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學王道成教授

Ⅰ 王道成的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

王道成， 男，漢族。1933年4月生，四川省高縣人。中共黨員。1955年7月，畢業於四川大學中文系。同年8月，分配到北京大學中文系任助教。1956年1月，調中國人民大學，先後在新聞系、語言文學系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古代漢語、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代文論的教學和研究。1963年，晉升講師。1972年，調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從事清代政治史、文化史的教學和研究。1983年，晉升副教授。歷任清史研究所清代後期教研室副主
任、主任、清史研究所副所長、碩士研究生導師等職。1990年，晉升教授。1993年，任博士研究生導師。
主要社會兼職有：中國圓明園學會理事、學術委員，中國古都學會理事，北京史研究學術顧問，《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大辭典》（第二版）專家編委，《世界名人錄》特約顧問編委，中共中央黨校函授學院省部軍級領導幹部在職研究生班主導師。 他的論著在學術界和人民群眾中有廣泛的影響。為了表彰他為發展我國高等教育事業做出的突出貢獻，1993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決定發給政府特殊津貼並頒發證書。其傳略先後收入《中國當代教育專家名典》、《中外名人錄》、《世界名人錄》、《世界文化名人辭海》等多種典籍。

Ⅱ 圓明園一共有多少件文物

圓明園被稱為中國「萬園之園」。據統計，當年的文物數量不會少於150萬件，可以說哪一件都是價值連城的無價之寶。園林建築面積達20萬平方米，比故宮的全部建築面積還多4萬多平方米。其中的珍貴文物是數不勝數，如我國古代卷軸畫中的稀世珍品東晉時期大畫家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卷》，《圓明園四時全景圖》等等。

（以上圖片拍攝於北京圓明園遺址）

Ⅲ 中國有必要重建圓明園么

第一、現存的圓明園遺址是永遠的國恥紀念地，是世
世代代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活教材，對其修復會使歷史文
物的教育價值盪然無存。

第二、圓明園目前的主要價值，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我
國宮廷建築或皇家園林的輝煌，而是被侵略者焚毀後留下
的恥辱，現在的遺址才具有真正的文物價值。

第三、進行修復是對歷史文物的徹底破壞，與現行的
國家文物保護法相背。

第四、修復圓明園無論在建築質量上還是規模上，都
無法達到原有的水平，至多隻可能是增加一處新的人造景
觀，而且會變得不倫不類。

另：專家談之一：

2004年10月28日

圓明園不能再「毀」一次

南方周末 2004-10-28 14:58:01

□楊耕身

今年10月18日是圓明園罹難144周年，來自各界的20多名專家齊聚園內，共商遺址公園建設大計。有專家提出，圓明園有必要復建部分景觀，申報世界遺產。據10月19日《北京娛樂信報》報道，圓明園管理處負責人介紹，這次研討會的目的，是讓專家們對圓明園遺址公園的保護和建設獻計獻策。
眾多「專家」都眾口一辭地倡言「復建」圓明園，而沒有一丁點的「雜音」，這使得不論怎麼看，這次「研討會」都堪稱是一次組織得力的「復建吹風會」。但這實在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為在我國，關於「圓明園該不該重建」的爭論已不下十數年，「主修派」與「保留派」之爭一直未曾有過決斷，因此此次研討會出現如此統一的「口徑」，便著實有些出人意料。也正因此，我在看罷報道之餘首先想到的是：葉廷芳、李學勤、鄧友梅、梁從誡諸人士如今安在？
之所以想到上述諸人士，因為他們一直以來都是對重修圓明園持反對意見者。不止是他們，還包括更多人士。我們不妨追溯至1999年全國「兩會」時，「主修派」與「保留派」的一次交鋒。此事可見諸1999年3月31日《中國青年報》之報道。當時針對一份「重現圓明園景觀」的提案，包括上述諸人士在內的49位全國政協委員上書提案，表示堅決反對。也就是在此次「交鋒」中，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之子、梁啟超之孫梁從誡先生坦承：我這已經是好幾次反對重修圓明園了！———我奇怪的是：未必到了今天，他們都沒話可說了？
當年的那樁「公案」，也使得我們今天能夠更容易地找到反對重修圓明園的理由。作為那份提案「牽頭人」的葉廷芳先生在當時就指出：第一，現存的圓明園遺址是永遠的國恥紀念地，對其修復會使歷史文物的教育價值盪然無存。第二，圓明園目前的主要價值，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我國宮廷建築或皇家園林的輝煌，而是被侵略者焚毀後留下的恥辱。第三，進行修復是對歷史文物的徹底破壞，與現行的國家文物保護法相悖。第四，修復圓明園至多隻可能是增加一處新的人造景觀，而且會變得不倫不類。
歷史的天空風來雨過，圓明園也經歷了兩度劫難。1860年她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英法聯軍燒毀，作為清朝的皇家園林，其廢墟一直完整地保存到1900年。清政府放棄管理以後，圓明園成為無主的園林，她又遭受第二次大規模的洗劫。也正因此，梁從誡先生曾經非常激動地喊道：「不能再毀圓明園了！」是的，不能讓人為的重修或復建再將圓明園「毀」一次了。
1999年圓明園的重修之爭之後，隨著2002年10月17日《北京市公園條例》的頒行，我們又一度認為，圓明園不再重建能夠從法律中得到確認。因為該條例規定：「對無法以人力再造和無法再生的自然景觀或者具有特殊歷史價值的人文景觀，禁止改變原有風貌和格局。」我注意到，此條例出台後，許多媒體都以「圓明園不重建寫入法中」為題做了報道。然而誰曾料到，條例也並沒有阻止新一輪的、雄心勃勃的重修計劃？
很難說，在此番「研討會」之後，圓明園的命運將是怎樣，但無論如何，我們需要明白的是：一切並不像這次「研討會」所製造的眾口一詞、人心所向的假象那樣；也想表明：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如何保護古代建築遺跡的問題，並不是所有人都缺乏一種清醒的認識。當然，我更想表明的另一個最基本的認知就是：我深信在我們這個社會，不是所有的專家都會輕易地放棄其思想與良知。
當年的「主修派」提出的是「以企業行為重現圓明園景觀」，現在的「主修派」則打出了「申報世界遺產」這樣一個令人心動的理由，然而不論怎樣，當一切都泥沙俱下，我仍將相信那些最堅硬的品質不會有絲毫改變，一段最疼痛的歷史更不會在一個民族的心靈記憶中變得無足輕重。

另：專家談之二：

圓明園：輝煌是否需要重建？

本刊特約記者 李舫
圓明園是對一段歷史最生動、真切的記錄和詮釋。可以說，任何文字性的記載，任何圖片或影像，都不能比圓明園一小塊斷壁殘垣更真實地觸及人們的內心。這其中，包含著真實而豐富的中華民族的歷史基因。廢墟的文化就像剛剛癒合的傷口，表面的平靜下埋藏著組織的撕裂和劇烈的疼痛，這種疼痛是寫在歷史上的陰影，它給今天的生活增添了壓迫，但同時又給我們帶來了心理上迴旋的空間：我們的生命有沒有勇氣承受超過其本身的災難？

2004年是圓明園罹難144周年，10月18日，中國圓明園學會和圓明園管理處召集20餘位建築、歷史、考古、園林等各界的專家，紀念圓明園百餘年前的創痛及百餘年來的滄桑，共商「遺址公園」建設大計。未能趕來的著名古建築研究和保護專家羅哲文給會議寄來了賀信，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系教授王道成在會上作了發言，再一次主張復修圓明園的中國園林部分，北京大學世界文化遺產研究中心主任謝凝高提出，「圓明園有必要復建部分景觀，申報世界遺產。」然而，隨後立刻有人對此次會議提出質疑：「這么多專家都眾口一詞地倡言復建圓明園，不能不讓人覺得這是一次組織得力的『復建吹風會』」。隨著中關村科技園區建設的展開和人們保護文物意識的增強，圓明園復建與否的問題再一次被提上議事日程，更多的人也對此抱以關註：圓明園，昔日的輝煌是否需要重建？
圓明園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區北部。1709年，康熙將暢春園北一里許地後華家屯的一座園林賜給他的第四個兒子胤，並親題園額曰：「圓明園」。其意為：「圓而入神，君子之時中也。明而普照，達人之睿智也。」此後，歷經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清朝五代皇帝的傾心營造，圓明園成為舉世聞名的皇家營苑，因其在建築與園林方面的傑出造詣，被世人譽以「萬園之園」、「世界園林的典範」、「東方凡爾賽宮」等。圓明園不僅以園林著稱，而且也是一座收藏相當豐富的皇家博物館。法國作家雨果對圓明園給予了極高的贊譽：「即使把我國所有聖母院的全部寶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這個規模宏大而富麗堂皇的東方博物館媲美」。
然而，歷史的天空經歷過風風雨雨，圓明園經歷了兩度劫難。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圓明園被英法聯軍燒毀，這場熊熊大火，成了中國人永遠的恥辱和傷痛，圓明園昔日的輝煌，隨著那場大火化做了永遠的灰燼。作為清朝的皇家園林，圓明園的廢墟一直完整地保存到1900年。此前的1873年，為了迎接慈禧四十歲生日，圓明園還曾進行了部分的整修。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圓明園再度遭到破壞。辛亥革命以後，清政府放棄管理以後，圓明園成為無主的園林，又遭受第二次大規模的洗劫。兩度劫難之後，神話般煙雨迷離的美景已不復存在，留給後人的只是一片廢墟，這片遺址成為清代統治者腐敗無能的歷史見證，同時它也像一座警鍾，時刻警示著國人不能忘記這一恥辱。
多少年來，埋葬了一代又一代人憑吊和反思的圓明園被負載了更加厚重的期望。1983年，北京市曾在《北京城市建設總體方案》中明確規定，將圓明園遺址建設成「圓明園遺址公園」。然而，如何建設圓明園遺址公園、如何保護和利用好圓明園這片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學者卻持有不同的觀點，歸納起來，主要是兩種。一種觀點認為，對圓明園保護和利用應採取積極態度，主張部分復建圓明園景區，與現存的西洋樓遺址形成更鮮明的對比，更有利於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另一種觀點認為，美是不可重復的，圓明園應該保持廢墟，廢墟也是一種美，可以讓人們永記國恥。力主「重建圓明園昔日輝煌」的「修復派」與力主「讓廢墟成為民族恥辱歷史教科書」的「保留派」聚訟紛紜，各執己見，但其爭論卻一直未有公斷。
「修復派」有兩個分支，一是全面修復派，如已去世的建築學家單士元。他們認為圓明園是我國古代建築的頂峰和精華所在，應全面恢復，使後人了解我國古代在建築上的輝煌成就。但目前持部分修復意見的人較多，是主修派的主流，如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羅哲文等人，他們認為全面修復工程太大，耗費過重，沒有必要，只要修復一些重要景點就行，比如曾經是政治中心的「九州清晏」等。目的是為了加強對比教育，在對比中再現被侵略者破壞的慘狀。同時也提供參觀，使遊人重睹圓明園昔日之芳華。
「保留派」則認為，圓明園作為一個見證過歷史的園林，其實是有兩個歷史身份的，一個是園林史上登峰造極的「萬園之園」，一個是民族史上的屈辱象徵。站在圓明園的斷壁殘垣前，我們都會感到矗立在心頭的國恥，同時，我們又會想像那萬園之園的盛景。正是圓明園的這兩個身份，正是我們心頭的這兩個情結，讓我們對於圓明園該以哪種面貌示人有了不同的選擇，而這每一種選擇，決定的又不僅僅是圓明園的面貌，它還決定了我們每個人對待歷史的態度。
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葉廷芳是重修圓明園的著名反對者之一。他認為，世界上有許多以廢墟如被譽為古代世界七大奇觀的羅德島上的太陽神巨像、古希臘雅典衛城中的帕台農神廟等，它們雖是廢墟，但卻最客觀真實地把歷史鐫刻在地上，這也是一種美。對廢墟進行維修是必要的，但如果在廢墟上搞「假古董」，破壞了廢墟本身的美，是摧殘的行為。而著名建築學家、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的陳志華教授認為，即使重修圓明園，但建築材料、工藝、風格都無法真正回到過去，就不會再是那座清代名園，如此修復沒有多少意義。陳教授提出，在保留遺址的前提下，把圓明園建成公共綠地，同時，保留大水法等遺址，讓人們在休閑中受到教育。
1999年的一次交鋒是兩派辯論的一個高峰。「兩會」期間，針對一份「重現圓明園景觀」的提案，在北京市政協第九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北京市政協委員陳立群提交一份提案，建議「以股份制方式重建管理圓明園」，即「建立以國家、企業、投資人參股的股份制企業上市公司，以企業行為完成從策劃、宣傳、啟動、集資、管理的全過程」，然後，「承包給願意並有能力重建部分圓明園景觀的企業，由專家組監督實施過程，社會監督管理行為」。包括葉廷芳、李學勤、鄧友梅、梁從誡等人在內的49位全國政協委員上書提案，表示堅決反對，他們呼籲：「不能再以『修復』的名義毀掉圓明園了！」
2002年，《北京市公園條例》正式頒布。該《條例》規定：「對無法以人力再造和無法再生的自然景觀或者具有特殊歷史價值的人文景觀，禁止改變原有風貌和格局。」此《條例》出台後，爭論暫時平息，許多媒體以「圓明園不重建寫入法中」為題做了報道，此事告一段落。前不久的會議無疑在圓明園尚未平靜的湖面上擊起一片波瀾，此次由專家論證的「重修計劃」將給圓明園帶來怎樣的命運？記者就此分別采訪了羅哲文、葉廷芳和王道成。
保留派：難忘的精神
創痛與難圓的重修夢
記者：葉先生，從20世紀90年代初，您就堅決反對圓明園復修，當時您認為世界上有許多著名的歷史遺址，是以廢墟的蒼涼美而聞名於世的，如被譽為古代世界七大奇觀的羅德島上的太陽神巨像、古希臘雅典衛城中的帕台農神廟等，它們雖是廢墟，但卻最客觀真實地鐫刻了歷史。
葉廷芳：是的，我一直認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北京的圓明園廢墟和南京的萬人坑遺址是西方列強與東洋鬼子留在中華民族脊背上最創痛的傷疤。它們不僅是中國人不可忘卻的恥辱，也是整個人類永遠銘記的恥辱。當年雨果對他肇事祖國的強烈譴責，不就是人類良知發出的聲音嗎？
因此我認為應當像保護犯罪嫌疑人「作案現場」那樣保護圓明園的廢墟狀貌。這種廢墟的悲涼的滄桑感本身就是對那種以強凌弱的侵略行徑的無聲控訴，它可以喚起國人對那段祖國貧弱歷史的痛苦記憶，激發國人奮發圖強的意志和決心。因此，保護侵略者的這塊「作案現場」固然已不具有法律效率，但它具有巨大的政治意義和歷史見證價值，這種價值是一座輝煌的皇家園林所無法比擬的。正是基於這一點，它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才是最理想的。
記者：那麼可不可以這樣說，對廢墟要尊重其歷史原狀，保持其歷史的真貌，不要唐突地進行任何修繕。因為對它的任意改動都會是不完美的，歲月留在廢墟中的蒼涼美也會被復修的腳手架沖淡？
葉廷芳：不，我不這樣認為。進行維修是必要的，我所反對的是在廢墟上搞「假古董」，破壞了廢墟本身的美。從文物美學角度講，文物的價值和文物的美，就在於它的歷史原初性，這種原初性或曰原創性的美是不可復制的。為了使其保持更長時間，有時對其進行維修是難免的，但國際公認的原則是：修舊如舊。然而我們這里常見的誤區是：「修舊如新」，以為只有使它重新完整了，嶄新了，才恢復了它的價值。事實正好相反，這樣做，恰恰毀壞了它原來的價值。所以，這一二十年來全國出現的大量金碧輝煌的仿古建築，群眾普遍感到厭倦，嗤之為「假古董」。所以不難明白，為何每一次「重修圓明園」的計劃提出時，反對的呼聲馬上把它掩蓋了，理由很簡單，圓明園是一個特殊的歷史紀念地，作為遺址公園有著巨大的文物價值。
記者：2002年，《北京市公園條例》正式頒布。該《條例》規定：「對無法以人力再造和無法再生的自然景觀或者具有特殊歷史價值的人文景觀，禁止改變原有風貌和格局。」此《條例》出台後，圓明園復修與反對的爭論暫時平息，許多媒體以「圓明園不重建寫入法中」為題做了報道。那麼，您認為今天，為何新一輪的復修計劃又被提出來？此次由專家論證的「重修計劃」將給圓明園帶來怎樣的命運？
葉廷芳：圓明園作為遺址公園而存在的性質在1983和2002年國家公布的相關法規中都是明確的。這個遺址公園應該是整體的，而不是部分的。但現在正在進行的修復十分之一的努力是與「遺址公園」的精神不相符的。不錯，十分之一在比例上固然是少數，但其絕對數將是大量的。一旦這些金碧輝煌的仿古建築琳琅滿目地散落在圓明園各處，人們哪裡還感覺得到遺址的氛圍呢？哪裡還產生得了憑吊情緒呢？特別是我們的子孫，他們會不會以為，這些建築都是當年浩劫中倖存下來的呢？
看來，有些人顯然還沒有從「復建含經堂」的過程中得到應有的教訓和啟悟——新千年伊始，人們為了復建含經堂，遂著手對這座建築遺址的地基進行挖掘，結果發現，被掩埋的含經堂的地基下依然留有這座建築的結構完整、輪廓清晰、規模宏大的立體基礎的存在，而且還有少量的珍藏！這一旨在復建的挖掘因而變成了有意義的遺址發掘，它為我們應如何保護圓明園遺址提供了極好的經驗和啟示，許多專家因此而改變了復建的意圖，而主張對圓明園其他重要建築的遺址繼續進行發掘。這一事件也說明，原來已經出台的《圓明園遺址公園規劃》應當修改。然而，迄今為止，復建十分之一的計劃仍然在執行。而且，從最近的一次會議來看，人們還想把這一舉措作為申報「人類遺產」的必要條件。我認為，這樣做很可能弄巧成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有關專家們會認同我們的這種補補貼的遺址保護觀念嗎？
記者：那麼，誠如您所說，圓明園是對一段歷史最生動、真切的記錄和詮釋。可以說，任何文字性的記載，任何圖片或影像，都不能比圓明園的真實景況更真實地觸及人們的內心。保留廢墟是為了讓子孫後代看到中華民族曾經遭受的凌辱與苦難，可是假如僅僅憑借眼前的這些廢墟和它所帶來的蒼涼感，後來的參觀者能否想像得出圓明園當年一度的輝煌？沒有輝煌與蒼涼的視覺對比，對歷史的感受是不是也要受到限制？
葉廷芳：所以我認為，從功能需要出發，在園內選擇某些空地建造一定數量的房屋是必要的，例如：一座展覽館，用來展出圓明園「生前」全景模型或微縮景觀；一座藝術陳列館，用來收集並展覽圓明園倖存和回收的藝術品；一定的辦公用房以及供遊人休憩的場所等。但所有這些房屋在形式與風格上應一律與古典建築判然有別；它們應當採用現代建築的型制，並且在體量、高度與色調上都受到限制，簡單說都應當是簡朴的。
有人主張復建當年最主要、最輝煌的代表性建築如九州清晏，以起「對比作用」，此議極其荒謬。既然圓明園已正確地定位為「遺址公園」，那麼其中的任何重要建築的遺址都是無價之寶；它們是神聖的，不可觸動的！九州清晏更是遺址中的遺址，是全園的靈魂和主皋，破壞了這個遺址，勢必破壞圓明園這個將是世界上最大的遺址公園的整體格局，那將是愚蠢的犯罪行為。
如果有人實在割捨不了那個「復建」情結，不妨在圓明園以外的什麼地方復制一個圓明園，再不，可在園內的某個偏僻的地方復建一兩座代表性建築，並以圍牆將它與圓明園隔離，而有門相通，這樣也許可以滿足主修派的部分願望。
記者：在許多文物遭受了難以挽回的更新與復建的破壞之後，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意識到，對歷史文化遺存的尊重與保留是留給子孫的最大財富。因此，不難理解，保住圓明園的原貌，是當代人的歷史責任，我們有責任守住一段歷史，傳承與後人一種可觸摸的真實歷史感。可是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們有責任讓子子孫孫認識到比圓明園中的殘垣斷壁所能傳遞的信息更加豐厚的歷史意蘊和文化內涵。怎麼解決這種矛盾呢?
葉廷芳：目前人們的文物意識正在覺醒，許多人還處在覺醒的過程中，想要保護而不知如何保護，在「睡眼惺松」的情況下很容易走入誤區，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目前關於圓明園的爭論主要集中於地面建築方面。鑒於此，建議政府主管部門暫時將這一問題放一放，冷一冷（暫停十分之一的復建計劃），先把注意力集中於沒有爭議的那些保護內容，例如：主要遺址的繼續發掘（這是主要任務）；遷出占園民居（這已完成了）；整理山形水系以及建造功能用房等——不過關於整理山形水系可能還有些爭議：有人主張重新堆山造湖。我認為此議值得討論。那樣做豈不是又在復建，而不是保護遺址了？我認為只需清理出原來的脈絡即可，至於原來的狀貌可通過模型來告訴遊人。遺址，遺址，即遺留下來的狀貌！這個狀貌以1949年政府重新將圓明園管理起來為界限。保持圓明園的殘破，便是保住了歷史的真相，這才是對圓明園最大的保護。就圓明園的歷史、文化方面特殊意義而言，將保護與修復劃等號是愚昧的。
修復派：復現輝煌同樣能警戒後世
記者：羅先生，關於圓明園的問題，您在全國政協八屆一次會議上曾做過一個題為《搶救保護圓明園遺址並加以整修開放》的發言。關於圓明園的爭論被擱置了一段時間以後，您認為現在應該如何處理圓明園問題？
羅哲文：我認為，圓明園其實完全成了廢墟，地面建築除了「西洋樓」尚存一些殘件以外，幾乎一無所有，無以顯示昔日的藝術風采和建築工藝水平。因此，選擇一小部分景區和建築按原狀恢復，目的是為了加強對比教育，使人們一看便知如此精美的園林藝術瑰寶，被侵略者野蠻地破壞了，而今只剩下大片廢墟遺址。與此同時，也提供參觀，遊人得以重睹圓明園昔日藝術之芳華。雖然只是局部，也可引起昔時全部輝煌壯麗之聯想。
記者：在1993年經國務院批準的「北京城市建設總體方案」明確將圓明園一直建設成「遺址公園」，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改造與建設問題一直未能實現。眾所周知，遺址是圓明園遺留下來的實物，是文物；而公園則是大眾游樂、休憩的場所。那麼，如果復建圓明園，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遺址與公園的關系問題？
羅哲文：「遺址公園」的建設必須以遺址為依託，必須尊重遺址的內容。一是圓明園的總體布局，這是圓明園造園藝術的主要成果，現在基本保存完好；二是圓明園的山形、水系，這是園林藝術的依託基礎，總體布局的重點內容。現在的山形、水系已經遭受較大的破壞，但還有可能加以恢復；三是圓明園的園林建築，包括各種宮殿、樓台亭閣、廊廡軒榭等，這是圓明園的精華，盡管現在大部分已化為灰燼，僅存基礎，但仍可憑據僅存的遺址展現其當年的風貌；四是疊石堆山，這也是圓明園園林藝術的精華，盡管現在已大部坍塌殘損，但也還可以加以整理，使其再具觀賞和研究價值。
記者：圓明園復建是一項科學技術性很強、需要很長時間的工程，對於這樣大面積的修復工程，會不會有造「假古董」的可能？
羅哲文：關於復建，我們應該注意到，由於是選擇代表性之景點與建築，設計施工質量必須是高質量的。設計方案事先要進行科學研究，找出可靠的復原依據，包括遺址遺物、文獻資料、圖紙照片等等。施工隊伍也要高水平，精工細作，務求達到康乾時期的工藝水平。如果質量不高，將達不到預期的效果。比如圍牆是圓明園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圍牆必須堅持原狀、原材料、原結構進行修復的原則。
修復派：青史憑誰定是非？
記者：王教授，繼侯仁之、單士元、羅哲文先生之後，您力主復修圓明園，建議在對占圓明園總面積2%的西洋樓保存現狀的同時，對占圓明園總面積98%的中國園林部分進行整修，重點恢復一些富有特色的景區，使圓明園的內容更加豐富。
王道成：不錯。我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研究圓明園問題，每當我一次又一次走進圓明園，看到堆得漫天遍野的垃圾、被非法侵佔的土地、挖山填湖改造而成的農田。面對這種狀況，我提出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精心設計，精心施工，在保護好西洋樓殘跡的同時，重點恢復圓明園中國園林部分的一些富有特色的景區，再現這些景區當年的風采。
記者： 1860年的那場大火，已經讓圓明園成為中國人民心中永遠的傷痛，盡管廢墟已經結成傷疤，可是很多人還是認為圓明園不僅是中國人不可忘卻的恥辱，也是整個人類永遠銘記的恥辱。那麼您有沒有想到，改變了這些恥辱的象徵，我們還用什麼來激勵和教育後人？
王道成：我從來不認為，保留「恥辱地」就是保留對於恥辱的記憶。我們應該正視一個現實，那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圓明園，早已經不是1860年一把大火燒過的圓明園。據資料記載，英法聯軍放火燒毀圓明園之後，圓明園還曾余留16處重要景觀。應該承認，作為廢墟，圓明園在清朝還是得到了妥善的保護的。對圓明園的破壞還來自兩個重要的歷史時期，一個是民國時期，國內災亂頻仍，圓明園成了一個廢園，園內存留的文物、遺跡被洗劫一空；一個是文革時期，圓明園的管理一度陷入混亂，曾有圓明園圍牆一次拆除800餘米，一次砍伐樹木1000餘棵，一次運走石料幾十車的記載。周恩來總理也曾經提出，在適當條件下，應重新修建圓明園。
記者：那麼就是說，現在的圓明園廢墟其實早已不是當年遭受劫掠之後的圓明園？我們呼籲保護的圓明園廢墟其實僅僅是一種停留於我們的想像中的廢墟？
王道成：對，應該這樣認為。1860年，圓明園遭受第一次劫難。此後的1873年，為了迎接慈禧的四十歲生日，清政府曾經對圓明園進行了部分的修復。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北京，圓明園再次遭到破壞。辛亥革命後，圓明園無人管理，園中的遺物被一些不法官僚、政客紛紛盜走。王懷慶拆掉舍衛城、安佑宮以及西洋樓的石料修建自己的達園，張作霖修建墓地也是從圓明園運去的漢白玉石料。新中國成立後，一些單位和個人也不同程度地去用了圓明園的遺物。現在我們在北京的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圓明園的遺物，如，北京大學辦公樓前的華表二根、漢白玉麒麟一對、未名湖的翻尾石魚；頤和園東宮門外的雲龍陛石、仁壽殿前的銅狻猊；北京圖書館樓前的華表一對、石碑兩塊、昆侖石一塊；中山公園的蘭亭八柱等。1984年，在上海也發現了圓明園的遺物，據說是李鴻章搬去的。現在的圓明園同1860年被大火焚毀後的圓明園在各種意義上都是不一樣的。

Ⅳ 圓明園皇家廟會的爭議

2010年首屆還將以「走進圓明園,體驗皇家生活」為主題。消息出來後,立即引發了爭議。
民俗學家趙書說，圓明園皇家廟會歷史悠久，尤其是乾隆年間，皇帝在園內除了宴賞王公大臣和外國使臣外，還要舉辦燈戲、摔跤、馬術、雜技、火戲表演等各種活動。如今的圓明園是公共場所，在此舉辦皇家廟會並沒有什麼不妥。
媒體評論員張彬認為，圓明園走了一條探索文物保護的新路。商業資源是文物古跡可以善加利用的重要資源。長期以來，我國文物保護事業飽受資金匱乏等問題的困擾。很多文物古跡往往採取提高票價的方式來達到收支平衡，卻忽略了文物景點潛在的商業價值。在圓明園舉辦皇家廟會，可以吸引更多人前去參觀，一方面可以增加園區收入，讓文物保護更有「底氣」，另一方面可以進一步擴大圓明園的社會教育功能。
圓明園皇家廟會也遭到了不少專家的反對。民俗專家劉錫誠認為，在圓明園辦廟會要慎重，需要進行充分論證。「圓明園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不是廟會舉辦地，我不贊成什麼地方都辦廟會。」劉錫誠對記者說。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王道成說，圓明園遺址深深烙刻著「國恥」二字，辦皇家廟會太不適合。廟會是民間的活動，圓明園歷史上也沒有廟會，只有「買賣街」，但與民間廟會迥異。所謂「皇家廟會」，純屬一種子虛烏有的噱頭。這些活動不應在遺址公園里開展。「圓明園是中華民族的恥辱之地，在加強保護的基礎上應該保持應有的肅穆。聽說廟會期間每天都會有演員扮演的『皇帝』率領文武大臣沿街進行巡視，這與圓明園遺址的整個氛圍不相符。」王道成說。
散文作家韓小蕙認為，圓明園是中華民族的一個文化符號。提起圓明園，人們就會想到歷史上西方列強對中華民族的侵略和蹂躪。如今，商業行為無孔不入，文化和歷史在利益、金錢面前一再後退。作為中華民族的子孫，我們應該有歷史和文化底線。在一個曾經承載著奇恥大辱、痛苦記憶的地方，辦吃喝玩樂的廟會，全世界的中華民族子孫會怎麼想？
學者杜獻洲表示，開發中國傳統文化，應該有所顧忌。哪些地方可以開發，哪些地方只能很好地保護，需要區別對待。即使進行開發，也要仔細分析文物古跡的文化內涵和其承載的歷史信息，不能單純為了經濟利益而開發。「不是每個文物古跡都能拿來賺錢。」杜獻洲說。

Ⅳ 李蓮英的墓地在什麼地方

李蓮英的墓地在呢
李蓮英（1848年11月12日－1911年3月4日），河北河間府大城縣李家村人，咸豐七年（1857年）由鄭親王端華府送進皇宮當太監，是晚清一個著名的太監。李蓮英在清官長達五十二年，是慈禧太後最寵信的貼身太監，也是有清一代品位最高、權勢最大、財富員多、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大宦官。

宣統三年（1911年），李蓮英因病而死，後葬於太監墓地北京阜成門外思濟庄。 李蓮英死時，得到清朝宮廷的1000兩白銀，在北京恩濟庄的太監墓地修造了一座豪華墳墓。李蓮英的墳墓早在30年前就被破壞了，只有墓誌銘的拓片保留了下來。
清朝太監李蓮英的墓地在什麼地方？
李連英死時，得到清朝宮廷的1000兩白銀，在北京恩濟庄的太監墓地修造了一座豪華墳墓。李連英的墳墓早在30年前就被破壞了，只有墓誌銘的拓片保留了下來。

李蓮英墓中的寶藏去哪了
李蓮英在建墳時耗資巨大，不惜任何代價，動員數千民工。從周圍百里外村莊收買了大量雞蛋，完全要蛋白不要蛋黃，用蛋白拌石灰，江米粥灌漿，修築整個墳塋。有人曾對李蓮英的「雞蛋墳」吟詩一首：「馬鬣封頭雞卵墳，黎民血淚染石灰。可嘆蓮公達顯宦，焉與三寶共爭輝？」詩中的「三寶」指的就是「三寶太監」鄭和。都傳說北京有座鄭和衣冠冢，李蓮英對鄭和無限崇仰，每年清明節都要到鄭和的墓前朝拜。李蓮英生前安排埋葬此處的目的就是為了與鄭和齊名後世。

1966年，李蓮英的墳墓被「造反派」們發現砸開，在墓中發現了許多價值連城的陪葬品。其中的一顆鑽石帽飾，比英國女王伊麗莎白戴的那顆還大，另外還有三件寶物：漢朝的青玉土浸劍、滿黃浸玉鐲，宋代的青玉褐浸環，都堪稱無價。但令人吃驚且奇怪的是棺槨里只有一顆腐爛干凈的骷髏頭！頭部以下的被子里空空盪盪，連一節小骨頭也沒有！李蓮英的軀干去了哪裡，至今仍是一個謎。李蓮英死後，民間還曾經傳說，其家人在李蓮英入葬後，為他安裝了一個木質的生殖器，此說廣為流傳，但是真是假，也隨著李蓮英身體的不見蹤影而永遠得不到答案了，李蓮英墓的謎團更為離奇。
李蓮英死因之謎 為何墓中身首異處
從1984年開始，佟洵展開了對李蓮英死因的調查。她發現，據現存史料記載，李蓮英是因病而終，但這無疑與李蓮英棺木中的景象是矛盾的。

偶然的一次，佟洵發現了史料中的一個疑點，隨後她又相繼發現了一些可疑的地方。終於，佟洵做出了一個令社會嘩然的推斷，李蓮英是被人害死的。這一觀點的提出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爭論聲不絕於耳…… 史料記載，李蓮英的死因不明 1984年7月的一天，一名中年女性來到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借閱檔案。這位女士名叫佟洵，她正著手准備畢業論文,選擇的人物是清朝太監李蓮英。 對於李蓮英離開皇宮之後的生活狀況，種種史料都有著幾乎雷同的記載。那就是李蓮英因病而終，並沒有任何意外發生。但問題卻在於，假 如李蓮英果真是壽終正寢，又該如何解釋其墓中身首異處的現實呢？ 一天，當佟洵又一次讀到李蓮英的墓誌銘時，發現其中一處模稜兩可的表述：他的墓誌銘用了一個隕字，隕就是死了的意思，但沒有病死的含義。此外，佟洵還發現，雖然相關史料中都提到李蓮英是因病而終，但對他的病因卻隻字未提。 1985年，佟洵發表文章《李蓮英死因之謎》。文章中，不僅首次披露了1966年挖掘李蓮英之墓的全過程，以及李蓮英身首異處的真相，更提出了李蓮英死於非命的觀點。但在學界，卻有不同的聲音。唐益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員。這些年來，他幾乎翻閱了全部的清代太監檔案。對於李蓮英究竟是否死於非命，他並沒有給出肯定或否定的評斷，但他認為，在那些流傳於民間的種種說法中，有諸多值得商榷之處。 在唐益年眼中，機警圓滑的李蓮英絕不可能是被宮中仇敵所殺。唐益年認為，在清朝開國之初，順治皇帝就立了一個鐵牌，規定了太監不許干預朝政，所以李蓮英根本不可能參與朝廷內的黨派之爭，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可能得罪了革命黨人，等他臨死出宮時，對於政事更沒影響了，所以殺他沒任何意義。同時唐益年還認為，李蓮英被悍匪殺死於討債路上的故事更是杜撰。無論是李蓮英的財富地位，還是他離宮後歲過甲子的年齡，都不可能親自出門討要債務。 研究員稱，李蓮英被殺於後海 爭論沒有結果，新的聲音卻再次出現。1990年，《縱橫》雜志刊登了一篇名為《李蓮英身首異處之謎》的文章。這篇文章出自北京文史研究館已故研究員顏儀民。他在文中不僅肯定了李蓮英被人殺害，而且詳細描述了李蓮英被殺的細節：李蓮英在出宮後，一直住在護國寺棉花胡同的一所自家宅院內，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一天，李蓮英突然接到一張請帖，發帖之人是清末第一號實權人物，袁世凱的紅人，九門提督———江朝宗。請帖中說，要請李蓮英在什剎海會賢堂吃飯。面對這張非同一般的請帖，李蓮英猶豫不定。權衡半天，李蓮英最後決定：准時赴宴。不過，他萬萬沒料到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暗算。事後，其家人在後海找到了李蓮英的頭顱，身軀卻不知下落。 文中，作者字里行間中提到的兩個人難逃干係，一位是請客人———江朝宗，另外一位則是太監小德張。小德張，清末又一位名噪一時的太監。因為得到隆裕皇太後寵愛，成為二品太監總管。顏儀民文中多次強調：小德張是李蓮英的死敵。 文章刊登後，李蓮英被殺於後海的說法開始流行。但更大的爭論也應聲而起。有專家認為故事的細節不合邏輯，因為按古代來說，行刺都是提著腦袋走，沒有留下腦袋扛著身子走的，而且唐益年再次以史料為據，首先排除了江朝宗的嫌疑。「江朝宗是在宣統二年（1910年）任陝西漢中鎮總兵，一直到民國二年（1912年）才從陝西回到北京，擔任北洋政府的北京衛戍司令，李蓮英死在宣統三年（1911年），這時江朝宗還遠在幾千里之外當總兵，怎麼去殺李蓮英呢？」 同時，唐益年也對文中所講的，小德張是李蓮英死敵的說法，表示不敢苟同。「小德張比李蓮英小很多，他是在李蓮英出宮後，隆裕皇後當上太後時才慢慢得勢，而且小德張從入宮一直到他出宮，從來沒在慈禧太後身邊當過差，所以兩人之間根本沒有利害沖突。」 爭論不休，李蓮英之死謎底未解 王道成，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研究員，他對顏儀民的講述也表示了異議。依照檔案記載，江朝宗當時並不在京，那麼李蓮英是與江朝宗吃飯之後被殺的說法，就有了明顯疑點。但是，顏儀民卻為自己的說法，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證明：這一切他是親耳聽江朝宗之子江寶倉講述的。 顏儀民滿姓葉赫顏扎，他在文中稱，其家族也曾是清王朝時期的大戶人家，其叔父毓賢曾為山東巡撫，而父親毓泰曾經就是江朝宗的機要秘書。顏儀民說，正是兩家這樣的淵源，他和江朝宗的兒子江寶倉成為了忘年交。而江寶倉對李蓮英被害一事毫無顧忌，不僅向顏儀民講述了後海的事發經過，甚至泄露了其中隱情：「李蓮英被殺後，次日一大早，李蓮英的弟弟就跑到江府來稟報，江朝宗當時還故作鎮靜。」 顏儀民認為，江朝宗這種明知故問的態度，完全說明了他與李蓮英在後海被殺有關。然而，這個證據也遇到了質疑。為了說明小德張和李蓮英素有嫌怨，顏儀民在文中說，小德張曾奏請隆裕太後下令查辦李蓮英的財產。 但王道成認為，「李蓮英已經退休了，退休後他為什麼還把300萬兩銀子放在宮里？據《老太監的回憶》記載，慈禧太後去世後，李蓮英就把他收藏在宮里的80萬兩金條抬到了住處，另外的親屬有100多人，他把財產按親疏關系都分給他們，那麼那些太監們怎麼可能再來打他的主意？」 這處例證也許有失嚴謹，那麼是否影響整篇文章的真實性？由於顏儀民先生已於2003年時故去，所以已經無法聽到他親口講述曾經的所見所聞，而94年前，發生在後海那驚險一幕的真實性，也只能等待繼續考證。 從1985年佟洵發表《李蓮英死因之謎》至今，整整20年間，關於李蓮英死因的爭論一直不絕於耳。多年後，李蓮英之死的謎底或許有全部揭開的一天。 另類說法 李蓮英死因的種種傳說 在民間，關於李蓮英之死有多種說法。有傳說，他死於革命黨之手。因為李蓮英正好死在辛亥革命時期。此外，有傳言說李蓮英被宮中的仇敵所害，也有人說他被殺死在去山東討債的路上。 但李蓮英的過繼孫女李樂正說，祖父死於痢疾，得病三四天就突然死亡。但有專家懷疑了這種解釋，因為按1911年3月4日來講，正是初春季節，這個季節得痢疾讓人費解。 對於這些不同版本的傳言，雖然都沒有找到李蓮英被殺的直接證據，但專家認為，那些史料中模糊的記載，以及散布於民間的傳聞，以至李蓮英後人言語中的破綻，都已經暗示了李蓮英之死的種種蹊蹺。
最後一個太監李蓮英之墓究竟在哪
李蓮英的目的在北京恩濟庄的太監墓地修造了一座豪華墳墓。不過李蓮英的墳墓早在30年前就被破壞了，只有墓誌銘的拓片保留了下來

Ⅵ 李蓮英死於何時葬在何處

蓮英死於宣統三年，時年64歲。李蓮英死時，得到清朝宮廷的1000兩白銀，在北京恩濟庄的太監墓地修造了一座豪華墳墓。李蓮英的墳墓早在30年前就被破壞了，只有墓誌銘的拓片保留了下來。

佟洵，女，1945年6月生， 1969年畢業於北京師院歷史系。現任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歷史學教授，北京聯合大學民族與宗教研究所所長，兼任中國宗教學會理事。
從1984年開始，佟洵展開了對李蓮英死因的調查。她發現，據現存史料記載，李蓮英是因病而終，但這無疑與李蓮英棺木中的景象是矛盾的。
偶然的一次，佟洵發現了史料中的一個疑點，隨後她又相繼發現了一些可疑的地方。終於，佟洵做出了一個令社會嘩然的推斷，李蓮英是被人害死的。這一觀點的提出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爭論聲不絕於耳……

史料記載，李蓮英的死因不明
1984年7月的一天，一名中年女性來到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借閱檔案。這位女士名叫佟洵，她正著手准備畢業論文,選擇的人物是清朝太監李蓮英。
對於李蓮英離開皇宮之後的生活狀況，種種史料都有著幾乎雷同的記載。那就是李蓮英因病而終，並沒有任何意外發生。但問題卻在於，假
如李蓮英果真是壽終正寢，又該如何解釋其墓中身首異處的現實呢？
一天，當佟洵又一次讀到李蓮英的墓誌銘時，發現其中一處模稜兩可的表述：他的墓誌銘用了一個隕字，隕就是死了的意思，但沒有病死的含義。此外，佟洵還發現，雖然相關史料中都提到李蓮英是因病而終，但對他的病因卻隻字未提。
1985年，佟洵發表文章《李蓮英死因之謎》。文章中，不僅首次披露了1966年挖掘李蓮英之墓的全過程，以及李蓮英身首異處的真相，更提出了李蓮英死於非命的觀點。但在學界，卻有不同的聲音。唐益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員。這些年來，他幾乎翻閱了全部的清代太監檔案。對於李蓮英究竟是否死於非命，他並沒有給出肯定或否定的評斷，但他認為，在那些流傳於民間的種種說法中，有諸多值得商榷之處。
在唐益年眼中，機警圓滑的李蓮英絕不可能是被宮中仇敵所殺。唐益年認為，在清朝開國之初，順治皇帝就立了一個鐵牌，規定了太監不許干預朝政，所以李蓮英根本不可能參與朝廷內的黨派之爭，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可能得罪了革命黨人，等他臨死出宮時，對於政事更沒影響了，所以殺他沒任何意義。同時唐益年還認為，李蓮英被悍匪殺死於討債路上的故事更是杜撰。無論是李蓮英的財富地位，還是他離宮後歲過甲子的年齡，都不可能親自出門討要債務。

研究員稱，李蓮英被殺於後海
爭論沒有結果，新的聲音卻再次出現。1990年，《縱橫》雜志刊登了一篇名為《李蓮英身首異處之謎》的文章。這篇文章出自北京文史研究館已故研究員顏儀民。他在文中不僅肯定了李蓮英被人殺害，而且詳細描述了李蓮英被殺的細節：李蓮英在出宮後，一直住在護國寺棉花胡同的一所自家宅院內，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一天，李蓮英突然接到一張請帖，發帖之人是清末第一號實權人物，袁世凱的紅人，九門提督———江朝宗。請帖中說，要請李蓮英在什剎海會賢堂吃飯。面對這張非同一般的請帖，李蓮英猶豫不定。權衡半天，李蓮英最後決定：准時赴宴。不過，他萬萬沒料到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暗算。事後，其家人在後海找到了李蓮英的頭顱，身軀卻不知下落。
文中，作者字里行間中提到的兩個人難逃干係，一位是請客人———江朝宗，另外一位則是太監小德張。小德張，清末又一位名噪一時的太監。因為得到隆裕皇太後寵愛，成為二品太監總管。顏儀民文中多次強調：小德張是李蓮英的死敵。
文章刊登後，李蓮英被殺於後海的說法開始流行。但更大的爭論也應聲而起。有專家認為故事的細節不合邏輯，因為按古代來說，行刺都是提著腦袋走，沒有留下腦袋扛著身子走的，而且唐益年再次以史料為據，首先排除了江朝宗的嫌疑。「江朝宗是在宣統二年（1910年）任陝西漢中鎮總兵，一直到民國二年（1912年）才從陝西回到北京，擔任北洋政府的北京衛戍司令，李蓮英死在宣統三年（1911年），這時江朝宗還遠在幾千里之外當總兵，怎麼去殺李蓮英呢？」
同時，唐益年也對文中所講的，小德張是李蓮英死敵的說法，表示不敢苟同。「小德張比李蓮英小很多，他是在李蓮英出宮後，隆裕皇後當上太後時才慢慢得勢，而且小德張從入宮一直到他出宮，從來沒在慈禧太後身邊當過差，所以兩人之間根本沒有利害沖突。」

爭論不休，李蓮英之死謎底未解
王道成，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研究員，他對顏儀民的講述也表示了異議。依照檔案記載，江朝宗當時並不在京，那麼李蓮英是與江朝宗吃飯之後被殺的說法，就有了明顯疑點。但是，顏儀民卻為自己的說法，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證明：這一切他是親耳聽江朝宗之子江寶倉講述的。
顏儀民滿姓葉赫顏扎，他在文中稱，其家族也曾是清王朝時期的大戶人家，其叔父毓賢曾為山東巡撫，而父親毓泰曾經就是江朝宗的機要秘書。顏儀民說，正是兩家這樣的淵源，他和江朝宗的兒子江寶倉成為了忘年交。而江寶倉對李蓮英被害一事毫無顧忌，不僅向顏儀民講述了後海的事發經過，甚至泄露了其中隱情：「李蓮英被殺後，次日一大早，李蓮英的弟弟就跑到江府來稟報，江朝宗當時還故作鎮靜。」
顏儀民認為，江朝宗這種明知故問的態度，完全說明了他與李蓮英在後海被殺有關。然而，這個證據也遇到了質疑。為了說明小德張和李蓮英素有嫌怨，顏儀民在文中說，小德張曾奏請隆裕太後下令查辦李蓮英的財產。
但王道成認為，「李蓮英已經退休了，退休後他為什麼還把300萬兩銀子放在宮里？據《老太監的回憶》記載，慈禧太後去世後，李蓮英就把他收藏在宮里的80萬兩金條抬到了住處，另外的親屬有100多人，他把財產按親疏關系都分給他們，那麼那些太監們怎麼可能再來打他的主意？」
這處例證也許有失嚴謹，那麼是否影響整篇文章的真實性？由於顏儀民先生已於2003年時故去，所以已經無法聽到他親口講述曾經的所見所聞，而94年前，發生在後海那驚險一幕的真實性，也只能等待繼續考證。
從1985年佟洵發表《李蓮英死因之謎》至今，整整20年間，關於李蓮英死因的爭論一直不絕於耳。多年後，李蓮英之死的謎底或許有全部揭開的一天。

另類說法

李蓮英死因的種種傳說
在民間，關於李蓮英之死有多種說法。有傳說，他死於革命黨之手。因為李蓮英正好死在辛亥革命時期。此外，有傳言說李蓮英被宮中的仇敵所害，也有人說他被殺死在去山東討債的路上。
但李蓮英的過繼孫女李樂正說，祖父死於痢疾，得病三四天就突然死亡。但有專家懷疑了這種解釋，因為按1911年3月4日來講，正是初春季節，這個季節得痢疾讓人費解。
對於這些不同版本的傳言，雖然都沒有找到李蓮英被殺的直接證據，但專家認為，那些史料中模糊的記載，以及散布於民間的傳聞，以至李蓮英後人言語中的破綻，都已經暗示了李蓮英之死的種種蹊蹺。

Ⅶ 清朝的大太監李蓮英的死亡之謎，他為什麼會身首異處

從1984年開始，佟洵展開了對李蓮英死因的調查。她發現，據現存史料記載，李蓮英是因病而終，但這無疑與李蓮英棺木中的景象是矛盾的。

偶然的一次，佟洵發現了史料中的一個疑點，隨後她又相繼發現了一些可疑的地方。終於，佟洵做出了一個令社會嘩然的推斷，李蓮英是被人害死的。這一觀點的提出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爭論聲不絕於耳……

史料記載，李蓮英的死因不明

1984年7月的一天，一名中年女性來到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借閱檔案。這位女士名叫佟洵，她正著手准備畢業論文,選擇的人物是清朝太監李蓮英。

對於李蓮英離開皇宮之後的生活狀況，種種史料都有著幾乎雷同的記載。那就是李蓮英因病而終，並沒有任何意外發生。但問題卻在於，假
如李蓮英果真是壽終正寢，又該如何解釋其墓中身首異處的現實呢？

一天，當佟洵又一次讀到李蓮英的墓誌銘時，發現其中一處模稜兩可的表述：他的墓誌銘用了一個隕字，隕就是死了的意思，但沒有病死的含義。此外，佟洵還發現，雖然相關史料中都提到李蓮英是因病而終，但對他的病因卻隻字未提。

1985年，佟洵發表文章《李蓮英死因之謎》。文章中，不僅首次披露了1966年挖掘李蓮英之墓的全過程，以及李蓮英身首異處的真相，更提出了李蓮英死於非命的觀點。但在學界，卻有不同的聲音。唐益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員。這些年來，他幾乎翻閱了全部的清代太監檔案。對於李蓮英究竟是否死於非命，他並沒有給出肯定或否定的評斷，但他認為，在那些流傳於民間的種種說法中，有諸多值得商榷之處。

在唐益年眼中，機警圓滑的李蓮英絕不可能是被宮中仇敵所殺。唐益年認為，在清朝開國之初，順治皇帝就立了一個鐵牌，規定了太監不許干預朝政，所以李蓮英根本不可能參與朝廷內的黨派之爭，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可能得罪了革命黨人，等他臨死出宮時，對於政事更沒影響了，所以殺他沒任何意義。同時唐益年還認為，李蓮英被悍匪殺死於討債路上的故事更是杜撰。無論是李蓮英的財富地位，還是他離宮後歲過甲子的年齡，都不可能親自出門討要債務。

研究員稱，李蓮英被殺於後海

爭論沒有結果，新的聲音卻再次出現。1990年，《縱橫》雜志刊登了一篇名為《李蓮英身首異處之謎》的文章。這篇文章出自北京文史研究館已故研究員顏儀民。他在文中不僅肯定了李蓮英被人殺害，而且詳細描述了李蓮英被殺的細節：李蓮英在出宮後，一直住在護國寺棉花胡同的一所自家宅院內，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一天，李蓮英突然接到一張請帖，發帖之人是清末第一號實權人物，袁世凱的紅人，九門提督———江朝宗。請帖中說，要請李蓮英在什剎海會賢堂吃飯。面對這張非同一般的請帖，李蓮英猶豫不定。權衡半天，李蓮英最後決定：准時赴宴。不過，他萬萬沒料到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暗算。事後，其家人在後海找到了李蓮英的頭顱，身軀卻不知下落。

文中，作者字里行間中提到的兩個人難逃干係，一位是請客人———江朝宗，另外一位則是太監小德張。小德張，清末又一位名噪一時的太監。因為得到隆裕皇太後寵愛，成為二品太監總管。顏儀民文中多次強調：小德張是李蓮英的死敵。

文章刊登後，李蓮英被殺於後海的說法開始流行。但更大的爭論也應聲而起。有專家認為故事的細節不合邏輯，因為按古代來說，行刺都是提著腦袋走，沒有留下腦袋扛著身子走的，而且唐益年再次以史料為據，首先排除了江朝宗的嫌疑。「江朝宗是在宣統二年（1910年）任陝西漢中鎮總兵，一直到民國二年（1912年）才從陝西回到北京，擔任北洋政府的北京衛戍司令，李蓮英死在宣統三年（1911年），這時江朝宗還遠在幾千里之外當總兵，怎麼去殺李蓮英呢？」

同時，唐益年也對文中所講的，小德張是李蓮英死敵的說法，表示不敢苟同。「小德張比李蓮英小很多，他是在李蓮英出宮後，隆裕皇後當上太後時才慢慢得勢，而且小德張從入宮一直到他出宮，從來沒在慈禧太後身邊當過差，所以兩人之間根本沒有利害沖突。」

爭論不休，李蓮英之死謎底未解

王道成，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研究員，他對顏儀民的講述也表示了異議。依照檔案記載，江朝宗當時並不在京，那麼李蓮英是與江朝宗吃飯之後被殺的說法，就有了明顯疑點。但是，顏儀民卻為自己的說法，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證明：這一切他是親耳聽江朝宗之子江寶倉講述的。

顏儀民滿姓葉赫顏扎，他在文中稱，其家族也曾是清王朝時期的大戶人家，其叔父毓賢曾為山東巡撫，而父親毓泰曾經就是江朝宗的機要秘書。顏儀民說，正是兩家這樣的淵源，他和江朝宗的兒子江寶倉成為了忘年交。而江寶倉對李蓮英被害一事毫無顧忌，不僅向顏儀民講述了後海的事發經過，甚至泄露了其中隱情：「李蓮英被殺後，次日一大早，李蓮英的弟弟就跑到江府來稟報，江朝宗當時還故作鎮靜。」

顏儀民認為，江朝宗這種明知故問的態度，完全說明了他與李蓮英在後海被殺有關。然而，這個證據也遇到了質疑。為了說明小德張和李蓮英素有嫌怨，顏儀民在文中說，小德張曾奏請隆裕太後下令查辦李蓮英的財產。

但王道成認為，「李蓮英已經退休了，退休後他為什麼還把300萬兩銀子放在宮里？據《老太監的回憶》記載，慈禧太後去世後，李蓮英就把他收藏在宮里的80萬兩金條抬到了住處，另外的親屬有100多人，他把財產按親疏關系都分給他們，那麼那些太監們怎麼可能再來打他的主意？」

這處例證也許有失嚴謹，那麼是否影響整篇文章的真實性？由於顏儀民先生已於2003年時故去，所以已經無法聽到他親口講述曾經的所見所聞，而94年前，發生在後海那驚險一幕的真實性，也只能等待繼續考證。

從1985年佟洵發表《李蓮英死因之謎》至今，整整20年間，關於李蓮英死因的爭論一直不絕於耳。多年後，李蓮英之死的謎底或許有全部揭開的一天。

Ⅷ 邯鄲的建城史

邯鄲建城史已逾3000年（中華文物）

本報訊 根據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鄭孝燮先生的建議，受邯鄲市人民政府委託，西北大學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組織專家組，於近日在邯鄲市召開學術討論會，對邯鄲建城年代進行研討、論證。會議認為：邯鄲建城史已逾3000年。
會議主席由西北大學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大辭典編輯委員會執行主編羅亞蒙先生擔任，出席會議的各學科專家有：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吳榮曾先生，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孟世凱先生，古園林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道成先生，城市歷史地理專家、西北大學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教授李健超先生，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商末斷代專家、西北大學博物館館長周曉陸先生，考古專家、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長謝飛先生，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河北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沈長雲先生，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所長孫繼民先生，河北省文物專家組成員、邯鄲市博物館館長郝良真先生。因故未能出席會議的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孝聰先生會前通過電話表述了邯鄲在商末可能已有城邑的學術觀點。
與會專家首先聽取了郝良真先生關於邯鄲城起源的論述，回顧了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侯仁之先生等有關邯鄲建城的研究成果，然後從古文獻記載、考古材料、古文字、歷史地理背景、皇家園林與城市的關系等各個方面進行了自由、充分地討論。
專家論證意見：
（1）歷史時期，邯鄲處在太行山東麓、黃河西岸的洪積一沖積扇與平原的交接地帶，七八千年前已有較為發達的農業，在商代中晚期，有形成城邑的地理條件和物質基礎。尤其離宮別館的出現，表明當時邯鄲可能已形成城邑。
（2）商王都邢（今邢台）、都殷（今安陽）的數百年間，邯鄲為京畿之地，且處於殷都通往北方的交通要道，在商代中晚期有形成城邑的歷史必然性。
（3）澗溝一帶，居於古拘水（今渚河）、牛首河（今沁河）之間，地勢略高，符合中國古代城址選擇的一般規律，且有初步的考古資料，有可能是邯鄲早期的城址。
學術結論與建議：
與會專家認為，參照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所推斷的年代（武王滅商為公元前1046年），可對邯鄲的建城年代作出如下結論：
（1）邯鄲的城邑在商代晚期已經興起，距今已逾3000年。時間幅度：距今3050年至3100年。
（2）如果甲骨文中「甘」的地望可以進一步論證並確定在邯鄲，邯鄲的城市史可以往前推到商代武丁時期（距今3250年左右）。
在中共邯鄲市委、邯鄲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此次學術討論會取得了階段性成果。鑒於邯鄲在中國歷史上佔有的重要地位，與會專家建議：邯鄲市政府進一步支持學術界，在已取得的成果的基礎上，做好古城址的考古工作，盡快展開有關邯鄲城市興起、發展、變遷的學術研究。
（西彥文）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0年04月18日第三版)

Ⅸ 康熙是屬蛇還是屬馬

康熙屬馬。

康熙屬馬乾隆屬兔揭密清朝皇帝屬相以何為標准

清朝皇帝的屬相以何為標准？清史和民俗專家介紹說「是從大年初一開始算起」。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王道成介紹，清朝皇帝的屬相，在清朝皇家檔案中都有記載，這些檔案現在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普通百姓可以從史書中查到清朝歷代皇帝的屬相。比如說，康熙和雍正都屬馬、乾隆屬兔等。
王道成說：「清朝皇帝的屬相，都是從大年初一開始算，這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傳統。立春則是一個很有意義的重要節氣。」
北京民協民俗委員會副主任、民俗專家王作楫介紹，屬相在中華各民族中都有，清朝皇帝雖然是滿族人，但也都有屬相。他說：「這一點上皇帝和老百姓是平等的。比如說，老百姓不能穿帶有龍圖案的衣服，但如果他屬龍，那皇帝拿這個也沒辦法。」 姓名：愛新覺羅·玄燁出生：順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八日

屬相：馬卒年：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

享年：68歲謚號：仁皇帝

廟號：聖祖陵寢：景陵（清東陵）

Ⅹ 李蓮英是怎麼死的

歷史上說是病死的，但是因為死後他屍和頭分兩處了有可能是被殺死的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慈禧死於北京西苑的儀鸞殿。李蓮英辦理完慈禧的喪事，於宣統元年二月初二，離開生活了51年的皇宮。當時內宮主政的隆裕太後，為感謝他在宮中服役多年，准其「原品休致」，就是帶原薪每月六十兩白銀退休。 圍繞李蓮英出宮和他的身後事，又有許多傳說。有人說他是看到光緒弟弟載灃監國攝政，恐遭報復退居宮外；也有人說，李蓮英死後，宮中太監紛紛搶奪他的遺產，隆裕太後將財產全部充公；還有人說，李蓮英生前得罪了許多人，出宮後深居簡出，但最終還是被人在後海附近暗殺。 類似傳說雖十分盛行，但從當時清宮對李蓮英出宮及死後的安排來看，這些傳說都無法令人置信。 作為一個太監，李蓮英的身份極為卑賤。不同的是，由於慈禧太後的賞識和寵愛，他享受到了皇宮太監前所未有的權力和地位，金錢財富也滾滾而來。但也正因與慈禧的這層特殊關系，他成為中國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人物之一。 李蓮英死時，得到清朝宮廷的1000兩白銀，在北京恩濟庄的太監墓地修造了一座豪華墳墓。李蓮英的墳墓早在30年前就被破壞了，只有墓誌銘的拓片保留了下來。 李蓮英死於宣統三年，時年64歲。這時，綿延了二百多年的清王朝已是風雨飄搖，滅亡只在旦夕之間但是另有一種說法是;是被彭家珍 暗殺的。彭家珍(1887一1912)，字席儒，四川金堂人。成都陸軍武備學堂畢業。1910年夏，加入同盟會。1912年11月中旬任同盟會京、津、保支部軍事部長，准備用炸彈擊斃宗社良弼，以此促使清廷早日崩潰，彭為此寫下"絕命書"。1912年1月26日，彭喬裝至西四北紅羅廠良宅，借送名片炸斷良弼左腿，彭自己當場犧牲，時年23歲。良弼傷重，於兩天後死去。紅羅廠刺殺事件之後，清王室貴族再無人敢公開反對清帝退位。 但是在刺殺宗社良弼前2個月彭家珍就到了北京勘察地形。而北京西四北大紅羅場胡同離李蓮英住的棉花胡同八十三號就1.1公里。 彭家珍在勘察完地形後想先找個熟悉宮內地形的人問下清王朝守衛情況。因1910年，汪精衛攜陳璧君、喻 培倫等人來到北京以開照相館為掩護，圖謀刺殺溥儀的父親、清王朝攝政王載灃沒成功清王朝守衛森嚴。考慮到太監李蓮英家守衛並不嚴。於（1911年）農歷二月初四夜晚在西城棉花胡同八十三號門口碰到去喝壽酒從外歸來的李蓮英。並綁架了李蓮英。在沒問出結果後在野外殺死了李蓮英並把他的頭顱帶回扔回西城棉花胡同八十三號以此警告清王室貴族看誰敢公開反對清帝退位。清王室對此事自然是避而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