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教授韋森

①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導師怎麼選

摘要 嚴立新教授

② 移民美國有必要嗎

移民是否必要並不是絕對的，中國有中國的優勢，美國有美國的優勢。大部分移民客戶選擇移民的原因不盡相同，但大體可以分為以下6種。如果其中一種或者幾種是你所不能接受的，那麼移民可是對你來說就是必要的。

曾有數據顯示，2010年時中國在海外的華人華僑數量已超過4500萬。僅是2012年，獲得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四個國家永久居留權的中國人總數就達到了15.2萬人。與此同時，准備移民的國人數量仍在持續增長。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公布的《國際人才藍皮書：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4)》顯示，截至到2013年，中國海外移民存量已達到934.3萬人，23年增長了128.6%。中國已經從1990年的全球第七大移民輸出國，上升為目前的第四位。

移民必要理由之一：無可遏制的污染將國人越推越遠

根據環境保護監測中心的數據顯示，在2014年2月的28天中，北京僅有7天的空氣質量等級不在「污染」行列。其中20日—26日，北京的全部檢測區域都被意味著嚴重污染的「深褐色」覆蓋，PM2.5指數在175-185之間。

調查中顯示，環境污染成為近年來促使國人選擇去國外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次調查中，就有七成的人將此作為主要的「離開理由」。

2013年6月，中國疾控中心專家團隊出版的研究成果《淮河流域水環境與消化道腫瘤死亡圖集》(數字版)，首次證實了癌症高發與水污染的直接關系。「口罩中國」、「搶水事件」等在一個又一個城市重復上演，「癌症村」、「致命水」的報道讓民眾不寒而慄。「污染」，既是中國過去經濟發展模式的代價，也是現在生存發展遭遇困境的象徵，這些灰霾和毒素將很多曾經在這片秀美土地上生活的國人，推得越來越遠。

移民必要理由之二：不能承受房價之重

根據美國《財富》雜志網站報道，在「2013年全球房價漲幅最大的國家或地區」排名中，迪拜以房價年漲幅28.5%位列第一，中國內地、中國香港以及台灣分別以房價年漲幅21.6%、16.1%和15.4%位列二、三、四位。

內地房價的漲幅遠超排名第十位的美國，更是將增幅10%的英國、9.3%的澳大利亞遠遠地甩在了後面。因此，這些國家想當然的成為中國人選擇海外置業時的考量對象。

「現在傳統的投資熱門地區，美加澳英走的都是這個路線。對於已經習慣了北京、上海高房價的中國人來說，突然發現紐約、倫敦、悉尼的房子也沒那麼遙不可及，與配套環境和社會資源相比，國外的房子真不算太貴。」陳聰說。

移民必要理由之三：恐懼舌尖上的「化學實驗室」

這幾年發生在食品、葯品領域里的各種『門』或者『事件』太多了。每天都不用特意去搜索，電視、網路里的新聞，甚至是手機里的『段子』，關於某某食品添加劑超標、有毒或者致癌，某某葯品造假、甚至致死等的消息從沒間斷過。

移民的主要原因就是看完新聞我什麼都不敢給家人、特別是孩子吃，我也希望能夠採取有力的措施，治理好現在這種到處是『毒』的局面。但實際情況是按下葫蘆浮起瓢，打擊一批又出現新的，感覺成效甚微。

2012年中時，最高人民法院曾公布數字稱，當年上半年全國法院共受理生產、銷售假葯、劣葯犯罪案件688件，比2011年全年收案量高出近70%;受理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案330件，接近2011年全年水平。

再往前，2011年全國法院共受理危害葯品安全犯罪案件405件，是2010年的2.75倍;受理危害食品安全案件367件，是2010年的2.16倍。

移民必要理由之四：一切為了孩子

教育部的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出國留學總人數41.39萬，比2012年增長了3.58%，這是留學人數保持兩位數增幅五年後，增速首次明顯回落，但另一個顯著特點是本科及以下學歷就讀人數增長仍然迅猛，且低齡化趨勢明顯。約80%的國人表示在能力許可的情況下，願意更早的計劃投資、移民或者直接將孩子送到國外上學。

移民必要理由之五：追求可預期的幸福生活

2014年2月1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報告稱，中國公共財政收入達到12.9萬億，人均宏觀稅負接近萬元。對此，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韋森教授稱，如果計算全國財政收入，將土地出讓金等其他收入加起來，人均要達到一萬五千元以上;如果綜合農村與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平均下來，被拿走的收入比可支配的收入還要高一些。

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幾年在收入沒有明顯上漲的同時，花銷卻連年增加。從2010年開始，物價水平開始明顯攀升，CPI同比上漲幅度最小的年度在2.6%，最大增幅時達到5.4%。在大部分一線城市裡，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3500元工資，在目前的實際物價水平下，只能算是低收入，僅能解決溫飽，如果家庭里有老幼需要供養，很容易就會陷入到入不敷出的困境中。

這就是現在大部分人生活的現狀。如果你買過車、買過房、辦過企業，就知道生活在中國，辦個事情何其繁瑣。我想離開的原因很簡單，壓力太大、活得太累，我只是想讓生活質量更高一點。」

移民必要理由之六：企業家喪失安全感的無奈

過去的3年，對於中國的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來說，也許又將是「掙扎」的一年。

年初，搜狐與華夏銀行聯合推出了「中小企業生存狀況調查問卷」，參加調查的416家中小企業中，有63.94%對中國經濟未來的走勢並不樂觀，50.72%的企業對自身未來一年的總體運行狀況表示並不樂觀。有69.47%的企業表示，不會在未來一年裡繼續投入資金，進行設備購買、企業擴張。

較高的傭金，高額的賦稅也是很多企業主選擇移民的主要原因。

③ 韋森的學術著作

《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出版）；《經濟學與倫理學：探尋市場經濟的倫理維度與道德基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文化與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經濟學與哲學：制度分析的哲學基礎》，（北京世紀文景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經濟理論與市場秩序：探尋良序市場經濟運行的道德基礎、文化環境與制度條件》（格致出版社2009年出版）。個人隨筆集有《難得糊塗的經濟學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經濟學如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思辨的經濟學》（山東友誼出版社2006年出版），《市場、法制與民主：一個經濟學家的日常思考》（北京世紀文景2008年出版），《大轉型：中國改革下一步》（中信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以及《重讀哈耶克》（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與汪丁丁和姚洋一起著的《制度經濟學三人談》2005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韋森的主要譯校和策劃翻譯的國外經濟學和社會科學名著有：米勒的《管理困境：科層的政治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蓋爾《一般均衡的策略基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肖特的《社會制度的經濟理論》（上海財大出版社2003）、賓默爾的《博弈論與社會契約》（上海財大出版社2003）和《自然正義》（上海財大出版社2009）、魯賓斯坦的《經濟學與語言》（上海財大出版社2004）、以及馬克斯·韋伯的《經濟通史》（上海三聯，2006）等。
這些年來，韋森還策劃和主編了數套譯叢，包括上海財大出版社的「當代制度分析前沿系列」譯叢，復旦大學出版社「西方經濟社會思想名著譯叢」，以及北京三聯書店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經典譯叢」等。

④ 為何說中國真正的風險點並不在於房地產

2017年中國宏觀經濟增速在觸底企穩的基礎上出現反彈，宏觀景氣、微觀績效、結構調整以及新動能培育都出現持續改善的局面，但在近兩個月又看到中國經濟開始下行調整。不少專家預測今年第三季度到明年中國經濟增速可能仍會向下走，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韋森教授也表露出了相同的觀點。

韋森：對於中國的宏觀經濟狀況，這幾年我還是一直沒怎麼改變自己的觀點，我的看法是，從去年第三季度開始中國經濟開始企穩，GDP增速開始從6.5現在回升到6.7、6.8、6.9，PPI、企業利潤也開始上升，短期中國宏觀經濟增速確實在企穩，這個是不可否認的現象。但是從10月份和11月份開始，各項宏觀經濟指標開始出現回落，PMI開始下降，PPI也開始下降，投資開始下降。大多數經濟學家都預計，今年第四季度或者明年中國經濟增速可能會往下走一走。

⑤ 個稅法修正案草案已收到多少萬條意見

6月29日起，《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開始向公眾徵求意見，截至7月27日，距徵求意見結束還有1天，該修正案草案已收到超過12萬條意見。

起征點設在什麼水平才合適？是否有必要在5000元的基礎上做進一步調整？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聶日明用數據給出了答案。他認為，測算個稅起征點的標准，需要參考職工收入的提高水平、物價變動水平和居民消費水平三個因素。

從2010年到2017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職工平均工資從每月3045元上升至6193元，上升了103%，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增長了110%。同期，全國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長81.5%，再考慮納入個稅綜合徵收的勞務報酬、稿酬等三項收入之後，統一計算。

因此，聶日明認為，本次的起征點至少要提高至8000元的水平，才與2011年的3500元水平相當。

近日，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杜莉、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韋森、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施正文等多位專家亦聯名建言稱，「工資、薪金所得免徵額應至少提高到8000元，這樣才可以回應公眾對長達7年沒有提高的個稅起征點的期待。」

部分學者支持提高起征點，但也有學者提出，降低個稅負擔，不等於要一味提高起征點，還要結合稅率和級距進行調節。

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認為，考慮到各地收入水平的巨大差異，不建議起征點在每月5000元基礎上再往上調。他同時提出，個稅設計在寬稅基的同時，應該體現低稅率、申報程序簡單等特點。企業所得稅的稅率只有25%，個稅的邊際稅率也應該降低至這一水平。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許建國也表示，5000元/月扣除標準是統籌運用多種減稅手段的結果，雖然低於部分納稅人的心理預期，但總體看是比較合適的。他表示，在征稅總額一定的情況下，個稅起征點並非越高越好。扣除額在稅收優惠上屬於普惠制，如果標准過高，一部分高收入階層減稅額度更大。

⑥ 中國經濟奇跡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麼

韋森近日在深圳召開的一次理論研討會上，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再次重申他在2008年出版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中的觀點──縣級政府間的競爭是過去30年中國經濟奇跡的根本原因。會上，還有不少國內和國際的華人學者對張五常教授的理論做了進一步的解釋和證明。 這一觀點的基本論證理路是：1989年之後，中央迅速把經濟權力下放到縣級政府，導致縣與縣之間在發展經濟上進行激烈競爭。每一個縣政府，都像一家公司，為了地方的GDP快速增長，拚命招商引資。投資者向當地政府購地建廠，賣地收益的四分之三歸縣，四分之一上繳。廠建成投產後，增值稅四分之一留縣，四分之三上繳國庫。張五常教授認為，這種中國獨特的租稅合約分成制，為地方政府發展經濟提供了強大的激勵，導致地方政府有很強的發展經濟積極性。他同時認為，這是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奇跡的根本原因，並自信這是他的一個天才理論發現。 在之前發表的一篇「地方政府競爭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因？」的專欄文章中，筆者已經指出，自改革開放以來，各級政府均把GDP增速作為考核各級政府官員行政績效的一個主要指標，確實在中國各地之間形成了一種政府間經濟績效的競爭機制。在這種「地方政府競爭」體制下，各級和各地政府都在大搞經濟建設，招商引資，大搞開發區，並且大搞政績工程或形象工程，結果，中國的各級和各地政府，均成了當地最大的「經濟發展總公司」。中國經濟過去30年的快速增長，這顯然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同意張五常教授「分成合約理論」的縣級競爭說。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最好還是回到現實中，仔細觀察和思考一下到底是誰在推動各地乃至每一個縣的經濟增長的？從形式看，縣政府作為本地的一個建設者，它要蓋大樓、建廣場、修馬路、設公園、搞綠化以及興建各種新的公共設施，這無疑是各地GDP快速增長的一個貢獻因素。但是，這種政府投資和建設項目顯然不是各地GDP快速增長的最主要原因。眾所周知，與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經濟增長主要是實體部門和製造業的增長一樣，過去20多年來，那些GDP快速增長的縣，首先且主要是製造業的快速增長，尤其是那些與出口直接相關的製造業的快速增長。除個別礦產、旅遊勝地和邊境貿易縣之外，這幾乎沒有例外。 如果過去30年中國各縣的經濟增長主要是由實體部門和製造業的快速增長所造成的話，那麼，到底是誰來做實業、做出口，開廠僱工招人生產產品？顯然不是縣政府本身，而是地方政府競爭中引來各類企業和企業家，包括外資（包括港台資本）、外省和外地企業家，以及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崛起的一些本地企業家。「商」和「資」是「招」來的，是「引」來的，不是來自國外，就是來自國內其它地方。現在從某個地方搬來了這里，不去那裡，在整個經濟總量的匯總中，應該差異不大，差異也只是開辦的新廠的生產和銷售。那麼，這能解釋全部中國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么？顯然不是縣級競爭模型所能全部解釋得了的。即使是自己在本地自發成長起來的企業，也不在他的租稅分成制的地方政府競爭模型中，那又怎麼用這種合約分成的理論程式來解釋整個過去30年的經濟奇跡？ 當然，必須看到，自1989年實行分權制改革以來，縣級競爭無疑是中國經濟這些年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在那些「百強縣」，恐怕更是如此。但是，即使我們承認這一事實，也有如下兩個問題： 第一，按照張五常教授的合約分成制解釋理路，現有的縣級財政體制安排只能是各地製造業快速發展的一個促進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倒是我們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引進了市場化的資源配置體制，加上我們趕上了中國加入WTO後的全球化浪潮，才導致我們一大批民營企業家和企業集團迅速崛起。由此來看，縣級競爭的租稅分成制合約安排，最多是提供了一個「籠子」，一個「窩」，至多是一個溫度「孵化器」，而它本身既不是「鳥」，也不是「蛋」，更不是那種能無中生有的孕生經濟奇跡的「魔瓶」。由此來看，即使縣級租稅合約分成制的理論模型是多麼天才的理論發現，最多隻是部分解釋了中國一些經濟發達的縣快速增長的「體制環境」原因，而根本解釋不了中國經濟奇跡的根本原因。 第二，要看到，盡管在珠三角、長三角以及內陸的一些百強縣等經濟發達地區對這些年中國的GDP快速增長有貢獻，但是，在過去30年中，相對於整個經濟的快速增長來說，縣級製造業、服務業以及出口業和基建還只是貢獻了很小的一部分，而過去中國GDP總量的擴張主要還是來自上海、深圳、北京、天津、廣州、重慶、青島、大連、南京、杭州等等一些超大城市的製造業、服務業以及城市基建等快速發展，以及港口、機場、高速公路、高鐵、通訊、電網、礦山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大規模投資和興建，這些才是過去3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貢獻因素和構成部分，而不是一些縣級經濟。這也不是張五常教授的縣級租稅分成制的合約理論所能涵蓋和解釋的。 （本文作者韋森，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曾在劍橋大學經濟與政治學院和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主要研究領域為制度經濟學和比較制度分析。學術著作主要有：《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經濟學與倫理學》、《經濟學與哲學》、《經濟理論與市場秩序》、《經濟學如詩》、《思辨的經濟學》以及《市場、法治與民主》等。本欄目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本文版權歸道瓊斯公司所有，未經許可不得翻譯或轉載。）

⑦ 中國的平均消費稅率、平均工資收入稅率、平均資本收入稅率大概是多少

首先任何國家的消費稅沒有辦法進行平均，煙酒在中國稅率是45%，最低3%（不包括增值稅應該是20%到30%左右）。 如果你硬是要一個數據，中國商品中所含的稅比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高：是美國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歐盟15國的2.33倍。法國是歐盟成員國，平均5.5% （不算煙酒等特殊的稅率）。所以中國是12.815%（重申煙酒火葯等另外）。

平均工資收入稅就是個人所得稅，除非你認為工資不是你應得的。這個我給你傳圖，你要自己算了。最後的資本收入我實在沒有聽過，無能為力。但懇請採納。

日本人加消費稅中國人看熱鬧。而事實上，中國的消費稅已經遠遠超過了發達國家是美國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歐盟15國的2.33倍。只是中國的消費稅以價內稅的形式出現，很多中國人看不明白。自1990年到2000年，美國幾乎實現「零通脹」，自2000年至2010年，其CPI（消費者物價指數，通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指標）一直在2%上下浮動。說白了就是美國人收入在增高但物價沒怎麼漲。而另一組數據顯示，近30年來，中國經歷了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10年至今的4輪通脹，通脹高峰CPI的漲幅分別為18%、21.9%、8.7%和當前的6.5%，這意味著人民幣的購買力在不斷下降。其中，中國商品中所含的稅比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高：是美國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歐盟15國的2.33倍。而且，相比於美國的商品價格往往會標明價外稅，中國的商品實行價內稅的方式，換言之，消費者只能看得到最終價格，卻看不到價格中有多少隱身卻逃不掉的間接稅。「這樣消費者心裡也許會好過一點，但是卻糊塗的不明白自己究竟繳了多少稅。」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韋森說。比如，在目前中國商場里出售的100元女性化妝品中，會有14.53元的增值稅，25.64元的消費稅以及4.02元的城建稅。單這三項，就占整個女性化妝品零售價格的44.19%，如果再加上生產和運輸環節的間接稅收，保守地說，政府稅收對女性化妝品的最終價格至少「貢獻」了50%以上。
又比如，一塊在內地售價為2700元的瑞士進口手錶，將包含17%的增值稅392元，30%的消費稅623元，11%的關稅267元。顯然，政府稅收對國外製造最終價格的貢獻也將近6成。

⑧ 桑德爾：什麼是正義（What is Justice）

）」。桑德爾教授系美國哈佛大學政府系講座教授、美國人文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他的學術論著包括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Justice: A Reader，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Public Philosophy: Essays on Morality in Politics，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等等。本次講座由高研院和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聯合主辦。本期講壇由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長鄧正來教授主持；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哲學研究所所長童世駿教授和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哲學系主任萬俊人教授擔任評論嘉賓。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教授、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韋森教授、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劉建軍教授，以及高研院專職研究人員劉清平、顧肅、林曦、納日碧力戈、吳冠軍、陳潤華、孫國東、沈映涵等參加了此次講壇。在正式演講開始前，鄧正來教授做了開場講話。他歡迎各位同學和老師的到來，並簡要地介紹了桑德爾教授。接著，現場播放了桑德爾教授的一段精彩的講座視頻，過後，桑德爾教授正式登上演講台為復旦的同學們作了一場期盼已久的演講。桑德爾教授首先感謝同學們的到來，期待今晚能夠了解同學們的所思所想，與同學們相互學習。由於同學們都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他相信大家對正義問題會有非常豐富的見解。桑德爾教授描述了理解正義的三種進路。第一種進路認為，正義意味著為最多的人謀取最多的快樂，也就是哲學家傑里米00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式的功利主義所持的觀點。第二種進路認為，正義不單單指人民福祉的最大化，它毋寧是一個關乎對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尊重和安全的問題。這即是約翰00羅爾斯（John Rawls，1920-2002）式的自由主義所支持的觀點。第三種進路認為，正義不是最大化人們的福祉或GDP，也不是尊重個人選擇的權利。正義的存在，就是為了讓人們生活在一個「追尋美德」的社會中，這樣將促使人們追求更有價值的目標。阿拉斯代爾·查莫斯·麥金泰爾（Alasdair Chalmers MacIntyre，1929－）便是這種觀點的支持者。接著，桑德爾教授對三種正義觀的優劣進行了分析。考慮到把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思考過於抽象，桑德爾教授引入了現實中的一個救生船的故事作為例證。一艘船在海上遇到了危險，船上的四名船員由於缺乏食物和水，急切地盼望著救援的到來。然而許多天過去了，救援一直沒有來。其中的一名船員，他是一名孤兒，在船上做侍者，因為喝了海水已經病倒了。為了能夠維持生命，另外的三名船員最後把這位生病的侍者殺死並吃掉，最後成功地獲救，回到了英國。因為殺害了那位男侍者，他們回國後被逮捕，面臨法庭的宣判。講完這則故事，桑德爾教授給同學們提了一個問題，即如果你是法官，你會怎麼給這三個人判刑，他們是否有罪？現場聽眾踴躍地舉手發表觀點，圍繞著集體的快樂是否高於個人的快樂，以及是否能把人作為工具來利用的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討論。之後，為了進一步探討功利主義的觀點，桑德爾教授又講述了另外一個關於「幸福之城」的故事。這是一座超乎想像的美好的城市，人們過著幸福的生活，只有一個人例外。在一座最漂亮的大樓的地下室里，一位孤兒孤零零地住在那裡，遭受著痛苦。但是沒有人來拯救他，因為大家知道，整座城市的幸福和美好都是因為這位孤兒遭受著痛苦。他們不願意犧牲幸福而去拯救他。針對這則故事，桑德爾教授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個幸福之城以一位孩子生活在痛苦中換取了城市的幸福，你認為這樣可行嗎？現場同學積極地表達了自己的見解。隨後桑德爾教授對同學們的討論做了梳理和總結。他認為同學們提到的兩個觀點，即正義是對個人自由的尊重以及正義是以道德為基礎的觀點，是對邊沁功利主義正義觀的否定。他還以莎士比亞《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的獨白和美國動畫片《辛普森一家》為例，討論了高層次享受和低層次享受哪個更值得追求的問題，認為要對享受做高級或低級的定性判斷，我們不能單純地以功利主義的觀點來衡量，而正義與「哪些享受是值得的」這一問題具有相關性。桑德爾教授指出：把道德轉換為功利主義的表達存在一定的困難。他以一個他在牛津大學讀書時的真實故事詮釋了他的這種說法，並結束了他的演講。桑德爾教授講述的故事幽默風趣、深入淺出，現場不時傳來熱烈的掌聲和歡樂的笑聲。評論嘉賓童世駿教授對桑德爾教授的演講發表了五點評論。首先，桑德爾教授講的三類正義觀的解釋大致對應於哲學上關於「有什麼」、「做什麼」、「是誰」等問題的回答，分別對應於功利主義、義務論和德性論。第二，道德兩難可以用不同角度加以解決。從桑德爾的講演所舉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功利主義也可以提出很有力的反對殺人、酷刑的論據。另外，桑德爾講稿中提到的道德分工可以用來證明特殊義務，而特殊義務可以證明社群主義道德理論，但承認特殊義務的那種道德分工體制本身可以用康德主義或功利主義進行辯護。第三，道德判斷的正當性取決於判斷的主體，這使得老師在課堂上運用道德例子與學生進行討論，有一定局限。他認為，桑德爾讓學生選擇的火車例子與救生船例子其實是很不一樣的：在前者，火車司機的選擇是在他之外的5個人死還是1個人死之間，而在後者，船員的選擇是在他們自己3個人死還是那個可憐的小孩死之間的選擇。第四，道德判斷的正當性取決於一些理所當然的經驗前提，特別是特定時空的條件。有些經驗條件是永恆的，比方說人會死亡等等，但有些並不是。桑德爾例子中那艘船的四個人，如果是全球剩下的最後4個人，我們怎麼看？人類這個物種生存是使道德成為可能的必要條件。在全球安全成為緊迫問題的條件下，道德考量應該觀照這一維度。第五，道德兩難可能並不一定都能得到理性的解決。關鍵的問題在於：道德兩難的解答可能並不在道德理論當中，而在道德直覺當中——甚至不在道德領域之內，而在於道德領域之外。問題的解決不是依靠特定的道德主體的苦思冥想，而是對這種兩難經常發生的那個環境的革命性改造。如馬克思所說：「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對於社會改造和人格教育來說，功利主義倒有特殊的作用。評論嘉賓萬俊人教授首先感謝了桑德爾教授的演講，然後從學理上提出了兩個問題。首先，他說在西方倫理學和政治哲學領域，人們對道德哲學主要採取三種方式。第一種是功利主義的方式，也就是價值目的論的方式，強調要均衡和計算利弊得失。第二種是康德的道義論方式，強調道德行為的正當理由。這兩種方式的終極根源都是自由主義，桑德爾教授作為自由主義的批判者，顯然不滿足於這兩種方式。桑德爾教授意圖以他的理論作為第三種方式來說明什麼是正義，但是問題在於他並沒有告訴大家什麼是正義。他建議桑德爾或許可以重新考慮柏拉圖的說法，即正義關注更多的不是人的德性，而是人的身份、角色、品格以及人在整個社會秩序中的地位。其次，萬俊人教授對把案例分析運用在正義問題探討中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因為當案例本身具有極端性的時候，它就是我們生活中的例外情形，而不是正常情形。而正義恰恰不是一種例外的情形，它關乎我們的生活、社會秩序、利益關系，是每時每地每個時代都遇到的永恆的主題。用這種例外情形的極端推理，恐怕不能解決問題。隨後，桑德爾教授對嘉賓的點評進行了簡短的回應。他認為第三種方式不光是個人道德問題，還是評價美好生活的問題。如果沒有一個對美好生活的思考和界定，我們便無法理解正義。然而道德如果只是代表個人道德，就太狹隘了。他同意萬教授的說法，認為功利主義和道義論這兩種方式是不足以分析正義問題的。用第三種方式論證正義，我們就無法避免去論證人類的好處即，是什麼使得人類的生命有意義。他也同意童教授的道德兩難不一定都能得到理性解決的說法，但是他認為是否存在正確的做法，或者哪種做法更好或更壞是無法推測的。現場的聽眾向桑德爾教授提出了許多問題，主要包括 「正義與合理相沖突時，我們應該怎麼處理？哪種處理方式對社會更有利？」 「如果我們是那個船上被殺的男孩，我們該怎麼辦？」「您認為政府現在的正義狀況如何？您在擔任小布希總統顧問時對伊拉克行動是否有建言，您提了什麼建議？」等等。桑德爾教授一一進行了解答。講座最後，鄧正來教授再次感謝了桑德爾教授的精彩演講和同學們的熱情參與。他希望同學們能夠認真思考講座中討論的問題，而不是把它當作一種消費。本次講壇中，桑德爾將其哈佛校史上聽眾最多的課堂搬到了復旦大學，吸引了復旦大學各院系師生以及外地、外校的眾多聽眾前來參加。為了便於更多的人參與，還特在經濟學院大堂進行了現場視頻直播。整個會場不僅座無虛席，而且異常火爆，被很多人認為是復旦校史上聽眾最多、最火爆的一次講座。大部分聽眾站著或是坐在地上聆聽了整場講座，並積極思考和回答桑德爾教授提出的問題。整場講座氣氛熱烈，聽眾們對知識的渴求和探索精神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⑨ 內卷產生的語言學原因

摘要 內卷」的前世今生

⑩ 目前我國正處於通貨膨脹，對此我國有什麼應對政策

降通脹是一個宏觀經濟的管理問題，中央政府具有無可置疑的管理權力，同時又承擔著無法推卸的最主要最重大的社會責任，因此，中央政府理應制定一系列有針對性的合理的政策，並有效的貫徹實施。政府具有社會經濟的宏觀管理權力和職責，政府通過其相關職能管理部門的政策措施，影響、協調、管控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行質量和運行方向。在中國，制定降低通脹相關政策措施的職能管理部門主要有：人行、財政部、發改委。為了有效降低通脹，這些權力部門應該做些什麼呢？
1、人行理應較大幅度的提高利率和匯率。人行的金融政策工具主要有：利率、匯率、銀行存款率和公開市場操作四方面。通過這些政策工具的合理運用，達到均衡市場貨幣流通量的政策目標。要降低通脹，人行就應該上調利率和銀行存款准備金率、在公開市場賣出國債，這樣就可以回籠一些市場上過多的貨幣。人行五次調高了利率（仍處於較嚴重的負利率狀態），多次調高存款准備金率至21.5%（目前世界上排位第三的超高准備金率），但就目前而言效果有限。人行的另一個政策工具就是匯率。要降低通脹，人行就應該提高人民幣匯率。提高匯率，可以刺激進口，減少出口。當進口品尤其是資源性進口品增加後，一方面可以直接降低物價，另一方面可以回籠相當的流通貨幣；當出口品減少後，有些出口企業一方面會因為匯率提高導致出口利潤降低，從而減少出口，進而直接減少對人民幣的貨幣需求；另一方面，由於國內物價上漲導致內銷利潤增加，從而增加內銷商品供應量，進而直接降低物價。盡管人民幣匯率在央行的調控下緩慢提高，但要應對嚴重通脹就不足夠了。因此，筆者以為提高利率至正利率狀態，一次性提高人民幣匯率10%，方能將過高的通脹率有效地降下來！
2、財政部理應較大幅度降低稅賦。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速幾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兩倍甚至更多。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韋森研究了化妝品的稅負：在目前中國商場里出售的100元女性化妝品中，會有14.53元的增值稅，25.64元的消費稅以及4.02元的城建稅。單這三項，就占整個女性化妝品零售價格的44.19%，如果再加上生產和運輸環節的間接稅收，保守地說，政府稅收對女性化妝品的最終價格至少「貢獻」了50%以上。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府財政統計年鑒(2007)》公布的2006年數據計算，倘若國家征稅的總量均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響不論，那麼，作為價格構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種商品售價之中的稅收數額分別為：中國700元，美國168元，日本186元，歐盟15國300元」。而在中國現行的稅制格局下，70%以上的稅收來自於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等流轉環節。剩下不足30%的稅收來自於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等收入環節。（以上內容轉引自網易博文：「為什麼中國的物價比美國高？」）。要降低通脹財政部理應首先較大幅度降低流轉稅，從而有效降低商品內含的稅負成本，以直接降低物價；其次，應該降低出口退稅率和原材料進口關稅率，可以有效減少出口增加進口，其原理與效果如同提高人民幣匯率，故不再贅述；再其次，財政部還應該減少和暫緩政府實施的大中型工程項目的資金支付，以減少市場貨幣流通量，同時減少了對基礎原材料的需求，可以間接降低物價。我認為，將總稅收降低15%左右與GDP保持同步或略高的增長速度是適宜的也是合理的，這既不會嚴重影響政府的財政支出計劃（這是超出預計的稅收收入），又可以快速有效地降低越來越嚴重的通貨膨脹，何樂而不為？何況那降低的15%的稅收本來就是不符合經濟規律向民眾多收的稅收，將它還之於民有何不妥、不該、不理？！
3、發改委理應強力制止大型壟斷國企尤其是大型原材料壟斷國企的漲價企圖和行為，這當然會減少它們的當期盈利，但與它們過去累積的高額壟斷利潤相比微不足道，況且它們還可以通過減少財務費用、業務費用和管理費用（主要是三公消費），就可以沖減甚至抵消因通脹導致的成本上升。發改委可以緩批甚至不批新建大中型項目，以有效減少貨幣需求和對基礎原材料的需求，從而有效降低物價；發改委還可以聯合交通部等部委較大幅度降低過橋過路費等等商品流通環節的過高的不合理的收費。
三、企業對策。通脹傳導到企業，必然導致企業成本上升。企業的逐利本能促使它將上升的成本轉嫁到其產品價格上，而且其產品價格的上漲幅度往往要大於其成本的上漲幅度，因為這是一個合理的容易被其客戶接受的提高企業利潤的大好機會，企業的管理者們大多不會放棄這樣的「天賜良機」。這也是通脹一旦形成便會加速的一大原因！但這一因應通脹的對策近期對企業有利，將來會因通脹加劇導致居民喪失購買力反倒導致企業虧損甚至倒閉。因此，將產品價格的上漲幅度控制在成本的上升幅度以內才是有遠見的負責任的企業對策。當然，這需要大多數企業都採取這一對策，才會產生降通脹的良性效果。在此，筆者強烈呼籲睿智的企業管理者們，將你們企業的產品價格上漲幅度控制在成本上升幅度以下，用行動表達一下你們企業的社會責任！
四、居民應策。居民就是在某一地域生活一年以上的人。居民會切身體會到通脹的壓力，為了減少將來的通脹壓力，居民們往往會超量購買生活必需品，這大大的刺激了市場需求，從而助推了物價的進一步上漲。在負利率的情況下存錢不如存貨，居民們的應策無可厚非，但這是對居民短期有利長期有害的應策，因為這會助推通脹。為了降低通脹，居民們合宜的行為應當是：除了必要的消費，取消或減少一切不必要的消費！能在家餐敘的就不要去餐館了，能用的手機、開著還行的私車······，就不要去換新的了，能不出去旅遊的就不要去旅遊了，宅在家裡與家人多多交流豈不是可以加深親人間的感情？我願在此懇切的呼籲居民們尤其是那些具有非必要消費能力的居民們，取消或減少一切非必要性消費，既可以為降低通脹出點力，又可以省下那些金錢，待到物價較大幅度下降時再更多更好的消費，豈不是更劃算？
五、後果迥異。如前文所述，我國目前的這波通脹是「貨幣竄動型通脹」，誰的手裡握有大量的貨幣？當然是富人。富人們為了更加富有必然會去投資，於是乎近乎瘋狂的投資浪潮無法避免地拉動物價快速上漲。通脹的初期傷害的是窮人，使他們喪失了消費能力；通脹的中期傷害的是中產，使他們喪失了一部分的非必要性消費能力，於是出現了消費需求下降而物價繼續上漲同時並存的局面；通脹的後期傷害的是富人，因為這時期的中產已經喪失了大部分的非必要性消費能力，消費需求大幅度降低，導致資產價值快速且大幅度下降，富人們擁有的財富也大幅度縮水，有些負債投資的富人恐怕只有選擇自殺以逃避債務了。如果政府不採取必要而有效的措施，企業和居民不採取符合自身長遠利益的行為，悲劇將無可避免地發生，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因為我們的不當行為而受到嚴重傷害！相反，如果政府採取了合理而有效的措施，企業和居民採取了符合自身長遠利益的行為，物價就會逐漸下降。
就目前的狀況看，政府的政策不太合理，央行小幅度加息大幅度曾加存款准備金率，這如同隔靴搔癢，財政部只減少了個別進口品的進口關稅就別無作為，發改委幾個月前批准了成品油價格的上漲卻同時阻止終端商品的價格上漲更是讓人匪夷所思，其決策者似乎有思維錯亂的精神病症狀。這些決策者們真的不知道降通脹的正確的政策措施和行為嗎？當然不是，他們只是不想做、不能做罷了！如此下去，等待著我們的就只能是通貨膨脹導致的經濟危機了！