禁纏足。從反對傳統道德，爭取婦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纏足運動帶有反封建的政治意義，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
辮發雖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標志，但卻是滿族習俗同化漢族的結果，在外國人面前，卻又成為中國人的民族標志了，而這種民族標志，在近代又成為與開化世界趨向短發的世界大潮相背馳的「落後」、「不開化」的標志而體現的。
戊戌時期康有為在給光緒皇帝的《請斷發易服改元折》中公開要求清政府「斷發」易服，一般開明人士也發出了剪辮的呼聲。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許官民自由剪發了。辛亥革命爆發後，辮子陸續剪掉。當時甚至出現了眾多的理發店取代了眾多的「剃頭匠」。連袁世凱也剪掉了辮子。民國的成立更帶來了短發的普及。
4.飲食習俗的變化：中國是世界上飲食文化發達的國家，至清代已逐漸形成了川、粵、魯等各種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風味菜餚及小吃。至鴉片戰爭以後較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國社會的飲食習慣並未發生明顯的變化，但隨著西方文化的進一步滲入，西方的一些飲食也逐漸傳入中國，至19世紀中葉以後西式飲食開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開設在上海虹口一帶的西餐館有「華人間亦往食焉」（註：葛元煦等：《滬游雜記·淞南夢影錄·滬游夢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頁。）。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館也相繼開設，名聲愈來愈大。翻閱這一時期的《大公報》，常可看到「品升樓」、「德義樓」等「番茶館」的廣告，稱它們專辦「英法大菜」、「請得巧手外國廚房精調西菜」（註：《大公報》光緒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飯店檔次很高，象「六國飯店、德昌飯店、長安飯店，皆西式大餐矣」（註：胡樸安編：《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篇卷一，上海書店1986年版，第2頁。），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間。辛亥之後，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為一種時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濱竹枝詞》中寫道：「番菜爭推一品香，西洋風味睹先嘗，刀又耀眼盆盤潔，我愛香檳酒一觴」（註：顧柄權：《上海風俗古跡考》，〔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頁。）。總之，在以「洋」為時尚中，具有西方風味的食品漸受中國人的歡迎，如啤酒、香檳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麵包、西點、蛋糕等皆被國人接受。說明西式飲食已引起了中國飲食習俗的較大變化，豐富了我國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習俗的變化：中西居住習俗差異較大，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問題，也有不同的風俗問題。皇家建築是中國古代建築中的傑出代表，不過它與民居存在著明顯的等級差別。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窯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數民族的吊腳樓和土樓、北方草原的氈包等，都是中國傳統民居的典型形態。通常中國傳統民居以平房為主，這主要與中國有廣闊的土地以及建築材料、建築技術落後有關。在近代，由於受西式建築風格的影響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國人也開始建築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現「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風尚。鄧子琴在《中國風俗史》中稱，「晚清園亭，亦參以西式建築，而通都大邑，幾於觸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樓漸漸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為當地居室建築的新潮流；在沈陽「建築宏麗，悉法歐西，於是廣廈連雲，高甍麗日，綿亘達數十里」（註：《奉天通志》卷97，禮俗三、居室。）；在青島，「市內住屋多屬歐式建築」（註：袁榮叟：《膠澳志·民社志》，第72頁。）；在漢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廠肆，角勝爭奇」（註：民國《夏口縣志·序》。）；在上海除了興建了大量西式建築外，還出現了西洋建築風格影響下的中國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響，漢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島等地也相繼在租界、碼頭、商業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與西式建築的引進，鋼鐵、水泥、機制磚瓦、建築五金、自來水、電燈等也大量應用。使近代中國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習俗發生重大變化。
6.出行習俗的變化：出行習俗是與交通工具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傳統社會，代步工具主要是馬車、牛車、肩輿（轎子）、木船以及騎馬、騎驢、騎駱駝等。其共同特點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動范圍小。交通落後，必然造成社會的落後。在近代，隨著西方的火車、輪船、電車、汽車、自行車、摩托車等的引入，逐漸導致了中國傳統交通工具的變革。人們出行一下子就由「鄉人」而變成「國人」。汽車興起後，「男女授受不親」的陳腐觀念被打破了「男女雜坐不以為嫌」（註：民國《夏口縣志》卷二，風土志。）。使傳統的交往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
7.節日習俗的變化：中華民族的節日習俗獨具特色，近代的歲時令節從總體上仍然沿襲自古以來的民間形成的節慶習俗，如元旦（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臘八節等，但這些節日是依據傳統歷法而來，屬於封建農業文明的產物，且多有傳統民間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適應近代工業社會的落後性也是非常明顯的。清末已有改歷的呼籲，梁啟超於1910年就撰寫《改用太陽歷法議》一文，主張採用太陽歷代替陰歷（註：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2頁。）。民國政府成立後，斷然於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國改用陽歷，以求與國際上通行歷法相一致。改歷後，必然引起歲時節日習慣的變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義的新式節日、紀念日相繼出現在人們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國初年的新紀念日除了民國成立日（元月1日）和國慶（10月10日）紀念以外，還有革命先烈紀念日（3月29日）、國恥日（5月9日）、植樹節（清明節）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國際婦女節（3月8日）、兒童節（4月4日）、國際勞動節、學生運動紀念節（5月4日）、教師節（8月27日）等等。特別是受西俗影響，聖誕節、情人節等也在城市中普及。這些都為中國的節日時令習俗增添了異彩。
8.婚喪習俗的變化：婚禮是標志與慶賀結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漢族主要的婚姻形態仍然是封建包辦買賣婚姻。受男女平等觀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響，19世紀五六十年代，少數與外國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禮結婚的現象，「前日為春甫婚期，行夷禮」（註：上海人民出版社編：《清代日記匯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頁。）。光緒年間，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出現了婚姻論財不問門第的現象，西式婚禮漸有影響。19世紀末20世紀初，文明結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開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結婚，倡於都會商埠，內地亦漸行之」（註：徐珂：《清稗類鈔》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頁。）。文明結婚，除婚禮地點不在教堂，不用牧師主婚外，許多儀式大致從西禮中移植過來，雖然雜有中國傳統婚禮的某些內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總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鎮「文明結婚」的流行，畢竟反映出中國婚俗的變化，代表著晚清婚俗變化的正確方向。

改革開放：
我們30年的改革開放成就斐然，通過這個大改革、大開放，實現了三個偉大的轉折：一個偉大轉折就是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第二個偉大轉折是從封建半封建的社會向全方位開放的社會轉變；第三個偉大轉折是人民的生活從溫飽轉向基本小康的社會轉變。
處在這個時代的我們，周圍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的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現在就把對中國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的思考寫下來。
1.精神文明建設
在初中的政治課本上，我還記得有這樣的話：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可在今天的現實社會中，我看不出精神文明建設到底建設在哪裡？難道就建設在政治課本上，建設在口頭上？我爸爸時常給我講他們那個年代的事，尤其是那個時候普通老百姓的精神面貌，在那個物質資料極其匱乏的年代，中國基本沒有貪污，沒有搶劫，更別提有小偷，絕大部分中國人可以在路上撿到錢歸還給失主，應該就是傳說中的路不拾遺。而當今社會物質方面可以說比我父輩那個年代不知道發達多少，難道因此就可以有更多的劫匪和小偷，可以有更多的貪官？在廣州或者深圳生活的人你們有幾個在一個月之內都沒有遭遇搶劫的？
毛主席那個時代會把有限的致敬用來拍「雷鋒」「焦裕祿」這樣的榜樣的電影，每日宣揚好人好事，有「學習雷鋒好榜樣」這樣的歌曲，在思想上武裝所有的中國人，這些影視歌曲，在我小時還能經常接觸到，然而現在的只知道嘴皮子上說「精神文明建設」，實際行動上比以前的中共不知道要落後多少了。
2.物質文明建設
中國建設到現在，物質文明不能說是不豐富。走在北京.上海的大道上，滿眼都是高樓大廈。然而，這些高樓大廈這些廠房有幾個是屬於全國人民的，全國人民從這些物資資料中又享受到了什麼？倒是時常聽說某某大樓是新加坡人投資的，某某是老美投資建的廠房。如果這些廠房僅僅用來賺取中國人民財富的機器，那會讓我覺得今天的這些外資的廠房和解放前西方列強在中國建設的工廠無異。
下面是引用郎咸平《中國的八大危機之詳解》中的一段「各位都知道青島啤酒是我國的著名品牌，你們還認為青島啤酒還是中國企業嗎？告訴你一個數字，青島國資局控股30%，但是你們知不知道第二大股東是誰？來自美國的安海斯－布希公司控股27%，只要他再多買4%的H股，我們中國的青島啤酒就會在一夜之間變成外資企業。各位還記得徐工的故事嗎？美國的凱利基金要收購徐工，當時包括我在內很多的學者專家在媒體上對這件事情大家大法，由於大家的努力，成功制止了資產流失的現象。當時的地方政府以什麼理由賣給外國人呢？是以負的凈資產賣給外國人。負的凈資產就可以賣了嗎？你有沒有那麼一點點經濟常識啊。一個公司的價值不取決於凈資產，而是取決於有沒有持續經營的能力。對於徐工的價值取決於未來持續盈收的能力，還好沒賣，假如以100塊錢賣掉，按照我所理解的凱利基金或者類似的基金，一定會把徐工分拆上市或者賣掉，賺到一萬塊錢。所以從100塊價格到一萬塊他可以賺100倍以上。那麼各位了不了解，收購青島啤酒的安海斯－布希公司就是產業資本，收購徐工的就是金融資本，這兩個資本的危害性我們還沒有看出來，還在樂觀的招商引資，你知不知道招商引資使得這兩只禿鷹來席捲中國奄奄一息的製造業。那麼你們可能要問我了， 郎教授這樣是不是太悲觀了，中國製造業我們自己都做不下去了，給外國人能賺錢嗎？如果你們有類似的想法呢，你們就太不了解資本主義國家了！為什麼我說的話那麼像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而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講的話更像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其實錯了，我是真正吃資本主義奶水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所以我對他的理解是非常透徹的，我所以講的這么社會主義是因為我理解了。」
有人說中國可以從在外資在華工廠中學到先進的技術，難道大家忘了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了：西方列強並不希望中國富強，他們不會讓中國掌握真正的先進技術，致使洋務派聘請的一些洋匠利用中國官員不懂技術，進行敲詐勒索，謀取暴利，使企業難以發展。
因此這些外資企業，他們會希望中國富強嗎？他們會讓中國掌握真正的先進技術嗎？我想這些答案每個人都應該是很清楚的吧！

盲目引進外資使資本輸入國本幣面臨升值壓力，有可能引起宏觀貨幣供給失控而導致通貨膨脹，不利於國家經濟安全導致非安全因素增加，中國政府無休止地引進投資，增加出口，中國現在的通貨膨脹的壓力巨大，恐怕普通老百姓的財富已經被洗劫了一層了。
3. 弱勢群體
同寢室的聊天，大家談到今天的中國社會中，誰是真正的弱勢群體，於是大家七嘴八舌列舉出一大串來，有農民，下崗工人等等。而他們的生存現狀究竟如何？又有哪些困難存在？
先說農民，中國的農民，我想人數不會少於6個億吧，這是中國規模最大的弱勢群體之一。就說我們的家鄉吧，雖然這幾年國家出台了許多惠農政策，但執行的力度始終不是很大，有的政策根本就無法執行。僅僅只是少數人得到了實惠，大多數村民依舊徘徊在貧困線上，在一些地區開展的「圈地」運動中，很多農民也失去了賴以生存的耕地，而得到的僅僅只有幾千元的一次性全額補償。另外，每年有大量的農民流向城市，形成了另一類弱勢群體即「農民工」。然而在城市人眼裡，他們仍然是文化素質低、缺乏教養的農民。雖然他們從事城市的很多工作，但大多是諸如建築、搬運等苦、臟、險、重，城裡人不願從事的累活。雖然也有少數具有一定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的農民工，通過自身的努力地入上層社會工作，但在少數世俗城裡人眼裡，他們依然是農民。農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狀況並不樂觀，大二下學期的時候，我參加了學校一個社團組織的義工接力計劃，當時那個活動是到咱們東大北面的和平區魯園工會，在那裡我們了解到這些進城的農民工，他們從事的工作大多超出體力勞動的極限，卻常被拖欠工資，有的一拖就是一年半載，有的連基本的生活都難以為續，甚至經常出現暴力事件，為追要工資跳樓的事件，那都是被逼的呀！太多這樣的事件，驚動了中央，驚動了國務院，甚至出現了總理為農民工追要工資的新聞報道。但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事實依然存在，而且還時有發生。
那麼我們要問，政府勞動監察部門都幹了些什麼？難道都要等這些農民工被迫以死相抵時才肯出手，平時他們都在幹些什麼事？為什麼在日常的工作中不能深入工礦企業等用工部門了解情況，防患未然。再者，國務院總理幫農民工追要工資，一方面體現了總理親民，另一方面也提示了中國體制中存在的弊端，難道國家總理的工作日程上竟要排上一條為民工追要工資的日程？還有，拖欠民工工資的普遍性是不爭的事實，而由此引發的後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既然國家出台了相關政策，為什麼執行起來總是滯後，得不到徹底的落實。
當然，我的見識面有限，經歷不足，無法對現實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但我說的這些現象實實在在的就發生在我的身邊，我們要正視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存在的真實客觀，不要一味只是唱贊歌，粉飾太平而忽略了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勞動階級，讓中國的改革更健康、更理性、更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符合中國的實際國情。
總的來說，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開放中不斷變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國人民，必定能突破當前社會發展中的復雜矛盾，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取得更大成果。

為什麼要實行對外開放?
1. 實行對外開放是總結國內外歷史經驗的必然結果

2. 實行對外開放是社會化大生產和經濟生活國際化的客觀要求

3. 實行對外開放也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

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決定了中國只能在向世界開放中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對外開放是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要條件。

第一，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建立和發展廣泛的對外經濟關系，充分利用國外資源和國際市場。(1)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開放的經濟。只有參與國際交換，才能分享國際專業化協作帶來的好處。(2)社會化大生產所需要的資源是多方面的。我國很難擁有發展本國經濟所需要的全部資源。(3)我國由於佔有世界上最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某些特有的生產要素，現在的經濟結構、經濟規模和經濟發展水平，又難以將這些要素全部吸收。只有通過對外開放，與世界各國發展對外經濟關系，才能使自己的資源要素獲得最佳配置與最佳利用。(4)我國社會生產力的持續發展，要求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最大限度地利用國際分工和世界市場的有利條件。

第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求我們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引進技術是加速國民經濟發展和推迸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措施。尤其是我國這樣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要完成三步走的戰略目標，實現現代化，更應積極引進先進技術。當代科學技術門類繁多，發展速度加快，國際間技術交流已成為普遍現象。從歷史上看，經濟技術落後的國家能夠在較短的歷史時期內迅速趕上甚至超過發達國家，無一不是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同時敢於創新和善於創新的結果。

第三，對外開放可以吸引大量外資。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底子薄，生產力水平低，資金嚴重短缺。現代化建設要求我們對現有國民經濟進行技術改造、更新設備和調整結構；要大力加強農業的基礎她位，促進農村經濟的全面發展；要大力發展交通、通信和能源等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要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充分發揮科技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要大力發展教育，等等。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資金。因此，要加快現代化進程，實現經濟起飛，僅靠國內的積累和投資是遠遠不夠的，必須通過開放，積極引進外資，用外資彌補資本要素的缺口。

第四，對外開放可以更好地借鑒和學習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申國與發達國家在經濟上的差距，不僅表現在資金、技術、設備等方面，而且表現在管理方面。我國缺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組織現代化大生產的經驗，借鑒和引進國外先進的經濟管理方法和經營方式是我們對外開放的一項重要內容。

⑶ 孔子的介召

孔丘 （前551年9月28日<農歷八月廿七>～前479年4月11日<農歷二月十一>），字仲尼。排行老二， 漢族人，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編撰了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春秋》。據有關記載，孔子出生於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省曲阜市東南的南辛鎮魯源村）；孔子逝世時，享年73歲，葬於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載於語錄體散文集《論語》及先秦和秦漢保存下的《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簡介
孔子
孔子：子姓，以孔為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時期魯國陬邑昌平鄉(今曲阜市南辛鎮)人。家中排行第二。是文學家，思想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古文獻整理家——相傳曾修《詩》《書》，訂《禮》《樂》，序《周易》，作《春秋》，《論語》。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相傳有弟子三千，賢弟子七十二人。「子」：古代對成年男子的尊稱，在戰國末期時期，擁有一定社會地位的成年男子都可以稱為「子」，而且都希望別人稱自己為「子」，因為「子」還是一種爵位，所謂「公侯伯子男」也。但是，真正能獲得別人以「子」相稱的，一般是兩種人：要麼在社會上公信力較高的，如「老師」；要麼就是較有道德的貴族；孔子、老子屬於前者。而孔子是我國古代最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之一。他還是儒家學派創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在天道觀上，孔子不否認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對其持懷疑態度，主張「敬鬼神而遠之」。 孔子與孟子並稱「孔孟」，孔子被尊為「至聖」，孟子為「亞聖」。孔子又稱「文聖」 孔子全身畫像
據記載，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華夏族)後裔，故為子姓。周滅商後，周武王封商紂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啟於宋(夏邑)。 微子啟死後，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為孔子的先祖。自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後，後代子孫開始以孔為氏，其曾祖父孔防叔為了逃避宋國內亂，從宋國逃到了魯國。孔子的父親叔梁紇（叔梁為字，紇為名）是魯國出名的勇士，叔梁紇先娶施氏曜英，生九女而無一子，其妾生一子孟皮，但有足疾。在當時的情況下，女子和殘疾的兒子都不宜繼嗣。叔梁紇晚年與顏徵在生下了孔子。孔子的偉大思想與孔子母親很大關系，其母在和他的外祖父顏襄對孔子產生了深遠影響。由於孔子的母親曾去尼丘山祈禱，然後誕下孔子，又因孔子剛出生時頭頂的中間凹下，像尼丘山；故起名為丘，字仲尼（伯、仲、叔、季是兄弟行輩中長幼排行的次第，「伯」為老大，「仲」為第二，「叔」為第三，「季」為最小的。孔子字仲尼，由「仲」字可知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但是如果把姐妹也合起來排序，就以孟、仲、叔、季為序了，在兄弟姐妹中，居長的（大哥或大姐）為「孟」。所以孔子在家排行老二，字仲尼，但他哥哥的字是「孟皮」，而不是「伯皮」）。孔子三歲的時候，叔梁紇病逝，之後，孔子的家境相當貧寒。由於身處亂世，孔子所主張的仁政沒有施展的空間，但在治理魯國的三個月中，使強大的齊國也畏懼孔子的才能，足見孔子無愧於傑出政治家的稱號。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將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業上。孔子曾任魯國司寇，後攜弟子周遊列國，最終返回魯國，專心執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壟斷，開創了私學先驅，弟子多達三千人，其中賢人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賢。七十二人中有很多為各國高官棟梁。又為儒家學派延續了輝煌。
編輯本段榮譽
孔子對後世影響深遠，雖說他「述而不作」，但他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千古聖人」，是當時社會上最博學者之一。後世並尊稱他為「至聖」（聖人之中的聖人）、「萬世師表」，認為他曾修《詩》《書》，定《禮》 《樂》，序《周易》(稱《易經》十翼，或稱易傳)，改《春秋》。《論語》是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撰而成。它以語錄體和對話文體為主，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與《大學》《中庸》《孟子》並稱「四書」。通行本《論語》共二十篇。《論語》的語言簡潔精煉，含義深刻，其中有許多言論至今仍被世人視為至理。而且古代，小孩進學堂第一個拜的就是孔子。 美國詩人、哲學家愛默生認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榮」。 1988年，75位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在巴黎集會，會議結束後發表聯合宣言，呼籲全世界「人類如果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裡汲取智慧。」
編輯本段政治生涯
孔子像
孔子幼年時極為聰明好學，二十歲的時候，學識就已經非常淵博，被當時人稱贊為「博學好禮」。同時，鮮為人知的是孔子繼承了父親叔梁紇的英勇，身高九尺六寸，按西漢尺23.1厘米計算，是221.76厘米。臂力過人，遠非後世某些人認為的文弱書生的形象。並且，孔子酒量超凡，據說從來沒有喝醉過。但孔子從不以武勇和酒量為豪。 孔子自20多歲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對天下大事非常關注，經常思考治理國家的諸多問題，也常發表一些見解，到30歲時，已有些名氣。魯昭公二十年，齊景公出訪魯國時召見了孔子，與他討論秦穆公稱霸的問題，孔子由此結識了齊景公。魯昭公25年，魯國發生內亂，魯昭公被迫逃往齊國，孔子也離開魯國，到了齊國，受到齊景公的賞識和厚待，甚至曾准備把尼溪一帶的田地封給孔子，但被大夫晏嬰阻。魯昭公27年，齊國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聽說後向齊景公求救，齊景公說：「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倉皇逃回魯國。當時的魯國，政權實際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稱為「陪臣執國政」，因此孔子雖有過兩次從政機會，卻都放棄了，直到魯定公9年被任命為中都宰，此時孔子已 51歲了。孔子治理中都（今汶上縣）一年，卓有政績，被升為小司空，不久又升為大司寇，攝相事，魯國大治。魯定公12年，孔子為削弱三桓（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家世卿，因為是魯桓公的三個兒子的後代，故稱三桓，當時的魯國政權實際掌握在他們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著三桓），採取了墮三都的措施（即拆毀三桓所建城堡）。後來墮三都的行動半途而廢，孔子與三桓的矛盾也隨之暴露。魯定公13年，齊國送80名美女到魯國，季孫氏接受了女樂，君臣迷戀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魯國舉行郊祭，祭祀後按慣例送祭肉給大夫們時並沒有送給孔子，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離開魯國，到外國去尋找出路，開始了周遊列國的旅程，這一年，孔子56歲。 孔子帶弟子先到了衛國，衛靈公開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魯國的俸祿標准發給孔子俸粟6 萬，但並沒給他什麼官職，沒讓他參與政事。孔子在衛國住了約10個月，因有人在衛靈公面前進讒言，衛靈公對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開監視孔子的行動，於是孔子帶弟子離開衛國，打算去陳國。路過匡城時，因誤會被人圍困了5日，逃離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衛國貴族公叔氏發動叛亂，再次被圍。逃脫後，孔子又返回了衛國，衛靈公聽說孔子師徒從蒲地返回，非常高興，親自出城迎接。此後孔子幾次離開衛國，又幾次回到衛國，這一方面是由於衛靈公對孔子時好時壞，另一方面是孔子離開衛國後，沒有去處，只好又返回。 魯哀公2年（孔子59歲），孔子離開衛國經曹、宋、鄭至陳國，在陳國住了三年，吳攻陳，兵荒馬亂，孔子便帶弟子離開，楚國人聽說孔子到了陳、蔡交界處，派人去迎接孔子。陳國、蔡國的大夫們知道孔子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有意見，怕孔子到了楚國被重用，對他們不利，於是派服勞役的人將孔子師徒圍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後不靠店，所帶糧食吃完，絕糧7日，最後還是子貢找到楚國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師徒才免於一死。孔子64歲時又回到衛國，68歲時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魯國，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魯哀公16年，孔子73歲，患病，不愈而亡。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孔子62歲時，曾這樣形容自己：「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爾。」當時孔子已帶領弟子周遊列國9個年頭，歷盡艱辛，不僅未得到諸侯的任用，還險些喪命，但孔子並不灰心，仍然樂觀向上，堅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安貧樂道
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在孔子心目中，行義是人生的最高價值，在貧富與道義發生矛盾時，他寧可受窮也不會放棄道義。但他的安貧樂道並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貴，只求維護道，這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孔子也曾說：「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孔子以好學著稱，對於各種知識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因此他多才多藝，知識淵博，在當時是出了名的，幾乎被當成無所不知的聖人，但孔子自己不這樣認為，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 孔子學無常師，誰有知識，誰那裡有他所不知道的東西，他就拜誰為師，因此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張直道而行，他曾說：「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記》載孔子三十多歲時曾問禮於老子，臨別時老子贈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這是老子對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問題太深刻，講話太尖銳，傷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危險。懷著 與人為善的理念孔子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學說，他自己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樂於助人，待人真誠、寬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則。
編輯本段孔子名言
孔子像
1、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說同悅，通假字）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2、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3、子曰：「由，誨女（女同汝，通假字）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知同智，通假字）也。」 4、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5、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6、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7、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8、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 9、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10、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11、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12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13、子曰：「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比慎其所與處者焉。」
編輯本段孔子的思想體系
政治思想
其核心是「禮」與「仁」，在治國的方略上，他主張「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種治國方略也叫「德治」或「禮治」。這種方略把德、禮施之於民，實際上已打破了傳統的禮不下庶人的信條，打破了貴族和庶民間原有的一條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說，體現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禮說，則體現了禮制精神，即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義這是人類永恆的主題，對於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任何一個政府都是適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會則是建立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孔子的這種人道主義和秩序精神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思想的精華。
教育思想
孔子首次提出「有教無類」，認為世界上一切人都享有受教育的的權利。在教育實踐上他提出了很好的建議：教師在教書育人的過程中應該「誨人不倦」，「循循善誘」，「因材施教」。他認為學生應該有好的學習方法如「舉一反三」、「溫故而知新」；學習還要結合思考「學而不思則罔 ，思而不學則殆」，好學「三人行必有我師」；學習態度要端正。孔子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有啟發和教育的重要意義。
美學思想
孔子的美學思想核心為「美」和「善」的統一，也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孔子提倡「詩教」，即把文學藝術和政治道德結合起來，把文學藝術當作改變社會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並且孔子認為，一個完人，應該在詩、禮、樂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學思想對後世的文藝理論影響巨大。
編輯本段近世發展
孔子學說在近現代以來的新發展是指近代西方文明輸入中國以後，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條件下產生的新儒學。新興的「大眾儒學」是當代新儒學發展的最高成果。
儒學大會：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孔子，「德侔天地，道貫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的文化聖人；儒學，以孔子學說為基礎，以歷代儒家宗師的理論為主體形成的價值觀念和思想體系。日前，在孔子故里山東曲阜，由文化部、山東省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第一屆世界儒學大會隆重舉行。它是國際性的文化論壇、高規格的學術盛會，它的召開是世界儒學界的一大盛事。 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許嘉璐，文化部副部長周和平，日本前內閣官房長官武村正義與來自中國內地和香港、澳門、台灣地區以及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法國、英國、比利時、丹麥、澳大利亞等22個國家和地區、86個儒學研究機構的172位專家學者、各界人士共襄盛舉。這些來自不同國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專家學者、各界人士，圍繞儒學的歷史研究、儒學的當代價值、儒學的現代闡釋、儒學的世界傳播、儒學與和諧文化等議題，進行了深入研討與廣泛對話。 曾幾何時，北京第29屆奧運會開幕式淋漓盡致地在全世界面前展現了輝煌燦爛的五千年中華文明。有識之士指出，它的主線就是「樂禮善學，尚中貴和」的儒學精髓。2008名演員擊缶而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在古琴聲中，身穿古袍、手持竹簡的孔門弟子，齊聲誦讀《論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禮之用，和為貴」等儒家經典名句；887塊活字印刷字盤變換出3種不同字體的「和」字，表達了「和而不同」「和為貴」的中華人文理念。以儒學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藉此在五大洲進一步傳播，「孔子熱」「儒學熱」更加「薪助火傳」。 周和平說，在歷史的長河中，儒學既保持著其仁愛、和諧的精神特質，又帶有不同時代的文化烙印，它以開放的姿態生發擴展，為世界文明形態的延續做出了重要貢獻。在第一屆世界儒學大會上，新世紀的儒學又一次發出了合乎歷史發展、合乎人類利益的時代聲音。
儒學：如何在中國普及、在全世界傳播
當代最著名的儒學學者之一杜維明曾經指出，跟韓國、新加坡乃至中國台灣相比，中國大陸在保持儒學傳統方面還存在著差距。相當多學者認為，隨著中國大眾對傳統文化的渴求，儒學在中國的普及以及在全世界的傳播應該成為當下儒學研究的重要話題。 山東大學王鈞林認為，如果儒學僅僅停留在儒者的小圈子裡，它通常被視為一種思想、學說，很難說它是一種文化。儒學只有走出儒者的小圈子，來到社會，深入到大眾之間，成為人們喜聞樂見的東西，推行禮教規范人們的行為方式，倡導仁義改變社會風氣，才會從儒學那裡孕育出儒家文化。澳門學者也提出，應該在中小學提倡每天讀「一分鍾孔子」。 9月28日，與會代表們前往曲阜孔廟參加了祭孔大典，因此，一些代表對全球各地的祭孔儀式展開了討論。孔子研究院的孔祥林指出，孔廟遍布於中國、韓國、越南、日本等，中國古代從國家到各級地方政府也都設有文廟，文廟有重要的三重社會公用：崇德、報本、教化。政府通過孔廟教育臣民學習儒家思想，推崇德義，砥礪倫常，加強道德修養。這類文化設施對於一種文化精神的傳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的社會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和保護。浙江工商大學的趙榮光教授通過考察比較中國曲阜、台北和韓國成均館孔廟釋奠禮，認為孔廟釋奠禮應當按博物館原則再現歷史原貌，加強相關制度、禮儀、樂舞、服飾、器物、祭品等一系列具體事宜。在條件具備時，有關方面應向聯合國「申遺」。 台灣地區的董金裕介紹，古代的祭孔分為「秋祭」和「春祭」，台灣的「秋祭」主要遵循「古禮」，即在禮儀、服裝、音樂、舞蹈等方面遵照明代祭孔的規程，並根據時代特點壓縮儀式的時間、接納女性參加祭孔；「春祭」則融進了更多的時代特點，採用年輕人比較能夠接受的方式，其主要作用是吸引年輕人走近孔子、接觸儒學。 一些專家指出，在當下復雜的文化背景中，儒學在全世界的傳播和普及並不會一帆風順，甚至困難程度遠遠超越大家的想像。來自丹麥的安德森認為，儒學的普及並不是價值觀的強加。孔子哲學強調彼此了解，孔教是調和的一種價值觀。他認為應該用協調的方式推廣儒學，而不是一種說教的方式進行。 與會專家相信，我們在研究西方先進思想文化的同時，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也將進一步走向世界，並為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人們所理解和接受，從而將把人類帶入一個和平、穩定、繁榮、進步的新時代。正像張岱年先生曾經說過的——「盲目的批判孔子的時代過去了，盲目的尊崇孔子的時代也過去了，科學的研究孔子的時代到來了。」孔子是中國的，儒學是世界的。 孔子為我國儒家學派的創始人。自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學一直被歷代統治者視作正統學科，以至作為任賢用能的標准，影響延綿數千年至今。 子臨川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編輯本段家世家譜

⑷ 高中歷史論文 中國近現代社會生活的變遷

樓主居然不給分 。。。。。 建議自己閱讀歷史教材 必修二第14到15課
如果買了輔導資料 那上面應該有 很長很長的介紹 引入的文字 再自己拼湊一些 就ok了
其實歷史論文對文筆要求不是很高 思維清晰 史實別弄錯就行了

中國近代社會習俗的變化

一、近代民俗變遷的基本脈絡
近代民俗變遷是近代社會變遷的重要組成部分，並與近代社會轉型相始終。近代民俗變遷涉及到社會各個角落、各個層面。以下從禮儀、消費、服飾、飲食、居住、出行、節日、婚喪等八個方面進行概括，大致可以窺見近代民俗變遷的基本脈絡。

1.禮儀習俗的變化：在鴉片戰爭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傳統的社交禮俗和祭典禮俗，包括稱謂、見面禮等仍在社會上占據主導地位。人們見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請安等禮。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勢，但在封建時代成為敬重、臣服的一種禮節，以體現封建社會的等級尊卑，跪拜主要對尊長，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禮，平輩之間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與此相適應還有一套「大人」、「老爺」、「太太」、「老太太」等稱謂。然而，開國以後，在沿海通商地區，受西方平等觀念影響，先是在新式知識分子內部，逐漸採用握手、鞠躬等見面方式，並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稱謂。1912年民國成立後，明令祭孔時「除去拜跑之禮，改行三鞠躬，祭服則用便服。」（註：《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報》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廢除社交中實行的叩拜、相揖、請安、拱手等舊禮節，改行鞠躬禮為主。同年8月17日，民國政府公布了《禮制》，用法律的形式，確立了新式禮節的合法地位（註：《東方雜志》第9卷第4號，1912年9月。）。行鞠躬禮，使用「先生」、「君」的稱呼，反映出近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總之，脫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禮俗逐漸成為中國通常的「文明儀式」、「文明禮」，反映出社會禮俗的進步趨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際舞的流行、生日聚會以及同事宴請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際習俗的新變化。

2.消費習俗的變化：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侵入以及中國新式商業的產生和迅速發展，對傳統消費習俗產生巨大沖擊，並直接導致了消費習俗的變遷。在鴉片戰爭後的道光年間，享用洋貨在上層社會已漸成時尚，不過開始僅限於通商口岸等少數地區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紀末，隨著通商口岸增加到70餘個，於是洋貨消費遍及各階層，即使在雲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裡，也可見到不少洋貨，包括各種哈剌呢、嗶嘰、羽紗、法蘭絨、鍾表、玻璃等，一應俱全，而且其售價「並非貴得驚人」（註：姚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頁。）許多「農民亦爭服洋布」，中產之家更是「出門則官紗紡綢不以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註：宋延齋：《蒲圻鄉士志》，轉引自嚴昌洪：《中國近代社會風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頁。）。此外，賽馬、賽船、網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點心、西式飲料、業余劇社、公園、室內音樂會、電影、電燈、電話、自來水、郵政、電車等西式生活方式無不影響到中國人消費方式的改變，使中國人消費結構、消費內容均發生重大改變。此外，以上海為例，色情消費、游樂消費也成為商人、富人等消費方式中的重要內容。

3.服飾習俗的變化：中國服飾習俗源遠流長，各時代都有絢麗多彩的服飾。至清代中國服飾則多以長袍馬褂為主，女子則穿旗袍。民諺有「孔雀翎，馬蹄袖」之說。服飾具有體現等級森嚴、褒衣博帶特點，這些弊端與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節奏很不協調。為此，部分中國人開始接受西式服飾。在19世紀50年代，香港、廣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華商更多有穿洋裝者。戊戌時期康有為力倡「易服」。20世紀初，當時青年穿西服的人漸多起來。1903年胡漢民任教的廣西梧州中學允許學生可以在歲時年節「披洋衣揖孔孟」（註：《胡漢民自傳》，〔北京〕《近代史資料》1981年第2期。），可見在學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數。當時的出「洋」留學生更多著洋裝。清亡後，曾出現過「洋裝熱」，在通都大邑，人們「趨改洋服洋帽，其為數不知凡幾」（註：《潘月樵請用國貨》，〔上海〕《申報》1912年3月4日。），在偏遠小城，「文武禮服，冠用氈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歐式」（註：民國《慈利縣志》卷17，風俗。）。此外，洋式襯衣、絨衣、針織衫、西褲、紗襪、膠鞋、皮鞋等都漸漸普及推廣，總之，中國服飾中的西方因素不斷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裝則是近代中西服飾合璧的最典型標志。
在廣義的服飾民俗中，穿著和「打扮」是有機的統一體。例如紋身、化妝、發式、飾物、纏足等。鴉片戰爭前後，西方人到中國，首先看到的就是蓄著長辮子的男人和裹著小腳的女人，「許多年來，全歐洲都認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荒謬最奇特的民族；他們的剃發、蓄辮、斜眼睛、奇裝異服以及女人的毀形的腳，長期供給了那些製造滑稽的漫畫家以題材」（註：〔英〕哈利：《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王維周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頁。）。男人拖著大辮子、穿著寬大的褂袍，女人裹著小腳，這是清代中國人的基本裝束。然而，19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人這種裝束形象有了顯著改觀。首先，一批來華的傳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維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對纏足，主張放足，1883年康有為在廣東南海縣成立不纏足會，1896年又在廣州成立不纏足會，1897年梁啟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纏足會，不久不纏足會遍及東南沿海地區。戊戌變法期間，光緒皇帝還發出上諭禁止纏足。1901年慈禧太後下達了勸禁纏足的懿旨，1912年民國成立後，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下令內務部通飭各省勸禁纏足。從反對傳統道德，爭取婦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纏足運動帶有反封建的政治意義，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
辮發雖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標志，但卻是滿族習俗同化漢族的結果，在外國人面前，卻又成為中國人的民族標志了，而這種民族標志，在近代又成為與開化世界趨向短發的世界大潮相背馳的「落後」、「不開化」的標志而體現的。
戊戌時期康有為在給光緒皇帝的《請斷發易服改元折》中公開要求清政府「斷發」易服，一般開明人士也發出了剪辮的呼聲。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許官民自由剪發了。辛亥革命爆發後，辮子陸續剪掉。當時甚至出現了眾多的理發店取代了眾多的「剃頭匠」。連袁世凱也剪掉了辮子。民國的成立更帶來了短發的普及。

4.飲食習俗的變化：中國是世界上飲食文化發達的國家，至清代已逐漸形成了川、粵、魯等各種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風味菜餚及小吃。至鴉片戰爭以後較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國社會的飲食習慣並未發生明顯的變化，但隨著西方文化的進一步滲入，西方的一些飲食也逐漸傳入中國，至19世紀中葉以後西式飲食開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開設在上海虹口一帶的西餐館有「華人間亦往食焉」（註：葛元煦等：《滬游雜記·淞南夢影錄·滬游夢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頁。）。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館也相繼開設，名聲愈來愈大。翻閱這一時期的《大公報》，常可看到「品升樓」、「德義樓」等「番茶館」的廣告，稱它們專辦「英法大菜」、「請得巧手外國廚房精調西菜」（註：《大公報》光緒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飯店檔次很高，象「六國飯店、德昌飯店、長安飯店，皆西式大餐矣」（註：胡樸安編：《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篇卷一，上海書店1986年版，第2頁。），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間。辛亥之後，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為一種時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濱竹枝詞》中寫道：「番菜爭推一品香，西洋風味睹先嘗，刀又耀眼盆盤潔，我愛香檳酒一觴」（註：顧柄權：《上海風俗古跡考》，〔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頁。）。總之，在以「洋」為時尚中，具有西方風味的食品漸受中國人的歡迎，如啤酒、香檳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麵包、西點、蛋糕等皆被國人接受。說明西式飲食已引起了中國飲食習俗的較大變化，豐富了我國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習俗的變化：中西居住習俗差異較大，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問題，也有不同的風俗問題。皇家建築是中國古代建築中的傑出代表，不過它與民居存在著明顯的等級差別。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窯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數民族的吊腳樓和土樓、北方草原的氈包等，都是中國傳統民居的典型形態。通常中國傳統民居以平房為主，這主要與中國有廣闊的土地以及建築材料、建築技術落後有關。在近代，由於受西式建築風格的影響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國人也開始建築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現「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風尚。鄧子琴在《中國風俗史》中稱，「晚清園亭，亦參以西式建築，而通都大邑，幾於觸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樓漸漸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為當地居室建築的新潮流；在沈陽「建築宏麗，悉法歐西，於是廣廈連雲，高甍麗日，綿亘達數十里」（註：《奉天通志》卷97，禮俗三、居室。）；在青島，「市內住屋多屬歐式建築」（註：袁榮叟：《膠澳志·民社志》，第72頁。）；在漢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廠肆，角勝爭奇」（註：民國《夏口縣志·序》。）；在上海除了興建了大量西式建築外，還出現了西洋建築風格影響下的中國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響，漢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島等地也相繼在租界、碼頭、商業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與西式建築的引進，鋼鐵、水泥、機制磚瓦、建築五金、自來水、電燈等也大量應用。使近代中國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習俗發生重大變化。

6.出行習俗的變化：出行習俗是與交通工具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傳統社會，代步工具主要是馬車、牛車、肩輿（轎子）、木船以及騎馬、騎驢、騎駱駝等。其共同特點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動范圍小。交通落後，必然造成社會的落後。在近代，隨著西方的火車、輪船、電車、汽車、自行車、摩托車等的引入，逐漸導致了中國傳統交通工具的變革。人們出行一下子就由「鄉人」而變成「國人」。汽車興起後，「男女授受不親」的陳腐觀念被打破了「男女雜坐不以為嫌」（註：民國《夏口縣志》卷二，風土志。）。使傳統的交往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

7.節日習俗的變化：中華民族的節日習俗獨具特色，近代的歲時令節從總體上仍然沿襲自古以來的民間形成的節慶習俗，如元旦（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臘八節等，但這些節日是依據傳統歷法而來，屬於封建農業文明的產物，且多有傳統民間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適應近代工業社會的落後性也是非常明顯的。清末已有改歷的呼籲，梁啟超於1910年就撰寫《改用太陽歷法議》一文，主張採用太陽歷代替陰歷（註：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2頁。）。民國政府成立後，斷然於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國改用陽歷，以求與國際上通行歷法相一致。改歷後，必然引起歲時節日習慣的變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義的新式節日、紀念日相繼出現在人們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國初年的新紀念日除了民國成立日（元月1日）和國慶（10月10日）紀念以外，還有革命先烈紀念日（3月29日）、國恥日（5月9日）、植樹節（清明節）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國際婦女節（3月8日）、兒童節（4月4日）、國際勞動節、學生運動紀念節（5月4日）、教師節（8月27日）等等。特別是受西俗影響，聖誕節、情人節等也在城市中普及。這些都為中國的節日時令習俗增添了異彩。

8.婚喪習俗的變化：婚禮是標志與慶賀結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漢族主要的婚姻形態仍然是封建包辦買賣婚姻。受男女平等觀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響，19世紀五六十年代，少數與外國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禮結婚的現象，「前日為春甫婚期，行夷禮」（註：上海人民出版社編：《清代日記匯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頁。）。光緒年間，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出現了婚姻論財不問門第的現象，西式婚禮漸有影響。19世紀末20世紀初，文明結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開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結婚，倡於都會商埠，內地亦漸行之」（註：徐珂：《清稗類鈔》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頁。）。文明結婚，除婚禮地點不在教堂，不用牧師主婚外，許多儀式大致從西禮中移植過來，雖然雜有中國傳統婚禮的某些內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總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鎮「文明結婚」的流行，畢竟反映出中國婚俗的變化，代表著晚清婚俗變化的正確方向。

⑸ 諸子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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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孔子是【 】時期的【 】

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⑺ 一道高中歷史題目。急啊！~~~~~~

中國近代社會習俗的變化

一、近代民俗變遷的基本脈絡
近代民俗變遷是近代社會變遷的重要組成部分，並與近代社會轉型相始終。近代民俗變遷涉及到社會各個角落、各個層面。以下從禮儀、消費、服飾、飲食、居住、出行、節日、婚喪等八個方面進行概括，大致可以窺見近代民俗變遷的基本脈絡。

1.禮儀習俗的變化：在鴉片戰爭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傳統的社交禮俗和祭典禮俗，包括稱謂、見面禮等仍在社會上占據主導地位。人們見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請安等禮。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勢，但在封建時代成為敬重、臣服的一種禮節，以體現封建社會的等級尊卑，跪拜主要對尊長，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禮，平輩之間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與此相適應還有一套「大人」、「老爺」、「太太」、「老太太」等稱謂。然而，開國以後，在沿海通商地區，受西方平等觀念影響，先是在新式知識分子內部，逐漸採用握手、鞠躬等見面方式，並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稱謂。1912年民國成立後，明令祭孔時「除去拜跑之禮，改行三鞠躬，祭服則用便服。」（註：《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報》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廢除社交中實行的叩拜、相揖、請安、拱手等舊禮節，改行鞠躬禮為主。同年8月17日，民國政府公布了《禮制》，用法律的形式，確立了新式禮節的合法地位（註：《東方雜志》第9卷第4號，1912年9月。）。行鞠躬禮，使用「先生」、「君」的稱呼，反映出近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總之，脫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禮俗逐漸成為中國通常的「文明儀式」、「文明禮」，反映出社會禮俗的進步趨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際舞的流行、生日聚會以及同事宴請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際習俗的新變化。

2.消費習俗的變化：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侵入以及中國新式商業的產生和迅速發展，對傳統消費習俗產生巨大沖擊，並直接導致了消費習俗的變遷。在鴉片戰爭後的道光年間，享用洋貨在上層社會已漸成時尚，不過開始僅限於通商口岸等少數地區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紀末，隨著通商口岸增加到70餘個，於是洋貨消費遍及各階層，即使在雲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裡，也可見到不少洋貨，包括各種哈剌呢、嗶嘰、羽紗、法蘭絨、鍾表、玻璃等，一應俱全，而且其售價「並非貴得驚人」（註：姚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頁。）許多「農民亦爭服洋布」，中產之家更是「出門則官紗紡綢不以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註：宋延齋：《蒲圻鄉士志》，轉引自嚴昌洪：《中國近代社會風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頁。）。此外，賽馬、賽船、網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點心、西式飲料、業余劇社、公園、室內音樂會、電影、電燈、電話、自來水、郵政、電車等西式生活方式無不影響到中國人消費方式的改變，使中國人消費結構、消費內容均發生重大改變。此外，以上海為例，色情消費、游樂消費也成為商人、富人等消費方式中的重要內容。

3.服飾習俗的變化：中國服飾習俗源遠流長，各時代都有絢麗多彩的服飾。至清代中國服飾則多以長袍馬褂為主，女子則穿旗袍。民諺有「孔雀翎，馬蹄袖」之說。服飾具有體現等級森嚴、褒衣博帶特點，這些弊端與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節奏很不協調。為此，部分中國人開始接受西式服飾。在19世紀50年代，香港、廣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華商更多有穿洋裝者。戊戌時期康有為力倡「易服」。20世紀初，當時青年穿西服的人漸多起來。1903年胡漢民任教的廣西梧州中學允許學生可以在歲時年節「披洋衣揖孔孟」（註：《胡漢民自傳》，〔北京〕《近代史資料》1981年第2期。），可見在學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數。當時的出「洋」留學生更多著洋裝。清亡後，曾出現過「洋裝熱」，在通都大邑，人們「趨改洋服洋帽，其為數不知凡幾」（註：《潘月樵請用國貨》，〔上海〕《申報》1912年3月4日。），在偏遠小城，「文武禮服，冠用氈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歐式」（註：民國《慈利縣志》卷17，風俗。）。此外，洋式襯衣、絨衣、針織衫、西褲、紗襪、膠鞋、皮鞋等都漸漸普及推廣，總之，中國服飾中的西方因素不斷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裝則是近代中西服飾合璧的最典型標志。
在廣義的服飾民俗中，穿著和「打扮」是有機的統一體。例如紋身、化妝、發式、飾物、纏足等。鴉片戰爭前後，西方人到中國，首先看到的就是蓄著長辮子的男人和裹著小腳的女人，「許多年來，全歐洲都認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荒謬最奇特的民族；他們的剃發、蓄辮、斜眼睛、奇裝異服以及女人的毀形的腳，長期供給了那些製造滑稽的漫畫家以題材」（註：〔英〕哈利：《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王維周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頁。）。男人拖著大辮子、穿著寬大的褂袍，女人裹著小腳，這是清代中國人的基本裝束。然而，19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人這種裝束形象有了顯著改觀。首先，一批來華的傳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維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對纏足，主張放足，1883年康有為在廣東南海縣成立不纏足會，1896年又在廣州成立不纏足會，1897年梁啟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纏足會，不久不纏足會遍及東南沿海地區。戊戌變法期間，光緒皇帝還發出上諭禁止纏足。1901年慈禧太後下達了勸禁纏足的懿旨，1912年民國成立後，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下令內務部通飭各省勸禁纏足。從反對傳統道德，爭取婦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纏足運動帶有反封建的政治意義，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
辮發雖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標志，但卻是滿族習俗同化漢族的結果，在外國人面前，卻又成為中國人的民族標志了，而這種民族標志，在近代又成為與開化世界趨向短發的世界大潮相背馳的「落後」、「不開化」的標志而體現的。
戊戌時期康有為在給光緒皇帝的《請斷發易服改元折》中公開要求清政府「斷發」易服，一般開明人士也發出了剪辮的呼聲。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許官民自由剪發了。辛亥革命爆發後，辮子陸續剪掉。當時甚至出現了眾多的理發店取代了眾多的「剃頭匠」。連袁世凱也剪掉了辮子。民國的成立更帶來了短發的普及。

4.飲食習俗的變化：中國是世界上飲食文化發達的國家，至清代已逐漸形成了川、粵、魯等各種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風味菜餚及小吃。至鴉片戰爭以後較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國社會的飲食習慣並未發生明顯的變化，但隨著西方文化的進一步滲入，西方的一些飲食也逐漸傳入中國，至19世紀中葉以後西式飲食開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開設在上海虹口一帶的西餐館有「華人間亦往食焉」（註：葛元煦等：《滬游雜記·淞南夢影錄·滬游夢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頁。）。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館也相繼開設，名聲愈來愈大。翻閱這一時期的《大公報》，常可看到「品升樓」、「德義樓」等「番茶館」的廣告，稱它們專辦「英法大菜」、「請得巧手外國廚房精調西菜」（註：《大公報》光緒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飯店檔次很高，象「六國飯店、德昌飯店、長安飯店，皆西式大餐矣」（註：胡樸安編：《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篇卷一，上海書店1986年版，第2頁。），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間。辛亥之後，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為一種時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濱竹枝詞》中寫道：「番菜爭推一品香，西洋風味睹先嘗，刀又耀眼盆盤潔，我愛香檳酒一觴」（註：顧柄權：《上海風俗古跡考》，〔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頁。）。總之，在以「洋」為時尚中，具有西方風味的食品漸受中國人的歡迎，如啤酒、香檳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麵包、西點、蛋糕等皆被國人接受。說明西式飲食已引起了中國飲食習俗的較大變化，豐富了我國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習俗的變化：中西居住習俗差異較大，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問題，也有不同的風俗問題。皇家建築是中國古代建築中的傑出代表，不過它與民居存在著明顯的等級差別。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窯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數民族的吊腳樓和土樓、北方草原的氈包等，都是中國傳統民居的典型形態。通常中國傳統民居以平房為主，這主要與中國有廣闊的土地以及建築材料、建築技術落後有關。在近代，由於受西式建築風格的影響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國人也開始建築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現「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風尚。鄧子琴在《中國風俗史》中稱，「晚清園亭，亦參以西式建築，而通都大邑，幾於觸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樓漸漸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為當地居室建築的新潮流；在沈陽「建築宏麗，悉法歐西，於是廣廈連雲，高甍麗日，綿亘達數十里」（註：《奉天通志》卷97，禮俗三、居室。）；在青島，「市內住屋多屬歐式建築」（註：袁榮叟：《膠澳志·民社志》，第72頁。）；在漢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廠肆，角勝爭奇」（註：民國《夏口縣志·序》。）；在上海除了興建了大量西式建築外，還出現了西洋建築風格影響下的中國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響，漢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島等地也相繼在租界、碼頭、商業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與西式建築的引進，鋼鐵、水泥、機制磚瓦、建築五金、自來水、電燈等也大量應用。使近代中國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習俗發生重大變化。

6.出行習俗的變化：出行習俗是與交通工具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傳統社會，代步工具主要是馬車、牛車、肩輿（轎子）、木船以及騎馬、騎驢、騎駱駝等。其共同特點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動范圍小。交通落後，必然造成社會的落後。在近代，隨著西方的火車、輪船、電車、汽車、自行車、摩托車等的引入，逐漸導致了中國傳統交通工具的變革。人們出行一下子就由「鄉人」而變成「國人」。汽車興起後，「男女授受不親」的陳腐觀念被打破了「男女雜坐不以為嫌」（註：民國《夏口縣志》卷二，風土志。）。使傳統的交往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

7.節日習俗的變化：中華民族的節日習俗獨具特色，近代的歲時令節從總體上仍然沿襲自古以來的民間形成的節慶習俗，如元旦（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臘八節等，但這些節日是依據傳統歷法而來，屬於封建農業文明的產物，且多有傳統民間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適應近代工業社會的落後性也是非常明顯的。清末已有改歷的呼籲，梁啟超於1910年就撰寫《改用太陽歷法議》一文，主張採用太陽歷代替陰歷（註：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2頁。）。民國政府成立後，斷然於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國改用陽歷，以求與國際上通行歷法相一致。改歷後，必然引起歲時節日習慣的變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義的新式節日、紀念日相繼出現在人們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國初年的新紀念日除了民國成立日（元月1日）和國慶（10月10日）紀念以外，還有革命先烈紀念日（3月29日）、國恥日（5月9日）、植樹節（清明節）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國際婦女節（3月8日）、兒童節（4月4日）、國際勞動節、學生運動紀念節（5月4日）、教師節（8月27日）等等。特別是受西俗影響，聖誕節、情人節等也在城市中普及。這些都為中國的節日時令習俗增添了異彩。

8.婚喪習俗的變化：婚禮是標志與慶賀結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漢族主要的婚姻形態仍然是封建包辦買賣婚姻。受男女平等觀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響，19世紀五六十年代，少數與外國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禮結婚的現象，「前日為春甫婚期，行夷禮」（註：上海人民出版社編：《清代日記匯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頁。）。光緒年間，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出現了婚姻論財不問門第的現象，西式婚禮漸有影響。19世紀末20世紀初，文明結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開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結婚，倡於都會商埠，內地亦漸行之」（註：徐珂：《清稗類鈔》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頁。）。文明結婚，除婚禮地點不在教堂，不用牧師主婚外，許多儀式大致從西禮中移植過來，雖然雜有中國傳統婚禮的某些內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總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鎮「文明結婚」的流行，畢竟反映出中國婚俗的變化，代表著晚清婚俗變化的正確方向。

⑻ 中國名人

孔子字仲尼，由「仲」字可知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但是如果把姐妹也合起來排序，就以孟、仲、叔、季為序了，在兄弟姐妹中，居長的（大哥或大姐）為「孟」。所以孔子在家排行老二，字仲尼，但他哥哥的字是「孟皮」，而不是「伯皮」）。孔子三歲的時候，叔梁紇病逝，之後，孔子的家境相當貧寒。由於身處亂世，孔子所主張的仁政沒有施展的空間，但在治理魯國的三個月中，使強大的齊國也畏懼孔子的才能，足見孔子無愧於傑出政治家的稱號。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將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業上。孔子曾任魯國司寇，後攜弟子周遊列國，最終返回魯國，專心執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壟斷，開創了私學先驅，弟子多達三千人，其中賢人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賢。七十二人中有很多為各國高官棟梁。又為儒家學派延續了輝煌。
孔子對後世影響深遠，雖說他「述而不作」，但他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千古聖人」，是當時社會上最博學者之一。後世並尊稱他為「至聖」（聖人之中的聖人）、「萬世師表」，認為他曾修《詩》《書》，定《禮》 《樂》，序《周易》(稱《易經》十翼，或稱易傳)，作《春秋》。《論語》是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撰而成。它以語錄體和對話文體為主，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與《大學》《中庸》《孟子》並稱「四書」。通行本《論語》共二十篇。《論語》的語言簡潔精煉，含義深刻，其中有許多言論至今仍被世人視為至理。 美國詩人、哲學家愛默生認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榮」。 1988年，75位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在巴黎集會，會議結束後發表聯合宣言，呼籲全世界「人類如果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裡汲取智慧。」
編輯本段政治生涯
孔子幼年時極為聰明好學，二十歲的時候，學識就已經非常淵博，被當時人稱贊為「博學好禮」。同時，鮮為人知的是孔子繼承了父親叔梁紇的英勇，身高九尺六寸，按西漢尺23.1厘米計算，是221.76厘米。臂力過人，遠非後世某些人認為的文弱書生的形象。並且，孔子酒量超凡，據說從來沒有喝醉過。但孔子從不以武勇和酒量為豪。 孔子自20多歲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對天下大事非常關注，經常思考治理國家的諸多問題，也常發表一些見解，到30歲時，已有些名氣。魯昭公二十年，齊景公出訪魯國時召見了孔子，與他討論秦穆公稱霸的問題，孔子由此結識了齊景公。魯昭公25年，魯國發生內亂，魯昭公被迫逃往齊國，孔子也離開魯國，到了齊國，受到齊景公的賞識和厚待，甚至曾准備把尼溪一帶的田地封給孔子，但被大夫晏嬰阻止。魯昭公27年，齊國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聽說後向齊景公求救，齊景公說：「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倉皇逃回魯國。當時的魯國，政權實際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稱為「陪臣執國政」，因此孔子雖有過兩次從政機會，卻都放棄了，直到魯定公9年被任命為中都宰，此時孔子已 51歲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績，被升為小司空，不久又升為大司寇，攝相事，魯國大治。魯定公12年，孔子為削弱三桓（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家世卿，因為是魯桓公的三個兒子的後代，故稱三桓，當時的魯國政權實際掌握在他們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著三桓），採取了墮三都的措施（即拆毀三桓所建城堡）。後來墮三都的行動半途而廢，孔子與三桓的矛盾也隨之暴露。魯定公13年，齊國送80名美女到魯國，季孫氏接受了女樂，君臣迷戀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魯國舉行郊祭，祭祀後按慣例送祭肉給大夫們時並沒有送給孔子，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離開魯國，到外國去尋找出路，開始了周遊列國的旅程，這一年，孔子56歲。 孔子帶弟子先到了衛國，衛靈公開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魯國的俸祿標准發給孔子俸粟6 萬，但並沒給他什麼官職，沒讓他參與政事。孔子在衛國住了約10個月，因有人在衛靈公面前進讒言，衛靈公對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開監視孔子的行動，於是孔子帶弟子離開衛國，打算去陳國。路過匡城時，因誤會被人圍困了5日，逃離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衛國貴族公叔氏發動叛亂，再次被圍。逃脫後，孔子又返回了衛國，衛靈公聽說孔子師徒從蒲地返回，非常高興，親自出城迎接。此後孔子幾次離開衛國，又幾次回到衛國，這一方面是由於衛靈公對孔子時好時壞，另一方面是孔子離開衛國後，沒有去處，只好又返回。 魯哀公2年（孔子59歲），孔子離開衛國經曹、宋、鄭至陳國，在陳國住了三年，吳攻陳，兵荒馬亂，孔子便帶弟子離開，楚國人聽說孔子到了陳、蔡交界處，派人去迎接孔子。陳國、蔡國的大夫們知道孔子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有意見，怕孔子到了楚國被重用，對他們不利，於是派服勞役的人將孔子師徒圍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後不靠店，所帶糧食吃完，絕糧7日，最後還是子貢找到楚國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師徒才免於一死。孔子64歲時又回到衛國，68歲時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魯國，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魯哀公16年，孔子73歲，患病，不愈而卒。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孔子62歲時，曾這樣形容自己：「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爾。」當時孔子已帶領弟子周遊列國9個年頭，歷盡艱辛，不僅未得到諸侯的任用，還險些喪命，但孔子並不灰心，仍然樂觀向上，堅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安貧樂道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張直道而行編同孔子的仁說和禮說相聯系，在治國的方略上，他主張「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種治國方略也叫「德治」或「禮治」。這種方略把德、禮施之於民，實際上已打破了傳統的禮不下庶人的信條，打破了貴族和庶民間原有的一條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說，體現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禮說，則體現了禮制精神，即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義這是人類永恆的主題，對於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任何一個政府都是適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會則是建立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孔子的這種人道主義和秩序精神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思想的精華。
彷彿是為「儒學是當今社會的濟世良葯」提供實例，20世紀中後期，受儒家文化圈影響的新加坡、韓國、日本等國家經濟發展迅速，一躍成為新興的工業化國家。這些國家的成功引發了學者的普遍關注，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儒家文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為此，在小組討論中，新加坡在20世紀80到90年代進行的儒學實踐成為一個重要話題，特別是儒學在抗拒西方個人主義，強調社會意識、勤勞、容忍、節儉等方面可以作為現代社會的一種新途徑受到肯定。
當代最著名的儒學學者之一杜維明曾經指出，跟韓國、新加坡乃至中國台灣相比，中國大陸在保持儒學傳統方面還存在著差距。相當多學者認為，隨著中國大眾對傳統文化的渴求，儒學在中國的普及以及在全世界的傳播應該成為當下儒學研究的重要話題。 山東大學王鈞林認為，如果儒學僅僅停留在儒者的小圈子裡，它通常被視為一種思想、學說，很難說它是一種文化。儒學只有走出儒者的小圈子，來到社會，深入到大眾之間，成為人們喜聞樂見的東西，推行禮教規范人們的行為方式，倡導仁義改變社會風氣，才會從儒學那裡孕育出儒家文化。澳門學者也提出，應該在中小學提倡每天讀「一分鍾孔子」。 9月28日，與會代表們前往曲阜孔廟參加了祭孔大典，因此，一些代表對全球各地的祭孔儀式展開了討論。孔子研究院的孔祥林指出，孔廟遍布於中國、韓國、越南、日本等，中國古代從國家到各級地方政府也都設有文廟，文廟有重要的三重社會公用：崇德、報本、教化。政府通過孔廟教育臣民學習儒家思想，推崇德義，砥礪倫常，加強道德修養。這類文化設施對於一種文化精神的傳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的社會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和保護。浙江工商大學的趙榮光教授通過考察比較中國曲阜、台北和韓國成均館孔廟釋奠禮，認為孔廟釋奠禮應當按博物館原則再現歷史原貌，加強相關制度、禮儀、樂舞、服飾、器物、祭品等一系列具體事宜。 據公元前551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於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曲阜市東南）。因父母曾為生子而禱於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時，叔梁紇卒，孔子母子也不為施氏（叔梁紇的正妻）所容，孔母顏徵在只好攜孔子與孟皮移居曲阜闕里，生活艱難。孔子17歲時，孔母顏徵在卒，他服了三年喪。 孔子十九歲時娶宋國人丌官氏為妻，一年後丌官氏生子，魯昭公曾派人送鯉魚表示祝賀，孔子感到十分榮幸，故給兒子取名為鯉，字伯魚。魯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夫人丌官氏去世。 據《孔子家語》和《史記》記載，孔子青年時代曾做過「委吏」（管理倉庫的小官）、「乘田」（管理牧場的小官），事無大小，均能做到近乎完美。由於孔子超凡的能力和學識，很快得到不斷提拔。到孔子五十一歲的時候，被任命為中都宰（相當於現在的市長，今濟寧市汶上縣一帶），政績非常顯著；一年後升任司空（相當於現在的建設部長），後又升任大司寇（相當於今天的公安局部局部長兼檢查部長兼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五十六歲時，又升任代理宰相，兼管外交事務（由於孔子升遷過快，不符合當時官員晉升標准，因此為代理宰相）。孔子執政時，立即將擾亂政事的奸佞大臣少正卯殺掉，以嚴肅法紀，因而名動一時，由此可看出孔子不是後世某些人認為的迂腐不堪的學究，而是敢作敢為但不暴虎馮河的偉丈夫。孔子執政僅三個月，就使魯國內政外交等各個方面就均大有起色，國家實力大增，百姓安居樂業，各守禮法，社會秩序非常好（史書上稱「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奸佞之人和刁民紛紛出逃；同時，孔子還通過外交手段，逼迫齊國將在戰爭中侵略魯國的大片領地還給了魯國。魯定公12年，孔子為削弱三桓（季孫氏、叔孫氏、 孟孫氏三家世卿，因為是魯桓公的三個孫子故稱三桓，當時的魯國政權實際掌握在他們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著三桓），採取了墮三都的措施（即拆毀三桓所建城堡）。 孔子的政治理想在當時無法得到實施，但孔子之偉大在於「知其不可行而行之」，他將自己的政治理想寄託於後世。孔子因而在回到魯國之後停止了直接的政治活動，一面繼續整理文化典籍，修訂六經；一面廣收弟子，大規模的開展文化教育事業，相傳教授弟子3000餘人，其中精通六藝的弟子有72人。 晚年，孔子的最得意弟子顏回不幸早逝，得意門生子路死於衛國內亂，兒子孔鯉亦早逝，孔子在「道不行」和這一連串的打擊之下，筆者猜測孔子的身體健康受到了極大的損害，孔子於公元前479年農歷二月十一日73歲時（72周歲）與世長辭。
孔子家譜
仲由，前542～前480，字子路，魯國卞（今山東泗水縣泉林鎮卞橋村）人，孔子得意門生，以政事見稱。為人伉直魯莽，好勇力，事親至孝。除學詩、禮外，還為孔子趕車，做侍衛，跟隨孔子周遊列國，深得器重。孔子稱贊說：「子路好勇，聞過則喜。」初仕魯，後事衛。孔子任魯國司寇時，他任季孫氏的宰，後任大夫孔俚的宰。衛庄公元年（前480年），孔俚的母親伯姬與人謀立蒯聵（伯姬之弟）為君，脅迫孔俚弒衛出公，出公聞訊而逃。子路在外聞訊後，即進城去見蒯聵。蒯聵命石乞揮戈擊落子路冠纓，子路目毗盡裂，嚴厲喝斥道：「君子死，而冠不免。」毅然系好帽纓，從容就義。 端木賜，前520～前456，字子貢，姓端木，名賜，衛國人（今河南浚縣人），曾任魯、衛兩國之相，是孔門七十二賢中最有作為者，且列言語科之優異者。子貢是春秋時期了不起的外交家和商人，被後世奉為「儒商鼻祖」。孔子曾稱其為「瑚璉之器」。他利口巧辭，善於雄辯，且有干濟才，辦事通達。他還善於經商之道，曾經經商於曹、魯兩國之間，富致千金。為孔子弟子中首富。司馬遷作《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對子貢這個人物所費筆墨最多，其傳記就篇幅而言在孔門眾弟子中是最長的。這個現象說明，在司馬遷眼中，子貢是個極不尋常的人物。我們循著司馬遷的這個思路，再細細閱讀《論語》等書，便可看出子貢這個人物非同尋常。他的影響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門弟子中無人所能企及的：他學績優異，文化修養豐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財經商能力高超。 《史記 孔子世家》：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今1.9米以上，具體是196.8cm），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
編輯本段傳世名言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不學禮，無以立。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不善者而改之。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幹盟，兵不逼好。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編輯本段孔子飲食
孔子對飲食問題非常重視。他的飲食觀完整而自成系統，涉及到飲食原則、飲食禮儀、烹飪技術等方面，並為我國的古代飲食理論拓展了思維空間。下面是孔子對於飲食的經典論述：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殪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編輯本段孔子學院
英國愛丁堡大學孔子學院
孔子學院是在借鑒國外有關機構推廣本民族語言經驗的基礎上，在海外設立的以教授漢語和傳播中國文化為宗旨的非營利性公益機構。它秉承孔子「和為貴」、「和而不同」的概念，推動中外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以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為宗旨。自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學院在韓國成立以來，截至2009年12月份,全球已有87個國家建立了583所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成為傳播中國文化和推廣漢語教學的全球品牌和平台。目標2012年達到1000所。
編輯本段個人影響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西周社會以血緣氏族為基礎的政治制度崩潰瓦解，而基於文化認同的「諸夏」民族共同體正在形成。這是中國人的文化自覺最初發生的年代，古典成為時尚，一些人開始思考天道、人生和世界秩序等方面的問題，原先由貴族所壟斷的文化教育也正逐漸流入民間。孔子正是這時代精神的代表人物與集大成者，遂開戰國諸子百家之先河。 《論語》是了解其思想的主要著作。
編輯本段同名圖書
書 名：孔子 作 者：姬仲鳴 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1998 ISBN：9787810561167 開本：16 全冊定價： 498.00 元 內容簡介 《孔子》是集孔子的生平、思想學說，學說傳續，文集及其學說影響和具體運用為一體，全面、立體、系統地反映孔子的一套大型圖書。《孔子》共分六大部分： 第一部分：「東方的太陽——孔子全傳」，系統介紹了孔子生平。把孔子生平從誕生到辭世按時間順序分成若干小故事的形式串連而成。 第二部分：「思想的長城——孔子學說」，系統地歸納了孔子的哲學、政治、教育和經濟思想。 第三部分：「與偉人散步——孔學啟示錄」，從古語精華中獲取社會人生的啟示：為政治斗爭提供製勝謀略，為生產經營提供取勝秘訣，為社會交往提供最佳方法……。 第四部分：「智慧的薪傳——儒學繼承」，詳細地敘述了從春秋末年至今儒家學說二千五百年來的繼承、發展與演變。 第五部分：「東方的經典——孔學全集」，收集了「五經」和「四書」。 第六部分：「理想的管理——現代儒家管理思想與應用」，具體地把儒家思想應用於現代管理。把儒家思想與現代管理相結合。儒家崇「禮」，提倡「忠」與「信」。
編輯本段同名動畫片
出品人 梁國典 劉長允 趙先德 總導演 趙先德 總編劇 曹小卉 編劇 李馮 葉兆吉 執行總編劇 李馮 執行總導演 李航 配音導演 劉純燕 剪輯 傅國航 音樂總監 王廉運 李亞威 學術顧問 傅佩榮 王鈞林 劉慧 文學顧問 張煒 藝術總監 戴敦邦 總編審 梁國典 總監制 劉長允 總策劃 李群 總顧問 季羨林 韓喜凱 范曾 出品機構 中國孔子基金會 山東廣播電視總台 崇德影視傳媒有限公司 鳳凰星影視傳媒有限公司 聯合製作 好麗友食品有限公司 首播時間 2009年9月央視一套《動畫城》 基本信息 動畫片《孔子》講述的是孔子從一個貧民少年成長為萬世師表的勵志故事，分別刻畫了孔子的少年、青年、中老年三個人生階段。 百集動畫片《孔子》投資近5000萬元，起用了強大的幕後創作團隊。國學大師季羨林生前曾擔任動畫片的總顧問並親自題寫片名。劇本前半部分主要由張藝謀御用「金牌編劇」李馮負責，後半部分由著名作家葉兆言執筆，最後再由山東省作協主席張煒統籌全稿，並填寫了動畫片的主題曲《我是你的芬芳》和《永遠的懷念》。央視主持人劉純燕擔任了動畫片的配音導演，還在片中為孔子的「紅顏知己」蘭花配音。孔子後人、著名音樂家孔祥東為動畫片譜曲，國畫家范曾在動畫片的人物設計方面也給予了許多指導。動畫片《孔子》的美術製作團隊也相當強大，趙先德說劇組特意請人物繪畫大師戴敦邦先生擔任設計顧問，同時集合了一批資深動漫設計師。 歸根結底，這種強大的號召力來自於國學文化傳承千年不衰的魅力，熱播動畫片與如火如荼的愛心活動的配合，讓小觀眾們切身地體會到了「仁」的精神並不只是被奉為經典的古訓，更是可以在生活中身體力行的准則。針對少年兒童進行的國學教育也可以從動畫片《孔子》的巨大效應中汲取營養，使國學知識更有效地向少年傳達。 周潤發——孔子

編輯本段同名電影
·片名：孔子 ·類型：劇情 ·地區：中國大陸 ·語言：普通話 ·導演：胡玫 ·主演： 周潤發——孔子 陳建斌——季恆子 周迅——南子 姚櫓——魯定公 馬精武——齊景公 畢彥君——衛靈公 王繪春——齊大夫黎鉏 許還山——老子 陸毅——季孫肥 任泉——顏回 《孔子》海報
王斑——孟孫何忌 張凱麗——亓官氏 喬振宇——孔鯉 李桓——衛國太子蒯潰 李欣汝——霓裳 譚浩林——小孩 ·上映時間：2010年1月22日 ·時長：2小時 ·出品人：韓三平 劉榮 岑建勛 ·監制：崔寶珠 ·編劇：陳汗 江奇濤 何燕江 ·攝影指導：鮑德熹 ·造型設計：奚仲文 ·作曲：蘇聰 主題曲：幽蘭操（王菲演唱） 片尾曲：幽蘭操 演唱者：王菲 ·出品方：中國電影集團公司 大地時代文化傳播(北京)有限公司 大地娛樂有限公司 劇情簡介： 公元前六世紀，屹立數百年的周室王朝已朝不保夕，各諸侯國割據一方，為了達到稱霸的目的而相互征戰。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氣勢磅礴的時代，一個輝煌燦爛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有戰爭、有英雄，有思想、有著作，中國史稱為「春秋」時代。 孔子名丘，字仲尼。他出身於當時一個小諸侯國——魯國的沒落貴族家庭，為社會的混亂情形而憂心忡忡，希望以他超越時代的思想和智慧來影響春秋諸國的歷史進程。然而就像歷史上的其他聖賢早年的經歷一樣，彼時孔子的時代還未到來。雖曾仕官於魯國，並以其勇敢和智慧帶給魯國以尊嚴和強大的希望，但最終政治理念破滅於現實之前。隨後孔子為了理想率領眾弟子奔走在列國之間長達十四年之久，傳播其思想，想與整個時代抗爭，只可惜霸道如此世間，不容其主張。他曾數度被亂軍圍困而身陷絕境，也曾被捲入政治陰謀的旋渦，甚至曾被世人誤解……於晚年返鄉祖國——魯國，他歸而不隱，不懈於教育弟子眾人及進行文獻整理工作。孔子在失意中逝世，一腔報國熱血空付東流。但是，禮崩樂壞終促成萬世師表！歿後，其言行及思想終為後世所認同推崇，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根源，尊謚「大成至聖先師」。 影片花絮 ·預告片中，孔聖人以手杖輕松化解蠻夷刺來的劍，被形容為孔聖人也會功夫了。但在正式片中，這一段孔子的"武戲"卻被剪掉了。 ·《孔子》國際終極版30秒預告片由影片的攝影指導鮑德熹親自剪輯。 ·由林潮祥、毛懷清領銜的造型設計團隊，前後共打造了3500種古樸華麗的道具，創造了中國影史道具製作的紀錄。小到兵器上的紋飾、盔甲上的字元，大到館藏於故宮博物院的全套編鍾進行完整的 《孔子》海報
復制。 ·導演胡玫透露，周潤發跟她談到孔子時曾落淚，"說他也很孤獨，他是在演自己。"
編輯本段文化遺產孔廟介紹

⑼ 古往今來，三明出現了許多名人，他們的名字是什麼

現將從該書中抄摘下來的資料，按姓氏筆劃實錄如下：
丁從戈：宋·泰寧人。紹定中以擊賊功授保義郎。復領兵克復淮安。轉忠翊郎，後於廣西懷集縣與賊戰死。
文官儀：明·福建沙縣人。字必達，工書畫、永樂進士。授咸寧知縣，擢知州。民扶攜泣留，遂以知州復署縣事，後改任倉州。致仕歸。
文寶：宋·寧化人。字仲賢。太平興國進士，累官陝西轉運副使，加工部員外郎。真宗時寇準薦其熟西事，復任陝西轉運使。後除忠武軍行軍司馬卒。實好談方略，以功名為已任，能為詩、善篆書、工鼓琴。有集二十卷。又撰寫《談苑》及《江表志》。
王人佐：明·將樂人。字良材，號梅泉。善畫竹石蘭草，畫梅師王冕，名盛海內。生平氣度蕭爽，喜吟詠。有《倦遊草》。
王尊：清·尤溪人。字元端，號蟾崖。康熙中，由太學生充篡修。工畫山水石松。筆力尤奇古。博識美文辭。有《揀字搜典》。
丘翔：宋·建寧人。字元鳳。博學強記，以聲律魁鄉舉。紹興中登第，歷官梧州教授。有《食芹集》。
丘敬：宋·建寧人。幼孤。母為寇所虜，敬求之不能得。刻木肖母像，晨皆侍奉。一夕妻饋奠，誤侵母像仆地。敬哭泣擗踴幾絕。因卜築交溪之上，服喪三年，春秋祭享。後人稱其所居里日：「孝鄉」。
丘銅寶：明·清流人。正統間沙寇作亂，挈家寓汀。賊數萬攻城，銅寶擇里人善戰者數百，列陣挑戰，屢勝敵。以深入中伏死亡。
田一雋：明·大田人。字德萬。隆慶中會試第一，授編修。進侍講。張居正欲廷杖吳中行，一雋疏救，格不入，乃從王錫爵詣居正，陳大義，詞獨峻，居正必賺之。一雋告歸，居正敗。起故官。遷禮部左侍郎掌翰林院。卒。家無余貲。
四頊：明·尤溪人。字希古。正德進士，有文名。歷兵禮二部郎中，出督湖廣學政。辟濂溪書院。教飭諸生，與講性命經濟之學。遷貴州提學副使，以母老乞養歸。母沒。項攀號擗踴，水漿不入口，人稱其孝。有《櫃山稿》。
伊秉綬：清·朝棟子。字組似，號墨卿。乾隆進士。守惠州，再知楊州，力持風雅。父憂歸。辟秋水園以養母。工詩，尤善隸法書，好蓄古字畫，頗究性命之學。有《留春草堂集》。
伍正己：唐·寧化人。初名願，字公謹。大中進士。累遷御史丞。蒞官略綱故，存大禮。因朋黨漸熾，遂告歸。
伍仲休：宋·正巳五世孫。字通遠。博學善屬文。第大觀進士。知河源縣。丁母憂哀毀致疾，終承直郎。
伍宗堯：元。清流人。至正間鄧克明犯境，宗堯率邑人之。弗克，寇使人說其降，不可。與其子希稷、希明、希周、希孔率兵決戰。父子五人，俱死於難。
朱熹：宋·松子。字元晦。一字仲晦。松為政和尉。喜因僑寓建州。登紹興進士第。歷事高孝光寧四朝。凡所奏聞，皆正心誠意齊治平均之道。累官轉運副使，煥章閣待制，秘閣修撰，終寶文閣待侍制。慶元中致仕旋卒。嘉秦初溢文，寶慶中增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喜原籍婺源。婺源於梁陳時為新安郡，故其署款多稱新安。居崇安時，榜廳事日紫陽書堂，故稱紫陽。又瓶草堂於建陽之雲谷，榜日晦庵。自稱雲谷老人，亦日晦翁。晚卜築於建旭之考亭，作滄州精舍，自號滄州病叟，又號遁翁。考亭為講學之所，故人稱考亭學派。其學出於李侗、羅從彥，盡得程氏之傳。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所著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注辨證》、《韓文考異》、《晦庵集》、《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集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鑒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淳佑時從祀孔廟，清康熙中升位於十哲之次。朱霞：清·建寧人。字天錦，號曲廬。康熙貢生。性孝友，博學工詩文。所輯有《樵川二家詩》、《綏安存雅》、《閩海雜記》《閩海風雅》、《廟學全書》、著有《勉致摘述》、《勉致問答》、《勉貽集》、《曲廬詩集》等書。
江大賓：清·泰寧人。生數月，父遠游不歸。及長，艱苦跋涉尋父於漢中，竟得父以歸。
江也殷：明·泰寧人。字而九，號豹隱。幼以孝聞。善畫山水花草翎毛。
江日彩：明·泰寧人。號完素，萬曆進士。由金溪令征入密諫。遼事急，日彩力薦袁崇煥。時以為知人。
江復：明·泰寧人。字來初。崇禎末，挈家隱邑之石輞山。兩京陷，與兄豫俱慷慨就義。
河道文：明·泰寧人。字伯清。洪武末為大理評事。讞獄多平反。宣宗即位，陛知永州府，歷官四十年，所至皆著能績。
令重謨：明·將樂人。工墨竹，飛白宗朱熹，蘇軾，楷草似祝允明。海內寶之。喜吟詠，善奕棋。
余泰：明·將樂人。成化舉人，知興寧縣。邑俗健訟，尚攻計，泰修明禮教，立祠祀宋縣令顏哀等，率文老拜謁，民始知義。有《春庵集》。
吳翌：宋·建寧人。字晦叔，游學衡山。師事胡宏，聞其論學一以明理終為要，遂捐科舉之學。宏沒，又與張栻游，築室衡山下，取程子澄濁求清之語，榜之日澄齋。淳熙中卒。
吳賢湘：清·寧化人。號清夫。嘉慶進士，官邵武教授。有《清夫文集》。
李元白：宋·寧化人。名齊，字以行。博覽強記。不能俯就舉子業，乃大肆力於詩。出入少陵集中，幾逼真。纂社詩為押韻，又集其句為一編，皆行於世。嘗集大觀昇平詞若干首以進。得初官，即歸隱以終。
李世熊：清·寧化人。字元仲，號愧庵，自號寒友道人。明季廩生，國變後，累征不出，生平與六經諸子百家之言，靡不貴究。為文沉深峭刻，雄偉棲麗。居檀河，世稱檀河先生。有《寒支集》、《錢神志》、《史感》、《物感》等。
李春熙：明·建寧人。字皞如，號泰階。萬曆進士，宦至南京戶部郎中。有《元居集》。
汪亨龍：明·泰寧人。傅冠弟子。諸兵下江西，冠走匿亨龍家，亨龍執而獻之。
周諝：宋 尤溪人。字希聖。熙寧進士，知新會縣，時行新法，郡縣諝獨持不可，上書力陳其弊，乞歸。著《孟子解義》、《禮記說》，學者宗之。
官友基：明·寧化人。事母王孝，母疾，割股食之，成化中母沒，哀毀異常。廬墓三載。
官勝娘：元·建寧人。方寧妻，寧耕田。勝娘饁之。是一虎方攫其夫，即棄盍奮挺連擊之。虎捨去。媵娘負夫歸。至中途而死。詔旌復其家。
官賢：明·將樂人。字型大小巽。博學多才，工草書，善畫，詩有風致，由恩貢選授溫州司理，有政聲。
林積：宋·尤溪人。字公濟。慶歷進士，少入京師，至蔡州，息坻寓。得錦囊。有明珠數百顆。俟其人至還之。其人慾分珠為謝。積固辭不受。歷官至河南轉運使。性廉謹方嚴。所至有殊績。王安石稱其才行。然終以硬挺不得用卒。
施心傳：清·寧化人。字結如。好學，工古文詞。畫山水得雲林筆法。性狷潔。不輕與人作。每當日午，市豆餅充飢而已。
范嵩：明·建寧人。字幫秀。弘治中任監察御史。因論劉瑾媒孽。謫襄陽府推官。行法嚴明。立心平恕。政暇則進諸生講說德義。士民稱頌之。
孫正通：明·歸化人。初隸陳有定為步卒。以勇聞。歸明，數從李文忠征伐。舊勇先登。無戰不克。擢汝寧衛指揮使。洪武間平漳泉界寇。敕就地建督府以鎮守之。要職十餘年卒。
徐時作：清·建寧人，字鄴侯。雍正進士。知邢台縣。疆直有異政，擢知滄州。以母老告歸，倡建俱濉川書院。又仿范氏義田法，捐田為瞻族費。有《崇本山堂詩文集》、《聞居偶錄》。
張良裔：宋·寧化人，字景先，篤好程氏之學。建炎中登第。調臨川簿。不就，辟為武平丞。會盜起。良高單騎造賊壘。諭以禍福，賊皆感泣而散。
張致運：宋·沙縣人，字子猷，宣和進士。累遷給事中。鯁亮有學識。歷合省侍從。言論宗旨。皆卓然可觀。
張若谷：宋·沙縣人，字德繇。第進士。為巴州推官。以御賊受知於真宗。累官尚書左丞。所至有循良跡。
張訓：五代吳·清流人，勇悍多膽略，時人謂之大口張。楊行密據合肥，訓往見甚歡。授黃頭都虞候。以擊舒州盜吳迥等知名。楊州之役，訓潛入城。滅余火。得谷數十萬斗。以賑飢民。累官黃州刺史。
張訓妻：五代吳·劍俠。訓為暢行密將，行密在宣州。賜諸將盔甲，訓所得政敞者。明日行密問而易之。又賜馬。訓得復駑弱。行密又問而易之。行密曰，吾夢一婦人衣真球衣告我。爾家其事神耶。訓曰無之，會妻出，訓竊啟其衣麓。得珠衣一襲。異焉，後其妻蒸人首一具。訓惡而殺之。
張敦義：宋·建寧人，字行可。紹興進士。授豐陵尉。以清廉稱。調衡州司理。亦有聲。
張際亮：清·建寧人。字亨甫。道光舉人。榜名亨輔。少負氣節。有狂名。歷游天下山川。窮探奇勝。為詩歌沉雄悲壯。有《松寥山入集》、《婁光堂稿》、《南來錄》、《金台殘淚記》、《南浦秋波錄》諸書。
張騰蛟：清·寧化人。字孟詞。乾隆進士，少負異才，喜博覽，曾撰《山海精良》一書。未就而卒。
曹輔：宋·沙縣人。字載德。元符進士。歷秘書省正字，徽宗多微行，輔上疏切諫。編管郴州，處郴六年，怡然不介意。靖康中累宮簽書。高宗即位，仍舊職。未見卒。
張顯宗：明·寧化人。字明代。洪武進士，授編修。屢遷國子祭酒。善於其職，建文末擺工部右傳郎，奉詔起義兵於江西。燕王入京，被執。謫興州，交趾平，起為布政使。
郭居敬：元·大田人。字義祖，性至孝。親沒，哀毀過禮，曾集虞舜以下二下十人孝行之概，序而詩之。用童音蒙，虞集。歐陽玄諸人慾薦之。因辭不起，有《百香詩》。
陳友定：元·清流人，一名有定，字安國。世業農，為人沈勇善游俠，至正中應募討賊。授汀洲路總管。御陳友諒將鄧克明兵，悉復所失郡縣。時置分省於延平。以友定為平章，於是友定盅有福建八郡之地。招致名士，頗任威福，然事元未嘗失臣節，明太祖既平方國珍，遣湯和等進攻，城破，友定仰樂死，已而復甦，械送京師殺之。
陳仕深：明·建寧人，習道家術，法名道深，驅雷遣虎治鬼禱雨皆有驗。
陳嚴：唐·建寧人，字夢臣，有智略，乾將問黃巢轉掠福建諸州，嚴聚眾數千，號九龍軍，保鄉里，巢不能為害，境內賴之，中和中代鄭鎰為福建觀察使，為治有威惠，吏民懷服，王潮遣使降，嚴表潮為泉州刺吏，大順中嚴病劇，遣使以書召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嚴卒及潮入福州，乃素服葬嚴。厚撫其家。
游如棣：明·沙縣人，事親溫摯，父柩在家，忽大水驟謚，如棣號哭不去，已而水平。人以為孝感。
游藝：清·建寧人，字子六，有《天經》《問前後集》。
湯莘叟：宋·寧化人，字起宰。紹興進士，少好吟詠，官終饒州推官司。
馮夢得：宋·將樂人。字初心。篤志嗜學，登嘉熙進士，歷給事中，累擢禮部尚書，所薦拔後皆為名臣，當奏立龜山書院，請復其後以主把事，時謂扶植道南一派。夢得之力居多。
黃元：明·將樂人，字元之，與周元齊名，時稱二元，為閩中十才子之一。官泉州訓導。
黃元寶：元·泰寧人。字廷美，家貧好學，天歷中為郡文學，多所造就，當道薦於朝，不就歸，至正中妖民作亂，令延元寶議討賊計。賊奄至。遂遇害。工詩。有《廷美集》。
黃玄：明·將樂人，字玄之，工詩，林鴻為將樂學官，玄為弟子，鴻雅重之。及鴻棄官歸。玄摯妻子入閩。師事終身，以歲貢入成均。授泉州訓導。
黃伯固：宋·將樂人，字德常。紹熙進士，為人嚴義利。重然諾。知上高縣。好豪屏跡。累官兵部侍郎，卒謚忠簡。
楊玉英：明·建寧女子。涉獵書史。善吟詠。年十八。許字官時中，時中有非意之獄。父母改受他聘。女聞之。自經死。遺詩曰：崑山一片玉，既售與卞和。和足苦被刖，玉堅不可磨。
楊英：明·寧化人。善畫樓閣山水。尤長古松。嘉請問屢征直畫院。不就自傷其目。
楊時：宋·將樂人，字中立。熙寧進士，調官不赴。學於程顥。顥死。復學於程頤。高宗時官玉龍圖閣直學士。致仕。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為程氏正宗。朱熹，張栻之學其源皆出於時，卒溢文靖。學者稱龜山先生。有《二程粹言》，《龜山集》。
楊達仙：明·泰寧人，自號紫髯山人，又稱慢亭仙侶。亦署十六洞天埜人。善畫山水花鳥竹石。以已意點染。窮神盡妙。能詩。有作。輒自題句。
溫儀：明·將樂人，字仲威。正統舉人。除溫州推官。廉慎善治獄。平陽葉八。泰順徐懷恩反。儀先後剿平之。以功進五品階。
葉荊才：元·尤溪人。幼時風采特異。丞相伯顏遇於道。命載後車歸。既而進士。官至總管。
董潤：清·建寧人。字經之。號藕船。光緒貢生。少貧篤學。工詞賦，尤酷嗜為詩有《藕船詩文集》，《藕船賦鈔》，《女宗金監》。
鄒大觀：元·清流人。字光伯。至正進士。官廷尉。剛正不阿。讞決多所平反。至正末徐達兵入城。被執不屈。羈京入載。洪武中釋歸。
鄒長孺：宋·泰寧人。字齊賢。篤志學問。仁宗時與太學試。居上第。聞父喪。哀毀論禮，自京師歸。跳足走三千餘里。有司以八行舉。不應。
鄒棐：宋·泰寧人，字堯叟。有文名。熙寧進士。始學於劉彝，又從楊時游。仕終宣城分。有惠政。
鄒維勛：明·清流人。崇禎間任肇慶府守備。流寇攻圍韶州。維勛破走之。尋中伏陣亡。
鄒應龍：宋·泰寧人。字景初。慶元進士第一。累官起居舍人。與韓侂胃不令。出知贛州。有惠政。侂胃敗。歷禮部尚書。以剛直聞。嘉熙初拜瑞明殿學士。權參知正事，致仕歸。理宗書南谷二字賜之。卒謚文靖。
雷三蓋：宋·清流人，魁岸有勇略。景炎初文天祥入汀。開府集兵。三益同丙、戊、庚三子應召。父子英烈。皆沒於軍。
雷協：宋·寧化人。字彥一。以易學知名登政和進士，調上饒尉，終宣教郎。興化軍教授。
雷宏：清·寧化人。字貫一。一字翠庭。雍正進士。官至左副都御史。文章簡要沖夷。有古作者風。其學以躬行為主。以仁為歸。以敬義為堂戶，力宗程朱。於象山、陽明，辨之甚力。有《經笥堂集》，《自恥錄》、《讀書偶記》、《校士偶存》、《聞見偶錄》。
雷觀：宋·寧化人，靖康問在太學上書言張邦昌不宜重相。又雲漢陳龜有言。三辰不軌。擢士為相。四夷不恭。拔萃為將。此何時遞遷貴臣耶。其言激切。士論題之。
廖正古：宋·將樂人，字明遠。治平進士。知西安縣。有惠政，屢言青苗法不便，遂乞歸。有《歸田集》。
廖正一：宋·正古弟。字明略。元豐進士。元佑中召試館職。除正字，嘗居言路。著直聲。出知常州。後入元佑黨籍。自號竹林居士。有《白雲》、《雲溪》二集。
廖文昌：明·福建沙縣人，字克盛。永樂舉人。歷官御史。巡接雨廣。風裁甚著。致仕歸。值鄧茂士作亂破縣。被執，罵賊死。
廖居素：南唐·將樂人，以剛直見忌。因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時。稍遷環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以諫後主不聽。朝衣冠投進死。大書於篋日。吾之死。不忍見國破也。徐鍇為文吊之。以此伍員。屈原。
廖復之：宋·建寧人，字仁敬。由太學生登嘉寶進士第。初投沅陵簿。再調陵水。適有寇警。受命往南丹結約羅蠻。即日就道。諭以大義。諸蠻翕然聽命，旋卒。
廖棠：晉·將樂人，字寶卿。性質直不汛交。隱於泰寧之雲蓋山。讀書終歲不出。王羲之聞其賢，遣使徵之，固辭不赴。
廖騰奎：清·將樂人，字佔五。號蓮山。康熙舉人。官至戶部侍郎。服官頗著清節。
裴應章：明·清流人。字元暗。隆慶進士，歷兵科都給事中，數有論奏。號稱職。鄖陽兵變。以右副部御史往撫、戮其渠魁，宥協從。亂遂定，仕至南京吏部尚書，有《懶雲居士集》。
劉並：宋·寧化人，字清叔。事繼母以孝稱。端平進士，為大庚令。會譚如海嘯聚。憲司檄並督捕。遂擒之。後知瑞金。能名益著。以干洞寇功。改京秩。終奉議郎。
劉剛中：宋·建寧人。字德言。少慷慨力學。好為文。喜老莊荀楊之書。及登朱熹之門始篤志於道。熹為易其字日近仁。興黃干友善。居多。既歸，築室講學。號曰琴軒。從游甚眾，登嘉定進士弟，調蘭溪丞卒。有《師有問答》、《西溪寄語》等集。
劉鳳起：清·建寧人，字蘭村。雍正撥貢。有《石溪史話》、《四書辨義》、《春秋辨義》《詩草》、《詩余》。
劉稅：明·寧洋人，字伯剛。永樂進士。授行人，開戶部員外郎。乞歸省，適即茂七作亂，銳率眾力戰，被執死之。
潘高：明·寧化人。嘉靖進士。博學雄才，多所著述。累官大理寺正，獄無遁情。轉陝西參議罷歸。
鄧光布：唐·固始人。字明遠。乾符初為崇安鎮將。智略絕人，與沙縣令曹朋協謀，徙縣治。後死於黃巢之難。沙民立詞祀焉。
鄧成珠：清·泰寧人。家貧，傭工以事母。母目盲，便溺必親者五年。母卒，日夜長號，葬畢，不知所之。
鄧驛：宋·沙縣人。字千里。淳熙進士。累官左司諫。亮直敢言。不避權享。慶元間拜中書舍人。朱熹以懺韓侂胄罷講筵。驛面奏乞留，不許。呂祖儉疏留趙汝愚，並諭朱熹等不當逐。語侵侂胄，安置詔州，太學生楊宏中以救汝愚坐編管。驛皆封還錄黃。不草制，未幾以集英殿修撰知泉州，進文華閣待制。奉祠歸。
鄭時敏：明·將樂人，宣德間官錦衣鎮撫。善畫山水。有顯宦久官京師。母未迎養。思親入夢。時敏為繪萱花圖。題詩其上。顯宦為之感泣。即日乞養。
鄭瑤：明·清流人。為縣刑曹椽。景泰中寇攻掠鄉村。瑤挺身興戰。賊亂槍傷其胸，瑤不願，賊畏其勇而退。瑤力亦疲。倚石僵立而死。
鄭賜：明·建寧人，字彥嘉。洪武進士。曾官北平參議。事成祖甚謹。後為工部尚書。督河南兵扼燕。成祖入京。或許賜罪。釋不問。調刑部。尋改禮那賜為人頗和厚。然不識大體。帝頗輕之。以優悸卒。謚文安。
鄭鏗：元·將樂人，字子聲。長於畫，嗜學工詩。
賴世隆：明·清流人。字德受。宣德進士。官編修。有才略。鄭茂七亂。世隆疏請擇智勇大臣征討，並陳山川險易，進兵方略，朝命同寧陽候陳懋往閩。道擒賊首陳美九，蔡田等。招集散亡十餘萬人。民賴以安。
賴用賢：清·清流人。字鴻逵。母病痼。用賢躬調湯葯。衣不解帶者十年。母沒。哀毀骨立。五世同居。為時所稱。
賴珍：清·永安人。字成九。貢生，詩文書畫，俱臻其勝。蘭竹龍擅長。兼精岐黃術。
賴祿孫：元·寧化人。延佑間贛寇作。祿孫負母摯妻子入南山。寇至祿孫守母不去。寇將刃其母。祿孫以身蔽母曰。寧殺我。毋傷我母。時母病渴乏水。祿孫含唾煦之。盜不忍害。有掠其妻去者。眾盜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
蕭昆：明·將樂人。字叔罔。曾從蔡清受業。正德中舉於鄉。教諭績溪。聘入粵闈途次為宸濠所執。欲降之。昆慷慨言曰。殿下違祖訓。干天命。復欲辱義士平。卒不屈死。
謝兆中：明·建寧人，字保元。號耳伯。又號太戈山樵。萬曆貢生。為文騫棘幽晦。喜交異人。購異書。所藏幾五六萬卷。客死麻城。有《耳伯詩文集》。
羅從彥：宋·南劍人。字仲素。從學楊時於蕭山。建炎間授博羅主簿。宜滿。入羅浮山靜坐。絕意仕進。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學者稱豫章先生。卒謚文質。有《遵堯錄》、《春秋毛時語解》、《中庸說》、《春秋指歸》、《豫章集》。
羅博文：宋·沙縣人，字宗禮。嘉泰進士。從學李侗。得道學之傅。歷知瑞金縣。汪應辰制置全蜀。辟為參議官。成都之政。遂最天下。累遷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卒。
羅畸：宋·沙縣人，字疇老。熙寧進士。坐忤使者投檄歸。紹聖間歷兵部郎中。秘書少監。崇寧中辟雍成。命詞臣賦詩頌。畸頌居第一。以右文殿修撰出知廬州卒。有《文海》、《道山集》、《秘閣秘錄》。
羅薦可：宋·沙縣人。字養豪。政和進士。為高郵軍司理。汴京陷。張邦昌以為赦至。高郵守欲拜之。薦可持不可。高宗即位。歷監登聞鼓院。忤秦檜。出知豐州。州稱治。移知筠州。民輸納。令自 量。除知常州卒。
邊文進：明·福建沙縣人。字累昭。工畫花鳥。永樂間召至京師。授武英殿待詔。宣德間仍供事內殿。與呂紀齊名。為人夷曠麗落。博學能詩。
邊楚芳：明·文進子。一作楚祥。占籍錦衣。畫得其父法。弟楚善。亦工畫。
邊孟屯：明·福建沙縣人。善畫山水人物。
以上這些，只是從「一本辭典」中粗略地翻閱後，摘抄下來的，當然還會有一些遺漏。然而，就是這些人物，已經有110人，
不知道是不是全部對的，好麻煩哦！樓主自己參照下，注意哦！

⑽ 孔子的事跡

一、智慧圓融

故事來源：《列子：仲尼篇》

孔子有一個弟子叫子夏。有一天，他問孔子，有關他的一些同學們的修養情況。

他問道：「老師，顏回同學為人怎麼樣?」

孔子沉吟了一下答道：「顏回的仁愛之心比我要好。」

「那子貢呢?」子夏接著問。

「他呀!他的辯才比我好。」孔子笑著說。

「那子路，子路同學呢?」子夏又接著問。

孔子開心地笑著說：「要說勇武精神，我們都不如他。」

「那子張呢?子張難道也有過老師之處?」子夏滿臉狐疑。

孔子頓了頓，說：「子張同學，為人處世，莊重嚴謹的作風，比我這個做老師的要強。」

子夏聽到這里，禁不住站了起來。他曲躬作揖地問道：「老師，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那四位同學，都有超過老師的地方，那麼為什麼，他們還要師從老師您，學習呢?」

孔子見子夏這樣，忙舉手向下按了按，並和藹地對子夏說：「子夏!你別著急，先坐下，聽我慢慢說。顏回同學雖然他很仁慈，但有時他過分的仁慈，導致的不忍之心，使他變得一味地遷就他人，影響了自己對事態作出正確的決斷，從而反而害了別人。

所以說，他雖能仁，卻不能忍。(註：佛家有時說慈悲生禍害，也是這個意思)」

孔子接著對子夏說：「至於子貢，他的口才的確很好，可謂辯才無礙。他精通語言的妙用，卻不識語言的局限，不懂得沉默的力量。所以，他能辯不能訥。」

「關於子路，」孔子繼續說：「他英勇過人，敢作敢為，是個不可多得的將才。但有時不懂得謙沖退讓，持弱守雌，蓄勢而動。這樣難免會意氣誤事。所以說，他能勇，不能怯。」

「而子張呢，」孔子說到這里沉了沉，然後說：「他過於莊重嚴謹，以致清不容物。不能和煦接眾 ，不能容納有污行的人，讓人見之生畏，敬而遠之。所以，他能庄，不能諧。」

「因此，」孔子最後總結道：「如果將這四位同學的長處都加起來，來對換我的修養，我也是不願意的。這也是為什麼，他們要一心跟從我，學習的原因。」

二、神武不殺

談到儒家的君子，人們往往會聯想到溫文爾雅、謙恭禮讓、文弱書生形象。對作為儒家祖師的孔子，我們也容易印象成一位，和藹可親的老先生。然而，查看古籍對孔子天資與外貌的描述，卻令人，大跌眼鏡。

據《孔子家語》和《淮南子》的有關記載說，孔子長得寬額、獅鼻、闊口，大顱頂部微陷。身長(周制)九尺六寸。周制一尺，約現代二十到二十三厘米。也就是說，孔子當時的身高，至少在一米九二以上，可謂一標準的山東大漢。

記載還說，孔子的智慧，超過周朝的萇弘，一位通曉天文、地理、人事的仕大夫。孔子的膽氣，壓倒當時著名的勇士孟賁。孔子挪步輕追，可足踩亡命竄逃中的野兔。孔子力擎雙臂，能托起城關落下的城門。

然而，盡管孔子勇力過人，伎藝超群，卻深藏不露，很少有人知道。他只是一心內修本來仁德，外宣先王仁道，終成一代素王，萬世聖師。所謂素王，古稱有帝王之德，無帝王之位的人，為素王。

孔子所處的時代，當時只有幾百萬人。但跟從孔子學習的弟子，卻有三千之多。他們都是各國來的精英人物，什麼樣的人才都有。以孔子本身的智慧與人格魅力，加上眾弟子的輔佐，在當時，如想謀取一國權位，是不難做到的。

然而，孔子深知，社會的安定，大眾的幸福，如果沒有純正的道德思想作基礎，文化教育沒有跟上，僅靠權謀勢力的支撐，是不會長久的。而且，在這種狀況下的安定與幸福，也是不究竟的。

所以，孔子寧可自己一生窮苦受累，寂寞凄涼，被人誤解不識時務，也要擔當起繼承發揚，傳統的優秀文化、優秀政治智慧的大任，為萬世開太平，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礎。

孔子這種在任何環境下，不計個人得失，始終注重世人的德性培養，注重社會純正思想的引導，從根本上，拯救世道人心的行徑，這在當時，也是很少有人理解的。

甚至，一些個人道德修養較好的道家隱士，對此也頗有微詞。然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正是孔子，也是後來真正儒者們，過人之處。

禪宗祖師達摩，來中土前，定中觀察到中土有大乘氣象，這與中土有儒家精神的存在，不無關系。所以，有禪師說，孔子如按佛家的標准衡量，當屬八地以上的大菩薩轉世。

三、窮通皆樂

故事來源：《莊子：讓王篇》

一次，孔子受楚昭王邀請，到楚國去訪問，途經陳、蔡兩國之間。而陳、蔡兩國的大夫，害怕孔子被楚國重用，會對本國不利，所以，他們派兵將孔子和他的弟子們，圍困在陳、蔡之間。孔子一行，因此連著七天沒生火做飯。

熬的野菜湯里，也沒有一粒米，弄得不少弟子無精打采，面有菜色。而此刻，孔子卻依然在室內，弦歌不止。

這時，弟子顏回在屋外擇野菜，見子路與子貢兩人在一起嘀咕道：「先生兩次被魯國驅逐，在衛國也未能待下去，在宋國講學，連背靠的大樹都被人砍倒。到周地拜訪，又受老子的數落。現在，又被人圍困在陳、蔡之間。追殺先生的無罪，欺凌先生的無有禁止。

先生倒好，依然在這裡弦歌鼓琴，自得其樂。難道做君子的，就這樣的沒有羞恥心嗎?」

顏回聽到這里，無言以對。只好進到屋裡，告訴孔子。孔子聽後，推琴長嘆道：「子路、子貢呀!難道你們真的是小人?召他們進來，我有話要跟他們說。」

子路、子貢進屋。子路抱怨地對孔子說：「老師，我們行到這種步田地，可以說是末路窮途了吧!」

孔子聽到這里，厲聲喝道：「子路!這是什麼話?君子明於道謂之通，昧於道謂之窮。我們抱仁義之道，處在這少仁少義的亂世，遭受磨難，這是很正常的事，何窮之有?內省無愧於道，臨難不失己德，大寒至，霜雪降，因此才會知道松柏之真強茂。

過去，齊桓公因在莒國受辱，反而樹立起王霸之志。晉文公在曹國受欺，因此產生稱霸之心。越王在會稽遭受奇恥大辱，卻使他更加堅定復國的志願。這次，我們遭遇這般磨難，難道不也會是件很幸運的事嗎?」

說完，孔子截然返身回到琴案，操琴而作。子路聞後，也隨之持兵器，昂然合拍而舞。子貢見此，愧然自嘆道：「我真是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呀!」

所以，古代有道德的人，得意也樂，失意也樂，所樂非關得失。有道德怡養於內，外境的得失，不過如寒暑風雨之替換，無足擾亂自心。

四、藝通他心

故事來源：《韓詩外傳》

一日，孔子閑居無事，在室內演琴自娛。弟子曾參、子貢，坐在外廳，側耳細聽。

一曲終了，只見曾參喃喃自語道：「咦!怎麼會是這樣呢?老師的琴聲里，怎麼會流露出，貪狠邪僻的情調呢?琴音中，趨利不仁的味道，怎麼會這么嚴重呢?」

對曾參所說的話，子貢在心裡，也以為然。不過，他沒接曾參的話，而是站起身子，朝室內走去。孔子見子貢進來，面有犯難進諫之色，便放下琴瑟，等他說話。子貢便將剛才曾參所說的話，如實稟告。

孔子聽完子貢的話，對曾參贊嘆不已。他說道：「曾參真是天下一位大賢人呀!他已經通曉音律的奧秘。」

接著，孔子繼續對子貢解釋事情的原由。他說：「剛才，我正在幾案邊彈琴，有一隻老鼠在室內游動，被一隻貓發現了。那隻貓，便循著房梁，悄悄地向老鼠接近。然後，選好地點，眯縫著眼睛、躬曲著身子，等待時機，撲住老鼠。

後來，貓的如意算盤，終究沒有得逞。因當時那隻貓的心態，反映在我的心裡，我便很自然地通過琴瑟，將它表露出來。所以，曾參說我的琴音里，有貪狠邪僻的情調，是很恰當的。」

儒家經典《禮記：樂記篇》說：大凡音樂，都是產生於人的內心。人的情感動於衷，體現在外就是聲音。聲音的變化有文理，就成了音樂。所以，在太賓士世，流行的音樂，通常都洋溢著安適與喜樂。它也反映此時的國家政治，處於清明祥和的狀態。

在動盪的亂世，流行的音樂，往往會充滿著怨恨與憤怒。它也反映此時的國家政治，處於政令不暢，上下乖離的境地。而一個接近亡國的世道，它的流行音樂，會彌漫著哀傷與憂思。它說明此時的人民，已陷入難以自拔的困苦，只能靠回憶往事，來慰籍自己。所以，聲音之道，與政治之道，是相通的。

五、為善知度

故事來源：《淮南子》、《說苑》

曾經，魯國的法律規定，如果有人，將在其他諸侯國做女奴的魯國女子，贖回本國，那麼，這個人，可以到官府去領取賞金。

有一次，子貢在一諸侯國，贖回了一個魯國人，卻辭謝了官府的賞金。孔子聽說了這件事，就對子貢說：

「子貢呀!你這件事就做錯了。聖人做事可以移風易俗，可以讓人效法，可以影響後代，而不會只是為了適合自己的興致。現在魯國富裕的人少，貧窮的人多。如果贖人回去領賞金被認為是不廉潔，那得不到賞金的刺激，願去贖人的人就會減少。

所以，你這種僅僅只考慮自己德行修養的行為，將會造成今後魯國人，不再願到其他諸侯國去贖人。」 子路在一旁聽了孔子的這番教導，深受啟示。後來，當他救了一位落水者時，別人要送他一頭牛來答謝，子路就很恭敬地接受了。孔子知道了此事，欣喜地說：「今後願救人於危難之中的魯國人，會很多了。」

不久，子路被任命為蒲城的官長。為了防備水災，官府調集民工，春修各處溝渠。子路見大家工作勞苦，帶的飯菜也不充足，就用自己的部分薪水，接濟每人，一份飯菜，一份湯水。孔子聞說此事，連忙派子貢去掀了那些飯菜，毀了那些做飲食的器具。子路發現了，非常氣憤。他氣哼哼地跑到孔子那裡叫道：

「老師難道會嫉妒我行仁義之事嗎?子路在老師這里所學的，不過仁義二字而已。仁義之人，與天下共取所有，共取所利。如今，子路將自己多餘的糧食，與大家分享，行仁義之道，老師為何禁止不許呢?我想不通!」

孔子聽完子路的訴說，搖著頭道：「子路呀!你還是那麼粗野，那麼處事單純。你如果覺得民工們飲食不足，為什麼不去告訴魯君呢?讓魯君開糧倉去接濟他們呀?你用私人的俸祿做公義，這種行為，是在障蔽魯君的恩澤，顯示你自己的德義。

現在速速停止，或許還不算晚，否則，降罪你的日子，馬上就會到。」子路聞此，無語而退。果然，不久相府派人來找孔子說：「先生派弟子救濟民工，是不是要跟魯君爭奪百姓呀?」

孔子見此情形，知道解釋已沒什麼用了。於是，便帶著弟子，離開了魯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