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蔡教授
㈠ 蔡元培先生，為什麼能成為最成功的大學校長
蔡元培先生為什麼能成為最成功的大學校長？
世界上和北大水平相當甚至超過北大的學校為數不少，但是沒有哪所大學能夠像北大一樣與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如此息息相關。以一所學校對一個國家產生如此之影響，連耶魯、哈佛、劍橋等大學都不能相比。能夠成功地塑造這樣一所學校，不是教育家，是什麼？
但是，眾人在談論蔡元培的教育成就之時，很少有人提及蔡元培作為教育家的基礎。追憶蔡先生，紀念蔡先生，首先要還原蔡先生。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紹興人，光緒十五年(1889)舉人，十六年會試貢士，未殿試。十八年補殿試，為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補翰林院編修。甲午戰爭後，開始接觸西學，同情維新。士——這是晚清危局中蔡元培的身份，也是蔡元培的底色，之後雖經德國游學而未改變。同情維新——則是蔡元培的政治起點。
蔡元培之成為教育家早有夙緣：光緒二十年晉階翰林，在世俗看來是通往錦綉前程的天梯，而對於蔡元培來講則是他告別仕途的月台。在北京愈久，蔡元培就愈感覺到大清王朝沒有希望，隨著往昔熱心維新的朋友風流雲散，蔡元培對於維新的同情轉為失望。1898年9月，蔡元培結束了四年半無味的翰林生涯回到家鄉紹興，絕意於官場。回鄉後，蔡元培投身的第一個領域便是教育。
當時，蔡元培的故交徐樹蘭剛剛創辦中西學校不久，蔡一回鄉，便被故交延請為校長。中西學堂在當時是一所頗為新潮的學校，與北大淵源也甚為深厚：後來曾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和北大地質學教授王季烈就是當時中西學堂的學生。不過，徐之所以延請蔡元培，除了故交這一因素之外，蔡元培的翰林身份也相當重要。之所以下這樣的判斷，是因為中西學堂雖然是一所新潮學校，其中的新舊之爭卻很強烈。
蔡元培就是因為在新舊之爭中支持新派而和徐樹新發生矛盾憤而辭職。舊翰林卻是新風潮的代表人物，徐樹新選擇蔡元培算是看走了眼，但是對於蔡元培來說，卻因為這一段的經歷，切切實實地走上了教育之路。之後的1901年，出任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的特班總教習；1902年，又和同仁一道籌辦中國教育會、創辦愛國女校並擔任會長和校長之職。
之後的日子裡，蔡元培並沒有太多的精力放在教育領域，當時革命風潮四起，蔡元培也脫下儒衣，搖身一變而成為老牌革命黨。我以為，老牌革命黨的資歷，是蔡元培之後能夠對北大產生如此之大的影響的最重要的原因。
㈡ 蔡元培的北大就職演講對現今社會的學生有怎樣的啟示意義
蔡元培的北大就職演講對現會社會的學生很有啟發，在名校北大，這個高等學府中，人才輩出，潛心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將來為祖國貢獻出自己的畢生精力
㈢ 蔡洪濱的人物介紹
蔡洪濱老師祖籍江西新余，在江西景德鎮長大，出身於工科世家，父母都是昌河汽車的工程師 。人們常說，國企是個小社會，因此在國企成長的孩子接觸社會也比較早。他從國企的子弟小學讀到子弟中學，這樣的環境也確實讓他比同齡人更早地成熟起來。
1984 年，蔡洪濱以優異成績高中畢業，就讀於武漢大學數學系。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正是中國經濟改革剛剛起步且紅火一時的時候，關於改革的各種流派、思潮和爭論很多，武漢大學學風也非常自由。得益於這樣的大環境和小氛圍，蔡洪濱對社會經濟現象和觀點產生濃厚興趣，業余時間看了不少社會科學方面的書，到後來便開始自學一些經濟學教材，大學畢業前他做出了一個決定——報考北京大學，報考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的研究生。
經過自己的努力，1988年，蔡洪濱如願以償，他考上了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系國民經濟管理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在厲以寧、秦宛順等老師的指導下學習宏觀經濟運行理論。這以後，北大嚴謹而自由的學風、老師們淵博的學問和對經濟學理論的細致講解，尤其是厲以寧老師針對當時中國改革存在問題的分析和探討，給他在學識和思想上以強烈的震撼。
北大的求學經歷對蔡洪濱的人生道路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使他感受到經濟學的魅力，他慢慢學會了理解經濟現象背後的原理，也逐漸對一些學術問題進行深入思索。研究生二年級時，系裡選拔他參加中美福特經濟學培訓班，於是他有機會到了復旦大學，參加現代經濟學的高強度培訓。
之後的1991年，蔡洪濱遠赴美國留學，1992 年進入斯坦福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他在這里遇到的老師和同學，讓他知道什麼叫做「天外有天」，他直言沒有想到世界上會有這么聰明和勤奮的一群人，而且自己一下子可以接觸到世界上最前沿的經濟學研究，這些都讓他興奮不已。而他也在這樣的過程中，最終確立了終身做研究的志向，因為做研究其實是最有挑戰和最有趣的一件事，總要創造最新的東西極大激發了他的好奇心。他解釋說，做研究總是試圖把前人還沒有解決的問題弄清楚，並且同時有這么多絕頂聰明的人都在研究這些問題，雖然過程很辛苦，一旦做出成果來，就好像藝術家創造出了新的作品一樣，那時的成就感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
1997 年，在獲得了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後，蔡洪濱前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系任助理教授之職，先後獲得青年教師發展獎、經濟系優秀教學獎，其中在2000 年至 2001 年之間，還曾任耶魯大學經濟系訪問助理教授。2005 年，蔡老師應邀正式回到北京大學，在光華管理學院任教，並於一年後擔任應用經濟學系系主任。2005年7月，他調任院長助理，分管教員引進，及本科、碩士、博士項目和學科建設等；8 月，根據學院安排，他不再擔任應用經濟學系系主任職務。
昔日光華的優秀學子成為了今日光華的知名教授及教學、科研管理的帶頭人。 蔡洪濱老師長期致力於博弈論、企業理論、公司金融和新政治經濟學等領域的研究，研究興趣非常廣泛。他的研究成果在理論上有很多創新，得到了國際同行的認可。他已在國際頂尖經濟和金融學術刊物，如「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金融經濟學期刊」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等刊物上發表了十餘篇文章。 蔡老師還為三十多 家學術期刊（包括AER、JPE、QJE 等世界公認的經濟學頂尖 學術期刊）及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加拿大社會人文研究委員會和香港研究資助委員會作匿名審稿人。他對經濟學研究持續的投入，正體現出一名學者對追求知識的熱情和執著。
讓我們來看看蔡老師的研究中與中國有密切關系的領域——新政治經濟學吧。他與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系的學術新星Daniel Treisman 合作，重點研究政府集權和分權對各級政府行為及經濟增長的影響，挑戰了該領域的流行觀點。一直以來學者們都認為，分權能夠促進下級政府之間的競爭，從而提高效率。而蔡老師及其合作者則用理論模型說明，只有當各個下級政府是均等時，分權才能帶來效率的提高；否則分權反而會造成效率的損失，加劇各地區間原有的不平衡。這一結論的含義是，競爭對地方政府會有激勵，但是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即地方政府之間的出發點必須是平等的。
通俗地講，當兩個競爭者在賽跑時，如果起跑線是一樣的，並且兩者之間實力相差不大，競爭者才有足夠的動力來爭奪比賽的勝利；這也是制度設立者最希望看到的結果。但是，如果競爭者之間起跑線是不一樣的，例如，讓西部城市與上海一起競爭，那麼就起不到激勵作用；因為上海本身就比西部城市發達，不用努力也要比這些西部城市做得好，而西部城市再怎麼努力，短期內也很難追得上。這樣的競爭態勢就達不到預期的激勵競爭的效果。尤其在中國，由於許多地方的發展本來就不平衡，如果政府過分分權，不僅不能起到激勵的作用，還會加劇地方之間的不平等。這樣一來，發達的省市利用原有的優勢就會越來越發達，落後的地區由於沒有競爭動力就會越來越落後，即富者更富，窮者更窮，貧富差距會更大。
此外，蔡老師及其合作者還研究了分權與投資環境、中國經濟改革成功與分權的關系等。國際理論界對於蔡老師及其合作者在該領域的研究給予了積極的評價，他們「很高興地看到了更有說服力的新觀點的出現」。 蔡洪濱老師之所以回國，主要是希望把經濟學前沿理論與中國經濟實踐相結合，努力做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國學問。蔡老師認為，這是個非常高的目標，需要一大批經濟學研究者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地做。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市場機制改革的深化，我們所面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選擇越來越復雜，對經濟學研究和相關政策分析的要求大大提高。蔡老師指出，由於資源稟賦、歷史文化、人口結構、經濟發展階段和制度背景等因素的影響，中國的經濟問題往往體現出顯著的特殊性，不能照搬現有理論。但是，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中國的很多社會經濟問題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也有類似的情況。因此，基於我國實際情況而得出的一些新的理論成果、新的思想和新的發現，在全世界都會有其意義。由於這種共性，對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應能極大豐富經濟學的內容。所以，做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國學問，既有很強的現實性，也越來越具有可行性。
關於做學問的心得，蔡老師給我們區分了國內外做研究的區別。在他看來，與國內不同，國外的研究是細致的分工下非常專業化的工作。具體原因包括：
第一，國外的數據很多，並且分工很詳細，有專門的人員和機構負責收集、分析與總結數據和事實。這些基本的素材為進一步的理論研究提供了方便。國內則由於各種原因，缺少對數據和基本事實的歸納與系統總結。
第二，國外的情況比較簡單，一項政策或者一個數據的意義比較直觀，只要描述清楚，就很容易被理解；但是，中國的情況復雜許多。一項政策出台後，執行起來可能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另外，中國的數據背後有自己的故事，包括這個數據是怎麼得來的，填數據的人當時是什麼想法等等。如果對這些政策或者數據的背景不了解，而只是將數據進行簡單的分析並機械地得出結論，那麼對事實的掌握就會出現偏差。
因此，蔡老師認為，在中國做研究，就必須對中國的經濟問題有自己的見解，對中國的社會、經濟和制度等深層次的方面有很好的把握和判斷。這是從國外回來的年輕學者需要向老一輩和回國比較久的學者學習的地方。例如，像厲以寧老師、張維迎老師和鄒恆甫等學者對中國經濟的發展都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這就得益於他們平時大量地接觸中國社會和經濟的實際。通過到各地考察，與社會不同層面的人交流，再加上他們自身的接收能力和判斷能力，他們能感覺到和把握住哪些問題比較重要和新穎，可以繼續深入地研究下去，最後再藉助恰當的研究工具去分析，在此基礎上才不斷出現有創新性的成果。
那麼在中國要怎麼做才能創造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學問呢？蔡老師認為，我們必須立足國內，放眼世界，努力使用現代的、嚴謹的研究方法，包括理論上和實證上的方法，扎扎實實地研究中國問題。所做的研究不僅要具有國際水準，研究成果也能對中國的政策分析和公眾的討論有所幫助。
為了達到這樣的要求，蔡洪濱老師領導建立了北京大學莫里斯經濟政策研究所，集中了國內一些最出色的研究學者、國際經濟學界最出色的華人學者，以及對中國問題感興趣的國外頂級學者。蔡老師希望研究所能夠採用現代的研究方法，從實證角度深入地分析我國的經濟政策問題。他們的目標是：扎扎實實地做好中國問題的研究，一方面希望研究成果能夠在國際頂尖雜志上得到發表，得到國際學術界的認可；另一方面希望一些基於理論和實踐的有針對性的研究，能夠對國內有關政策的制定提出有益的參考意見或者產生積極影響。 光華的應用經濟學系規模並不大，建系歷史也不算悠久。 然而光華管理學院重視應用經濟學研究的傳統，甚至可以追溯到學院正式成立之前。早在1985 年北京大學成立經濟管理系時，就由厲以寧老師出任系主任，致力於對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的研究。如今的光華管理學院正是在當初的經濟管理系和管理科學中心的基礎上成立的。多年以來，在厲以寧、鄒恆甫、秦宛順、朱善利、張維迎等老師的建設下，光華應用經濟學系形成了濃郁的研究氛圍，積累起雄厚的研究實力，並取得了一系列廣為重視的研究成果。新一代的年輕學者，包括許多從國外名校畢業的博士，也在加入光華應用經濟學系後很快成長，逐漸嶄露頭角。
近一年多的時間里，應用經濟學系又在原有基礎上取得了矚目的進步。首先是發表論文的數量和質量。上一學年，應用經濟學系共有四位老師在國際A 類刊物上發表論文，也屢屢見諸國內核心期刊。更為可喜的是，系裡的年輕教員以及研究生取得了相當突出的成績，這也正是光華應用經濟學系蓬勃發展的佐證。蔡老師說，這樣的進步與應用經濟學系對學術研究的強調密不可分，也是全系師生共同努力的結果。
其次是每周二的學術研討會。蔡老師認為，以國外的研究經驗而言，高質量的學術研討會以及學術講座不僅能保障良好的研究氛圍，也能促進師生與國際學術界的溝通與合作。因此，應用經濟學系在過去的一年裡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研討會制度，定期邀請相關領域內較為活躍的學者來光華展示研究成果。參加研討會的師生與演講者充分交流，雙方都能從自由討論中受益。同時系裡還會安排年輕教員及學生與國際知名學者進行正式或非正式的會面。蔡老師希望這方面的舉措能為年輕教員和 學生提供參與國際頂級研究的機會，最終增強應用經濟學系的研究力量。
再者就是研究生教學培養計劃的調整，課程設置在廣度和難度上更加貼合國際標准，研究生不僅相互之間更為積極地討論，與老師的合作也越來越廣泛和深入。提到研究生自發組織的好幾個討論班時，蔡老師說，研究生在現階段體現出的這種對於研究的熱情和自主性，正是他們將來進一步出國深造、或是在國內高校和相關機構任教研究的基礎。
作為新任院長助理的蔡洪濱老師，主要負責教員引進、學科建設和本、碩、博項目管理。他希望能在未來幾年的時間內，通過引進高水平研究人才、鼓勵研究和加強管理等多種手段，提升光華的總體研究能力。蔡老師還介紹說，由於經濟學在培養分析能力方面的卓有成效，學院將加強本科教學中的經濟學教育，並爭取在下一年落實經濟學與金融學相結合的本科項目。而同時還作為應用經濟學系教授的蔡洪濱老師，將繼續投入到他所熱愛的經濟學研究中去。剛剛卸下系主任擔子的他相信，應用經濟學系將在新一任系主任龔六堂老師的帶領下，一致努力，取得更大的發展。
㈣ 蔡元培對北大的感情是怎樣的
許多人都覺得「北大精神」到今天依然存在，但到底什麼是「北大精神」，
實在難以界定。可是，說蔡元培的胸襟與領導作風是「北大精神」眾多因素中的核
心，一點也不誇張。如果你我都承認北京大學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扮演了一個獨
特的重要角色，那麼，蔡元培使北大成為一所偉大的學府，他的成就顯然是無出
其右的。其實，蔡元培和五四北大的種種話題那麼引人注目，以至已經超出了純粹
學術研究的范圍，走進傳說及神話的領域了。自然，並不是所有歷史要人都受到像
我們今天這樣的紀念的；這種盛事為傳說而設，也是傳說賴以流傳不滅的原因。
要寫像蔡元培這樣一個超凡入聖的人物殊非易事，因為難於在真實的歷史人物本
身和傳說對歷史事實的渲染之間持平。兩者都屬於歷史，都不可偏廢。
我想從一個簡單但又常被忽視的觀點說起：時勢造英雄。蔡元培的偉大不光
是他自身的條件造成的，而是環境的因素造就了他的角色。蔡元培本人也承認這
一點。在一九二九年的《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刊》序中，他糾正了北大同人以為
他們的大學乃天之驕子的自滿，並提醒他們，在五四運動期間，北大是中國惟一的
國立大學，故而影響必大。換言之，蔡元培明白，北大在五四時期之所以舉足輕
重，泰半是由於該校顯要的地位使校內的一舉一動都必然備受注意。它是當時惟
一的國立大學，而且位居首都——雖然這並不能保證北大一定優良，但那裡發生的
事總是惹人注目的。
當一九一六年孫中山鼓勵蔡元培接受北大的聘請時，他相信蔡元培可以利用
這個講壇去影響國事。蔡元培似乎也意識到，這所最高學府就像個揚聲器，誰通過
它說話，它就能把誰的聲音放大。乎從一開始，蔡元培晉身北大就多少懷有政治目
的。這並不是說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是為了從政——這種想法是他所不屑的——而
是說，他清楚了解教育和文化領域是權力之所在。一般認為新文化運動主要是關
於文化的，但很明顯，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已經意識到，文化權威是建築政治權威
的眾多基礎之一，因此政治文化比表面上的政界更值得注意。蔡元培清楚地認識到
這一點，於是尋求以教育和文化領域中的權力來影響國計。
蔡元培了解到教育和政治是息息相關的，但他仍然相信，知識分子需要開辟自
己的領地去發揮影響力。他尋求把知識分子從長期對國家的依賴中解放出來，好
讓他們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發展為知識而知識的能力，而不單是為了順應當權
者的政治需要。因此，他在北大的首要之務就是要創造高瞻遠矚的眼光，切斷學
生心目中大學文憑和國家俸祿的等同關系。在一九一七年一月著名的《就任北京大
學校長之演說》中，蔡元培尋求消弭遺留在學生和教授意識中的科舉心態，給與
他們新的大學觀：
諸君來此求學，……必先知大學之性質。今人肄業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
勢所必然。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
，以求學於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
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也。……果欲達其做官發財之目的，
則北京不少專門學校，入法科者盡可肄業法律學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業學校，
又何必來此大學？
蔡元培的這番話是要表明，他對北大眾人寄予厚望。他認為，如果他們有領導
社會的道義，他們就必須出類拔萃。
一年之後，蔡元培在北大成立進德會以提倡正直的德行。他又一次表示，他
期望知識分子成為社會棟梁。要加入進德會的師生須戒酒、戒賭、戒嫖。蔡元培
甚至要求會員不做官吏、不做議員。大學同人若要做社會領袖和模範，就不能向狹
隘的政治利益妥協；他們要做勇敢的人，在社會墮落、政治腐敗的濁世中伸張正
義。蔡元培說：
往昔昏濁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與敝俗奮斗，如東漢之黨人，南宋之道
學，明季之東林。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而今則眾濁獨清之士，亦且踽踽獨行，不
敢集同志以矯末俗，洵千古未有之現象也。
蔡元培試圖藉著前人的榜樣在北大創造一種使命感，勉勵師生以繼承知識分子
獨立思考的傳統為己任，面對挑戰永不退縮。蔡校長刻意把北大與敢於反抗的精
英傳統聯系起來，把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信念灌輸到北大師生的頭腦中。蔡元培對
知識分子作為領袖和道德模範的強調，是與儒家的觀點一致的。不難看出，蔡元培
在努力塑造現代知識分子的形象時，他一些最重要的想法是從中國歷史的倉庫中
借來的。
盡管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多種多樣，而且涉及校園生活的各方面，然而，沒
有一條政策的影響力比得上他那奉為金科玉律的基本哲學精神，那就是開明的頭腦
，求知的誠意，以及批判的思維。這精神可以用「兼容並包」或「兼收並蓄」來概
括。蔡元培的哲學取向基本上具有世界主義的特質，反映出他相信各家思想都有
其可取之處，具有真知灼見的思想家不會去遏止其他聲音，而會去鼓勵各種方向的
學術探究，從而豐富自己的資源。蔡元培對這種取向的強烈信念與他對理學正宗的
憎惡是一致的。他是在清朝最後的數十年間，在理學的薰陶下長大的，因此認為
僵化的理學正宗是造成中國百年來陷於列強圍困的主要原因。
正是清朝固執、陳舊、封閉的學術體系使蔡元培反感、焦躁，導致他在二十
世紀初年採納了革命政治，而後旅歐尋找新思想和革命的沃土。毫無疑問，他在德
、法大學校園內所度過的歲月，特別是德國教育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教
育哲學，對他在這些問題上的想法有過很大的影響。當然，也不可抹煞蔡元培本
身深厚的中國古史知識，以及他從百家爭鳴時代之中獲得的學術活力。在其思想核
心處，蔡元培深以為國家干預國民的學習生活是錯誤的，把對理念的思考和討論定
為政治罪也是錯誤的。蔡元培在一九一二年任教育總長時已經把這一點說得很清楚
：
教育有二大別：曰隸屬於政治者；曰超軼乎政治者。專制時代(兼立憲而含專
制性質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針以標准教育，常為純粹之隸屬政治者。共和
時代，教育家得立於人民之地位以定標准，乃得有超軼政治之教育。
蔡元培認為，學術生活的政治化，尤其是在北大這種與官方文化緊密聯系的機
構，已導致精神生活完全呆滯，妨礙國民進步。為確保政府不幹涉校務，蔡元培
在北大掌舵之後即制定一套學術自治政策。他仿效在歐洲時考察過的一些大學，
建立大學評議會，成員由同事互選，並在各系開設教授會。這些體制負責起北大最
重要的決策，維護知識分子自理的權利，使其免受政客外行的干擾和截然不同的利
益所左右。
這些基本信念——相信大學是特區，相信知識分子領導社會責無旁貸，相信
所有思想都應受到尊重並得到表達的機會——指引著蔡元培動手改革北大。蔡元培
促進學術多元化的顯例見於他的招聘政策。一個教授只要才能出眾，蔡元培就願
意僱用，並不取決於政治或經驗的測試。一個人不必信奉任何政治思想、贊成某
家學說或年屆幾許，只要學有所長便在招聘之列。因此，北大既有陳獨秀，又有辜
鴻銘，既有錢玄同，也有黃侃。用人而容許這樣不同的學術和政治傾向並存，可
見蔡元培胸襟廣闊。這意味著他不把真理定於一尊，而且明白，兩個持相反的觀點
的人，在教學上都能使學生有所得益。
蔡元培相信，通過對同一問題不同觀點的比較、對照，學生既會在學術上增
強信心，也可獲得知識。在這種信念支持下，蔡校長很尊重學生的辨識能力，同
時他也懂得，學生要在學術上成熟，首先得接受學術的挑戰。蔡元培就像父親一
樣，既悉心引導自己的孩子，但又不剝奪他們自己去嘗試，去犯錯的自由。他鼓勵
北大學生好好把握自己的學習機會，依靠自己去求得思想解放。在實際行動中，蔡
校長大力支持學生的課外活動組織。五四運動前後年間，北大成立了形形色色的
學生社團，例如新潮社、國民社、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學生儲蓄銀行、畫法研究會
、書法研究會、靜坐會、哲學研究會等等。
當然，蔡元培的改革措施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根除所有師生的陋習。即使在他到
任之後，許多師生依舊尋歡作樂，賭博、嫖妓、曠課——這些使北大的聲譽在辛亥
革命後最初幾年嚴重受損的行為仍在持續。這只要翻翻當時的《北京大學日刊》，
便可一目瞭然。然而重要的是，蔡元培致力在北大營造一種開明、活躍的學術氛圍
，成功地使一小部分人投身於北大有史以來最嚴謹的生活之中。五四運動前後，北
大是全國最生氣勃勃的機構，是新文化運動的知識能源。源自北大的新思想和參
與感，以及相信中國青年既有權利也有義務發表意見的信念，對一個從來都是厚古
薄今、重傳統輕革新的社會來說，無疑是一大革命。從一九一七年到二十年代初，
蔡元培把北大驚人的能量釋放出來，宛如在一潭死水中發現了生命的奧秘。
不難想像，蔡元培在這所最高學府中培育的新氣象引起了政治、文化保守分子
的反對。這些人當然不願意支持新的思維方法或新的文化權威。一九一九年冬，面
對林紓等守舊分子以及與安福系結盟的政治反動派的攻擊，蔡元培義正辭嚴地維護
了北大的各種革新實驗。他的帶頭作用也激勵了其他人站出來擁護學術開放。蔡
元培來北大前已認識到，教育和文化具有其獨立的權力根源，因此他敢於直面對
他本人及其學校的恫嚇。由此也可看出，教育家的角色是可以多麼的政治化。這並
不是說蔡元培想挑起類似一九一九年那種與軍閥政府的對抗。事實上，學生在五
月四日上街遊行之前，蔡校長就已經千方百計地阻止他們；事件發生後，他也一
再力勸他們停止抗議，回校復課。示威行動數月後，蔡元培在致北大及全國學生的
信中這樣寫道：
吾國人口號四萬萬，……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幾，得受純粹科學教育者，
萬分之幾。……諸君之責任，何等重大。今乃為參加大多數國民政治運動之故，而
絕對犧牲之乎？
雖然蔡元培過去從未對政治積極性與學習的關系闡述得如此明確，但他顯然相
信二者之間應涇渭分明，而學生的愛國熱忱已越雷池。然而，我卻認為，蔡元培
就任校長以來，在這個問題上，一直向北大全體學生傳遞著復雜的信息。通過鼓勵
學生獨立思考並在社會上擔當領導角色，蔡元培實際上為一九一九年爆發的五四
運動鋪了路。
蔡元培在北大任職的後期，確實一直未能解決學校如何既在文化和教育領域
行使權力，而又不積極參與政治斗爭這一棘手的問題。他認為，政治斗爭只會干
擾學校貫徹其學術研究的宗旨。蔡元培於一九一七年接受北大校長一職，是因為
他知道，這所最高學府會為他提供一個獨特的講壇去影響國事。然而，他沒有預
見到其他人也同樣會看中北大這一位置所能產生的威力，而利用它來別有所圖。蔡
元培相信權力可以通過文化來行使，而直接的政治行動也可以盡量避免，這想法
在當時的情況下未免過於謹小慎微。二十年代的中國，政治與社會形勢都很危急，
難怪北大的學生不滿足於閉門造車，空談救國，也難怪五四運動以後北大變得越來
越政治化。教育與文化直接導致學生參與政治，而蔡元培對此卻束手無策。
這種情況自然使蔡元培感到沮喪；二十年代各路軍閥在首都的倒行逆施也使
他不滿。實際上，整個二十年代，他與北京顯然聚少離多。一九二一年的一大段
時間他都不在北京，一九二二年末又再度離京，一去不返。雖然直到一九二七年，
他都是名義上的校長，但其實二十年代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蔣夢麟在北大主持
日常校務。正如蔡元培後來所寫的：「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
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一經回憶，不勝慚悚。」蔡元培這樣寫無疑是過
謙了，但我仍然相信，他本人認為自己在北大的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失敗的。
他本想把北大辦成一流的高等教育機構，使之與歐洲歷史最悠久、最負盛名的大
學看齊。他當然知道，比起從前，他的改良措施已使這所中國的最高學府變成生機
勃發、充滿理想的地方，但他也認識到，他要把北大改造成世界級研究中心的計劃
，在二十年代中國的政治形勢下遭到了挫敗。二十年代的政治斗爭使北大偏離了
學術的軌道，這是蔡元培深感遺憾的。如前所述，在一九二九年北大成立三十一
周年之際，蔡元培正是這樣提醒學生的：北大之所以卓越，並不僅僅因為它是北大
。他寫道：五四運動期間，北大備受注目，是因為它地處首都，而且是中國的惟
一國立大學；北大不能永遠安於吃老本，而應努力成為一流的研究中心，這才是
造福社會的最佳途徑。在那篇文章中，蔡元培雖然沒有說得十分直露，但他無疑
是在暗示，北大在政治中陷得太深了，沒能達到他的期望。
假如蔡元培認為他任北京大學校長一職是失敗的，那麼，為何他與北大的關系
變得如此傳奇？這會不會只是蔡元培的自謙之詞，而他實際上非常成功呢？我認為
並非如此——起碼以蔡元培自己的標准來衡量並非如此。正如我前文所指出的，蔡
元培以學生為社會領袖的哲學，創造了引起五四運動的學術氣氛，這很大程度上
解釋了蔡元培傳奇式的聲望。由於在整個二十世紀中，五四運動都是作為偉大的愛
國運動，作為中國歷史上至關重要的轉捩點來紀念的，蔡元培的聲譽也自然水漲船
高。這聽起來有點諷刺，因為我們知道，無論是五四運動還是二十年代由此引發的
學生政治浪潮，蔡元培都並非百分之百地支持。
然而，我認為，蔡元培傳奇式的地位並非全然因為他與五四運動的聯系。事
實上，我覺得蔡元培之所以備受尊崇，與其說是因為他實際上做了些什麼，毋寧
說是因為他曾經嘗試去做些什麼。他有開明而寬容的胸襟，加上他試圖創造一種多
元的氣氛，建立一個不受政府幹預的地帶，在在都使他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高典
范。在二十世紀的進程中，每當知識分子為這些理想而奮斗時，蔡元培總是被奉為
圭臬，正如蔡元培自己總是奉「東漢之黨人，南宋之道學，明季之東林」為圭臬
一樣。蔡元培是北京大學最傑出的校長；他的風范與北大歷史同在。北大精神乃蔡
元培所孕育，只有不斷弘揚蔡元培的風范，北大精神才可望歷久不衰。
㈤ 蔡元培有什麼人格魅力
蔡元培既是一個理想主義氣質很濃重的人，又是一個實幹家。他採取了種種措施，讓自己的理念在北大得以貫徹下去。美國學者魏定熙特別注意到蔡元培支持創辦《北京大學日刊》的意義。《北京大學日刊》定期報道關於評議會和教職工會議的情況，使校方負責的內部事務公開化，從而取得了學生的信任。顧頡剛回憶說： 「如果學生們的建議有助於學校的進步，而且這些建議又是可行的話，那麼它們將登載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這將是促成校方把這些建議付諸於實施。這樣，學生與學校之間就不再有距離感，而且，長期以來他們所深惡痛絕的校方的官僚習氣將不復存在。」這是一個利用輿論的力量進行監督的典型例子。這樣的做法，對於一般的領導人來說，無疑是自找麻煩。而對於蔡元培先生而言，則是「泰山不讓寸土，乃成其大」。
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運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作為，真正能夠領會其實質的，罕有人在。即使是陳獨秀、胡適、沈兼士這些他的親密朋友，也未能全面理解他的大學理念。他是孤獨的，他的思想與時代相差太遠，時代所給予他施展的餘地只有方寸之大。他執掌北大期間，北大獲得了崇高的地位，但是這只是曇花一現，隨著他的離去，北大很快沉寂下來，正如魯迅先生嘆惜的那樣，20年代中期以後的北大，「射一支響箭也沒有一點迴音」。這在中國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運。說蔡先生幸運，是因為他在新舊政權交接的空檔里出任北大校長，可謂把握了千鈞一發的時機。蔡元培先生沒能夠建構起一整套制度平台，僅僅依靠自己的人格平台支撐北大的發展，這同樣是一種「中國特色」。他憑借的是自己的聲望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以及南方軍事力量對北洋政府的牽制。陳平原教授指出，「北伐成功，國民黨統一中國，開始實行『黨化教育』，教育界的情況於是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不只是『教育獨立』的口號被禁止，連大學課程的設置也都必須接受檢查，教授治校的有效性受到了嚴峻的挑戰，自由表達政見的文化空間也岌岌可危。不識時務的胡適之，繼續『妄談人權』、『批評黨國』，受到了政府的嚴重警告，險些兒被『肉體解決』。蔡元培名氣更大，地位也更高，可照樣無法挽狂瀾於既倒。」於是，蔡元培的北大成了一個永恆的神話，被一代一代表達人追憶和講述。
說蔡先生不幸，是因為環顧世界各大名校，沒有哪位校長對他所供職的大學產生過如此深刻的影響，也沒有哪所大學像北大一樣如此深刻地依賴一位校長。校以人名，這本身並非正常的情況。正常的情況是應當創設一套完整的制度，讓它在創始人離開之後依然能夠按部就班地運轉。但是，中國的環境沒有為蔡元培提供這么一個條件。北大離不開蔡元培，是蔡元培的驕傲，也是北大的悲哀。
1949年以後的北大，能夠架構人格平台的校長恐怕只有馬寅初一人——而馬寅初的人格已經不再受到有關方面的尊重，所以，他更不能夠完成蔡元培先生的使命。在後半個世紀里。
北大既缺乏人格平台，又沒有制度平台來保障，其狀況就可想而知了。到了世紀之交，我們才發現我們最需要的還是蔡元培。而需要蔡元培的北大是可憐的北大。一百年了，北大依然只有蔡元培先生的精神資源可以吸取，這難道不是一種遺憾嗎？
㈥ 蔡洪濱的個人簡介
蔡洪濱教授作為一名從美國名校畢業的經濟學者，將自己的大量精力貢獻到自己所喜愛的經濟學研究中，主要研究領域有產業組織，博弈論，公司金融，企業理論，制度分析，政治經濟學，試驗經濟學等。不懈的努力換來了豐碩的成果。
蔡洪濱曾發起組織留美中國金融學會並擔任首任會長，是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B.E. Journals in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ies 和 B.E. Journals in Theoretical Economics 雜志編委，為三十多家學術期刊及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加拿大社會人文研究委員會和香港研究資助委員會作匿名審稿人，被美國三十多所大學邀請做學術報告。
他於2006年擔任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系主任。2010年12月，當選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蔡洪濱自2009年11月起任光大銀行獨立董事。並於今年上半年接替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擔任中國聯通獨立董事。
㈦ 為何當了11年北大校長的蔡元培，不在北京買房定居
1919年，魯迅先生花了3500個大洋，在北京八道灣胡同買了一座有三十幾間房子的四合院。房子裝修好後，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曾經多次上門拜訪魯迅、周作人兄弟。
1922年，北京大學聘請俄國詩人愛羅先珂為教授，教習世界語。愛羅先珂在北京沒有住處，蔡元培便請魯迅、周作人將他暫時安頓在後院的客房裡。
有讀者問了：蔡元培先生貴為北京大學的校長，自己沒有房子嗎？
後來，蔡元培離開了北京後，反而差點有了一套房子。
1927年，蔡元培離任北京大學校長一職。1928年，蔡元培離開北京前往上海。此後直到1937年離開上海前往香港，蔡元培在上海居住了9年。9年內，蔡元培在上海先後租房5次，租房的地方分別是：慕爾嗚路昇平街二百四十三號、極司非爾路四十九號、靜安寺路靜安別墅五十四號、愚園路八百八十四號、海格路一百七十五號，平均兩年搬一次家。
那時候，蔡元培已經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了。如此高密度的搬家，讓蔡元培身心俱來，卻又無可奈何。上海的房價高於北京，連稿費很高的魯迅都買不起房，更別說已經卸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了。
㈧ 蔡元培的一生是怎樣的
蔡元培先生的偉大志願，就在於他一生想為中國造就人才，他一生走的路就是教育愛國大道。他教育不忘愛國，愛國不忘教育。
近代中國史上，人格最高尚的知識分子首推蔡元培。他在教育、學術、思想以至政治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影響，他一生竭盡知識分子的責任，常傾向於革新的、進取的事物，具有開創及領導之功，不愧是一代宗師。
沒有蔡元培就沒有五四。一談到「五四運動」，便會聯想到蔡元培，沒有北京大學的學生倡導風潮，推動文化改革，也就沒有五四運動；沒有北京大學校長的開明進取，支持學生的行動，也就沒有五四運動。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正是蔡元培，他又是辛亥革命後首任的民國教育總長。
蔡元培出任教育總長以後的活動，較為人知，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知者較少。無疑的，他的貢獻主要是在進入民國以後。可是，若要探源他後半生的文化、思想、政治活動，他前半生的思想趨向、政治活動是不可忽略的。蔡元培是近代中國史上新舊過渡時期中一個成功的、典型的代表。
蔡元培生於同治六年（1867），家鄉是浙江紹興，和魯迅同鄉。紹興便是人盡皆知的「師爺」產地。紹興的文化氣息很重，是盛產文人的地方。蔡元培的乳名叫阿培，入塾讀書時才叫元培，字孑民。父親是錢庄經理，蔡家數代從商，祖上沒有讀書登科的人。
蔡元培六歲入家塾讀書，從《百家姓》、《千字文》讀起，讀完《四書》、《五經》。隨後，老師就教他「八股文」，又稱「制藝」或「時文」，作為應付科舉考試之用。到光緒三年（1877），元培十一歲，父親逝世，因他父親為人寬厚，有貸必應，死後債台高築，東家責令賠償。世交分頭募款欲以接濟，但為元培母親周氏所拒。由此可見，元培性情寬厚，是父親的遺傳，而不苟取，不妄言，則得諸母教。
蔡元培十四歲至十七歲的三、四年間，元培就教於同縣一老秀才王懋修，在王老師的熏陶下，最崇拜宋儒。在受業期間，光緒九年（1883），元培十七歲入學補諸生（秀才），放棄「舉子業」，專治小學和經學，廣泛地自由讀書，也就不再到王懋修處學習。離開私塾後，兩年間在家設館教書，並赴杭州參加鄉試（考舉人），首次落第。二十歲起不再教書，在同鄉徐樹蘭舉人家中讀書。徐家建有「古越藏書樓」，書籍甚多，有此機會可以博覽群書。他作學問、治經偏於訓詁與哲理，治史則偏於儒林傳、文苑傳、藝文志等，這也是當時流行的求學方法。
光緒十五年（1889）二十三歲，元培參加浙江鄉試，中了舉人。次年赴北京參加會試，考中，成為貢士，必須再經殿試合格方為進士，但元培未即參加本科殿試，過了兩年始成進士。梁啟超鄉試中舉和他同年，可是會試累試名落孫山，可見在科舉試途上，蔡元培比梁啟超順利得多了。原來考官王蒿隱欣賞他的文章，錄取了他，因此便有人稱元培是「蒿隱門人」。他是中二甲第三十四名進士，正考官翁同龢很欣賞，稱贊他「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材也」。
光緒十九年（1893），也就是中進士的第二年，二十七歲，蔡元培得授翰林院庶吉士，掌編修國史。新科翰林是有資格往各省寫字賣錢的，這叫做「打秋風」。七月間，蔡元培就有南方之行，先在廣州小住，入冬後，又到潮州親戚家，住在文咸街十號元發行商店裡。曾為主人寫了一副對聯，聯語為「過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由此可見蔡元培待人接物的態度，一向是虛懷若谷，待人和氣。
翌年，再進京參加「散館」考試。因庶吉士經過一定的期限，須參加甄別考試，叫做散館，合格的授以編修，不合格的改任知縣。蔡元培順利地通過散館考試，升補翰林院編修。同年6月間，「甲午戰爭」爆發，京師頓時緊張起來，他在聯合英、德以御日人的奏摺上，和文廷式一齊署名。這年他又在李慈銘京寓中做了半年塾師。十一月間大文學家李慈銘逝世，元培為他的遺著《越縵堂日記》付梓。
這時，康、梁的維新變法正當全盛時期，蔡元培的思想也是偏向維新方面的。他在戊戌年間與友人合設了一個「東文學社」，學習日文。學習日文是求取外國知識的一條快捷方式。蔡元培早期的西洋知識，除了部分得自中譯西書之外，主要是從日文書中得來的。
當時康、梁門下的人接踵而至，他最敬佩譚嗣同，又與梁啟超有己丑年同年中舉的關系，照說他會和康、梁同走維新路線，情形可料。可是，以他的性格卻恥於與炙手可熱的人相依附，維新派楊銳欲想拉攏，也被他拒絕。9月間，戊戌政變發生，保守派控制整個大局，百日維新的所有新政，除了京師大學堂仍然保留之外，全部都在轉眼之間被推翻了。
蔡元培是同情維新派的，他深感變法的失敗，是「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他雖非康黨，因同情維新，又有深交被捕，難免被疑為維新派人物，只好卸職南歸。這是蔡元培一生的轉折點，他已經看出滿清政府沒有希望了。
蔡元培南歸後，即在紹興紳士徐樹蘭所辦的一所叫「中西學堂」的中學任學堂監督（校長）。這是元培服務於新式學校的開始。校中分高小、初中和高中「三齋」。學科分文科、數學及理科等，外國語有英、法、日三種。蔡元培和黃仲玉及子女教員是當時紹興一時之選，學生在日後更是人才輩出。如後來曾任北京大學校長、也就是蔡元培的後任蔣夢麟，和該校地質學教授王烈，便是那時候第一齋的小學生；中央研究院秘書馬稷光和浙江教育科沈光烈，則是第三齋的高材生。
在中西學堂內，新舊的對立是很明顯的，蔡元培因過於袒護新派，舊派的堂董時加壓力。最後，他憤而辭職，以示不願意與舊勢力妥協。
蔡元培仍在中西學堂監督任內時，原配夫人為他生下了第二個兒子，叫做無忌，但不久王氏即因產後失調，與世長辭。還未滿一周年，作媒請續弦的人很多，元培提出五個條件：一、女子須不纏足；二、須識字；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後，女可再嫁；五、夫婦如不相合，可離婚。
男子娶妾，在當時是被認為天經地義，而再嫁和離婚則是驚世駭俗。單就此事，已可得知蔡元培的重視男女平等，打破傳統社會陋習，其所受維新運動的影響是如何巨大。由於條件過苛，幾經說媒，難覓合適女子為繼室。一年後，始訪得江西黃爾軒的女兒黃仲玉，天足、工書、有才學，遂在杭州結婚。
他們的婚禮別開生面，形式別致，賀詞亦諧，有人知他主張男女平等，故意在賀宴上說：「倘黃夫人學行高於蔡先生，則蔡先生應以師禮視之，何止平等？倘黃夫人學行不及蔡先生，則蔡先生當以弟子視之，又何以平等？」蔡元培答道：「就學行言，固有先後，就人格言，總是平等。」說得全場無不首肯。
蔡元培離開中西學堂後，仍一心為教育事業奔走。庚子、辛丑之間，亦即1900～1901年，為紹興僑農設一小學校。又在浙江省城議改某書院為師范學校，但為地方巨紳及當道所阻而未成功。在這年春，便轉到南洋公學當特班總教習。
上海南洋公學是後來交通大學的前身，成立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分為師范院、上院、中院和外院四部，外院即小學。光緒二十七年（1901）春增開一個「特班」，取錄了42位私塾就讀而又有志向西學的秀才、舉人，預定教他們外國語言及經世之學，成績優異者保送「經濟特科」。蔡元培就是擔任這個特班的總教習。
當時特班的學生都想學日文，元培便用他半生不熟的日文教學生選讀政治、法律、外交、財政、經濟、哲學等門類的專業書，要求學生每日撰寫札記。其主旨「蓋在啟發青年求知慾，使廣其吸收，由一己觀念進之於國家，而拓之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猶蒙昧，使青年善自培育其開發群眾之才，一人自覺，而覺及人人。其所詔示，千言萬法，一為之愛國」。在諸多學生中，他最欣賞邵力子、李叔同、黃炎培、王世澂、洪允祥等人。
蔡元培在上海的文化教育界中已日漸活躍。他所從事與新教育相關的有兩件事：一是籌辦「愛國女學校」，一是發起「中國教育會」。
愛國女學校由蔡元培夫人黃仲玉首倡，取得上海猶太富商哈同夫人羅迦陵女士的獨力支持，再由蔡元培和蔣觀雲等人租校舍，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冬正式成立。早期學生人數僅有十名左右。中國教育會則由元培和上海文教界人士葉瀚、蔣觀雲、黃宗仰等人共同策劃，由蔡元培任會長，成立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主張革新，因無經濟支持，早期僅從事文字方面的鼓吹而已。
光緒二十八年，元培三十五歲，開始學習拉丁文，天主教徒馬相伯是他的老師。蔡元培認為拉丁文是歐洲各國語文的根本，各國語言多源於拉丁文，若不通曉，則無法了解西洋的一切古代文化。他還選派了24個學生，和他一齊向馬相伯學習。後來，馬相伯就以這批學生做基礎，創立了震旦學院，也就是震旦大學的由來。
這一年，蔡元培趁暑假赴日本旅遊，卻遇上了東京留學界的「成城學校事件」。成城學校是專為中國學生而設的軍官學校預備班，吳敬恆奉兩廣總督之命，帶領速成師范學生到日本留學，其中9人擬入成城學校，清駐日公使拒絕保送。吳向公使抗議，被召日警驅逐出境。吳敬恆回國船中和蔡元培相遇。
兩人「大談立憲之不可成，皆知革命之不可已」。7月10日船抵上海，中國教育會同仁發起歡迎大會。會中決議由教育會自設學校，自教子弟，毋須赴日本留學。
於是教育會遂有自辦學校的計劃。
吳敬恆同入南洋公學任教，卻因他發生了轟動一時的退學事件。同年10月17日，導火線是一個小小的墨水瓶，引起特班學生犧牲其保舉經濟特科的資格，相率退學，蔡元培也引咎辭職。而原因是吳敬恆和校方發生沖突，有十數名學生遭開除，吳亦辭去。
這個事件對清末學界的影響無比重大。蔡元培和吳敬恆、章太炎、蔣維喬等，便在中國教育會的二樓成立「愛國學社」，社員55人，都是南洋公學的退學生。
學社社員勸其姊妹就學，自此女校學生漸多。愛國學社成立後，蔡元培等幾個具有進步和革新思想的人士，從此與一群熱情奔放的青年學子日夕相處，彼此間互相影響，言論和思想都有了急劇的發展，不久便激起更大的浪潮，震撼了上海甚至整個中國。
光緒二十九年（1903）1月間，由於中國教育會的言論十分激烈，引起守舊人士利用《申報》加以譏評。吳敬恆主張在《蘇報》上，由元培、章太炎和他輪流撰寫文章跟他們對抗。鄒容遺著3月間，章士釗等31名南京陸師學堂學生集體退學，在蔡元培的協助下加入愛國學社。同時，浙江大學堂也爆發學潮，退學生自建「新民塾」，並電請蔡元培和吳敬恆前往支持。
當時仇滿的情緒已日益高漲，蔡元培發表《釋仇滿》一文，發表在《蘇報》上。認為種族之別，一是血液，一是風習，滿人血統與漢族混雜既久，其語言文字風習亦已為漢族所同化。所謂滿人，不過是在政治上擁有世襲爵位、不管實業而坐食特權的一個記號而已。只要滿人自覺放棄其特權，則漢人絕無殺盡滿人的必要。
3月底，跟著又有拒俄運動的展開，蔡元培剪了頭發，和志願加入「拒俄義勇隊」的96名學生，穿上制服，早晚訓練，准備抵抗俄國侵佔中國東三省。可是，清廷不但沒有明白青年學子的愛國熱誠，反以為他們是在陰謀造反，而加以強烈的壓制，結果只有迫使急進的青年走向反清的道路。
5月間，鄒容的《革命軍》和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兩本巨著先後出版，尤其轟動一時。
中國教育會會長於此時改由黃宗卿擔任，卻鬧起會與社誰為主體之爭。章太炎主張不與學社合作，吳敬恆較袒護社員。蔡元培原本態度溫和，不隨便袒護一方，但一向保持和平態度的蔡元培卻為吳敬恆的一句刻薄話所激怒，忿然道：「我本要上德國留學去，我辭去會和社的事。」
說罷即離去。眾人雖予挽留，但他去意已決，略整行裝後，於20日乘船離開上海，臨行時各人都去送別。
蔡元培離開上海不過半個月左右，轟動一時的「蘇報案」便發生。章太炎和鄒容被抓，吳敬恆逃匿，愛國學社亦遭波及而解散。案發時，蔡元培正船抵青島，接到他哥哥蔡元堅發來的電報，說「清廷已與德使商定，電青島德吏捕蔡某」雲雲。元培只好返滬，又重新參與上海志士的活動，這時，適逢俄人進兵奉天，蔡元培便與劉師培等發起「對俄同志會」，參加會員有百餘人。
光緒三十年（1904），元培在《俄事警聞》上發表了一篇《新年夢》，主張說：「我們意中自然有個中國，但我們現在不切切實實造起一個國家來，怕永遠沒有機會了。」又提出了外交方面應辦的三件事：一、恢復東三省。二、消滅各國的勢力范圍。三、撤去租界。這篇文章，頗能反映出他這時的思想。
對俄同志會並以《警鍾日報》為機關報，報紙的編輯工作初由王小徐負責，其後嬗於蔡元培。他主持到這年6月間，因接任愛國女學校校長，編輯工作才由汪德淵接任。《警鍾日報》後因揭載德人經營山東的密謀，觸怒德國領事，報紙被封禁，拘去五人，上海的革命言論機關至此又遭遇挫折。
蔡元培重掌女校校政之後，除了在文字和教育方面努力鼓吹之外，與國內的秘密革命運動更建立了深厚的關系。1903年在東京成立的「軍國民教育會」本因拒俄而起，但後來改組變成一個秘密從事革命活動的團體，並有「暗殺團」的組織，由楊篤生主其事。
軍國民教育會會員黃興歸國後，創設「華興會」，擬於1904年慈禧太後七十歲生辰之日，發動長沙等地起義。楊篤生回上海，別樹「愛國協會」，由他擔任會長，章士釗副之，蔡元培、陳獨秀、蔡鍔等也同時加入。
東京原有「浙學會」的組織，由陶成章主持。陶成章回滬後，和元培等人又在上海成立一個新的革命團體，叫做「光復會」，以擴大暗殺團組織為目的。跟著光復會的東京分部也正式成立，魯迅等人也參加進來。元培加入光復會後，即邀請徐錫麟入會，並介紹徐與陶相識。
蔡元培參與暗殺組織，專學製造炸彈，賃屋購儀器葯品，由黃興帶來十餘枚彈殼，遂填以炸葯。吳樾暗藏炸彈，計劃行刺五大臣於北京車站，不幸炸葯誤發，竟以身殉。
1905年8月間，留日十七省革命志士在東京發起「中國同盟會」，以孫中山為總理，誓言「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本部之下，設立各省分會。上海分會由蔡元培擔任分會長，光復會會員也大半加入同盟會籍。蔡元培以愛國女學校作為革命同志的接洽機關，並提供教員資格給徐錫麟、陶成章、楊篤生、黃興等革命同志作為革命活動的社會身份。
同年，章太炎出獄，可是鄒容卻病死獄中。在鄒容追悼大會上，蔡元培當眾演說，痛詆清廷的暴虐，蔑視人權，聽者無不動容。鄒容墓前紀念塔落成，蔡元培又作演說，演辭特別警策，陳英士聞而感惜，返里變賣不動產，決心從事革命工作，他後來成就的事業實發端於此。
當時國內的革命人士主要集中策劃暗殺和暴動，但暗殺工作不能順利開展，革命的方針和步驟也無法確定，因此大家對革命的前景仍然非常黯淡。蔡元培的內心不免會有失落的感覺，因此改變一下生活環境的慾望便愈來愈強烈。到這年秋天，聽聞清廷有派遣編修、檢討出洋留學之議，便決定進京銷假，申請留學歐洲。臨行，把同盟會幹事一職托他弟子黃炎培代理，並將秘密文件及名單多種交給他保管。蔡元培離開上海，獨自前往闊別了8年的北京。
光緒三十二年（1906）秋，蔡元培跑到北京，一心想申請去德國，但因政府絀於經費，無法派出。後在譯學館任教，等待出國時機。譯學館後來歸並京師大學堂，而1912年京師大學堂改為北京大學，所以蔡元培這次在譯學館的任教，實在是服務於北大的第一次。他的《中國孫寶琦像倫理學史》一書就是在這段時期寫成的。
1907年4月，清政府派孫寶琦為出使德國大使，孫寶琦允每月資助元培學費30兩，而商務印書館又與蔡元培訂定每月送編譯費百元。基本生活費用問題既已解決，元培遂隨孫寶琦赴德留學。這一年蔡元培已四十一歲，作為一個留學生，年紀似乎大了一點；可是，他時常想爭取進修機會以充實自己的學問，這種好學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
蔡元培在德留學，直至辛亥年（1911）革命成功，始回中國，前後有四年。他進入萊比錫大學專攻哲學，在校期間翻譯德國哲學家包爾生所著的《倫理學原理》，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在他初到柏林時，即聞徐錫麟起義於安慶，被執就義；不久，秋瑾又密謀在紹興起義，也被捕遇害，光復會的力量大受摧殘。
當時，吳敬恆、李石曾、張靜江等在法國巴黎出版《新世紀》周報，宣傳無政府主義，並反對君主立憲，提倡革命。蔡元培受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在德國也作精神上的呼應。辛亥年4月27日，黃興所領導的廣州起義雖然失敗，卻轟動全國，革命情緒自此更趨高漲。10月10日武昌起義.武昌光復後，鄂軍政府旋告成立。
蔡元培得吳敬恆在倫敦寄出的信，始知武漢的消息。他在致吳敬恆的信中，有「弟恐不能久留此間」之語，暗示打算回國赴難、共同奮斗的意向。其後，接陳英士電報，催他回國。於是結束四年的留學生涯，取道西伯利亞東歸。抵達上海之日，正是黃興由武昌抵滬之時，即12月1日前後，孫中山尚未返國。他一時沒有住處，蔣維喬留他住在愛國女學校內。
12月4日，各省代表議決以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黃興當選為大元帥，黎元洪當選為副元帥。孫中山亦於年底返國，旋即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以1912年1月1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此後改用陽歷。是日孫中山就職於南京，著手組織內閣。各省代表會正式開會，通過國務員名單，各部門總長依次為：陸軍黃興、海軍黃鍾瑛、外交王寵惠、財政陳錦濤、司法伍廷芳、內務程德全、教育蔡元培、實業張謇、交通湯壽潛，中華民國第一次臨時政府至此完全成立。
各部人選決定後，教育總長蔡元培因久居歐洲，對國內教育情形異常隔膜，特請蔣維喬幫助。二人並偕另一會計兼庶務職員，於1月4日晚上到達南京，住在一小旅館中。5日，蔡元培正式就職，出席臨時政府首次國務會議。會後，蔡元培往謁孫中山，請示教育部辦公地點，孫回答說：「辦公房屋要你自己去找。」連日奔走，一無辦法。適遇江蘇都督府內務司長馬相伯，就商借碑亭巷內務司樓上空房三間作為辦公處，隨即遷入。其簡陋情形，可想而知。
1月19日，教育部正式成立，當時全國各地仍然十分混亂，南北議和正在進行，清帝仍未退位，臨時政府的政令未能有效推行。在這種情形下，蔡元培踏出了民國教育的第一步。
蔡元培自從四十五歲起，回國擔任教育總長，後在北洋政府時代，又以國民黨員的身份留在北京，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他一生最主要的貢獻就是在北大校長的任內，其所樹立的北大民主校風，源遠流長，影響巨大。
北大作為五四運動的震源地，作為新中國的發祥地，對近代中國的影響是不言可喻的。「北大精神」就是「蔡元培精神」，這位北大之父，逝世於1940年，享壽七十二。他在辛亥革命前的生涯，簡直是中國黎明前的奮斗紀錄。他是從新舊過渡時期走過來的典型人物，他的言行典範和偉大的人格，感人至深，於今沒有任何人會發生疑問。吳敬恆曾說：
蔡先生平時待人，對好人沒有不尊敬，對壞人，也沒有不寬恕。這個人只要有一點可取之處，總是待他很好。他惟一的志願，一定要盼望中國出些了不得的大學問家。因為他抱了這種志願，以前有了許多當仁不讓的事。
對於蔡元培的人格，吳敬恆也說：
蔡先生之為人，真是所謂「君子和而不同」，他和哪一個人都很和氣，然而他有一個「自己」。絕不是因為做人和氣，就會人雲亦雲。蔡先生所到之地，誰和他相處，都像從前人交了程明道一樣，如坐春風之中。不過雖坐春風之中，很感到有一種嚴肅之氣。如果我們以之比古人，蔡先生很像周公，「不驕不吝」、「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什麼事情，也是「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儼如周公風度。
吳敬恆說蔡元培，在做人的態度上，對自己是「不驕不吝」，對人是「和而不同」，只要這個人有一技之長，沒有不取其長，絕不問其短處如何。然而他無時或忘的，就是他自己的主張：鼓勵造就大學問家出來。這有一個實例可以拿來佐證。
五四時期，新舊文學的論爭，白話文言的抗拒，兩派人士都服務於北大。胡適、陳獨秀的提倡白話文派，和提倡文言文的林琴南、嚴復，都在北大教書。當時的校長就是蔡元培，他雖然傾向於革新的、進取的事物，但認為這幾位老古董的確有一技之長，也就延聘他們在北大任教。所以說，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擔任校長時期，不問這個人有辮子沒有辮子，只看他有沒有學問，只要有一點長處的人，他沒有不器重他的。這種態度，就是所謂「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
元培先生的偉大志願，就在於他一生想為中國造就人才，他一生走的路就是教育愛國大道。無怪乎他所創辦的第一所女校，取名為「愛國女學校」，他所設立的第一個學會，取名為「中國教育會」。他教育不忘愛國，愛國不忘教育。
㈨ 蔡雲培的兩次拒絕。哪兩次拒絕
北京大學在蔡元培未當校長以前，開校務會議多半講英語，特別是預科的校務會議，全部講英語。不懂英語的教授，只好像聾人一樣坐在那裡，痛苦萬分。蔡元培接任校長以後，特別提議校務會議一律改用國語，這引起了外國教授的反對，他們用英語表示「我們不懂中國話」。蔡先生，針鋒相對，回答說:『假如我在貴國大學教書，是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開會時你們就說中國話?」外國教授啞口無言。從那時起，任何會議發言，-律用中國話,不再講英語。當時，蔡元培剛剛入主北大，還是「新人」，拒絕要求沿襲用英語開會的「 資深」外國教授的請求的確是需要勇氣的。
蔡先生為人雖然很平和，但有時卻很固執。當時北大有兩位英國教授品行不端。蔡先生很不高興，到聘約期滿的時候，不再續聘他們。那時，外籍教授多由公使館介紹而來，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找到蔡元培為那兩名教授說情，遭到了拒絕。朱
㈩ 蔡金星的北京大學數學科學學院教授
男，1966年出生於江蘇海門，1995年畢業於華東師范大學數學系，獲得理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1995年至1997年在北京大學數學研究所做博士後研究，1997年任北京大學數學科學學院副教授。現任北京大學數學科學學院教授。
從事代數幾何的研究工作。在代數曲面和高維簇的幾何與分類，尤其是高維簇的代數結構與拓撲結構的關系問題和代數曲面的自同構群等方面做了系統的研究，單獨或與人合作在國際重要SCI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9篇。1998年被美國數學評論雜志聘為數學評論員。
科研項目 起止時間 項目名稱 資助來源 1999/1--2001/12 自然科學青年基金 2002/1-2003/12 教育部留學回國基金 2003/1--2005/12 自然科學基金 主要論著 作品名稱 下載鏈接 A note on Abelian automorphism groups of surfaces of general type. Comm. in Alg. 26 (1998) 無 Irregularity of certain algebraic fiber spaces. Manuscript Math. 95(1998) 無 Bounds of automorphism groups of surfaces of general type in positive characteristic. J. pure and Applied Alg. 149(2000) 無 On Abelian automorphism groups of fibered surfaces of small genus. Math. Proc. Camb. Phil.Soc. 130(2001) 無 The Albanese map of a 3-fold of general type whose canonical map is compoesed with a pencil. Math. Z. (2002) 無 Numerical criteria for certain fiber spaces to be birationally trivial. Nagoya Math. J.168(2002) 無 所獲獎勵 獲獎時間 所獲獎勵 2001年度 周培源教學獎 社會工作 時間 所在機構 擔任職務 1998-- Mathematical Reviews 評論員 教學活動 開課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對象 2003/9-2004/1 代數幾何 II 研究生 2003/9--2004/1 線性代數 物理學院本科 2002/2--2002/6 代數曲線 研究生 2001/9--2002/1 代數幾何初步 研究生 2001/2--2001/6 Abel 簇 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