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和蔣介石吵架的大學教授

1. 陳寅恪是何許人

陳寅恪（讀音：chén yín què），江西九江市修水縣客家人，1890年7月3日生於湖南長沙，1969年10月7日卒於廣州，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詩人（之一）、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清華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其父陳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詩人，祖父陳寶箴（支持變法的開明督撫）曾任湖南巡撫。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在清華任教時被稱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陳寅恪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在家庭環境的熏陶下，從小就能背誦四書五經，廣泛閱讀歷史、哲學典籍。早年，他留學日本、歐洲、美國等國家長達十三年，精通22種語言(待考證，參考李繼宏《陳寅恪走上神壇之路》)，了解西方文化，但從國外帶回來的卻是東方學；回國後，曾先後任職任教於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廣西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等學術機構。[1]
陳寅恪兒時啟蒙於家塾，學習四書五經、算學、地理等知識。1900年（光緒26年

陳寅恪
）祖父陳寶箴去世後，陳三立舉家遷居江蘇金陵，在家中開辦思益學堂，教授四書五經、數學、英文、體育、音樂、繪畫等課程，先後延聘教師有國學大師王伯沆、柳翼謀、周大烈。陳家兩代素來倡議新政，「思益學堂」領風氣之先採用現代化教育，陳三立與教師相約一不打學生、二不背死書，一派新式作風，深得當時兩江總督張之洞贊賞。如此家學淵源下，陳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國學底子，眼界並擴及東西洋，留學日本前便「從學於友人留日者學日文。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陳寅恪隨兄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上海復旦公學。
1910年自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4年回國。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費的資助，再度出國游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籃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轉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在留學期間，他勤奮學習、積蓄各方面的知識而且具備了閱讀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種語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他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見解，多為國內外學人所推重。
1925年，陳寅恪回國。這時，清華學校改制為大學，設立研究院國學門，由胡適建議採用導師制。其「基本觀念，是想用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聘任當時最有名望的學者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等人為導師，人稱清華四大國學大師。當時的研究院主任吳宓很器重他，認為他「最為學博識精」。梁啟超向校長曹雲祥力薦為導師；也很尊重他，謙虛地向人介紹：「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他們都曾極力向校方舉薦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歲，就與梁啟超、王國維一同應聘為研究院的導師，並稱「清華三巨頭」。
1928年，陳寅恪在上海結婚，時年37歲，夫人唐篔，是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也是一位教師，在清華園相識，兩人志同道合。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國維紀念碑銘中首先提出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他當時在國學院指導研究生，並在北京大學兼課，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著述。在清華大學開設語文和歷史、佛教研究等課程。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證歷史；或引詩舉史，從《連昌宮詞》到《琵琶行》、《長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準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令人嘆服！盛名之下，他樸素厚實，謙和而有自信，真誠而不偽飾，人稱學者本色。1930年，清華國學院停辦，陳寅恪任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哲學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
陳寅恪治學主旨「在史中求識」。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即從事物的演化和聯系考察歷史，探究史料），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一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並在這個基礎上，注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從許多事物的聯系中考證出關鍵所在，用以解決一系列問題，求得歷史面目的真相。他這種精密考證方法，其成就超過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發展了我國的歷史考據學。
陳寅恪對佛經翻譯、校勘、解釋，以及對音韻學、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淵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課題的研究，均有重要發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集刊》、《清華學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論文，是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博學而有見識的史學家。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日軍直逼平津。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義憤絕食，溘然長逝。治喪完畢，寅恪隨校南遷，過著顛沛流離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聯大遷至昆明，他隨校到達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佔的上海授課。他又一次拒命，隨即出走香港，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先後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學任教。當時，面對民族危亡，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發起向蔣介石獻九鼎的無聊活動，勸他參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賦》：「九鼎銘辭爭訟德，百年粗糲總傷貧」。以示諷刺。這一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他仍致力於學術研究，先後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對隋唐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辟了新的途徑。
抗戰勝利後，陳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並順便到倫敦治療眼睛，但由於此前在國內進行過一次不成功的手術，再經英醫診治開刀，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寅恪懷著失望的心情，辭去聘約，於1949年返回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廣州，拒絕了國民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台灣、香港的邀聘，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合並於中山大學，遂移教於中山大學。

2. 人口論者馬寅初的人生故事

馬寅初（1882—1982） ，漢族，1882年6月24日出生在浙江省浙江嵊縣浦口鎮。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教育學家、人口學家。1901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學選學礦冶專業。1906年赴美國留學, 先後獲得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15年回國，先後在北洋政府財政部當職員、在北京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務長。1927年到浙江財務學校任教並任浙江省省府委員。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員，1929年後, 出任財政委員會委員長、經濟委員會委員長，兼任南京中央大學、陸軍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教授。1938年初，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兼教授。1940年12月6日被蔣介石逮捕。1946年9月，到上海私立中華工商專科學校任教。1949年8月，出任浙江大學校長，並先後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任等職。1951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60年1月4日，因發表《新人口論》被迫辭去北大校長職務。1979年9月，平反後擔任北大名譽校長，並重新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81年2月27日，當選為中國人口學會名譽會長，1981年3月29日，當選為中國經濟學團體聯合會第一屆理事會顧問。1982年5月10日因病逝世。主要著作有：《通貨新論》《戰時經濟論文集》《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中國國外匯兌》《中國銀行論》《中國關稅問題》《資本主義發展史》《中國經濟改造》《經濟學概論》、《新人口論（重版）》《馬寅初經濟論文集（上、下）》等。 1993年8月獲首屆中華人口獎「特別榮譽獎」。
早在50年代初，他就注意並開始研究中國人口增長過快的實際問題。在著名的《新人口論》中，較系統的論述了中國的人口問題。提出了「我國人口增長過快」的命題，認為1953～1957年，中國人口很可能已超過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為20‰的結果。如果按1953年統計的20‰的增殖率估算, 「三十年後同實際的人口數字一比, 就會差之毫釐而失之千里了」。並分別從加速積累資金、提高科學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和人民的物質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業原料等方面，對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進行了論述：①人口增長與資金積累的矛盾。他認為，因為中國人口多，消費大，所以積累少，只有把人口控制起來，使消費比例降低，才能多積累資金；②搞社會主義，就必須提高勞動生產率，多搞大工業，搞農業電氣化、機械化，然而，為安排好多人就業，就不得不搞中小型工業，農業搞低效率勞動，實際上是拖住了高速度工業化的後腿；③和工業原料的矛盾。大辦輕工業可以有效地積累資金，但是輕工業原料大多數來自農業。由於人口多、糧食緊張，就騰不出多少地種諸如棉花、蠶桑、大豆、花生等經濟作物。同時，也由於農產品出口受到限制，就不能進口很多的重工業成套設備，影響了重工業的發展；④全國人均不到3畝耕地，大面積墾荒短期內又做不到，「就糧食而論, 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他尖銳地指出，控制人口實屬刻不容緩，不然的話，日後的問題益形棘手，愈難解決。政府對人口若再不設法控制，難免農民把一切恩德變為失望與不滿。他提出了定期舉行人口普查，把人口增長納入第二個、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建議。
[編輯本段]年譜
1901年入天津北洋大學（1951年更名天津大學），選學礦冶專業。同年與妻子張團妹結婚
1906年赴美國留學，1910年獲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191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馬寅初在耶魯大學1915年回國，任北洋政府財政部職員。
1916年任國立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1919年出任首任教務長。
1917 年，留學歸來的馬寅初又回嵊縣老家迎娶了與女兒馬仰班同歲的王仲貞。小學畢業的王仲貞比馬寅初小22歲，當時年僅13歲。馬寅初與兩位妻子恩愛和諧，共生育有五個女兒、兩個兒子，是擁有七個孩子的美滿家庭。
1920年，繼國立東南大學（1928年更名國立中央大學）首任商科主任楊杏佛之後，出任國立東南大學附設上海商科大學（現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兼教務主任，曾兼任中國銀行總司券（總發行人）等職。
1927年後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委員長、財政委員會委員長等職。並先後出任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重慶大學商學院教授兼院長。曾任中山大學、交通大學、蘇州東吳大學、重慶陸軍大學、立信會計專科學校、中華工商專科職業學校等校教授。
1932年——1936年 任交通大學教授
1948年當選第一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任，浙江大學校長。
1951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1960年1月4日因發表《新人口論》被迫辭去校長職務，居家賦閑。
1979年9月任北京大學名譽校長，兼中國人口學會名譽會長。
[編輯本段]特別經歷
早年加入中國同盟會。曾參加五四運動。抗日戰爭期間曾因抨擊官僚資產階級大發國難財遭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監禁。
1957年因發表《新人口論》等文章而遭到錯誤批判，1979年中共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學黨委為他徹底平反恢復名譽的決定。
馬寅初教授畢生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為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穩定物價、控制人口等重大問題獻計獻策，為國家經濟建設和經濟科學、人口科學學科建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馬寅初，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學家、人口學家，中國共產黨的諍友。 童年時代，馬寅初很想讀書，更想到大城市去讀書。而父親馬棣生認為馬寅初聰明伶俐，一定要馬寅初學管帳記賬，繼承「酒坊」家業，學做生意。為讀書，馬寅初經常挨父親訓斥、毒打，罰跪。「跪下也要去念書」，「打死我也不做生意」，馬寅初忍著疼痛一次又一次地反抗著。
1899年馬寅初進入上海「育英書館」，成績年年班上第一。他中學畢業後以優異成績考入天津北洋大學。1903年他被送往美國公費留學，先入耶魯大學，後入哥倫比亞大學。為「強國富民」，馬寅初在美國決定攻讀經濟，1910年他在耶魯大學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14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他撰寫的論文《紐約市的財政》，轟動了當時美國的財政界和經濟界，被哥倫比亞大學列為一年級新生的教材。
1919年馬寅初返回祖國，懷著「強國富民」的理想支持進步，崇尚革新，聲明「一不做官，二不發財」，致力於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和經濟人才的培養，著書立說。他是中國最早研究西方經濟學的著名學者。1927年到1937年，馬寅初南下浙江、南京、上海，以財政經濟專家身份，參與對國家財政經濟問題的研究，尋找症結的所在，謀求解決的辦法，全力保護中華民族的利益。1937年到1945年，馬寅初繼續以財政經濟專家身份研究中國的財政經濟，剖析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撰文抨擊「四大家族」趁民族危亡之機大發橫財的罪行。抗戰爆發後，馬寅初擁護抗戰，反對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馬寅初的愛國行動、正義行為，遭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馬寅初先後被關進息烽集中營、上饒集中營，最後被軟禁於重慶歌樂山家中，直到抗戰勝利才恢復人身自由。
抗成勝利後，馬寅初繼續反對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主義，痛斥國民黨政府出賣民族利益。當李公朴、聞一多慘遭國民黨特務暗殺消息傳來，馬寅初憤怒萬分，當即寫了遺書，告別大家，孑然一身穿藍布長衫赴南京中央大學講演，用大量事實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的罪行，當講到物價飛漲時，指名道姓、抨擊蔣介石，有力地推動了當時國統區的反蔣愛國民主運動。他成了舊中國時代一個英勇不屈的民主戰士。 解放前馬寅初先後在北京大學、南京中央大學、上海交通大學、重慶大學、浙江大學任教。他曾任北大經濟系主任、教務長。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解放後馬寅初先後任浙江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校長、名譽校長，他的著作很多，其中《新人口論》是一篇卓有見地的不朽之作，這篇論文是經過調查研究後寫成的，它正確地分析了我國人口增長速度過快的原因，論證了人口增長太快同積累、消費之間的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生育的建議和措施。《新人口論》發表後，引起全國強烈的反響。康生、陳伯達一夥竟把《新人口論》誣為中國的馬爾薩斯主義，煽起全國規模的大圍攻。馬寅初理直氣壯，出來應戰，有人逼他檢討，他堅決拒絕，再一次發出誓言：不怕孤立，不怕油鍋炸，即使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說：「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止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我個人被批判是小事，沒什麼，不過我想的是國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幾十年以後，事實會說明我是對的。」歷史的發展證實了馬寅初《新人口淪》的正確性和預見性。1960年3月馬寅初被迫辭職，離開北京大學，回到嵊州老家。1979年9月11日恢復名譽，教育部任命他為北京大學名譽校長，並被增選為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編輯本段]歷年出版的主要著作
1馬寅初經濟論文選集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2中國之新金融政策（上） 商務印書館1939
3通貨新論 商務印書館1947
4新人口論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5馬寅初人口文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6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 財政出版社1958
7新人口論 廣東經濟出版社1998
8馬寅初抨官僚資本 重慶出版社1983
9馬寅初選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10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0
11馬寅初經濟論文選集（上）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
12馬寅初全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13財政學與中國財政：理論與現實 商務印書館2001
14財政學與中國財：理論與實踐 商務印書館1948
15中國國外匯兌 商務印書館1930
16中華銀行論 商務印書館1929
17馬寅初演講集 商務印書館1933
18經濟學概論 商務印書館1946
19馬寅初戰時經濟論文集 作家書屋1945
20中國經濟改造 商務印書館1935
21馬寅初經濟論文集 商務印書館1932
22中國關稅問題 商務印書館1935
23馬寅初經濟論文集 作家書屋1947
24中國當前之經濟問題：馬寅初講演 膠濟鐵路同人學術研究會
25馬寅初演講集 商務印書館1928
[編輯本段]馬寅初故居
——東總布胡同32號
東總布胡同屬東城區建國門地區，是朝陽門南小街路東從南往北數的第二條胡同。胡同自西向東溝通朝陽門南小街和建國門北大街，長600多米，南側自西向東分別與頂銀胡同、貢院西街、南牌坊胡同相通，北側自西向東分別與大羊宜賓胡同、寶珠子胡同、北總布胡同、弘通巷、北牌坊胡同相通。明代，與西總布胡同統稱「總鋪胡同」，因胡同內設有總捕衙署而得名；清乾隆時改稱「總部胡同」，宣統時以朝陽門南小街為界將胡同一分為二，西段稱「西總布胡同」，東段稱「東總布胡同」。
東總布胡同32號，舊時的門牌是東總布胡同62號，在胡同中段南側，整座建築為西洋風格。圍牆相對較高，西式街門面北，有五步台階；院內主要建築是一座二層西式樓房，樓房南面與圍牆之間構成一個樹木繁茂的庭院，典雅、寧靜。
據房屋檔案記載，該院佔地面積為1092．7平方米；共有房屋43間，其中樓房30間，建築面積共計444．1平方米。此房購於1950年5月，經修葺馬寅初全家入住。1951年6月，馬寅初出任北京大學校長。1952年大學院系調整後，燕京大學並入北京大學，北京大學自東城區沙灘遷至海淀區燕園，為避免遠道奔波，馬寅初被安排在燕南園63號居住。
陳芳在《燕東園和燕南園話舊》一文中寫道:「坐落在燕南園東南部的63號院，是一座別致的中西結合、中國南北方建築風格結合的『凹』字形平房建築。63號院正門面南，前面有一大片開闊地，氣派較大。整體建築坐落在虎皮石台階上，周邊環繞都是一米左右長的花崗岩條石，建築四角是仿中國木結構做法的鋼筋混凝土半圓形柱子。正南門外有一個凹進去的門欄（中國南方風格，北方少見），兩扇大門，兩側各有四扇中式窗戶，相當對稱；窗下牆（坎牆）是中國式的凹形，建築層頂是西式鋼筋屋架，呈直線三角形，上鋪機器瓦（大瓦），但又有中國傳統最尊貴屋頂廡殿的一點風格。建築高度從台階到檐口有4米左右，柱頂石是圓形，屋檐下突出石塊是仿中國傳統梁頭，但上面沒有彩畫和雕刻，檁條用水泥製成。」「當年院內還有一個小型游泳池。」
馬寅初在燕南園63號居住期間，發表了《新人口論》，並因此遭到錯誤的批判。1960年，馬寅初辭去北京大學校長職務，又搬回東總布胡同32號。此時的馬寅初已是78歲高齡，且在政治上被剝奪了發言權，如今叫做「話語權」，滿腹經綸而又剛直不阿的他，賦閑了。馬寅初畢竟經過風雨，見過世面，能夠泰然處之，他喜愛這樣兩句話——「寵辱不驚，閑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觀天外雲卷雲舒。」對於智者而言，賦閑至多隻能標志宦海失意，決不意味事業無成。馬寅初在賦閑期間，完成了百萬字之巨的《農書》初稿，可惜《農書》初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家人所焚。
1982年5月10日，馬寅初走完了整整一個世紀的人生歷程，駕鶴西行，魂歸道山。應了一句中國的老話——仁者壽。
現在，東總布胡同32號為馬寅初的後人居住。另外，在竹竿巷與青春路交界處，也有馬寅初故居，現在已成為博物館。（第二課堂活動處）前面還有一尊馬寅初的雕塑。
馬寅初(1882—1982)，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浙江嵊縣(今嵊州市)人。早年留學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15年回國，曾任北京大學經濟系主任、教務長，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國民政府立法委員。1949年後，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浙江大學、北京大學校長，是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有《馬寅初演講集》、《馬寅初經濟文集》、《中國經濟改造》、《通貨新論》、《新人口論》等著作存世。
馬寅初生於清光緒八年，在舊中國生活了近七十年，是蜚聲中外的經濟學家。由於仗義執言在20世紀40年代受到過國民黨當局的拘捕、關押和軟禁，也受到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特務的恐嚇與毆打，然而，馬寅初不改初衷。一代文豪郭沫若曾經這樣稱贊：「你這個馬寅初啊，可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爆的響當當的一枚『銅豌豆』。」當時的輿論界認為：「今日馬寅初先生在中國經濟學界的聲望和地位，可與過去文學界的巨人魯迅相比。在爭取國家自由、民族解放的過程中，馬寅初與魯迅一樣，遭受著惡勢力的仇恨，但卻雄視闊步於各種壓迫之下，始終敢說，敢笑，敢怒，幾十年來態度一貫。」
馬寅初為新中國的誕生歡欣鼓舞，並積極投身於共和國的籌劃和建設之中。1949年3月25日，在歡迎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從西柏坡遷至北平的儀式上，馬寅初竟不顧會場秩序，跑向周恩來乘坐的吉普車，大聲對周恩來說：「遵照你的指示，我已平安來到北平。」喜悅心情溢於言表。
馬寅初喜歡以「兄弟」自稱，而且，不分場合，也不論對象的年齡大小、職位高低，一概如此。
有一個說法，有一次在中南海開會時，馬寅初向毛澤東提出請求:「要『兄弟』把北大辦成第一流學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毛澤東笑著問：「馬老，您要怎樣的支持呢？」馬寅初說:「不要別的，只希望主席能批准，『兄弟』點名邀請誰到北大演講，就請不要拒絕。」毛澤東高興地答應了馬寅初的請求。
有一個佐證，1951年6月1日，在北京大學的民主廣場舉行校長馬寅初就職典禮，場面莊重熱烈，馬寅初在致辭中仍然自稱「兄弟」，他說：「『兄弟』既受政府任命我就依照政府意旨做事，希望大家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努力完成我們的任務。」
有一個制度，在馬寅初主政北京大學期間，每年除夕都在大膳廳舉行全校新年團拜會。新年鍾聲一響，馬寅初准時出現在全校師生面前，或因興致佳好，或因酒後微醺，總是紅光滿面，必以「兄弟」自稱，向全校師生祝賀新年。
作為經濟學家，馬寅初自然心繫民生。他認為「統籌兼顧，綜合平衡」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規律，也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遵守的一條定律，指出應該提倡計劃生育，控制人口。他說:「我們的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計劃之內，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實行計劃生育，那就不成其為計劃經濟。」而且認為人口問題「若不早為之圖，難免把一切恩德變為失望和不滿。」
孰料，馬寅初的真知灼見卻遭到了愈演愈烈的批判，直至被迫辭職。使人聯想到唐代韓愈的詩句：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面對批判和討伐，馬寅初公開表態：「這個挑戰是很合理的，我當敬謹拜受。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絕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因為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只能拒絕檢討。」
「拒絕檢討」，談何容易。然而，馬寅初做到了。
1979年7月26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題為《黨組織為馬寅初徹底平反恢復名譽》的消息。此時的馬寅初已經九十八歲了，歷史終於在他活著的時候，有機會向這位勇敢而智慧的老人道歉。
1957年7月15日，馬寅初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新人口論》，指出人口多、資源少是我國一個很嚴重的矛盾。建國以來，我國人口增長率為20%，以此推算，如不控制人口，50年後我國人口將達到16億。他說：「人口固然是一個極大的資源，但也是一個極大的負擔。」要保住這個大資源，去掉這個大負擔，辦法是提高人口質量，控制人口數量。他建議國家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結果受到錯誤批判。事實證明，馬寅初的觀點是正確的，批判他的後果是造成此後全國多生了幾億人。

3. 有誰知道劉文典是誰

劉文典（公元1889～1958年），中國文學史家，字淑稚，原名文聰，安徽合肥人。1919年赴日本求學，1916年回國，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安徽大學校長、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1938年到昆明，先後在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任教，為九三學社成員。終生從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學研究和教學，著作有《淮南鴻烈解》、《莊子補正》、《三餘雜記》等。
劉文典的怪與狂
劉文典怪。
有學生描寫清華時期的劉氏：「『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這句笑好像特別是為我們劉先生而設的……劉先生憔悴得可怕——看呵，四角式的平頭罩上寸把長的轉發，消瘦的臉安著一對沒有精神的眼睛，兩顴高聳，雙頰深入；長頭高兮如望空之肌膚瘦黃兮似辟穀之老衲……狀貌如此，聲音呢？……既尖銳又無力，初如飢鼠兮終如寒猿……」到了西南聯大任教時期，又有學生回憶劉氏上課前，先由校役提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製的旱煙袋。他講到得意處，就一邊吸著旱煙一邊解說文章中的精義，不理會下課鈴響。或稱劉「儼如《世說新語》中的魏晉人物」。
劉氏還性格滑稽，善談笑，嘗自稱叫「狸豆鳥」；此因「狸」、「劉」古讀通；「叔」者豆子也；「鳥」則為「鴉」乃「雅」之異體（劉文典字「叔雅」）。這種自謔，令人噴飯，與道貌岸然者異，故「學生們就敢於跟他開點善意的玩笑」（學生回憶）。
怪之甚者，是劉文典請陳寅恪出「國文」試題，陳出上聯「孫行者」以覓下聯，劉氏也不以為然，許之，結果考糊了很多考生，一時傳為新聞。
劉文典又狂。
劉原籍合肥，可對於皖系軍閥段琪現常攻擊之，往往詈及父母，令人不能記述。
長安徽大學期間，為了學生鬧風潮一事，劉與前來視察的蔣介石起爭執，被拘，後經蔡元培等力保，方「即日離皖」以了事。事後，劉之師章太炎特贈聯一副以贊之，聯曰：「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首扒彌正平。」
劉治《莊子》，作《莊子補正》，嘗謂：「古今懂莊子者，唯二人半而已。」劉曾講元遺山、吳梅村詩，講完稱：「這兩位詩人，尤其是梅村的詩，比我高不了幾分。」自負如此。
還有一次，劉在聯大躲日機突襲之警報，遇一從事白話文創作的同事，當場斥之：「你跑什麼警報？我跑因我是『國寶』」。其人要評教授，劉勃然大怒，道：「陳寅恪是真正的教授，月薪該拿四百，我該拿四十，朱自清只能拿四元，可他，我不會給四毛錢！」
劉文典之怪之狂，當不是無本的。倘腹中空空，又怪且狂，乃一「瘋子」。劉氏豈是瘋子！考其涵養與行藏，既學問淵博又思想進步愛國。
關於前者，有胡適之、陳寅恪評價為證：胡為其《淮南鴻烈集解》作序雲：「叔雅治此書，最精嚴有法。」陳為其《莊子補正》作序雲：「先生之書之刊布，蓋為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准則，豈僅供治《莊子》者所必讀而已哉！」學生對劉氏的反映是：「先生於經史百家，無所不學，講課庄諧具出，妙趣橫生。」「他教勻們《圓圓曲》、《萬古愁》兩篇文字時，把明末清初的事如數家珍般一一說給我們聽，並且在黑板上列舉了很多典故。像這樣博涉群書而又能駕馭者，豈是時下讀兩卷小書便以學者自命的小鬼們所能同日而語的！」
至於後者，不妨簡述一下其生平。劉少時在安慶讀書，得到陳獨秀、劉師培的賞識，18歲入同盟會。東渡日本即師事章太炎。辛亥革命後一年回國，在上海與於右任、邵力子辦《民立報》。袁世凱為復辟謀刺宋教仁，宋遇害時劉因隨陪在側也遭槍傷。後又任孫中山秘書處秘書。洪憲的袁皇帝死，劉回國到北大任教，其間為《新青年》編輯，曾掩護過陳獨秀的出逃（羅章龍說）。由北大而安大（安徽大學）即發生沖突蔣介石事。遂回北大，復去清華。抗戰事起，劉失去愛子。「公私塗炭，堯都舜壤，何期？」又輾轉來昆明的西南聯大，不失大節。後留雲大，共和國成立，劉即戒去「阿芙蓉癖」，是一級教授，以教書為天職，樂育天下英才。綜觀劉之一生，誠「與時共進」，非冥頑僵化之輩。
學問淵博，思想進步愛國，乃「大人」也。大人不失赤子之真，故其無虛飾、不矯情，其狂其怪，不亦劉氏赤子之真的表現乎？！

4. 謝創的人物簡介

他的祖父早已賣身為「豬仔」到美國築鐵路，當礦工，工資不足糊口，無力供養家庭。他的父親失業在鄉，全靠他的母親上山割草換糧，維持一家四口。因此，他在童年時代生活貧苦。他未滿6歲時，父親幸得其叔父們幫助旅費赴美謀生，家庭生活開始好轉。謝創才能進蒙學讀三字經。13歲轉入赤坎鎮光裕小學。16歲畢業於舊制高小，謝創在小學時期受進步教師的思想教育，和五四青年運動的影響，民主主義思想開始萌芽。1922年謝創在廣州，對軍閥陳炯明背叛孫中山的政策不滿，遂與關祖棠等六位愛國青年組織暗殺團，派林我（孫中山的駐港聯絡員林直勉侄子）往港與林直勉聯系，林當時不但不支持反而潑冷水說：青年勿作無謂犧牲，要努力讀書，將對國家貢獻更大。謝創後來失學又失業，要求革命又被拒於革命門外，走投無路，不得不於1923年接受其父親的哀的美敦書，違背自己的志願，含淚橫渡太平洋，到美國謀生。
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照耀著謝創走民主革命的道路，於是他不願繼承父業，棄商投身革命。1925年省港大罷工，以及北伐的炮聲，驚醒三藩市一群華僑青年。謝創等青年獨立組織《三民主義研究社》著重學習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接著他們團結青年學生，成立《中國學生會》。並出版《群聲》雜志，向華僑宣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聯合《華僑反帝大同盟》發動兩人和華僑舉行反帝遊行示威，擁護中國大革命。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投靠帝國主義，出賣中國革命。屠殺中國革命群眾和共產黨人的時刻。《三民主義研究社》發出聲明,痛斥蔣介石叛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號召華僑起來反對賣國的蔣介石.此時,美國共產黨聽到謝創等青年的呼聲,派清華大學共產黨員留學生徐永瑛、謝啟泰(章漢夫)和李翰(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生)來聯系《三民主義研究社》.指導謝創等結合馬列主義學習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分析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並指出《三民主義研究社》的組織已不適應當前中國革命形勢的要求.因而謝創等改組《三民主義研究社》為《工余俱樂部》並出版《工余》刊物,宣揚階級斗爭,揭露資本主義制度的萬惡和贊揚中國大革命結合起來.通過工作的考驗,謝創等幾個青年被吸收為美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1928年共青團的推存。黨員章漢夫介紹，光榮參加美國共產黨。
1929年，謝創新任三藩市唐人埠美共華人黨團書記。又被選為美共加州委員會委員。他接受的工作任務，發動反失業斗爭，組織華人失業工會，擔任工會主席。經過幾個月的努力，群眾覺悟起來，參加失業工會有三千餘人。1930年一個傍晚，在三藩市唐人埠出現華僑社會有史以來第一次聲勢浩大，有組織的失業群眾遊行隊伍，向中華總會館清願救濟失業僑胞。後來失業工會又組織隊伍參加全市十多萬人的中西失業工人遊行。聯合反復斗爭，最後迫使美國政府由國庫拔款為失業救濟金。美國統治階級與唐人埠的國民黨反動派組成反共統一戰線，用迫害的手法，籍口謝創是非美籍僑民，反對美國政府為罪名，把謝創拘捕入獄，妄圖瓦解失業工會，鎮壓工人運動。
華人失業工會主席入獄，群情激憤，鬥志昂揚，開展反政治迫害斗爭。不久美國國際勞動保障會以二千美元保釋謝創在外候審。他出獄後，繼續參加工人運動。又領導三藩市《西福堂》華人洗衣工人罷工，並得西人工會的支持。取得完滿勝利。美國警監當局認為謝創不服罪，把他重新拘捕入獄，判決驅逐出境，送回中國交由蔣介石處理。這個政治迫害案件，轟動全美，美國共產黨號召工會群眾起抗議。一些大學教授、律師和醫生也為謝創抱不平。致電抗議，要求讓謝創自由出境。美國政府懾於群眾的威力，不敢把謝創逐回中國，容他自己離境。於是美共中央請示共產國際送他往蘇聯學習。當謝創出境那天，兩個武裝警察把他押去警察局。該局長鄭重對謝創聲明：你以後不得到美國來，如違犯則坐牢五年並罰五千美元。謝創嚴詞斥之：將來我當美國蘇維埃政府的上賓時重來！老羞成怒的局長即命把謝創押上德國郵船，待船離岸才罷手。
1932年7月，美國政治犯的謝創到達蘇聯，受到歡迎和優待。安排參觀工廠和在黑海療養區休養。然後進列寧學院學習。在學期間，斯大林曾召見學院中國學員，解答有關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
1935年，謝創接受共產國際的派遣，回國抗日。不久回來其家鄉以敬。
1937年與關山重建中國共產黨開平黨組織，主要精力放在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工作上。建國前他曾任中國共產黨開平特別支部書記﹑四邑工委書記﹑開平縣委書記、海豐縣委書記、海陸豐中心縣委書記、東江前方特委書記、珠江三角洲工委委員、廣東省區黨委駐粵中聯絡員、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統戰部華僑工作組組長、粵中特委書記；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粵中縱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國後曾任三埠地區軍管會主任、粵中地委副書記、粵中專署專員、廣州衛生局、僑務局局長、中共廣州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廣州市參事室主任；一九八三年秋離休時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副主席。
謝創為革命艱苦奮斗，60年如一日，經歷史失敗和勝利的考驗。1957年，他受左傾路線沖擊和迫害，戴上地方主義的帽子二十一年之久，文化大革命時期，又被監禁於粵北山區，原勞改場的103隊。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才得恢復自由。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糾正以前的左傾錯誤，撥亂反正，謝創蒙受的冤假錯案，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5. 常凱申是什麼人

常凱申
常凱申，為蔣介石之錯譯名。出自清華大學歷史系副主任王奇對Chiang Kai-shek (即"蔣介石"的韋氏拼音寫法)的翻譯。王奇於2008年10月出版的《中俄國界東段學術史研究:中國、俄國、西方學者視野中的中俄國界東段問題》一書中，將蔣介石(採用韋氏拼音的原文為Chiang Kai-shek)翻譯為"常凱申"，與當年將孟子翻譯成"門修斯"如出一轍，如此"歷史學家"令國人對中國教育界專家學者研究學術的權威性和文化素養之水準產生巨大疑慮。

韋氏拼音，又稱威氏拼音法，由英國人Thomas Francis Wade於19世紀後期制定，被普遍用來拼寫中國的人名、地名。新中國制定、推行漢語拼音之後，國內不再使用韋氏拼音法，但至今韋氏拼音法仍在西方學術界較為流行。

王奇副教授畢業於北京大學，在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技術大學留學後繼續在清華大學歷史系任教，這次被人披露錯誤，清華教育之虛浮，學術科研之薄弱可見一斑，滑天下之大稽，毀北大清華百年之聲譽。

中文名稱
常凱申
外文名稱
Chiang Kai-shek
國籍
中國
正確譯名
蔣介石
常凱申元帥常凱申毛昆侖凱申毛昆侖常凱申是什麼梗炮黨常凱申公凱申物流天下無人不通共常公
由來
某網站上，署名為"高山杉"的網友以一篇題為《"門修斯"之後又見"常凱申"》的批評文章再度"炮轟"中國學界。文章指出中央編譯出版社於2008年10月出版的清華大學歷史系副主任王奇所著《中俄國界東段學術史研究:中國、俄國、西方學者視野中的中俄國界東段問題》一書中幾十處名字謬誤，其中費正清、林同濟、夏濟安等學術名人紛紛被誤譯為了"費爾班德"、"林T.C"、"赫薩"等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洋名"，而最為荒唐的是，蔣介石(Chiang Kai-shek)也被改名為"常凱申"，引起網上一片嘩然。"高山杉"不禁質疑作者和出版方:"是不是太不珍惜清華大學和中央編譯出版社的招牌了?"

(圖)常凱申
對此，身處窘境的該書作者王奇以及清華大學校方都委婉地拒絕做出回應。

該書的責任編輯陳瓊，她表示不願意再談及此事，過一段時間後，該書作者以及出版社方面會做出一定的回應或者安排，但是尚不方便透露。

據《文匯報》報道，中央編譯出版社有關編輯承認這些錯誤確實存在。該書的責任編輯陳瓊說，這本書原本只有前兩章，即第一章"中國(包括台灣、香港)學者視野中的中俄國界東段問題"，第二章"俄國(包括蘇聯)學者視野中的中俄國界東段問題"。後來王奇的同事建議加一章"西方學者視野中的中俄國界東段問題"，這樣全書的內容會因為有第三方觀點而更完整。結果就在這第三章共15頁里出錯了，由於時間很緊，誤譯了引用資料當中用韋氏拼音標注的中國人名。

6. 吳明泰教授原型

吳明泰教授原型是梅貽琦

梅貽琦字月涵，直隸省天津府天津縣（今天津市）人，祖先於明朝永樂時期從武進遷至北京，落籍天津。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1914年，由美國伍斯特理工學院學成歸國。歷任清華學校教員、物理系教授、教務長等職，1931年至1948年，任清華大學校長。1955年，在台灣新竹創建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並任校長。

吳明泰（馬躍飾），劇中吳明泰是化學家，博學多才，剛正不阿，在學人中頗具影響力。吳明泰曾是波士頓大學的化學教授，地位頗高。在國難當頭他毅然決定返京組織學人南遷，日本為了阻撓他回國，導演了一出「艷照門」。抗戰期間，擔任北平京華大學校長的吳明泰與其助手，不懼日本特高課的追殺和國民黨的迫害，經歷九死一生，想方設法，成功地保護學生，先後粉碎了日本的「東方文化戰略」和蔣介石將知名學人南遷台灣的計劃。

(6)敢和蔣介石吵架的大學教授擴展閱讀：

梅貽琦在長達47年的教育實踐中，逐漸形成了許多極有參考價值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觀念，並以此指導其從事於教育工作，取得了舉世公認的豐碩成果，這些經驗和思想是值得我們後人加以吸收、總結、研究和珍藏的，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應該加以繼承和借鑒。同時，他的令人稱道的人格魅力與品德氣質以及個人修養，都反映出近代中西兩種異質文化之間在人格方面有機、完美、和諧的融合與統一。

7. 老蔣和劉文典打架，劉文典飛起一腳猛踹，這事兒是不是真的

老蔣是在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領袖，不可否認的是他在中國近代發展的過程中所取得的積極意義，但同樣他在國內推行獨裁的統治，也比較容易詬病，不管如何說，老蔣這個人算是一個比較復雜的人，而且在很多資料中，都有不少老蔣年輕時候的荒唐事，而且傳的都比較神，後人也難辨真偽

也有說法是因為劉文典堅決不處理安徽大學學生導致的，更有一些人將時間推後到九一八事事變以後，但不管怎麼說，劉文典和老蔣沖突是事實，據說還一度激烈，老蔣激動之下扇了劉文典兩個耳光，而劉文典也不客氣，直接飛起一腳猛踹老蔣，雙方上演了一場全武行的鬧劇，雖然這件事情極度隱秘，但兩人打架這件事情在民國年間幾乎無人不知。實際上矛盾可能確實有些矛盾，劉文典和老蔣發起一些爭執很有可能，不過上升到動手的鬧劇，這就有些誇大了

8. 陳庚恪是誰有名嗎

我知道。他是清華教授
陳寅恪生平簡介

陳寅恪（1890—1969），義寧（今修水縣）人。清朝著名詩人陳三立的第三個兒子。夫人唐筲，是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也是一位女教師，在清華園相識，兩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結婚。陳寅恪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在家庭環境的熏陶下，從小就能背誦十三經，廣泛閱讀經、史、哲學典籍。

光緒二十八年（1902），陳寅恪隨兄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上海吳淞復旦公學。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4年回國。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費的資助，再渡出國游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籃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轉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在留學期間，他勤奮學習、積蓄各方面的知識而且具備了閱讀蒙、藏、滿、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幾種語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他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見解，多為國內外學人所推重。

1925年，陳寅恪回國。這時，清華學校改制為大學，設立國學研究院，其」基本觀念，是想用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聘任當時最有名望的學者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等人為導師。當時的研究院主任吳宓很器重他，認為他是「全中國最博學之人」。梁啟超也很尊重他，虛心地向人介紹：「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他們都曾極力向校方舉薦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歲，就與梁啟超、王國維一同應聘為研究院的導師，並稱「清華三巨頭」。他當時在國學院指導研究生，並在北京大學兼課，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著述。在清華大學開設滿蒙語文和歷史、佛教研究等課程。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任歷史；或引詩舉史，從《連宮洞》到《琵琶行》、《長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準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令人嘆服！名教授如吳宓、朱自清等也常來聽課。盛名之下，他樸素厚實，謙和而有自信，真誠而不偽飾，人稱學者本色。1930年，清華國學院停辦，陳寅恪任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哲學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

陳寅恪原攻比較語言學，通曉多種文學，為他從漢文以外搜羅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較大的方便，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即從事物的演化和聯系考察歷史，探究史料），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一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並在這個基礎上，注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從許多事物的聯系中考證出關鍵所在，用以解決一系列問題，求得歷史面目的真相。他這種精密考證方法，其成就超過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發展了我國的歷史考據學。

陳寅恪對佛經翻譯、校勘、解釋，以及對音韻學、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淵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課題的研究，均有重要發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集刊》、《清華學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論文，是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博學而有見識的史學家。1938年日本史學權威白鳥庫吉研究中亞史遇到疑難問題，向德、奧知名學者求助，未能解決，柏林大學乃推薦寅恪。他向寅恪請教後，才得到滿意解答。蘇聯考古學家發掘一突厥文碑石，無人能辨識，請教寅恪，終於得到准確破譯。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日軍直逼平津。陳寅恪的父親三立義憤絕食，溘然長逝。治喪完畢，寅恪隨校南遷，過著顛沛流離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聯大遷至昆明，他隨校到達昆明。

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在當時是一種很高的榮譽。他離昆明到香港，擬全家搭英輪轉赴英國牛津大學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被逼暫居香港，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佔領香港，寅恪立即辭職閑居，日本當局持日金四十萬元委任他辦東方文學院，他堅決拒絕。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佔的上海授課。他又一次拒命，隨即出走香港，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先後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學任教。當時，面對民族危亡，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發起向蔣介石獻九鼎的無聊活動，勸他參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賦》：「九鼎銘辭爭訟德，百年粗糲總傷貧」。以示諷刺。這一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他仍致力於學術研究，先後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對隋唐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辟了新的途徑。

抗戰勝利後，陳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並順便到倫敦治療眼睛，經英醫診治開刀，不僅無效，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寅恪懷著失望的心情，辭去聘約，於是1949年返回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廣州，拒絕了國民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台灣、香港的邀聘，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合並於中山大學。遂移教於中山大學。

解放後，他受到黨和政府的器重和無微不至的關懷，先後被先為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文史館副館長、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據《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僅有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函請陳寅恪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第二所長記載，並註明辭謝未就，薦陳垣代己。上述職務據《修水縣志稿》），繼續任中山大學教授。自1956年，陳毅、陶鑄、周揚、胡喬木等中央領導人，都先後去看望過他。陶鑄尊重他的學識和人品，1957年親自關心他的助手配備和眼疾治療。1962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給他派護士輪班照顧，在廣東知識界傳為美談。1962年，胡喬木前往看望，關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喬木笑答：「出版有期，蓋棺尚早。」在助手的幫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塞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並寫有專著《柳如是傳》，最後撰《唐柳堂記夢》。他的助手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十年動亂期間，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使他最傷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動。
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含恨離開人世。

陳寅恪長期致力於教學和史學研究工作。他熱愛祖國，治學嚴肅認真，實事求是，在史學研究中寫出了高水平的史學著作，為人們開拓了歷史的視野，對我國史學研究做出了貢獻。一直受到人們的崇敬。寅恪不僅為大史學家，舊體詩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淵明）杜（甫）雖愛好李白及李義山詩，但不認為是上品。他特別喜好平民化的詩，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論再生緣中所以有「論詩我亦彈詞體」之句。有《詩存》問世。其平生著作，經過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蔣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萬字的《陳寅恪先集》已於1979年編纂成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9. 張伯聲的個人履歷

張伯聲（1903.06.23-1994.04.04），男，曾用名張譎駿。張伯聲父親張銘宸是河南省議員、南陽中學監督。
張伯聲是我國著名的地質學家、教育家，曾任西北大學副校長。
國家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
中國地質學界五大構造學派之一 。
世界地質學界「盛開在地質科學園地里的奇葩」。
1903年6月23日，出生於河南滎陽。
1909年，讀私塾。
1913年，入滎陽縣高等小學堂，聰穎好學，並喜愛自然地理，深得教師喜愛。
1917年，14歲時考入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 （現河南大學）二次英文科，他在這里學習兩年，一貫刻苦用功，英語教師吳憶魯贊揚他的求學精神「堪為楷模」。
1919年，他被學校破格選送清華學校深造。
1926年，清華大學畢業後，又被保送公費赴美留學。張伯聲留學美國4年，先在威斯康辛大學攻讀化學專業，不到兩年就完成了該校規定的全部學分而提前畢業，獲碩士學位。隨後考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繼續攻讀化學。
1928年3月，他受到我國老一輩地質學家譚錫疇的影響，把興趣轉向了能為貧窮落後、地大物博的祖國尋找礦產的地質學上。於是，他報考芝加哥大學地質系研究部並被錄取，開始跟隨著名的岩石學家約翰遜教授、構造地質學家坎伯侖教授攻讀地質系專業。
1929年，張伯聲轉入斯坦佛大學地質系研究部，受到地質學家維里斯教授、布萊克衛爾德教授的精心指導和親切教誨，學業大有長進。
1930年5月，張伯聲因家事被迫中斷學業回國。
1930年，被聘為焦作工學院（現中國礦業大學，河南理工大學） 地質、岩礦學教授。
1931年，被聘為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現西南交通大學）教授。
1932年，被母校河南大學聘為理學院教授，講授普通地質學、構造地質學、礦物學和岩石學等課程。他在母校任教時間僅1年，但他教學認真、重視實踐的科學態度卻給師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933年，張伯聲被聘為天津北洋工學院教授。
1937年，「七·七」抗戰爆發後，他跟隨北洋工學院內遷西安，到由平、津各大學聯合組成的西安臨時大學任教。
1938年，被聘為西北大學教授，次年兼任西北大學地質系主任。
1939年，任國立西北工學院【1938.07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工學院、焦作工學院（現中國礦業大學）、東北大學工學院合並組成 】教授。
1942年，他參加民主黨派「九三學社」，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深惡痛絕。
1949年，新中國誕生後，他被政務院任命為西北大學理學院院長。
1956年，任西北大學副校長，並光榮參加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多年來的心願。
20世紀60年代初，光榮出席了全國群英會。
1961年，張伯聲教授因過度勞累，身患高血壓病，西北大學為照顧他的身體健康，決定他從事科學研究和培養研究生工作，但他仍然以高昂的熱情在指導研究生和科學研究方面做出了新的令人矚目的成就。「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後，年過花甲的張伯聲教授竟亦不能倖免，他被誣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關進「牛棚」，多次遭到無情的批判斗爭，有一段，每月只能領到24元的生活費。面對這種極不公正的待遇，他沒有氣餒，而是繼續關心西北大學地質系的教學工作和自己規定的科學研究任務，不顧年老體弱和種種議論經常跟隨師生到野外進行教學實踐。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黨集團垮台後，年逾古稀的張伯聲教授精神煥發，更加積極地投身地質科研事業。又經過兩年的辛勤實踐、理論升華，他終於創建了中國大地構造的一個新學派——「地殼波浪狀鑲嵌構造學說」。
1978年，他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次年，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副理事長。
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委員（院士），並調任西安地質學院院長、博士研究生指導教師。
1984年，他改任西安地質學院名譽院長，把全副精力投入培養地質學博士研究生工作。
1992年元月，欣然為母校河南大學題辭。
張伯聲院士是陝西省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九三學社西安分社主任委員，九三學社陝西省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九三學社第四、五、六、七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1978年）。
1994年4月4日下午5時，在西安逝世，享年91歲。

10. 國學大師劉文典，為何被稱為「民國第一狂徒」

一個文人要出名，才華是一個方面，性格也是一個方面。一個人才華高，時人和後人會評頭品足說，某先生在某領域是一流學者，才高八斗。而一個人有個性，哪怕橫眉冷對，罵人無數，特別是罵過那些位高權重、甚至有權對他隨意處置的人，大家便立即豎起大拇指，感嘆，這人有風骨，立時傳為佳話。劉文典被稱為「民國第一狂徒」，就是因為他暢言無忌，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同時竟以身體向蔣介石撞去，要不是警衛擋住，還不知會發生怎樣的沖突，蔣介石立即讓左右把劉文典押下去，把他關進了監獄，甚至發出了死亡威脅。

此事傳出後，在全國教育界和知識階層，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關於「保障人權」、「釋放劉文典」的呼聲隨之四起，蔡元培、陳立夫等人也出面替劉文典求情，蔣介石迫於各方壓力，最後將劉文典無罪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