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經濟系教授

❶ 西南聯大畢業的傑出人才有哪些

1、楊振寧

吳征鎰（1916.6.13-2013.6.20），江蘇省揚州市人，植物學家，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1940年-1942年，進入西南聯合大學理科研究所攻讀研究生，師從生物系張景鉞教授。1955年6月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008年1月8日獲得2007年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❷ 李卓敏的介紹

李卓敏博士，KBE（Hon.）[?]（英語：Dr Li Choh-ming，1912年2月17日－1991年4月21日），美籍華裔教育家、工商管理學家和經濟學家，1964年9月至1978年9月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創校校長。李卓敏生於廣州，早歲受教於金陵大學（金陵大學1952年並入南京大學）經濟系，後負笈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先後獲該校文學士、文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中日戰爭期間，他曾於天津南開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和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為南京大學）任教經濟學，並歷任國民政府中央設計委員會委員和考察聯絡專員，戰事末期和戰後擔任過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副署長、駐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常任代表和行政院善後物資保管委員會主席等職。1951年，他返回母校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出任該校工商管理學教授，並兼國際商業系主任和中國研究所所長。1962年，李卓敏應香港政府邀請擔任富爾敦委員會委員，就香港設立一所中文大學提供深入意見。翌年，他獲挑選為中文大學創校校長，並獲得加州大學校方給予10年特假，以便專心於創校工作。在任內，他很快就為中文大學立下清晰目標，銳意使之成為一所屬於華人社會的國際大學。由接受任命到卸任的15年間，他獲得三度續任，期間他積極把中文大學發展成為一家「研究型」大學，大學各學系和學生人數也有長足發展。在他的經營下，位於沙田馬料水的中文大學校址，得以由原來的荒山轉化成為一座規劃井然的「山城」，對中文大學的日後發展奠下重要基礎。

❸ 劉思揚的人物原型

劉國志（1921——1949），小說《紅岩》中劉思揚的生活原型，出身於富商家庭，少年時代父母雙亡，家庭經濟漸趨頹敗，在兄長的扶助下接受教育。1939年畢業於成都建國中學，同年考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經濟系。1941年在西南聯大敘永分校加入中國共產黨，皖南事變後因上級的疏散而失去了組織關系。1944年畢業於西南聯大，放棄了家人為他謀得的待遇優厚的工作,響應中共南方局「到農村去」的號召，到雲南陸良從事教育工作，任陸良縣中教務主任，並代行校長職務。在他的努力之下，縣中的校風大為改進，該縣的民主力量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1945年底因被當地反動武裝注意，撤離陸良，回到重慶。在重慶的公開職業為四川省銀行經濟研究所資料室的研究人員，並在《商務日報》做過記者。在中共南方局的安排下，他參與領導了「陪都青年聯誼會」和「中國青年民主社」，在重慶的大、中學校和民盟中開展地下工作。按照上級指示，他於1946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同年，他的中共組織關系得到恢復。1946年7月李公朴和聞一多先生先後遇害，他在重慶參與組織了「李、聞血案後援會」，並在《新華日報》以劉鋼為筆名發表了《略論聞一多先生》的悼念文章。中共南方局和《新華日報》先後撤離重慶後，他在中共重慶地下市委的領導下工作，曾擔任中共重慶沙磁區學運特支書記，參與建立和領導了進步學生組織「六一社」。當中國民主同盟被國民黨政府強令解散之後，他參與建立重慶地下民盟，並在其中擔任重要職務。他為《挺進報》的編創人員與中共重慶市委接上關系，其後又為《挺進報》的編印提供經費，並且是報紙重要的發行者之一。1948年4月10日因《挺進報》事件於寄居的親戚家中被捕，他機智脫逃；由於上級的出賣，4月19日與未婚妻曾紫霞一起在四川榮昌再次被捕。先被囚於重慶渣滓洞集中營，後被轉囚白公館。他的親友利用上層社會關系營救，但他表示「決不背叛革命」，寧願放棄去美國留學，拒不在「脫黨聲明」上簽字，他說：「我死了有黨，等於沒有死；我如果背叛組織，活著又有什麼意義！」1949年11月27日慷慨就義於重慶歌樂山松林坡刑場，時年28歲。
「有人以為由於高漲的物價，壓碎了書房，把聞先生逼上了梁山。有人以為由於當局空前的貪污腐化，倒行逆施引起了他的憎恨，深重的民族災難和人民生活的困難，激起他改革現狀的熱情。有人以為國內外民主運動蓬勃發展，指明了解放的途徑，並把聞先生卷進了陣營。一句話，現實環境的改變，轉變了聞先生。當然，環境決定著人們的意識，然而環境絕不是一切呵！戰時教授們的遭遇差不多都和聞先生相似，可是有幾個變成了像聞先生這樣堅強的民主戰士？」 ——劉國志《略論聞一多先生》 《紅岩》的故事情節如下：1948年，在國民黨的統治下處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為了配合工人運動，重慶地下黨工運書記許雲峰命甫志高建立沙坪書店，作為地下黨的備用聯絡站。甫志高為了表現自己，不顧聯絡站的保密性質，擅自擴大書店規模，銷售進步書刊。一天，區委書記江姐要去華鎣山根據地，甫志高到碼頭為江姐送行，江姐囑咐他要注意隱蔽，他嘴上答應，心裡卻不以為然。江姐到離根據地不遠的一座縣城時，發現自己的丈夫、華鎣山縱隊政委彭松濤的人頭被高掛城頭。見到縱隊司令員「雙槍老太婆」後，她強忍悲痛，堅決要求到丈夫生前戰斗的地方工作。甫志高又自作主張吸收一名叫鄭克昌的青年入店工作，許雲峰知道情況後大吃一驚，幾經分析發現鄭克昌形跡可疑，便讓甫志高通知所有人員迅速轉移。甫志高卻根本不聽勸告，反認為許雲峰嫉妒自己的工作成績，結果被捕並成了可恥的叛徒。由於他的告密，許雲峰、成崗、余新江和劉思揚等人很快相繼被捕。特務頭子徐鵬飛得意忘形，妄圖藉此將重慶地下黨一網打盡。然而，他使盡各種伎倆，都沒能從許雲峰等人身上得到任何所需的東西。兇殘的敵人為了得到口供，瘋狂地折磨政治犯。他們給犯人食用霉爛的食物，而且在炎熱的夏天停止飲水，妄圖用炎熱、蚊蟲、飢餓和乾渴動搖革命者的意志。為了粉碎敵人的陰謀，獄中難友乘放風時在牆角挖出一眼泉水，在保護泉水的斗爭中，解放軍戰士龍光華英勇犧牲，敵人竟然不許開追悼會，全獄難友絕食抗議敵人的暴行，敵人用熱氣騰騰的白米飯和一大桶回鍋肉來誘惑這些「共黨」，可沒有一個人去動。敵人不得不妥協讓步。
叛徒甫志高帶領特務竄到鄉下，江姐不幸被捕，關押在渣滓洞里。在獄中，她受盡了折磨，兇殘的敵人把竹簽釘進了她的十指。面對毒刑，她傲然宣告：「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驗，竹簽子是竹做的，共產黨員的意志是鋼鐵！」秋去冬來，轉眼到了年底。全國革命形勢一片大好，國民黨當局在受到沉重打擊後開始放出和談空氣。陰歷年三十，渣滓洞全體難友舉行了一個別開生面的聯歡會。更令人高興的是，地下黨派人與他們取得了聯系。敵人為了表示和談的「誠意」，假意釋放了一些政治犯，來自資本家家庭的共產黨員劉思揚是其中之一。在他被送回劉公館的第二天夜裡，一個自稱叫老朱的人潛入劉家，說他受區委書記李敬原的委派，前來了解劉思揚在獄中的表現，並要他詳細匯報獄中地下黨的情況。但這個人神色慌張，說話行事都不像地下黨。正當劉思揚對此人懷疑時，李敬原派人送來情報，揭穿了這個偽裝特務鄭克昌的真面目。劉思揚來不及轉移，又被抓起來關進另一所監獄「白公館」。鄭克昌在誘騙劉思揚失敗後，又偽裝成同情革命的新聞記者高邦晉打入渣滓洞，他妄圖通過苦肉計刺探獄中地下黨的秘密。余新江等人識破了他的偽裝，並借敵人之手除掉了這個陰險的特務。解放軍日益逼近重慶，地下黨准備組織獄中暴動。在白公館裝瘋多年的共產黨員華子良（也是華為的父親，雙槍老太婆的兒子）與獄中黨組織接上了關系。同時，關在地窖中的許雲峰用手指和鐵鐐挖出了一條秘密通道。當解放軍攻入四川，即將解放重慶的時候，徐鵬飛狗急跳牆，提前秘密殺害了許雲峰、江姐、成崗等人。就在許雲峰等人被害的當天晚上，渣滓洞和白公館同時舉行了暴動。劉思揚等一些同志犧牲了，但更多的同志終於沖出了魔窟，伴隨著解放軍隆隆的炮聲，去迎接黎明時分燦爛的曙光。

❹ 劉國光的介紹

劉國光，男，1923年11月23日生於江蘇省南京市。1941年至1946年在雲南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經濟系學習，畢業考入北平（現北京）清華大學研究院，旋即轉到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任助教。1948年9月轉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1951年被派往蘇聯莫斯科經濟學院國民經濟計劃教研室當研究生，1955年畢業並獲副博士學位。回國後，入中國科學院(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歷任助理研究員、研究員、所學術秘書、研究室主任、《經濟研究》雜志副總編和主編、副所長、所長等職務。1981年－1982年期間兼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1982年－1993年11月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期間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1993年11月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特邀顧問。1993年－1998年3月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八屆常務委員會委員。兼任北京大學、浙江大學、東北財經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大學教授。1988年被波蘭科學院選為該院外國院士。多年來，劉國光參加和領導過中國經濟發展、宏觀經濟管理、經濟體制改革等方面重大課題的研究、論證和咨詢，是當前中國最著名和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 當代中國傑出經濟學家，中國經濟學界泰斗，首屆中國經濟學獎獲得者。

❺ 西南聯大里的誰說過風聲雨聲讀書

西南聯大里經濟系教授陳岱孫說過。
產生原因：
每逢下雨，雨點打在鐵皮屋頂上，叮當作響，教授講課便要提高嗓門兒。一次，經濟系教授陳岱孫上課時，因雨聲太大，學生根本聽不到教師講課，陳教授無奈便在黑板上寫了「下課賞雨」。此段趣事在聯大廣為流傳，並笑稱「正所謂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陳岱孫（1900.10.20-1997.7.27），原名陳總，1900年10月20日生於福建省閩侯縣。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陳岱孫在財政學、統計學、國際金融、經濟學說史等方面都有極高的研究成就。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是中國抗日戰爭期間設於昆明的一所綜合性大學。1938年4月，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從長沙組成的國立長沙臨時大學西遷至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❻ 劉國光的人物簡歷

1923年11月23日生於江蘇省南京市。1946年畢業於雲南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經濟系。1946年－1948年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任助教。1948年9月－1951年南京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1951年－1955年蘇聯莫斯科經濟學院國民經濟計劃教研室研究生。1955年起在中國科學院（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歷任助理研究員、研究員、研究室主任、《經濟研究》雜志主編、所長等職務。1975年－1980年借調到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工作。1981年－1982年兼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1982年－1993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1982年－1992年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十二屆、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1993年11月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特邀顧問。1993年－1998年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八屆常務委員會委員。1988年5月27日被波蘭科學院選為外國院士。2001年9月20日被俄羅斯科學院選為榮譽博士。2005年3月獲首屆中國經濟學傑出貢獻獎。2006年7月被中國社會科學院推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現任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理事、名譽理事長及其評獎委員會名譽主任委員。兼任北京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東北財經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高校教授。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委員、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理事長、中國生態經濟學會會長、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會理事會理事等職。參加和領導過中國經濟發展、宏觀經濟管理、經濟體制改革等方面重大課題的研究、論證和咨詢，是當代中國最著名和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

❼ 趙乃摶的人物生平

趙乃摶（1897~1986），字述庭，號廉澄。浙江杭州人。著名的經濟學家、教育家。192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科經濟門，獲文學學士學位。1923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院攻讀經濟理論，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學位，1929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在北京大學擔任經濟學系教授達55年、系主任達18年，著名經濟思想史專家。1986年12月17日逝世。 1930年攜妻、子歸國，應聘為北京大學經濟系研究教授。後歷任經濟學系主任、北京大學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部主任、校務委員會委員，長沙臨時大學及西南聯合大學教授、經濟系主任，北京大學財務委員會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後，繼續任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系主任至1949年夏。此後，他辭去北京大學經濟學系主任職務，專任教授。
趙乃摶從教55年來，對歐美經濟思想史和我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有很深的學術造詣。主要論著有《理查德·瓊斯，一位早期英國的制度經濟學家》、《歐美經濟思想史》、《歐美經濟學史》、《披沙錄》等等。其中《歐美經濟學史》是他幾十年研究和講授經濟思想史的結晶，為其於西南聯合大學時期所作；當時他在昆明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白水煮青菜，就在這樣艱苦的日子裡，他一邊教書、一邊著書，寫出了《歐美經濟學史》。1949年新中國解放後，其致力於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編成曠世巨著、大型中國經濟思想史資料專輯《披沙錄》5卷。《披沙錄》取「披閱萬卷，沙裡淘金」之意，其凝聚了趙乃摶畢生心血，被譽為「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一塊基石」，也實現了他誓「做淘沙者、拓荒者，為後人鋪路架橋」的宏願。
在55年的長時間里，趙乃摶始終堅持在學術崗位上，孜孜不倦地從事經濟科學的教學工作和學術研究工作。他是一位學貫中西、治學嚴謹、鍥而不舍、誨人不倦、老當益壯的學者。他早已桃李滿天下，學術著作也早已傳播到海內外。他畢生從事教育工作，為國家培養了大批人才，其中許多人早已成為共和國的領導幹部和國內外知名的學者。 趙乃摶擔任角色兒子 學生 丈夫 父親 老師 同事 朋友 父親趙繩武 吳震春 妻子駱雯 兒子趙凱華 錢學森 蔣夢麟 龍 雲 母親朱氏 錢家治 鄧力群 周炳琳 霍揆彰 馬寅初 范長江 胡 適 薛暮橋 蔡元培 千家駒 李四光 郭大力 賽利格曼 傅驪元 劉半農 狄超白 米契爾 陶繼侃 徐志摩 王學文 理查德·瓊斯 厲以寧 周作人 陳振漢 湯用彤 趙 靖 陳岱孫 胡代光 徐毓楠 范家驤 馮友蘭 巫寧耕 丁文江 張友仁 馮祖荀 洪君彥 鄭天挺 ·1897年3月28日即丁酉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於浙江省杭州江干。
·1903年6歲時拜曾任翰林的吳震春為啟蒙老師，入私塾，習古文。
·1915年18歲考入北京大學預科。
·1918年21歲升入北京大學法科經濟門，同年以優秀成績畢業於北京大學預科，免試升入北京大學本科。同年參加蔡元培發起組織的進德會，此後一生恪守進德會的道德規范,專心致志從事學術研究與教育。同年參加反對北洋政府同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中日共同防敵協定》的愛國罷課斗爭。
·1922年25歲畢業於北京大學法科經濟門（經濟系），獲文學學士學位。同年趙乃摶為錢學森輔導中文和英文，駱雯為錢學森輔導數學、物理、化學。同年趙乃摶取得浙江省留美官費生資格後，向美國申請大學研究部的入學准許。
·1923年駱雯畢業於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化學系，並與趙乃摶結婚。是年8月趙乃摶26歲時乘輪船離開中國橫渡太平洋前往美國，入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院研究經濟理論。
·1924年27歲獲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學位。
·1927年30歲《理查德·瓊斯：一位早期英國的制度經濟學家》博士論文初稿寫成。
·1929年5月32歲參加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答辯會，取得該校哲學博士學位。同年駱雯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研究部營養學專業自然科學碩士學位。
·1930年33歲博士論文在紐約正式出版，存放於美國各大圖書館。同與妻、子歸國。
·1931年5月接到北京大學聘請他為經濟學系教授的聘書，其到北京大學任教是出自北大校長蔣夢麟的提名，並得到法學院院長周炳琳的同意。 本年34歲。
·1933年36歲時北京大學成立校務委員會，趙乃摶被任命為校務委員會當然委員，後又被任命為圖書委員會委員、財務委員會委員和學生事業指導委員會委員等。
·1936年為亞當·斯密《國富論》出版160周年，趙乃摶寫了《國富論學說述原》。
·1937年40歲時抗日戰爭爆發，北平、天津相繼淪陷於日軍手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3校被迫遷往湖南長沙。
·1938年41歲時臨時大學遷往雲南昆明，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中老年教授組成旅行團，坐汽車經桂林出鎮南關（現名友誼關）到越南同登，改由滇越鐵路到昆明。此行程要兩次出入國境，事務繁多。趙乃摶被大家推選為旅行團團長，眾人於1938年春天到達昆明。
·1938~1945年先住在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公館東院，後因日機頻繁轟炸，改在昆明北郊崗頭村茅草房內住宿。房子夯土為牆、稻草為頂、泥土為地、木格為窗，窗上再糊以批改過的出國留學生試卷。
·1945年12月1日發生一二·一慘案，趙乃摶手書「魂兮歸來」大字橫幅一張，並輓聯一幅「徒手的學生中手彈而殞命，誰償此赤血；無黨之青年受黨棍之欺壓，惟訴諸青天」以悼念死難烈士。同年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年底北京大學派趙乃摶等人提前回到北平，趙乃摶擔任北京大學復校委員會委員、經濟系主任、經濟研究所所長，並兼任北京大學一年級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北京大學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時年48歲。
·1946年5月4日西南聯合大學宣布結束，開始復員北返。同年趙乃摶始住東四十條北大教授宿舍。
·1947年5月4日上海學生舉行遊行示威，並提出「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要飯吃、要和平、要自由」的口號。5月20日國民黨反動派同時在南京、天津毆傷並逮捕學生百餘人，製造五·二零血案。5月29日周炳琳、趙乃摶等北大、清華教授共102人發表《為反內戰運動告學生與政府書》。是年50歲。
·1948年51歲時將經濟思想史的講稿整理成《歐美經濟學史》一書，請周炳琳評閱後，交正中書局出版。同年北大經濟系孟憲功、李恭貽同學被北平警備司令部非法逮捕。趙乃摶兩次前往特種刑事法庭私設的監獄進行探視和慰問。年底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要將北京大學遷往南方，趙乃摶和廣大師生一致反對。國民黨政府看中了他的才能，曾3次拉他去台灣，並以高官厚祿引誘他，而趙乃摶卻嚮往勞動人民的新中國，最終堅定地留在了北京大學。
·1949年於北平解放後，新開「政治經濟學」和「價格概論」課程，並積極延聘王學文、薛暮橋、郭大力、狄超白、千家駒等經濟學家來校開設新中國經濟建設迫切需要的各門課程。同年夏天，他辭去北京大學經濟學系主任職務，專任教授。該年52歲。
·1951年趙乃摶和北大經濟學系的師生們一起到廣西柳城縣參加土地改革工作。通過土改，他深刻體會到了中國封建剝削的殘酷和慘重。
·1952年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趙乃摶作了比較深刻的思想檢查，決心徹底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術思想，爭取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更多的貢獻。同年夏，中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新的北京大學經濟學系是由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3所大學的經濟學系的政治經濟學專業調整而成。趙乃摶等都被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分配在北京大學經濟學系。是年10月，趙乃摶遷到北大燕東園一幢獨立小樓居住，並慮己年事已高，就大力扶持後進，將幾十年來積累的教學參考資料毫無保留地提供給中年教授徐毓楠長期使用。從當年始趙乃摶開始收集、整理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原始資料。
·1953年趙乃摶受黨中央毛主席、周總理邀請到中南海懷仁堂看戲劇《蕭何追韓信》，感觸頗深。
·1955年中央文委范長江到北京大學作知識分子報告後到燕南園29號看望昔日老師趙乃摶，使趙乃摶更加下定決心：雖然英語極好，但其決心去啃當時不少領域尚為空白的文化史中的中國經濟思想史。他要「肩負起整理祖國文化遺產的工作，來報答黨的關懷」。他雖已58歲，但他想，「天假我以年，我是可以乾的。我要做淘沙者，做拓荒人，為後來人鋪路架橋」。故斷然從研究歐美經濟學史領域，轉入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同年趙乃摶、駱雯夫婦為了祝賀學生厲以寧即將畢業，邀其同游香山。
·1958年徐毓楠教授病故，資料員楊瑛從徐毓楠的研究室中整理出來「經濟思想史」課程教案，送還趙乃摶教授。彼時61歲。
·1962年65歲時因患甲狀腺腫瘤住院，未等病癒即出院。
·1963年66歲他又因肝炎再次住進醫院，病情稍有好轉，他又要求老伴送書送卡片，中國經濟思想史料第一部分的許多卡片即在病床上整理抄寫出來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空前浩劫席捲燕園，趙乃摶被造反派誣蔑為「白專」典型，還被攻擊為「死抱著封資修的東西不放」。造反派沖進趙乃摶家裡進行抄家，很多資料慘遭洗劫，書籍被撕毀，早年從事教學工作時寫的講義全部被抄。此時69歲。
·1980年83歲的趙乃摶與駱雯其夫婦邀請心愛弟子厲以寧同游陶然亭。
·1983年86歲高齡的趙乃摶不辭辛苦地繼續從事《披沙錄》多卷本的修改定稿工作。
·1986年《披沙錄（一）》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本卷約40萬字，第1版印行10000冊。該書的出版，不僅受到中國經濟思想界的重視，而且也得到中國圖書館學界的好評。同年趙乃摶腦病發作，住進北醫三院專為一級教授加蓋的鐵皮病房。是年12月17日晨於北京逝世，骨灰安放於八寶山公墓。享年89歲。
·1987年《披沙錄（二）》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2007年由其兒子趙凱華於北京大學出版社自費印行《趙乃摶文集》。 趙乃摶1897年3月28日出生於錢塘江畔的杭州江干。父親趙繩武，在浙江省1897年的鄉試中考取為舉人，長期擔任杭州江干小學校長，辛亥革命後在浙江省教育廳任秘書。母親朱氏，也是一位讀過一些經書和詩文的知識分子。趙乃摶自幼就在父母的督促下讀書和練習書法，受到良好的舊式家庭教育。 趙乃摶6歲時拜曾任翰林的吳震春為啟蒙老師，入私塾，學習古文。
趙乃摶1915年中學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預科，3年預科學習，每年的成績都是第1名，因而年年獲得獎學金。1918年他以優秀成績畢業於北京大學預科，升入北京大學法科經濟門，取得免試入北京大學本科的資格。當時，北京大學本科經濟、商學門的主任是馬寅初教授，趙乃摶受到他的創新思想的影響，選擇了經濟學作為自己的專業，准備進入北京大學法科經濟門繼續深造。 蔡元培校長為了改變舊中國的社會風氣和舊北京大學學生追求陞官發財的腐朽習氣，於1918年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進德會。這個會德戒條按照會員種類有所不同。會員分為三種：「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乙種會員——於前三戒之外，加不做官吏、不做議員二戒；丙種會員——於前五戒外，加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三戒。」進德會還「公開罰章」，違反戒條的要受到處罰，並且推舉出糾察員來執行。趙乃摶在北京大學參加了進德會，做了乙種會員。他一生恪守進德會乙種會員的戒條，這對於他後來堅持不參加反對黨派，不擔任反動官僚，專心致志地從事教育工作和學術研究工作是有著一定的影響的。
趙乃摶教授在擔任北大研究生教授時，待遇較一般教授為優，月薪為大洋500元。他為了解決學生中的經濟困難，提出每年撥出一筆款項為他的母親朱氏設立「趙母獎學金」，獎勵北大經濟學系學業優秀而又家境清寒的同學（見《北京大學周刊》 1936年6月 13日）。為此，成立了由胡適、周炳琳、陶希聖三位教授組成的董事會，並由董事會來決定獲得獎金的人選。為了這件事，胡適先生寫了一封信給趙乃摶教授，信中說：
「廉澄先生：手書敬悉。先生設立助學金，紀念令先母，這是最可敬佩的孝思。我很願意追隨諸公之後，做一個董事。我不久要出國，在出國期中，董事的事情請枚蓀先生（按即北大法學院院長周炳琳教授）代表我，敬復。即祝
雙安。
胡適敬上
廿五、六、廿一」 馬寅初協助提倡「兼容並包」進行北大改革的蔡元培校長，增聘學有專長的專任教員，解聘不學無術的舊官僚教師。在經濟、商學門的辦學中，各種學派的經濟學說都得到開課講授的平等地位。趙乃摶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下，扎實求學，為他以後研究經濟思想史打下了牢固的理論基礎。並且，他受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響，立志不做官，專心研究學問，做一名有知識的勞工，即腦力勞動者。 可是那時他接到了父親寄來的要他回浙江到衢州中學教英文並兼教務主任的來信和聘書，他考慮到家庭經濟困難，准備前往工作。離開北京前，他到當時任教育部參事的前浙江第一中學校長錢家治（錢學森父親）先生處辭行，告以家庭經濟困難，不能升學，將回浙江就業。錢老師聽了十分為之惋惜，提出要為他留意找個工作機會，使他能一面讀書一面工作。在他剛回到浙江的第二天，就接到錢老師拍來的電報，說已經為他找到在晚間課余當家庭教師的職務，勸他返京升學。於是，他才得以在1918年秋天順利地入北京大學本科學習。 192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科經濟門（經濟系），獲文學學士學位。
在校期間，趙乃摶很喜歡外文，其英語詩作曾被選登在校刊上，其他各科成績亦於班上名列前茅。趙乃摶還參加了蔡元培校長發起組織的進德會，還參加了1918年反對北洋政府同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愛國罷課斗爭。
為了給自己籌措學雜各項費用，趙乃摶在大學本科期間，兼做了幾項工作。從1918年開始，他在晚清名相翁同龢的後人翁振伯家裡擔任家庭教師，在晚間給翁同合的幾位孫子教課，歷時4年，直到1922年。這就是前面所說的錢家治先生替他找的工作。同時，他經過同學餘九恆介紹，在北京安徽中學擔任高級英文教師。大學本科學習期間，趙乃摶還被由蔡元培先生兼任館長的國史館聘請為國史館編輯，具體任務是翻譯一部《希臘史》的部分書稿，以供編寫中國歷史的參考。 趙乃摶於1922年取得浙江省留美官費生資格後，就向美國申請大學研究部的入學准許。當時位於美國紐約市區北部的哥倫比亞大學十分著名，又在中國有著重要影響。趙乃摶在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院作研究生的入學許可後，就於1923年8月乘輪船離開中國橫渡太平洋前往美國，入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院，研究經濟理論。
趙乃摶的博士論文選擇了英國制度經濟學派創始人之一的理查德·瓊斯進行研究。他收集到的瓊斯的經濟學著作有16種之多，又收集到瓊斯的大量書信，並且還有有關瓊斯的書籍74種和論文52篇。他對這些資料進行了認具的研究後，才開始書寫博士論文。論文的題目是《理查德·瓊斯：一位早期英國的制度經濟學家》。現在被全世界經濟學界普遍採用的「制度經濟學」這個術語，就是趙乃摶在他1929年的博士論文《理查德·瓊斯：一位早期英國的制度經濟學家》中，率先概括和使用的 。
論文對瓊斯經濟思想的淵源、體系作了探討、闡述。論文英文本全文10餘萬字，分為8章。第1章，制度學派的經濟學；第2章，瓊斯生平和一般背景；第3章，瓊斯的政治經濟學體系；第4章，地租論；第5章，工資論；第6章，利潤論；第7章，瓊斯的其他理論貢獻；第8章，瓊斯的批評家和瓊斯的影響。該論文初稿寫成於1927年，經過多次修改，於1929年定稿，印成大樣，提交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院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審定。博士論文答辯會於 1929年5月舉行，會議由賽利格曼教授任主席，密契爾教授任副主席，答辯委員會由校內外專家十餘人組成。他們不斷提出問題，趙乃摶都作出令人滿意的答辯。答辯會進行了3個小時，經過表決，論文獲得通過，他取得了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這篇博士論文於1930年在紐約正式出版，存放在美國各大圖書館中。
這篇博士論文，對瓊斯生平和經濟學說的研究，超過了以前的著作。賽利格曼教授在「經濟思想史」課程講到瓊斯的經濟思想時，總會說到「一位中國留學生趙乃摶博士對瓊斯研究的貢獻」，賽利格曼把趙乃摶的研究成果納入教學內容，並且將趙乃摶的這篇論文指定為參考書，要學生閱讀。賽利格曼教授為15大卷《社會科學大網路全書》的主編，在該書的「瓊斯」這一辭條中，將《理查德·瓊斯：一位早期英國的制度經濟學家》一書，列作參考書目中的第一部參考書。可見，趙乃摶的博士論文在瓊斯經濟學說的研究中，佔有極重要的位置。
在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時期，趙乃摶被圖書館的浩瀚藏書所吸引，因此，盡管在美求學時間長達3年，但他卻未看一場電影，而是把美好的青春時光花在了讀書學習上。趙乃摶的書桌上有一牌子，上書：「言談以十分鍾為限」；其旁放一隻老式鍾表，他惟恐時間在閑聊中白白逝去。雖說他是官費生，可官費有限，根本無錢買書，他說每天清晨到一家飯館刷盤子，以掙上一點兒錢，並把這錢的大半部分用來買書。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北平、天津相繼淪陷於日軍手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3校先是遷往湖南長沙。1938年初武漢告急，臨時大學遷往雲南昆明，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從長沙到昆明，相隔3000餘里。年富力強的教授們和大學生一起過崇山峻嶺到昆明，中老年教授們組成旅行團，坐汽車經桂林，出鎮南關（現名友誼關）到越南同登，改由滇越鐵路到昆明。這個行程要兩次出入國境，事務繁多。大家推選趙乃摶為旅行團團長，周炳琳教授負責外交，魏建功教授負責文書，章廷謙副教授負責伙食，姚從吾、張佛泉兩教授負責行李。大家於1938年春天到達昆明。
在西南聯合大學，趙乃摶和陳岱孫輪流擔任經濟學系主任。趙乃摶開設「經濟思想史」必修課和「商業循環」、「社會主義」、「當代經濟思潮」3門選修課程。這3門選修課程，每學期各開2門。同時，趙乃摶發表文章的風格有了很大轉變，正應了他自詡「不將心事付煙霞」的題詩。在昆明，趙乃摶住在才盛巷2號北京大學辦事處的宿舍里。那原是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公館的東院，龍雲讓給北京大學使用。龍雲同北大教授們的宿舍是同一幢磚木結構的2層樓房。龍雲住在最西頭樓下，趙乃摶住在東頭樓上第4間。由於敵機的狂轟濫炸，北大在昆明北郊崗頭村修建了臨時宿舍，教師們都搬到那裡住宿，趙乃摶住在一間茅草房內，房子是夯土為牆、稻草為頂、泥土為地、木格為窗，窗上糊以批改過的出國留學生試卷。1945年12月1日昆明發生一二·一慘案，死難於再、張華昌、潘琰、李魯連4烈士，師生們都極為憤怒。趙乃摶前往4烈士靈堂致祭，並且手書「魂兮歸來」大字橫幅一張，以及輓聯一幅，聲討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愛國同學的滔天罪行。輓聯的詞為：
徒手的學生中手彈而殉命，誰償此赤血；
無黨之青年受黨棍之欺壓，惟訴諸青天！
1946年12月19日西南聯大召開本年度第7次教授會，會議推舉由周炳琳、馮友蘭、趙乃摶3位教授共同草擬「教授會決吁請政府對此次事變之行政首腦人員速予以撤職處分，務期達到目的」，並通過規勸學生「星期四一律照常上課」的文告——《教授會告同學書》；會議還推舉周炳琳、馮友蘭、趙乃摶3教授代表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會與盧漢省主席、霍揆彰省警備總司令接洽，要求嚴厲懲辦兇手及其主使人，並確保大學師生今後的安全，還要求他們以地方軍政當局的名義發表聲明，「對合法之自由決予尊重」，「本校罷課已將屆月，其中所經過的慘痛之事實，已為國人所共見。本會之措施已屢經議決執行。關於本月一日之慘案，現在除軍事負責首腦人員已經政府先行停職議處外，本會並請求政府對行政負責首腦人員先行撤職，決以去就力爭，促其實現。關於非法禁止集會之禁令，已於本晚推舉代表與現軍政當局洽商，望其對合法之自由予之尊重。同學諸君心懷冤抑，同人深有同感，但默察校內外之情勢，如學校早日恢復常態，同學對於政府之要求亦可早日實現，如堅持罷課，則前途演變恐有不忍言者。同人愛護同學，愛護學校，本中心之熱忱，經屢次之會議，已請學校定於十二月二十日務必復課，務望同學諸君於是日晨照常上課。其有因故不能上課者，亦勿對上課同學有攔阻之舉動，否則同人在校所司何事，屍位之譏，義不能受，亦當有以自處，謹此忠告，惟同學諸君察之。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後，年底北京大學派趙乃摶等人提前回到北平，趙乃摶擔任北京大學復校委員會委員。西南聯合大學於1946年5月4日宣布結束，開始復員北返。
趙乃摶回到北京大學後仍擔任經濟系教授、系主任和經濟研究所所長，並兼任大學一年級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北京大學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這時北京大學一年級和先修班設在北京宣武區原名國會街北京大學第四院（現新華通訊社社址），趙乃摶又是那裡的主任。
1947年國民黨政府拋出所謂「經濟改革方案」，妄圖挽救國統區的經濟危機。周炳琳、趙乃摶等15位教授聯名發表《我們對於〈經濟改革方案〉之意見》，指出：「此方案對於過去種種錯誤，未嘗虛心檢討」，「此方案對於目前經濟危機，並無救治之能力」。對國民黨反動派反人民的經濟政策，加以揭露和抨擊。
1947年5月20日北京各大學和中學學生舉行反飢餓反內戰大遊行。1947年5月29日周炳琳、趙乃摶等北大、清華教授共102人發表《為反內戰運動告學生與政府書》，這份宣言認為參加5·20慘案遊行的青年學生「情緒熟練熱情，精神勇敢，行動嚴整而有規律，……動機天真純正」，「我們又不得不置憾於某些當局措置失當，有縱容暴徒摧殘學生之嫌」。宣言指出：「政府當局則應深切省悟。政治敗壞之責任本在政府而不在學生。學生由苦悶積憤而發生之呼籲及運動，只能善導而不應高壓。」同時，又勸說學生「實應珍重其血肉，寶貴其精神。……不廢學業，避免無謂犧牲。」（天津《大公報》1947年5月30日）
趙乃摶在北京大學經濟學系主講經濟學和經濟思想史課程長約20年之久，他將經濟思想史的講稿整理成《歐美經濟學史》一書，請周炳琳評閱後，於1948年交上海正中書局出版，1949年上海解放，正中書局遷往台北，此書在台北發行了8版之多，而在大陸卻極為罕見。
趙乃摶在本書序言中寫道：「本書……付梓後又承門人北大講師熊正文君、講員葉方恬君、助教張友仁君為我悉心校對，多方考證，他們為我耗費了無數的精力與時間，衷心殊感。在本書寫成之後，蒙三十年前之窗友和二十年來之同事周炳琳、周作仁兩先生於嚴寒的冬夜和酷暑的夏日，為我評閱，並提出很寶貴的意見，加以刪改。他們的友誼，使我感激不盡。又本書初無問世之意，重以周炳琳先生之敦促鼓勵，又承老友吳俊升先生之竭力幫忙，始得刊行。他們的熱情愛護，尤使我銘感萬分。」
1948年北大經濟系孟憲功、李恭貽同學被北平警備司令部非法逮捕。趙乃摶深為憤慨，他兩次前往特種刑事法庭私設的監獄進行探視和慰問。在探視中他還對國民黨特務的無理要求大聲地嚴厲地加以駁斥。
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要將北京大學遷往南方，趙乃摶和廣大師生都一致反對。國民黨政府看中了他的才能，北平解放前夕，曾3次拉他去台灣，並以高官厚祿引誘他，而趙乃摶卻嚮往勞動人民的新中國，最終堅定地留在了北京大學，從而實現了他為建設繁榮富強的新中國而出綿薄之力的強烈願望。 1949年趙乃摶在北平解放後，在北京大學停開了「經濟學概論」課程，新開了「政治經濟學」課程和「價格概論」課程。他還接受同學們的建議，積極延聘王學文、薛暮橋、郭大力、狄超白、千家駒等經濟學家來校開設新中國經濟建議迫切需要的各門課程，1949年夏天開始，他辭去北京大學經濟學系主任職務，專任教授。
1951年黨號召知識分子參加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趙乃摶也報名和北大經濟學系的師生們一起到廣西柳城縣參加土地改革工作。通過土改，他具體體會到了中國封建剝削的殘酷和慘重。
在1952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趙乃摶作了比較深刻的思想檢查，表示要徹底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術思想，爭取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更多的貢獻。
1952年夏，我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新的北京大學經濟學系是由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3所大學的經濟學系的政治經濟學專業調整而成。趙乃摶等都被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分配在北京大學經濟學系。
從1946年到1952年院系調整以前，趙乃摶住在東四十條北大教授宿舍。院系調整後，北京大學從城內沙灘等處遷到西郊燕園，趙乃摶於1952年10月間遷到北大燕東園一幢獨立小樓居住。
在1952年院系調整後新的北京大學，經濟學系的教師隊伍得到擴充和增強。這時「經濟思想史」課程的教學工作已經後繼有人，趙乃摶考慮自己年事已高，就大力扶持後進，將幾十年來積累的教學參考資料毫無保留地提供給當時擔任「經濟思想史」課程教學工作的中年教授徐毓楠長期使用。這些教學材料直到1958年徐毓楠教授病故後，才由資料員楊瑛從徐毓楠的研究室中整理出來，送還趙乃摶教授。

❽ 周炳琳的周炳琳教授的一生

1931年秋，蔣夢麟卸任教育部長時，親自簽發公文任命他自己為北京大學校長。蔣對周發出「回母校系忙」的邀請。他欣然同意，回到北京大學任經濟系教授和法學院院長，法學院下設法律、政治、經濟三學系。這時，劉樹杞任北大理學院院長，尚缺文學院院長人選。蔣夢麟和周炳琳一起去苦苦勸說胡適任北大文學院院長，終於得到胡適的應允。（《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第 152頁）
1937年春，經蔡元培推薦，周炳琳出任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務次長。在任期間，遇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強迫北京各大學解聘進步教授之事。他認為大學應有一定的學術自由，聘不聘教授的權力應歸大學校長，作為上級的教育部只能撤換校長，而不能解聘教授，頂住了黨部的這一無理要求。在任期間，他曾給曹禺的劇作發獎，鼓勵青年作家。解放後，曹禺和巴金結伴來到北大教授宿舍看望周，對周執弟子之禮，十分尊敬。
抗戰爆發後，他建議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遷往長沙，成立臨時大學。他的夫人魏璧是長沙人，他們比較熟悉長沙的情況。他和王世傑部長商定，指定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為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並「派令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楊振聲、胡適、何廉、周炳琳、傅斯年、朱經農、皮宗石、顧毓綉為籌備委員。」他經手辦理了有關的各種公函和派令等文件。
1938年臨時大學遷往雲南昆明，並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大學常委會聘請周炳琳為總務長。這時周雖已辭去教育部常務次長的職務，卻又奉命整頓中央政治學校，因而推辭了聯大總務長的職務。
1949年2月2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北京大學，次日他致函湯用彤校務委員會主任，要求辭去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等行政職務，專任經濟系教授。1963年他因病住入北京醫院，醫治無效，於 10月 24日逝世，享年71歲。他的治喪員會由何香凝任主任委員。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送了花圈。骨友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節選自張友仁先生所著《周炳琳教授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