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甲骨文教授

㈠ 誰有關於漢字的資料

在世界四大古文字體系中，惟有以殷墟甲骨文為代表的中國古漢字體系，歷經數千年的演變而承續至今，書寫出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史。從古老的甲骨文到今天的漢字，漢字一共有多少個呢？
近年來一直致力於古文字研究的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王蘊智先生說，他們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商代文字字頭已有4100多個，能和今天的字聯系起來、仍然「活著」的字有1250多個。
中國歷來重視編寫出版字書，最早的字書是東漢許慎編撰的《說文解字》，共收漢字9353個，《說文解字》的出現，使漢字書寫有了統一的標准和規范，許慎因此被歷代學者尊為「字聖」。
南北朝時期，南梁顧野王編撰的《玉篇》，收字16917字，這部書在唐代、宋代時修訂，收字增至22726個。宋代丁度等編纂的《廣韻》，收字達53525個，是古代收漢字最多的字典。清代張玉書奉詔編纂的《康熙字典》，收字達47035個，辛亥革命後，歐陽溥存等編的《中華大字典》，收入漢字達到48000多個。
近年來出版的《漢語大字典》，共收錄漢字56000多字，是迄今為止收錄漢字最多的字典，堪稱當今漢語字典的「世界之最」，它的編纂，曾被列為國家文化建設重點科研項目、哲學社會科學「六五」規劃的國家重點科研項目，凝聚了300多名專家學者的10多年的心血。
據介紹，目前海內外漢字文化圈所擁有的人口數高達15億人之多，全世界已有85個國家的2100多所大學開設中文課。還有不計其數的海外中小學和社會辦學機構，也在開展漢語教學。據國家有關機構統計，國外學習中文的人數，已經達到3000萬人。
王蘊智介紹說，漢字的信息化處理技術也取得了重大進展，為了加強中國語言文字標准化和信息化的深度開發，教育部和國家語委最近又組建全國語言文字標准化技術委員會。今後通過對古今漢語言文字定性定量研究和語料庫的全方位數字化建設， 一個符合國家規范標準的古今漢字信息化建設平台將會建立起來。 揭開漢字起源之謎 最早刻劃符號在8000年前從倉頡造字的古老傳說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發現，歷代中國學者一直致力於揭開漢字起源之謎。
關於漢字的起源，中國古代文獻上有種種說法，如「結繩」、「八卦」、「圖畫」、「書契」等，古書上還普遍記載有黃帝史官倉頡造字的傳說。現代學者認為，成系統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個人創造出來，倉頡如果確有其人，應該是文字整理者或頒布者。
最早刻劃符號距今8000多年 ,最近幾十年，中國考古界先後發布了一系列較殷墟甲骨文更早、與漢字起源有關的出土資料。這些資料主要是指原始社會晚期及有史社會早期出現在陶器上面的刻畫或彩繪符號，另外還包括少量的刻寫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號。可以說，它們共同為解釋漢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據。
通過系統考察、對比遍布中國各地的19種考古學文化的100多個遺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王蘊智認為，中國最早的刻劃符號出現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歷史。
作為專業工作者，他試圖通過科學的途徑比如綜合運用考古學、古文字構形學、比較文字學、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進一步對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從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漢字發生、發展的一些頭緒。
然而情況並不那麼簡單，除了已有鄭州商城遺址、小雙橋遺址(該遺址近年先後發現10餘例商代早期朱書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號則零星分散，彼此缺環較多，大多數符號且與商代文字構形不合。還有一些符號地域色彩較重、背景復雜。
漢字體系正式形成於中原地區王蘊智認為，漢字體系的正式形成應該是在中原地區。漢字是獨立起源的一種文字體系，不依存於任何一種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單一的，經過了多元的、長期的磨合，大概在進入夏紀年之際，先民們在廣泛吸收、運用早期符號的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發明了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元號系統，在那個時代，漢字體系較快地成熟起來。
據悉，從考古發掘的出土文字資料來看，中國至少在虞夏時期已經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經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壺上，發現有毛筆朱書的「文」字。這些符號都屬於早期文字系統中的基本構形，可惜這樣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於商代,就目前所知和所見到的殷商文字資料來說，文字載體的門類已經很多。當時的文字除了用毛筆書寫在簡冊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寫在龜甲獸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鑄在青銅器上。商代文字資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銅禮器為主要載體，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時期所反映出來的商代文字不僅表現在字的數量多，材料豐富，還突出地表現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和規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結體特徵可分為四大類：取人體和人的某一部分形體特徵為構字的基礎；以勞動創造物和勞動對象為構字的基礎；取禽獸和家畜類形象為構字的基礎；取自然物象為構字的基礎。從構形的文化內涵上來考察，這些成熟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對象與當初先民們的社會生活相當貼近，具有很強的現實性的特徵。同時，這些字形所描寫的內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個層面，因而還具有構形來源廣泛性的特徵。

㈡ 有那些甲骨文

甲骨文
又稱為「殷墟文字」、「卜辭」、「殷契」，是殷商時代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
19世紀末年在殷代都城遺址，今河南安陽小屯被發現，是目前為止所發現的最早的漢字樣品。
總共10餘萬片有字甲骨中，含有5千多不同的文字圖形，其中已經識別的約有1000多字。
甲骨文中形聲字約佔27%，可見甲骨文已是相當成熟的文字系統。
甲骨文的特點
甲骨文是以刀為書寫工具、以龜甲獸骨為載體材料，屬於漢字的早期階段，因此具有以下特點：
1、筆劃的線條細瘦，直畫居多，折筆常刻成兩刀，幾乎沒有彎轉；
2、字形瘦長，直筆較橫筆為長，這與握刀的手用力的難易有關；
3、形體結構因筆劃多少而改變，大小不統一；
4、存在大量異體字，尤其是象形字中，一個字常有多種寫法；
5、合體字中偏旁的位置可以互換，說明當時形體結構還不固定。

中國文明因為連綿不斷持續了數千年，所以地下遺存非常豐富。自從二十世紀現代考古學從西方傳入中國以來，中國產生了許多重大的考古發現。

在中國中部河南省安陽市，有一片面積約24平方公里的都城廢墟，這就是舉世聞名的殷墟。據記載，公元前十四世紀，商王盤庚將都城從山東曲阜遷到這里，此後近三百年，這里一直是商朝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擊敗商朝最後一個帝王紂王，商朝滅亡，這里淪為廢墟。由於商朝又被稱為殷朝，所以這里就被稱為「殷墟」。

殷墟的發現和發掘，是20世紀中國最重大的考古發現。自從1928年首次發掘以來，這里出土了包括甲骨文、青銅器在內的大量文物，其中甲骨文的發現則是世界考古史上的大事之一。

甲骨文是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古老文字。在商代，國王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佔卜。甲骨就是占卜時的用具。

甲骨在使用之前，要先經過加工，首無把甲骨上的血肉除凈，接著鋸削磨平。然後，在龜甲的內面或獸骨的反面用刀具鑽鑿凹缺。這些凹缺的排列是有序的。占卜的人或者叫巫師，把自己的名字、占卜的日期、要問的問題都刻在甲骨上，然後用火炷燒甲骨上的凹缺。這些凹缺受熱開裂，出現的裂紋就稱為「兆」。巫師對這些裂紋的走向加以分析，得出占卜的結果，並把占卜是否靈驗也刻到甲骨上。經過占卜應驗之後，這些刻有卜辭的甲骨就成為一種官方檔案保存下來。

目前，在殷墟共發掘甲骨16萬余片。其中有的完整，有的只是沒有文字記載的碎塊。據統計，所有這些甲骨上的各種文字總計為四千多個，其中經過學者們考證研究的約三千個，在這三千餘字裡面，學者們釋讀一致的是一千多字。其餘的或者不可釋讀，或者學者們分歧嚴重。盡管如此，通過這一千多字，人們已經可以大致了解有關商代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情況了。

研究甲骨文最早的專著是1913年出版的劉鄂的《鐵雲藏龜》。

著名史學家和文學家郭沫若1929年出版的《甲骨文字研究》一書，是另一部重要專著。目前中國甲骨文研究方面的權威有北京大學的裘錫圭教授、中國歷史研究所的李學勤教授等。

除了在殷墟發現的商代甲骨，近年考古中還發現了時間更早的西周時代的甲骨，只是這些甲骨上記載的文學非常少，因此沒有商代甲骨重要。而殷墟發掘的重大意義也並不止於甲骨文的發現。70餘年來，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共發現了宮殿宗廟建築群遺址50多座、王陵大墓12座、貴族平民墓葬數千座、祭祀坑1000座、手工業作坊5處、車馬坑30多座，以及大批青銅器、玉器、陶器、骨器等，所有這些，為人們展現了一個立體的中國古代社會形象

㈢ 甲骨文的發現有什麼意義

上個世紀，甲骨文的發現以及對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證明了商王朝的存在。這給了中國學者以極大的鼓舞，他們希望能從考古學上尋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遺存，進而恢復夏代歷史的本來面貌。尋找夏王朝存在的證據，成了近半個世紀中國學者孜孜以求的目標。

1959年夏，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率隊在傳說中夏人活動的中心地區豫西開始了對「夏墟」的考古調查。偃師二里頭被納入學者的視線。這是首次明確以探索夏文化為學術目標所進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此後，中國三代考古工作者對二里頭遺址進行了持續不斷的發掘，發現了大型宮殿基址、大型青銅冶鑄作坊、制陶、制骨遺址，與宗教祭祀有關的建築以及400餘座墓葬，出土了成組的青銅禮器和玉器，證明了它是一處早於鄭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規模的遺址，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成為公認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關鍵性遺址。

由於它所處的年代正是中國歷史上的夏商時期，所以從發現至今，圍繞它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懸念是：它是夏都還是商都西亳。「夏商周斷代工程」結束後，二里頭文化的主體為夏人遺存的觀點逐漸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學術界也都傾向於認為二里頭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20年前提出「二里頭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觀點時，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鄒衡孤軍奮戰，如今，此一「異說」逐漸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年屆80的鄒衡先生說，「夏的存在與否，在國際學術上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二里頭遺址用事實證明了夏朝的真實存在。」

二里頭：一個不斷改寫中國之最的地方

在皓發白首的專家群中，社科院考古所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許宏顯得年輕而有活力。正是這位在世紀之交接任隊長的年輕博士，用他的城市（都邑）考古學理念，給二里頭遺址考古工作迎來了轉型和振興。這種理念著重於遺址的范圍與城市布局、城郭遺跡的尋找、禮制建築的發掘、中心遺址與周圍其他聚落的關系等。

幾年來，二里頭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稱贊的成績：廓清了遺址的實有范圍，找到了遺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還發現了宮城城垣，證實了宮城的存在。此外還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宮殿建築基址，發現一些有關遺址布局的新線索，獲得一些包括大型綠松石鑲嵌龍在內的珍貴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劉慶柱稱，新發現證明這是一處經過縝密規劃、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頭都邑規劃性的判明，對於探索中國文明的淵源具有重大的標尺性意義，為人們研究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國早期城市與宮室制度、中國早期文明與國家的形成等課題，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說起二里頭，許宏喜歡用5個「中國之最」來形容：這是迄今可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發現有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建築群、最早的宮城、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及鑄銅作坊，還發現了最早的車轍痕跡，將中國發明雙輪車輛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頭遺址放到其出現前後大的歷史背景中去考察，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它的每一項發現都牽動人心，並有理由相信，在這片神秘的土地上，還將會有更多的中國之最出土」，對未來，許宏充滿自信，「殷墟的發現曾震驚了世界，二里頭將像20世紀的殷墟一樣，引領21世紀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輝煌。」

約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這一千多年間，中國歷史上發生了急劇動盪的社會大變革。這一變革可以用文明化、國家化或社會復雜化來概括，作為中華文明最早階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誕生肇始於這一時期。這一時期一個大的分水嶺是公元前2000年前後。此時，數百年異彩紛呈的中原周邊地區的各支考古學文化先後走向衰落；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覆蓋廣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為典型代表的二里頭文化，在極短的時間內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為依託而迅速崛起。二里頭文化與後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發現「龍圖騰」

當劉慶柱揭開紅色綢布、一件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復製品）展示在世人面前時，在場的70餘名專家學者報以熱烈的掌聲，這是「中國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最為精彩的一幕。

這件距今至少3700年，出土於二里頭遺址的大型綠松石龍形器，被學者正式命名為「中國龍」，認為它的出土，為中華民族的龍圖騰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

綠松石龍形體長大，總長70．2厘米，由2000餘片各種形狀的綠松石片組合而成，每片綠松石的大小僅有0．2至0．9厘米，厚度僅0．1厘米左右。其用工之巨、製作之精、體量之大，在中國早期龍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見的。

將之命名為「中國龍」的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鵬闡釋了其中的原因：「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西周初期一件名為「何尊」的青銅器上，其銘文將包括偃師在內的洛陽平原稱為「中國」，意為「天下之中」。「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看，二里頭遺址地處最早被稱作『中國』的地方，所謂『天下之中』的洛陽平原，又是我國年代最早的『中國』即第一個王朝都城所在地，那麼，二里頭遺址所見的龍，自然就是天經地義的『中國龍』」，杜金鵬說。

雖然在以往的考古發現中，有許多比二里頭還早的龍的形象，如距今7000多年的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豬龍等，但它們跟秦漢以來的文化沒有直接的聯系，杜金鵬說，「從文化傳統的親緣關繫上看，只有中原地區發現的龍，從夏、商、周到秦漢一脈相承，從這個意義上講，發現於二里頭的龍形器是中華民族龍圖騰最直接、最正統的源頭。」

杜金鵬說，偃師二里頭被學術界推定為夏代都城遺址，而夏王朝被學者認為是中國第一個中央王朝，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龍文物，應該視為華夏民族共有的最早的龍圖騰。

據龍的發現者許宏博士介紹，它是在二里頭宮殿區一座高等級貴族墓葬中被發現的。當時，它被放置於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髖骨處。這引起了專家學者對綠松龍的用途及墓主人身份進行種種猜測。杜金鵬推測，它是一個在紅漆木板上粘嵌綠松石而成的「龍牌」，色彩艷麗，對比強烈，富有沖擊效果，是在宗廟祭祀典禮中使用的儀仗類器具。

除了綠松石龍，二里頭遺址還發現有其他與龍有關的文物，如陶器、銅牌飾上的龍圖像，有的似蛇，有的脫離了原始形態的蛇形象，有爪有鰭。據目前所知，在全國現有250處二里頭文化遺址中，集中出土龍文物的只有作為都城的偃師二里頭遺址，且都是出土在宮殿區或其附近重要地點如鑄銅遺址或祭祀區。專家認為，這表明二里頭時期，龍文物的地位是顯赫尊貴的，是與夏王和其他貴族密切相關的，龍已經成為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徵，代表了王權，這種觀念代代相傳。

新的考古發現，使一度歸於沉寂的中國考古界關於夏商分界的討論重新出現新的興奮點，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關於二里頭文化與夏商文化的關系問題，持不同觀點的學者都能從新發現中找到有利於自己的證據，「這完全是兩個聲音，但有一點值得放心，無論持什麼觀點，沒有人懷疑新發現的價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許宏說。「從新發現中，人們幾乎可以觸摸到中國第一個王朝的脈動了，」許宏說，但作為都城的二里頭，它的內涵布局及其演變過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背後人們共同的社會生活與組織結構、它的族屬國別以及人地關系等諸多課題，目前還只是粗線條的把握。就其族屬和國別而言，目前的研究尚未超出推論的范疇，二里頭文化與夏文化問題的最終解明，仍有待於帶有較多歷史信息的內證性遺存比如文字的發現。

㈣ 劉宗漢的簡介

劉宗漢是一位學問家、教育家、文學家、詩人、甲骨文研究專家。首都師范大學書法研究生導師、教授。先後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日本東京大學。現任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國際書畫藝術研究院終身書法家，華僑茶基金會藝術委員會名譽理事長。

㈤ 甲骨文的發現有何重大意義

1、對中國文化史的完善，對漢字形成和演變的研究有著極其重要的的意義。

2、是中國商文化史的最好實特佐證。商代甲骨文的發現，以實特形式展示商代的存在，在甲骨文未發現前，西方人只承認周朝是我國最早的朝代，以前的歷史權當是神話。

3、甲骨文上的信息給後人提供了最原始最真實的商代時事和生活。

4、文字的出現是文明誕生的重要標志之一（其他兩個標志是城市與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只有在出現文字之後才可以被叫做文明史,之前叫史前社會.甲骨文是我國最古老的文字,它的被發現,使得中華文明史的起始時間大大地提前。

甲骨文在漢字漫長的發展歷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作為現代漢字的鼻祖是當之無愧的。我國漢字的萌芽，大約出現於新石器時代晚期陶片上的刻劃符號。

(5)北京大學甲骨文教授擴展閱讀：

甲骨文是研究古文字的寶貴資料。中國的文字萌芽較早，在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發現了各種刻劃符號，成為中國文字的雛形，經過二三千年的孕育、發展，到了商代，中國的文字達到基本成熟階段。

甲骨文具有一定體系並有比較嚴密的規律，刻劃精湛，內容豐富，對中國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過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據是商周青銅器上的銘文，如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

甲骨文比《說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來源於直接發掘出來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對研究漢字的起源和發展，糾正《說文解字》的疏失，解決青銅器銘文中懸而未決的問題，都有極大價值。

㈥ 求甲骨文研究專家蔣大沂年譜，哪位知道告知則個。謝謝啦。

蔣大沂

蔣大沂（1904～1981），江蘇蘇州人。民國19年（1930年）畢業於上海持志大學國學系，同年春參加考古學家衛聚賢主持的南京棲霞山六朝墓發掘，個人興趣遂由考據轉向考古。民國21年到民國24年在江蘇省立界首師范和上海正風文學院執教，業余同留法博士張鳳等自發在江、浙、滬、皖各地從事田野考古調查。民國24年考察常州淹城古文化遺址，9月參與上海金山衛戚家墩古文化遺址踏勘，11月任上海市博物館籌備處幹事。民國26年上海市博物館試行開放後升任研究員。民國29年5月到次年10月為浙西昭明館副館長、天目書院導師。後入蜀任成都華西大學講師、副教授、研究員。民國35年春應上海市立博物館楊寬之請，返滬任藝術部主任。建國後歷任上海市歷史博物館陳列部主任、上海同濟大學副教授、華東文化部文物科科長、上海博物館地方歷史研究部、陳列部副主任、主任、上海博物館館刊編輯委員會委員等職。參與上海博物館陳列設計和文物圖冊出版工作，籌建了以復制古代繪畫作品代替真跡陳列的出版復制組。並指導上海馬橋古文化遺址的首次發掘。對青銅器和古文字研究有一定成就

㈦ 考古學家出土的甲骨文，揭開了哪一些歷史謎團

關於商朝第一都城，即商湯建商之後的都城，《史記·殷本紀》記載“湯始居亳”，但“毫”在何處，司馬遷沒有給出解釋，歷史上給出的解釋是在河南商丘。

《史記·集解》皇甫謐曰：“梁國谷熟為南亳，即湯都也。”《史記正義》《括地誌》雲：“宋州谷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

為了消滅夏朝，商湯在夏桀十五年時，將商國的國都由商丘（今河南商丘商丘古城附近）遷至亳（今河南商丘虞城縣谷熟鎮附近），史書上的谷熟縣，如今是商丘下面的谷熟鎮。商湯在此高築牆、廣積糧、拉攏諸侯，最終一舉推翻了夏朝。

然而，鄭州出土了比殷墟還要早的甲骨文，上面一個文字改寫了歷史記載，解開商朝重大歷史謎團，證實商朝第一都城不在商丘！

㈧ 林沄的介紹

林沄，男，1939年生，1962年北京大學考古專業本科畢業，1965年吉林大學甲骨文金文專業研究生畢業。1973年至今在吉林大學任教。教授，商周考古、東北考古、古文字學方向的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評議組成員，教育部歷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吉林省社聯副主席，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考古學評議組成員。從事商周考古、東北考古、古文字學方向的教學和研究。

㈨ 林沄的評價

林沄先生是我國著名的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和歷史學家，素以治學勤奮嚴謹、博聞強記著稱，並通曉英、日、俄、朝等多種語言。1962年，林先生由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後，師從著名甲骨文和商史學家、吉林大學教授於省吾先生攻讀甲骨文金文專業研究生，1965年畢業當年即發表《說王》一文，為學術界樹立了將考古證據與文獻記載相結合研究歷史問題的典範。此後至今，林先生從這一獨特視角不斷進行學術耕耘，在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商代的社會形態與家族形態、周代禮制的興衰演變，以及先秦時期北方和東北地區的民族與文化構成等重大領域，都提出了影響深遠、自成一家的學術觀點，為中國先秦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代表作收入《林沄學術文集》（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目前，林沄先生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評議組成員、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考古學科組評審委員、教育部歷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吉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和中國史學會、考古學會、古文字學會理事等職。
《林沄學術文集》
本文集收入林沄在1965年到1998年發表的論文共50篇。由於涉及的學科領域較多，故略按論文內容性質分類，同類論文按所論年代之先後編次，同一論題的論文按發表時間排列。主要內容分述如下：
1、在古文字考釋方面，結合考古實物解釋古文字造字本義，立論堅實可信，尤其是《說王》（1965）一文首先提出中國古代鉞作為軍事統率權的象徵而演變為王的權杖，說明中國王權起源於軍事統率權，已被考古和古史研究者普遍接受。而且不斷被新的考古發現證實。
2、在文字學理論方面，《王、士同源及相關問題》（1994）首次全面、詳細分析了甲骨文中的「一形多讀」現象——同一個字形，有兩種不同的讀音並代表不同的語義。後來在《古文字轉注舉例》（1997）中又用更多的實例，論證了這種存在於古漢字早期階段的用字方式也就是傳統六書說中的「轉注」。是一種創新的見解。
3、在甲骨斷代學方面，《小屯南地發掘與殷墟甲骨斷代》（1981）用考古學上的類型學和地層學的分析有力支持了李學勤提出的「二系說」，而且重新討論了甲骨斷代的方法，對後來的甲骨斷代研究有積極意義。《無名組卜辭中父丁稱謂研究》（1984）提出了字體是分類的唯一標準的觀點。這種方法在後來黃天樹對殷墟王卜辭斷代研究的專著中得到實際的應用，證明可行。
4、在利用地下出土的文獻資料研究商周歷史方面，《從武丁時代的幾種「子卜辭」試論商代的家族形態》（1978）和《對早期銅器銘文的幾點看法》（1981）兩文從卜辭和金文兩方面對商代的家族形態作了有新意的探討，朱鳳翰《商周家族形態研究》中給予好評，並加以進一步細化的研討。《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國聯盟》（1982）從卜辭記載對中國古代諸侯制和「服」製作了重新詮釋，進一步擴大研究視野而形成的《中國早期國家形式的幾個問題》（1986）一文，被《新華文摘》摘編論點。該文提出中國最早的國家是由平等的聚落發展為功能有分化的都邑群構成，再發展成多個都邑群構成的更復雜的組織。實際上開近年流行的從聚落考古角度探討文明形成過程的先河。
5、在商周考古方面，《商文化青銅器與北方地區青銅器關系之再研究》（1987）己獲第一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二等獎，故內容從略。《中國東北系銅劍初論》（1980）是中國學者首次對這種起源於中國遼寧而傳播到朝鮮半島和俄國濱海地區的青銅器的全面系統研究。用類型學方法建立了這種劍的編年系列，討論了它的區域分化，糾正了族屬的誤解。在國內外有廣泛的影響。《關於青銅弓形器的若干問題》（1980）把弓形器考定為掛韁鉤。和俄國考古學家的見解不謀而合。《東胡與山戎的考古探索》（1995）一文中提出遼西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喇叭口式耳環淵源於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安德羅諾沃文化的耳環，已被近年在中俄境內的新考古發現證實。
6、在研究中國東北和北方的考古遺存和文獻中記載的古族的對應關系方面，《論團結文化》（1985）論證了團結—克羅烏諾夫卡文化遺存即沃沮族的遺存，國內外已公認為定論。《西岔溝型銅柄鐵劍與老河深、彩嵐墓地的族屬》（1993）論證了老河深二期遺存為代表的考古遺存應該是夫余遺存，獲越來越多的贊同。《關於中國的對匈奴族源的考古學研究》（1992）首次從考古學和體質人類學上向《史記·匈奴列傳》以來的戎狄即胡的傳統觀念提出質疑。正逐步得到海峽兩岸學者的響應。
7、在研究俄國遠東南部的古代中國文化遺存方面，如《完顏忠墓神道碑與金代的恤品路》（1976）、《馬其頓城堡、元碑和遼金磚塔》（1982），《赫哲族薩滿教神像畫中的歷史真實》（1975）等文，糾正了俄國、日本、中國學者過去對這些遺存的不正確認識，被東北史研究論著多次引用。
8、古文字研究方面，林沄先生師從著名學者於省吾先生，並長期作為於先生助手，《甲骨文詁林》就是林先生親手抄寫，厚厚四大冊，字跡工整俊秀。林先生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成果豐碩，除了已經出版兩本學術文集外，其出版的專著《古文字簡論》（84年第一版名為《古文字學研究簡論》），為古文字學習的必讀書目。林先生的古文字方面的學生很多已成為當今學界的著名學者，如華南師大的白於藍教授、武漢大學的李天虹教授、東北師大張世超教授、吉林大學周忠兵副教授等。 所研究方向：商周考古 東北考古 古文字學講授課程：商周青銅器商周考古文獻導讀先秦歷史文獻導讀商周考古研究專題與學科最新進展教育經歷：1957.7—1962.6 北京大學考古系1962.8-1965.11 吉林大學歷史系甲骨文金文專業工作經歷：1966.11--1968.8 吉林大學科研處貯備研究生1968.8--1973.9 遼寧省復縣十七中1973.9—1983.7 吉林大學歷史系 助教、講師1983.7—1987.9 吉林大學歷史系 副教授1987.10--1993.11 吉林大學考古系、古籍研究所1993.11—至今 吉林大學考古系、文學院科研項目：夏至戰國長城地帶游牧文化帶形成的歷史過程 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2000.10-2003.10新疆出土青銅器集成 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 2006.12-2009.12學術論文：說王 《考古》 1965年6期從武丁時代的幾種「子卜辭」試論商代的家族形態 《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 1979年中國東北系青銅劍初論 《考古學報》 1980年2期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國聯盟 《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中華書局 1982年小屯南地發掘與殷墟甲骨斷代 《古文字研究》第九輯，中華書局 1984年關於中國早期國家形式的幾個問題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1986年6期商文化青銅器與北方地區青銅器關系之再研究《考古學文化論集》1 文物出版社1987年考古學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遼海文物學刊》 1989年2期關於中國的對匈奴族源的考古學研究《內蒙古文物考古》 1993年1-2合刊戎狄非胡論 《金景芳九五誕辰紀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6年4月古文字轉注舉例 《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 香港中文大學 1997年中國北方長城地帶游牧文化帶的形成過程 《燕京學報》新十四期 2003年5月真該走出疑古時代嗎？——對當前中國古典學取向的看法 《史學集刊》 2007年3期論歐亞草原的捲曲動物紋 《燕京學報》新二十四期 2008年5月著作教材：《古文字學簡論》，中華書局，2012年。（舊版《古文字研究簡論》 吉林大學出版社 1986年）《林沄學術文集》 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 1998年《林沄學術文集》（二） 科學出版社 2008年獲獎情況：《商文化青銅器與北方地區青銅器關系之再研究》國家教委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 二等獎 1995年 《林沄學術文集》 第三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 二等（一等獎空缺） 2003年社會兼職：1991年9月起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考古學科評審組 成員1997年5月起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 成員2000年9月-2004年11月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 理事長2004年6月起 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 委員1991年3月起 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 委員1989年6月起 中國考古學會 理事1998年9月-2004年4月 中國史學會 理事2002年9月-2008年6月 吉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副主席2000年8月起 吉林省學位委員會 委員1992年4月起 國家古籍整
2010年起 吉林大學資深教授

㈩ 關於漢字資料

甲骨文
又稱為「殷墟文字」、「卜辭」、「殷契」，是殷商時代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
19世紀末年在殷代都城遺址，今河南安陽小屯被發現，是目前為止所發現的最早的漢字樣品。
總共10餘萬片有字甲骨中，含有5千多不同的文字圖形，其中已經識別的約有1000多字。
甲骨文中形聲字約佔27%，可見甲骨文已是相當成熟的文字系統。
甲骨文的特點
甲骨文是以刀為書寫工具、以龜甲獸骨為載體材料，屬於漢字的早期階段，因此具有以下特點：
1、筆劃的線條細瘦，直畫居多，折筆常刻成兩刀，幾乎沒有彎轉；
2、字形瘦長，直筆較橫筆為長，這與握刀的手用力的難易有關；
3、形體結構因筆劃多少而改變，大小不統一；
4、存在大量異體字，尤其是象形字中，一個字常有多種寫法；
5、合體字中偏旁的位置可以互換，說明當時形體結構還不固定。

中國文明因為連綿不斷持續了數千年，所以地下遺存非常豐富。自從二十世紀現代考古學從西方傳入中國以來，中國產生了許多重大的考古發現。

在中國中部河南省安陽市，有一片面積約24平方公里的都城廢墟，這就是舉世聞名的殷墟。據記載，公元前十四世紀，商王盤庚將都城從山東曲阜遷到這里，此後近三百年，這里一直是商朝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擊敗商朝最後一個帝王紂王，商朝滅亡，這里淪為廢墟。由於商朝又被稱為殷朝，所以這里就被稱為「殷墟」。

殷墟的發現和發掘，是20世紀中國最重大的考古發現。自從1928年首次發掘以來，這里出土了包括甲骨文、青銅器在內的大量文物，其中甲骨文的發現則是世界考古史上的大事之一。

甲骨文是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古老文字。在商代，國王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佔卜。甲骨就是占卜時的用具。

甲骨在使用之前，要先經過加工，首無把甲骨上的血肉除凈，接著鋸削磨平。然後，在龜甲的內面或獸骨的反面用刀具鑽鑿凹缺。這些凹缺的排列是有序的。占卜的人或者叫巫師，把自己的名字、占卜的日期、要問的問題都刻在甲骨上，然後用火炷燒甲骨上的凹缺。這些凹缺受熱開裂，出現的裂紋就稱為「兆」。巫師對這些裂紋的走向加以分析，得出占卜的結果，並把占卜是否靈驗也刻到甲骨上。經過占卜應驗之後，這些刻有卜辭的甲骨就成為一種官方檔案保存下來。

目前，在殷墟共發掘甲骨16萬余片。其中有的完整，有的只是沒有文字記載的碎塊。據統計，所有這些甲骨上的各種文字總計為四千多個，其中經過學者們考證研究的約三千個，在這三千餘字裡面，學者們釋讀一致的是一千多字。其餘的或者不可釋讀，或者學者們分歧嚴重。盡管如此，通過這一千多字，人們已經可以大致了解有關商代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情況了。

研究甲骨文最早的專著是1913年出版的劉鄂的《鐵雲藏龜》。

著名史學家和文學家郭沫若1929年出版的《甲骨文字研究》一書，是另一部重要專著。目前中國甲骨文研究方面的權威有北京大學的裘錫圭教授、中國歷史研究所的李學勤教授等。

除了在殷墟發現的商代甲骨，近年考古中還發現了時間更早的西周時代的甲骨，只是這些甲骨上記載的文學非常少，因此沒有商代甲骨重要。而殷墟發掘的重大意義也並不止於甲骨文的發現。70餘年來，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共發現了宮殿宗廟建築群遺址50多座、王陵大墓12座、貴族平民墓葬數千座、祭祀坑1000座、手工業作坊5處、車馬坑30多座，以及大批青銅器、玉器、陶器、骨器等，所有這些，為人們展現了一個立體的中國古代社會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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