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工業大學何華教授

㈠ 四大家族與官僚資本的形成

一 「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稱謂的由來

「官僚資本」的提法，在20世紀20年代就出現了。1923年，瞿秋白在《前鋒》雜志上發表《論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一文①，首次使用了「官僚資本」一詞。他將洋務派經辦的官辦企業稱為「官僚資本之第一種」；將官商合辦企業稱為「官僚資本之第二種」。1929年，李達在《中國產業革命概況》一文中，揭露清代官僚舉借外債時「從中漁利，自肥私囊，形成官僚資本」。

1930年，日本學者橘朴在《中國社會的發達階段》一文中，將官僚資本分為「梁士詒型」和「張謇型」兩種。1936年，呂振羽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中，將清政府創辦的「國營事業的萌芽」統稱為官僚資本[1](p492)。

總的說來，這時大家所說的官僚資本主要指清政府和北洋軍閥政府的官辦企業。抗日戰爭中後期，進步人士和中國共產黨開始將國民黨官僚利用職權、私人參與投資的企業或金融機構稱為官僚資本。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在《提議對發國難財者開辦臨時財產稅以充戰後之復興經費》一文中指出：「幾位大官，乘國家之危急，挾政治上之勢力，勾結一家或幾家大銀行，大做其生意，或大買其外匯。其做生意之時以統制貿易為名，以大發其財為實。故所謂統治者是一種公私不分之統制」。[2](p21)隨著國民黨官僚資本的膨脹，馬寅初對官僚資本的抨擊也愈加嚴厲，「所謂國營，實即官辦」，「假公濟私為通病，由來已久，莫可究詰……近來夫變本加厲，由暗偷私竊變為公開劫奪」，「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局面，已呈現於吾人的眼前」[3](p359)。他認為官僚資本會阻礙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陳伯達在《中國工業與中國資產階級》一文中也斷言：官僚與買辦的經濟壟斷正從金融業向工業發展，「官營就是『國營』，『國營』就是官營」[4]。

此時，大家還只是對官僚資本進行揭露和抨擊，「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提法還未出現。抗戰勝利前夕，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說：官僚資本「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壟斷中國的主要經濟命脈，而殘酷地壓迫農民，壓迫工人，壓迫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5](p1046)。這里所說的「官僚資本」，主要還是指國民黨官僚的私人資本以及私人經濟活動。

隨著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政治斗爭的日益尖銳，共產黨人開始將國民政府的國家資產、官僚私人資產、黨團資產以及政府各部門的公產都劃歸為官僚資本。

陳伯達在《中國四大家族》一書中，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進行了集中論述。他首次將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和陳立夫並列為中國的四大家族。書中論述了四大家族怎樣從內戰起家，逐漸形成了對金融、商業、工業、農業、文化業的封建的、買辦的、軍事的壟斷。他認為，官僚資本是代表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是在政治上當權的人物利用政治的強制方法，通過掠奪農民及其它小生產者、壓迫民族工業而集中起來的金融資本。他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財富做出了初步估算，「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業、工業、地產諸方面所獨占的財產，以及他們在外國的存款和產業，粗略統計一下，至少當在二百萬萬美元左右」[6](p147)。最後，他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特點和歷史作用進行了分析，認為近代中國的官僚資本是封建的、買辦的資本，是大地主大買辦在經濟上的聯結物；四大家族和中中農交四大銀行在經濟上的獨占，則是官僚資本最高、最集中的發展，是中國半封建或封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制度最後的產物；四大家族對農民、小生產者，乃至民族自由工業，進行了空前規模、空前集中的掠奪；四大家族經濟獨占是在反人民反革命的軍事活動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其掠奪方式是包括軍事在內的各種超經濟的方法；四大家族的經濟獨占，從金融、商業、工業、農業一直蔓延到文化業，摧殘了生產力的發展，是完全腐朽寄生的獨占；四大家族的經濟獨占，是外國獨占資本——帝國主義的附屬物。[6](p153)

許滌新在1947年寫了《官僚資本論》一書，認為官僚資本是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他分析了官僚資本的社會根源、構成並指出其本質是封建性和買辦性資本。書中分析了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投資情況，將「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劃分為六種類型：官僚的私人資本；被四大家族控制的國家資本；與國家資本結合的官僚資本；與民間資本結合的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及民間資本結合的官僚資本；與外國資本結合的官僚資本。他認為完全屬於官僚的資本是那些「利用政治特權獲得」並「利用政治特權去運用」的資本；在國民黨統治下，國家資本實際上是四大家族的私人資本。[7]

同樣是在1947年，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中指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它同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以及舊式富農結合，成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資本，在中國的通俗名稱叫做官僚資本」，這個資產階級叫做「官僚資產階級」。[8](p1150)

至此，官僚資本由最初的官僚私人資本擴大到官僚管理下的國家資本、與官僚資本有關系的各種類型的資本。四大家族個人資本、國家資本、官僚資本三者間畫上了等號，使「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內涵和外延都變得模糊不清了。最後，人們乾脆拿它代指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一切資產。
二 「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定論的延續

1949年建國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一段時期，大陸學術界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看法，延續了建國前陳伯達、毛澤東等人所下的定論，並在此基礎上做進一步論述。

吳江在《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若干特點》一文中，指出在國民黨建立政權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受到了官僚資本的限制和壓迫；抗戰以後，中國民族資本受官僚資本的排擠、兼並而變得「奄奄一息」。文章對國民黨官僚資本的來源、活動、形成、特性作了考察，指出國民黨官僚資本同國家政權結合緊密，使國家政權為自己服務，因此從一開始就具有壟斷性。吳江把國民黨官僚資本的特點概括為：一開始便與國家政權結合，採取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沒有任何獨立性(對於國際資本主義來說)；具有買辦性；同封建地主階級密切聯系，有濃厚的封建性；完全從商業、銀行投機起家。這種國家壟斷資本性質的官僚資本在社會經濟中所起的作用是：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利益服務，具有濃厚的買辦性和封建性；是寄生、腐朽透頂的；是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經濟基礎。[9]

肖灼基在1965年發表了《四大家族的公債投機活動》一文，詳細論述了四大家族靠發行公債積累資本的情況。文章指出，四大家族用公債做銀行准備金，大量發行紙幣，通過發行紙幣獲取了大量財富。四大家族還利用政治特權對公債進行買空賣空的投機活動，並利用公債向其它銀行「增資」，形成對金融的壟斷。文章認為公債掠奪了農民，加重了人民的賦稅負擔，造成了惡性通貨膨脹[10]。

以上幾篇文章起到了向百姓普及有關「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基礎知識的作用。這些研究成果重點在於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強調其對人民的剝削，和對歷史的消極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學術研究基本上陷於停滯狀態。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相關研究開始啟動，仍有一些學者堅持十年前的傳統觀點．

全慰天的《中國四大家族官僚買辦資本的形成》、孔經緯的《三重壓迫對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阻礙》、何干之和劉煉的《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黃逸峰等人合著的《舊中國的買辦階級》等論著都持傳統觀點。

全慰天認為，中國的官僚資本較多的是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因此虛弱得多，落後得多；它較少進行資本主義積累，更多地進行原始積累。中國官僚資本的性質，只能是買辦的、封建的、軍事的、壟斷的、腐朽的和反動的。[11](p350)他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形成的途徑和條件進行了概括，認為蔣家是四大家族的核心，由於掌握了政權，就利用財政特權壟斷了全國的金融，並逐步對商業、交通運輸業、近代工業以及分散落後的農業和手工業進行壟斷掠奪。[11](p353)

持相同觀點的還有孔經緯。他在《三重壓迫對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阻礙》一文中，認為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主義是「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阻礙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12]

黃逸峰、姜鐸、唐傳泗、陳絳共同編寫了《舊中國的買辦階級》一書。該書論述了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形成過程，將其積累資本的手段概括為：大量發行公債；濫發紙幣，形成金融壟斷；大搞金融投機、商業投機、外匯投機和黃金買賣；實施「統購統銷」和專賣，對商業進行全面獨占；借口「調整工礦業」，加強了對工業的壟斷；通過大量徵用農民土地、增加賦稅對全國農民實行殘酷的掠奪；在農村兼並土地，使土地更加集中，使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成為農村最大的高利貸主。該書認為國民黨官僚買辦階級從1927年開始形成，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具有深刻的買辦性、高度的壟斷性和濃厚的封建性，在政治上以獨裁、內戰、賣國為其特點。

需要指出的是，持傳統觀點的學者，迄今仍不乏其人。特別是不專門研究民國經濟史的學者為數眾多，囿於習慣，不少人仍在授課、撰文時因循舊說。

三 新觀點的陸續提出與新研究領域的拓展
三 新觀點的陸續提出與新研究領域的拓展

從上世紀80年代起，大陸學者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雖然不少人堅持傳統觀點，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實際上是在政治矛盾尖銳的情況下形成的概念，遂對這一問題進行了重新思考、評價。

在1985舉行的「抗日戰爭時期西南經濟研究學術討論會」上，學者們首先圍繞官僚資本的性質問題進行了討論。一些學者指出，從詞義上講，官僚資本應是指依賴政治特權、假公濟私的私人資本。官僚資本不是經濟概念，而是政治概念，使用這種概念去研究中國的政治問題是有道理的，它能夠說明國民政府的本質特徵，但拿它去研究經濟問題就會導致概念上的含混和范疇上的模糊。另一種意見認為，官僚資本是相對於民族資本而言的，是中國近代經濟特有的一種形態，可以沿用下去。只是應該把官僚資本劃分為兩個組成部分：國家資本和官僚私人資本。[13]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學者們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性質進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同時還對四大家族蔣、宋、孔、陳分別進行了研究，與之相關的論文有30多篇。新的史料也不斷得到發掘與利用，使研究得以深入，新的研究視角不斷開辟。

第一，「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擴張途徑及其歷史影響。「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惡性膨脹的過程，及其對國民黨在大陸失敗所起的影響，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何華國的《論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膨脹》(《湘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3期)，郁培文的《「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形成解析》(《歷史教學問題》1990年第4期)，李凱的《抗日戰爭時期國統區經濟之初探》(《延安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張兆茹、張怡梅的《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財經政策研究》(《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3期)，趙興勝的《戰後國民政府國營事業民營化問題研究》(《江海學刊》2002年第3期)，齊春風的《1946～1948年間中國走私貿易的影響》(《中州學刊》1999年第2期)，李黎明的《國民黨統治區財政經濟的總崩潰與國民黨在大陸的敗亡》(《齊魯學刊》1997年第5期)，孟英的《蔣介石集團在大陸潰敗的經濟原因淺析》(《西安聯合大學學報》2000年第l期)，李彥宏、周忠的《通貨膨脹與國民黨政權的覆亡》(《湘潭師范學院學報》1995年第l期)等文章都涉及到了這一問題，都把官僚資本惡性膨脹作為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何華國認為，「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主要通過以下手段得以擴張：在內戰中壟斷軍火買賣並不斷發行公債；在金融方面形成了「四行二局」，壟斷了法幣、外匯和黃金，最終形成了金融壟斷；控制國家資源和進口物資，最終形成商業壟斷。抗戰勝利後接受10萬億元敵偽資產，大大增加了四大家族的資產。何華國還對陳氏兄弟的黨營資產作了分析，認為由陳果夫、陳立夫控制的黨營事業基金達5000億元。[14]

李黎明著重分析了抗戰勝利後四大家族資本的惡性膨脹問題。他認為，四大家族的掠奪，破壞了國統區的工農業生產。日本投降後，四大家族接收了日偽開辦的各種金融機構、廠礦企業，還將民營企業誣指為敵產予以沒收，據為已有。四大家族大量盜賣民營工廠物資，使許多工廠由於缺乏設備而無法開工，使民族工業遭受打擊。而名目繁多的各種捐稅更是使舉步維艱的民族工業背上沉重的包袱，難以恢復和發展。作者認為正是「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惡性膨脹，扼殺了國統區工商業和農業的生機，造成了國統區工商業、農業、財政經濟的崩潰，這是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敗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述文章，多把「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作為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原因來進行研究，對其性質則未作深入的探討，仍然把國民黨政府的資產和四大家族的私人資產視為一體。在對其進行評價時，也多強調它對國民經濟的消極影響。

筆者認為，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評價應該建立在對蔣宋孔陳各自真正掌握的資產進行科學評估的基礎上，對國民政府各種不同的經濟機構和組織也應區別看待和評價。近年來，已有學者提出，國民政府下設的「資源委員會」——傳統上人們視其為「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抗戰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鄭友揆、程麟蓀、張傳洪合著的《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史實與評價》一書，比較全面地評述了資源委員會所做的工作及其在歷史上的作用。

該書論述了資源委員會的設立及其初期活動；抗戰前的建設計劃；抗戰時期各主要事業的建設情況；抗戰後的接收以及經濟重建規劃；改進生產方法的努力；對於對外貿易主權的維護；對於中國神聖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積極支持；對國民黨黨部勢力滲透的抵制；在大陸棄暗投明迎接解放等史實。鄭友揆等人認為，用官僚資本概括資源委員會的性質並不恰當。一個原因是，將資源委員會稱作官僚資本容易造成人們思想上的混亂。人們一提到官僚資本，就會自然而然地與反動、落後的事物聯系起來．他們提出，「資委會的事業在舊中國經濟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說資委會是一種反動、落後的事務，缺乏歷史事實，言之為國家資本企業經營管理機構則更確切些」[15](p3)。

第二，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性質的新認識。在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性質的認知上，學者們有了較為客觀、辯證的看法。

杜恂誠在《民族資本主義與舊中國政府(1840～1937)》一書中認為，毛澤東所說的「官僚資本」，是特指國民黨時期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但它只是一個通俗名稱，而不是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定義；再加上後來一些人又把它的內涵不斷擴大，把官僚的私人資本也包括了進去，並在時間跨度上向上追溯，一直追到清政府創辦的企業。由於內涵混亂，時限不清，因此它的外延也變得十分模糊。實際上，它的界限已經無法確認了。[16](p4)

鄭會欣追述了官僚資本這一概念的演變過程，指出近年來，大多數學者已經改變了以往將國營企業統稱為「官僚資本」的做法，而用「國家資本」來代稱。因為「國家資本」的提法內涵比較明確，不會將官僚私人的投資與國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投資相混淆。作者認為，不能將國家資本、國營資本等同於官僚資本，但應看到「在一定的條件下，特別是在中國長期以來官僚政治傳統的影響下，官僚可以通過手中所掌握的權力，以各種方式將國家資本轉化為官僚私人的資本，而且這種轉化往往都是以各種『合法』的途徑加以實現的」[17]。

陳自芳對有關「官僚資本」的幾種觀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由於中國近代社會的特殊性，在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中仍應保留「官僚資本」這一概念。官僚資本中應包括官僚的私人資本，而對於官僚的私人資本也要辯證的看待，只有那些依靠政治權利、壟斷性很強的私人資本才能定性為官僚資本。作者認為，四大家族的私人資本應被看做是官僚資本。[18]

武力贊成應將官僚通過特權獲取的資本，與國家資本和一般私人資本區分開的觀點。他還提出了官僚私人資本在國計民生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對國民政府的失敗到底應該承擔多大責任的問題。認為官僚資本只是一個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暫時現象；應將官僚作為一個社會人和經濟人看待，他也具有謀取個人、家庭利益的本能和動力；應將官僚企業作為一個企業看，追求利潤最大化是它的目標；應將研究重心放在分析民國政治體制的缺陷上，深入探討舊體制與官僚資本形成的關系，細致分析私人資本是怎樣利用政治體

制的漏洞來謀取私利的。[19]

陸仰淵、方慶秋在其主編的《民國社會經濟史》一書中，認為國家壟斷資本具有以下三個特點：資本來自政府，並由政府官員經營；對國民經濟的某一方面具有壟斷性；對廣大人民具有壓迫性。而官僚資本則另有三個特點：資本不是來自政府而來自官僚的私人投資；經營權掌握在某個或某些官僚手中；掌握這種資本的官僚，利用手中的權力操縱某一部門，投機倒把，損公肥私，中飽私囊。[20](p774)也就是說，所謂的官僚資本僅包括官僚私人資本，它和國家壟斷資本不是一回事，這就改變了以往國家資本、官僚私人資本不分，使「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內涵和外延都變得含糊不清的狀況。

通過討論，多數學者達成了如下共識：最好把「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分為國家資本和官僚私人資本兩部分。這樣有助於人們在研究中更科學地看待有關問題，有助於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積累和經營做有區別的分析，更清晰、准確地認識「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歷史作用。

除上述成果外，學者們對四大家族的私有資本問題也進行了研究。

李茂盛認為私有資本應分為自有資本和自籌資本兩部分——自有資本指個人擁有所有權的資本，自籌資本指通過各種方法籌集來的、僅擁有使用權的資本。他認為只有自有資本才是一個國民的獨立財產。他對孔祥熙的自有資本進行了考察，對孔氏家族在工業、商業、金融業、文化業的資本做了估算，認為原來盛傳的孔家約有40億美元資產的說法是大大誇大了，實際上孔氏家族的資產約為50～100萬美元。L21]

李立俠也認為孔家最多是百萬而非億萬富翁。[22]兩位學者都是將孔氏家族擁有所有權的資產作為評估的對象，改變了人們以往把孔家名義上控制的資產也作為其私有資產進行估算的做法，這樣有利於我們重新認識有關問題。

此外，學術界對宋家資本進行的研究也有了一些成果．如陸仰淵在《宋子文和孔祥熙的財產知多少》一文中，對宋子文在工業、金融業、商業三方面的資產進行了評估，認為宋家的資產大約有 l000萬美金。[23]至於蔣家和陳家的資產，人們的研究還不夠充分，至今也沒有說清楚其具體數目。

總的說來，學術界到目前為止，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糾正了以往較多地用政治概念理解「四大家族官僚資本」而造成的一些不準確的認識。但由於掌握的史料有限，一些學者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性質的認識仍然因循舊說，在研究過程中就不免出現大而化之的現象；有關四大家族積累資本的過程和方法，相關論文數量雖多，但內容大致相同；對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資產的准確數字也有待科學的查證；對四大家族在經濟上的影響力也需要做進一步研究；四大家族運用政治特權謀取經濟私利的具體史實，也需做具體而微的查證、核實。只有這樣，我們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才能有更清晰、准確、實事求是的認識。

㈡ 日本在中國侵略時有那些事件

甲午戰爭是遠遠超過侵台之役的一場大規模的日本侵華戰爭，有的歷史學者把它與1937年開始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列為同一級別，稱之為第一次中日戰爭，而將後者稱為第二次中日戰爭。甲午戰爭的研究是比較有基礎的，近20年來又取得明顯進展，出版了一大批論文和專著。論文從揭示日本在戰前的侵華活動、戰爭准備，剖析戰爭的起因，到研究《馬關條約》及其重要條款等等，涉及這一戰爭過程中許許多多的問題，如陸方、宋德玲的《甲午戰前日本侵華活動與李鴻章》(《東北師大學報》1989年第3期)、傅玉能的《論甲午戰爭前日本對華政策的演變》(《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戚其章的《甲午戰爭前日諜在華活動述論》(《晉陽學刊》1987年第4期)、鄭瑞俠的《甲午戰爭前日本的輿論及情報准備》(《遼寧大學學報》1993年第6期)、金基鳳的《關於中日甲午戰爭的起因問題》(《世界歷史》1981年第6期)、郭惠青的《試論中日戰爭爆發的原因》(《雲南師范大學學報》1985年第4期)、劉亞夫、赫崇旺的《甲午中日戰爭原因淺析》(《學習與探索》1985年第5期)、南昌龍的《日本在發動甲午戰爭中的陰謀活動》(《東北師大學報》1985年第3 期)、丁名楠的《略論日本發動甲午戰爭的背景、過程及其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5年第2期)、李文海、康沛竹的《甲午戰爭與日本間諜》(《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張浩的《甲午戰爭中的日本間諜》(《軍事歷史》1995年第3期)、韓行芳的《甲午旅順大屠殺有關問題淺探》(《遼寧師大學報》1990年第5期)、孫克復的《旅順大屠殺慘案新證》(《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關捷的《日軍旅順大屠殺新論》(《呼蘭師專學報》1996年第2期)、崔王的《中日<馬關條約>形成問題研究》(《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潘家德的《試論中日<馬關條約>賠款的影響》(《四川師院學報》1992年第5期)、張英莉的《甲午戰後賠款與日本的「戰後經營』，》(《陝西師大學報》1987年第1 期)、戚其章的《甲午戰爭賠款問題考實》(《歷史研究》1998年第3期)、趙福超、白陀碧的《福澤諭吉與甲午戰爭》(《貴州文史叢刊》1996年第6 期)、王文英的《試論中日甲午戰爭對日本政治和國民意識的影響》(《蘇州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等等。1984年在威海舉行的甲午戰爭90周年學術討論會和1994年在同一地點舉行的甲午戰爭1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都提出大量論文，會後分別結集為《甲午戰爭90周年紀念論文集》(戚其章主編，齊魯書社1986年出版)和《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戚其章、王如繪主編，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裡面都有若干文章較多地論述日本的侵略。有的專門研究甲午戰爭史的學者出版過個人論集，主要有孫克復的《甲午中日戰爭史論集》(遼寧大學科研處1984年出版)、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戰爭史論叢》(山東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及其姊妹篇《甲午戰爭與近代社會》(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重要的甲午戰爭史專著有孫克復、關捷著《甲午中日海戰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甲午戰爭陸戰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二人主編的《甲午中日戰爭人物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孫克復著《甲午中日戰爭外交史》(遼寧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這4本書可以說構成一套遼寧學者編著的甲午戰爭全史。繼此之後，山東的戚其章出版了《甲午戰爭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及《甲午戰爭國際關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兩者構成另一部甲午戰爭全史，這部書是作者多年研究甲午戰爭成果的結晶，也代表了當前我國研究甲午戰爭史的整體水平。

甲午戰爭是中日之間的一場戰爭，但談這場戰爭決不能僅談中日，還必須談到朝鮮，朝鮮是甲午戰爭一個重要因素:戰爭是因朝鮮而起的，在朝鮮爆發的，然後又有一些激烈的戰斗是在朝鮮土地上進行的，結束戰爭的條約第一款就是關於朝鮮，如此等等，可以說朝鮮是甲午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近年來有一些論文闡述這方面的問題，如南昌龍的《甲午戰爭與朝鮮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9年第4期)、張恆禮的《評甲午戰爭前清政府的對朝政策》(《安徽史學》1993年第2 期)、張振鵾的《中日甲午戰爭與東亞》(《抗日戰爭研究》1995年第1期。此文收入《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一書時題目改為《甲午戰爭一一一場東亞地區性戰爭》)等。與此有關還出版了兩本專著，即戴逸、楊東梁、華立著《甲午戰爭與東亞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及王如繪著《近代中日關系與朝鮮問題》(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前者涉及面較寬，後者在主要利用中文資料的基礎上較深入地探討了這個朝鮮因素，是一部頗見功力之作。朝鮮之所以成為中日甲午戰爭的一個因素，根源於中國與朝鮮間長期存在的「宗藩關系」，這是一個應當研究的問題，但迄今對中國學者多少還是一個禁區，在各種論著中往往只能點到為止;倒是一位韓國留學生金在善的一篇碩士論文《甲午戰爭以前中朝宗藩關系和中朝日對朝鮮藩屬問題的爭論》(《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97 年第1期)，簡要而無所迴避地研究了這個問題。

甲午戰爭的結局對中國、日本及整個遠東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馬關條約》的簽訂引起了中日關系、歐美列強與中國的關系、與日本的關系及其在中國、在遠東的相互關系的新調整。有的學者認為，在這種形勢下，日本調整了對華策略，丁名楠的《甲午戰爭到日俄戰前日本對俄決戰「國策」指導下的侵華策略》(《東岳論叢》 1981年第5期)論述了此時日本對清政府及清統治者的種種「親善」及拉攏等活動。

關於日本作為八國聯軍的一員參加對中國的侵略的研究，有王魁喜的《義和團運動時期日本的侵華政策》(《東北師大學報)1987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俄參加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運動始末》(《錦州師院學報》1988年第4期)等等。

甲午戰爭後十年日本在我國領土上掀起了一場對俄國的戰爭。這是一場帝國主義間的不義之戰，是交戰雙方站在對立的立場同時侵略中國、相互爭奪中國的土地和利權、重新劃分勢力范圍的戰爭。戰爭以前，日本與俄國為爭奪我國東北和朝鮮(所謂「滿鮮問題」)發生尖銳矛盾;戰爭以後，日本大力鞏固並發展在東三省南部的勢力(所謂「滿洲經營，，)，並走向與俄國勾結以共同抵制美國。對這一段復雜變幻的國際關系中日本侵華的種種活動，學者們從多方面進行了考察、探索，如研究日俄戰爭前及戰爭中的情況的有關勛夏、萬安中的《試論日俄戰爭前俄日對中國的爭霸》(《史學月刊》1994年第3期)、董小川的《「滿鮮互換主義」試析》(《東北師大學報》1994年第4期)、劉永祥的《試論日俄戰爭中日本對華謀略》(《社會科學輯刊》1996年第4期)、張志強的《日俄奉天會戰對沈陽之劫掠述實》(《遼寧師院學報》1983年第5期)、馬赫的《日俄戰爭及其爭奪撫順煤礦的真相》(《社會科學通訊》1983年第4期)。趙雲鵬的《關於<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的若干問題》(《東北淪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揭示日本在對俄戰爭勝利後逼迫清政府簽訂《東三省事宜條約》的情況及訂約後日本的種種違約侵權行為。關於日本在東三省南部的侵略擴張，有王貴忠的《中日安奉鐵路交涉》(《沈陽師院社會科學學報》1985年第 4期)、王永濤、李莉的《安奉鐵路交涉始末》(《東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第3期)、佟靜的《略述中日安奉鐵路糾紛之始末》(《社會科學輯刊》1994 年第4期)、高永一的《「間島問題」的始末》(《延邊大學學報》1981年第3期)等。關於日本為鞏固、發展在東三省南部的勢力而發生的對美斗爭、對俄勾結，有陶文釗的《日美在中國東北的爭奪(1905-1910)》;（《世界歷史》1996年第1期）、石楠的《美國與日俄爭奪中國東北和第二次日俄密約的簽訂》(《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余繩武的《關於第三次日俄密約》(《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王學良的(《1910年東北發生鼠疫時中美與日俄間的政治斗爭》(《社會科學戰線》1992年第3期)等。

1911年中國發生辛亥革命，頃刻間清王朝被推翻。這時，由日本在華浪人出面，在軍部一些激進侵華分子的支持下策劃「滿蒙獨立」，王樹才《日本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首次嘗試一一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5年第4期)對這件事做了詳細的探討。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日本得到「天賜良機」在中國推行大侵奪，由此出現了4年多日本在華勢力的大膨脹。這期間的主要事件有:出兵山東，與德國交戰(這是日俄戰爭10年後又一次在中國領土上發動的戰爭)，奪取利權;提出「21條要求』，;以對華借款及訂立軍事協定以控制中國。這些都成為學者們研究的課題，圍繞著這些問題發表了許多論著，有周武、陳先春的《論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對華政策》(《史林》1992年第3期)、黃尊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對山東的侵略》(《齊魯學刊》1984年第3期)、》《1914年日軍在山東的不法行為述論》(同上，1995年第6期)、《1914- 1922年日本在山東的非法貿易和走私活動》(同上，1994年第6期)、宋志勇的《1914-1922年日本在山東的軍政殖民統治》(《抗日戰爭研究》 1998年第1期)、黃尊嚴、王濤的《日德膠澳之戰與中日「行軍區域」問題交涉》(《齊魯學刊》1997年第6期)、米慶余的《日本對華提出「二十一條」 的背景》(《歷史教學》1982年第6期)、郎維成的《日本的大陸政策與二十一條要求》(《東北師大學報》1984年第6期)、崔丕的《也談日本的大陸政策和「二十一條」要求》(《世界歷史》1986年第3期)、龔炳南的《「二十一條」最後通碟的時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趙映林的《絕密的<二十一條>是誰泄露的》(《民國春秋》1993年第3期)、章伯鋒的《西原借款」與日皖勾結》(《歷史研究》1977年第6期)、裴長洪的《西原借款與寺內內閣的對華策略》(同上1982年第5期)、《西原借款與中國軍閥的派系斗爭》(《河北學刊》1983年第4期)、趙占偉的《論西原借款在日本對華侵略中的特殊作用》(《史學月刊》1997年第2期)、李永昌的《關於1918-21年中日「共同防敵」問題》(《東北地方史研究》1989 年第2期)、張惠芝的《淺析<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出籠和實施》(《河北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等。一戰期間日本侵華的許多活動都是通過同皖系軍閥的勾結而實現的，日本與皖系軍閥的關系是帝國主義與中國軍閥勾結的典型。關於這個問題，章伯鋒寫過專文《皖系軍閥與日本帝國主義的關系》(《歷史研究》1982年第6期)，後來又發表專著《皖系軍閥與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對雙方的關系做出全面的論述。

關於「田中奏摺」的真偽。隨著日本學術界基本上否定田中奏摺的存在，中國史學界有人就此展開了討論。發表了一些文章，大多輯入《田中奏摺探隱集》(劉建業、高殿芳主編，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書中還輯錄了蔡智堪、王家禎以及台灣、日本學者的一些文章)。另外還有雲章的《田中奏摺確有其事》(《東北師大學報》1982年第5期)、沈予的《關於<田中奏摺>若干問題再探討》(《歷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中國學者們大多肯定田中奏摺的真實性。筆者對這個問題未做過專門研究，不敢妄評孰是孰非，但總覺得蔡智堪所說打入日本皇室書庫抄錄田中奏摺的情節有點玄乎。也許這個問題要等皇室書庫對外開放才能真正解決。

關於1928年日本出兵山東及製造濟南「五三」慘案，有查建瑜的《濟南慘案史料辨正》(《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徐梁伯的《日本出兵山東的動因初探》(《江海學刊》1985年第6期)、李家振的《1928年日本出兵山東人數淺見》(《東岳論叢》1985年第6期)、李家振、郭墨蘭的《濟南慘案述論》(《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等;專著有李家振的《濟南『滲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九一八」是日本侵華史上第二個特別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華史研究中的第二個大熱點。近20年來國內發表的有關此事件的文章之多難以統計，文章的內容從這次日本侵華事件的前因到後果，旁及有關人物的研究，幾乎包羅無遺，如胡正邦的《論1931年日本對中國的軍事進攻一一九一八事件的由來及其後果》(《思想戰線》1983年第4期)、高二音的《「九·一八」事變發生論》(《東北師大學報》1987年第5期)、林和生的《略論「九一八」事變爆發的原因》(《山西師大學報》1985年第2期)、楊小紅的《論皇姑屯炸車案與「九·一八」事變的因果關系》(《社會科學輯刊》1994年第3期)、史桂芳的《「滿蒙危機」論與九一八事變》(《北京黨史研究》1994年第4期)、包奕誠的《論日本經濟危機與九一八事變》(《新疆大學學報》1980年第2期)、董謙、林谷良的《「九·一八」事變爆發的經濟背景初探》(《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何華國的《淺析「九一八」事件的經濟背景》(《湘潭大學學報》1987年第4期)、王玉平的《中村事件與「九·一八」事變》(《史學月刊》1983年第1期)、黃耀慧的《中村間諜案與「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史研究)1998年第3期》、任永祥的《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推行「大陸政策』，的一個重要步驟》(《遼寧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郎維成的《日本軍部、內閣與「九一八」事變》(《世界歷史》1985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本帝國主義侵佔錦州及遼西地區始末》(《錦州師院學報》1985年第 1期)、尹正萍的《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罪加一等》(《軍事史林》1995年第9期)、孔經緯、王連忠、孫建華的《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奉系官僚資本的侵掠》(《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2期)、曹必宏的《「九·一八」事變後日偽強掠東北海關述略》(《東北淪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珊的《石原莞爾的侵華思想淵源》(《社會科學輯刊》1997年第6期)、趙東輝的《「石原構想」探析》(《東北淪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汪澎瀾的《日本民間右翼團體在「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活動述要》(同上1997年第4期)等等。1991年的「『九·一八，事變6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抗日戰爭與中國歷史》(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編，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4年出版)中輯錄了大量有關「九·一八」日本侵華的文章。關於「九·一八」事變的專著，80年代有易顯石、張德良、陳崇橋、李鴻鈞著《「九·一八」 事變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劉庭華的《「九·一八」事變研究》(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年出版)。1991年「九·一八」事變60 周年之際，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型《「九·一八」事變叢書》(包括資料書)，共六部，即林聲主編的《「九·一八」事變圖志》，馬越山著《「九·一八」事變實錄》，譚譯主編的《「九·一八」抗戰史》，顧明義、張德良、楊洪範、趙春陽主編的《日本侵佔旅大四十年史》，遼寧省檔案館編的《「九·一八」事變檔案史料精編》，遼寧省檔案館及遼寧社會科學院編的《「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日本與中國東北一一滿鐵秘檔選編》。同時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趙冬暉著《「九·一八」國難史》。另有郭大鈞、張北根著《勿忘「九·一八」一一柳條湖事件前前後後》(中國華僑出版社1992年出版。「毋忘國恥歷史叢書」之一) 等。

與「九·一八」密切相關的是「一二八」。關於日本製造「一二八」事變的研究，有畢永正的《上海「一二八」事變起因新探》(《安徽省委黨校學報》1987年第1期)、翁三新的《「一二八」事變的導火線一一日僧事件」真相》(《上海黨史》1992年第1期)、陸偉的《日本在滬資產階級與一二八事變》(《上海黨史研究)1997年第4期)等。許多研究「九·一八」的論著都連帶涉及對「一二八」的研究。

「九·一八」以後，日本對華侵略有兩個發展:一是佔領我國東北，組建偽滿洲國;一是由關外向關內推進，陰謀分離華北。偽滿洲國的存在實際上是日本對東北殖民統治的一種形式，正如同甲午戰爭後日本對台灣的直接統治是另一種殖民統治形式。本文不擬具體介紹這兩方面的研究情況，只想指出:已出版的有關偽滿史專著中比較有分量的有兩本，一是姜念東、伊文成、解學詩、呂元明、張輔麟合著《偽滿洲國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1991年大連出版社修訂本)，一是解學詩著《偽滿洲國史新編》(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總編室已編輯出版兩本《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研究》(第一輯，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年出版;第二輯，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各收錄有關論文30多篇。1996年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編委會創辦了一個學術刊物《東北淪陷史研究》，其主要任務是揭露日本軍國主義對東北的野蠻侵略和殘酷的殖民統治，此刊物已出版多期，發表了不少有關研究成果並不斷提供有關的學術信息。

日本由關外向關內的擴張，以1933年侵佔熱河、發動長城之戰為始，逼訂《塘沽協定》;進而以冀察為重點，策動華北「自治』，，訂立所謂「何梅協定」、《秦土協定》，製造華北特殊化，等等。關於這一系列侵略活動的研究，有張雅麗的《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日本侵華政策的演變》(《世界歷史》 1988年第5期)、張洪祥的(《塘沽協定>與冀東匪禍》(《黨史資料與研究》1992年第3-4期合刊)、劉國新的(《塘沽協定>與「華北自治運動」》(《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封漢章的《略論「華北自治運動」的起點》(《河北師院學報》1987年第2期)、邵雲瑞、李文榮的《關於「何梅協定」的幾個問題》(《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熊宗仁的《「何梅協定」之辨析》(《抗日戰爭研究)1992年第3期)、鄭玉純的《從 「華北五省自治」策劃到「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的始末》(《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5年第4,5期)、封漢章的《試論日本「華北分治」策略的形成》(《抗日戰爭研究》1993年第3期)、姚洪卓的《七七事變前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的分離活動》(《北京檔案史料》1997年第3期)、劉國新的《七· 七事變前日本的「內蒙工作」及其失敗》(《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單冠初的《日本帝國主義是策劃侵綏事件的主凶》(《上海師大學報》1988年第1期)。前面提到的《抗日戰爭與中國歷史》論文集中收錄了若干篇有關此一時期日本侵華政策及活動的文章。關於這一時期的專著，有馬仲廉的《「九·一八」 到「七·七」》(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主要敘述抗擊日本的侵略;張篷舟主編的《近五十年中國與日本(1932-1982年)》第一卷 (1932-1934年)、第二卷(1935-193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以大事記散述這6年間的日本侵華情況。

以「七·七」事變發端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是日本侵華史上第三個特別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華史研究的第三大熱點但這方面研究情況的介紹不屬本文的任務。 近代史上70多年間的日本對華侵略觸及兩國關系的各個領域，經濟侵略與掠奪是一個重要方面。近20年來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相當的成果，約略概括有如杜詢誠的《舊中國的中日合辦企業》(《學術月刊》1982年第7期)、《日本在舊中國投資的幾個特點》(同上1984年第7期)、朱婷的《論近代日本對華紡織資本輸出》(《檔案與史學》1997年第5期)、鄭會欣的《日本帝國主義對1935年中國幣制改革的破壞》(《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黃明華的《論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鴉片侵略》(《江蘇社會科學)1997年第1期)、李秀石的《日本對我國東北經濟侵略和掠奪政策的變遷及其實施》(《史林》 1986年第2期)、鄭文雲的《略論東北淪陷時期殖民地經濟的特點》(《黑龍江社會科學)1996年第4期)、劉萬東的《1905-1945年日本侵略者對我國東北煤炭資源的掠奪》(《遼寧大學學報》1987年第6期)、傅波的《撫順煤礦案中日交涉始末》(《撫順社會科學》1986年第1-4期)、桑潤生的《日本軍國主義對我國東北農業的掠奪》(《社會科學戰線》1987年第2期)、張傳傑、孫靜麗的《日本對中國東北森林資源的掠奪》(《世界歷史》 1996年第6期)、饒野的《20世紀上半葉日本對鴨綠江右岸我國森林資源的掠奪》(《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宋承榮、張慶山的《日本殖民漁業對旅大水產資源的獨霸和掠奪》(《遼寧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5期)、高樂才的《日本向中國東北地區「試點」移民及其失敗》(《東北師大學報》 1997年第6期)、張麗波的《簡述日本對中國東北的移民入侵》(《東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馮敏、藍海的《試論日本對中國東北的移民侵略》(《求是學刊》1997年第1期)、鄧鵬的《日本「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隊」始末》(《學習與探索》1985年第11期)、黃耀慧的《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內蒙古東部地區移民侵略一一以科右前旗哈拉黑鄉為例》(《東北淪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邵會吉的《日本帝國主義攫取「中東鐵路」始末》(《歷史教學》1988年第9期)、郭洪茂的《日本收買中東鐵路淺析》(《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第2期)、熊達雲的《七七事變前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的經濟擴張》(《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王同起的《「七七」事變前日本對華北的經濟侵略》(《天津師大學報》1992年第3期)、姚洪卓的《抗日戰爭前夕日本帝國主義對天津紡織工業的兼並》(《歷史教學)1982年第6期)、鄭會欣的《抗日戰爭前夕日本對華北走私問題初探》(《南京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丁則勤、王美秀的《論華北事變前後的冀東走私問題》(《北京大學學報》1987年第6期)、張祖國的《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冀東地區的走私貿易》(《天津社會科學)1987年第4期)、蘇智良的《日本在近代上海的經濟侵略活動初探》(《上海師大學報》1987年第1期)、車維漢的《日本八蟠制鐵所侵掠大冶鐵礦述論》(《遼寧大學學報》1995年第5期)，等等。與大量的論文相比，日本經濟侵華方面的專著太少了，杜詢誠的《日本在舊中國的投資》(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這方面最重要的一不中。

說到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人們不能不想到滿鐵(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滿鐵本應是一個經濟機構，但它自1906年成立之日起其活動很快就超出鐵路及經濟的范圍，它在日本侵華中作用太大了，自然成為學者們著力研究的對象。近20年來這方面的論文可舉出閻伯緯的《歷史上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述》(《歷史教學》1981年第6期)、蘇崇民的《滿鐵史概述》(《歷史研究》1982年第5期)、龐慧茹、高雪松的《日本侵略中國東北與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東北淪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張祖國的《滿鐵與日本對我國東北的資本輸出》(《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1期)、尉常英的《略述「滿鐵撫順附屬地」的形成》(《撫順社會科學》1992年第4期)、孫乃偉的《略述滿鐵奉天附屬地的建立》(《東北淪陷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張樹純的《「七七事變」前滿鐵對華北的侵略活動概述》(《天津檔案史料》1997年第1期)、楊韶明的《滿鐵初期的調查機關及其活動概述》(《東北淪陷史研究》 1997年第4期)、祁建民的《滿鐵經濟調查會:日本統治中國東北的「智囊」》(《社會科學輯刊》1998年第5期)、劉永祥的《滿鐵情報調查機構述論》(《遼寧大學學報》1991年第3期)、高樂才的《滿鐵調查課的性質及其侵華活動》(《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崔艷明的《滿鐵調查與日本全面侵華》(《河北學刊》1997年第6期)等。

㈢ 重慶雲陽中學2010年高考600分以上被哪些學校錄取

姓名 學校名稱 姓名 學校名稱
劉炘 復旦大學 熊彥文 重慶大學
管燎 浙江大學 曾帥 重慶大學
陳聰 同濟大學 張浩 重慶大學
劉奎男 同濟大學 張芮菡 重慶大學
楊明熹 同濟大學 張旭 重慶大學
王鵬 同濟大學 周益 重慶大學
汪維祥 南開大學 朱丹 重慶大學
夏根源 武漢大學 李丹 重慶大學
周軍 武漢大學 蒲利娟 重慶大學
晏曉建 武漢大學 沈閱 重慶大學
何璇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汪貴蘋 重慶大學
易禮傑 天津大學 謝佳欣 重慶大學
余敬江 天津大學 代宇 西南交通大學
李琳 華中科技大學 郭毅 西南交通大學
劉宇 華中科技大學 王丹丹 西南交通大學
魯冬林 華中科技大學 徐春蓉 西南交通大學
陳軍 四川大學 畢秋艷 西南大學
程燚 四川大學 陳蕾 西南大學
董渝 四川大學 扶宇欽 西南大學
馮洋 四川大學 龔文芳 西南大學
郝繼開 四川大學 劉玲 西南大學
胡毅 四川大學 彭寧峰 西南大學
黃欣 四川大學 沈春玉 西南大學
李靜 四川大學 塗景 西南大學
劉丹 四川大學 吳紅廣 西南大學
柳令 四川大學 伍華 西南大學
牟珊 四川大學 楊娟 西南大學
彭園 四川大學 姚堯 西南大學
沈令 四川大學 張紀元 西南大學
唐北曦 四川大學 張香雲 西南大學
唐小錁 四川大學 張小翠 西南大學
向彥菘 四川大學 鄧環 西南大學
楊長紅 四川大學 賀一 西南大學
余洋 四川大學 胡森 西南大學
張丹 四川大學 瞿騰雲 西南大學
張海林 四川大學 呂文 西南大學
張浩 四川大學 蒲科蒙 西南大學
張欄 四川大學 譚欣 西南大學
周密 四川大學 譚玉 西南大學
朱松 四川大學 譚自強 西南大學
丁愛萌 四川大學 王茜 西南大學
丁自強 四川大學 徐昊 西南大學
韓娜 四川大學 張微惟 西南大學
曠琴 四川大學 張小燕 西南大學
曠逸 四川大學 龔文慶 大連海事大學
楊雨霏 四川大學 賈有權 大連海事大學
陳鏡竹 中山大學 唐蜀壘 大連海事大學
余璐 中山大學 董洲林 大連海事大學
王垚 中山大學 魯睿 大連理工大學
劉磊 吉林大學 李萌 東北林業大學
李如清 東北大學 王愈之 東北農業大學
龍孟 東北大學 李心馨 東北師范大學
周龍福 東北大學 湯丹 東北師范大學
屈忍 東北大學秦皇島分校 譚雯月 東北師范大學
肖俊 東北大學秦皇島分校 李彩雲 東華大學
方毅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王一冰 東華大學
譚浩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唐琪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曹鑫 南京理工大學 王何龍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杜林 南京理工大學 何奇 貴州大學
劉曉霞 南京理工大學 石長林 海南大學
麥丹丹 南京理工大學 吳江偉 海南大學
彭常兵 南京理工大學 馮俞連 海南大學
唐永香 南京理工大學 雷毅 海南大學
程博文 電子科技大學 陳沙沙 合肥工業大學
馬曉雙 電子科技大學 張梨 合肥工業大學
夏志堅 電子科技大學 王宇楨 河北工業大學
姚建雲 電子科技大學 陳松 河北工業大學
陳勇 蘭州大學 曾滔 河海大學
陶澤坤 蘭州大學 譚裕琨 湖南大學
袁飛 蘭州大學 張秋萍 湖南大學
譚瑋 上海外國語大學 劉文君 湖南大學
蔣鑫 西南財經大學 水東梅 湖南師范大學
廖木丹 西南財經大學 胡承雲 華東理工大學
文超 西南財經大學 胡亞軍 華東理工大學
吳榮霞 西南財經大學 李雲輝 華東師范大學
陳超 西南財經大學 冉江萊 華東師范大學
李丹 西南財經大學 劉壘 華南理工大學
伍曌 西南財經大學 王艷 華中農業大學
張雲閣 西南財經大學 李進 華中師范大學
姜倩 中國農業大學 李明陽 華中師范大學
劉燕 中國農業大學 劉艷玲 華中師范大學
牟志華 中國農業大學 許娟 華中師范大學
秦永孝 中國農業大學 楊楠 華中師范大學
李嬌嬌 哈爾濱工程大學 姚驍 華中師范大學
向九州 哈爾濱工程大學 張巧維 華中師范大學
趙江林 哈爾濱工程大學 王亮 暨南大學
唐敏 中國石油大學(北京) 蒲昌建 暨南大學
李勇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 金華 江南大學
王雪沖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 郎偉 江南大學
吳屹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 王亮 江南大學
盧洋 北京理工大學 吳婷 江南大學
周源 北京郵電大學 盧靜 南昌大學
李浩 中國海洋大學 周帥 南昌大學
秦琴 中國海洋大學 黃竹陽 南昌大學
譚春林 中國海洋大學 劉舒暢 南京大學
方毓 北京工業大學 楊浩 上海大學
楊勇 北京工業大學 袁琪 上海大學
張成雲 北京化工大學 龔發清 四川農業大學
陳星宇 長安大學 劉冬 四川農業大學
劉睿 長安大學 蒲雲丹 四川農業大學
張松 長安大學 陶金 四川農業大學
代彬丁 北京科技大學 張雅妮 四川農業大學
劉浩 北京科技大學 鍾鈴運 四川農業大學
盧凌翔 北京科技大學 劉暢 四川農業大學
彭孝力 北京科技大學 盧丹 四川農業大學
陳紅波 重慶大學 余海濤 蘇州大學
丁陸川 重慶大學 張沙沙 蘇州大學
何華 重慶大學 胡熠鑫 太原理工大學
賀瓊瑤 重慶大學 程江陽 武漢理工大學
黃波 重慶大學 伍毅 武漢理工大學
黃娟 重慶大學 陶文軍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李倫 重慶大學 唐潔 廈門大學
劉怡 重慶大學 晏曉嵐 廈門大學
彭春華 重慶大學 李曼 延邊大學
帥攀 重慶大學 胡正瓊 延邊大學
孫亞軍 重慶大學 肖玉來 雲南大學
譚迎霞 重慶大學 韓建 雲南大學
譚悅 重慶大學 梁爽 鄭州大學
譚正偉 重慶大學 朱華雲 鄭州大學
汪東 重慶大學 張比林 鄭州大學
魏新 重慶大學 覃文燦 中國礦業大學
吳桂權 重慶大學 黃銀輝 中國葯科大學
吳越 重慶大學 李偉 中國葯科大學
伍驍瑤 重慶大學 王婧 中南大學
向森林 重慶大學 趙晨晨 中央民族大學
肖晉 重慶大學

㈣ 歷史上日本侵華事件

關於甲午戰爭。日本侵華重大歷史事件中有三件特別重大，與此相對應，日本侵華史研究中有三個大熱點:甲午戰爭是第一件，甲午戰爭史研究是第一個。

甲午戰爭是遠遠超過侵台之役的一場大規模的日本侵華戰爭，有的歷史學者把它與1937年開始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列為同一級別，稱之為第一次中日戰爭，而將後者稱為第二次中日戰爭。甲午戰爭的研究是比較有基礎的，近20年來又取得明顯進展，出版了一大批論文和專著。論文從揭示日本在戰前的侵華活動、戰爭准備，剖析戰爭的起因，到研究《馬關條約》及其重要條款等等，涉及這一戰爭過程中許許多多的問題，如陸方、宋德玲的《甲午戰前日本侵華活動與李鴻章》(《東北師大學報》1989年第3期)、傅玉能的《論甲午戰爭前日本對華政策的演變》(《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戚其章的《甲午戰爭前日諜在華活動述論》(《晉陽學刊》1987年第4期)、鄭瑞俠的《甲午戰爭前日本的輿論及情報准備》(《遼寧大學學報》1993年第6期)、金基鳳的《關於中日甲午戰爭的起因問題》(《世界歷史》1981年第6期)、郭惠青的《試論中日戰爭爆發的原因》(《雲南師范大學學報》1985年第4期)、劉亞夫、赫崇旺的《甲午中日戰爭原因淺析》(《學習與探索》1985年第5期)、南昌龍的《日本在發動甲午戰爭中的陰謀活動》(《東北師大學報》1985年第3 期)、丁名楠的《略論日本發動甲午戰爭的背景、過程及其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5年第2期)、李文海、康沛竹的《甲午戰爭與日本間諜》(《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張浩的《甲午戰爭中的日本間諜》(《軍事歷史》1995年第3期)、韓行芳的《甲午旅順大屠殺有關問題淺探》(《遼寧師大學報》1990年第5期)、孫克復的《旅順大屠殺慘案新證》(《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關捷的《日軍旅順大屠殺新論》(《呼蘭師專學報》1996年第2期)、崔王的《中日<馬關條約>形成問題研究》(《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潘家德的《試論中日<馬關條約>賠款的影響》(《四川師院學報》1992年第5期)、張英莉的《甲午戰後賠款與日本的「戰後經營』，》(《陝西師大學報》1987年第1 期)、戚其章的《甲午戰爭賠款問題考實》(《歷史研究》1998年第3期)、趙福超、白陀碧的《福澤諭吉與甲午戰爭》(《貴州文史叢刊》1996年第6 期)、王文英的《試論中日甲午戰爭對日本政治和國民意識的影響》(《蘇州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等等。1984年在威海舉行的甲午戰爭90周年學術討論會和1994年在同一地點舉行的甲午戰爭1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都提出大量論文，會後分別結集為《甲午戰爭90周年紀念論文集》(戚其章主編，齊魯書社1986年出版)和《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戚其章、王如繪主編，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裡面都有若干文章較多地論述日本的侵略。有的專門研究甲午戰爭史的學者出版過個人論集，主要有孫克復的《甲午中日戰爭史論集》(遼寧大學科研處1984年出版)、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戰爭史論叢》(山東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及其姊妹篇《甲午戰爭與近代社會》(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重要的甲午戰爭史專著有孫克復、關捷著《甲午中日海戰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甲午戰爭陸戰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二人主編的《甲午中日戰爭人物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孫克復著《甲午中日戰爭外交史》(遼寧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這4本書可以說構成一套遼寧學者編著的甲午戰爭全史。繼此之後，山東的戚其章出版了《甲午戰爭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及《甲午戰爭國際關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兩者構成另一部甲午戰爭全史，這部書是作者多年研究甲午戰爭成果的結晶，也代表了當前我國研究甲午戰爭史的整體水平。

甲午戰爭是中日之間的一場戰爭，但談這場戰爭決不能僅談中日，還必須談到朝鮮，朝鮮是甲午戰爭一個重要因素:戰爭是因朝鮮而起的，在朝鮮爆發的，然後又有一些激烈的戰斗是在朝鮮土地上進行的，結束戰爭的條約第一款就是關於朝鮮，如此等等，可以說朝鮮是甲午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近年來有一些論文闡述這方面的問題，如南昌龍的《甲午戰爭與朝鮮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9年第4期)、張恆禮的《評甲午戰爭前清政府的對朝政策》(《安徽史學》1993年第2 期)、張振鵾的《中日甲午戰爭與東亞》(《抗日戰爭研究》1995年第1期。此文收入《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一書時題目改為《甲午戰爭一一一場東亞地區性戰爭》)等。與此有關還出版了兩本專著，即戴逸、楊東梁、華立著《甲午戰爭與東亞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及王如繪著《近代中日關系與朝鮮問題》(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前者涉及面較寬，後者在主要利用中文資料的基礎上較深入地探討了這個朝鮮因素，是一部頗見功力之作。朝鮮之所以成為中日甲午戰爭的一個因素，根源於中國與朝鮮間長期存在的「宗藩關系」，這是一個應當研究的問題，但迄今對中國學者多少還是一個禁區，在各種論著中往往只能點到為止;倒是一位韓國留學生金在善的一篇碩士論文《甲午戰爭以前中朝宗藩關系和中朝日對朝鮮藩屬問題的爭論》(《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97 年第1期)，簡要而無所迴避地研究了這個問題。

甲午戰爭的結局對中國、日本及整個遠東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馬關條約》的簽訂引起了中日關系、歐美列強與中國的關系、與日本的關系及其在中國、在遠東的相互關系的新調整。有的學者認為，在這種形勢下，日本調整了對華策略，丁名楠的《甲午戰爭到日俄戰前日本對俄決戰「國策」指導下的侵華策略》(《東岳論叢》 1981年第5期)論述了此時日本對清政府及清統治者的種種「親善」及拉攏等活動。

關於日本作為八國聯軍的一員參加對中國的侵略的研究，有王魁喜的《義和團運動時期日本的侵華政策》(《東北師大學報)1987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俄參加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運動始末》(《錦州師院學報》1988年第4期)等等。

甲午戰爭後十年日本在我國領土上掀起了一場對俄國的戰爭。這是一場帝國主義間的不義之戰，是交戰雙方站在對立的立場同時侵略中國、相互爭奪中國的土地和利權、重新劃分勢力范圍的戰爭。戰爭以前，日本與俄國為爭奪我國東北和朝鮮(所謂「滿鮮問題」)發生尖銳矛盾;戰爭以後，日本大力鞏固並發展在東三省南部的勢力(所謂「滿洲經營，，)，並走向與俄國勾結以共同抵制美國。對這一段復雜變幻的國際關系中日本侵華的種種活動，學者們從多方面進行了考察、探索，如研究日俄戰爭前及戰爭中的情況的有關勛夏、萬安中的《試論日俄戰爭前俄日對中國的爭霸》(《史學月刊》1994年第3期)、董小川的《「滿鮮互換主義」試析》(《東北師大學報》1994年第4期)、劉永祥的《試論日俄戰爭中日本對華謀略》(《社會科學輯刊》1996年第4期)、張志強的《日俄奉天會戰對沈陽之劫掠述實》(《遼寧師院學報》1983年第5期)、馬赫的《日俄戰爭及其爭奪撫順煤礦的真相》(《社會科學通訊》1983年第4期)。趙雲鵬的《關於<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的若干問題》(《東北淪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揭示日本在對俄戰爭勝利後逼迫清政府簽訂《東三省事宜條約》的情況及訂約後日本的種種違約侵權行為。關於日本在東三省南部的侵略擴張，有王貴忠的《中日安奉鐵路交涉》(《沈陽師院社會科學學報》1985年第 4期)、王永濤、李莉的《安奉鐵路交涉始末》(《東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第3期)、佟靜的《略述中日安奉鐵路糾紛之始末》(《社會科學輯刊》1994 年第4期)、高永一的《「間島問題」的始末》(《延邊大學學報》1981年第3期)等。關於日本為鞏固、發展在東三省南部的勢力而發生的對美斗爭、對俄勾結，有陶文釗的《日美在中國東北的爭奪(1905-1910)》;（《世界歷史》1996年第1期）、石楠的《美國與日俄爭奪中國東北和第二次日俄密約的簽訂》(《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余繩武的《關於第三次日俄密約》(《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王學良的(《1910年東北發生鼠疫時中美與日俄間的政治斗爭》(《社會科學戰線》1992年第3期)等。

1911年中國發生辛亥革命，頃刻間清王朝被推翻。這時，由日本在華浪人出面，在軍部一些激進侵華分子的支持下策劃「滿蒙獨立」，王樹才《日本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首次嘗試一一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5年第4期)對這件事做了詳細的探討。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日本得到「天賜良機」在中國推行大侵奪，由此出現了4年多日本在華勢力的大膨脹。這期間的主要事件有:出兵山東，與德國交戰(這是日俄戰爭10年後又一次在中國領土上發動的戰爭)，奪取利權;提出「21條要求』，;以對華借款及訂立軍事協定以控制中國。這些都成為學者們研究的課題，圍繞著這些問題發表了許多論著，有周武、陳先春的《論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對華政策》(《史林》1992年第3期)、黃尊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對山東的侵略》(《齊魯學刊》1984年第3期)、》《1914年日軍在山東的不法行為述論》(同上，1995年第6期)、《1914- 1922年日本在山東的非法貿易和走私活動》(同上，1994年第6期)、宋志勇的《1914-1922年日本在山東的軍政殖民統治》(《抗日戰爭研究》 1998年第1期)、黃尊嚴、王濤的《日德膠澳之戰與中日「行軍區域」問題交涉》(《齊魯學刊》1997年第6期)、米慶余的《日本對華提出「二十一條」 的背景》(《歷史教學》1982年第6期)、郎維成的《日本的大陸政策與二十一條要求》(《東北師大學報》1984年第6期)、崔丕的《也談日本的大陸政策和「二十一條」要求》(《世界歷史》1986年第3期)、龔炳南的《「二十一條」最後通碟的時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趙映林的《絕密的<二十一條>是誰泄露的》(《民國春秋》1993年第3期)、章伯鋒的《西原借款」與日皖勾結》(《歷史研究》1977年第6期)、裴長洪的《西原借款與寺內內閣的對華策略》(同上1982年第5期)、《西原借款與中國軍閥的派系斗爭》(《河北學刊》1983年第4期)、趙占偉的《論西原借款在日本對華侵略中的特殊作用》(《史學月刊》1997年第2期)、李永昌的《關於1918-21年中日「共同防敵」問題》(《東北地方史研究》1989 年第2期)、張惠芝的《淺析<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出籠和實施》(《河北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等。一戰期間日本侵華的許多活動都是通過同皖系軍閥的勾結而實現的，日本與皖系軍閥的關系是帝國主義與中國軍閥勾結的典型。關於這個問題，章伯鋒寫過專文《皖系軍閥與日本帝國主義的關系》(《歷史研究》1982年第6期)，後來又發表專著《皖系軍閥與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對雙方的關系做出全面的論述。

關於「田中奏摺」的真偽。隨著日本學術界基本上否定田中奏摺的存在，中國史學界有人就此展開了討論。發表了一些文章，大多輯入《田中奏摺探隱集》(劉建業、高殿芳主編，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書中還輯錄了蔡智堪、王家禎以及台灣、日本學者的一些文章)。另外還有雲章的《田中奏摺確有其事》(《東北師大學報》1982年第5期)、沈予的《關於<田中奏摺>若干問題再探討》(《歷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中國學者們大多肯定田中奏摺的真實性。筆者對這個問題未做過專門研究，不敢妄評孰是孰非，但總覺得蔡智堪所說打入日本皇室書庫抄錄田中奏摺的情節有點玄乎。也許這個問題要等皇室書庫對外開放才能真正解決。

關於1928年日本出兵山東及製造濟南「五三」慘案，有查建瑜的《濟南慘案史料辨正》(《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徐梁伯的《日本出兵山東的動因初探》(《江海學刊》1985年第6期)、李家振的《1928年日本出兵山東人數淺見》(《東岳論叢》1985年第6期)、李家振、郭墨蘭的《濟南慘案述論》(《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等;專著有李家振的《濟南『滲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九一八」是日本侵華史上第二個特別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華史研究中的第二個大熱點。近20年來國內發表的有關此事件的文章之多難以統計，文章的內容從這次日本侵華事件的前因到後果，旁及有關人物的研究，幾乎包羅無遺，如胡正邦的《論1931年日本對中國的軍事進攻一一九一八事件的由來及其後果》(《思想戰線》1983年第4期)、高二音的《「九·一八」事變發生論》(《東北師大學報》1987年第5期)、林和生的《略論「九一八」事變爆發的原因》(《山西師大學報》1985年第2期)、楊小紅的《論皇姑屯炸車案與「九·一八」事變的因果關系》(《社會科學輯刊》1994年第3期)、史桂芳的《「滿蒙危機」論與九一八事變》(《北京黨史研究》1994年第4期)、包奕誠的《論日本經濟危機與九一八事變》(《新疆大學學報》1980年第2期)、董謙、林谷良的《「九·一八」事變爆發的經濟背景初探》(《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何華國的《淺析「九一八」事件的經濟背景》(《湘潭大學學報》1987年第4期)、王玉平的《中村事件與「九·一八」事變》(《史學月刊》1983年第1期)、黃耀慧的《中村間諜案與「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史研究)1998年第3期》、任永祥的《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推行「大陸政策』，的一個重要步驟》(《遼寧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郎維成的《日本軍部、內閣與「九一八」事變》(《世界歷史》1985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本帝國主義侵佔錦州及遼西地區始末》(《錦州師院學報》1985年第 1期)、尹正萍的《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罪加一等》(《軍事史林》1995年第9期)、孔經緯、王連忠、孫建華的《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奉系官僚資本的侵掠》(《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2期)、曹必宏的《「九·一八」事變後日偽強掠東北海關述略》(《東北淪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珊的《石原莞爾的侵華思想淵源》(《社會科學輯刊》1997年第6期)、趙東輝的《「石原構想」探析》(《東北淪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汪澎瀾的《日本民間右翼團體在「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活動述要》(同上1997年第4期)等等。1991年的「『九·一八，事變6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抗日戰爭與中國歷史》(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編，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4年出版)中輯錄了大量有關「九·一八」日本侵華的文章。關於「九·一八」事變的專著，80年代有易顯石、張德良、陳崇橋、李鴻鈞著《「九·一八」 事變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劉庭華的《「九·一八」事變研究》(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年出版)。1991年「九·一八」事變60 周年之際，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型《「九·一八」事變叢書》(包括資料書)，共六部，即林聲主編的《「九·一八」事變圖志》，馬越山著《「九·一八」事變實錄》，譚譯主編的《「九·一八」抗戰史》，顧明義、張德良、楊洪範、趙春陽主編的《日本侵佔旅大四十年史》，遼寧省檔案館編的《「九·一八」事變檔案史料精編》，遼寧省檔案館及遼寧社會科學院編的《「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日本與中國東北一一滿鐵秘檔選編》。同時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趙冬暉著《「九·一八」國難史》。另有郭大鈞、張北根著《勿忘「九·一八」一一柳條湖事件前前後後》(中國華僑出版社1992年出版。「毋忘國恥歷史叢書」之一) 等。

與「九·一八」密切相關的是「一二八」。關於日本製造「一二八」事變的研究，有畢永正的《上海「一二八」事變起因新探》(《安徽省委黨校學報》1987年第1期)、翁三新的《「一二八」事變的導火線一一日僧事件」真相》(《上海黨史》1992年第1期)、陸偉的《日本在滬資產階級與一二八事變》(《上海黨史研究)1997年第4期)等。許多研究「九·一八」的論著都連帶涉及對「一二八」的研究。

「九·一八」以後，日本對華侵略有兩個發展:一是佔領我國東北，組建偽滿洲國;一是由關外向關內推進，陰謀分離華北。偽滿洲國的存在實際上是日本對東北殖民統治的一種形式，正如同甲午戰爭後日本對台灣的直接統治是另一種殖民統治形式。本文不擬具體介紹這兩方面的研究情況，只想指出:已出版的有關偽滿史專著中比較有分量的有兩本，一是姜念東、伊文成、解學詩、呂元明、張輔麟合著《偽滿洲國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1991年大連出版社修訂本)，一是解學詩著《偽滿洲國史新編》(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總編室已編輯出版兩本《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研究》(第一輯，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年出版;第二輯，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各收錄有關論文30多篇。1996年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編委會創辦了一個學術刊物《東北淪陷史研究》，其主要任務是揭露日本軍國主義對東北的野蠻侵略和殘酷的殖民統治，此刊物已出版多期，發表了不少有關研究成果並不斷提供有關的學術信息。

日本由關外向關內的擴張，以1933年侵佔熱河、發動長城之戰為始，逼訂《塘沽協定》;進而以冀察為重點，策動華北「自治』，，訂立所謂「何梅協定」、《秦土協定》，製造華北特殊化，等等。關於這一系列侵略活動的研究，有張雅麗的《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日本侵華政策的演變》(《世界歷史》 1988年第5期)、張洪祥的(《塘沽協定>與冀東匪禍》(《黨史資料與研究》1992年第3-4期合刊)、劉國新的(《塘沽協定>與「華北自治運動」》(《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封漢章的《略論「華北自治運動」的起點》(《河北師院學報》1987年第2期)、邵雲瑞、李文榮的《關於「何梅協定」的幾個問題》(《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熊宗仁的《「何梅協定」之辨析》(《抗日戰爭研究)1992年第3期)、鄭玉純的《從 「華北五省自治」策劃到「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的始末》(《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5年第4,5期)、封漢章的《試論日本「華北分治」策略的形成》(《抗日戰爭研究》1993年第3期)、姚洪卓的《七七事變前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的分離活動》(《北京檔案史料》1997年第3期)、劉國新的《七· 七事變前日本的「內蒙工作」及其失敗》(《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單冠初的《日本帝國主義是策劃侵綏事件的主凶》(《上海師大學報》1988年第1期)。前面提到的《抗日戰爭與中國歷史》論文集中收錄了若干篇有關此一時期日本侵華政策及活動的文章。關於這一時期的專著，有馬仲廉的《「九·一八」 到「七·七」》(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主要敘述抗擊日本的侵略;張篷舟主編的《近五十年中國與日本(1932-1982年)》第一卷 (1932-1934年)、第二卷(1935-193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以大事記散述這6年間的日本侵華情況。

以「七·七」事變發端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是日本侵華史上第三個特別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華史研究的第三大熱點但這方面研究情況的介紹不屬本文的任務。 近代史上70多年間的日本對華侵略觸及兩國關系的各個領域，經濟侵略與掠奪是一個重要方面。近20年來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相當的成果，約略概括有如杜詢誠的《舊中國的中日合辦企業》(《學術月刊》1982年第7期)、《日本在舊中國投資的幾個特點》(同上1984年第7期)、朱婷的《論近代日本對華紡織資本輸出》(《檔案與史學》1997年第5期)、鄭會欣的《日本帝國主義對1935年中國幣制改革的破壞》(《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黃明華的《論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鴉片侵略》(《江蘇社會科學)1997年第1期)、李秀石的《日本對我國東北經濟侵略和掠奪政策的變遷及其實施》(《史林》 1986年第2期)、鄭文雲的《略論東北淪陷時期殖民地經濟的特點》(《黑龍江社會科學)1996年第4期)、劉萬東的《1905-1945年日本侵略者對我國東北煤炭資源的掠奪》(《遼寧大學學報》1987年第6期)、傅波的《撫順煤礦案中日交涉始末》(《撫順社會科學》1986年第1-4期)、桑潤生的《日本軍國主義對我國東北農業的掠奪》(《社會科學戰線》1987年第2期)、張傳傑、孫靜麗的《日本對中國東北森林資源的掠奪》(《世界歷史》 1996年第6期)、饒野的《20世紀上半葉日本對鴨綠江右岸我國森林資源的掠奪》(《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宋承榮、張慶山的《日本殖民漁業對旅大水產資源的獨霸和掠奪》(《遼寧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5期)、高樂才的《日本向中國東北地區「試點」移民及其失敗》(《東北師大學報》 1997年第6期)、張麗波的《簡述日本對中國東北的移民入侵》(《東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馮敏、藍海的《試論日本對中國東北的移民侵略》(《求是學刊》1997年第1期)、鄧鵬的《日本「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隊」始末》(《學習與探索》1985年第11期)、黃耀慧的《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內蒙古東部地區移民侵略一一以科右前旗哈拉黑鄉為例》(《東北淪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邵會吉的《日本帝國主義攫取「中東鐵路」始末》(《歷史教學》1988年第9期)、郭洪茂的《日本收買中東鐵路淺析》(《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第2期)、熊達雲的《七七事變前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的經濟擴張》(《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王同起的《「七七」事變前日本對華北的經濟侵略》(《天津師大學報》1992年第3期)、姚洪卓的《抗日戰爭前夕日本帝國主義對天津紡織工業的兼並》(《歷史教學)1982年第6期)、鄭會欣的《抗日戰爭前夕日本對華北走私問題初探》(《南京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丁則勤、王美秀的《論華北事變前後的冀東走私問題》(《北京大學學報》1987年第6期)、張祖國的《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冀東地區的走私貿易》(《天津社會科學)1987年第4期)、蘇智良的《日本在近代上海的經濟侵略活動初探》(《上海師大學報》1987年第1期)、車維漢的《日本八蟠制鐵所侵掠大冶鐵礦述論》(《遼寧大學學報》1995年第5期)，等等。與大量的論文相比，日本經濟侵華方面的專著太少了，杜詢誠的《日本在舊中國的投資》(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這方面最重要的一不中。

說到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人們不能不想到滿鐵(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滿鐵本應是一個經濟機構，但它自1906年成立之日起其活動很快就超出鐵路及經濟的范圍，它在日本侵華中作用太大了，自然成為學者們著力研究的對象。近20年來這方面的論文可舉出閻伯緯的《歷史上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述》(《歷史教學》1981年第6期)、蘇崇民的《滿鐵史概述》(《歷史研究》1982年第5期)、龐慧茹、高雪松的《日本侵略中國東北與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東北淪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張祖國的《滿鐵與日本對我國東北的資本輸出》(《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1期)、尉常英的《略述「滿鐵撫順附屬地」的形成》(《撫順社會科學》1992年第4期)、孫乃偉的《略述滿鐵奉天附屬地的建立》(《東北淪陷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張樹純的《「七七事變」前滿鐵對華北的侵略活動概述》(《天津檔案史料》1997年第1期)、楊韶明的《滿鐵初期的調查機關及其活動概述》(《東北淪陷史研究》 1997年第4期)、祁建民的《滿鐵經濟調查會:日本統治中國東北的「智囊」》(《社會科學輯刊》1998年第5期)、劉永祥的《滿鐵情報調查機構述論》(《遼寧大學學報》1991年第3期)、高樂才的《滿鐵調查課的性質及其侵華活動》(《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崔艷明的《滿鐵調查與日本全面侵華》(《河北學刊》1997年第6期)等。

㈤ 近代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

一 「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稱謂的由來

「官僚資本」的提法，在20世紀20年代就出現了。1923年，瞿秋白在《前鋒》雜志上發表《論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一文①，首次使用了「官僚資本」一詞。他將洋務派經辦的官辦企業稱為「官僚資本之第一種」；將官商合辦企業稱為「官僚資本之第二種」。1929年，李達在《中國產業革命概況》一文中，揭露清代官僚舉借外債時「從中漁利，自肥私囊，形成官僚資本」。

1930年，日本學者橘朴在《中國社會的發達階段》一文中，將官僚資本分為「梁士詒型」和「張謇型」兩種。1936年，呂振羽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中，將清政府創辦的「國營事業的萌芽」統稱為官僚資本[1](p492)。

總的說來，這時大家所說的官僚資本主要指清政府和北洋軍閥政府的官辦企業。抗日戰爭中後期，進步人士和中國共產黨開始將國民黨官僚利用職權、私人參與投資的企業或金融機構稱為官僚資本。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在《提議對發國難財者開辦臨時財產稅以充戰後之復興經費》一文中指出：「幾位大官，乘國家之危急，挾政治上之勢力，勾結一家或幾家大銀行，大做其生意，或大買其外匯。其做生意之時以統制貿易為名，以大發其財為實。故所謂統治者是一種公私不分之統制」。[2](p21)隨著國民黨官僚資本的膨脹，馬寅初對官僚資本的抨擊也愈加嚴厲，「所謂國營，實即官辦」，「假公濟私為通病，由來已久，莫可究詰……近來夫變本加厲，由暗偷私竊變為公開劫奪」，「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局面，已呈現於吾人的眼前」[3](p359)。他認為官僚資本會阻礙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陳伯達在《中國工業與中國資產階級》一文中也斷言：官僚與買辦的經濟壟斷正從金融業向工業發展，「官營就是『國營』，『國營』就是官營」[4]。

此時，大家還只是對官僚資本進行揭露和抨擊，「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提法還未出現。抗戰勝利前夕，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說：官僚資本「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壟斷中國的主要經濟命脈，而殘酷地壓迫農民，壓迫工人，壓迫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5](p1046)。這里所說的「官僚資本」，主要還是指國民黨官僚的私人資本以及私人經濟活動。

隨著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政治斗爭的日益尖銳，共產黨人開始將國民政府的國家資產、官僚私人資產、黨團資產以及政府各部門的公產都劃歸為官僚資本。

陳伯達在《中國四大家族》一書中，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進行了集中論述。他首次將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和陳立夫並列為中國的四大家族。書中論述了四大家族怎樣從內戰起家，逐漸形成了對金融、商業、工業、農業、文化業的封建的、買辦的、軍事的壟斷。他認為，官僚資本是代表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是在政治上當權的人物利用政治的強制方法，通過掠奪農民及其它小生產者、壓迫民族工業而集中起來的金融資本。他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財富做出了初步估算，「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業、工業、地產諸方面所獨占的財產，以及他們在外國的存款和產業，粗略統計一下，至少當在二百萬萬美元左右」[6](p147)。最後，他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特點和歷史作用進行了分析，認為近代中國的官僚資本是封建的、買辦的資本，是大地主大買辦在經濟上的聯結物；四大家族和中中農交四大銀行在經濟上的獨占，則是官僚資本最高、最集中的發展，是中國半封建或封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制度最後的產物；四大家族對農民、小生產者，乃至民族自由工業，進行了空前規模、空前集中的掠奪；四大家族經濟獨占是在反人民反革命的軍事活動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其掠奪方式是包括軍事在內的各種超經濟的方法；四大家族的經濟獨占，從金融、商業、工業、農業一直蔓延到文化業，摧殘了生產力的發展，是完全腐朽寄生的獨占；四大家族的經濟獨占，是外國獨占資本——帝國主義的附屬物。[6](p153)

許滌新在1947年寫了《官僚資本論》一書，認為官僚資本是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他分析了官僚資本的社會根源、構成並指出其本質是封建性和買辦性資本。書中分析了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投資情況，將「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劃分為六種類型：官僚的私人資本；被四大家族控制的國家資本；與國家資本結合的官僚資本；與民間資本結合的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及民間資本結合的官僚資本；與外國資本結合的官僚資本。他認為完全屬於官僚的資本是那些「利用政治特權獲得」並「利用政治特權去運用」的資本；在國民黨統治下，國家資本實際上是四大家族的私人資本。[7]

同樣是在1947年，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中指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它同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以及舊式富農結合，成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資本，在中國的通俗名稱叫做官僚資本」，這個資產階級叫做「官僚資產階級」。[8](p1150)

至此，官僚資本由最初的官僚私人資本擴大到官僚管理下的國家資本、與官僚資本有關系的各種類型的資本。四大家族個人資本、國家資本、官僚資本三者間畫上了等號，使「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內涵和外延都變得模糊不清了。最後，人們乾脆拿它代指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一切資產。
二 「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定論的延續

1949年建國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一段時期，大陸學術界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看法，延續了建國前陳伯達、毛澤東等人所下的定論，並在此基礎上做進一步論述。

吳江在《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若干特點》一文中，指出在國民黨建立政權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受到了官僚資本的限制和壓迫；抗戰以後，中國民族資本受官僚資本的排擠、兼並而變得「奄奄一息」。文章對國民黨官僚資本的來源、活動、形成、特性作了考察，指出國民黨官僚資本同國家政權結合緊密，使國家政權為自己服務，因此從一開始就具有壟斷性。吳江把國民黨官僚資本的特點概括為：一開始便與國家政權結合，採取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沒有任何獨立性(對於國際資本主義來說)；具有買辦性；同封建地主階級密切聯系，有濃厚的封建性；完全從商業、銀行投機起家。這種國家壟斷資本性質的官僚資本在社會經濟中所起的作用是：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利益服務，具有濃厚的買辦性和封建性；是寄生、腐朽透頂的；是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經濟基礎。[9]

肖灼基在1965年發表了《四大家族的公債投機活動》一文，詳細論述了四大家族靠發行公債積累資本的情況。文章指出，四大家族用公債做銀行准備金，大量發行紙幣，通過發行紙幣獲取了大量財富。四大家族還利用政治特權對公債進行買空賣空的投機活動，並利用公債向其它銀行「增資」，形成對金融的壟斷。文章認為公債掠奪了農民，加重了人民的賦稅負擔，造成了惡性通貨膨脹[10]。

以上幾篇文章起到了向百姓普及有關「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基礎知識的作用。這些研究成果重點在於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強調其對人民的剝削，和對歷史的消極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學術研究基本上陷於停滯狀態。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相關研究開始啟動，仍有一些學者堅持十年前的傳統觀點．

全慰天的《中國四大家族官僚買辦資本的形成》、孔經緯的《三重壓迫對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阻礙》、何干之和劉煉的《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黃逸峰等人合著的《舊中國的買辦階級》等論著都持傳統觀點。

全慰天認為，中國的官僚資本較多的是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因此虛弱得多，落後得多；它較少進行資本主義積累，更多地進行原始積累。中國官僚資本的性質，只能是買辦的、封建的、軍事的、壟斷的、腐朽的和反動的。[11](p350)他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形成的途徑和條件進行了概括，認為蔣家是四大家族的核心，由於掌握了政權，就利用財政特權壟斷了全國的金融，並逐步對商業、交通運輸業、近代工業以及分散落後的農業和手工業進行壟斷掠奪。[11](p353)

持相同觀點的還有孔經緯。他在《三重壓迫對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阻礙》一文中，認為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主義是「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阻礙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12]

黃逸峰、姜鐸、唐傳泗、陳絳共同編寫了《舊中國的買辦階級》一書。該書論述了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形成過程，將其積累資本的手段概括為：大量發行公債；濫發紙幣，形成金融壟斷；大搞金融投機、商業投機、外匯投機和黃金買賣；實施「統購統銷」和專賣，對商業進行全面獨占；借口「調整工礦業」，加強了對工業的壟斷；通過大量徵用農民土地、增加賦稅對全國農民實行殘酷的掠奪；在農村兼並土地，使土地更加集中，使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成為農村最大的高利貸主。該書認為國民黨官僚買辦階級從1927年開始形成，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具有深刻的買辦性、高度的壟斷性和濃厚的封建性，在政治上以獨裁、內戰、賣國為其特點。

需要指出的是，持傳統觀點的學者，迄今仍不乏其人。特別是不專門研究民國經濟史的學者為數眾多，囿於習慣，不少人仍在授課、撰文時因循舊說。

三 新觀點的陸續提出與新研究領域的拓展
三 新觀點的陸續提出與新研究領域的拓展

從上世紀80年代起，大陸學者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雖然不少人堅持傳統觀點，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實際上是在政治矛盾尖銳的情況下形成的概念，遂對這一問題進行了重新思考、評價。

在1985舉行的「抗日戰爭時期西南經濟研究學術討論會」上，學者們首先圍繞官僚資本的性質問題進行了討論。一些學者指出，從詞義上講，官僚資本應是指依賴政治特權、假公濟私的私人資本。官僚資本不是經濟概念，而是政治概念，使用這種概念去研究中國的政治問題是有道理的，它能夠說明國民政府的本質特徵，但拿它去研究經濟問題就會導致概念上的含混和范疇上的模糊。另一種意見認為，官僚資本是相對於民族資本而言的，是中國近代經濟特有的一種形態，可以沿用下去。只是應該把官僚資本劃分為兩個組成部分：國家資本和官僚私人資本。[13]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學者們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性質進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同時還對四大家族蔣、宋、孔、陳分別進行了研究，與之相關的論文有30多篇。新的史料也不斷得到發掘與利用，使研究得以深入，新的研究視角不斷開辟。

第一，「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擴張途徑及其歷史影響。「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惡性膨脹的過程，及其對國民黨在大陸失敗所起的影響，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何華國的《論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膨脹》(《湘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3期)，郁培文的《「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形成解析》(《歷史教學問題》1990年第4期)，李凱的《抗日戰爭時期國統區經濟之初探》(《延安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張兆茹、張怡梅的《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財經政策研究》(《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3期)，趙興勝的《戰後國民政府國營事業民營化問題研究》(《江海學刊》2002年第3期)，齊春風的《1946～1948年間中國走私貿易的影響》(《中州學刊》1999年第2期)，李黎明的《國民黨統治區財政經濟的總崩潰與國民黨在大陸的敗亡》(《齊魯學刊》1997年第5期)，孟英的《蔣介石集團在大陸潰敗的經濟原因淺析》(《西安聯合大學學報》2000年第l期)，李彥宏、周忠的《通貨膨脹與國民黨政權的覆亡》(《湘潭師范學院學報》1995年第l期)等文章都涉及到了這一問題，都把官僚資本惡性膨脹作為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何華國認為，「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主要通過以下手段得以擴張：在內戰中壟斷軍火買賣並不斷發行公債；在金融方面形成了「四行二局」，壟斷了法幣、外匯和黃金，最終形成了金融壟斷；控制國家資源和進口物資，最終形成商業壟斷。抗戰勝利後接受10萬億元敵偽資產，大大增加了四大家族的資產。何華國還對陳氏兄弟的黨營資產作了分析，認為由陳果夫、陳立夫控制的黨營事業基金達5000億元。[14]

李黎明著重分析了抗戰勝利後四大家族資本的惡性膨脹問題。他認為，四大家族的掠奪，破壞了國統區的工農業生產。日本投降後，四大家族接收了日偽開辦的各種金融機構、廠礦企業，還將民營企業誣指為敵產予以沒收，據為已有。四大家族大量盜賣民營工廠物資，使許多工廠由於缺乏設備而無法開工，使民族工業遭受打擊。而名目繁多的各種捐稅更是使舉步維艱的民族工業背上沉重的包袱，難以恢復和發展。作者認為正是「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惡性膨脹，扼殺了國統區工商業和農業的生機，造成了國統區工商業、農業、財政經濟的崩潰，這是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敗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述文章，多把「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作為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原因來進行研究，對其性質則未作深入的探討，仍然把國民黨政府的資產和四大家族的私人資產視為一體。在對其進行評價時，也多強調它對國民經濟的消極影響。

筆者認為，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評價應該建立在對蔣宋孔陳各自真正掌握的資產進行科學評估的基礎上，對國民政府各種不同的經濟機構和組織也應區別看待和評價。近年來，已有學者提出，國民政府下設的「資源委員會」——傳統上人們視其為「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抗戰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鄭友揆、程麟蓀、張傳洪合著的《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史實與評價》一書，比較全面地評述了資源委員會所做的工作及其在歷史上的作用。

該書論述了資源委員會的設立及其初期活動；抗戰前的建設計劃；抗戰時期各主要事業的建設情況；抗戰後的接收以及經濟重建規劃；改進生產方法的努力；對於對外貿易主權的維護；對於中國神聖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積極支持；對國民黨黨部勢力滲透的抵制；在大陸棄暗投明迎接解放等史實。鄭友揆等人認為，用官僚資本概括資源委員會的性質並不恰當。一個原因是，將資源委員會稱作官僚資本容易造成人們思想上的混亂。人們一提到官僚資本，就會自然而然地與反動、落後的事物聯系起來．他們提出，「資委會的事業在舊中國經濟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說資委會是一種反動、落後的事務，缺乏歷史事實，言之為國家資本企業經營管理機構則更確切些」[15](p3)。

第二，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性質的新認識。在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性質的認知上，學者們有了較為客觀、辯證的看法。

杜恂誠在《民族資本主義與舊中國政府(1840～1937)》一書中認為，毛澤東所說的「官僚資本」，是特指國民黨時期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但它只是一個通俗名稱，而不是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定義；再加上後來一些人又把它的內涵不斷擴大，把官僚的私人資本也包括了進去，並在時間跨度上向上追溯，一直追到清政府創辦的企業。由於內涵混亂，時限不清，因此它的外延也變得十分模糊。實際上，它的界限已經無法確認了。[16](p4)

鄭會欣追述了官僚資本這一概念的演變過程，指出近年來，大多數學者已經改變了以往將國營企業統稱為「官僚資本」的做法，而用「國家資本」來代稱。因為「國家資本」的提法內涵比較明確，不會將官僚私人的投資與國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投資相混淆。作者認為，不能將國家資本、國營資本等同於官僚資本，但應看到「在一定的條件下，特別是在中國長期以來官僚政治傳統的影響下，官僚可以通過手中所掌握的權力，以各種方式將國家資本轉化為官僚私人的資本，而且這種轉化往往都是以各種『合法』的途徑加以實現的」[17]。

陳自芳對有關「官僚資本」的幾種觀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由於中國近代社會的特殊性，在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中仍應保留「官僚資本」這一概念。官僚資本中應包括官僚的私人資本，而對於官僚的私人資本也要辯證的看待，只有那些依靠政治權利、壟斷性很強的私人資本才能定性為官僚資本。作者認為，四大家族的私人資本應被看做是官僚資本。[18]

武力贊成應將官僚通過特權獲取的資本，與國家資本和一般私人資本區分開的觀點。他還提出了官僚私人資本在國計民生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對國民政府的失敗到底應該承擔多大責任的問題。認為官僚資本只是一個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暫時現象；應將官僚作為一個社會人和經濟人看待，他也具有謀取個人、家庭利益的本能和動力；應將官僚企業作為一個企業看，追求利潤最大化是它的目標；應將研究重心放在分析民國政治體制的缺陷上，深入探討舊體制與官僚資本形成的關系，細致分析私人資本是怎樣利用政治體

制的漏洞來謀取私利的。[19]

陸仰淵、方慶秋在其主編的《民國社會經濟史》一書中，認為國家壟斷資本具有以下三個特點：資本來自政府，並由政府官員經營；對國民經濟的某一方面具有壟斷性；對廣大人民具有壓迫性。而官僚資本則另有三個特點：資本不是來自政府而來自官僚的私人投資；經營權掌握在某個或某些官僚手中；掌握這種資本的官僚，利用手中的權力操縱某一部門，投機倒把，損公肥私，中飽私囊。[20](p774)也就是說，所謂的官僚資本僅包括官僚私人資本，它和國家壟斷資本不是一回事，這就改變了以往國家資本、官僚私人資本不分，使「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內涵和外延都變得含糊不清的狀況。

通過討論，多數學者達成了如下共識：最好把「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分為國家資本和官僚私人資本兩部分。這樣有助於人們在研究中更科學地看待有關問題，有助於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積累和經營做有區別的分析，更清晰、准確地認識「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歷史作用。

除上述成果外，學者們對四大家族的私有資本問題也進行了研究。

李茂盛認為私有資本應分為自有資本和自籌資本兩部分——自有資本指個人擁有所有權的資本，自籌資本指通過各種方法籌集來的、僅擁有使用權的資本。他認為只有自有資本才是一個國民的獨立財產。他對孔祥熙的自有資本進行了考察，對孔氏家族在工業、商業、金融業、文化業的資本做了估算，認為原來盛傳的孔家約有40億美元資產的說法是大大誇大了，實際上孔氏家族的資產約為50～100萬美元。L21]

李立俠也認為孔家最多是百萬而非億萬富翁。[22]兩位學者都是將孔氏家族擁有所有權的資產作為評估的對象，改變了人們以往把孔家名義上控制的資產也作為其私有資產進行估算的做法，這樣有利於我們重新認識有關問題。

此外，學術界對宋家資本進行的研究也有了一些成果．如陸仰淵在《宋子文和孔祥熙的財產知多少》一文中，對宋子文在工業、金融業、商業三方面的資產進行了評估，認為宋家的資產大約有 l000萬美金。[23]至於蔣家和陳家的資產，人們的研究還不夠充分，至今也沒有說清楚其具體數目。

總的說來，學術界到目前為止，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糾正了以往較多地用政治概念理解「四大家族官僚資本」而造成的一些不準確的認識。但由於掌握的史料有限，一些學者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性質的認識仍然因循舊說，在研究過程中就不免出現大而化之的現象；有關四大家族積累資本的過程和方法，相關論文數量雖多，但內容大致相同；對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資產的准確數字也有待科學的查證；對四大家族在經濟上的影響力也需要做進一步研究；四大家族運用政治特權謀取經濟私利的具體史實，也需做具體而微的查證、核實。只有這樣，我們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才能有更清晰、准確、實事求是的認識。

㈥ 官僚資產階級的具體

「官僚資本」的提法，在20世紀20年代就出現了。1923年，瞿秋白在《前鋒》雜志上發表《論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一文①，首次使用了「官僚資本」一詞。他將洋務派經辦的官辦企業稱為「官僚資本之第一種」；將官商合辦企業稱為「官僚資本之第二種」。1929年，李達在《中國產業革命概況》一文中，揭露清代官僚舉借外債時「從中漁利，自肥私囊，形成官僚資本」。
1930年，日本學者橘朴在《中國社會的發達階段》一文中，將官僚資本分為「梁士詒型」和「張謇型」兩種。1936年，呂振羽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中，將清政府創辦的「國營事業的萌芽」統稱為官僚資本[1](p492）。
總的說來，這時大家所說的官僚資本主要指清政府和北洋軍閥政府的官辦企業。抗日戰爭中後期，進步人士和中國共產黨開始將國民黨官僚利用職權、私人參與投資的企業或金融機構稱為官僚資本。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在《提議對發國難財者開辦臨時財產稅以充戰後之復興經費》一文中指出：「幾位大官，乘國家之危急，挾政治上之勢力，勾結一家或幾家大銀行，大做其生意，或大買其外匯。其做生意之時以統制貿易為名，以大發其財為實。故所謂統治者是一種公私不分之統制」。[2](p21）隨著國民黨官僚資本的膨脹，馬寅初對官僚資本的抨擊也愈加嚴厲，「所謂國營，實即官辦」，「假公濟私為通病，由來已久，莫可究詰……近來夫變本加厲，由暗偷私竊變為公開劫奪」，「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局面，已呈現於吾人的眼前」[3](p359）。他認為官僚資本會阻礙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陳伯達在《中國工業與中國資產階級》一文中也斷言：官僚與買辦的經濟壟斷正從金融業向工業發展，「官營就是『國營』，『國營』就是官營」[4]。
此時，大家還只是對官僚資本進行揭露和抨擊，「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提法還未出現。抗戰勝利前夕，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說：官僚資本「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壟斷中國的主要經濟命脈，而殘酷地壓迫農民，壓迫工人，壓迫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5](p1046）。這里所說的「官僚資本」，主要還是指國民黨官僚的私人資本以及私人經濟活動。
隨著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政治斗爭的日益尖銳，共產黨人開始將國民政府的國家資產、官僚私人資產、黨團資產以及政府各部門的公產都劃歸為官僚資本。
陳伯達在《中國四大家族》一書中，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進行了集中論述。他首次將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和陳立夫並列為中國的四大家族。書中論述了四大家族怎樣從內戰起家，逐漸形成了對金融、商業、工業、農業、文化業的封建的、買辦的、軍事的壟斷。他認為，官僚資本是代表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是在政治上當權的人物利用政治的強制方法，通過掠奪農民及其它小生產者、壓迫民族工業而集中起來的金融資本。他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財富做出了初步估算，「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業、工業、地產諸方面所獨占的財產，以及他們在外國的存款和產業，粗略統計一下，至少當在二百萬萬美元左右」[6](p147）。最後，他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特點和歷史作用進行了分析，認為近代中國的官僚資本是封建的、買辦的資本，是大地主大買辦在經濟上的聯結物；四大家族和中中農交四大銀行在經濟上的獨占，則是官僚資本最高、最集中的發展，是中國半封建或封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制度最後的產物；四大家族對農民、小生產者，乃至民族自由工業，進行了空前規模、空前集中的掠奪；四大家族經濟獨占是在反人民反革命的軍事活動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其掠奪方式是包括軍事在內的各種超經濟的方法；四大家族的經濟獨占，從金融、商業、工業、農業一直蔓延到文化業，摧殘了生產力的發展，是完全腐朽寄生的獨占；四大家族的經濟獨占，是外國獨占資本——帝國主義的附屬物。[6](p153）
許滌新在1947年寫了《官僚資本論》一書，認為官僚資本是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他分析了官僚資本的社會根源、構成並指出其本質是封建性和買辦性資本。書中分析了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投資情況，將「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劃分為六種類型：官僚的私人資本；被四大家族控制的國家資本；與國家資本結合的官僚資本；與民間資本結合的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及民間資本結合的官僚資本；與外國資本結合的官僚資本。他認為完全屬於官僚的資本是那些「利用政治特權獲得」並「利用政治特權去運用」的資本；在國民黨統治下，國家資本實際上是四大家族的私人資本。[7]
同樣是在1947年，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中指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它同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以及舊式富農結合，成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資本，在中國的通俗名稱叫做官僚資本」，這個資產階級叫做「官僚資產階級」。[8](p1150）
至此，官僚資本由最初的官僚私人資本擴大到官僚管理下的國家資本、與官僚資本有關系的各種類型的資本。四大家族個人資本、國家資本、官僚資本三者間畫上了等號，使「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內涵和外延都變得模糊不清了。最後，人們乾脆拿它代指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一切資產。 1949年建國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一段時期，大陸學術界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看法，延續了建國前陳伯達、毛澤東等人所下的定論，並在此基礎上做進一步論述。
吳江在《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若干特點》一文中，指出在國民黨建立政權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受到了官僚資本的限制和壓迫；抗戰以後，中國民族資本受官僚資本的排擠、兼並而變得「奄奄一息」。文章對國民黨官僚資本的來源、活動、形成、特性作了考察，指出國民黨官僚資本同國家政權結合緊密，使國家政權為自己服務，因此從一開始就具有壟斷性。吳江把國民黨官僚資本的特點概括為：一開始便與國家政權結合，採取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沒有任何獨立性（對於國際資本主義來說）；具有買辦性；同封建地主階級密切聯系，有濃厚的封建性；完全從商業、銀行投機起家。這種國家壟斷資本性質的官僚資本在社會經濟中所起的作用是：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利益服務，具有濃厚的買辦性和封建性；是寄生、腐朽透頂的；是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經濟基礎。[9]
肖灼基在1965年發表了《四大家族的公債投機活動》一文，詳細論述了四大家族靠發行公債積累資本的情況。文章指出，四大家族用公債做銀行准備金，大量發行紙幣，通過發行紙幣獲取了大量財富。四大家族還利用政治特權對公債進行買空賣空的投機活動，並利用公債向其它銀行「增資」，形成對金融的壟斷。文章認為公債掠奪了農民，加重了人民的賦稅負擔，造成了惡性通貨膨脹[10]。
以上幾篇文章起到了向百姓普及有關「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基礎知識的作用。這些研究成果重點在於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強調其對人民的剝削，和對歷史的消極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學術研究基本上陷於停滯狀態。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相關研究開始啟動，仍有一些學者堅持十年前的傳統觀點．
全慰天的《中國四大家族官僚買辦資本的形成》、孔經緯的《三重壓迫對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阻礙》、何干之和劉煉的《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黃逸峰等人合著的《舊中國的買辦階級》等論著都持傳統觀點。
全慰天認為，中國的官僚資本較多的是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因此虛弱得多，落後得多；它較少進行資本主義積累，更多地進行原始積累。中國官僚資本的性質，只能是買辦的、封建的、軍事的、壟斷的、腐朽的和反動的。[11](p350）他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形成的途徑和條件進行了概括，認為蔣家是四大家族的核心，由於掌握了政權，就利用財政特權壟斷了全國的金融，並逐步對商業、交通運輸業、近代工業以及分散落後的農業和手工業進行壟斷掠奪。[11](p353）
持相同觀點的還有孔經緯。他在《三重壓迫對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阻礙》一文中，認為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主義是「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阻礙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12]
黃逸峰、姜鐸、唐傳泗、陳絳共同編寫了《舊中國的買辦階級》一書。該書論述了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形成過程，將其積累資本的手段概括為：大量發行公債；濫發紙幣，形成金融壟斷；大搞金融投機、商業投機、外匯投機和黃金買賣；實施「統購統銷」和專賣，對商業進行全面獨占；借口「調整工礦業」，加強了對工業的壟斷；通過大量徵用農民土地、增加賦稅對全國農民實行殘酷的掠奪；在農村兼並土地，使土地更加集中，使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成為農村最大的高利貸主。該書認為國民黨官僚買辦階級從1927年開始形成，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具有深刻的買辦性、高度的壟斷性和濃厚的封建性，在政治上以獨裁、內戰、賣國為其特點。
需要指出的是，持傳統觀點的學者，迄今仍不乏其人。特別是不專門研究民國經濟史的學者為數眾多，囿於習慣，不少人仍在授課、撰文時因循舊說。 從上世紀80年代起，大陸學者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雖然不少人堅持傳統觀點，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實際上是在政治矛盾尖銳的情況下形成的概念，遂對這一問題進行了重新思考、評價。
在1985舉行的「抗日戰爭時期西南經濟研究學術討論會」上，學者們首先圍繞官僚資本的性質問題進行了討論。一些學者指出，從詞義上講，官僚資本應是指依賴政治特權、假公濟私的私人資本。官僚資本不是經濟概念，而是政治概念，使用這種概念去研究中國的政治問題是有道理的，它能夠說明國民政府的本質特徵，但拿它去研究經濟問題就會導致概念上的含混和范疇上的模糊。另一種意見認為，官僚資本是相對於民族資本而言的，是中國近代經濟特有的一種形態，可以沿用下去。只是應該把官僚資本劃分為兩個組成部分：國家資本和官僚私人資本。[13]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學者們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性質進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同時還對四大家族蔣、宋、孔、陳分別進行了研究，與之相關的論文有30多篇。新的史料也不斷得到發掘與利用，使研究得以深入，新的研究視角不斷開辟。
第一，「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擴張途徑及其歷史影響。「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惡性膨脹的過程，及其對國民黨在大陸失敗所起的影響，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何華國的《論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膨脹》（《湘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3期），郁培文的《「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形成解析》（《歷史教學問題》1990年第4期），李凱的《抗日戰爭時期國統區經濟之初探》（《延安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張兆茹、張怡梅的《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財經政策研究》（《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3期），趙興勝的《戰後國民政府國營事業民營化問題研究》（《江海學刊》2002年第3期），齊春風的《1946～1948年間中國走私貿易的影響》（《中州學刊》1999年第2期），李黎明的《國民黨統治區財政經濟的總崩潰與國民黨在大陸的敗亡》（《齊魯學刊》1997年第5期），孟英的《蔣介石集團在大陸潰敗的經濟原因淺析》（《西安聯合大學學報》2000年第l期），李彥宏、周忠的《通貨膨脹與國民黨政權的覆亡》（《湘潭師范學院學報》1995年第l期）等文章都涉及到了這一問題，都把官僚資本惡性膨脹作為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何華國認為，「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主要通過以下手段得以擴張：在內戰中壟斷軍火買賣並不斷發行公債；在金融方面形成了「四行二局」，壟斷了法幣、外匯和黃金，最終形成了金融壟斷；控制國家資源和進口物資，最終形成商業壟斷。抗戰勝利後接受10萬億元敵偽資產，大大增加了四大家族的資產。何華國還對陳氏兄弟的黨營資產作了分析，認為由陳果夫、陳立夫控制的黨營事業基金達5000億元。[14]
李黎明著重分析了抗戰勝利後四大家族資本的惡性膨脹問題。他認為，四大家族的掠奪，破壞了國統區的工農業生產。日本投降後，四大家族接收了日偽開辦的各種金融機構、廠礦企業，還將民營企業誣指為敵產予以沒收，據為已有。四大家族大量盜賣民營工廠物資，使許多工廠由於缺乏設備而無法開工，使民族工業遭受打擊。而名目繁多的各種捐稅更是使舉步維艱的民族工業背上沉重的包袱，難以恢復和發展。作者認為正是「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惡性膨脹，扼殺了國統區工商業和農業的生機，造成了國統區工商業、農業、財政經濟的崩潰，這是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敗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述文章，多把「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作為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原因來進行研究，對其性質則未作深入的探討，仍然把國民黨政府的資產和四大家族的私人資產視為一體。在對其進行評價時，也多強調它對國民經濟的消極影響。
筆者認為，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評價應該建立在對蔣宋孔陳各自真正掌握的資產進行科學評估的基礎上，對國民政府各種不同的經濟機構和組織也應區別看待和評價。近年來，已有學者提出，國民政府下設的「資源委員會」——傳統上人們視其為「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抗戰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鄭友揆、程麟蓀、張傳洪合著的《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史實與評價》一書，比較全面地評述了資源委員會所做的工作及其在歷史上的作用。
該書論述了資源委員會的設立及其初期活動；抗戰前的建設計劃；抗戰時期各主要事業的建設情況；抗戰後的接收以及經濟重建規劃；改進生產方法的努力；對於對外貿易主權的維護；對於中國神聖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積極支持；對國民黨黨部勢力滲透的抵制；在大陸棄暗投明迎接解放等史實。鄭友揆等人認為，用官僚資本概括資源委員會的性質並不恰當。一個原因是，將資源委員會稱作官僚資本容易造成人們思想上的混亂。人們一提到官僚資本，就會自然而然地與反動、落後的事物聯系起來．他們提出，「資委會的事業在舊中國經濟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說資委會是一種反動、落後的事務，缺乏歷史事實，言之為國家資該企業經營管理機構則更確切些」[15](p3）。
第二，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性質的新認識。在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性質的認知上，學者們有了較為客觀、辯證的看法。
杜恂誠在《民族資本主義與舊中國政府（1840～1937）》一書中認為，毛澤東所說的「官僚資本」，是特指國民黨時期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但它只是一個通俗名稱，而不是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定義；再加上後來一些人又把它的內涵不斷擴大，把官僚的私人資本也包括了進去，並在時間跨度上向上追溯，一直追到清政府創辦的企業。由於內涵混亂，時限不清，因此它的外延也變得十分模糊。實際上，它的界限已經無法確認了。[16](p4）
鄭會欣追述了官僚資本這一概念的演變過程，指出近年來，大多數學者已經改變了以往將國營企業統稱為「官僚資本」的做法，而用「國家資本」來代稱。因為「國家資本」的提法內涵比較明確，不會將官僚私人的投資與國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投資相混淆。作者認為，不能將國家資本、國營資本等同於官僚資本，但應看到「在一定的條件下，特別是在中國長期以來官僚政治傳統的影響下，官僚可以通過手中所掌握的權力，以各種方式將國家資本轉化為官僚私人的資本，而且這種轉化往往都是以各種『合法』的途徑加以實現的」[17]。
陳自芳對有關「官僚資本」的幾種觀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由於中國近代社會的特殊性，在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中仍應保留「官僚資本」這一概念。官僚資本中應包括官僚的私人資本，而對於官僚的私人資本也要辯證的看待，只有那些依靠政治權利、壟斷性很強的私人資本才能定性為官僚資本。作者認為，四大家族的私人資本應被看做是官僚資本。[18]
武力贊成應將官僚通過特權獲取的資本，與國家資本和一般私人資本區分開的觀點。他還提出了官僚私人資本在國計民生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對國民政府的失敗到底應該承擔多大責任的問題。認為官僚資本只是一個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暫時現象；應將官僚作為一個社會人和經濟人看待，他也具有謀取個人、家庭利益的本能和動力；應將官僚企業作為一個企業看，追求利潤最大化是它的目標；應將研究重心放在分析民國政治體制的缺陷上，深入探討舊體制與官僚資本形成的關系，細致分析私人資本是怎樣利用政治體
制的漏洞來謀取私利的。[19]
陸仰淵、方慶秋在其主編的《民國社會經濟史》一書中，認為國家壟斷資本具有以下三個特點：資本來自政府，並由政府官員經營；對國民經濟的某一方面具有壟斷性；對廣大人民具有壓迫性。而官僚資本則另有三個特點：資本不是來自政府而來自官僚的私人投資；經營權掌握在某個或某些官僚手中；掌握這種資本的官僚，利用手中的權力操縱某一部門，投機倒把，損公肥私，中飽私囊。[20](p774）也就是說，所謂的官僚資本僅包括官僚私人資本，它和國家壟斷資本不是一回事，這就改變了以往國家資本、官僚私人資本不分，使「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內涵和外延都變得含糊不清的狀況。
通過討論，多數學者達成了如下共識：最好把「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分為國家資本和官僚私人資本兩部分。這樣有助於人們在研究中更科學地看待有關問題，有助於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積累和經營做有區別的分析，更清晰、准確地認識「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歷史作用。

㈦ 全國抗疫先進個人名單

1、北京市

童朝暉：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黨委委員、副院長，主任醫師

蔣榮猛：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地壇醫院感染中心主任醫師、國家感染性疾病醫療質量控制中心辦公室主任

郭會敏（女）：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內科總護士長、感染中心總護士長，副主任護師

劉清泉：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中醫醫院黨委副書記、院長，主任醫師

丁新民：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世紀壇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副主任，主任醫師

李素英（女）：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原感染管理科主任，主任醫師

西英俊：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臨床16病區主任，主任醫師

劉景院：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地壇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主任醫師

孫兵：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主任醫師

梁連春：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感染中心二科主任，主任醫師

駱金鎧（女，滿族）：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護理部主任、護理教研室主任，副主任護師

唐子人（回族）：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急診科副主任，主任醫師

周建新：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黨委委員、副院長，主任醫師

盧聯合（滿族）：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地壇醫院感染管理處處長，主任醫師

王一書（女）：北京小湯山醫院綜合內科副主任，副主任醫師

金榮華：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黨委副書記、院長，主任醫師

文靜（女）：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地壇醫院感染中心總護士長，副主任護師

姜利（女）：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主任醫師

郭軍：清華大學附屬北京清華長庚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內科部第二黨支部書記，副主任醫師

劉芳（女）：北京市普仁醫院急診急救科醫師

馮億：北京市肛腸醫院（北京市二龍路醫院）副院長，副主任醫師

俞芃（女）：北京市回民醫院腦病一病房（重症監護室）A1病房主任，副主任醫師

任玉娟（女）：朝陽區三里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黨支部書記，副主任醫師

張之翠：朝陽區雙橋醫院手術麻醉科主任，副主任醫師

柳洪傑：海淀區馬連窪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主任醫師

吳浩：豐台區方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主任醫師

熊盈（女）：豐台中西醫結合醫院老年科副主任醫師

何艷麗（女）：石景山醫院心血管內科護士長

馬雪蓮（女）：房山區第一醫院感染疾病科護士長

紀智禮：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潞河醫院黨委書記、院長，主任醫師

楊力生：順義區醫院感染科主任，主任醫師

秦素萍（女）：昌平區醫院綜合內科副主任、醫務科副科長，主任醫師

鄭夢夢（女）：大興區人民醫院感染內科護士

王國偉：懷柔醫院醫務科副科長，副主任醫師

孫立珍（女）：密雲區醫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副主任醫師

陳麗娟（女）：延慶區醫院（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延慶醫院）感染疾病科護士長

龐星火（女）：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黨委委員、副主任，主任醫師

楊鵬：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北京全球健康中心辦公室主任

馬建新：朝陽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與地方病控制科科長，副主任醫師

張繼濤：昌平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消毒和有害生物防制科職員

姬莉莉（女）：懷柔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檢驗科副科長

任劍：北京市公安局刑事偵查總隊一支隊副支隊長

王木香（女）：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西三旗派出所一級警長兼文龍社區黨支部副書記

徐沛營：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永外派出所黨支部書記、所長

傅天雷：北京市公安局豐台分局右安門派出所三級警長兼玉林西里社區黨委副書記

王宗桃：北京市公安局門頭溝分局杜家莊站派出所一級警長

張旗：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警務支援支隊綜合中隊中隊長

裴增軍：北京市公安局延慶分局康莊站派出所（康莊公安檢查站）所長（站長）

李德青（女）：東城區交道口街道福祥社區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

程子夏（女）：西城區廣安門外街道樂城社區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

賈秀傑（女）：海淀區萬壽路街道永定路西里社區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

李美紅（女）：石景山區八角街道八角中里社區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

佟廣華（女）：門頭溝區城子街道龍門新區三區社區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

白永波：北京振邦保安服務有限公司保安隊長

王翠娟（女）：昌平區霍營街道華龍苑北里社區黨支部書記、居委會主任

周暉（女）：大興區高米店街道茉莉社區黨支部書記、居委會主任

王月波（女）：平谷區濱河街道濱河社區黨總支書記、居委會主任

賈曉豐：北京市信息資源管理中心黨支部書記、數據管理部部長

陳沖（回族）：北京市委政法委基層社會治理處處長

陸珊（女，滿族）：北京市衛生健康委員會醫政醫管處副處長

田濤：北京市委黨的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專職副主任

劉冰：順義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南彩所副所長

郭雙朝：北京建工集團總承包部副經理，北京小湯山醫院升級改造工程前線指揮部副指揮長

鞏月瓊：北汽福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總經理

李大任：北京環境衛生工程集團北京固廢物流有限公司醫療廢棄物收運處理中心經理

薛向東：東華軟體股份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

李浩浩：中關村科學城城市大腦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

林長青：北京熱景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

高強：北京科興中維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

馮健（女）：航衛通用電氣醫療系統有限公司MICT生產運營經理

賈曉宏（女）：北京日報社科教衛新聞部記者

張健偉：北京市新聞工作者協會秘書處副處長

李峰威：北京市紅十字雷鋒車隊應急救援志願服務隊隊長，中建三局北京公司通州分公司員工

2、天津市

吳琦：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主任醫師、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空港醫院綜合內科主任，主任醫師

陸偉：天津醫科大學腫瘤醫院黨委書記，主任醫師

於洪志：天津市海河醫院科教科科長，副主任醫師

王鳳梅（女）：天津市第二人民醫院黨委副書記、院長，主任醫師

王瑩（女）：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預防保健處處長、護理部副主任、糾風辦公室主任，主任護師

劉筠（女）：天津市人民醫院黨委委員、副院長，主任醫師

史東升：天津市胸科醫院主任醫師

徐磊：天津市第三中心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主任醫師

徐衛國：天津市天津醫院黨委委員、副院長，主任醫師

彭民：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重症醫學科副主任，副主任醫師

張磊：天津中醫葯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風濕免疫科副主任，副主任醫師

劉學政：天津中醫葯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南院急症黨支部書記、急症部副主任，副主任醫師

張廣艷（女）：津南區雙閘衛生院副院長，副主任護師

王海英（女）：薊州區人民醫院心內一科主任，副主任醫師

盧振：天津市紅橋醫院護師

張穎（女）：天津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醫師

郝肖陽：寶坻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控制科副主任醫師

沈鋆：天津市公安局指揮部情報中心主任

魏志堅：天津市公安局寧河分局網路安全保衛支隊副支隊長

於軍紅：天津市濱海監獄醫院副院長

苗苗（女）：和平區新興街道朝陽里社區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

王靖（女）：河西區友誼路街道誼城公寓社區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

林則銀（女，布依族）：北辰區瑞景街道寶翠花都社區黨總支書記、居委會主任

王爾唐：武清區豆張庄鎮西洲村原電工

單玉厚：濱海新區政協原副主席、黨組成員，濱海新區應急管理局原黨組書記、局長（兼）

鍾春德（滿族）：東麗區衛生健康委員會基層衛生健康科副科長

徐文華：河北區環境衛生管理一所工人

肖建永：瑞安森（天津）醫療器械有限公司廠長

羅駿：天津津雲新媒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編輯

3、河北省

梅建強：河北省中醫院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主任醫師

閻錫新：河北醫科大學第二醫院呼吸與危重症一科主任，主任醫師

黨懿：河北省人民醫院黨委委員、副院長，主任醫師

喻昌利（滿族）：華北理工大學附屬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主任，主任醫師

付素珍（女）：邢台市人民醫院重症醫學科副主任，主任醫師

童莉（女）：衡水市人民醫院護理部主任，主任護師

於紅蓮（女）：保定市第二醫院泌尿外科副護士長，副主任護師

王曉芳（女）：張家口市第一醫院重症醫學科（內科）護士長，副主任護師

張曉靜（女）：遵化市中醫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師鑒：河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辦公室黨支部書記、主任，主任技師

趙川：石家莊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主任醫師

李素紅（女）：廊坊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醫師

李順利：滄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黨總支書記、主任，主任醫師

李偉昊：邯鄲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黨委委員、技術負責人，主任技師

高麗君（女）：河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醫政醫管處處長，副主任醫師

李彥濤：石家莊新干線旅遊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支潤芳（女）：承德市雙橋區西大街街道碧園社區黨支部書記、居委會主任

孟凡傑：共青團河北省秦皇島市海港區委書記

李向國：廊坊市香河縣看守所所長

姜利民（蒙古族）：保定市涿州市公安局挾河公安檢查站常務副站長

臧佔全：保定市市場監督管理局黨組成員、副局長

甄洪月：滄州市運河區水月寺街街道辦事處四合社區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

陳建華：河北海德塑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崔建剛：衡水市交通運輸局安全監督科科長

薛鵬：邯鄲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市收費管理辦公室主任

張平均：雄安新區安新縣趙北口鎮黨委委員、武裝部長

安鬆鬆：中國雄安集團有限公司業務經理

張文敏：河北廣播電視台記者

岳歷新：河北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省沿海經濟帶發展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秘書處處長

4、山西省

關煒：山西省中醫葯研究院（山西省中醫院）肺病科副主任，副主任醫師

張惠蓉（女）：山西醫科大學第一醫院兒科護士長，副主任護師

原大江：山西醫科大學第二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主任醫師

張穎惠（女）：山西醫科大學第二醫院護理部副主任，主任護師

何梅（女）：山西省人民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副主任，主任醫師

何華（女）：山西省人民醫院重症醫學科護士長

楊曉靜（女）：山西白求恩醫院（山西醫學科學院）重症醫學科副主任，主任醫師

王獻：大同煤礦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總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主任醫師

郝紅慧（女）：運城市稷山縣人民醫院重症醫學科護士長，副主任護師

楊鵬：山西省陽泉第二監獄醫院監內外科護士長

范夢柏：太原市第四人民醫院黨委委員，主任醫師

郭建娥（女）：太原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醫師

李滿生：太原市萬柏林區興華街道後北屯社區黨委副書記、居委會主任

梁鵬飛：山西省平遙縣人民醫院副院長、神經內科主任，主任醫師

董曉霞（女）：晉中市平遙縣香樂鄉黨委書記

馬霞（女）：山西醫科大學第一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主任醫師

姜萍（女）：山西醫科大學第二醫院心血管內科CCU主管護師

李廷荃：山西中醫葯大學附屬醫院黨委副書記、院長，主任醫師

任斌知：山西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疾病檢驗科科長，副主任技師

王美霞（女）：山西醫科大學第一醫院重症醫學科副主任，主任醫師

陳浩：晉城市政府黨組成員，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

梁震：山西廣播電視台新聞中心攝像記者

張秀珍（女）：忻州市五台縣居民辦事處西米市社區黨支部書記

陸玫（女）：山西天龍救援隊隊長

張曉峰（女）：山西省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局基層室主任

5、內蒙古自治區

劉德江：呼和浩特市玉泉區紅十字醫院副院長，副主任醫師

雲妙珍（女，蒙古族）：呼和浩特市賽罕區醫院內科護士長，副主任護師

史占華：包頭市中心醫院神經外科主任，副主任醫師

玲玲（女，達斡爾族）：呼倫貝爾市鄂溫克族自治旗巴彥托海鎮賽克社區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

何建華：（蒙古族）：興安盟突泉縣公安局育文派出所原三級警長

何淑花（女，蒙古族）：通遼市醫院感染控制科負責人，主任護師

董彩鳳（女）：赤峰學院附屬醫院護士長，副主任護師

劉淑君（女）：錫林郭勒盟醫院主任護師

宋大偉：烏蘭察布市公安局特警支隊勤務大隊大隊長

蘇雲：鄂爾多斯市中心醫院重症醫學科副主任，副主任醫師

王星：巴彥淖爾市五原縣復興鎮慶生村村委會主任

周慧德：烏海市海勃灣區鳳凰嶺街道辦事處人大工委主任

彭偉：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衛生健康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

陳靜（女，蒙古族）：二連浩特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檢驗師

袁大森：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警務技術三級主管

蘇妮（女）：內蒙古自治區監獄管理局第一醫院護理部主任，副主任護師

劉春：內蒙古日報社內蒙古新聞網副總編輯

孫德俊：內蒙古自治區人民醫院黨委書記、院長，主任醫師

王文瑞：內蒙古自治區綜合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主任醫師

高飛（女）：內蒙古自治區第四醫院院長，主任醫師

6、遼寧省

徐英輝：大連醫科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主任醫師

王振寧（滿族）：中國醫科大學副校長，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黨委書記，主任醫師

馬曉春：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主任醫師

趙敏（女）：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盛京醫院急診科主任，主任醫師

劉志宇：大連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副院長，主任醫師

朱芳（女）：遼寧省人民醫院副院長，主任醫師

谷野：沈陽市第六人民醫院院長，主任中醫師

王拱辰：大連市第六人民醫院肝病十科主任，主任醫師

常東岳（回族）：錦州市傳染病醫院副院長，副主任醫師

於輝：遼寧省腫瘤醫院主管護師

孟大為：遼寧省金秋醫院耳鼻喉科主任，主任醫師

曲妮妮（女）：遼寧中醫葯大學附屬醫院呼吸科主任，主任醫師

張鳳香（女）：錦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重症醫學科教研室副主任、科室副主任，副主任醫師

崔文權（朝鮮族）：大連市中心醫院主任醫師

王麗微（女）：遼寧省健康產業集團撫礦總醫院呼吸與危重醫學科一病房副主任，副主任醫師

李珉（女）：本溪市中心醫院干三病房主任，主任醫師

周明萍（女，滿族）：遼陽市傳染病醫院感染管理科科長、護理部主任，副主任護師

方紅（女）：鐵嶺市中心醫院感染內科主任，主任醫師

薛海英（女）：盤錦市中心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醫師

李飛：錦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病區副主任，副主任醫師

孔艷（女）：沈陽市大東區津橋街道百樂社區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

黨立（女）：大連市沙河口區李家街道錦華社區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

李玉鴻（滿族）：鞍山市岫岩滿族自治縣葯山鎮水獺嶺村村主任

楊立峰（女）：撫順市望花區塔峪鎮黨委書記

侯廣宇（滿族）：桓仁滿族自治縣二棚甸子鎮黨委書記

王秀君：（滿族）：丹東市寬甸滿族自治縣太平哨鎮泡子沿村原黨支部書記

張光明：錦州市交通運輸局安全總監

項莉（女）：營口市站前區躍進街道辦事處振華社區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

方秀春（女，滿族）：阜新市細河區玉龍街道育新社區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

郝玉峰：遼陽市燈塔市柳河子鎮黨委書記

石玉蘭（女）：鐵嶺市昌圖縣昌圖鎮果園社區黨總支書記

崔志剛：朝陽市衛生監督局學校衛生監督科原副科長

趙麗影（女）：葫蘆島市龍港區龍灣街道新興社區黨支部書記、居委會主任

姜義雙：遼寧報刊傳媒集團（遼寧日報社）遼寧日報駐鐵嶺記者站站長

田富祥：遼寧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兼遼寧省檔案局局長

梁宏軍：遼寧省衛生健康委員會科技教育處處長

朱哨兵：（滿族）：本溪市桓仁縣公安局華來派出所原所長

徐寶貴：大連市公安局監所管理支隊原支隊長

楊佐森：遼寧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黨委副書記、主任，主任醫師

陳少純：沈陽邁思醫療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

7、吉林省

張捷（女）：吉林大學第二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主任，主任醫師

呂國悅：吉林大學第一醫院副院長，主任醫師

秦彥國：吉林大學第二醫院副院長，主任醫師

劉天戟：吉林大學中日聯誼醫院副院長，主任醫師

喬雲峰：吉林省人民醫院呼吸科主任醫師

姚來順：吉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吉林省公共衛生研究院）副主任，主任醫師

李彬：吉林省公安廳治安管理總隊副總隊長

李曉靜（女）：吉林日報社科教衛部記者

霍烽：吉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醫政醫管處副處長

艾澤銘（滿族）：北華大學學生

張健（女）：長春市傳染病醫院傳染科副主任，副主任醫師

李剛：長春市中心醫院重症醫學科副主任，主任醫師

薛曉婉（女）：吉林市豐滿區紅旗街道田園社區黨總支書記、居委會主任

徐聰（女）：四平市傳染病醫院護士長

畢雪嬌（女）：遼源市人民醫院護士長，主任護師

徐晶（女）：通化市中心醫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主任醫師

孫曉岩（女）：白山市中心醫院呼吸內科副主任醫師

姜娜：（女）：長嶺縣前七號鎮原黨委副書記

張立艷（女）：白城中心醫院護理部副主任，副主任護師

孫燕成：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公安局副局長

8、山東省

司敏（女）：濟南市中心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主任醫師

胡振珊（女）：濟南市歷城區人民醫院重症醫學科護士長

李永春：青島市市立醫院副院長，主任醫師

劉景春：淄博市第四人民醫院感染科副主任，主任醫師

楊列永：滕州市中心人民醫院感染病科主任，主任醫師

黃文勝：山東俊富無紡布有限公司總經理

馬飛：煙台市人民政府辦公室秘書三科科長

孫文傑（女）：濰坊市寒亭區寒亭街道蝶園社區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

焦華：濟寧市衛生健康委員會黨委書記

姜英（女）：華潤泰安醫葯有限公司黨委書記、總經理

張靜（女）：威海市立醫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副主任醫師

王常申：日照三奇醫療衛生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

鄭儀：德州市第二人民醫院院長、黨委副書記，主任醫師

李慶方：聊城市人民醫院感染病科副主任，主任醫師

歐陽修河：濱州市人民醫院主任醫師

宋超：山東省立第三醫院集團工作部主任，副主任葯師

雷傑（回族）：山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醫師

孫曉光：山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醫師

費劍春：山東大學齊魯醫院國有資產管理處處長，副主任醫師

馬承恩：山東大學第二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主任醫師

丁敏（女）：山東第一醫科大學附屬省立醫院重症醫學一科護士長，副主任護師

李菲菲（女）：山東第一醫科大學附屬省立醫院副主任醫師

王光海：山東第一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副主任醫師

牛海濤：青島大學第一臨床醫學院院長，主任醫師

張偉：山東中醫葯大學附屬醫院肺病科主任，主任醫師

高福生：濰坊醫學院附屬醫院呼吸內科主任，主任醫師

潘磊：濱州醫學院附屬醫院科技處副處長，副主任醫師

張宗雷：濟寧醫學院附屬醫院主治醫師

張志乾：共青團山東省委辦公室副主任

劉太廣：山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秘書七處處長

常媛（女）：山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工業處副處長

王桂強：山東省工業和信息化廳運行監測協調局局長

徐銳：山東省公安廳反恐怖總隊一支隊副支隊長

李雪燕（女）：山東省交通運輸廳運輸管理處二級主任科員

張韜（回族）：山東省衛生健康委員會葯物政策與基本葯物制度處處長、二級巡視員

余鎮威：山東航空集團有限公司飛行部安全技術管理中心技術管理副經理

趙華清：山東省機場管理集團濟南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醫療急救中心黨支部書記、主任，副主任醫師

孔冠軍：山東廣播電視台融媒體資訊中心互動運營部主任，編輯

王凱：大眾報業集團（大眾日報社）行業新聞采編中心記者

閆祥嶺：新華通訊社山東分社政文采訪部副主任

㈧ 何華的工作簡歷

起年月~止年月 工作單位 職稱或職務
2005.6 ~至今 青島農業大學 副教授
2003.12~2005.5 中科院水土保持研究所 副研究員
1999.1~2003.11 中科院水土保持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
1997.8~1998.12 中科院水土保持研究所 研究實習員
2003.9~2004.9 澳大利亞Adelaide大學 訪問學者
2002.5~2002.8 日本JICA築波研修中心 研修員

㈨ 復旦大學的本科生就業率

昨天，復旦大學公布了《2011年本科教學質量報告》，這是本市「985」重點高校今年發布的第一份本科質量報告。其中多項指標處在國內高校本科教學領先地位，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平。數據顯示，截至去年畢業季結束，復旦本科應屆畢業生就業率為94.68%。其中，約41%畢業生入職工作，53%在國內或者國外讀研。

報告中顯示，在本科課程主講教師中，具有正高級和副高級職稱人數和比例逐年提高，2011-2012學年承擔本科教學的教師中教授佔28%，副教授佔40%。在編教授開授本科課程的比例達78.7%。

同時，學校每年聘請海內外學者來校為本科生授課，可以拓寬學生的國際視野。2011年分別有來自美國、法國、奧地利、以色列等17個國家和我國香港、台灣地區的51位外籍教師受邀為18個院系的本科生開課。

報告透露，課程總量建設和課程內涵建設齊頭並進。2007年至2011年，本科教學年開課種類從近2500門增加到3100餘門，開課量從4931門次增加到5650門次，生均擁有課程0.46門次，全國領先。
就業率指就業人口與16歲以上總人口的百分比。凡在指定時期內屆滿一定下限年齡，有工作並取得報酬或收益的人；或有職位而暫時沒有工作（如生病、工傷、勞資糾紛、假期等）的人；以及家庭企業或農場的無酬工作者，均計算為就業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