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茹南開大學教授

Ⅰ 農業勞動力轉移存在哪些問題，如何克服

在具體提出問題之前，我先簡單交代一下這些問題的背景。
首先，在我們了解的人類大歷史中，人類經歷和將經歷的社會可以分成三個類型：採集狩獵社會、農業社會和後農業社會；人類經歷和正在經歷的兩次大轉型分別是從採集狩獵社會到農業社會的農業化轉型和從農業社會到後農業社會的非農化轉型。在當今時代，人類、中國和我們個人都正處在非農化轉型之中。農業化和非農化轉型各有許多特徵，但兩者都可以用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重即農勞比來描述。農業化轉型中，農勞比上升；非農化轉型中，農勞比下降。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認為在距今10 000年前全人類都是採集狩獵者，到距今3 500年前則只有1%人口還以採集狩獵為業。農業社會出現了勞動分工和非物質生產性職業，不需要人人務農。我們假定在典型的農業社會中農勞比為80%。西歐許多民族在公元十五、十六世紀時農勞比可能低於80%。王玉茹教授估計中國在現代經濟增長開始時的農勞比為80%。中國有系統的年度系列數據始於1952年。那一年中國農勞比是85%。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在非農化轉型時期的「任務」是把農勞比從比如80%降低到比如1%。如果這一任務不能通過所有新生勞動力都從事非農業、現有農業勞動力依據人口規律退出勞動大軍的方法來實現，人類的非農化轉型「任務」便部分地變成把現有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非農業的「任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農業勞動力轉移。顯然，農業勞動力轉移絕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的問題，說到底，它是一個人類自身變化演進的問題。比如，農業化消除了人在飢饉時吃人的現象，產生了耶穌、孔子、穆罕默德。非農化對人類演進應當具有類似甚至更嚴重的影響。不過，由於我的知識有限，我將僅僅從經濟學角度討論非農化。
其次，如果我們假設人類從公元1700年前後開始非農化，那麼到公元2000年全世界的農勞比大約降低到了38%。人類在這300年間走完了非農化的一半多路程。我相信人類在剩下的路程中將會走得快得多。我的一個理由是非農化的強處已經充分顯示在人類幾乎所有民族眼前，反非農化的意識形態不再成為非農化的嚴重障礙。不過，這同時意味著對於我們研究者來說，親身經歷非農化的時間也不多了。為了讓幾千年幾萬年以後的人類理解我們經歷的這場非農化轉型，我們應當利用自己身歷其間的優勢作出自己的工作。今天的我們很難回溯和理解先人當初的農業化轉型，我們希望未來人類對非農化轉型的認識不再重蹈我們今天對農業化轉型認識的「悲劇」。這是我從事非農化研究的第一個動機。我的第二個動機來自我們這一代人自身的需要。人類在最近三百年的非農化過程中經歷了許多曲折，甚至遭遇了一次性死亡上千萬人的災難。為了減少曲折並避免類似災難在人類今後的非農化過程中重演，作為大學教師這樣職業的研究者，我們有責任探討和解釋非農化的規律。比如，從經濟學角度說，非農化既要快又不能太快；從這一點出發，我們自然遇到對今天和未來人類來說最適當的非農化速度問題。這個問題顯然既具有人類認識自身演進的大歷史價值，又具有理解當前人類非農化過程的普世價值，還具有對正在經歷大規模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我們中國經濟的認識價值和經濟政策指導價值。我的第三個動機來自我自己的農村經歷。在中國和世界經濟狀況差的人群中，農民是數量最大的群體。改善農民狀況的一個基本方式是農業勞動力轉移；一部分農民轉移走了，剩下農民的經濟福利便容易提高，所以農民以及整個社會的福利也和農業勞動力轉移息息相關。
現在我將提出若干農業勞動力轉移的理論問題。當我准備這些問題的時候，我想起偉大的數學家希爾伯特1900年向數學家提出23個問題的著名故事。希爾伯特問題在很大程度上確定了二十世紀數學研究的方向。不過，即使如此，他的問題中仍然有個別問題難以定義從而難以用數學方法解決之。因此，在提出我的問題之前，我想提醒在座的朋友注意，我在下面提出的問題肯定也會有類似以及更嚴重的模糊和不當之處。
下面我進入正題。
第一個問題：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歷史可能性
正如我剛剛在背景介紹中所說的，非農化是人類大歷史的一個特殊轉型階段。因此，研究非農化的學者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這個階段的起動：什麼力量以及它們怎樣的相互作用啟動了非農化？最初啟動了的非農化是如何持續且不斷自我強化並最終為大多數人所接受和效仿的？如果我們想到許多民族都曾經或強或弱地發動過非農化，最初發動的非農化如何能夠持續並足以產生內在動力以保證自身的推進便成為我們理解非農化時不可迴避的問題。這個問題和工業革命為什麼發生在17世紀的英國有很強的相關性，但涉及的因素更多。不過，這個問題類似於牛頓當初提出的「第一推動力」問題。考慮到這一點，我必須說這個問題幾乎不可能嚴格解決。它是經濟學問題，但又超越了經濟學。它極有魅力，但又因此而容易引發各種華而不實的解答。
需要注意的是，這個問題不僅僅針對全人類。它也針對各個民族。例如，對我們中國來說，150年前，從皇族到學者到普通民眾，絕大多數人還堅守「務農為本」的信條，把農民外出務工視為壞事。45年前，我本人還隨著三千萬大學中學畢業生從城市到鄉村工作，政府並且號召我們一輩子紮根農村。20年前，我國最著名的經濟學雜志《經濟研究》中的文章作者依然把農民外出務工視為貶義的盲流。所以，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歷史可能性不僅要從技術上研究，而且要從社會和人文科學的各個角度研究。每個民族在這里都有自己的特點。雖然絕大部分民族經過曲折會走上人類主流道路，但對各個民族的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歷史可能性的研究依然是有意義的。
第二個問題：農業和非農業的制度演變
經濟學家往往用「資本主義」表徵非農化啟動後出現的非農業部門的制度。更專業的經濟學表徵詞彙是「新古典主義」。它的含義是非農部門的僱主、僱工各色人等都是既知曉自己的追求目標又知曉如何合法追求並且不遺餘力追求之的理性人。為此，每一個個體都自覺用邊際原則指導自己的經濟行為。所以，非農部門的工資率、利潤率及其他生產要素的價格按照投入非農部門的勞動與資本等要素各自的邊際生產率確定。我們可以把新古典主義制度視為非農部門的標准制度。這一制度的產生、演化既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也是其他學科的研究對象。
如果說許多經濟學家尚能在一定程度上認可新古典主義制度為非農部門標准制度的話，農業部門的標准制度便無共識可言。比如，農業部門可以是自耕農制度，地主佃農制度，庄園制度，奴隸制度。在後一些制度中，地主或奴隸主是否承擔保障佃農或奴隸基本生活的社會義務也會造成具體制度的重大區別。實際上，在大部分從農業社會直接跨入非農化過程的農業部門中，我們列舉的幾種制度都程度不同地混合存在著。在非農化過程中，這些制度亦經歷著深刻甚至根本的變化。如果說農民在非農化初期還不是新古典主義的「理性人」，那麼，以理性人為分析出發點的經濟學家認為農民會在非農化過程中逐漸轉變為理性人。如果我們認同這一說法，我們便得研究農民如何轉變為理性人，這些轉變又如何影響他們向非農部門的轉移決策。另一方面，農民會不會始終保持著「非新古典主義理性」的特點，也是經濟學家難以迴避的問題。
回到更具體的經濟學問題。非農化轉型時期農業部門的制度問題直接關繫到經濟學上的工資率、利潤率、地租率的確定，而沒有後者的確定，我們在經濟學上便無從了解農業勞動力為什麼要離開農業，資本為什麼要進入農業。比如，Ranis和Fei提出農業「不變制度工資」時，他們的根據便是地主佃農制度且地主負有保障整個社區人口基本生活的責任，所以地主不會按照誰出地租高就租給誰的「新古典原則」出租耕地，而可能實行某種平均原則。由此他們確定農業勞動工資和土地地租。我本人對農業制度的設想是在社區自耕農制度：土地社區所有，農戶個別耕種。這一設想也許比較符合中國的背景，但它也有局限性。
總結一下這個問題，僅僅農業制度就可以分成幾個子問題，如農業向「資本主義」或「新古典主義」制度的轉變；農業在保持「前資本主義」制度前提下和非農業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並存；農業生產者和消費者在「前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並存狀態下的經濟行為等等。數理經濟學家偏好用某些對工資、地租和資本定價的假設來避開這些問題。這些假設往往是必要的，只是它不應當使我們忘記這些問題的重要性。比如，研究結構變化的學者多把邊際生產率工資應用於農業。但這樣一來，因為一個農業勞動力離開造成的農業產出減少和他進入非農業帶來的非農業產出增加相等，農業勞動力轉移的總產出效應便消失了。但我們知道，農業勞動力轉移的主要經濟意義便是它的總產出效應。如果我們用非新古典主義的方式確定農業工資，經濟分析的復雜性往往又會大大提高以致於難以處理。
第三個問題：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均衡速度
談到農業勞動力轉移，我們就不可避免地遇到轉移的速度問題。與前兩個問題不同，這個問題能夠而且也必須用自然科學的標准嚴格地表述為科學問題並用自然科學的標准解答。三百多年來的自然科學史表明，如果人類不用那些暫時甚至永遠無法定義、無法科學化的問題來阻止對能夠科學化的問題的探討，人類在短期內可能取得更大的知識進步。從這一樂觀態度出發，我對第三個問題做些解釋。顯然，假如我們把非農化過程視為農勞比從80%降低到1%的過程，再假如這個過程需要比如200年時間，我們立即得出每年降低速度為0.4%。這是平均速度。以往的非農化歷史告訴我們，各民族以及整個人類的非農化速度在各年間相差很大，平均速度對於我們理解非農化的具體過程幫助不大。理解這一過程的關鍵概念是農業勞動力轉移或者農勞比降低的瞬時速度，就是每一個具體年份的速度（如果我們用年為時間單位的話）。我把農業勞動力轉移的瞬時速度定義為農勞比下降的瞬時速度並稱它們為農業勞動力轉移率。如果不存在失業且整個經濟體系僅僅分為農業和非農業兩個部門，則農勞比降速和非農比（非農勞動占總勞動比重）升速是同質概念。根據我的定義，農業勞動力轉移率又可以表述為農勞比瞬時降速或非農比瞬時升速。顯然，這個定義可獲得統計數據支持，因此具有可操作性。這里需要強調的是，農業勞動力轉移還可以用其他方式定義。
不管用什麼方式定義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我們遇到的理論問題都是瞬時轉移速度的均衡。轉移速度不應當太慢或太快。什麼經濟學因素限制了轉移速度的快、慢范圍？均衡的轉移速度是什麼？具體地說，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的問題可以分成以下三個子問題：
轉移瞬時速度的均衡定義；
均衡瞬時速度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穩定性；
均衡瞬時速度的最優性：如果我們能夠恰當地定義社會最優的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我們必須研究轉移的均衡速度是否可能或者必然地相應於最優速度。當然，歷史很難用最優與否來考察，因此，社會最優速度的存在性本身也是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均衡加速度
談到農業勞動力的轉移速度，我們便必須談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加速度。其實，無論用什麼方式定義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歷史都會表明該定義的轉移瞬時速度不可能在每個時點上相等，即每個時點的瞬時速度不可能皆等於平均速度。但只要各時點的瞬時速度不同，轉移的加速度便不等於零，我們便需要研究轉移加速度的決定機制。對此也許不需要過多解釋。轉移加速度的問題亦可以分成以下三個子問題：
均衡加速度的定義；
均衡加速度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穩定性；
均衡加速度的最優性：如果我們能夠恰當地定義社會最優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加速度，我們將需要研究轉移的均衡加速度是否可能或者必然地相應於最優加速度。當然，最優加速度的存在性本身也需要研究。
第五個問題：人口或勞動力增長與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關系
非農化過程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人口和勞動力增長。非農化的前提是農業產量超過社會需求，一部分農業勞動力可以轉出農業而不顯著地影響農產品供求關系。但人類一旦能夠吃飽就會大量繁殖。所以，非農化開始時，總勞動力尤其農業勞動力增長得甚至比非農勞動力還快；但非農勞動力的絕對增長會頑強地轉變為它的相對增長並最終造成農業勞動力的絕對下降。顯然，人類的生物習性和人口規律在非農化過程中會發生重大變化。人類將脫離種群增長受食物約束的生物學規律並放慢自身增長率。沒有人口學規律的這一重大變化，農業勞動力轉移是不可能實現的。這一點也表明，用農勞比下降表徵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和用人口或勞動力增長率表徵的人口變化之際存在著相當緊密的互動關系；農業勞動力轉移的瞬時速度和「超前」的人口或勞動力增長的瞬時速度存在著相當程度的相關關系。就此而言，對均衡的轉移速度和轉移加速度的研究都離不開對人口和勞動力增長速度的研究。如果更具體地把人口和勞動力變化視為影響農業勞動力轉移均衡速度和加速度的一個變數，我們需要研究這個變數自身以及它和其他變數一起對均衡速度和加速度的影響。

第六個問題：恩格爾系數變化和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關系
恩格爾系數往往被視為收入的函數，但它同時又可被視為消費者在食品和其他產品消費之間的選擇偏好，因此它不僅僅取決於收入。在非農化過程中，恩格爾系數在呈現長期下降趨勢的同時又出現短期波動甚至上升。比如，盡管2007年是中國從1978年以來增長最快的一年，2007年中國的恩格爾系數卻顯著上升了。恩格爾系數上升表示中國人在同樣的人均GDP條件下對農產品需求提高。相應提高的農產品供給要求更多的農業勞動力，所以恩格爾系數的變化直接影響了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經濟學家已經把恩格爾系數引入了農業勞動力轉移研究，問題的困難主要在於把它從理論模型中的常數轉變成變數。這樣做的必要性很簡單，第一它事實上不是常數，甚至其下降率也不是常數，第二若把農業勞動力轉移的研究重點轉到其瞬時轉移速度，我們也就必須考慮恩格爾系數的瞬時變化，它也就不能夠視為常數。

第七個問題：資本的部門配置和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的關系
在市場經濟和勞動者追求更高工資收入的前提下，資本在某個部門配置偏多，該部門勞動生產率從而工資率便偏高，勞動便會向該部門轉移，所以，在資本總量一定時，資本部門配置的變化和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方向、速度應當有很強的關系。另一方面，資本又不可能長期地過分配置到某個部門，資本在非農和農業部門之間的配置比又應當有一個可行的區間。把可行區間精煉到一點，我們便可以發現資本部門配置均衡的概念。
然而，由於我們在農業勞動力轉移或非農化的大框架內考慮資本的部門配置，所以資本配置均衡的概念應當從屬於農業勞動力轉移均衡的概念，也就是說，只有在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均衡時，我們才能夠定義資本部門配置的均衡。這里牽涉的另一個困難和前面的第二個問題有關。如果我們設想農業和非農業的制度不同，農業生產者和非農業生產者對資本的看法就會不同，資本在兩部門的配置便可能遵循不同的機制。一個統一的資本配置機制會大大簡化分析，但農業和非農業的制度區別又是非農化過程的重要特徵。因此，在難以調和兩者的時候，學者會有分歧，有人更重視簡化分析，有人更重視經驗事實。我個人更願意看到不同理論的競爭，因為只有競爭才能夠揭示不同理論的強處和弱處，才能讓後人知曉一個統一的理論是不是可能。
第八個問題：資本積累和農業勞動力轉移加速度的關系
勞動力在農業和非農業之間的轉移不但和資本部門配置有關，而且和資本積累有關。某一時期中資本積累越多，農業勞動力轉移可能越快。在這里，資本積累首先影響的應當是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的快慢。描述速度變化的概念是加速度，所以，資本積累應當和農業勞動力轉移加速度有關。這里也許需要解釋。發展經濟學家通常認為資本積累是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前提。我們假設這樣的前提已經得到滿足並把注意力集中在資本積累和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持續過程中，我們就會發現資本積累多了，農業勞動力轉移便可能加快；資本積累少了，轉移便放慢；而「加快」或「放慢」便是轉移的加速度問題，因此，從瞬時的角度觀察，資本積累變化的重要性不在於它和轉移速度的關系，而在於它和轉移加速度的關系。
根據資本積累和轉移加速度的關系，資本積累可能成為某種「政策變數」，社會或政府可以利用它來改變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並達到自己所希望的「最優」速度。不過，這里立即牽涉到資本積累或投資的需求與供給兩個方面。對農業勞動力轉移最優或最希望速度的要求會引出對投資的需求。投資的供給來源於儲蓄，後者則取決於消費者的收入和消費者在現時與未來之間分配其收入的「時間偏好」。因此，這里我們會遇到消費者時際選擇和資本市場的問題，也就必須處理利率的決定問題。但這里的一個嚴重困難是對時間偏好的處理。非農化轉型同時是人類各個個體的時間偏好變化的過程。我們很難為整個非農化過程設定一個不變的時間偏好。最後，在社會或者政府希望達到某種最優或最希望速度的時候，儲蓄還取決於社會或政府對儲蓄的動員能力，取決於各種從農業社會承續下來的影響儲蓄的制度，例如中國的戶籍制度，印度的種姓制度等。
第九個問題：農產品和非農產品相對價格與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關系
為了研究非農化轉型，我們需要把經濟分成農業和非農業兩個部門。兩個部門的區別等價於兩類產品的區別。兩類產品存在相對價格。下面我所講的相對價格指的是以非農業產品為價值標準的農產品的相對價格。若資本的部門配置給定，勞動力在農業和非農部門的轉移或重新配置將直接影響農業和非農產品的供給。給定這兩類產品的需求結構，供給的變化將造成相對價格變化。所以，農產品相對價格變化應當和農業勞動力轉移有關。另一方面，農業勞動力轉移讓一部分人從農業轉移到非農業，他們的收入和需求結構將相應變化，整個社會的收入和需求結構也將變化，所以，農業勞動力轉移還會從需求面影響相對價格。對這個問題的理論研究也許不那麼困難。困難在於實證檢驗。這是因為農產品供給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氣候、疾病等自然因素的作用很大，防範價格波動的庫存變化以及國際間的農產品貿易都會顯著影響一國的農產品相對價格。

第十個問題：為什麼農產品相對價格以上升趨勢為主
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把農業勞動力均衡轉移定義為讓農產品相對價格不變的轉移。這個定義當然值得討論。不過，根據我的定義，如果農業勞動力轉移保持不斷的均衡，農產品相對價格在非農化過程中便比較穩定。這個推論不排除短期內農產品相對價格大幅度波動，因為短期內農業勞動力轉移完全可能失衡。然而，就我的了解，至少在非農化過程的前半個階段，農產品相對價格更多地是上升。注意這前半個階段大約就是100年的時間，因此不能被視為短期。根據我的定義，農產品相對價格上升意味著農業勞動力轉移量超過了均衡量，即農業勞動力轉移在長期中並不均衡。這樣，第一，我們不再能用「長期中會均衡」的說法來證明均衡研究的合理性；第二，社會選擇了一條不均衡的農業勞動力轉移途徑，同時，農產品相對價格上升又維持在社會可以接受的范圍內。這里又一次牽涉到「最優」和「均衡」的問題。不過，在這里，研究者首先要做的是澄清迄今為止的非農化歷史題。
第十一個問題：農產品相對價格和通貨膨脹的關系
在兩個小時之前的另一場報告中，我解釋了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的計算公式。它可以表述如下：
CPI增長率=非食品價格增長率
+(1+非食品價格增長率)*食品權重*食品相對價格增長率
在這個公式中，非食品是價值標准商品，相對價格指的是食品相對價格。在貨幣經濟中，非食品的貨幣價格會變化。若食品權重穩定，CPI變化將取決於非食品貨幣價格變化和食品相對價格變化。非食品貨幣價格變化由貨幣變數決定，食品相對價格變化則由實體經濟變數決定。因此，上述公式表明CPI變化由貨幣領域和實體領域的變數共同決定。
假定貨幣變化對所有商品的影響相同，則非食品貨幣價格增長率=非農產品貨幣價格增長率。影響食品相對價格的因素很多，但農產品相對價格是個基本因素，我們可以把食品相對價格表示為農產品相對價格的函數。我在這里簡單地用農產品相對價格代替食品相對價格，因此CPI增長率公式可以改寫為
CPI增長率=非農產品貨幣價格增長率
+(1+非農產品貨幣價格增長率)*食品權重*農產品相對價格增長率
這個公式把CPI變化與農產品相對價格變化聯系在一起。由於農產品相對價格變化受著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影響，所以我們發現CPI變化和農業勞動力轉移存在著某種聯系。
CPI是許多國家使用的通貨膨脹度量指標。保持CPI的穩定是那些國家的政策目標之一。上面的公式說明，只要非農產品貨幣價格和農產品相對價格在特定程度上反方向變化，CPI就可能在它們兩者變化的同時保持穩定。就此而言，經濟學關於相對價格不影響價格總水平的常識是成立的。但非農產品貨幣價格和農產品相對價格常常不能反方向變化、更難以在特定程度上反方向變化，所以，農產品相對價格有可能影響CPI。我們考慮農業勞動力轉移不均衡尤其轉移過快的情形。轉移速度過快導致農產品相對價格上升，其增長率為正數。為了保持CPI 穩定，非農產品價格增長率必須為負數且不大於一特定負數。然而，在農產品相對價格上升的同時發生的非農產品價格下降將導致非農部門利潤減少、生產困難，非農部門將放慢增長，整體經濟將走弱甚至衰退。
此時，貨幣當局為了維持經濟增長，可能不得不超發貨幣以避免非農產品貨幣價格下降，至少避免其下降到CPI穩定所需要的程度。但如此一來，CPI就會上升，經濟將出現CPI通貨膨脹。如果貨幣當局超發的貨幣甚至使得非農產品價格提高，經濟就將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
農業勞動力轉移和通貨膨脹的聯系意味著農業勞動力轉移和短期經濟波動有關，因此農業勞動力轉移具有短期宏觀經濟學意義。不過，這里需要做大量的理論和實證工作。由於這個問題貼近於中國和世界許多國家的現實，我預期對它的研究會受到特別的重視。
第十二個問題：農業勞動力轉移和失業的關系
非農化過程從一開始就和顯性失業聯系在一起。在一定意義上，非農化本身可能便是顯性失業的原因。農勞比的降低和失業率的提高也許有一定因果或相關關系。在非農化過程後期，失業變化對經濟增長和經濟波動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農業勞動力轉移。在失業和農業勞動力轉移關繫上，眾所周知的托達羅模型把農業勞動力轉移類比於西方社會的已婚婦女就業：失業多了，轉移就少；失業少了，轉移就多，農業勞動力轉移成為失業的函數，所以，農業勞動力轉移和總體經濟的關系是通過失業這個中介變數實現的。如果在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大框架內考慮失業，由於農業勞動力轉移直接和總體經濟關聯，失業變數將被邊緣化。失業會減少勞動供給，但它對經濟尤其非農部門的勞動供給影響可能不大。顯然，這里需要謹慎的分析。失業和農業勞動力轉移是兩個互相競爭的勞動市場變數。它們的相對重要性應當取決於它們的數量對比。失業已經被作為一個核心變數引入短期宏觀經濟學分析。農業勞動力轉移尚沒有完全被引入一般經濟分析。把農業勞動力轉移作為經濟增長和波動的核心變數的研究應當產生一套新的短期宏觀經濟學分析。這套分析目前還不存在。同時，即使這套分析成型了，它依然需要用某種方式把失業引入其中。在這里，經濟學家顯然有很多工作可做。

Ⅱ 中國早期經濟近代化與西方的不同及原因

西方的經濟近代化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有最開始的中世紀庄園孕育之下產生了中世紀城市的復興和發展，城市的發展又逐步的推動著各種工商業的發展，慢慢的孕育出資本主義的萌芽，後來新航路的開辟擴大了他們的商品市場，市場需求增大，促使生產工具的改進，這樣就發生了第一次工業革命，早起的工業主要集中在輕工業，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蒸汽機的利用，重工業也逐步的發展，到二次工業革命的時候，重工業成為工業的主角，這樣逐漸的資本積累，金融資本家的地位逐步的增強，發展成為今天這種金融資本家掌控市場的局面。西方的經濟近代化可以說是一個逐步成長，層層累積的，沒有跨越性，市場起著主導作用。
而中國的經濟近代化可以說是畸形發展的。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中國的經濟近代化是被迫發展的，鴉片戰爭之後，國門被打開，外國近代工業產品大量的流入中國，逐步形成了中國近代的商品市場。而此時的中國還沒有形成近代工業的生產局面。中國的近代經濟局面是市場早於生產而形成的，這是它畸形的原因之一。此外，中國的經濟近代化是跨越式發展的，它不是由輕工業到重工業這樣一層層的發展，而是首先開始於清政府的洋務運動，首先是軍工工業，之後慢慢的發展出來有一定規模的民用工業，；但是由於沒有資本的原始積累，中國的近代工業規模都比較小，而且普及范圍也比較小，集中在沿海地區；此外中國經濟近代化受到的壓力也比較多，一方面是國內動盪的局勢，再有就是國外資本、工廠、產品的擠壓，可以說中國的經濟近代化是在夾縫中發展的。直到新中國建立之後，由於國內外的局勢，我們處於一種被隔絕的地步，這一方面不利於我們與外界接觸，但是另一方面又給我提供了一個獨立發展工業體系的機會，可以說是各有利弊吧，在建國初期，由於體制的原因，中國的工業都是公有制的，而且側重於重工業，這樣逐漸的形成了中國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改革開放以後，隨著非公有體制的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工商業者也開始了資本的積累，到現在為止，可以說中國的工商業者也逐步完成了資本的積累，市場經濟體制也逐步的完善。總的來說中國的經濟近代化發展模式是比較畸形的，秩序比較雜亂，而且政府在其中起著支柱作用，市場因素是後期才逐步的起到重要作用。

Ⅲ 楊紅偉的主要成果

1.《社會動員與新中國建立初期青海牧區政治現代化的開啟——以澤庫縣證券建設為例》，楊紅偉、馬歡，《青海社會科學》2013年第2期
2.沙溝總管設置於清代循化廳所轄藏區族群政策，《史學月刊》2012年第12期（人大報刊復印資料《明清史》2013年第2期全文轉摘）
3.藏族族源傳說的佛教化及其宗教化意義，《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7期
4.工合運動與抗戰時期中國西北慈善事業，《周口師范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
5.拉卜楞寺與清政府關系綜論，《江漢論壇》2012年第4期
6.1940年代天水水土保持實驗區述論，《水土保持研究》2011年6期
7.法尊與民國時期藏密在漢地的傳播，《法音》2011年第9期
8.建國初期青海牧區的縣政建設，《西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
9.抗戰時期文化民族主義對少數民族群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啟示，楊紅偉、儲競爭，《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10.明清時期西北地區荒漠化的形成機制研究，《學術研究》2010年第6期
11.沖擊與反彈：基督教與藏傳佛教的早期遭遇，《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
12.抗戰時期甘肅農家經濟研究，《甘肅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
13.簡論晚清循化藏區的部落沖突及其演變，《中國藏學》2009年第4期
14.從經世思潮到抗戰時期西北開發思潮，載《趙儷生先生紀念文集》，甘肅民族出版社，2009年
15.工業化理論的新譜系：評《半工業化——近代中國鄉村手工業的發展與社會變遷》，載章開沅主編《近代史學刊》，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
16.簡論晚清循化藏區的權力運作機制，《江漢論壇》2008年第6期（人大復印資料2008年第10期）
17.制度變遷與路徑選擇：再論張謇君主立憲思想，《甘肅社會科學》2008年第5期
18.近代甘肅「留學教育」研究，載張克非、王勁主編《西北近代社會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
19.20世紀上半葉甘肅金融現代化進程平議——基於制度變遷的考察（上），《甘肅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
20.論抗戰時期西北開發思朝形成的表現，《新疆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
21.試析1883年拉卜楞火燒王府案背後的權力之爭，載劉光華主編《谷苞先生90華誕紀念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7年
22.救亡圖存：近代西北開發思想的價值核心——兼與楊才林同志商榷，《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
23.抗戰時期西北工業化思想述論，《史學月刊》2006年第1期
24.近代留學生創辦的報刊略論，《鄖陽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年第1期
25.略論國家行為與西北環境的歷史變遷，《中國社會史評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與南開大學王玉茹教授合作）
26.漢唐明時期中原王朝在西北的邊防設置述要——兼論西北開發的重要意義，《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
27.論西北在中國邊防與國家安全史上的地位與作用，《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
28.論歷史上農業開發對西北環境的破壞及其影響，《甘肅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
29.試論秦漢時期中國西部經濟的地位與作用，《甘肅社會科學》2003年第4期
30.試論西部經濟在隋唐時期的地位與作用，《文山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年第3期
31.顧頡剛與甘肅教育，《蘭州教育學院學報》2003年第2期
32.論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西北地區的農業開發，《甘肅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
33.《當代中國與世界》之「緒論」、「第12章」，3萬余字，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年
34.近代甘肅的「留學生」及其對地方經濟的影響，《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6期（被人大復印資料轉載）
35.兩晉之際流民對河西發展的影響，《甘肅社會科學》1999年第6期
36.「留學生」與近代甘肅文教事業，《蘭州教育學院學報》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