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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國自貿區談判大學教授

發布時間: 2022-04-26 12:28:46

1. 四、區域自由貿易協議是否促進全球貿易(2)

接著,薩默斯解釋區域性自由貿易協議與關稅同盟的區別。關稅同盟的所有成員國家,對其他國家都保持一樣的關稅政策;而區域性自由貿易協議的簽署國,則保持更多的國家主權,可以對區域外的其他國家,有不同的關稅政策。 這就產生了另外一個問題:如果一個自由貿易區域外國家A的產品,進入區域內某一低關稅國家B的境內,然後再進入自由貿易區域內另一國家C的境內,會享 受零或接近零關稅待遇;而國家A的產品要直接進入國家C,就有可能要付很高的關稅,那麼國家C對國家A設置的關稅政策就失靈了。針對這一問題就產生了定義 「原產地」的需要。那麼,如果產品原料來自國家A,在國家B加工,然後出口到國家C,產品的原籍應該是哪個國家?如果原料來自多個國家,在多個國家加工, 「倘若把這些復雜性都考慮在內,區域性自由貿易協議到底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薩默斯自問自答,「如果你支持這種協議,你就叫它『區域性自由貿 易協議』;如果你反對這種協議,你就叫它『區別對待』。」然後,他用幻燈機顯示兩段引言,向學生介紹兩種相反的觀點。一段是他在1991年作為世界銀行首 席經濟學家時說的「全球貿易自由化可以是最好的;地區性貿易自由化很有可能是件好事」。另一段是哥倫比亞大學著名國際貿易教授賈格蒂什·巴格瓦提(JagdishBhagwati)在2002年?的「我們正在世界貿易體系裡,重演著20世紀30年代沒有國際協調的保護主義下的混亂,我們打著自由貿易之名,創建著那 些排斥自由貿易區以外的國家生產商的區域性自由貿易協議」。 接著,薩默斯分別用圖表解釋NAFTA對美國、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產業、就業、收入和政治方面的影響。現在一些競選美國總統的候選人,說NAFTA應該重新談判,但薩默斯認為,重新談判不會像他們口頭保證的那樣,保護他們所說的弱勢群體,事情完全沒有那麼簡單。 關於自由貿易協議是否應該包括勞工標准,薩默斯介紹了兩種完全相反的觀點。代表美國工人利益的?認為,完全應該而且必須包括,因為只有這樣才公平。另 一種觀點則強調保護主義對就業的打擊。《金融時報》的資深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認為,「印度是擁有10億以上人口的大國。為了達到不讓印度人受剝削的目的,在印度,除了在大型企業工作的500萬員工,其他印度人完全沒有工作。」 關於自由貿易協議是否應該對成員國家的環境標准作統一規定,薩默斯引用巴格瓦教授在2002年說的話:「如果墨西哥的空氣比美國好,水質比美國差,再 假設墨西哥對環境的重視程度和美國一樣,那麼墨西哥對水污染的征稅就會比美國高,對空氣污染?征稅就會比美國低。這是很正常、很自然的。所以我們不能說這 種國家之間的稅率不同是『社會傾銷』的一個表現。」 還有一個問題是,我們應該把有毒的垃圾放在哪兒呢?純經濟學家的推理是放在最窮的國家,然後製造垃圾的國家給這個貧窮的國家足夠的經濟補償。最簡單的 方法就是問:「給你多少錢你才願意在你旁邊堆放有毒的垃圾呢?」同意出價的國家(地區)肯定是最窮的國家,因為它為了生存別無選擇。但這一邏輯遭到發展中 國家政府的痛罵,被指責為「不道德」、「殘酷」、「經濟學家的傲慢無知」、「瘋了」,等等。20世紀90年代初,薩默?擔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時,身臨其 中,對這一爭論深有體會。 美國國內每年都有大量的固體垃圾從一個州運往另一個州。地質學家探明,在美國,最適合儲藏核廢料的地方是內華達州的由卡山(Yucca Mountain)。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和奧巴馬在這個州競選講演時為迎合選民,都表示反對將核廢料運到那裡,但沒有說明應該放在哪裡。 大家都可以理解,空氣質量隨著人們生活的富裕程度先降低再升高的過程。人們生活貧困時,需要工業化提高生活質量。工業化提高了人們的收入,也造成了空 氣污染。到那時,人們願意付出更高的價格,也有更好?技術使空氣清新。薩默斯向學生展示了英國曼徹斯特19世紀末期和現在的圖片,又展示現在中國上海黃浦 江的一張比較模糊的照片。他說,在拍這張照片時,他還以為是相機聚焦發生了問題,然後才意識到,是空氣污染使相片模糊。他相信再過十年、二十年,隨著中國 人生活質量的提高,空氣也會變得更好。

2. 自由貿易區戰略的中國自貿區戰略相關觀點

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對外經濟研究所國際合作室主任張建平表示中國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十分迫切。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是我國參與全球競爭、應對全球和區域經濟治理格局變化、構建開放型經濟體系的客觀需要,有利於爭取到更多話語權。在自貿區的平台上,相互投資的創造效應將使新的全球供應鏈和區域生產網路不斷拓展,開放型經濟體系的內涵將不斷得以充實 。
當前,在全球和區域經濟治理格局中,發達經濟體試圖通過TPP、TTIP和歐日自貿區等自貿區談判,推進某些大國為主導的經濟一體化進程,獲得新的全球競爭優勢。中國等正處於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的新興經濟體,要想更好地維護國家利益、培育新的國際競爭優勢,就必須適應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我國只有在自貿區建設進程中不斷提高開放水平,加快服務業開放步伐,加快實施投資注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加快推進促進公平貿易和可持續發展領域的新議題規則制定,才可能爭取到更多話語權。
隨著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的上升,一些低附加值的製造業產能正從我國轉移出去,也促使我國必須加倍努力,發展具有品牌價值和技術含量、高附加值貨物貿易,加快服務業發展,提高資本在服務業和高附加值製造業的新的集聚,實現經濟轉型升級。在此過程中,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有利於我國拓展新的外貿空間,與自貿夥伴構築新的全球供應鏈和生產網路,讓更多合作夥伴分享我國的大市場和高增長,進而與越來越多的國家構築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
知名財經專家鄭曉軍在表示,中國要想更好地維護國家利益、培育新的國際競爭優勢,就必須適應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加快推進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保護、電子商務、競爭政策、政府采購等新議題談判。加快推進促進公平貿易和可持續發展領域的新議題規則制定,才可能爭取到更多話語權。中國要在海外尋找一個橋頭堡陣地,建立自己的產業生態圈,最好的形式就是設立真正的世界自由貿易園區——「自由貿易區」 。
目前國內的自貿區還主要是為國外企業進入中國提供了便利,對於中國企業走出去並沒有太大幫助。更何況某些自貿區在涉及自由貿易的五大要素(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資金、投資、企業)中,服務貿易遠談不上自由、在准入限制、牌照限制、運營歧視外,資金流動和外匯兌換還受限制、投資負面清單較長、企業稅收優惠很少,只有涉及貨物貿易方面的一些優惠,這與原來的保稅區沒有本質區別。由此看來,這些國內自貿區的設立,局限性還是很大,遠遠不能對沖TPP等帶來的影響。
中國企業要走出去,必須尋求到海外去設立真正的世界自由貿易園區。以「加勒比自由貿易區」(由安地卡及巴布達發起,加勒比共同體成員國參與建設的自由貿易商業園)為例,在自由貿易的五大要素(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資金、投資、企業)中,貨物貿易完全沒有關稅、服務貿易完全自由、資金流動和外匯兌換完全不受限制、直接投資沒有負面清單、企業和個人稅收還全免。加勒比自由貿易區的成功建設,相當於我們在加勒比海建立了橋頭堡和根據地,企業只要過去做產業就行了。實際上,加勒比自由貿易區相當特別,除了主權和司法管轄權歸目的國政府以外,其他的政策都由加勒比自由貿易區主導,企業在人才引進、土地出讓和變性、產業政策、稅收政策、總體規劃、貨物進出口、資本流動等各方面,都可以做到最優惠。在加勒比自由貿易區,園區還可以根據整個園區的產業規劃和功能定性,負責其中某個子園區的建設,到中國招商引資。這既協助了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也滿足了中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的需求。
目前,中國和其他國家與地區在談的自貿區確實很多,但都是指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而不是自由貿易園區。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市場化運作更可能成功,可以通過民間團體和民間資本到海外,與當地政府談妥各種條件,按市場規律設立自貿區,不僅能為企業減輕各種稅收負擔,還可以突破各國對中國企業的投資限制和擔憂,免除企業應對各種組織騷擾的煩惱 。

3. 中美兩國商業談判比較研究

中美貿易不平衡產生的原因和對策

實現中美雙邊貿易相對平衡的基本條件是促進貨物、服務和投資的自由貿易。沒有雙邊的自由貿易,就不可能實現雙邊貿易持續的相對平衡

文/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陳東琪

全球化條件下,世界貿易不平衡成為一種常態,各國能夠做的只能是控制不平衡程度,實現相對平衡。目前中美貿易不平衡程度較高,基本特徵是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逆差。在全球產業鏈和分工體系的快速變革中,雖然過時的國際貨物貿易統計體系放大了中美貨物貿易的不平衡程度,但仍然存在較嚴重的不平衡。實現中美雙邊貿易相對平衡的基本條件是促進貨物、服務和投資的自由貿易。沒有雙邊的自由貿易,就不可能實現雙邊貿易持續的相對平衡。

一、從全球化看中美貿易發展的現狀

世界各國之間的貿易從來就不是絕對平衡的,即使經濟全球化對各國貿易流量分布有某種均衡效應,也不可能形成各國同時滿意的絕對平衡格局,國際貿易不平衡是一種常態。從1985年到2005年,世界主要國家貨物進出口貿易增長5.8倍,各年逆差呈現逐漸增加趨勢,總額從756.5億美元增加到3600億美元。這說明,全球化並沒有停止國際貿易的不平衡趨勢。

全球化既使貨物貿易流量快速增長,也使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勢頭。隨著全球需求結構變化,在產業發展中,依賴土地、地礦和能源資源的農業和工業所佔比重逐漸下降,依賴知識、技能和其他勞動服務的比重逐漸提高。隨著全球產業鏈和產業分工的重新調整,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不斷擴大,資本流動由單向(發達國家的過剩資本流入到發展中國家)向雙向(資本既從發達國家流入發展中國家,又從發展中國家流入發達國家)變化。在這種形勢下,衡量各國之間的貿易是否平衡不能沿襲傳統的貿易思維,不能只看貨物貿易流量的變化,還要看服務和資本貿易流量的變化。

中國「入世」以來,中美之間的總體貿易格局一直表現為「交互逆差」或「交互順差」。就是說,雙方中的任何一方既不是單純的順差,也不是單純的逆差,而是既有順差又有逆差。在貨物貿易方面,中國是順差,美國是逆差;在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方面,美國是順差,中國是逆差。

去年,美國對華的貨物貿易逆差按美方口徑為2325億美元。在這個數字中,實際上有大約60%是由美國公司或其他第三國(地區)企業在中國加工出口的產品,這是在中國的美國資本獲取利潤的載體。如果將這部分剔除掉,那麼美國對華貨物貿易的實際逆差就只有1000多億美元。如果將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考慮進來,近幾年美國對華的「總體貿易逆差」實際上明顯低於美國媒體宣傳的數字。

隨著「入世」過渡期結束,今年以來中國不僅擴大了工農業等實體性產業的市場開放,外商在這些領域的股權投資門檻大幅度降低,而且也加快了金融、保險、科技信息、公用事業(3757.711,-136.89,-3.51%)和其他服務領域的市場開放,比如允許外商以QFII方式進入資本市場,增加包括吸收人民幣存款在內的銀行業務,允許外商投資交通設施和公用事業等等。預計今年美國對華的服務和資本投資貿易的順差將會顯著增加,從而美國對華的「總體貿易逆差」也會明顯減少。

二、中國貿易快速增長:誰是貢獻者?誰是受益者?

中國近30年對外貨物貿易增長經歷了從逆差到順差的周期性變化。從1978年到1988年的11年中共有408.5億美元貿易逆差。這個階段快速進行進口替代,以非常低廉的價格換取價格高昂的製造技術和設備。隨著進口替代帶來生產能力的提高,技術進步加快,進出口貿易結構逐步改善,貿易體制改革增加外貿活力,要素生產率提高,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期間被迫選擇出口導向戰略,促使進出口貿易出現了由逆差向順差的轉換。

對外貿易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引擎。近5年,中國貨物進出口貿易年均增長28%,佔世界貿易比重從3.6%提高到7.7%。中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給世界市場提供了價廉物美的商品,使歐、美、日等主要貿易夥伴獲得了類似於上個世紀60年代「高增長、低通脹」的成就。把工廠搬到中國的美國公司,利用廉價的土地、勞動力、緊缺資源和巨大的需求市場,獲得了巨額利潤。而中國以寶貴的資源和環境為代價在全球產業鏈的加工、組裝環節只是賺了一點加工費和勞務費,掙了一點辛苦錢。

在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融入世界市場體系的過程中,中國不僅實現了出口貨物貿易快速增長,而且也使進口貨物貿易保持持續強勁增長的勢頭。從2001年到2006年,中國的貨物進口額從2435.5億美元增加到7916.1億美元,5年增加2.25倍,年均遞增27%;中國的貨物進口額佔世界貨物進口總額的比重從3.35%提高到6.81%。在這個基礎上,今年頭4個月的進口增長速度仍然接近20%。可見,中國不僅為世界創造了價廉物美的供給市場,也為世界創造了容量巨大的需求市場,為美國和其他貿易夥伴創造了很多的就業機會。對外貿易快速增長,中國既是貢獻者,也是受益者,而中國的貿易夥伴是更大的受益者。

但應當客觀地看到,在勞動力供給處於高峰時期,中國這個巨大的進口市場需要有強勁的出口市場來支持。如果外部力量對其出口市場過分限制和打壓,就有可能打破中國進口高速增長的慣性。其結果,既會損害中國的利益,也會損害中國貿易夥伴的利益。

三、中美貨物貿易不平衡是多個原因造成的

從2000年到2005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佔全球貨物貿易逆差的比重從8.83%提高到28.33%,而同期德國和日本的貨物貿易順差佔全球比重從56.52%提高到76.75%。實際上,歐洲和中國以外的亞洲經濟體是美國和世界貿易逆差的主要來源地。

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女士和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羅奇教授,對美國貿易逆差的解釋比較符合現實。巴爾舍夫斯基女士指出,美國逆差「是多個原因造成的,並不僅僅由匯率決定」,「美國人消費慾望過於旺盛」,沒有儲蓄的習慣。羅奇教授也說:「美國貿易的真正的問題在於投資與儲蓄之間的失衡」,「進口飆升更多是美國所處在的國內消費過剩特殊時期的產物」。他們一致認為,美國人的過度消費和儲蓄不足造成了過度進口和貿易逆差。

造成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原因,既有外因又有內因,相對於外因,內因起主導作用。這個內因,除了「過度消費引起過度進口」以外,還與「美國的市場不夠開放和出口不足」有關。

第一,面對全球產業結構和全球市場格局的變化,美國沒有主動調整過時的貿易戰略和政策,而推行「出口保護主義」和「市場限制主義」,限制能源資源、高端技術和科技產品的出口,甚至對中國繼續採取一些違背WTO精神的歧視性措施和禁售。這樣做的直接結果是讓那些政策彈性較大的國家如德國可以獲得更多的對華出口,美國對華出口的一部分被德國等國家獲得,這種「國家賣方競爭」無疑會對美國產生「擠出效應」,減少美國的出口機會。

第二,面對全球化浪潮,美國「害怕與貧窮國家競爭」,「提高准入標准進而提高外國企業的成本,以削弱外國企業的競爭力」。比如,在能源、航空、農業和先進製造等領域,美國對外國特別是中國資本的限制有增無減。這樣做的結果是可出口商品減少,使得美國在全球出口總規模中的相對比重降低。

第三,美聯儲在較長時期內實行膨脹性貨幣政策,以低利率方式創造過剩的美元流動性,從而人為地造成美國資產升值和「財富效應」。在貸款利率很低的情況下,理性的美國人當然願意大量刷卡消費;在財政債券融資利率很低的情況下,財政部會不加節制地發行公債以滿足五角大樓的支出需要。在美國國內中低端產業出現空心化的背景下,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是美國消費品和公共投資品需求無限制擴大,它們中的很大一部分要靠進口來滿足。

第四,美國用超額發行的美元紙幣大量購買並囤積石油和其他稀缺程度較高的物資,加劇了內外需失衡。近幾年,美國和全球市場存在一個重要的循環:美國石油儲備增加-全球石油漲價-美國囤積更多的石油……石油儲備不斷增加和油價上升,必然花費越來越多的美元,使美國進口額顯著增加。

第五,無節制的對外戰爭和全球擴張使得美國政府的公共開支不斷膨脹。2004財年聯邦財政赤字達到歷史最高紀錄的4130億美元,去年仍然高達2482億美元。政府公共開支膨脹必然造成公共品需求膨脹,在國內一般公共品供給增長一定的條件下,只有靠進口來填補供求缺口,從而擴大對外貿易赤字。

在分析中美貿易不平衡產生的原因時,中美雙方都應當採取客觀而又理性的態度,應當更多重視像巴爾舍夫斯基女士和羅奇教授這樣的務實人士的看法,找到妥善解決的方案。只有這樣,才能取得雙贏的良好效果,並繼續推動中美貿易健康快速增長。

4. 與歐盟相比、概括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主要的發展優勢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發展與挑戰 張漢林(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 今年1月1日,擁有19億人口和6萬億美元GDP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建成,不僅為雙方帶來了經濟、政治、外交等多方面的綜合利益,而且對東亞、亞洲、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的繁榮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在自由貿易區建設的過程中,各國政府發揮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自由貿易區建成以後,貿易壁壘將大幅度消減,區域內貿易、投資便利化程度加深。目前,各國政府已經將這個區域合作的平台搭建好了,但有了平台之後,並不一定就會有實質的效益。因此,能否發揮自由貿易區的作用,還需要區域內產業、企業層面的競爭與合作。 從雙方之間的經濟競爭性與互補性來看,中國經濟和貿易的快速發展,使東盟擔心失去自身在勞動密集型產品領域的國際市場份額。以新加坡為例,中國相當大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是在中國香港和台灣地區再加工製造的(該類產品結構與新加坡極為類似)。東亞區域內各經濟體的優勢產業大都集中在紡織品、服裝以及電子產品,結構的相似性,加劇了各經濟體間的競爭。 東盟在電子產品上具有很強的出口競爭力,在林產品、漁業產品、食品、成衣與皮革等產業中的競爭力也不容忽視。另一方面,中國的成衣、皮革製品與其他製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具有傳統的優勢,在電子產品方面亦保持較強的出口競爭力。 將中國與東盟單個國家相比,在製造業結構和發展水平上存在差異,如果與整個東盟相比,雙方的製造業結構則非常相似。機電設備是中國和東盟的發達成員最大的製造業產業,服裝、製鞋等輕工業產品則是東盟中發展相對滯後的新成員國的主要製造業。由此形成了原有的東盟發達成員在資本密集型製造業領域與中國競爭,新加入的成員在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方面與中國競爭的局面。東盟的中等發展水平的成員無論是勞動密集型還是資本密集型製造業都與中國存在競爭關系。這種競爭集中體現在對國際出口市場的爭奪上。因為中國與東盟各成員均無一例外地高度依賴美國、歐盟以及日本等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市場。 現有的全球貿易分析系統(GTAP6.0資料庫)模擬結果顯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後,中國與東盟的GDP實際增速將分別提高0.004%和0.157%;中國出口可增加2.042%,進口增加3.098%;東盟出口可增加3.312%,進口增加5.927%。貿易條件則分別由0.024%與0.956%的改善;隨著市場規模的擴大,流向中國與東盟的投資將分別增加0.478%和4.085%;在社會福利方面,東盟將增加58.63億美元,中國增加8.24億美元的社會福利水平。具體產業而言,中國受益最大的是運輸工具和電子產品,產出可能分別增加6.068%和1.24%。石化製品和木材製品是受到沖擊最大的產業,產出將分別減少1.101%和0.849%;東盟受益最大的產業是機械零件和石化產品,產出分別增加9.205%和7.513%。皮革製品和成衣是東盟受沖擊最大的產業,產出分別減少4.612%和2.501%。可以看出,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在實際GDP、貿易條件、進出口、投資以及整體社會福利水平方面都具有積極的影響,而且對於東盟的積極作用大於中國。 東盟國家由於市場狹小,需要與中國進行合作,藉助中國龐大的市場,實現區域經濟資源的整合。東盟通過巧妙而穩妥的策略,利用其對別國不具威脅性的優勢和自身一體化的經驗,贏得了大國的信任,掌握了東亞經濟一體化的主導權。從東盟的戰略布局可以看出,東盟不僅是想主導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其長遠意圖是為自身在亞洲和亞太一體化進程中發揮主導作用積累經濟、政治和外交資本。東盟為主導的東亞區域一體化,已經成為大國之間角力的一個重要平台。 東亞的地緣政治因素決定了其對整個亞洲和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所以,在美國、日本等亞太大國紛紛融入開始博弈的時候,大國之間的戰略較量和利益平衡成為中國必須面對的問題。東盟的困境是既擔心被捲入大國的實力游戲之中又需要借力打力。 在美國、中國和日本等大國紛紛與東盟簽署或者准備談判自由貿易區(FTA)的背景下,歐盟恐怕自己被排除在東亞事務以外。為了確保在東南亞、東亞乃至整個亞洲的利益,歐盟開始與東盟接觸商談FTA問題。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會刺激日本和韓國加速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以減少對其帶來的沖擊。日韓的積極行動將加快東亞區域整合的進程,東亞區域整合的加速又會刺激美歐參與區域整合進程,大國之間的博弈將會越來越激烈。這樣一來,全球區域經濟格局將會隨之改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與其說是通過貿易談判達成的結果,不如說是中國樹立了一個單邊貿易自由化的榜樣,再加上雙邊、區域合作,促進了亞洲在世界經濟中的轉型。21世紀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驅動力主要是由下而上(國家單邊自主),而這種由下而上的自由化和法律制度改革的引擎則來自亞洲,主要是中國。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只是為雙方的企業和產品進入提供了機會,為提升整體經濟福利提供了可能,但是,具體經濟福利在雙方之間的分配,則要看市場的力量,取決於雙方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實力。中國是全球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執行能力,並且正在向內需主導型國家轉變,如果經濟結構失衡問題能夠進一步解決,在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成為全球主要的消費大國。屆時,中國可能取代歐美國家,成為下一個最重要的全球消費市場,並有可能成為繼美國之後支撐國際經貿與投資市場穩定與發展的火車頭。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將進一步擴大中國的經濟和制度吸引力,強化中國經濟強國的地位。 東盟國家針對其面臨的共同難題,試圖建立共同發展與合作藍圖,以及規劃基礎設施建設的行動計劃。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恰恰為東盟各國經濟戰略規劃的執行提供了動力,各國必須將區域合作協議落實到其國內政策的執行層面,加速改革以克服國內經濟發展局限,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5. 2.分析要求(1)中國已經構建和正在構建的自由貿易區有什麼特點

咨詢記錄 · 回答於2021-09-29

6. 多哈回合談判的失敗意味這什麼

分析人士認為,國際組織要走出困境,歐美發達國家應該交出其在國際組織的壟斷權,與發展中國家平等協商,才能更好地解決國際問題。

又一個夏季,又一次失敗的多哈回合部長級會談。9個汗流浹背的日子,延續到深夜的談判,緊張而疲倦的神經——最終還是一無所獲。7月29日,日內瓦湖畔傳來了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破裂的消息。

然而世貿組織不是唯一一個陷入困境的「全球俱樂部」。本月初召開的G8領導人相聚日本討論世界經濟和全球變暖等重大議題,卻收效甚微;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明確告訴伊朗停止核計劃,效果卻不明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之前的金融危機中充任救火員,但在日前的全球次貸危機中似乎更像一個旁觀者。在全球性問題高漲(經濟普遍低迷、食品價格暴漲、能源價格飆升、金融市場動盪等問題),信息傳遞和科技手段史前最發達的階段,這些國際組織的反應不盡如人意。

由此,改革國際組織的呼聲日益高漲。分析人士認為,隨著發展中國家的崛起,歐美地區的發達國家應該交出對國際組織的壟斷權力,讓利益與問題共享,才能更好地治理世界。本版專題文字:蔣林

現狀

國際組織怎麼了?

世貿組織:多哈談判七年無果

本報綜合報道 於2001年啟動的多哈回合談判涉及世界65億人口中55億人的切身利益,涉及全球年貿易總額的97%。2001年11月,在卡達多哈舉行的世貿組織第四次部長級會議啟動了新一輪全球多邊貿易談判,即「多哈回合」,目標是要削減農產品補貼和關稅,達成一項消除貿易壁壘的協議,促進191個成員間的自由貿易,從而協助發展中國家通過貿易致富。

由於談判中各方利益爭執不下,各成員國之間一直未能在農業補貼和非農產品關稅方面達成共識,多哈回合一拖就是7年。

而於今年7月21日重啟的WTO成員國部長級會議經過9天的緊張談判,7月29日在瑞士日內瓦宣布失敗。而主要大國(美國和印度)在如何啟動農產品特殊保障機制上僵持不下,特別是美國不肯在農業保障機制問題上向發展中國家讓步,導致歷時9天的談判以失敗告終。

歐盟貿易委員彼得·曼德爾森表示:「談判破裂對世界貿易體系來說是一個重挫。我們喪失了首次達成一個全球貿易協議、重塑世界經濟格局的機會。這實際上是集體決策的失敗。」

WTO專家、中國人民大學程大為教授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WTO的成立,讓政府參與到全球的商品貿易中來,但是經過47年的發展之後,各國政府協調全球貿易問題的能力沒有得到明顯進展。從2001年啟動談判以來,幾次會議無果而終,以及今年談判時間的一再拖延也可以看出,WTO本身的組織協調能力在減退。

原因

國際組織需要一場變革

本報綜合報道 國際組織應該怎麼做,才能發揮應有效用,應對和解決日前諸多的國際問題?分析人士認為,改革是國際組織提高效率的唯一出路。

改革呼聲高漲

隨著全球性問題的不斷涌現,國際組織的回應總體上緩慢陳舊並且虛弱無力。治理這個世界的主管體制需要一場變革了。

國際組織改革的呼聲從冷戰時期就開始了。那時是為了反對美蘇兩極利用國際組織來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蘇聯解體後,美國單邊主義盛行,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認為依憑一己之力便可以維持世界。但現在呼籲變革的聲音逐漸變得猛烈和迅疾起來。

如今,隨著各種國際問題出現(全球經濟普遍低迷、食品價格暴漲、能源價格飆升、金融市場動盪等),要求改革國際組織的呼聲來得更猛更快。

原因一:不夠精簡和集中?

在這種形勢下,英國首相布朗和美國財政部部長鮑爾森想重新調整全球金融規則;其他國家的領導人正投入到新興共同體中去: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恩正推行自己創辦的民主聯盟;而亞洲國家正忙於建立它們自己的俱樂部——甚至有商討建立與歐盟相對應的亞洲聯盟。

有批評家認為,造成現今國際組織運作不暢的原因之一,正是這些日益涌現的多個新興共同體和國際組織「觥籌交錯」,影響了全球性的國際組織的正常運作。因此,國際組織從數量上應該「精簡」,在職能上應該「集中」。

原因二:效率低下

批評家要求國際組織精簡和集中的提法是正確的,但認為不同的國際組織可以聚合在一起,並相互取代的假設卻是錯誤的。

一旦將安理會或者世界銀行撤銷,那些叫嚷著成立類似組織的聲音又會重新泛起。因為十萬人的維和部隊還是需要專門機構來指揮,而且還要給那些在全球資本市場上難以輕易獲得幫助的國家提供資本。國際組織發展到今天,與其完全取消它們,不如想想怎樣提高它們的工作效率。

原因三:新興經濟體沒話語權

眾所周知,經濟發展可以改變世界秩序。新興國家(共同體)的經濟增長目前已佔全球經濟增長總數的一半。而現在必須在國際組織中給這些最具活力的經濟體成員更多話語權。印度從來不希望自己成為安理會的局外人,中國也不希望自己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發言權太少,因此要使國際組織發揮效用,必須意識到世界秩序的變化,賦予這些日益崛起的新興力量話語權。

措施

分享權力 體現公平

本報綜合報道 任何解決方案都有三個局限。

首先,更合理的國際組織建設並不意味著國際問題可因此迎刃而解。G8擴容之後也沒法讓通脹自動結束,世界糧食計劃署改良之後也不能消除窮困國家的飢餓問題。其次,無論怎樣改變國際組織規則,肯定還是有成員會認為自己屬於「被遺忘的角落」。最後,不存在著完全重新洗牌的可能性。1945年聯合國建立在一張白紙之上,因為過去的一切秩序都已被摧毀。而現代社會不再具備這種奢侈條件,所以只能以現有的條件開始建設。

方案一:

吸納新成員

以G8為例,很多人夢想將它削減成只由超級經濟力量參與的國際組織,參加者將只有美國、歐盟、中國和日本。這是一個很具吸引力的主意,但貝盧斯科尼和梅德偉傑夫肯定不願意讓出自己在G8的位子。因此,更好的辦法是擴容G8規模,增加最具活力的新興經濟體。也許一個G12集團會更適合現在的局面,讓印度、巴西、中國和西班牙也進入這個「全球俱樂部」。

方案二:

找到恰當定位

在金融組織方面,變革更容易。關鍵問題是沒找到一個恰當的角色定位。因此,只要西方國家願意,調整這些定位很容易。世界銀行依舊充當貧困國家的捐贈人,而如今它還應成為一個全球性事務的贊助人,譬如全球氣候變暖研究項目。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作用一開始就是為了監測匯率而建立的,它應該成為一個「事務失察委員會」。但真正的金融規范,還是應該保持在各國獨立管轄的范圍內。結論:

面對改革國際組織的強烈呼聲,國際組織的既得利益者——尤其是美國——必須作出選擇。抓住權利不放,新興經濟體(如中國和印度)將不得不構建自己的俱樂部,著眼於他們自己的利益與問題。這將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全球國際組織的實力。而假如美國等大國能夠學會和大家分享權力的話,那麼全球利益和問題將被共享。這才是治理世界有效而體面的方法。

新華

時評

多哈回合談判受挫

發展中國家很受傷

雖經挑燈夜戰,世界貿易組織30多個主要成員的部長們7月29日還是未能實現拯救多哈回合談判的宏願。迄今,多哈回合談判已經走過了近7個年頭,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農業和非農產品市場准入方面長期存在的分歧依然難解。有人預計,多哈回合談判還要再耗上數年,並且前進的道路充滿變數。

首先,除了發展中國家農產品特殊保障機制有待攻克外,餘下的棉花和服務貿易等問題都將成為一道道難關。其次,世貿組織成員總數現在已達153個,各成員的立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最後,美國、歐盟和印度等多哈回合談判重要利益方的談判領軍人物明年都將更迭,這意味著各方可能還得額外需要一段磨合期。

世界經濟少了「強心劑」

較之多哈回合談判本身,本次談判破裂更廣泛的沖擊還在於對全球經濟和多邊貿易體系的影響。

當前,全球經濟深陷金融市場動盪、能源價格攀升和食品價格上漲三大危機,迫切需要注入一針「強心劑」。

據估計,多哈回合一旦談成,每年因關稅減免可為全球省下1300億美元,讓全球經濟每年獲益500億到1000億美元,而談判破裂則會讓這一切化為烏有。多哈回合談判啟動時的本意是幫助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然而,談判持續近7年後再度破裂,無疑讓發展中國家很受傷。

多年來,美歐通過實施巨額農業補貼和高關稅壁壘保護自身農業利益。這種做法嚴重扭曲了國際農產品貿易,擠壓了發展中國家農業的發展空間。

發展中國家認為,發達國家的補貼做法長期抑制了發展中國家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他們主張,如果發達國家真的有意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那麼通過多哈回合談判協議建成公平的農產品貿易環境才是根本途徑;如果發達國家還是繼續只關心自己的利益,那麼「最受傷」的始終是發展中國家。

7. 9.中國(上海)自貿區對外資管理將實現由「正面清單」向「負面清單」的轉變。在負面清單上,國家明

簡單來說,我國對外資的管理以前一直採用的是《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模式,目錄中列出了我國鼓勵、限制、禁止外商進入的行業。而負面清單是給不開放的行業和受限制的商業活動列一個清單,明確告訴對方哪些領域和行業是限制或禁止外商活動的。這樣,只要未列入名單的就是法無禁止皆可為。
9月27日,國務院發布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根據方案,上海自貿區將探索建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

巴克萊中國經濟學家常建表示:「外資企業將享有準入前國民待遇——與中國公司同等待遇。外商投資將通過負面清單管理方式進行評估,負面清單管理是與正面清單管理想對應的。」

負面清單
負面清單(negative list)又稱消極清單、否定列表,是一個國家禁止外資進入或限定外資比例的行業清單(list of instries)。在這份清單上,國家明確開列不予外商投資准入或有限制要求的領域,清單以外領域則充分開放。

正面清單
與其相反的「正面清單」(positive list)自然就是國家明確開來允許外商投資准入或有限制要求的領域,清單以外領域一律不予開放。

准入前國民待遇
而上文提到的准入前國民待遇(pre-establishmentnational treatment)則指外國投資者在投資發生和建立前便開始享受與本國投資者相同的待遇。在傳統的投資管理模式中,國民待遇通常在投資完全建立後才能開始享受。

專家之聲
丁安華(招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負面清單,是貿易談判時發達國家忽悠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的用詞。原意是法律沒有明言禁止的,都是合法的。要求新興市場國家建立「負面清單」,是要求對方除非被列入負面清單,否則都可以做。美國人的這招在中國通常沒效,我們有「兜底條款」。這次採用負面清單這個詞,用意是好,但在英文語義上有貶意。

吳必虎(北大教授):昨天公布的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中,與旅遊娛樂業相關的大多數傳統禁區仍無開放跡象:遊艇業、高爾夫、主題公園、網路游戲、博彩、色情業???一個也沒松動!新一輪全球化、城市化競爭,主要在服務業,旅遊業作為現代服務業最大參與者,上述領域政策不開放,不僅無理,也很無知

孫立堅(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負面清單僅僅給予海外的投資者便利性,但是如果這種便利性喧賓奪主,把原本自貿區主打的服務貿易和高勞工標准、高環保標準的投資先進領域搞成賭場,色情場所,就會造成資源極大的浪費,並且誘導資金走向了非常不正當的道路,所以今天一定要把可能產生的負面的沖擊控制在一個最小的范圍內。

具體文件
29日,根據外商投資法律法規、《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1年修訂)》,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3年)》,負面清單共計190條管理措施。
作為《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中最具亮點的一項,負面清單被外界寄予厚望。在9月29日下午舉行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情況說明會上,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試驗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戴海波表示,按國民經濟行業分類,負面清單共涉及18個門類,89個大類,419個中類,1069個小類,共190條管理措施,「相對於1069個產業小類來講,大概有17.8%,有特別的管理措施。」
這份長達十頁的清單限制或者禁止外商投資一系列行業,其中包括金融、媒體、娛樂、公共事業、房地產和製造業。該清單有效期截止於2013年底,明年將適時進行調整。
該清單稱,對銀行、金融企業和信託公司的投資將受到限制,但未給出更多細節信息。
外方對保險公司的參股比例不得超過50%,證券公司的外方參股比例不得超過49%。
外商對賓館、寫字樓、國際會展中心等高檔物業的投資也將受到限制。
對電信、廣播電視傳播服務的投資將受限,傳媒和出版、網路游戲服務或者新聞網站完全禁止外商投資。對影院建設、電影和電視節目製作的投資也歸為「受限」行列。
外商可以投資醫療機構,但投資總額不得低於人民幣2,000萬元(合330萬美元)。
公共事業投資也受到限制,電網建設、經營的投資范圍有限,而且核電站也必須由中方控股。
在油氣、汽車零部件和飛機維修等行業僅允許合資經營。
鐵路建設和經營必須合資,干?和地鐵服務必須由中方控股。
禁止投資高爾夫球場、網吧、博彩和色情業。限制投資主題公園。
禁止投資義務教育,以及軍事、警察、政治、宗教等特殊領域教育機構。
禁止投資文物拍賣。限制投資金銀等貴金屬的開采。
禁止投資轉基因作物技術。
武器、 彈葯和傳統中國茶加工工藝等其他一系列細分行業也禁止外商投資。

8.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的簽署對人們生活有什麼影響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簡稱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是2012年由東盟發起,歷時八年,成員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和東盟十國共15方而制定的協定。RCEP正式簽署,標志著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正式達成。 對RCEP的簽署,紐約時報評論說:“世界不再等待美國了。

一、國家層面

以中國的紡織業為例,中國進口澳大利亞的羊毛,中國織成布料,布料出口越南,越南織成服裝,再出口到韓國、日本、中國等其他國家。簽訂自貿協議後,這一系列都是免稅的。這么一圈循環下來,促進了各國的紡織業、加工業、服務業、出口業,並且本地區內所有企業都可參與原產地的價值累積,對促進區域內的相互貿易投資有非常大的好處。同時物價的下降可以進一步的促進消費。

9. 黃藝的北大教授

黃藝,1983年本科畢業於中南林科大學後,1992年至1997年先後在英國和德國學習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1998年至今,先後在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以及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獲得國家重大水專項、環保部公益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以及國家科技部863、973項目的支持,從事環境生態學和環境生物技術領域的研究工作,已在SCI收錄雜志上發表論文20餘篇,國內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70餘篇。同時,作為聯合國環境署《全球環境展望》和國家環保部《生物多樣性公約》的核心專家,參與國際環境公約談判和國家履約行動的技術支持。 1998年10月-2000年10月;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博士後
1994年2月-1997年7月;德國比勒費爾德大學生物系,博士
1987年9月-1990年7月;中南林業科技大學,碩士
1979年9月-1983年7月;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士
2000年10月至今;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副教授-教授
2004年1月-2004年12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訪問學者
2002年5月-2002年9月;加拿大阿爾伯特大學,訪問學者
1997年8月-1998年9月;德國比勒菲爾德大學,學習和助理研究
1993年1月-1994年1月;英國國際園藝研究所,助理研究
1985年1月-1992年12月;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助教-講師 主要研究領域為流域生態系統評價和管理的理論和技術;
石油污染物生態毒理評價和修復;
土壤重金屬污染生態毒理;
土壤污染生態修復理論和技術。 環境科學委員會 生態和自然保護分會 秘書長
中國菌根協會,副會長 國家水專項-滇池流域水生態功能三四級區劃;
國家環保局項目-中國生態保護和建設策略;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外生菌根分泌的耐熱蛋白特性及其對過量重金屬的固持作用和機制;
環保部公益專項-石油污染土壤生態毒性微生物感測快速檢測技術與方法研究;
環保部技術支持項目-生物多樣性公約發展趨勢和我對策。
國際合作
大流域水脆弱評估方法-東北亞水生態脆弱性評估(UNEP)
全球氣候變化對亞太地區水生態脆弱性影響評估(UNEP)
熱帶森林環境價值估算(ITTO)
國家部委項目
重點流域(滇池)水生態功能區劃
水生態功能分區的實施機制
基於3S技術的江河流域水污染自動化測報和應急處理系統研發與應用
跨國流域環境污染突發事件預測預警(信息)系統研究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
鉛鋅脅迫下外生菌根植物磷吸收特性和抗重金屬機理;
外生菌根對土壤有機氯農葯DDT生物降解作用的研究;
外生菌根真菌和菌根植物降解DDT的機理研究;
外生菌根對過量重金屬的胞外抗性機理研究
在ITTO資助項目,中國熱帶森林環境資源價值核算及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研究中,承擔森林凈化環境核算的理論及方法等的研究。2001年10月到2002年8月期間,作為自然科學基金在環境學院的第一個優秀群體項目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繼續開展植物抗環境脅迫機理研究。與勝利油田合作油田生態系統恢復技術研究。在2002年4月至8月,訪問加拿大ALBERTA大學,合作外生菌根植物抗土壤過量Na機理的研究項目。2001年開始從事室內環境污染及治理凈化技術研究項目。

10. 為什麼澳大利亞要發表「中國威脅論」

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自己的利益。尤其是一些有利益交割、聯系甚至對立的國家間。當然,這些沖突可以是關於現實的務實的問題的對立,也有意識形態的對立
關於澳大利亞說中國具有威脅性,原因在如下幾點:
一、是意識形態對立造成的。澳大利亞的國家是屬於西方價值觀體系內的。對於以前由蘇聯產生的共!產主義(西方國家以及西方馬克斯主義者他們不承認蘇聯是社!會主義)表現出來的對外持大國沙文主義和國內持黑暗封閉統治,所以對此頗有看法。再加上冷戰陰影,他們對於這樣制度下的,崛起的國家普遍有對立的看法。從蘇聯到中國,他們部分老古董就是相同看待的。
二、也跟意識形態有關。主要指民主制度和人權。這里我就不多講。他們都認為說中國怎麼怎麼的,中國的發展不是以民本為目的的發展。這種看法其實因為對中國國內改革不了解的緣故引起。
三、是中國自身的原因。因為我們韜光養晦,對外交流卻又沒對外公布一些情況。他們指責中國的一些政策缺乏透明度,因此難以獲得信賴。這點國內已經認識到。所以對待這個問題,我們國家是在努力更加透明,包括設立國防部新聞發言制度與軍費開支透明化。不過這應該是按照中國現實情況逐步公開,不能是為了滿足老外的需求而這樣。
四、現實的經濟利益。澳大利亞人口少,但資源多。中國在某種程度上是依賴澳大利亞的鐵礦石與其他礦藏的。於是我們的國有以及民間資本就大舉進入其國內。這是好事,但是也觸發了國內相關企業與利益,自然他們就創造出中國企業進入澳大利亞的資源性領域將會威脅澳國家安全。其實,澳大利亞的資源自給自足綽綽有餘,他們已經控制了用於自給自足的基本資源,其他資源反正都是出口,我們的開發威脅澳大利亞的安全,根本無從談起,
五、就是現實的政治需要。如同上樓所言。利用西方社會對中國的不了解,甚至依據以前西方對蘇聯等國家的偏見的事,挑起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對立,能樹立一些政客的自我形象,來達到現實的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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